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火钻界北至秦州茶马古道文学与文化遗存，具体节点为：高桥乡—渭儿沟—乏牛坡—白音峡—李子园（见图3）。
  高桥古镇，历史悠久，在宋代即属交通要津。南宋与金从秦州皂郊堡、天水县、吴砦至陇城县一线形成对峙，金在秦州设榷场，专门组织茶马贸易。南北丝绸之路的茶马贸易，除经成州、西和州通秦州的祁山道外，主要部分是通过捷径榆树、高桥古道实现的。宋《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1085）年间，河池县设二乡和河池、高桥、固镇三镇。高桥因镇东白音峡口建有大桥，并依桥筑有关楼，控遏通往秦州的茶马古道，故名。高桥原属秦州，1955年与太白乡一起被划归徽县至今。高桥地处徽县北部山区，自古以来就是从徽县（徽州）进入天水（秦州）的要道之一。清张伯魁《徽县志·疆域志·古迹》“关隘”说：“高桥关与秦州接壤，旧有高桥巡检司，今裁。”
  高桥关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站口，今存有名道观青龙观，门楼斗拱建筑遐迩闻名。民国《徽县新志·舆地·里至》完整记述了从徽县（州）—天水（秦州）的茶马古道路线，“北八铺：银杏、冻青、峡门、火站、木芦、高桥、糜渚、伏虎。里至：城北少东十里银杏镇，又二十里峡门，又一十里火钻站，又二十里榆树坝，又二十里大沙坡，又五里小沙坡，又五里木芦川，又十里高桥，交秦州界，距城一百里。”历史上徽州北通秦州的茶马古道在火站峪以后，即是从榆树、高桥抵达秦州李子园、南峪口（骆驼巷），向北经娘娘坝、稍子坡、徐家店、皂角堡（皂郊镇）延至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中转，随后延运陇西官库储藏起来，以供茶马贸易。
  据田野调查发现，在高桥至李子园，现存茶马古道遗迹的走向与节点是：高桥、渭儿沟、杏树窝、乏牛坡、黄羊沟、白音峡、白音村而止于秦州李子园乡。文化遗存串珠式分布：高桥青龙观及清代“除害安民”碑、高桥关遗址、乏牛坡古道修筑遗迹、“民国十一年裁员路政工赈监修”石刻题记、白音村老民居古店铺及白音观庙宇。高桥镇沿渭儿沟溯水而上，山渐高陡，林渐茂密，行路愈加困乏，此段就是最让茶夫运卒忌惮的一段山道——“乏牛坡”。石块垒砌的“之”字形山路，间或看见青苔爬满曾经是茶马古道的石阶。乏牛坡主峰称“千子山”，山顶有大湫池，乡民称“天池”，亦入地志。嘉庆《徽县志·疆域志·山水》载：“天池山东北九十里。上有天池，河池水发源于此，南流入江口川。”但是否为一事，不好分辨。《中外地名大辞典》“河池水”条：“在甘肃省徽县南。《水经注》：‘河池水出河池北谷，南迳河池戍东，西南入浊水。’”①在今高桥乡梨树村鱼洞口社，有明正德十五年（1529）游人石刻题记。
  今存有关高桥镇的文人作品，当以明嘉靖提刑按察使②司属官分巡道佥事甘茹的《高桥次韵》较为有名。全诗如下：
  深山处处有龙蟠，云气常屯万树端。长驾从来轻险路，弊裘犹自耐春寒。栈花烂漫供青眼，板屋逃亡愧素餐。暂假高桥对流水，狂歌敢谓和人难。③
  此作写春到高桥的所见所闻所感：深山云气，长车险路，春意尚寒，裘衣在身，栈花烂漫……凡此等景象，并不能使人有欢欣之情。相反地，板屋空蔽，素餐果腹，即便高桥流水，也无狂歌的快娱之望。全诗笼罩着一种沉闷、阴郁的气氛，虽漫步春天，但犹如身在冰窖，透彻肌骨的寒意挥之不去。作者甘茹（1523—1582），字征甫，四川省叙州府富顺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祖上参政累赠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其性恬淡，同仁布衣，深知下情，薄宦官不予交通，治《诗经》，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携家小至任未久，偶游泰山。夜宿梦神日“可以归矣”，次日登日观峰，挂冠而归、隐没。一说，甘茹携家隐居峄山炉丹峪以没。④他分道巡察陕西期间，作《麦积山组诗》六首、《游灵岩》（今陕西略阳灵岩山），题利州（今四川广元）《千佛崖》，另有《峄山三题》。在徽州分巡期间还作《徽台雨望兼怀鱼池之游》《试徽士新霁志喜》《集鱼池因怀任张二宪使旧游》《平燕篇》（三首）等。①其诗风畅快练达，但羼杂有阴郁、宿命等诸多成分，或与他内心深存的遁世情结有关。
  过乏牛坡循古道往前，有峡谷名白音峡，已入天水地界。道边古柳今存，未知植于何时。前行至白音村（或名白云村），对面白音山上尚存古白云寺，供奉有白云娘娘，采访村民称即《白蛇传》之白素贞，传说其曾在千子山修炼，后在峨眉山得道成仙。尚无文献可考。白云村到李子园，迳到南峪口（骆驼巷），向北经娘娘坝、稍子坡、三十五里店（三十店子或名店镇）至秦州，每个节点皆有大量文学与文化遗存，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考述。
  统观丝绸之路上明清徽州—秦州茶马古道，其兴替变化是与时代发展的起落密切相关的。茶马互市贸易，在历史上是甘、陕、川的边界地区通商，以川陕的茶换取西羌、西番（甘、青各少数民族）的马。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有诗句描述“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即丝绸之路茶马贸易的一种整体性生动写照。从时间迁延的维度看，丝路茶马贸易始于唐，而盛行于宋、明、清各代，尤以明代达到国家一统的巅峰。“丝绸之路上绢马贸易在隋唐达到顶峰，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传统的经济文化交流方式和贸易方式。”②但随着唐人饮茶时尚的逐渐风行，唐代中后期茶马贸易取代绢马贸易的势头现出端倪。中原的饮茶风气传至草原地区，不仅于无形之中改变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而且饮茶亦渐成惯例，茶叶需求愈演愈烈。茶货贸易因此逐渐繁盛，唐朝因此出现了新的税种——茶税。“贞元九年（793），从张滂请，初茶税。凡出茶州县及商人要路，每十税一。”“茶之有税，始于此。”③从文献载录看，茶马贸易几乎就在茶税初兴的同时出现。封寅著《封氏见闻记》卷六载：“经年（贞元年间，785—805）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④但比较而言，唐代茶马贸易还是没有超越绢马贸易的主体，且互市交易的主要区域在沙州、瓜州，以与同鹘交易为主。
  五代至北宋时期，除回鹘外，泾、渭河中上游，洮河、白龙江流域以及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东部地区都分布着众多“陇右吐蕃”部落，宋、西夏和吐蕃的茶、绢互市地点逐渐转移至河州（临夏）至陇南一带，茶马互市的茶叶主要来自川、陕。熙宁七年（1074），北宋政府在成都设置榷茶司，在秦州设置买马司，分管买卖四川茶叶与藏族茶马互市，“置提举熙河路买马，以茶市马”（《宋史·马政》）。元朝自己的蒙古马供应极为充足，茶马互市渐衰。
  明初，因军事原因，马匹所需成为要事。“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九《市马考》），“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明史·食货志》），西北少数民族生活需要茶，这种供需互补关系，促进了茶马贸易。实际上，明代的茶马贸易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它是由封建国家垄断经营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经济强制手段的交易形式。明王朝先后在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建立“茶马司”贮藏茶叶和易马，《明会典》卷三十七载：洪武年间，朝廷在陕西境设巩昌府骆驼巷梢子堡、高桥火钻峪，临洮府伏羌、宁远四个茶运所。可见，明初所建茶马贸易管理要所，南面的两个就在徽州—秦州的茶马要道上，并且每所设大使一员，“称子六名，茶夫一百名递运官茶”①。《明经世文编》卷一百〇六载：“自汉中府至徽州过连云栈，俱系递运所转行，徽州至巩昌府，中间经过骆驼巷、高桥、伏羌、宁远各地方偏僻，原无衙门，添设四茶运所官吏管领，通计一十一站，每处设茶夫一百名，巩昌府至三茶司，复由递运所三路分运，计三十站，每处设茶夫三十名。”这就对徽州—秦州茶马道的官府管理和运行做了详细说明。这条茶马贸易道路，明嘉靖《秦州志》、清顺治《秦州志》、清康熙《秦州志》、清乾隆《直隶秦州新志》、清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和民国《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天水县志》，以及今本《秦城区志》均有记述，较之明嘉靖《徽郡志》、清康熙《徽州志》、清乾隆《徽县志》和清嘉庆《徽县志》等地方志书，明显要详尽一些。但从今天来看，具体的线路走向和实际地名还是语焉不详，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我们对这一段茶马古道有更深刻的认识。所幸我们在做民间文化调查时，意外发现一民间藏本之善本——清宣统二年秦州知州徐普撰《秦州直隶州乡土志》手抄本（见图4）。该书“道路”部分，对秦州—徽州的官道路线有详尽描述：
  南出大城（秦州）南门，过藉水傍南山西行五里，折而南入赤谷泝谷水。南行五里至小寨，再南十里至门家河，再南十里至皂郊堡。复东南行十里至阎家河，再东南十里兴隆镇，再东南十里至梢子坡，南逾齐寿山。东南行十里至沿川子，再东南十里至娘娘坝，再东南十里至马家店。再东南十里至野鹊窝，再东南五里过驼阳沟水，又五里过南峪河至骆驼项（巷）。再东南过花园沟水，十里至石关子。再东南过小岭，十里至碎石子，再东南过碎石山，十里过白蜡峡水至白蜡（音）峡，再东南十里至乏牛坡。过坡东南十里至高桥，再东南十里至木梨川。出州界入徽县境，南抵巴蜀之孔道也。②
  从这段记述看，秦州—徽州茶马贸易古道，途经多曲折艰辛之处，难怪行职、宦游的官员特别是明代巡茶御史的文学文献，都笼罩着一种凄迷、艰难、沉着的色彩。这一点，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明中后期，商运官茶逐渐取代军夫运茶成为茶运输的主要形式。明王朝专职管理汉藏茶马互市的高级官员、茶马御史徐彦登《历朝茶马奏议》记载：“商人领引皆其自备资本买茶到司抽分，一半入官给番易马，一半给商贸易为资。”因此，官营茶运司（所）需求迅速下降。“嘉靖十四年（1535），各茶运衙门被裁革，止存火钻峪一处改为批验所，盘验茶斤。”①
  据《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记载，在汉州府—徽州—秦州—临洮府的茶马贸易通道上，除高桥火钻峪外，其他三处茶运所被“巡茶刘君具奏革去”，但未云详情。《明世宗嘉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嘉靖十五年（1536）六月乙未”条称：“嘉靖十五年巡茶御史刘良卿奏，陕西地区设立三茶马司以收茶易马，虽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以系番夷归向之心。”是说裁撤骆驼巷等其他三个运茶所，是为落实“番夷归向之心”，不仅粉饰过度，而且颇为牵强。倒是《皇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六的一段记载说明了真实情况：
  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刘良卿题称：今后三茶马司积茶，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计该若干正茶之外，分毫不许夹带。将来茶价涌贵，番人受制而良马不可胜用一节。与前御史刘希龙所奏大略相同。相应议拟，欲候命下。转行陕西巡茶御史，再加斟酌，径自查照施行。①
  裁撤三个军夫运茶所，是因为官营茶马司积茶太多，且私茶屡禁不止，好茶互市不到好马，而且这个弊端已经存在较长时间了。如转为商运，由火钻峪茶马司改为批验所盘验商人，“蒸晒毕，所在官司催发起程，仍填注日期，运至汉中府辨验真假，黑黄斤蓖、各号称盘。经过置口巡检司，火钻批验所，巩昌府查验蓖数，稽考夹带”（《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二）。如此落实税收，可以减除弊端，提高管理功效和茶税（茶课）收入。刘良卿、刘希龙均巡茶到过徽州，也有其他政绩作为，方志有载。但根据随后运行的情况看，事与愿违。就《嘉靖十三年御史刘希龙条陈茶法四事疏》的看法，商运茶叶易马是由朝廷招募商人，买运国家指定物资，运至指定地区后，由官家给商人以实际利益。但商运也是一柄双刃剑，它虽解决了明政府无法解决的买茶资本与运输难题，却又狠狠地在明政府茶马贸易垄断体制上开了一个缺口，助长了私茶贸易，使得火钻镇验茶课税的能力大为下降。就在沈越巡茶徽州—秦州后，徽州知州将火钻行台移至徽州城治西街；再不行，徽州行台移至白水江鱼关，到清初逐渐冷落。②嘉靖初，分巡陕西边境茶马御史陈讲在其所撰《茶马志》中云：“嘉靖改元之明年，讲奉天子之命，按治陕西马政。疲驽之力，重任莫胜。奔汉沔，历洮河，驻秦关。望于陇远，想成周之盛，有余概焉。”③这与徽州—秦州茶马古道盛况之时已有天壤之别。
  陈讲以都御史职巡视徽州—秦州茶马贸易，已经是察院行台撤至徽州时期，有《徽台感兴四首》诗为证：
  千峰万壑赴河池，愁向荒原吊士祠。运去将军空死国，时危工部漫题诗。
  雪霜枫叶横萧寺，风雨梅苔长断碑。落日高城迷怅望，何堪永夜角声悲！
  万堞霜涵紫气消，短簷乾鹊报新晴。寒泉谷静云流细，古木台高雪积平。
  陇笛唤残鹦鹉梦，洞箫吹落凤凰声。碧窗深锁怜予寂，一夜归心看月明。
  孤城吟望溯寒风，景物苍茫感慨中。金水云边声掷谷，铁山雨外影磨空。
  草深塞北肥胡马，雪拥关南阻蜀鸿。长剑倚天歌突兀，兴酣何处觅箄筒。
  黄叶苍苔去路迷，寒城晓柝击乌啼。海天日近长安北，锦里云连剑阁西。
  岁晏有人还白水，霜高无雁度青泥。世尘荏苒怪蓬鬓，山月江风负仗藜。④
  该诗文辞深沉，颇有古风余绪，但其中除“陇笛唤残鹦鹉梦”涉及秦州人事，“草深塞北肥胡马，雪拥关南阻蜀鸿”直写徽州—秦州茶马古道相关情景外，其他都是孤寂、萧条的遐想或幽深历史的回思。这表明，此时的徽台已与明时相去甚远，《续修四库全书》著录的《历代茶马》言明朝茶马贸易国策独当一面：“明陕西置茶马司四：河州、洮州、西宁、甘州，各府并赴徽州茶引所批验。洪武初，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①陈讲，字子学，号中川，遂宁县罗家场（今四川遂宁船山区永兴镇）人。明正德十五年（1520）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监察御史，巡按陕西，升山西提学使，历任河南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西巡抚，《明史》有传。著作今存《中川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收其《马政志》四卷，其中的《茶马志》，为中国茶文化研究之茶政研究的重要资料。陈讲巡茶徽州，与郭从道有晤，作《栗亭别郭省亭先生》录入《徽郡志·艺文志》。
  终明一代，朝廷对徽州—秦州茶马官道的私茶防禁极其重视，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但私茶却日盛一日，活跃在汉藏茶马互市的广阔领域里。从我们进行的文学与文献调查看，由汉中府经徽州至秦州的茶马贸易通道，使明代茶马互市的管理体制初具规模，表现出系统化和制度化的特征，改变了唐宋以来茶马互市以自由贸易为主的格局，保证了国家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促进了茶马互市的繁荣和发展。②在陇蜀青泥古道上的茶马互市，客观上加强了边地与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丰富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历史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