陇南徽县图书馆

南秦州，为东晋时前秦苻坚所设置的州级区划，与北部秦州、南边的梁州各辖一域。前赵建立后，仇池独立，建武都郡，南秦州一名消失。后东晋据有其地名，仍建置武都郡。北魏政权时期，这里建有秦、梁州，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的历史地图中，也没有这个建置。但翻检史书，却不时有“南秦州”及其州刺史浮现，可见，南秦州设于北魏时期，曾作为重要的地理行政区划出现。
  作为历史时期一个重要的区划，尽管其设置时间不长，但却是历史进程和区域地方地缘政治关系的重要反映。有必要厘清这一历史存在，以期复原历史真实并再现当时的区域民族间关系与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本文拟根据史料文献，梳理出北魏时期南秦州区划析置的时间、缘由与功能特征，以再现其在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
  一、文献所见北魏南秦州行政区划的建置沿革
  秦州之名最早始于魏文帝元年（220），西周时，伯益之后非子因替周孝王养马有功，颇受赏识，孝王赐其舜时伯益的“嬴”姓，并“封其地为附庸，邑之秦（今清水、张川一带）”，“秦地”一名即由此而来。北魏秦州的建置设置，亦与此相关。南秦州，无疑亦是原处秦州之设。
  要梳理南秦州的建置沿革，当先了解秦州及其辖域。《魏书·地理志》载：“秦州，治上邽（封）城。领郡三，县十二。”②具体如表1所示：
  从以表1、表2可以看出秦州与南秦州的设置及其变化，以及相应的区域范围。而相关的两级区划的设置时间与沿革的具体内容，尚需从历任的秦州与南秦州的州牧及相关职官的设置中寻找端倪。历任秦州官员列表如表3所示：
  从以上诸表可以看出，北魏政权直到太平真君年间才对秦州地区形成正式行政管辖。在这之前，当地还处于氐人的控制之下。太延五年（439）春正月庚寅，“以故南秦王世子杨保宗为征南大将军、秦州牧、武都王，镇上邽”①。杨保宗（？一443），清水氐人，杨玄次子，429年继位。432年，杨难当以保宗为镇南将军，镇宕昌。杨保宗谋袭杨难当，事洩，难当囚之。435年，杨难当释杨保宗，遣其镇守董亭（今甘肃武山南）。
  在氐人控制期间，秦州的战略地位主要体现在控制秦州及其以南的当地诸羌。这一点从杨保宗的职衔——“镇南将军、镇宕昌”即可窥见一斑。杨保宗作为前武都政权的第三任君主，被后武都政权仇池首领杨难当委以此职并镇宕昌，明显是为了实施南向控制的战略政策。如果将保宗的职称与难当后权限进行综合考虑，则其战略指向更加明显。难当后废黜杨保宗，自称“都督雍、凉、秦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无疑是针对仇池政权的核心控制区域，而都督凉州，则表明了其西向战略，是由与北魏政权博弈的时局所决定的。而其后方，即南向区域，则在其全盘布局中为最薄弱环节，大概正是考虑到此缘故，难当才解除了对保宗的囚禁，并令保宗担当起南向控制氐羌地方的重任。
  早在前秦时期，氐人苻坚于371年灭仇池之后，专门在秦州与梁州之间独设南秦州的缘故，大概也在于此，即秦州独立向西布局，而南秦州则独立应对羌人势力。
  但是，仅从《魏书·地理志》尚无法明确获知北魏时期南秦州的建置时间，特别是南秦州析置的时间更是无从查考。下文拟从以秦州为核心的北魏区划演进过程，分析南秦州建置沿革的过程及其区划的行政功能与价值。
  二、从北魏经营河西看秦州的置废与战略地位
  北魏迁都洛阳后，太延五年（北凉永和七年，439）七月，以原据姑臧的故南凉主秃檀之子、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进逼北凉。八月，拓跋健获得河西（即河西走廊、泊水流域一带）畜产二十余万，同时，由源贺引兵招慰城附近原诸部下三万余落，专攻姑臧。九月，北凉主沮渠牧犍之侄沮渠万年率部降于魏。姑臧城溃，北凉主率文武官员五千余人出降。自此，北魏控制范围西至河西走廊西端。
  与此同时，北魏向西南方向亦大举用兵。《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载：“河间公齐，烈帝之玄孙也……刘义隆将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复授齐前将军，与建兴公古弼讨之，遂克仇池，威振羌氐。复赐爵河间公，与武都王杨保宗对镇骆谷。时保宗弟文德说保宗闭险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边因知之，密告齐。齐晨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诏。’保宗出，齐叱左右扶保宗上马，驰驿送台。诸氐遂推文德为主，求援于刘义隆。义隆遣将房亮之、苻昭、啖龙等率众助文德。齐击斩杀龙，擒亮之。氐遂平。”①武都氐人由于长期在秦州地区活动，已经形成一定的势力基础，因此，北魏在秦州建置，首先是为了管理羌氐部族。
  北魏太延五年（439），氐人首领杨保宗与兄杨保显投奔北魏，魏主以保宗为“征南大将军”“秦州牧”“武都王”，镇守上邽（甘肃天水），并把公主嫁给他。此时，杨保宗镇守上邽，而以甘肃西和县大桥乡南部西汉水和洛峪河交汇处的仇池山古城址为中心的仇池国，以及向北至董亭的区域，则仍在杨难当的控制范围之内。可见，保宗的叛离，使难当失去了与北魏政权争夺河西走廊的机会，但其原先委任保宗控扼仇池以南的战略大局，却成为其坐镇仇池并在北魏重压之下仍得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因此，北魏时期以上邽为中心的秦州，其区划意义的南向价值并不亚于攻夺河西控制权的基地价值。
  太平真君年间，北魏对凉州的控制，为其施展控制西域的战略打下了基础。而其实现对河西、西域的战略，基础仍落实在秦州。在北魏政权大展宏图的过程中，区划的设置与军事战略格局亦是明显对应的。《魏书·世祖本纪》载：
  太平真君六年（445），夏四月，诏秦州刺史、天水公封敕文击慕利延兄子什归于桴罕，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以西兵袭鄯善。……（九月）河东蜀薛永宗聚党盗官马数千匹，驱三千余人入汾曲，西通盖吴，受其位号。秦州刺史、金城公周鹿观率众讨之，不克而还。……七年（446）三月，金城边同、天水梁会反，据上邽东城。秦州刺史封敕文击之，斩同，众复推会为帅。②
  秦州刺史、天水公封敕文南击桴罕（今甘肃省临夏县）吐谷浑，而凉州以西兵西向西域战场。秦州的力量亦在其东向被调用，则秦州在北魏前期成为军事交通枢纽，但仍以南向为主。这些原因，大概正是北魏政权析秦州置南秦州的战略考量。
  秦州扼控东西通道与南北纵道的战略地位，在刘宋朝经营仇池氐时期即已有明确的表现。《魏书·古弼传》有载：
  刘义隆遣将裴方明等击南秦王杨难当，难当遣使请救兵。未至，难当奔上邽，方明克仇池，立杨玄庶子保炽。于是假弼节，督陇右诸军。义隆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屯仇池，弼与平西将军元齐邀崇之于浊水，临阵擒之，其众走还汉中。弼等从祥郊山南入，与东道将皮豹子等讨仇池，遣永安侯贺纯攻义隆，塞狭道。守将姜道祖退守狭亭，诸将以山道险峻，时又雪深，用马不便，皆迟留不进。弼独进军，使元主（齐）、贺纯等击狭亭，道祖南走，仇池平。未几，诸氐复推杨文德为主，围仇池。弼发上邽、高平、汧城诸军讨之，仇池围解，文德走汉川。时豹子督关中诸军次于下辨，闻仇池围解，议欲还军。弼使谓豹子曰：“比连破贼军，恐彼君臣未体大分，耻其负败，或来报复。若其班师，寇众复至，后举为难。不如缮兵练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来，以逸待劳，百胜之策。”豹子乃止。世祖闻之，曰：“弼之言，长策也。制南秦，弼谋多矣。”①
  南朝宋主刘义隆与北魏的战略争夺过程中，盘踞仇池的氐人势力是一个突破口，而北魏亦对这一南北纷争战略节点的重要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在裴方明克仇池之后，北魏以弼节为将，督陇右诸军进行反击；同时，亦在东道让皮豹子及永安侯贺纯等齐攻仇池，最终将宋之仇池守将胡崇之和狭亭守将姜道祖击走，收复仇池。收复仇池之后，弼节依然提出重防“南寇”的战略，并为世祖所认可，以为“长策”。因此，当秦州兼具北魏政权西向与南向战略的地理价值之际，将区划析置，形成专门控制的功能化专职，成为一种必要。南秦州的析置，其战略指向明矣。
  三、南秦州的析置及其功能的强化
  太平真君朝后期（451）直到太安年间（455—459），北魏在秦州的控制是相对稳定的，即使在太安五年（455）秦州一带及其以北大面积地区发生旱灾，北魏政府仍能通过赈济与市籴加以抚慰，并通过“有流徙者，谕还桑梓”②的政策来稳定当地的局势。北魏政权在当地所置官员的配员情况亦可反映这一时局，到正始年间（504—508）北魏于梁、秦二州，只设邢峦一位刺史兼治二州③，可见北魏在当地的统治是有效、有序的。
  《魏书·汝阴王传》载：汝阴王孙“天赐第五子修义，字寿安。涉猎书传，颇有文才，为高祖所知。自元士稍迁左将军、齐州刺史……修义为政，宽和爱人，在州四岁，不杀一人，百姓以是追思之。迁秦州刺史……二秦反，假修义兼尚右仆射、西道行台、行秦州事，为诸军节度。修义性好酒，每饮连日，遂遇风病，神明昏丧，虽至长安，竟无部分之益。元志败没，贼东至黑水，更遣萧宝夤讨之，以修义为雍州刺史”④。拓跋天赐，于和平三年（462）封拜镇南大将军、虎牢镇都大将，则其第五子修义迁秦州刺史，遭遇“二秦反”则至少在十多年之后。文献中明确记载，秦州地方的民情变故发生在太和年间。太和元年（477）春正月己酉，秦州略阳民王元寿聚众五千余家，自号为冲天王。……太和十有一年（487），六月辛巳，秦州民饥，开仓赈恤。癸未，诏曰：“春早至今，野无青草。上天致谴，实由匪德。百姓无辜，将罹饥馑。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内外股肱之臣，谋猷所寄，其极言无隐，以救民瘼。”①事情虽由自然灾害而起，但给区域内部的社会控制带来压力，从而促使当地氐羌人的反抗势头愈发强劲。
  （正始）三年（506）春正月……壬申，梁秦二州刺史邢峦连破氐贼，克武兴……秦州民王智等聚众二千，自号王公。寻推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年号建明。②
  永平三年（510）春二月……壬子，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州郡捕斩之。癸亥，秦州陇西羌杀镇将赵俊，阻兵反叛，州军讨平之。三月……高丽、吐谷浑、宕昌诸国并遣使朝献。③
  秦、梁二州不仅出现氐羌人的反叛，释门亦反，反映出北魏政权在这里的统治危机。而南秦州一名的出现，则在延昌四年（515）：
  （延昌）四年夏四月，梁州刺史薛怀古破反氐于沮水。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击破氐贼，解武兴围。六月，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④
  这时候，不仅梁州、秦州不再由一位刺史兼治，而是各自派遣有专职的刺史。同时，最迟在延昌四年，南秦州已经被析置出来，并且，南秦州的区划功能日益突显。
  神龟元年（518）春正月，秦州羌反。……二月戊申，嚈哒、高丽、勿吉、吐谷浑、宕昌、疏勒、久未陀、末久半诸国，并遣使朝献。……三月，南秦州氐反，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喻之。吐谷浑国遣使朝贡。⑤
  正光二年（521）春正月，南秦州氐反。⑥
  正光五年（524）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太提据城反，自称秦王，杀刺史李彦。诏雍州刺史元志讨之。南秦州城人孙掩、张长命、韩祖香据城反，杀刺史崔游以应太提。太提遣城人卜朝袭克高平，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太提寻死，子念生代立，僭称天子，号年天建，置立百官。⑦
  从秦州与南秦州的情势可以看出，这里的羌、氐部落各不统属，秦州以羌人部落为主，而南秦州则以氐人部落为主，这大概也是北魏政权将秦州析分为二的原因，以实现对羌人与氐人的专门控制。
  尽管把南秦州从秦州中析置出来，但似乎并未有效地控制住两地的羌氐部族，这当然与北魏政权的统治方式有关。因为不仅是羌氐部族在反叛，就连秦州和南秦州城内的城民都在反抗北魏的统治。
  北魏政权统治失灵，盖因北魏派往地方治理的长官飞扬跋扈。“初……关陇平，（王）斤徙镇长安，假节，镇西将军。斤遂骄矜，不顺法度，信用左右，调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汉川者数千家。而委罪于雍州刺史阳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①而北魏时期，不止一任秦州刺史行事不端。
  《魏书·河间王传》载：“琛字昙宝，幼而敏慧，高祖爱之。世宗时，拜定州刺史……腾屡为之言，乃得兼都官尚书，出为秦州刺史。在州聚敛，百姓吁嗟。属东益、南秦二州氐反，诏琛为行台，仍充都督，还摄州事。琛性贪暴，既总军省，求欲无厌，百姓患害，有甚狼虎。进讨氐羌，大被摧破，士卒死者千数，率众走还。”②氐羌的势力并不易瓦解，由此可见，对氐羌实行分割而治，显然是区划构建的基础。而这种区划的再配置，无疑对北魏的区域管理与社会控制是有一定作用的。在饱受战乱之后，两州城民从原来的响应羌氐人反抗北魏的统治者，转而杀羌酋而“自行州事”。对此，《魏书·萧宗本纪》记载得非常清晰：
  孝昌元年（525），秋八月辛未，曲赦南、北两秦州。二年（526）九月，莫折天生请降，萧宝夤使行台左丞崔士和入据秦州。天生复叛，送士和于胡琛，杀之。……三年（527）春正月，东秦州刺史潘义渊以汧城降贼。高平虏贼逼岐州，城人执刺史魏兰根，以城应之。……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杀莫折念生，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自行州事，遣使归罪。③
  而两州城民“自行州事”之后，北魏开始加强对这里的管控。对南秦州，先是采取安抚措施，如以博学经史、年轻时曾带领乡人抵御乱民有功的裴骏经营南秦州。《魏书》载其“出为征虏将军、益州刺史。宣善于绥抚，甚得羌戎之心。复晋寿，更置益州，改宣所莅为南秦州”④。后又以“颇有识尚”的杜铨之子杜祖悦“迁天水、仇池二郡太守，行南秦州事”⑤，即以郡太守的身份行南秦州事。
  而对秦州羌人，则施以严厉措施。正光二年（521）三月己丑，以持节、骠骑将军、泾州刺史贺拔岳为仪同三司、岐州刺史，以持节、车骑大将军、渭州刺史侯莫陈悦为仪同三司、秦州刺史。⑥侯莫陈悦的调任，正是北魏政权对秦州地区加强管控的重要举措。
  之后，北魏政权更是派“猛暴”之人坐镇秦州，即京兆王后裔拓跋暹。“暹，字叔照。庄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杀害。庄帝还宫，封汝阳王，迁秦州刺史。先时，秦州城人屡为反覆，暹尽诛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531），除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①选派这样一位以屠戮见长的官员，其目的显然是加强对秦州城的管理。而紧接着，于北魏永安三年（530），又让以军功见长的济阴王之孙拓跋丽任秦州刺史，镇压反抗势力。
  丽，字宝掌。位兼宗正卿、右卫将军，迁光禄勋，宗正、右卫如故。时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吕苟儿为主，号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泾州人陈瞻亦聚众自称王，号圣明元年。诏以丽为使持节、都督、秦州刺史，与别驾杨椿讨之。苟儿率众十余万屯孤山，列据诸险，围逼州城。丽出击，大破之，便进军永洛。贼徒逆战，丽夜击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儿于孤山，乘胜追奔三十里，获其父母妻子，斩贼王五人。其余相继归降，诸城之围，亦悉奔散。苟儿率其王公三十余人诣丽请罪。椿又斩瞻。丽因平贼之势，枉掠良善七百余人。世宗嘉其功，诏有司不听追检。拜雍州刺史，为政严酷，吏人患之。②
  吕苟儿，秦州羌人，曾任州主簿职。吕苟儿与泾州人陈瞻等聚众反，事发于正光年间。《魏书·杨播传》记：“正光五年（524），除辅国将军、南秦州刺史。时南秦州反叛，路又阻塞，仍停长安。转授岐州，复除抚军将军、卫尉卿。转左卫将军，又兼尚书右仆射，驰驿诣并肆，赍绢三万匹，募召恒朔流民，拣充军士。不行。寻加卫将军，出除都督雍南豳二州诸军事、本将军、雍州刺史，又进号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除吏部郎中，出为平西将军、南秦州刺史，加散骑常侍。”③此处虽是言及杨播的升迁、转职过程，从中却不难看出，南秦州之乱令朝廷深感棘手，遂不得不令杨播离开南秦州后复归，以理州事。而南秦州之羌乱，具有一定的地方性与族群性，需要一位对当地事务熟悉之人来处置。这也突显了南秦州与周边秦州、梁州地方管理的差异性，以及南秦州独立建置的必要性。
  景明初（500），氐人武兴王杨鼠之子“集始来降，还授爵位，归守武兴。死，子绍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虏将军、汉中郡公、武兴王；赠集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安王”④。肃宗熙平元年（516），“八月己酉，月在奎，十五分蚀八。占曰‘有兵’。神龟元年（520）三月，南秦州氐反，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喻之”⑤。正光元年（520），“十二月甲寅，月蚀。占曰‘兵外起’。二年（521）正月，南秦州氐反。二月，诏光禄大夫邴虬讨之”①。
  氐人杨鼠官拜南秦州刺史后，氐人的不满实际上依然未能解决，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521年。这期间，北魏朝廷依旧倚仗王室亲王出任南秦州刺史。南安王元诱（484—520，元熙弟），“字惠兴。自员外郎稍迁通直郎、太子中庶子、征虏将军、卫尉少卿，出为右将军、南秦州刺史。叉斩之于岐州，妻子得不坐。追赠车骑大将军、雍州刺史，后赠仪同三司。”②这里的南秦州一词，是《魏书》中所见年代最晚者。
  由南秦州及其南秦州刺史之设，自延昌四年（515）至正光二年（521），其间正值羌氐反复无常。可见，南秦州的析置，正是针对地方羌氐势力错综复杂的应对。也正是因为南秦州的析置时间并不长，导致秦州设置在文献中的记载与南秦州的记载相互混淆，以至错乱。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以仇池为核心的羌氐族群活动区域确曾在北魏统治期间单独设置过州级行政区划，而析置的缘由，正是局部区域民族关系的处置需求。而新区划的析置，正是为了加强对区域内部羌氐部族的管理和控制。
  四、南秦州的区域交通关系
  从区域交通地理关系上，亦可反映出南秦州的析置与地缘政治关系的对应。《魏书·皮豹子传》载：
  皮豹子，渔阳人。少有武略。泰常中（416—423）为中散，稍迁内侍左右。世祖时，为散骑常侍，赐爵新安侯，加冠军将军。又拜选部尚书，余如故。出除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淮阳公，镇长安……真君三年（442），刘义隆遣将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杨难当，遂陷仇池。世祖征豹子，复其爵位。寻拜使持节、仇池镇将，督关中诸军，与建兴公古弼等分命诸将，十道并进。四年（443）正月，豹子进击乐乡，大破之，擒义隆将王奂之、王长卿等六人，斩首二千余级，俘获一千人。
  豹子进军下辨，义隆将强玄明、辛伯奋弃城遁走，追斩之，悉获其众。义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镇仇池，至汉中，闻官军已西，惧不敢进，方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与司马楚之至于浊水，击擒崇之，尽虏其众。进至高平，义隆将姜道祖降，仇池平。未几，诸氐复反，推杨文德为主以围仇池。古弼率诸军讨平之。时豹子次于下辨，闻围解，欲还。弼遣使谓豹子曰：“贼耻其负败，必求报复。后举为难，不如陈兵以待之。”豹子以为然。寻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诸军事，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仇池镇将、持节、公如故。十一月，义隆复遣杨文德、姜道盛率众二万人寇浊水，别遣将青阳显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浊水城兵射杀道盛，豹子至斧山，斩显伯，悉俘其众。豹子又与河间公元齐俱会于浊水，贼众震恐，弃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杨难当归命，诏送杨氏子弟诣京师，文德以行赂得留，亡奔汉中。义隆以文德为武都王，给兵二千人守葭芦城，招诱氐羌，于是武都、阴平五部氐民叛应文德。诏豹子率诸军讨之，文德阻兵固险拒豹子。文德将杨高来降，引诸军向其城，文德弃城南走，收其妻子、僚属、军资，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师。义隆白水太守郭启玄率众救文德，豹子分军逆击，大破之，启玄、文德走还汉中。兴安二年（453）正月，义隆遣其将萧道成、王虬、马光等入汉中，别令杨文德、杨头等率诸氐羌围武都。城中拒之，杀贼二百余人。豹子分兵将救之，至女磊，闻贼停军，豹子遣人于祁山取马，欲往赴援。文德谓豹子欲断其粮运，回军还入覆津，据险自固。义隆恐其辄回，又增兵益将，令晋寿、白水送粮覆津，汉川、武兴运粟甘泉，皆置仓储。豹子表曰：“义隆增兵运粮，克必送死。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唯仰民兵，专恃防固。其统万、安定二镇之众，从戎以来，经三四岁，长安之兵，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颜枯悴，窘切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为唇齿。计文德去年八月与义隆梁州刺史刘秀之同征长安，闻台遣大军，势援云集。长安地平，用马为便，畏国骑军，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人，称台军不多，戍兵鲜少，诸州杂人，各有还思，军势若及，必自奔逃，进军取城，有易返掌。承信其语，回趣长安之兵，遣文德、萧道成、王虬等将领，来攻武都、仇池，望连秦陇。进围武都，已经积日，畏臣截后，断其粮路，关镇少兵，未有大损。今外寇兵强，臣力寡弱，拒贼备敌，非兵不拟。乞选壮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无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驰闻，损失城镇，恐招深责。愿遣高平突骑二千，赍粮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对贼虏。须长阙、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粮者，民之命也；虽有金城汤池，无粮不守。仇池本无储积，今岁不收，苦高平骑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请遣秦州之民，送军祁山，臣随迎致。”诏高平镇将苟莫于率突骑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征豹子为尚书，出为内都大官。①
  这里的重要信息有二。首先，“秦雍荆梁四州诸军事”是作为一个整体区域进行军事部署的，也就是说区域的完整性在。其次，是皮豹子打击义隆的作战路线。皮豹子的作战路线是高平—下辨—汉中，高平—浊水—覆津—葭芦城。
  下辨，最早为秦置，属陇西郡，汉下辩道，属武都郡，治所在今甘肃成县西北抛沙镇广化村。浊水，又名白水。《水经注》曰：“（浊）水出浊城北，东流与丁令溪水会。其水北出丁令谷，南遥武街城西，东南入浊水。浊水又东通武街城南，故下辫县治也……今广业郡治。”②浊水即今西汉水，浊水城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即标注在西汉水北岸。葭芦城，即仇池武都国的国都所在，在今文县。
  覆津，隋大业三年（607）复置武都郡，其所辖七县中即有覆津县，在今武都西南。
  高平，在今天的宁夏固原。文献所载皮豹子的两条作战路线，一是往汉中方向，一是往仇池国都方向。其中向汉中一线，从下辨东南方向，当时只有翻越青泥岭走青泥道可行。“青泥岭，在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即今通路也。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青泥岭。”《元和郡县志》亦载：“青泥岭，在兴州长举县西北接溪山东，即今通路，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名青泥。”①也就是说，青泥道在东晋十六国至北魏期间，就是沟通汉中与略阳之路。
  南秦州区域内的重要交通路线，正是以下辨为北接腹地的门户，南向形成浊水城、葭芦城、汉中等多条线路，形成向南方向的扇形延展，是控制羌氐地区最为有效的战术布局，从自然地理条件上看，这种区域的析置是最为合理的，有利于强化军事控制与打击功能。
  五、结语
  北魏时期，在西向经略河西走廊的过程中，在秦州及其以南的方向，始终受到来自氐羌人的反抗，因而造成北魏军事势力在西向发展的过程中羁绊于秦梁诸州而无以为计。对于一个集权的政权而言，要实现对地方的有效管理与控制，行政区划是经营地方成败的关键。而行政区划划分的模式与地方地缘关系的发展又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行政区划的演变轨迹，即是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格局的直接表现，而其变动，则更加体现了政治因素的复杂关系。北魏时期南秦州的析置，即凸显了当时区域民族关系，以及区域间协防与军事战略关系、区域行政区划在地方社会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