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一、唐宋河池（徽州）至秦州茶马道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
  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有一条著名的唐宋经济文化通道——青泥道，因李白《蜀道难》喟叹其险而名扬天下。北宋嘉祐二年（1057），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雷简夫对此做了具体的指称，“大抵蜀道之难，自昔以青泥路称首”（《新修白水路记》摩崖铭文）。②现代学者认为：“从唐朝到北宋前期，青泥岭上的青泥路，一直都是川陕间的主要通道，公私行旅，往来频繁。”③即便后来修通了白水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青泥路并行未废。《宋会要辑稿·方域·驿传杂录》载：“景德二年九月四日，诏兴州青泥旧路依旧置馆驿并驿马、递铺等。其新开白水路亦任商旅往来。先是，屡有言新路便近，亦有言青泥路虽远一驿，然经久难于改易者，故下诏俱存之。”④类似记载还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一。
  宋青泥道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史料记载虽有出入，但论定在河池驿和长举驿应为中肯。晋初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载：“青泥岭，在兴州长举县西北，接溪山东，即今通路。”这是关于青泥道的最早记载。青泥道，即从青泥岭（即青泥驿，今徽县大河店乡青泥村）到长举县（治所在今陕西省略阳县白水江镇长峰村）的一段通行道路，后人多沿用此说。但柳宗元《兴州江运记》却另有所论：“自长举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若是者，绵三百里而余。”显然，这个青泥路是过凤州河池县（治所在今甘肃徽县银杏镇）且延伸到成州（今甘肃成县），并连接祁山道这条陇蜀有名的官道。《金石萃编》中有宋人载录：“至和元年冬，利州路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这说明青泥道就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的一段路程。综合这些说法，青泥道狭义的起点和终点，就是青泥驿和长举驿；广义的起点和终点，就是河池驿（银杏镇）和长举驿（长峰村）。我们认为广义之说为是。
  至迟自宋以来，还存在着一条由秦州（今天水）至河池驿（青泥道起点）的商贸文化通道，可称之为“青泥道北延段”或“河池（徽州）—秦州茶马道”。唐宋文献“兴州一路直通秦州至凤州河池界”之说，实际包含了两段古道：一是兴州至凤州河池界的道路，二是秦州至凤州河池界的道路。前者主要是指青泥道（宋明清以白水路为主），笔者已另有所论，今所见其他学人高论也层出不乏。后者属青泥道北延至秦州段，不仅唐宋文献语焉未详，数量也极寥落，即便沿途有碑碣存留，但鲜见唐宋遗迹。这说明至迟在唐末宋初，其商贸要道的历史地位还未形成。自北宋至明代、清初，这条道路的重要作用已多见诸文献载录。《宋会要辑稿·方域·道路》：“今兴州一路直通秦州，以至凤州河池界首，甚有桥阁，约两万间，兵士数少，难以修葺。”北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明胡缵宗《巩郡志》：“徽州界陇蜀之间，又为水路通道，商贾辐辏。”明吕楠《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此地（火钻镇）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明郭从道《徽郡志》：“（徽）南至略阳县五十里大石碑界，北至秦州一百一十里木庐镇界……关陇之襟喉，巴蜀之门户。”清彭龄《沔县新志·杂记》：“商贩自秦州赴汉中之路。”
  以青泥道和白水路为代表的陇蜀古道不仅是茶马古道，也是丝绸之路体系中的一段近道和便道，在整个南北丝绸之路网道体系中处于关键位置（如图1）。尤其是从宋代利州路治所兴元府（今汉中）西去秦州（今天水），极为近便地沟通了陇蜀两地，商贸、军事、交通价值极高。从史料线索梳理，这条茶马古道初成于唐而通行于宋，繁盛于明而在清雍、乾时期渐次走向衰落。从长举县通过青泥道或白水路经河池县（今徽县）至秦州，实现陇蜀之间的直通和南北丝路的连接，省去了北上翻越秦岭进入关中，或西行翻越陇山的艰险困难。据史料和实地考察，秦州—河池县（元明清徽州）段，具体走向由南向北现节点为：银杏树乡—峡门—西坡—竹林寺—火站—榆树乡—高桥镇—白音峡—稍子镇—皂角堡—秦州。商贸通行（主要是茶马贸易）的明清记录和碑碣记载较为可观，它们忠实地载录了丝绸之路陇蜀古道一段的基本情况，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献。
  二、河池（徽州）—秦州茶马道的历史演变
  河池（徽州）—秦州茶马道，唐时属于初成期，通行状态处于断续之间。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唐朝使者出使吐蕃，在赞普帐中看到许多内地出产的茶叶，其中以蜀茶最为有名，其中部分就可能是经由此道输入吐蕃的。贞元年间（785—805），“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①。即指经由秦州的输茶易马贸易，通过的道路应有秦州—河池茶马古道。《天水通史》载：“咸通四年（863），唐于秦州（治成纪，今秦安叶堡川）置天雄军，统秦、成、武三州。此后到北宋前期，陇右地区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者，惟秦、成、阶之地。其余为唐、蕃间羁縻州，自成部落。”②可见，在唐代，陇蜀茶马古道的商贸并不流畅，属于断续之间。凤州河池县通秦州道路，也与此类似。③
  两宋至金，河池（徽州）—秦州茶马古道兼有兴废，宋金交战时期以废为多。北宋前期朝廷收复陇右地区后，对较为发达的陇蜀盐、茶、马民间私商贸易进行严格管理，实行“榷茶之制”，茶叶由官府垄断，颁布茶禁，实行专卖；但因“茶利之博”和私贩马匹之“厚利”，私贩茶马屡禁不止④，有时还非常盛行。再则秦州“南通巴僰，北控朝那”，处于南北咽喉要径，一时商贾云集，秦州—河池茶马古道自然一派兴盛。官府在屡禁不绝的情况下，也就因势利导，施行管理。咸平元年（998），朝廷在秦州置市马务，主持以布帛、茶叶交换马匹的事务（《天水通史》）。至南宋，由于宋金对峙和争夺秦州的拉锯式战争，茶马互市几度兴废。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1141）年五月，金在秦州置榷场，与西夏及周边进行茶马贸易，十七年后撤销。⑤以后就较少有汉茶、蜀茶输往秦州的记录。
  元初，徽州（南凤州）—秦州茶马贸易马市衰落，但在关中及陇右易茶一直延续，几度还有勃兴。元灭金后，元代重视牧业，马匹充裕，陇蜀南北马市衰落，但汉中、四川的茶叶依然销往关中及陇右地区。①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元代又恢复了宋代在秦州的榷茶贸易。《元史·食货志》载至元五年（1268）运使白庚说：“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秦州）置局发卖。私自采茶者，其罪与私盐法同。”②这说明茶和盐在当时由朝廷专营，禁止私自贩运。
  明代茶马互市是继唐宋绢马贸易、茶马贸易之后，在汉藏交接地区实行的一种重要的经济交流形式。从文献资料看，明代西北茶马互市贸易，茶叶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各族商贾视为利薮竞趋之。明政府首先在产茶州县设立茶课司，朝官察课主要在汉中、保宁、成都诸茶园；其次在利于互市的汉藏交界地带设置茶马司，专事易茶，具体做法是建专门仓库，储藏征茶易马。洪武五年（1372），明廷建第一个茶马司——秦州茶马司。③乾隆版《直隶秦州新志》卷四《食货》：“洪武中置秦州茶马司，设司令、司丞。”《明史》：“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④可见唐宋至明历代，设茶马司之目的不仅在增税、获取番马，还有在政治上以茶易马，牵制番藏、羌戎，固番人心，以强中国的长远考量。洪武二十五年（1392），朝廷规定藏蒙等西番各族贡马，上交一定量的马匹。朝廷再以茶酬马价，即“招番中马”“以茶为赋”的差发马制度。洪武三十七年（1397），秦州茶马司迁往西宁。晚明时期，秦州官方的茶马、盐马互市日渐衰微，但民间互市依然兴盛，固定的茶马交易场地和集贸市场广泛形成，茶马交易规模巨大。
  清代秦州南通川陕的民间茶贸易还在延续，官府的管控已经日渐薄弱。秦州—徽州（雍正七年降为徽县至今）的贸易以茶为主，“当关陇之会，介雍梁之间”“秦州直隶州，要冲繁难”⑤。明末清初，出现农民起义和西北少数民族反抗，长期的战火重创秦州经济，秦州—徽州茶贸易也概莫能外。至康熙时的垦荒休养生息，“藩产更名”和“屯田归县”使粮产和人口有显著增加，一直持续到同治年间，但鸦片种植的引入和普及，以及果蔬菜业的大力发展，使茶贸易渐趋弱化。甘川商路主要在秦州至徽县、阶州（今武都区）一线，“川货（大部为茶）入甘者，由该州所属徽县、碧口人口，至秦州转运，分销各处。”⑥陕西商人经由此道在甘多经营茶叶、药材生意，原料多购自陕西、秦州等地。⑦秦州—徽县是重要的支线驿道。顺治八年（1651）镌刻的《徽州调停驿站碑记》所载“（徽州）北送秦州三百余里，南下略阳二百里，寸步是石，到处是山……地残驿苦，无不恻隐为心恤马爱职者”⑧，叙述了跋涉这段茶马古道的艰辛和苦于“济渡”的现实情况。光绪二十年（1894）陕甘总督杨昌睿《重修大石碑路记》所说：“陵谷变迁，雨雪剥蚀，向之垣途，遂成峙径……稍懈即仆，人与马皆落江，葬于鱼腹，行者苦之。”说明在晚清，这条官道贩茶北入秦州，路况已很不堪，茶贸易在断续有无之间。①
  从文献资料的多向载述看，蜀茶入秦州存在多条路线，秦州—火钻—徽州线路只是其中之一。还有秦州—祁山—武阶（今成县）—河池—两当—凤县—褒斜道—汉中—入川一条线路，兴州（今陕西略阳县）—窑坪（今甘肃康县境内）—寺台（康县境内）—望关（康县境内）—小川（今甘肃成县境内）—西和—祁山—秦州为另一条线路。秦州—火钻—徽州线路是捷径，在明代茶马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徽州—秦州茶马道火钻界南文学与文化遗存
  关于徽州—秦州茶马古道的文学与文化遗存，我们以火钻镇为界分南北两段考察。
  河池县至火钻茶马古道文化遗存，其具体节点为：银杏树乡—峡门—西坡—竹林寺—火站—榆树乡（见图2）。
  1.银杏树乡
  古河池县治所，青泥古道起点。秦州—河池茶马古道，南起点河池县（驿），治所在今徽县银杏树乡，宋移治固镇（今徽县城关镇）后设驿。据康熙版《徽县志·舆地志》：“徽自汉魏为河池地，明初置郡，介于陇蜀。”“徽为巩昌府属郡，昔《禹贡》时雍州之域。春秋时氐羌所居。战国及秦为陇西郡。汉武置河池县……东汉复为河池县……隋初置河池县，隶山南路，唐宋因之。至元初，改为徽州。明初仍置徽州，领一县曰两当，本朝因焉。”①乾隆版抄本《徽县志·沿革》：“宋开宝五年移治固镇，属凤州。元置南凤州于河池，至元初改曰徽州，明朝仍曰徽州……国朝因之，雍正七年，改为县，属直隶秦州。”②嘉庆版《徽县志·沿革志》：“明徽州属巩昌府陇右道，洪武七年降为县，后复升为州。国朝顺治、康熙仍为徽州，雍正七年，改徽县，与两当同隶秦州。”③由史料来看，宋开宝五年（972）以前，徽州一直是河池县，治银杏树。开宝五年后移治固镇（城关）至今，经历了县—州—县的历史循环过程。元初于河池置南凤州，后改称徽州（徽，美善之意），陆游著诗《倾岁从戎南郑往来南凤追忆旧友》：
  苦戍蚕丛北，频行凤集南。烽传戎垒密，驿送客程贪。
  春尽花犹折，云低雨半含。种畲多菽粟，艺木杂松楠。
  妇汲唯陶器，民居半草庵。风烟迷栈阁，云霆起秋潭。
  城郭秦风近，村墟蜀语参。快心逢旷野，刮目望浮岚。
  考古兴时感，无诗每自惭。嘉陵最堪忆，迎马柳毵毵。④
  此诗嘉庆版《徽县志》收入时未云所据，提说往来南凤，欲确指徽县。查陆游《剑南诗稿》卷七十六、《唐宋诗醇（下）》作题为《顷岁从戎南郑屡往来兴凤间暇日追怀旧游有赋》，元方回《瀛奎律髓》卷四所载亦同。而中华书局《陆游集》列诗题为《顷岁从南郑屡往来兴凤间暇日追怀旧游有赋》⑤，显然有异。钱仲联先生《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诗题沿用《唐宋诗醇》本，并对原本中“无诗日每惭”据明刊《别集》校注为“无诗每自惭”，还确定了该诗作于嘉定元年（1208）山阴（今浙江绍兴）。近见其他著述如张春林编《陆游全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黄逸之选注《陆游诗》（崇文书局2014年版）均沿钱说，我们以为可靠。学界主流看法，或此诗“描述汉中乡土民情”，或“追怀奔波在南郑前线的战斗生活”⑥，或“追怀乾道六年权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时旧游”⑦，或“诗述作者南郑、兴（州）凤（州）一带往返”⑧，就是没有直接写诗人南凤州生活的说法。南凤州为元代所设，陆游时为河池县，他“从南郑屡往来兴凤间”，河池县为必经之路，该诗不能排除写于河池的可能性。其中“城郭秦风近，村墟蜀语参”一句，说明南宋时期秦州—河池—汉中一带的语言，仍以秦语、蜀语兼而有之，而“秦风”“蜀语”显系互文，从文化上属于秦蜀文化的过渡地带。
  元代至元初（1263），改南凤州为徽州，因城北隅徽山下有徽山驿而得名。明洪武七年（1374），降州为县，始有徽县之称。后又升为州，直至清雍正七年（1729），改为徽县，沿袭至今。乾隆朝，古河池县旧城尚在，四面城门楼，南曰“通蜀”，北曰“眺陇”，反映了其在陇蜀古道—青泥道上的显著地位。该旧城康熙时有两次修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还有重修，但到了嘉庆朝，河池旧城在史料记载中已经语焉不详，到了被废弃的地步。现存文化遗迹鲜有，自然人文景观有古银杏树，“估计为秦汉时所植，树龄在两千年以上，尚每年挂果，乡因树得名”①。该地北至秦州路途中的罗河庙沟、雷神庙一带有考古发现，故有文化之名望。明郭从道《徽郡志》：“庆寿寺，北一十里。”康熙版《徽州志·寺观》：“庆寿寺，北二十里，今郡侯邓公建，设讲约所。”说明该寺在明代就有，位于河池县旧址附近，清代又有重修。今有庆寿村，南经胡台村、马庄村到银杏树乡所在地，向北紧邻峡街村。
  2.峡门
  别名峡口。从银杏树乡向北出发，经马庄村、胡台村、庆寿村至峡街村。明郭从道《徽郡志·舆地志·村镇》载“峡口，北三十里”，这是从徽州城出发后茶马贸易商队的第一个歇脚点。从遗留的那些巨大石条、石门墩和墙头精致的砖雕中，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的繁盛。有观音阁遗迹，《徽郡志·舆地志·形胜》：“观音崖，在峡口上建观音阁，有水穿崖而下，清冽可观。恤刑郎中陈棐题曰‘春生玉峡’，又曰：‘龙洞竹云’‘仙崖罗月’。”因此，这个观音阁有“水观音阁”的别称。都御史陈棐有诗《观音窟》：
  观音古窟石峥嵘，阴洞森沉泻碧泓。最忆名山冬爱日，又看边塞夏收粳。瞰时怕触蛟龙气，静处如闻钟鼓声。一片杨枝频滴水，年年甘雨助三耕。②
  观音窟，即观音洞，在峡门观音崖上。其崖林木苍翠，藤萝掩映，俗名龙洞。下为河池经高桥关入秦州的古道。洞顶有寺院名观音阁。水从洞中喷出，坠崖而下，寒气逼人，清冽可观，为徽县一景。陈棐（1500？—1570？）字汝忠，号文冈，开封鄢陵（今河南省鄢陵县）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历任礼科、户科给事中，累官右佥都御史。撰有《文冈集》二十卷，《四库总目》行于世③，另著有嘉靖版《（河北）广平府志》十六卷（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潼关铭》④《祁连山》《题玉溪洞》（山西省夏县）等诗文。嘉靖三十一年（1552），陈棐以刑部郎中职奉敕恤刑至秦州、徽州，嘉靖三十六年（1557）任宁夏巡抚都御使，后官至甘肃巡抚。从他的创作风格和《徽郡志》的记载看，他应有一首《题峡口》诗，今已亡佚。
  3.西坡
  过峡口进大峡一直往里到西坡村。此处应为明代徽州茶运所衙门下设一茶站所在地。《皇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六《梁端肃公（梁材）奏议五（疏）》之《议处茶运疏》称：“旧规自汉中府至徽州，过连云栈，俱系递运所转行，徽州至巩昌府中间经过骆驼巷、高桥，伏羌、宁远各地方偏僻，原无衙门，添设四茶运所官吏管领，通计一十一站，每处设茶夫一百名。巩昌府至三茶司，复由递运所三路分运，计三十站，每处设茶夫三十名，其茶运所衙门，运茶日少，空闲日多，积习既久。夫役雇募，重费不赀，官吏无为，俸银冗滥。嘉靖十四年，该监察御史刘希龙题准，将前茶运所官吏查革，茶夫止留六百名。”①
  4.竹林寺
  别名珠临寺，从西坡村翻山往北，再过一条深谷即到。它位于徽县榆树乡火站行政村马磨自然村西山山麓，系一组佛教石窟群。开凿者利用石崖自然斜面，凿出一大五小共六眼穹顶石窟。大石窟居于中央地带，总体呈穹形，分上下两层，两层窟面又各自再分出三个小穹门，六个窟门自下而上呈收缩性排列，窗格状分布。构成大窟门柱的外墙上，还凿有八十多个半尺见方的小佛窟。门柱两侧石壁上的五个小石窟，各自独立深度不等，左侧一窟中尚存一尊石雕佛像，面部轮廓分明。这组石窟群，总体上搭配错落有致，显现出千佛洞佛窟的艺术风格。“从窟龛及造像特征看，竹林寺石窟具有北魏时期的特点，它曾遭北魏太武帝灭佛浩劫。从历史地理及佛教遗迹的分布看，该窟北朝时期就已经存在。窟形（如单身佛龛）及造像与麦积山石窟、法镜寺石窟北朝至隋唐间窟龛及造像风格相近。推断竹林寺石窟，当开凿于十六国时期、北魏早期。”②竹林寺石窟右后崖面，有新近发现的《重建珠临寺院侍佛田地碑记》摩崖石刻③，全文如下：
  重建珠临寺院□□持常住地信士刘徹舍家垭地一
  分东至添河南至高通岭西至腰塄北至石碑邓家沟地
  阳山山周围通添河口黄选黄杨舍寺棵地东至添河南
  至黄杨地大石边对通山西至腰塄北至本寺山边黄杨林子
  四至分明永远常包侍佛二人田地碑记
  南无阿弥陀佛
  功德主刘徹马氏□呼林范氏男黄汝政
  功德寺主黄选□武氏男黄三娃
  □刘氏男黄□保
  拜大明国陕西布政巩昌府徽州邵□□珠临寺十八□等
  □知州左
  □茶印所 □僧人□□
  □建寺院僧人师祖明广师傅□龙徒如空徒□性亮
  万历岁次癸丑年春仲月壬子日书记住持如禅
  这篇石刻文献，文学价值并不高，但文化价值较大，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①珠临寺在明万历癸丑年（即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前就已存在，而且遭到损毁，本次重建系住持如禅负责下的寺院行为；②这次重建得到信士刘徹、黄选二人的捐地支持；③本次重建得到了徽州知州左□□的支持，而且其在秦州—徽州茶马古道上有公务行为或衔职巡察茶印所事务；④当时的茶印所参与了此事；⑤此摩崖刻石浅陋的原因是，此碑记属民间刊刻，非官府行为。
  摩崖所引知州左□□，即左之祯。乾隆版抄本《徽县志·官职·知州》：“左之贞，京阳人，贡生。”嘉庆版《徽县志·职官志·明知州》：“王途、左之贞，万历中任，山东人。”他在万历年间（1573—1620）知徽州，具体任期不详，有政声。比对史料，刻此摩崖之时，左之祯奉按院、茶院两院批示，在这条茶马古道巡察茶院行台所在地火钻镇茶夫田地事宜。万历四十一年四月附入明郭从道《徽郡志·田赋志》的《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粮数目》一文①，对相关载述很为明了，文如下：
  （徽）州北六十里火站峪，系运茶要路。旧制设有茶引所衙门在焉，其汉中府所属五州县课茶，俱由此地运送，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先年议在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处佥编运茶脚户刘文光等百有余名，住居本镇。除支领工食外，任其开垦荒山，砍伐林木。自本镇至滴水崖，南北亘七十里，东西阔二十里，地未入册，粮未起科，是以相传为茶夫地云。后运茶议罢，而茶姓之子姓相沿开垦，遂为世业，并未征粮。
  至万历三十三年西乡县复运茶到州，议添茶脚，前任知州申请布政司批允在本州一十八里，每年派银二百六两三分，刻入条鞭规则内，遂为岁额，州民苦之。王秉查知前地，于三十八年间状告。两院批行、分巡道董暨本府刑厅转委礼县知县尹焕，不惮劳瘁，履亩丈量计实（山川田亩、折银）……每年征收在官，如遇汉中府运茶官到州，令茶店户照数支领，取领状附卷，以备查盘。如无茶到，将银贮库，以听申请。茶院别项支销，永不派及阖州百姓……火站峪茶夫田地，从来远矣。
  后茶夫虽撤，茶地故在。小民视为闲田，开垦种耕，据为恒产，不纳官租，以致运茶脚价贻累州民，官吏曾不查其原委，岁岁编派刘印等耕无粮之地，而阖州民有额外之征，此王秉等不平而鸣也。今该道着意清查，再三批驳，尹知县不避劳怨，履亩丈量，使六万余湮没之田，数十年不决之事一旦清明，舆情大快。处议三等起科，甚为妥当。乃立碑入志，以垂永远。杜异日告辩之端，缴本周知州左之祯尊奉，于万历四十一年四月督刊附入。①
  这篇纪实文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文章起首简要介绍了秦州—徽州茶马贸易和汉中府的管理情况以及茶脚户的资助报酬安排，随后记述了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汉中府西乡县运茶徽州至秦州茶脚费用管理的演变，最后说明“数十年不决之事一旦清明，舆情大快”的处理结果。文辞质朴而行文准确，层次分明，对了解此条古道茶马贸易及民俗文化很有历史意义。此外，左之祯任内重修栗亭川杜少陵祠堂为清人所重。清童华祖《重修杜少陵先生祠堂记》载：“万历中州牧左公慕其芳躅，又为之重修，迄今越百有余年。”②
  据田野调查发现，竹林寺周边地区，至今还流传有“火烧竹林寺，马踏尹家庄；石锣对石鼓，银子二万五”的民谣。现存杀僧地、莲花洞、雷神庙、庙湾里、娘娘石、炮台等具有宗教色彩的部分历史文化遗迹或古地名，或许与竹林寺（珠临寺）的历史兴废有关，但已无从考证了。
  5.火站
  别名火钻镇、火钻峪，从珠临寺往北约十里许即到，今为徽县榆树乡火站村。《徽郡志·舆地志·形胜》：“火钻峪，北六十里。”因明初徽州火钻镇设立批验茶引所（别名“茶引所”“茶印所”“批验所”）和巡茶察院、御史行台而名著一时。
  《徽郡志·舆地志·村镇》：“银杏，北十里。峡口，北三十里。火钻，北六十里，有御史行台。穆家，北八十里。木庐，北一百一十里。”表明火站系明代秦州—徽州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关津，在此建立御史行台意在加强南北茶马交易官道的国家管理权力。《徽郡志·建制志·公署》：“御史行台在火钻镇，有堂，有室，有门，有屏。嘉靖十七年，巡茶御史沈公越，檄知州王时雍创建，礼部侍郎吕柟记。分司在行台右，即批验所旧基。公馆在木庐镇，有亭，有序，有门。嘉靖四十二年，知州孟公鹏年建。”这段文献说明，火钻镇御史行台初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有巡茶御史在此履行皇朝公职，配合御史行台的中央茶马贸易管理，当时在其旁边还设立有按察分司和布政分司一并署办，占用了明初就建立的批验茶引所原址，批验所公馆则移建到与秦州交界的木庐镇③。此处所云“礼部侍郎吕柟记”，即《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是研究丝绸之路秦州—徽州茶马古道极其重要的一篇文献，全文如下：
  徽州火钻镇，旧设批验所，与秦州骆驼巷、稍子镇同，后至巡茶刘君俱奏革去。惟火钻镇，官虽革而印未缴也。嘉靖戊戌，犹铨注一大使，然而于所无衙，于官无事，如虚衔耳。
  戊戌之秋，应天沈君中甫奉命巡茶陕西，至火钻镇叹曰：
  “此地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岂可以无官守与公署哉？”
  “况虏酋一寇，众逾十万。近者吉囊俺答之种最号精强，而哈喇慎亦黠虏也。不时南侵，墙堵而来，虽有秦、巩、临、平、甘、宁、固、靖诸路之兵，然众寡不敌，又多软脆，望尘奔遁，莫敢支持，人徒以为虏强而我弱也。殊不知御虏在士，奋士在马，畜马在茶，行茶在公署。公署不立，而欲茶之行者鲜矣；茶课不足，而欲马之畜者鲜矣；马力不齐，而欲士之奋者鲜矣；军士不奋，外欲攘敌以却虏，内欲安夏以保邦者，未之前闻也。”
  “然则火钻镇察院行台之建，岂可少且缓乎？君乃先行广宁、开城七苑，查见在大小儿课驹马万有四千有零，其倒死、拐逃、被盗者皆备查，其数比之原额率亏损十三焉。如是，而茶课犹缩，保寨犹敝，马之不寝耗以亡者几希。虽有塞渊之心，其如云锦之鲜，何哉？”
  “尔乃令汉中府岁办地亩，课茶五十四万，依期起运，禁茶园、店户盗卖欺隐。而中茶商人领引之后，不得辗转兴贩。别务生理，久不完销，以稽国课。虽山西诸处各该原籍，亦必监候家属。”
  “又令洮、河、西宁三道，督察三茶马，官吏于运到茶斤，不得收粗恶者于库内以易马，而以甘美之茶给商人。”
  “又令守巡参将诸官，责各衙门巡捕官，即理巡茶。而西戎、土番，叠溪、松茂以至西宁、嘉峪诸处私贩茶徒，不得肆行潜通番人易其马。”
  “又令各驿递衙门于发到摆站、瞭哨，茶徒纳工拘役及贫病者，各有所处。”
  “又令甘肃二行太仆寺及陕西都行二司，严视官军马匹，不得走失。疮瘙而桩朋，地亩、马价亦皆及时完征。并禁官马不得驮载私物，减其粮料。”
  “又令派定空闲牧军守候，茶马一到，即时表领，勿得守至旬月，致马瘦损，至啮柱槛。其各苑亦必相水草之宜，而腾驹游牝，各得其所。圉长、群头皆不得惰偷闲旷，以废其业。”
  “又令苑马寺通行分管三路，官员亲诣各该监苑，巡视寨堡，务必高墙深堑，坚实完厚，保障地方收敛马匹，勿致损失。夫汉茶有招马之令，番人有市马之乐，监苑有饲马之实，寨堡有护马之所。行之数年，虽騋牝千亿，亦可睹也，比物四骊，不啻言矣。”
  徽守刺史王时雍言：“沈君存心正大，行事严明，合省官员皆敬慕之。宜其锡马蕃庶，强壮边圉如此也。”
  行台正厅三楹，东西厢房共六楹，后厅三楹。东西厢房亦六楹，二门、大门各三楹。若大使之宅第，则行台之西，亦不下一二十楹，器用诸物皆具。
  是役也，始于嘉靖十八年五月初十日，落成于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未几，沈君已竣事去还朝矣，去行台之第。
  二年庚子七月，徽人来述记。予遂述其所闻，美政一二，以告后来。沈君讳越，中甫其字也，别号鹿村。南京锦衣卫人起家，嘉靖壬辰进士。①
  这篇述记的文学价值很高。作者吕柟，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今西安市高陵区）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五年（1479），卒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②。他作为明中叶著名理学家，“讲席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德业在胜国三百年推第一”，世人尊为泾野先生，被后学视为关学之集大成者。③此文是他辞世前三年，即嘉靖十九年（庚子年，1540）七月六十岁上疏请归故里后，讲学于北泉精舍期间，应徽（州）来人要求，回忆追记的文章。该作对巡茶御史沈越奉朝廷之命在火钻视察时的言辞，进行了富有文采的归纳和整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文辞平实但又不乏文采，底蕴深厚，显示了他晚年老到成熟、质朴淳厚的大家文风。“吕柟乃明代与王阳明中分其盛的关学集大成者，以‘取法程朱、辨乎阳明’为宗旨，对《孟子》展开创造性诠释。”④从内容基调上，显然最突出的是美政思想，既宏观展现了明朝的茶马贸易大政方针和面临的挑战与危机，又反映了朝廷对陇蜀茶马贸易的高度重视和其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也表现了沈越过硬的履职能力和于练、有效的公干风尚。
  相较而言，《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的文化价值更高。它不见于吕柟现存各类集本，如《泾野诗文集》《泾野子内篇》《泾野集》等，属散佚作品。因明郭从道《徽郡志》第八卷《艺文志》的收录才得以传于后世。他学缘出于秦陇之学，早年问学于渭南薛敬之，始得周、程、张、朱之理学正传。薛敬之受业于秦州周蕙（号小泉），而周小泉又曾听学于兰州段坚，段坚私塾河东薛瑄，并直接受学于薛瑄门人阎禹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六称：“柟之学出薛敬之，敬之之学出于薛瑄，授受有源，故大旨不失醇正。”对秦陇学术和风土人情了然于胸，也是他凭记忆留下此奇文的另一成因。此文包含有大量秦州—徽州茶马贸易的信息，包括火钻峪茶验所的废立兴衰、御史行台的朝政兴替、茶课茶引制度变迁、军事与商贸间或穿插等方面。遗憾的是此文产生近五百年来，还少为学界所知，没有人对其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校读，方志收录时在底本选用、断句、分段等方面存在很大问题。限于篇幅，此处不便展开，拟另行成文《吕柟〈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校注》，以做探研。
  《徽郡志·艺文志·辞》录有刑部郎中陈棐的《过火钻岭辞》，全文如下：
  岭多林木，乃虎狼出入。予伤之，为作此辞。
  山尖石丹兮，火钻巃嵸而在旁。春馆一宿兮，寒气栗烈而侵床。阴风吹林兮，孤月照窗。仇池洞兮陈玄光，剡藤灿兮兔颖霜。呵冻疾书兮缩袖忙，晨旆北出兮惊颷凉。悬流洒雪兮怪石如房，岩峦亏蔽兮势飞张，卉木胶轕兮兼丛篁。石枣兮间乌桑，铁杠兮杂黄杨，檞叶干兮蔓荆长。不见天日兮虎豹藏，白狐立兮或跳梁，时挂树兮崖之羊。
  人上慄兮怵彷徨，转折登岭忽开豁兮，北瞰万垒而青苍。瞻蓬莱之楼观兮，红云一望以迷茫。明堂拱勋华之圣兮，皋夔列布于岩廊。恐无辜之或杀兮，致矜恤于遐方。叮咛纶命兮，分遣刑郎。布德宣意兮，和气靡伤。顾尔狞恶之兽兮，吮血牙枪。使一夫被尔吞噬兮，是抗违万乘之天王。宜鳄鱼之戮逐兮，锁支祁于隍洋。枯树崩崖兮，蟒横虬僵。愿取此木为薪燎兮，散边隅寒苦之乡。使家如温室兮，比屋春阳。留蒨郁之松盖兮，斤斧勿戕。结茯苓之千岁兮，琥珀凝光。采菖蒲于太华兮，〓黄精于商洛；并持献于圣主兮，俾万寿之延长；稍分金匕之羹兮，贻我慈堂。使萱寿纪蟠桃之历兮，海内同不老之方。副圣主好生之德兮，遍万里而周八荒。
  乱曰：山高林深，势险恶兮。驱兽焚林，下民攸讬兮。献太平乐兮，俾万年祚兮。①
  这篇辞赋体作品，为我们展示了嘉靖年间仕宦与文人兼备者陈棐到火钻镇的见闻和感受。该辞从火钻岭山尖石丹、峻拔高耸、云气蒸腾的山势写起，生动描摹了火钻峪险远、幽寂的自然环境，而春馆一宿的寒冷、孤月照窗的冷风、呵冻疾书而缩袖，无不显示着当时巡茶官署的旷远、固陋和凄清。晨旆北出，是往秦州方向行走，沿途所见令作者惊心动魄又浮想联翩，幻象重重。其在惊惧、彷徨的感受中转而登岭，豁然开朗，“北瞰万垒、红云一望”。这种瑰丽景象，开启了诗人的层层联想：有皇朝圣君、朝堂贤臣，为避免冤假错案，奉命去“遐方”恤刑（清理司法冤滞）。君上的叮嘱，布德宣意的使命，都不能为猛兽、险远阻挡。“愿取枯木为薪燎”“散边隅寒苦之乡”的美政理想，不仅惠及僻乡百姓，而且能使其真切感受皇恩浩荡，共享太平盛世。作品用词奇瑰富丽，极尽想象与夸张，文学价值很高。
  从内容看，此辞当是作者于嘉靖年间以刑部郎中职“奉敕恤全陕前左给事中”的公务，途经徽州、秦州行宿火钻镇公府时所作。作品前述火钻旅途之苦，联想民生艰难，勾画民乐愿景，甚至提出为民尽力的设想，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很具进步意义。这和作者疏言直谏、弹劾权贵的为官经历是相一致的。陈棐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上疏弹劾权贵，被斥忤逆犯上谪大名府长垣县丞、知县，人称“直谏官”。“以直谏外迁，而忠赤之肝、秾烨之笔直可以光日月而薄云霞”（陈登云《文冈先生集》序）。《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五十九载：“巡抚陈棐奏言：甘肃一镇通判员缺，以科目出身者铨补，即各卫首领官亦宜选用通敏有学术者，报可。”表明他主政甘肃时，重视人才选用，也是亮丽的一笔。《四库全书》称其“诗文多率笔”，甘、陕、晋等地至今仍留有多处陈棐的石刻题字。但《过火钻岭辞》最后的颂圣、美政内容流于官俗，枯质乏味，显然也是其不足之处。陈棐工吟咏，善草书，影响一时。明郭从道《徽郡志·艺文志》还收有他的《凤凰山堂同郭省亭宪使坐序》，清张伯魁《徽县志·艺文志》录其《凤凰山》诗，可备参阅。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文冈先生集》二十卷，卷一至二辞赋，卷三至九诗词，卷十至十三奏议，卷十四至十五为序，卷十六为记，卷十七为辩，卷十八祭文，卷十九墓志铭，卷二十杂著，上引徽县诗文均有收录。①明万历鄢陵知县陈登云《文冈先生集序》，对陈棐文学创作有一个全面的评价：“慨然慕何、李之为文，而相与后先修风雅骚赋之业，故自丘索典坟以及稗官小说，靡不披绎奥旨而掇锲其精英，由是著为诗文如泉涌云飞，金铿玉耀。大江以北即宗工钜匠，皆心服先生为词林之冠。”虽然不无过誉之处，但主要观点较为中肯。就文学而言，陈棐对创作的要求极高，他在《刻薛文清公读书全录序》中认为：“言者心之声也，文者道之华也。言匪原诸心则徒言而弗贵，文匪阐乎道则虽文而弗传。”而就创作实践看，显然与此还有不小距离，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文冈先生集》：“是集诗文多率笔，奏疏亦多迂论。”②
  火钻今存重要文献还有明代兵部侍郎王邦瑞的《宿火站行台》：
  下马孤亭客路长，万峰回绕郁苍苍。山川不尽皆文物，禾黍犹存几战场。
  峡口远连江水白，陇头近是塞云黄。畏途总有登临兴，无奈猿啼欲断肠。①
  这是一首宦游登临的即兴之作。原有“凤泉王邦瑞兵部尚书”题注，其他创作背景不得而知。据史料记载，王邦瑞《明史》卷一百九十九（列传第八十七）有传②，《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五百〇四、明孙奇逢《中州人物考》、郭朴《兵部尚书襄毅王公邦瑞墓志铭》（《国朝献征录·卷三十九》）等有生平轶事记载。郑天挺、谭其骧《中国历史大辞典》（壹）有一精要简介：“王邦瑞（1495—1562），明河南宜阳人，字惟贤，或作维贤，号凤泉。正德进士，初任广德知州。嘉靖初，历官陕西提学佥事、吏部左侍郎等。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以巡视九门功任兵部尚书。次年被仇鸾排挤夺职。三十九年复任，不久病死。谥襄毅，著作有《王襄毅公集》传世。”③实际上，嘉靖年间的王邦瑞，政声最好，威望最高，嘉靖中屡迁吏部左侍郎。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兵临京师，酿祸“庚戌之变”。兵部尚书丁汝夔被下狱，王邦瑞代摄兵部尚书、总督九门兼督十二团营，不久改任兵部左侍郎。其被正式任命为兵部尚书是在同年秋，明世宗因所召兵部尚书翁万达迟迟未至，于是命王邦瑞正式接任兵部尚书，其间曾上疏条列安定天下十二事。嘉靖三十年（1551）受仇鸾排挤去职十年，重新启用不久即病故。《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五百〇四评：“邦瑞严毅有执，器识甚伟，历官四十年，所至有建立，尤以廉节著云。”《明史》总评：“邦瑞严毅有识量。历官四十年，以廉节著。”④
  对于他的文学创作，明孙奇逢《中州人物考》评价：“公初以文吏称，而后以武略显，则文经武纬，原非二事，能于源头处理会，则天下事，诚无一不可为。”可见他兼擅文武，而《王公邦瑞墓志铭》云：“性尤喜观史，道及古今之务，礼典、法制、兵赋沿革繁略之变，历历如指掌。其文能发心所欲言者，顷刻数千言立就，而俊辩可观。”⑤说明他文法经史学养深厚，诗文能言为心声，创作勤敏。从《宿火站行台》写景抒情的内容看，该诗当作于嘉靖二十九年秋，是他因公务途经火站巡茶御史行台的即兴之作。
  清人张伯魁有《火钻道中》一诗：
  满空猿鹤笑劳人，江上浮鸥未可驯。水驿濛濛花气永，山程叠叠鸟声亲。
  最怜瘠苦连三郡，着意经营又七春。往日兵戈今已息，扶犁仆仆劝斯民。
  ⑥这首诗所写火钻道，已经和明人所见行台、夜宿官署的环境与情景大相径庭。山野鸟鸣、贫民耕耘，战火与茶马贸易的往昔不存，只有于僻壤艰辛生活的山民。明清两朝，看火钻道途，恍如隔世。可贵之处在于，这首诗作有鲜明的悯农色彩和一定的民本思想，这是值得肯定的。张伯魁，字春溪，浙江海盐县人，以保举知县。清仁宗嘉庆七年（1802）知徽县事，历任八载，补筑城垣，重建书院，设立义塾，移明伦堂，建崇圣祠及城北文昌庙，有政绩。①其重修县志，初任徽县知县四年时间内多方搜集资料，历时八年（1806—1814）编成《徽县志》（《徽县志自序》）。嘉庆二十二年（1817）任平凉知府，纂修《崆峒山志》十二卷，于嘉庆二十四年印行。②
  四、徽州—秦州茶马道火钻界北的文学与文化遗存
  火钻界北至秦州茶马古道文学与文化遗存，具体节点为：高桥乡—渭儿沟—乏牛坡—白音峡—李子园（见图3）。
  图3 徽州一秦州茶马道火钻界北段路线
  高桥古镇，历史悠久，在宋代即属交通要津。南宋与金从秦州皂郊堡、天水县、吴砦至陇城县一线形成对峙，金在秦州设榷场，专门组织茶马贸易。南北丝绸之路的茶马贸易，除经成州、西和州通秦州的祁山道外，主要部分是通过捷径榆树、高桥古道实现的。宋《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1085）年间，河池县设二乡和河池、高桥、固镇三镇。高桥因镇东白音峡口建有大桥，并依桥筑有关楼，控遏通往秦州的茶马古道，故名。高桥原属秦州，1955年与太白乡一起被划归徽县至今。高桥地处徽县北部山区，自古以来就是从徽县（徽州）进入天水（秦州）的要道之一。清张伯魁《徽县志·疆域志·古迹》“关隘”说：“高桥关与秦州接壤，旧有高桥巡检司，今裁。”
  高桥关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站口，今存有名道观青龙观，门楼斗拱建筑遐迩闻名。民国《徽县新志·舆地·里至》完整记述了从徽县（州）—天水（秦州）的茶马古道路线，“北八铺：银杏、冻青、峡门、火站、木芦、高桥、糜渚、伏虎。里至：城北少东十里银杏镇，又二十里峡门，又一十里火钻站，又二十里榆树坝，又二十里大沙坡，又五里小沙坡，又五里木芦川，又十里高桥，交秦州界，距城一百里。”历史上徽州北通秦州的茶马古道在火站峪以后，即是从榆树、高桥抵达秦州李子园、南峪口（骆驼巷），向北经娘娘坝、稍子坡、徐家店、皂角堡（皂郊镇）延至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中转，随后延运陇西官库储藏起来，以供茶马贸易。
  据田野调查发现，在高桥至李子园，现存茶马古道遗迹的走向与节点是：高桥、渭儿沟、杏树窝、乏牛坡、黄羊沟、白音峡、白音村而止于秦州李子园乡。文化遗存串珠式分布：高桥青龙观及清代“除害安民”碑、高桥关遗址、乏牛坡古道修筑遗迹、“民国十一年裁员路政工赈监修”石刻题记、白音村老民居古店铺及白音观庙宇。高桥镇沿渭儿沟溯水而上，山渐高陡，林渐茂密，行路愈加困乏，此段就是最让茶夫运卒忌惮的一段山道——“乏牛坡”。石块垒砌的“之”字形山路，间或看见青苔爬满曾经是茶马古道的石阶。乏牛坡主峰称“千子山”，山顶有大湫池，乡民称“天池”，亦入地志。嘉庆《徽县志·疆域志·山水》载：“天池山东北九十里。上有天池，河池水发源于此，南流入江口川。”但是否为一事，不好分辨。《中外地名大辞典》“河池水”条：“在甘肃省徽县南。《水经注》：‘河池水出河池北谷，南迳河池戍东，西南入浊水。’”①在今高桥乡梨树村鱼洞口社，有明正德十五年（1529）游人石刻题记。
  今存有关高桥镇的文人作品，当以明嘉靖提刑按察使②司属官分巡道佥事甘茹的《高桥次韵》较为有名。全诗如下：
  深山处处有龙蟠，云气常屯万树端。长驾从来轻险路，弊裘犹自耐春寒。栈花烂漫供青眼，板屋逃亡愧素餐。暂假高桥对流水，狂歌敢谓和人难。③
  此作写春到高桥的所见所闻所感：深山云气，长车险路，春意尚寒，裘衣在身，栈花烂漫……凡此等景象，并不能使人有欢欣之情。相反地，板屋空蔽，素餐果腹，即便高桥流水，也无狂歌的快娱之望。全诗笼罩着一种沉闷、阴郁的气氛，虽漫步春天，但犹如身在冰窖，透彻肌骨的寒意挥之不去。作者甘茹（1523—1582），字征甫，四川省叙州府富顺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祖上参政累赠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其性恬淡，同仁布衣，深知下情，薄宦官不予交通，治《诗经》，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携家小至任未久，偶游泰山。夜宿梦神日“可以归矣”，次日登日观峰，挂冠而归、隐没。一说，甘茹携家隐居峄山炉丹峪以没。④他分道巡察陕西期间，作《麦积山组诗》六首、《游灵岩》（今陕西略阳灵岩山），题利州（今四川广元）《千佛崖》，另有《峄山三题》。在徽州分巡期间还作《徽台雨望兼怀鱼池之游》《试徽士新霁志喜》《集鱼池因怀任张二宪使旧游》《平燕篇》（三首）等。①其诗风畅快练达，但羼杂有阴郁、宿命等诸多成分，或与他内心深存的遁世情结有关。
  过乏牛坡循古道往前，有峡谷名白音峡，已入天水地界。道边古柳今存，未知植于何时。前行至白音村（或名白云村），对面白音山上尚存古白云寺，供奉有白云娘娘，采访村民称即《白蛇传》之白素贞，传说其曾在千子山修炼，后在峨眉山得道成仙。尚无文献可考。白云村到李子园，迳到南峪口（骆驼巷），向北经娘娘坝、稍子坡、三十五里店（三十店子或名店镇）至秦州，每个节点皆有大量文学与文化遗存，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考述。
  统观丝绸之路上明清徽州—秦州茶马古道，其兴替变化是与时代发展的起落密切相关的。茶马互市贸易，在历史上是甘、陕、川的边界地区通商，以川陕的茶换取西羌、西番（甘、青各少数民族）的马。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有诗句描述“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即丝绸之路茶马贸易的一种整体性生动写照。从时间迁延的维度看，丝路茶马贸易始于唐，而盛行于宋、明、清各代，尤以明代达到国家一统的巅峰。“丝绸之路上绢马贸易在隋唐达到顶峰，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传统的经济文化交流方式和贸易方式。”②但随着唐人饮茶时尚的逐渐风行，唐代中后期茶马贸易取代绢马贸易的势头现出端倪。中原的饮茶风气传至草原地区，不仅于无形之中改变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而且饮茶亦渐成惯例，茶叶需求愈演愈烈。茶货贸易因此逐渐繁盛，唐朝因此出现了新的税种——茶税。“贞元九年（793），从张滂请，初茶税。凡出茶州县及商人要路，每十税一。”“茶之有税，始于此。”③从文献载录看，茶马贸易几乎就在茶税初兴的同时出现。封寅著《封氏见闻记》卷六载：“经年（贞元年间，785—805）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④但比较而言，唐代茶马贸易还是没有超越绢马贸易的主体，且互市交易的主要区域在沙州、瓜州，以与同鹘交易为主。
  五代至北宋时期，除回鹘外，泾、渭河中上游，洮河、白龙江流域以及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东部地区都分布着众多“陇右吐蕃”部落，宋、西夏和吐蕃的茶、绢互市地点逐渐转移至河州（临夏）至陇南一带，茶马互市的茶叶主要来自川、陕。熙宁七年（1074），北宋政府在成都设置榷茶司，在秦州设置买马司，分管买卖四川茶叶与藏族茶马互市，“置提举熙河路买马，以茶市马”（《宋史·马政》）。元朝自己的蒙古马供应极为充足，茶马互市渐衰。
  明初，因军事原因，马匹所需成为要事。“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九《市马考》），“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明史·食货志》），西北少数民族生活需要茶，这种供需互补关系，促进了茶马贸易。实际上，明代的茶马贸易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它是由封建国家垄断经营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经济强制手段的交易形式。明王朝先后在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建立“茶马司”贮藏茶叶和易马，《明会典》卷三十七载：洪武年间，朝廷在陕西境设巩昌府骆驼巷梢子堡、高桥火钻峪，临洮府伏羌、宁远四个茶运所。可见，明初所建茶马贸易管理要所，南面的两个就在徽州—秦州的茶马要道上，并且每所设大使一员，“称子六名，茶夫一百名递运官茶”①。《明经世文编》卷一百〇六载：“自汉中府至徽州过连云栈，俱系递运所转行，徽州至巩昌府，中间经过骆驼巷、高桥、伏羌、宁远各地方偏僻，原无衙门，添设四茶运所官吏管领，通计一十一站，每处设茶夫一百名，巩昌府至三茶司，复由递运所三路分运，计三十站，每处设茶夫三十名。”这就对徽州—秦州茶马道的官府管理和运行做了详细说明。这条茶马贸易道路，明嘉靖《秦州志》、清顺治《秦州志》、清康熙《秦州志》、清乾隆《直隶秦州新志》、清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和民国《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天水县志》，以及今本《秦城区志》均有记述，较之明嘉靖《徽郡志》、清康熙《徽州志》、清乾隆《徽县志》和清嘉庆《徽县志》等地方志书，明显要详尽一些。但从今天来看，具体的线路走向和实际地名还是语焉不详，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我们对这一段茶马古道有更深刻的认识。所幸我们在做民间文化调查时，意外发现一民间藏本之善本——清宣统二年秦州知州徐普撰《秦州直隶州乡土志》手抄本（见图4）。该书“道路”部分，对秦州—徽州的官道路线有详尽描述：
  南出大城（秦州）南门，过藉水傍南山西行五里，折而南入赤谷泝谷水。南行五里至小寨，再南十里至门家河，再南十里至皂郊堡。复东南行十里至阎家河，再东南十里兴隆镇，再东南十里至梢子坡，南逾齐寿山。东南行十里至沿川子，再东南十里至娘娘坝，再东南十里至马家店。再东南十里至野鹊窝，再东南五里过驼阳沟水，又五里过南峪河至骆驼项（巷）。再东南过花园沟水，十里至石关子。再东南过小岭，十里至碎石子，再东南过碎石山，十里过白蜡峡水至白蜡（音）峡，再东南十里至乏牛坡。过坡东南十里至高桥，再东南十里至木梨川。出州界入徽县境，南抵巴蜀之孔道也。②
  从这段记述看，秦州—徽州茶马贸易古道，途经多曲折艰辛之处，难怪行职、宦游的官员特别是明代巡茶御史的文学文献，都笼罩着一种凄迷、艰难、沉着的色彩。这一点，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明中后期，商运官茶逐渐取代军夫运茶成为茶运输的主要形式。明王朝专职管理汉藏茶马互市的高级官员、茶马御史徐彦登《历朝茶马奏议》记载：“商人领引皆其自备资本买茶到司抽分，一半入官给番易马，一半给商贸易为资。”因此，官营茶运司（所）需求迅速下降。“嘉靖十四年（1535），各茶运衙门被裁革，止存火钻峪一处改为批验所，盘验茶斤。”①
  据《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记载，在汉州府—徽州—秦州—临洮府的茶马贸易通道上，除高桥火钻峪外，其他三处茶运所被“巡茶刘君具奏革去”，但未云详情。《明世宗嘉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嘉靖十五年（1536）六月乙未”条称：“嘉靖十五年巡茶御史刘良卿奏，陕西地区设立三茶马司以收茶易马，虽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以系番夷归向之心。”是说裁撤骆驼巷等其他三个运茶所，是为落实“番夷归向之心”，不仅粉饰过度，而且颇为牵强。倒是《皇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六的一段记载说明了真实情况：
  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刘良卿题称：今后三茶马司积茶，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计该若干正茶之外，分毫不许夹带。将来茶价涌贵，番人受制而良马不可胜用一节。与前御史刘希龙所奏大略相同。相应议拟，欲候命下。转行陕西巡茶御史，再加斟酌，径自查照施行。①
  裁撤三个军夫运茶所，是因为官营茶马司积茶太多，且私茶屡禁不止，好茶互市不到好马，而且这个弊端已经存在较长时间了。如转为商运，由火钻峪茶马司改为批验所盘验商人，“蒸晒毕，所在官司催发起程，仍填注日期，运至汉中府辨验真假，黑黄斤蓖、各号称盘。经过置口巡检司，火钻批验所，巩昌府查验蓖数，稽考夹带”（《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二）。如此落实税收，可以减除弊端，提高管理功效和茶税（茶课）收入。刘良卿、刘希龙均巡茶到过徽州，也有其他政绩作为，方志有载。但根据随后运行的情况看，事与愿违。就《嘉靖十三年御史刘希龙条陈茶法四事疏》的看法，商运茶叶易马是由朝廷招募商人，买运国家指定物资，运至指定地区后，由官家给商人以实际利益。但商运也是一柄双刃剑，它虽解决了明政府无法解决的买茶资本与运输难题，却又狠狠地在明政府茶马贸易垄断体制上开了一个缺口，助长了私茶贸易，使得火钻镇验茶课税的能力大为下降。就在沈越巡茶徽州—秦州后，徽州知州将火钻行台移至徽州城治西街；再不行，徽州行台移至白水江鱼关，到清初逐渐冷落。②嘉靖初，分巡陕西边境茶马御史陈讲在其所撰《茶马志》中云：“嘉靖改元之明年，讲奉天子之命，按治陕西马政。疲驽之力，重任莫胜。奔汉沔，历洮河，驻秦关。望于陇远，想成周之盛，有余概焉。”③这与徽州—秦州茶马古道盛况之时已有天壤之别。
  陈讲以都御史职巡视徽州—秦州茶马贸易，已经是察院行台撤至徽州时期，有《徽台感兴四首》诗为证：
  千峰万壑赴河池，愁向荒原吊士祠。运去将军空死国，时危工部漫题诗。
  雪霜枫叶横萧寺，风雨梅苔长断碑。落日高城迷怅望，何堪永夜角声悲！
  万堞霜涵紫气消，短簷乾鹊报新晴。寒泉谷静云流细，古木台高雪积平。
  陇笛唤残鹦鹉梦，洞箫吹落凤凰声。碧窗深锁怜予寂，一夜归心看月明。
  孤城吟望溯寒风，景物苍茫感慨中。金水云边声掷谷，铁山雨外影磨空。
  草深塞北肥胡马，雪拥关南阻蜀鸿。长剑倚天歌突兀，兴酣何处觅箄筒。
  黄叶苍苔去路迷，寒城晓柝击乌啼。海天日近长安北，锦里云连剑阁西。
  岁晏有人还白水，霜高无雁度青泥。世尘荏苒怪蓬鬓，山月江风负仗藜。④
  该诗文辞深沉，颇有古风余绪，但其中除“陇笛唤残鹦鹉梦”涉及秦州人事，“草深塞北肥胡马，雪拥关南阻蜀鸿”直写徽州—秦州茶马古道相关情景外，其他都是孤寂、萧条的遐想或幽深历史的回思。这表明，此时的徽台已与明时相去甚远，《续修四库全书》著录的《历代茶马》言明朝茶马贸易国策独当一面：“明陕西置茶马司四：河州、洮州、西宁、甘州，各府并赴徽州茶引所批验。洪武初，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①陈讲，字子学，号中川，遂宁县罗家场（今四川遂宁船山区永兴镇）人。明正德十五年（1520）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监察御史，巡按陕西，升山西提学使，历任河南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西巡抚，《明史》有传。著作今存《中川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收其《马政志》四卷，其中的《茶马志》，为中国茶文化研究之茶政研究的重要资料。陈讲巡茶徽州，与郭从道有晤，作《栗亭别郭省亭先生》录入《徽郡志·艺文志》。
  终明一代，朝廷对徽州—秦州茶马官道的私茶防禁极其重视，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但私茶却日盛一日，活跃在汉藏茶马互市的广阔领域里。从我们进行的文学与文献调查看，由汉中府经徽州至秦州的茶马贸易通道，使明代茶马互市的管理体制初具规模，表现出系统化和制度化的特征，改变了唐宋以来茶马互市以自由贸易为主的格局，保证了国家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促进了茶马互市的繁荣和发展。②在陇蜀青泥古道上的茶马互市，客观上加强了边地与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丰富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历史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