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通过上述对徽县境内佛教遗迹的梳理，可知无论是石窟寺的开凿，寺院的兴建，还是佛塔的修筑，均与徽县境内古代交通路网的形成和变迁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不同时期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背景等紧密相连。
  源于印度的佛教，正是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而逶迤东传，到南北朝时期已被中国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这一时期陇南周边的秦州（甘肃天水）、梁州（陕西汉中）、益州（四川成都）等地佛教均已十分盛行，如前所述，山大沟深的陇南一来缺乏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镇的支撑，二来长期处于南北政权的夹缝之中，动荡不安，佛教难以立足。但作为连接巴蜀、关中和陇右的交通要道，也不乏佛教的踪迹。如前秦时期，仇池国主杨毅之弟杨宋奴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杨佛奴、杨佛狗①，这表明佛教已被仇池上层贵族所接受。西和县境内的法镜寺石窟，其开凿时代不晚于北魏中期，亦是目前所知陇南境内最早的石窟寺。②凉州僧人释僧朗在北魏攻陷凉州后被掠往魏都平城（山西大同），在随魏军东返途中，他与同伴中途逃跑，“……七日达于仇池，又至梁汉，出于荆州，不测其踪”①。文中的仇池即指陇南，僧朗逃往荆州，当是循平凉、天水、河池、略阳、汉中这条道路前行。实际上早在三国时期，经河池南入汉中就是一条重要线路，如张鲁割据汉中，曹操于建安二十年（215）由陈仓出散关至河池，遂东南征张鲁，大败之于阳平关，张鲁溃奔巴中②，可见曹操也是经河池、略阳攻入汉中的。到唐代时，关于这条线路的记载更为清晰，如《续高僧传》卷二十二《益州福胜寺释道兴传》载：“释道兴，姓刘，本住秦州……避难投蜀至河池县……既至蜀川，年满具进，常行兰若头陀食……以显庆四年（659）终于福胜。”③
  佛教在陇南境内的传播也与唐宋以来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陇南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是以成县为中心的西汉水上游的西和、礼县一带，隋唐统一全国后，帝国经济一片繁荣：“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④据《元和郡县图志》《通典·食货典》《新唐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唐代陇南的经济作物、药材、矿产、食盐、棉绸等均已非常有名，这些产品的流通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陇南境内交通和商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到宋代，陇南又成为宋金对峙的主战场，双方数十万大军常年屯驻于此，粮食、武器、马匹的巨大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巴蜀之间嘉陵江水道与汉中和陇南之间陆路交通的建设，以及两宋政权与吐蕃之间茶马贸易的发展。正是在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徽县境内以青泥道为主线的关陇、巴蜀之间的路网得到全面形成和完善。公元759年，流寓秦州的诗人杜甫经盐官、西和至同谷，小住后即沿青泥道入蜀投奔严武。在此期间，他还曾前往两当县西坡拜访老朋友御史吴郁。不管杜甫是从秦州还是从同谷前往两当，这些材料均表明当时徽县境内交通线路是十分发达的。
  位于徽县水阳乡姚坪村的佛爷崖石窟在窟龛形制上与麦积山石窟西魏至北周阶段流行的帐形龛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龛内四佛并列的造像组合形式也很有特点，特别是3号龛内的倚坐姿佛像，与麦积山隋唐之际的013、037、067窟内的阿弥陀造像，以及同时期西安地区的隋唐造像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从造像特征、衣着服饰等方面分析，其具有较多隋唐阶段造像的特点：佛螺纹高髻，面形圆润，端庄挺拔，穿垂领式或圆领通肩袈裟，衣纹雕刻刀法为减地直平阶梯式，坐姿为倚坐或结跏趺坐，佛座为2～3重仰莲瓣式莲花座。在大龛外两侧小龛内浮雕的护法天王体姿略呈S形，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动感十足，颇具盛唐武士造像的风范。由此可见，佛爷台石窟在龛形上继承了北朝晚期流行的垂幔式帐形龛，造像题材和内容上表现的仍然是北朝晚期盛行的大乘佛教思想，故其开凿时代大致应在隋末唐初。其也是徽县境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石窟寺。从周边调查情况看，佛爷崖后方坡地上可能存在佛寺遗址。
  值得注意的是，水阳乡姚坪村恰处于固镇（今徽县城关镇）通往青泥道的交通线路上，经姚坪前行五公里过文家池，左拐则进入青泥古道，右拐即可经大河店乡进入宋代新开的白水路古道。佛爷崖恰恰位于两条古道的交汇处，表明唐代时此地应是徽县境内一处重要居落点。从造像题材及风格分析结果看，无论是大龛样式，还是主尊佛像的造型、服饰等，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粉本应来自当时佛教中心地区，主持者或功德主显然熟悉这一切。但从主尊组合样式及胁侍菩萨略显零乱的着装，以及四个大龛周边布局零乱的小龛来看，虽然大龛整体布局具有统一性，但具体开凿过程中，似乎又有许多信众属临时或随后参与，各自表达本人心愿。因为四佛并不是当时盛行的佛教造像组合题材，且这种排列方式与佛教密宗五方佛观念亦有很大差别。且大龛主尊两侧胁侍菩萨和小龛内坐佛的雕凿技法均非常粗拙，服饰穿着方法、衣纹线条、身姿等均与标准样式有很大差异，带有强烈的地方性特色。种种信息表明，佛爷崖应是由当时沿着青泥道南来北往的信众共同出资开凿的石龛，也并非一次性完成，最常见的方式可能是过往信众出资，委托附近村落寺院内僧人雇用当地工匠雕凿。
  另外，佛爷崖窟龛规模不大，且无后世修缮痕迹。这表明当时此地居住人口不多，仅仅因为青泥道而形成聚居区。这也与相关文献记述相符合，在“安史之乱”前，河池郡领梁泉、两当、河池、黄花四县，“户五千三百七十，口二万五千五百二十”①。“安史之乱”后，凤州河池郡下辖梁泉、两当、河池县，人口略有增加：“总户数五千九百一十八，口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七。”②可知，当时徽县境内包括两当在内，总人数亦没有超过三万人，佛爷崖所在的姚坪一带人口定不会太多，只是由于地处青泥道的重要路口，则出现了这处佛教遗存。
  徽县境内另一处可能为唐代遗存的当属栗川镇郇家村宋代佛塔原址。由于该塔为宋代重建，寺院为明清重建，故原貌不详。但就栗川镇在唐代的地理位置而言，正处于同谷（成县）经青泥道或白水道入蜀的必经之地，且成州是唐代继西汉水流域后陇南境内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诗人杜甫在《发秦州》一诗中写道：“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从诗中可知，唐代属同谷管辖的栗川经济条件较好，这一带唐代遗存相对较多，如位于成县凤凰山口的大云寺（睡佛寺）遗址，即建于盛唐时期，迄今仍保留有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李叔政墨书题壁。③虽然窟内造像为后世重塑，但崖壁上尚存部分唐代窟龛及造像残迹。因此，当时栗川建有唐代佛寺及塔是很有可能的。
  古代文献中关于徽县境内唐代佛寺的记载不甚清楚，仅《徽县志》转引明代碑记称青泥岭主峰铁山东侧的圣善寺建于唐代，但并无明确的相关实物资料。这表明唐代徽县境内佛教寺院确实很少，与当时境内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有很大关系。宋代时，特别是南宋时期，作为巴蜀右翼屏障，徽成一带山区成为宋金对峙的主要战场，双方曾在两当、河池、大散关一线反复争夺。①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时徽县境内的佛教传播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从前述材料看，仅伏镇永昌寺和虞关镇罗汉洞石窟大致可以确定开凿于这一时期。其中永昌寺现已无宋代遗存，罗汉洞遗存于1957年宝（鸡）成（都）铁路修筑过程中损毁较多，仅保留有部分塑像残块。
  明清时期，除零星动荡外，陇南政局总体稳定，当地农业发展、水利建设、道路修筑、商业贸易、文化教育等都有了长足进步，徽县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联结秦州与汉中、巴蜀的要道所在。据文献记载，当时秦州、清水、秦安三地粮均储于徽州粮仓，西和、伏羌、礼县三地粮均储于成州粮仓，粮食外运则主要依靠嘉陵江水道，外运粮船大致沿高桥河、永宁河经嘉陵江出甘肃。这条线路也是当时秦州与徽州茶马贸易的主要通道，明政府甚至于嘉靖十七年（1538）在城北六十里的火店镇由巡茶御史王越置建巡茶御史行台，徽州知州王时雍督建，共建门两道，厅房十八间，以管理过往茶商。而唐宋时期形成的以青泥道为主的陆路交通线路，由于国家政权的统一，以及道路本身艰险难行而退居其次。因此，在上述河流及徽县、两当境内的嘉陵江段出现了许多村镇聚落，与之相伴也兴建有许多石窟寺及寺庙，徽县境内的佛教遗存亦多兴建于这一时期，相关碑刻题记也比较丰富，不再赘述。
  从这些石窟的现存情况看，其窟龛形制均具有较鲜明的时代特点，以平面方形居多，窟内正、左、右三壁开叠涩式台基。窟内造像以反映毗卢舍那、文殊、普贤为主尊的华严系造像为主，兼有罗汉、观音、地藏，也有表现释、道内容的孔子、天尊、玉帝、文昌君、药王、无量祖师等题材，充分体现出宋代以来三教合一的诸神造像思想和理念，这与陇南境内西和、成县、武都、两当所保存的石窟造像体系有着高度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