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丝绸之路徽州至秦州茶马道的文学文献考察①
  蒲向明
  一、唐宋河池（徽州）至秦州茶马道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
  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有一条著名的唐宋经济文化通道——青泥道，因李白《蜀道难》喟叹其险而名扬天下。北宋嘉祐二年（1057），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雷简夫对此做了具体的指称，“大抵蜀道之难，自昔以青泥路称首”（《新修白水路记》摩崖铭文）。②现代学者认为：“从唐朝到北宋前期，青泥岭上的青泥路，一直都是川陕间的主要通道，公私行旅，往来频繁。”③即便后来修通了白水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青泥路并行未废。《宋会要辑稿·方域·驿传杂录》载：“景德二年九月四日，诏兴州青泥旧路依旧置馆驿并驿马、递铺等。其新开白水路亦任商旅往来。先是，屡有言新路便近，亦有言青泥路虽远一驿，然经久难于改易者，故下诏俱存之。”④类似记载还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一。
  宋青泥道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史料记载虽有出入，但论定在河池驿和长举驿应为中肯。晋初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载：“青泥岭，在兴州长举县西北，接溪山东，即今通路。”这是关于青泥道的最早记载。青泥道，即从青泥岭（即青泥驿，今徽县大河店乡青泥村）到长举县（治所在今陕西省略阳县白水江镇长峰村）的一段通行道路，后人多沿用此说。但柳宗元《兴州江运记》却另有所论：“自长举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若是者，绵三百里而余。”显然，这个青泥路是过凤州河池县（治所在今甘肃徽县银杏镇）且延伸到成州（今甘肃成县），并连接祁山道这条陇蜀有名的官道。《金石萃编》中有宋人载录：“至和元年冬，利州路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这说明青泥道就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的一段路程。综合这些说法，青泥道狭义的起点和终点，就是青泥驿和长举驿；广义的起点和终点，就是河池驿（银杏镇）和长举驿（长峰村）。我们认为广义之说为是。
  至迟自宋以来，还存在着一条由秦州（今天水）至河池驿（青泥道起点）的商贸文化通道，可称之为“青泥道北延段”或“河池（徽州）—秦州茶马道”。唐宋文献“兴州一路直通秦州至凤州河池界”之说，实际包含了两段古道：一是兴州至凤州河池界的道路，二是秦州至凤州河池界的道路。前者主要是指青泥道（宋明清以白水路为主），笔者已另有所论，今所见其他学人高论也层出不乏。后者属青泥道北延至秦州段，不仅唐宋文献语焉未详，数量也极寥落，即便沿途有碑碣存留，但鲜见唐宋遗迹。这说明至迟在唐末宋初，其商贸要道的历史地位还未形成。自北宋至明代、清初，这条道路的重要作用已多见诸文献载录。《宋会要辑稿·方域·道路》：“今兴州一路直通秦州，以至凤州河池界首，甚有桥阁，约两万间，兵士数少，难以修葺。”北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明胡缵宗《巩郡志》：“徽州界陇蜀之间，又为水路通道，商贾辐辏。”明吕楠《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此地（火钻镇）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明郭从道《徽郡志》：“（徽）南至略阳县五十里大石碑界，北至秦州一百一十里木庐镇界……关陇之襟喉，巴蜀之门户。”清彭龄《沔县新志·杂记》：“商贩自秦州赴汉中之路。”
  以青泥道和白水路为代表的陇蜀古道不仅是茶马古道，也是丝绸之路体系中的一段近道和便道，在整个南北丝绸之路网道体系中处于关键位置（如图1）。尤其是从宋代利州路治所兴元府（今汉中）西去秦州（今天水），极为近便地沟通了陇蜀两地，商贸、军事、交通价值极高。从史料线索梳理，这条茶马古道初成于唐而通行于宋，繁盛于明而在清雍、乾时期渐次走向衰落。从长举县通过青泥道或白水路经河池县（今徽县）至秦州，实现陇蜀之间的直通和南北丝路的连接，省去了北上翻越秦岭进入关中，或西行翻越陇山的艰险困难。据史料和实地考察，秦州—河池县（元明清徽州）段，具体走向由南向北现节点为：银杏树乡—峡门—西坡—竹林寺—火站—榆树乡—高桥镇—白音峡—稍子镇—皂角堡—秦州。商贸通行（主要是茶马贸易）的明清记录和碑碣记载较为可观，它们忠实地载录了丝绸之路陇蜀古道一段的基本情况，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献。
  二、河池（徽州）—秦州茶马道的历史演变
  河池（徽州）—秦州茶马道，唐时属于初成期，通行状态处于断续之间。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唐朝使者出使吐蕃，在赞普帐中看到许多内地出产的茶叶，其中以蜀茶最为有名，其中部分就可能是经由此道输入吐蕃的。贞元年间（785—805），“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①。即指经由秦州的输茶易马贸易，通过的道路应有秦州—河池茶马古道。《天水通史》载：“咸通四年（863），唐于秦州（治成纪，今秦安叶堡川）置天雄军，统秦、成、武三州。此后到北宋前期，陇右地区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者，惟秦、成、阶之地。其余为唐、蕃间羁縻州，自成部落。”②可见，在唐代，陇蜀茶马古道的商贸并不流畅，属于断续之间。凤州河池县通秦州道路，也与此类似。③
  两宋至金，河池（徽州）—秦州茶马古道兼有兴废，宋金交战时期以废为多。北宋前期朝廷收复陇右地区后，对较为发达的陇蜀盐、茶、马民间私商贸易进行严格管理，实行“榷茶之制”，茶叶由官府垄断，颁布茶禁，实行专卖；但因“茶利之博”和私贩马匹之“厚利”，私贩茶马屡禁不止④，有时还非常盛行。再则秦州“南通巴僰，北控朝那”，处于南北咽喉要径，一时商贾云集，秦州—河池茶马古道自然一派兴盛。官府在屡禁不绝的情况下，也就因势利导，施行管理。咸平元年（998），朝廷在秦州置市马务，主持以布帛、茶叶交换马匹的事务（《天水通史》）。至南宋，由于宋金对峙和争夺秦州的拉锯式战争，茶马互市几度兴废。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1141）年五月，金在秦州置榷场，与西夏及周边进行茶马贸易，十七年后撤销。⑤以后就较少有汉茶、蜀茶输往秦州的记录。
  元初，徽州（南凤州）—秦州茶马贸易马市衰落，但在关中及陇右易茶一直延续，几度还有勃兴。元灭金后，元代重视牧业，马匹充裕，陇蜀南北马市衰落，但汉中、四川的茶叶依然销往关中及陇右地区。①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元代又恢复了宋代在秦州的榷茶贸易。《元史·食货志》载至元五年（1268）运使白庚说：“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秦州）置局发卖。私自采茶者，其罪与私盐法同。”②这说明茶和盐在当时由朝廷专营，禁止私自贩运。
  明代茶马互市是继唐宋绢马贸易、茶马贸易之后，在汉藏交接地区实行的一种重要的经济交流形式。从文献资料看，明代西北茶马互市贸易，茶叶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各族商贾视为利薮竞趋之。明政府首先在产茶州县设立茶课司，朝官察课主要在汉中、保宁、成都诸茶园；其次在利于互市的汉藏交界地带设置茶马司，专事易茶，具体做法是建专门仓库，储藏征茶易马。洪武五年（1372），明廷建第一个茶马司——秦州茶马司。③乾隆版《直隶秦州新志》卷四《食货》：“洪武中置秦州茶马司，设司令、司丞。”《明史》：“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④可见唐宋至明历代，设茶马司之目的不仅在增税、获取番马，还有在政治上以茶易马，牵制番藏、羌戎，固番人心，以强中国的长远考量。洪武二十五年（1392），朝廷规定藏蒙等西番各族贡马，上交一定量的马匹。朝廷再以茶酬马价，即“招番中马”“以茶为赋”的差发马制度。洪武三十七年（1397），秦州茶马司迁往西宁。晚明时期，秦州官方的茶马、盐马互市日渐衰微，但民间互市依然兴盛，固定的茶马交易场地和集贸市场广泛形成，茶马交易规模巨大。
  清代秦州南通川陕的民间茶贸易还在延续，官府的管控已经日渐薄弱。秦州—徽州（雍正七年降为徽县至今）的贸易以茶为主，“当关陇之会，介雍梁之间”“秦州直隶州，要冲繁难”⑤。明末清初，出现农民起义和西北少数民族反抗，长期的战火重创秦州经济，秦州—徽州茶贸易也概莫能外。至康熙时的垦荒休养生息，“藩产更名”和“屯田归县”使粮产和人口有显著增加，一直持续到同治年间，但鸦片种植的引入和普及，以及果蔬菜业的大力发展，使茶贸易渐趋弱化。甘川商路主要在秦州至徽县、阶州（今武都区）一线，“川货（大部为茶）入甘者，由该州所属徽县、碧口人口，至秦州转运，分销各处。”⑥陕西商人经由此道在甘多经营茶叶、药材生意，原料多购自陕西、秦州等地。⑦秦州—徽县是重要的支线驿道。顺治八年（1651）镌刻的《徽州调停驿站碑记》所载“（徽州）北送秦州三百余里，南下略阳二百里，寸步是石，到处是山……地残驿苦，无不恻隐为心恤马爱职者”⑧，叙述了跋涉这段茶马古道的艰辛和苦于“济渡”的现实情况。光绪二十年（1894）陕甘总督杨昌睿《重修大石碑路记》所说：“陵谷变迁，雨雪剥蚀，向之垣途，遂成峙径……稍懈即仆，人与马皆落江，葬于鱼腹，行者苦之。”说明在晚清，这条官道贩茶北入秦州，路况已很不堪，茶贸易在断续有无之间。①
  从文献资料的多向载述看，蜀茶入秦州存在多条路线，秦州—火钻—徽州线路只是其中之一。还有秦州—祁山—武阶（今成县）—河池—两当—凤县—褒斜道—汉中—入川一条线路，兴州（今陕西略阳县）—窑坪（今甘肃康县境内）—寺台（康县境内）—望关（康县境内）—小川（今甘肃成县境内）—西和—祁山—秦州为另一条线路。秦州—火钻—徽州线路是捷径，在明代茶马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徽州—秦州茶马道火钻界南文学与文化遗存
  关于徽州—秦州茶马古道的文学与文化遗存，我们以火钻镇为界分南北两段考察。
  河池县至火钻茶马古道文化遗存，其具体节点为：银杏树乡—峡门—西坡—竹林寺—火站—榆树乡（见图2）。
  1.银杏树乡
  古河池县治所，青泥古道起点。秦州—河池茶马古道，南起点河池县（驿），治所在今徽县银杏树乡，宋移治固镇（今徽县城关镇）后设驿。据康熙版《徽县志·舆地志》：“徽自汉魏为河池地，明初置郡，介于陇蜀。”“徽为巩昌府属郡，昔《禹贡》时雍州之域。春秋时氐羌所居。战国及秦为陇西郡。汉武置河池县……东汉复为河池县……隋初置河池县，隶山南路，唐宋因之。至元初，改为徽州。明初仍置徽州，领一县曰两当，本朝因焉。”①乾隆版抄本《徽县志·沿革》：“宋开宝五年移治固镇，属凤州。元置南凤州于河池，至元初改曰徽州，明朝仍曰徽州……国朝因之，雍正七年，改为县，属直隶秦州。”②嘉庆版《徽县志·沿革志》：“明徽州属巩昌府陇右道，洪武七年降为县，后复升为州。国朝顺治、康熙仍为徽州，雍正七年，改徽县，与两当同隶秦州。”③由史料来看，宋开宝五年（972）以前，徽州一直是河池县，治银杏树。开宝五年后移治固镇（城关）至今，经历了县—州—县的历史循环过程。元初于河池置南凤州，后改称徽州（徽，美善之意），陆游著诗《倾岁从戎南郑往来南凤追忆旧友》：
  苦戍蚕丛北，频行凤集南。烽传戎垒密，驿送客程贪。
  春尽花犹折，云低雨半含。种畲多菽粟，艺木杂松楠。
  妇汲唯陶器，民居半草庵。风烟迷栈阁，云霆起秋潭。
  城郭秦风近，村墟蜀语参。快心逢旷野，刮目望浮岚。
  考古兴时感，无诗每自惭。嘉陵最堪忆，迎马柳毵毵。④
  此诗嘉庆版《徽县志》收入时未云所据，提说往来南凤，欲确指徽县。查陆游《剑南诗稿》卷七十六、《唐宋诗醇（下）》作题为《顷岁从戎南郑屡往来兴凤间暇日追怀旧游有赋》，元方回《瀛奎律髓》卷四所载亦同。而中华书局《陆游集》列诗题为《顷岁从南郑屡往来兴凤间暇日追怀旧游有赋》⑤，显然有异。钱仲联先生《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诗题沿用《唐宋诗醇》本，并对原本中“无诗日每惭”据明刊《别集》校注为“无诗每自惭”，还确定了该诗作于嘉定元年（1208）山阴（今浙江绍兴）。近见其他著述如张春林编《陆游全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黄逸之选注《陆游诗》（崇文书局2014年版）均沿钱说，我们以为可靠。学界主流看法，或此诗“描述汉中乡土民情”，或“追怀奔波在南郑前线的战斗生活”⑥，或“追怀乾道六年权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时旧游”⑦，或“诗述作者南郑、兴（州）凤（州）一带往返”⑧，就是没有直接写诗人南凤州生活的说法。南凤州为元代所设，陆游时为河池县，他“从南郑屡往来兴凤间”，河池县为必经之路，该诗不能排除写于河池的可能性。其中“城郭秦风近，村墟蜀语参”一句，说明南宋时期秦州—河池—汉中一带的语言，仍以秦语、蜀语兼而有之，而“秦风”“蜀语”显系互文，从文化上属于秦蜀文化的过渡地带。
  元代至元初（1263），改南凤州为徽州，因城北隅徽山下有徽山驿而得名。明洪武七年（1374），降州为县，始有徽县之称。后又升为州，直至清雍正七年（1729），改为徽县，沿袭至今。乾隆朝，古河池县旧城尚在，四面城门楼，南曰“通蜀”，北曰“眺陇”，反映了其在陇蜀古道—青泥道上的显著地位。该旧城康熙时有两次修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还有重修，但到了嘉庆朝，河池旧城在史料记载中已经语焉不详，到了被废弃的地步。现存文化遗迹鲜有，自然人文景观有古银杏树，“估计为秦汉时所植，树龄在两千年以上，尚每年挂果，乡因树得名”①。该地北至秦州路途中的罗河庙沟、雷神庙一带有考古发现，故有文化之名望。明郭从道《徽郡志》：“庆寿寺，北一十里。”康熙版《徽州志·寺观》：“庆寿寺，北二十里，今郡侯邓公建，设讲约所。”说明该寺在明代就有，位于河池县旧址附近，清代又有重修。今有庆寿村，南经胡台村、马庄村到银杏树乡所在地，向北紧邻峡街村。
  2.峡门
  别名峡口。从银杏树乡向北出发，经马庄村、胡台村、庆寿村至峡街村。明郭从道《徽郡志·舆地志·村镇》载“峡口，北三十里”，这是从徽州城出发后茶马贸易商队的第一个歇脚点。从遗留的那些巨大石条、石门墩和墙头精致的砖雕中，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的繁盛。有观音阁遗迹，《徽郡志·舆地志·形胜》：“观音崖，在峡口上建观音阁，有水穿崖而下，清冽可观。恤刑郎中陈棐题曰‘春生玉峡’，又曰：‘龙洞竹云’‘仙崖罗月’。”因此，这个观音阁有“水观音阁”的别称。都御史陈棐有诗《观音窟》：
  观音古窟石峥嵘，阴洞森沉泻碧泓。最忆名山冬爱日，又看边塞夏收粳。瞰时怕触蛟龙气，静处如闻钟鼓声。一片杨枝频滴水，年年甘雨助三耕。②
  观音窟，即观音洞，在峡门观音崖上。其崖林木苍翠，藤萝掩映，俗名龙洞。下为河池经高桥关入秦州的古道。洞顶有寺院名观音阁。水从洞中喷出，坠崖而下，寒气逼人，清冽可观，为徽县一景。陈棐（1500？—1570？）字汝忠，号文冈，开封鄢陵（今河南省鄢陵县）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历任礼科、户科给事中，累官右佥都御史。撰有《文冈集》二十卷，《四库总目》行于世③，另著有嘉靖版《（河北）广平府志》十六卷（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潼关铭》④《祁连山》《题玉溪洞》（山西省夏县）等诗文。嘉靖三十一年（1552），陈棐以刑部郎中职奉敕恤刑至秦州、徽州，嘉靖三十六年（1557）任宁夏巡抚都御使，后官至甘肃巡抚。从他的创作风格和《徽郡志》的记载看，他应有一首《题峡口》诗，今已亡佚。
  3.西坡
  过峡口进大峡一直往里到西坡村。此处应为明代徽州茶运所衙门下设一茶站所在地。《皇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六《梁端肃公（梁材）奏议五（疏）》之《议处茶运疏》称：“旧规自汉中府至徽州，过连云栈，俱系递运所转行，徽州至巩昌府中间经过骆驼巷、高桥，伏羌、宁远各地方偏僻，原无衙门，添设四茶运所官吏管领，通计一十一站，每处设茶夫一百名。巩昌府至三茶司，复由递运所三路分运，计三十站，每处设茶夫三十名，其茶运所衙门，运茶日少，空闲日多，积习既久。夫役雇募，重费不赀，官吏无为，俸银冗滥。嘉靖十四年，该监察御史刘希龙题准，将前茶运所官吏查革，茶夫止留六百名。”①
  4.竹林寺
  别名珠临寺，从西坡村翻山往北，再过一条深谷即到。它位于徽县榆树乡火站行政村马磨自然村西山山麓，系一组佛教石窟群。开凿者利用石崖自然斜面，凿出一大五小共六眼穹顶石窟。大石窟居于中央地带，总体呈穹形，分上下两层，两层窟面又各自再分出三个小穹门，六个窟门自下而上呈收缩性排列，窗格状分布。构成大窟门柱的外墙上，还凿有八十多个半尺见方的小佛窟。门柱两侧石壁上的五个小石窟，各自独立深度不等，左侧一窟中尚存一尊石雕佛像，面部轮廓分明。这组石窟群，总体上搭配错落有致，显现出千佛洞佛窟的艺术风格。“从窟龛及造像特征看，竹林寺石窟具有北魏时期的特点，它曾遭北魏太武帝灭佛浩劫。从历史地理及佛教遗迹的分布看，该窟北朝时期就已经存在。窟形（如单身佛龛）及造像与麦积山石窟、法镜寺石窟北朝至隋唐间窟龛及造像风格相近。推断竹林寺石窟，当开凿于十六国时期、北魏早期。”②竹林寺石窟右后崖面，有新近发现的《重建珠临寺院侍佛田地碑记》摩崖石刻③，全文如下：
  重建珠临寺院□□持常住地信士刘徹舍家垭地一
  分东至添河南至高通岭西至腰塄北至石碑邓家沟地
  阳山山周围通添河口黄选黄杨舍寺棵地东至添河南
  至黄杨地大石边对通山西至腰塄北至本寺山边黄杨林子
  四至分明永远常包侍佛二人田地碑记
  南无阿弥陀佛
  功德主刘徹马氏□呼林范氏男黄汝政
  功德寺主黄选□武氏男黄三娃
  □刘氏男黄□保
  拜大明国陕西布政巩昌府徽州邵□□珠临寺十八□等
  □知州左
  □茶印所 □僧人□□
  □建寺院僧人师祖明广师傅□龙徒如空徒□性亮
  万历岁次癸丑年春仲月壬子日书记住持如禅
  这篇石刻文献，文学价值并不高，但文化价值较大，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①珠临寺在明万历癸丑年（即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前就已存在，而且遭到损毁，本次重建系住持如禅负责下的寺院行为；②这次重建得到信士刘徹、黄选二人的捐地支持；③本次重建得到了徽州知州左□□的支持，而且其在秦州—徽州茶马古道上有公务行为或衔职巡察茶印所事务；④当时的茶印所参与了此事；⑤此摩崖刻石浅陋的原因是，此碑记属民间刊刻，非官府行为。
  摩崖所引知州左□□，即左之祯。乾隆版抄本《徽县志·官职·知州》：“左之贞，京阳人，贡生。”嘉庆版《徽县志·职官志·明知州》：“王途、左之贞，万历中任，山东人。”他在万历年间（1573—1620）知徽州，具体任期不详，有政声。比对史料，刻此摩崖之时，左之祯奉按院、茶院两院批示，在这条茶马古道巡察茶院行台所在地火钻镇茶夫田地事宜。万历四十一年四月附入明郭从道《徽郡志·田赋志》的《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粮数目》一文①，对相关载述很为明了，文如下：
  （徽）州北六十里火站峪，系运茶要路。旧制设有茶引所衙门在焉，其汉中府所属五州县课茶，俱由此地运送，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先年议在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处佥编运茶脚户刘文光等百有余名，住居本镇。除支领工食外，任其开垦荒山，砍伐林木。自本镇至滴水崖，南北亘七十里，东西阔二十里，地未入册，粮未起科，是以相传为茶夫地云。后运茶议罢，而茶姓之子姓相沿开垦，遂为世业，并未征粮。
  至万历三十三年西乡县复运茶到州，议添茶脚，前任知州申请布政司批允在本州一十八里，每年派银二百六两三分，刻入条鞭规则内，遂为岁额，州民苦之。王秉查知前地，于三十八年间状告。两院批行、分巡道董暨本府刑厅转委礼县知县尹焕，不惮劳瘁，履亩丈量计实（山川田亩、折银）……每年征收在官，如遇汉中府运茶官到州，令茶店户照数支领，取领状附卷，以备查盘。如无茶到，将银贮库，以听申请。茶院别项支销，永不派及阖州百姓……火站峪茶夫田地，从来远矣。
  后茶夫虽撤，茶地故在。小民视为闲田，开垦种耕，据为恒产，不纳官租，以致运茶脚价贻累州民，官吏曾不查其原委，岁岁编派刘印等耕无粮之地，而阖州民有额外之征，此王秉等不平而鸣也。今该道着意清查，再三批驳，尹知县不避劳怨，履亩丈量，使六万余湮没之田，数十年不决之事一旦清明，舆情大快。处议三等起科，甚为妥当。乃立碑入志，以垂永远。杜异日告辩之端，缴本周知州左之祯尊奉，于万历四十一年四月督刊附入。①
  这篇纪实文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文章起首简要介绍了秦州—徽州茶马贸易和汉中府的管理情况以及茶脚户的资助报酬安排，随后记述了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汉中府西乡县运茶徽州至秦州茶脚费用管理的演变，最后说明“数十年不决之事一旦清明，舆情大快”的处理结果。文辞质朴而行文准确，层次分明，对了解此条古道茶马贸易及民俗文化很有历史意义。此外，左之祯任内重修栗亭川杜少陵祠堂为清人所重。清童华祖《重修杜少陵先生祠堂记》载：“万历中州牧左公慕其芳躅，又为之重修，迄今越百有余年。”②
  据田野调查发现，竹林寺周边地区，至今还流传有“火烧竹林寺，马踏尹家庄；石锣对石鼓，银子二万五”的民谣。现存杀僧地、莲花洞、雷神庙、庙湾里、娘娘石、炮台等具有宗教色彩的部分历史文化遗迹或古地名，或许与竹林寺（珠临寺）的历史兴废有关，但已无从考证了。
  5.火站
  别名火钻镇、火钻峪，从珠临寺往北约十里许即到，今为徽县榆树乡火站村。《徽郡志·舆地志·形胜》：“火钻峪，北六十里。”因明初徽州火钻镇设立批验茶引所（别名“茶引所”“茶印所”“批验所”）和巡茶察院、御史行台而名著一时。
  《徽郡志·舆地志·村镇》：“银杏，北十里。峡口，北三十里。火钻，北六十里，有御史行台。穆家，北八十里。木庐，北一百一十里。”表明火站系明代秦州—徽州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关津，在此建立御史行台意在加强南北茶马交易官道的国家管理权力。《徽郡志·建制志·公署》：“御史行台在火钻镇，有堂，有室，有门，有屏。嘉靖十七年，巡茶御史沈公越，檄知州王时雍创建，礼部侍郎吕柟记。分司在行台右，即批验所旧基。公馆在木庐镇，有亭，有序，有门。嘉靖四十二年，知州孟公鹏年建。”这段文献说明，火钻镇御史行台初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有巡茶御史在此履行皇朝公职，配合御史行台的中央茶马贸易管理，当时在其旁边还设立有按察分司和布政分司一并署办，占用了明初就建立的批验茶引所原址，批验所公馆则移建到与秦州交界的木庐镇③。此处所云“礼部侍郎吕柟记”，即《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是研究丝绸之路秦州—徽州茶马古道极其重要的一篇文献，全文如下：
  徽州火钻镇，旧设批验所，与秦州骆驼巷、稍子镇同，后至巡茶刘君俱奏革去。惟火钻镇，官虽革而印未缴也。嘉靖戊戌，犹铨注一大使，然而于所无衙，于官无事，如虚衔耳。
  戊戌之秋，应天沈君中甫奉命巡茶陕西，至火钻镇叹曰：
  “此地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岂可以无官守与公署哉？”
  “况虏酋一寇，众逾十万。近者吉囊俺答之种最号精强，而哈喇慎亦黠虏也。不时南侵，墙堵而来，虽有秦、巩、临、平、甘、宁、固、靖诸路之兵，然众寡不敌，又多软脆，望尘奔遁，莫敢支持，人徒以为虏强而我弱也。殊不知御虏在士，奋士在马，畜马在茶，行茶在公署。公署不立，而欲茶之行者鲜矣；茶课不足，而欲马之畜者鲜矣；马力不齐，而欲士之奋者鲜矣；军士不奋，外欲攘敌以却虏，内欲安夏以保邦者，未之前闻也。”
  “然则火钻镇察院行台之建，岂可少且缓乎？君乃先行广宁、开城七苑，查见在大小儿课驹马万有四千有零，其倒死、拐逃、被盗者皆备查，其数比之原额率亏损十三焉。如是，而茶课犹缩，保寨犹敝，马之不寝耗以亡者几希。虽有塞渊之心，其如云锦之鲜，何哉？”
  “尔乃令汉中府岁办地亩，课茶五十四万，依期起运，禁茶园、店户盗卖欺隐。而中茶商人领引之后，不得辗转兴贩。别务生理，久不完销，以稽国课。虽山西诸处各该原籍，亦必监候家属。”
  “又令洮、河、西宁三道，督察三茶马，官吏于运到茶斤，不得收粗恶者于库内以易马，而以甘美之茶给商人。”
  “又令守巡参将诸官，责各衙门巡捕官，即理巡茶。而西戎、土番，叠溪、松茂以至西宁、嘉峪诸处私贩茶徒，不得肆行潜通番人易其马。”
  “又令各驿递衙门于发到摆站、瞭哨，茶徒纳工拘役及贫病者，各有所处。”
  “又令甘肃二行太仆寺及陕西都行二司，严视官军马匹，不得走失。疮瘙而桩朋，地亩、马价亦皆及时完征。并禁官马不得驮载私物，减其粮料。”
  “又令派定空闲牧军守候，茶马一到，即时表领，勿得守至旬月，致马瘦损，至啮柱槛。其各苑亦必相水草之宜，而腾驹游牝，各得其所。圉长、群头皆不得惰偷闲旷，以废其业。”
  “又令苑马寺通行分管三路，官员亲诣各该监苑，巡视寨堡，务必高墙深堑，坚实完厚，保障地方收敛马匹，勿致损失。夫汉茶有招马之令，番人有市马之乐，监苑有饲马之实，寨堡有护马之所。行之数年，虽騋牝千亿，亦可睹也，比物四骊，不啻言矣。”
  徽守刺史王时雍言：“沈君存心正大，行事严明，合省官员皆敬慕之。宜其锡马蕃庶，强壮边圉如此也。”
  行台正厅三楹，东西厢房共六楹，后厅三楹。东西厢房亦六楹，二门、大门各三楹。若大使之宅第，则行台之西，亦不下一二十楹，器用诸物皆具。
  是役也，始于嘉靖十八年五月初十日，落成于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未几，沈君已竣事去还朝矣，去行台之第。
  二年庚子七月，徽人来述记。予遂述其所闻，美政一二，以告后来。沈君讳越，中甫其字也，别号鹿村。南京锦衣卫人起家，嘉靖壬辰进士。①
  这篇述记的文学价值很高。作者吕柟，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今西安市高陵区）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五年（1479），卒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②。他作为明中叶著名理学家，“讲席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德业在胜国三百年推第一”，世人尊为泾野先生，被后学视为关学之集大成者。③此文是他辞世前三年，即嘉靖十九年（庚子年，1540）七月六十岁上疏请归故里后，讲学于北泉精舍期间，应徽（州）来人要求，回忆追记的文章。该作对巡茶御史沈越奉朝廷之命在火钻视察时的言辞，进行了富有文采的归纳和整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文辞平实但又不乏文采，底蕴深厚，显示了他晚年老到成熟、质朴淳厚的大家文风。“吕柟乃明代与王阳明中分其盛的关学集大成者，以‘取法程朱、辨乎阳明’为宗旨，对《孟子》展开创造性诠释。”④从内容基调上，显然最突出的是美政思想，既宏观展现了明朝的茶马贸易大政方针和面临的挑战与危机，又反映了朝廷对陇蜀茶马贸易的高度重视和其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也表现了沈越过硬的履职能力和于练、有效的公干风尚。
  相较而言，《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的文化价值更高。它不见于吕柟现存各类集本，如《泾野诗文集》《泾野子内篇》《泾野集》等，属散佚作品。因明郭从道《徽郡志》第八卷《艺文志》的收录才得以传于后世。他学缘出于秦陇之学，早年问学于渭南薛敬之，始得周、程、张、朱之理学正传。薛敬之受业于秦州周蕙（号小泉），而周小泉又曾听学于兰州段坚，段坚私塾河东薛瑄，并直接受学于薛瑄门人阎禹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六称：“柟之学出薛敬之，敬之之学出于薛瑄，授受有源，故大旨不失醇正。”对秦陇学术和风土人情了然于胸，也是他凭记忆留下此奇文的另一成因。此文包含有大量秦州—徽州茶马贸易的信息，包括火钻峪茶验所的废立兴衰、御史行台的朝政兴替、茶课茶引制度变迁、军事与商贸间或穿插等方面。遗憾的是此文产生近五百年来，还少为学界所知，没有人对其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校读，方志收录时在底本选用、断句、分段等方面存在很大问题。限于篇幅，此处不便展开，拟另行成文《吕柟〈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校注》，以做探研。
  《徽郡志·艺文志·辞》录有刑部郎中陈棐的《过火钻岭辞》，全文如下：
  岭多林木，乃虎狼出入。予伤之，为作此辞。
  山尖石丹兮，火钻巃嵸而在旁。春馆一宿兮，寒气栗烈而侵床。阴风吹林兮，孤月照窗。仇池洞兮陈玄光，剡藤灿兮兔颖霜。呵冻疾书兮缩袖忙，晨旆北出兮惊颷凉。悬流洒雪兮怪石如房，岩峦亏蔽兮势飞张，卉木胶轕兮兼丛篁。石枣兮间乌桑，铁杠兮杂黄杨，檞叶干兮蔓荆长。不见天日兮虎豹藏，白狐立兮或跳梁，时挂树兮崖之羊。
  人上慄兮怵彷徨，转折登岭忽开豁兮，北瞰万垒而青苍。瞻蓬莱之楼观兮，红云一望以迷茫。明堂拱勋华之圣兮，皋夔列布于岩廊。恐无辜之或杀兮，致矜恤于遐方。叮咛纶命兮，分遣刑郎。布德宣意兮，和气靡伤。顾尔狞恶之兽兮，吮血牙枪。使一夫被尔吞噬兮，是抗违万乘之天王。宜鳄鱼之戮逐兮，锁支祁于隍洋。枯树崩崖兮，蟒横虬僵。愿取此木为薪燎兮，散边隅寒苦之乡。使家如温室兮，比屋春阳。留蒨郁之松盖兮，斤斧勿戕。结茯苓之千岁兮，琥珀凝光。采菖蒲于太华兮，〓黄精于商洛；并持献于圣主兮，俾万寿之延长；稍分金匕之羹兮，贻我慈堂。使萱寿纪蟠桃之历兮，海内同不老之方。副圣主好生之德兮，遍万里而周八荒。
  乱曰：山高林深，势险恶兮。驱兽焚林，下民攸讬兮。献太平乐兮，俾万年祚兮。①
  这篇辞赋体作品，为我们展示了嘉靖年间仕宦与文人兼备者陈棐到火钻镇的见闻和感受。该辞从火钻岭山尖石丹、峻拔高耸、云气蒸腾的山势写起，生动描摹了火钻峪险远、幽寂的自然环境，而春馆一宿的寒冷、孤月照窗的冷风、呵冻疾书而缩袖，无不显示着当时巡茶官署的旷远、固陋和凄清。晨旆北出，是往秦州方向行走，沿途所见令作者惊心动魄又浮想联翩，幻象重重。其在惊惧、彷徨的感受中转而登岭，豁然开朗，“北瞰万垒、红云一望”。这种瑰丽景象，开启了诗人的层层联想：有皇朝圣君、朝堂贤臣，为避免冤假错案，奉命去“遐方”恤刑（清理司法冤滞）。君上的叮嘱，布德宣意的使命，都不能为猛兽、险远阻挡。“愿取枯木为薪燎”“散边隅寒苦之乡”的美政理想，不仅惠及僻乡百姓，而且能使其真切感受皇恩浩荡，共享太平盛世。作品用词奇瑰富丽，极尽想象与夸张，文学价值很高。
  从内容看，此辞当是作者于嘉靖年间以刑部郎中职“奉敕恤全陕前左给事中”的公务，途经徽州、秦州行宿火钻镇公府时所作。作品前述火钻旅途之苦，联想民生艰难，勾画民乐愿景，甚至提出为民尽力的设想，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很具进步意义。这和作者疏言直谏、弹劾权贵的为官经历是相一致的。陈棐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上疏弹劾权贵，被斥忤逆犯上谪大名府长垣县丞、知县，人称“直谏官”。“以直谏外迁，而忠赤之肝、秾烨之笔直可以光日月而薄云霞”（陈登云《文冈先生集》序）。《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五十九载：“巡抚陈棐奏言：甘肃一镇通判员缺，以科目出身者铨补，即各卫首领官亦宜选用通敏有学术者，报可。”表明他主政甘肃时，重视人才选用，也是亮丽的一笔。《四库全书》称其“诗文多率笔”，甘、陕、晋等地至今仍留有多处陈棐的石刻题字。但《过火钻岭辞》最后的颂圣、美政内容流于官俗，枯质乏味，显然也是其不足之处。陈棐工吟咏，善草书，影响一时。明郭从道《徽郡志·艺文志》还收有他的《凤凰山堂同郭省亭宪使坐序》，清张伯魁《徽县志·艺文志》录其《凤凰山》诗，可备参阅。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文冈先生集》二十卷，卷一至二辞赋，卷三至九诗词，卷十至十三奏议，卷十四至十五为序，卷十六为记，卷十七为辩，卷十八祭文，卷十九墓志铭，卷二十杂著，上引徽县诗文均有收录。①明万历鄢陵知县陈登云《文冈先生集序》，对陈棐文学创作有一个全面的评价：“慨然慕何、李之为文，而相与后先修风雅骚赋之业，故自丘索典坟以及稗官小说，靡不披绎奥旨而掇锲其精英，由是著为诗文如泉涌云飞，金铿玉耀。大江以北即宗工钜匠，皆心服先生为词林之冠。”虽然不无过誉之处，但主要观点较为中肯。就文学而言，陈棐对创作的要求极高，他在《刻薛文清公读书全录序》中认为：“言者心之声也，文者道之华也。言匪原诸心则徒言而弗贵，文匪阐乎道则虽文而弗传。”而就创作实践看，显然与此还有不小距离，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文冈先生集》：“是集诗文多率笔，奏疏亦多迂论。”②
  火钻今存重要文献还有明代兵部侍郎王邦瑞的《宿火站行台》：
  下马孤亭客路长，万峰回绕郁苍苍。山川不尽皆文物，禾黍犹存几战场。
  峡口远连江水白，陇头近是塞云黄。畏途总有登临兴，无奈猿啼欲断肠。①
  这是一首宦游登临的即兴之作。原有“凤泉王邦瑞兵部尚书”题注，其他创作背景不得而知。据史料记载，王邦瑞《明史》卷一百九十九（列传第八十七）有传②，《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五百〇四、明孙奇逢《中州人物考》、郭朴《兵部尚书襄毅王公邦瑞墓志铭》（《国朝献征录·卷三十九》）等有生平轶事记载。郑天挺、谭其骧《中国历史大辞典》（壹）有一精要简介：“王邦瑞（1495—1562），明河南宜阳人，字惟贤，或作维贤，号凤泉。正德进士，初任广德知州。嘉靖初，历官陕西提学佥事、吏部左侍郎等。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以巡视九门功任兵部尚书。次年被仇鸾排挤夺职。三十九年复任，不久病死。谥襄毅，著作有《王襄毅公集》传世。”③实际上，嘉靖年间的王邦瑞，政声最好，威望最高，嘉靖中屡迁吏部左侍郎。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兵临京师，酿祸“庚戌之变”。兵部尚书丁汝夔被下狱，王邦瑞代摄兵部尚书、总督九门兼督十二团营，不久改任兵部左侍郎。其被正式任命为兵部尚书是在同年秋，明世宗因所召兵部尚书翁万达迟迟未至，于是命王邦瑞正式接任兵部尚书，其间曾上疏条列安定天下十二事。嘉靖三十年（1551）受仇鸾排挤去职十年，重新启用不久即病故。《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五百〇四评：“邦瑞严毅有执，器识甚伟，历官四十年，所至有建立，尤以廉节著云。”《明史》总评：“邦瑞严毅有识量。历官四十年，以廉节著。”④
  对于他的文学创作，明孙奇逢《中州人物考》评价：“公初以文吏称，而后以武略显，则文经武纬，原非二事，能于源头处理会，则天下事，诚无一不可为。”可见他兼擅文武，而《王公邦瑞墓志铭》云：“性尤喜观史，道及古今之务，礼典、法制、兵赋沿革繁略之变，历历如指掌。其文能发心所欲言者，顷刻数千言立就，而俊辩可观。”⑤说明他文法经史学养深厚，诗文能言为心声，创作勤敏。从《宿火站行台》写景抒情的内容看，该诗当作于嘉靖二十九年秋，是他因公务途经火站巡茶御史行台的即兴之作。
  清人张伯魁有《火钻道中》一诗：
  满空猿鹤笑劳人，江上浮鸥未可驯。水驿濛濛花气永，山程叠叠鸟声亲。
  最怜瘠苦连三郡，着意经营又七春。往日兵戈今已息，扶犁仆仆劝斯民。
  ⑥这首诗所写火钻道，已经和明人所见行台、夜宿官署的环境与情景大相径庭。山野鸟鸣、贫民耕耘，战火与茶马贸易的往昔不存，只有于僻壤艰辛生活的山民。明清两朝，看火钻道途，恍如隔世。可贵之处在于，这首诗作有鲜明的悯农色彩和一定的民本思想，这是值得肯定的。张伯魁，字春溪，浙江海盐县人，以保举知县。清仁宗嘉庆七年（1802）知徽县事，历任八载，补筑城垣，重建书院，设立义塾，移明伦堂，建崇圣祠及城北文昌庙，有政绩。①其重修县志，初任徽县知县四年时间内多方搜集资料，历时八年（1806—1814）编成《徽县志》（《徽县志自序》）。嘉庆二十二年（1817）任平凉知府，纂修《崆峒山志》十二卷，于嘉庆二十四年印行。②
  四、徽州—秦州茶马道火钻界北的文学与文化遗存
  火钻界北至秦州茶马古道文学与文化遗存，具体节点为：高桥乡—渭儿沟—乏牛坡—白音峡—李子园（见图3）。
  图3 徽州一秦州茶马道火钻界北段路线
  高桥古镇，历史悠久，在宋代即属交通要津。南宋与金从秦州皂郊堡、天水县、吴砦至陇城县一线形成对峙，金在秦州设榷场，专门组织茶马贸易。南北丝绸之路的茶马贸易，除经成州、西和州通秦州的祁山道外，主要部分是通过捷径榆树、高桥古道实现的。宋《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1085）年间，河池县设二乡和河池、高桥、固镇三镇。高桥因镇东白音峡口建有大桥，并依桥筑有关楼，控遏通往秦州的茶马古道，故名。高桥原属秦州，1955年与太白乡一起被划归徽县至今。高桥地处徽县北部山区，自古以来就是从徽县（徽州）进入天水（秦州）的要道之一。清张伯魁《徽县志·疆域志·古迹》“关隘”说：“高桥关与秦州接壤，旧有高桥巡检司，今裁。”
  高桥关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站口，今存有名道观青龙观，门楼斗拱建筑遐迩闻名。民国《徽县新志·舆地·里至》完整记述了从徽县（州）—天水（秦州）的茶马古道路线，“北八铺：银杏、冻青、峡门、火站、木芦、高桥、糜渚、伏虎。里至：城北少东十里银杏镇，又二十里峡门，又一十里火钻站，又二十里榆树坝，又二十里大沙坡，又五里小沙坡，又五里木芦川，又十里高桥，交秦州界，距城一百里。”历史上徽州北通秦州的茶马古道在火站峪以后，即是从榆树、高桥抵达秦州李子园、南峪口（骆驼巷），向北经娘娘坝、稍子坡、徐家店、皂角堡（皂郊镇）延至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中转，随后延运陇西官库储藏起来，以供茶马贸易。
  据田野调查发现，在高桥至李子园，现存茶马古道遗迹的走向与节点是：高桥、渭儿沟、杏树窝、乏牛坡、黄羊沟、白音峡、白音村而止于秦州李子园乡。文化遗存串珠式分布：高桥青龙观及清代“除害安民”碑、高桥关遗址、乏牛坡古道修筑遗迹、“民国十一年裁员路政工赈监修”石刻题记、白音村老民居古店铺及白音观庙宇。高桥镇沿渭儿沟溯水而上，山渐高陡，林渐茂密，行路愈加困乏，此段就是最让茶夫运卒忌惮的一段山道——“乏牛坡”。石块垒砌的“之”字形山路，间或看见青苔爬满曾经是茶马古道的石阶。乏牛坡主峰称“千子山”，山顶有大湫池，乡民称“天池”，亦入地志。嘉庆《徽县志·疆域志·山水》载：“天池山东北九十里。上有天池，河池水发源于此，南流入江口川。”但是否为一事，不好分辨。《中外地名大辞典》“河池水”条：“在甘肃省徽县南。《水经注》：‘河池水出河池北谷，南迳河池戍东，西南入浊水。’”①在今高桥乡梨树村鱼洞口社，有明正德十五年（1529）游人石刻题记。
  今存有关高桥镇的文人作品，当以明嘉靖提刑按察使②司属官分巡道佥事甘茹的《高桥次韵》较为有名。全诗如下：
  深山处处有龙蟠，云气常屯万树端。长驾从来轻险路，弊裘犹自耐春寒。栈花烂漫供青眼，板屋逃亡愧素餐。暂假高桥对流水，狂歌敢谓和人难。③
  此作写春到高桥的所见所闻所感：深山云气，长车险路，春意尚寒，裘衣在身，栈花烂漫……凡此等景象，并不能使人有欢欣之情。相反地，板屋空蔽，素餐果腹，即便高桥流水，也无狂歌的快娱之望。全诗笼罩着一种沉闷、阴郁的气氛，虽漫步春天，但犹如身在冰窖，透彻肌骨的寒意挥之不去。作者甘茹（1523—1582），字征甫，四川省叙州府富顺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祖上参政累赠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其性恬淡，同仁布衣，深知下情，薄宦官不予交通，治《诗经》，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携家小至任未久，偶游泰山。夜宿梦神日“可以归矣”，次日登日观峰，挂冠而归、隐没。一说，甘茹携家隐居峄山炉丹峪以没。④他分道巡察陕西期间，作《麦积山组诗》六首、《游灵岩》（今陕西略阳灵岩山），题利州（今四川广元）《千佛崖》，另有《峄山三题》。在徽州分巡期间还作《徽台雨望兼怀鱼池之游》《试徽士新霁志喜》《集鱼池因怀任张二宪使旧游》《平燕篇》（三首）等。①其诗风畅快练达，但羼杂有阴郁、宿命等诸多成分，或与他内心深存的遁世情结有关。
  过乏牛坡循古道往前，有峡谷名白音峡，已入天水地界。道边古柳今存，未知植于何时。前行至白音村（或名白云村），对面白音山上尚存古白云寺，供奉有白云娘娘，采访村民称即《白蛇传》之白素贞，传说其曾在千子山修炼，后在峨眉山得道成仙。尚无文献可考。白云村到李子园，迳到南峪口（骆驼巷），向北经娘娘坝、稍子坡、三十五里店（三十店子或名店镇）至秦州，每个节点皆有大量文学与文化遗存，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考述。
  统观丝绸之路上明清徽州—秦州茶马古道，其兴替变化是与时代发展的起落密切相关的。茶马互市贸易，在历史上是甘、陕、川的边界地区通商，以川陕的茶换取西羌、西番（甘、青各少数民族）的马。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有诗句描述“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即丝绸之路茶马贸易的一种整体性生动写照。从时间迁延的维度看，丝路茶马贸易始于唐，而盛行于宋、明、清各代，尤以明代达到国家一统的巅峰。“丝绸之路上绢马贸易在隋唐达到顶峰，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传统的经济文化交流方式和贸易方式。”②但随着唐人饮茶时尚的逐渐风行，唐代中后期茶马贸易取代绢马贸易的势头现出端倪。中原的饮茶风气传至草原地区，不仅于无形之中改变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而且饮茶亦渐成惯例，茶叶需求愈演愈烈。茶货贸易因此逐渐繁盛，唐朝因此出现了新的税种——茶税。“贞元九年（793），从张滂请，初茶税。凡出茶州县及商人要路，每十税一。”“茶之有税，始于此。”③从文献载录看，茶马贸易几乎就在茶税初兴的同时出现。封寅著《封氏见闻记》卷六载：“经年（贞元年间，785—805）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④但比较而言，唐代茶马贸易还是没有超越绢马贸易的主体，且互市交易的主要区域在沙州、瓜州，以与同鹘交易为主。
  五代至北宋时期，除回鹘外，泾、渭河中上游，洮河、白龙江流域以及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东部地区都分布着众多“陇右吐蕃”部落，宋、西夏和吐蕃的茶、绢互市地点逐渐转移至河州（临夏）至陇南一带，茶马互市的茶叶主要来自川、陕。熙宁七年（1074），北宋政府在成都设置榷茶司，在秦州设置买马司，分管买卖四川茶叶与藏族茶马互市，“置提举熙河路买马，以茶市马”（《宋史·马政》）。元朝自己的蒙古马供应极为充足，茶马互市渐衰。
  明初，因军事原因，马匹所需成为要事。“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九《市马考》），“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明史·食货志》），西北少数民族生活需要茶，这种供需互补关系，促进了茶马贸易。实际上，明代的茶马贸易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它是由封建国家垄断经营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经济强制手段的交易形式。明王朝先后在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建立“茶马司”贮藏茶叶和易马，《明会典》卷三十七载：洪武年间，朝廷在陕西境设巩昌府骆驼巷梢子堡、高桥火钻峪，临洮府伏羌、宁远四个茶运所。可见，明初所建茶马贸易管理要所，南面的两个就在徽州—秦州的茶马要道上，并且每所设大使一员，“称子六名，茶夫一百名递运官茶”①。《明经世文编》卷一百〇六载：“自汉中府至徽州过连云栈，俱系递运所转行，徽州至巩昌府，中间经过骆驼巷、高桥、伏羌、宁远各地方偏僻，原无衙门，添设四茶运所官吏管领，通计一十一站，每处设茶夫一百名，巩昌府至三茶司，复由递运所三路分运，计三十站，每处设茶夫三十名。”这就对徽州—秦州茶马道的官府管理和运行做了详细说明。这条茶马贸易道路，明嘉靖《秦州志》、清顺治《秦州志》、清康熙《秦州志》、清乾隆《直隶秦州新志》、清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和民国《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天水县志》，以及今本《秦城区志》均有记述，较之明嘉靖《徽郡志》、清康熙《徽州志》、清乾隆《徽县志》和清嘉庆《徽县志》等地方志书，明显要详尽一些。但从今天来看，具体的线路走向和实际地名还是语焉不详，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我们对这一段茶马古道有更深刻的认识。所幸我们在做民间文化调查时，意外发现一民间藏本之善本——清宣统二年秦州知州徐普撰《秦州直隶州乡土志》手抄本（见图4）。该书“道路”部分，对秦州—徽州的官道路线有详尽描述：
  南出大城（秦州）南门，过藉水傍南山西行五里，折而南入赤谷泝谷水。南行五里至小寨，再南十里至门家河，再南十里至皂郊堡。复东南行十里至阎家河，再东南十里兴隆镇，再东南十里至梢子坡，南逾齐寿山。东南行十里至沿川子，再东南十里至娘娘坝，再东南十里至马家店。再东南十里至野鹊窝，再东南五里过驼阳沟水，又五里过南峪河至骆驼项（巷）。再东南过花园沟水，十里至石关子。再东南过小岭，十里至碎石子，再东南过碎石山，十里过白蜡峡水至白蜡（音）峡，再东南十里至乏牛坡。过坡东南十里至高桥，再东南十里至木梨川。出州界入徽县境，南抵巴蜀之孔道也。②
  从这段记述看，秦州—徽州茶马贸易古道，途经多曲折艰辛之处，难怪行职、宦游的官员特别是明代巡茶御史的文学文献，都笼罩着一种凄迷、艰难、沉着的色彩。这一点，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明中后期，商运官茶逐渐取代军夫运茶成为茶运输的主要形式。明王朝专职管理汉藏茶马互市的高级官员、茶马御史徐彦登《历朝茶马奏议》记载：“商人领引皆其自备资本买茶到司抽分，一半入官给番易马，一半给商贸易为资。”因此，官营茶运司（所）需求迅速下降。“嘉靖十四年（1535），各茶运衙门被裁革，止存火钻峪一处改为批验所，盘验茶斤。”①
  据《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记载，在汉州府—徽州—秦州—临洮府的茶马贸易通道上，除高桥火钻峪外，其他三处茶运所被“巡茶刘君具奏革去”，但未云详情。《明世宗嘉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嘉靖十五年（1536）六月乙未”条称：“嘉靖十五年巡茶御史刘良卿奏，陕西地区设立三茶马司以收茶易马，虽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以系番夷归向之心。”是说裁撤骆驼巷等其他三个运茶所，是为落实“番夷归向之心”，不仅粉饰过度，而且颇为牵强。倒是《皇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六的一段记载说明了真实情况：
  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刘良卿题称：今后三茶马司积茶，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计该若干正茶之外，分毫不许夹带。将来茶价涌贵，番人受制而良马不可胜用一节。与前御史刘希龙所奏大略相同。相应议拟，欲候命下。转行陕西巡茶御史，再加斟酌，径自查照施行。①
  裁撤三个军夫运茶所，是因为官营茶马司积茶太多，且私茶屡禁不止，好茶互市不到好马，而且这个弊端已经存在较长时间了。如转为商运，由火钻峪茶马司改为批验所盘验商人，“蒸晒毕，所在官司催发起程，仍填注日期，运至汉中府辨验真假，黑黄斤蓖、各号称盘。经过置口巡检司，火钻批验所，巩昌府查验蓖数，稽考夹带”（《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二）。如此落实税收，可以减除弊端，提高管理功效和茶税（茶课）收入。刘良卿、刘希龙均巡茶到过徽州，也有其他政绩作为，方志有载。但根据随后运行的情况看，事与愿违。就《嘉靖十三年御史刘希龙条陈茶法四事疏》的看法，商运茶叶易马是由朝廷招募商人，买运国家指定物资，运至指定地区后，由官家给商人以实际利益。但商运也是一柄双刃剑，它虽解决了明政府无法解决的买茶资本与运输难题，却又狠狠地在明政府茶马贸易垄断体制上开了一个缺口，助长了私茶贸易，使得火钻镇验茶课税的能力大为下降。就在沈越巡茶徽州—秦州后，徽州知州将火钻行台移至徽州城治西街；再不行，徽州行台移至白水江鱼关，到清初逐渐冷落。②嘉靖初，分巡陕西边境茶马御史陈讲在其所撰《茶马志》中云：“嘉靖改元之明年，讲奉天子之命，按治陕西马政。疲驽之力，重任莫胜。奔汉沔，历洮河，驻秦关。望于陇远，想成周之盛，有余概焉。”③这与徽州—秦州茶马古道盛况之时已有天壤之别。
  陈讲以都御史职巡视徽州—秦州茶马贸易，已经是察院行台撤至徽州时期，有《徽台感兴四首》诗为证：
  千峰万壑赴河池，愁向荒原吊士祠。运去将军空死国，时危工部漫题诗。
  雪霜枫叶横萧寺，风雨梅苔长断碑。落日高城迷怅望，何堪永夜角声悲！
  万堞霜涵紫气消，短簷乾鹊报新晴。寒泉谷静云流细，古木台高雪积平。
  陇笛唤残鹦鹉梦，洞箫吹落凤凰声。碧窗深锁怜予寂，一夜归心看月明。
  孤城吟望溯寒风，景物苍茫感慨中。金水云边声掷谷，铁山雨外影磨空。
  草深塞北肥胡马，雪拥关南阻蜀鸿。长剑倚天歌突兀，兴酣何处觅箄筒。
  黄叶苍苔去路迷，寒城晓柝击乌啼。海天日近长安北，锦里云连剑阁西。
  岁晏有人还白水，霜高无雁度青泥。世尘荏苒怪蓬鬓，山月江风负仗藜。④
  该诗文辞深沉，颇有古风余绪，但其中除“陇笛唤残鹦鹉梦”涉及秦州人事，“草深塞北肥胡马，雪拥关南阻蜀鸿”直写徽州—秦州茶马古道相关情景外，其他都是孤寂、萧条的遐想或幽深历史的回思。这表明，此时的徽台已与明时相去甚远，《续修四库全书》著录的《历代茶马》言明朝茶马贸易国策独当一面：“明陕西置茶马司四：河州、洮州、西宁、甘州，各府并赴徽州茶引所批验。洪武初，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①陈讲，字子学，号中川，遂宁县罗家场（今四川遂宁船山区永兴镇）人。明正德十五年（1520）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监察御史，巡按陕西，升山西提学使，历任河南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西巡抚，《明史》有传。著作今存《中川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收其《马政志》四卷，其中的《茶马志》，为中国茶文化研究之茶政研究的重要资料。陈讲巡茶徽州，与郭从道有晤，作《栗亭别郭省亭先生》录入《徽郡志·艺文志》。
  终明一代，朝廷对徽州—秦州茶马官道的私茶防禁极其重视，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但私茶却日盛一日，活跃在汉藏茶马互市的广阔领域里。从我们进行的文学与文献调查看，由汉中府经徽州至秦州的茶马贸易通道，使明代茶马互市的管理体制初具规模，表现出系统化和制度化的特征，改变了唐宋以来茶马互市以自由贸易为主的格局，保证了国家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促进了茶马互市的繁荣和发展。②在陇蜀青泥古道上的茶马互市，客观上加强了边地与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丰富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历史意义深远。
  甘肃徽县境内佛教遗迹与青泥道之间相关问题的考察与研究
  孙晓峰
  甘肃徽县所处的徽成盆地自古以来就是关中、西北通往四川的交通要道，素有“秦陇锁钥，巴蜀咽喉”之称。其所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均非常突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古战场。由于西秦岭横亘其间，重峦叠嶂，艰险异常，形成阻隔陇、蜀交通的天然屏障，自古即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其中位于徽县和陕西略阳县境内的青泥岭更是其中的咽喉要道所在。早在秦汉时期，古代先民就开始在秦陇之间的高山峡谷中依山傍水，修建栈道，以为通途。根据考察，古代经陇南入川的线路主要有三条：一是由两当县越故道山（今太阳山），经陕西勉县入川；二是经由徽县大河店乡至陕西略阳，沿嘉陵江谷地入川，即通常意义上所谓的青泥道；三是由武都循白龙江谷地，至文县碧口镇入川。其中犹以青泥道及其支线路网在历史上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这条连接古代巴蜀、秦陇和关中的交通线路上，构成了以经贸、民族、宗教、战争、语言、文学、民俗、建筑等为主旋律的灿烂乐章，其中以佛教为代表的各种相关宗教遗存更是集中体现了古代青泥道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轨迹，两者相辅相成，对于探讨徽县境内的古代交通、宗教信仰、城镇变迁、经济贸易、民族人口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经过佛教徒两百多年的不懈努力，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深深融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当时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陇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南北朝时在仇池氐杨势力的割据之下，常年处于南北政权争夺的夹缝之中，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始终没有出现或形成稳定的区域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因此佛教在陇南境内的传播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随着北周政权完成北方的统一，以及隋唐大一统王朝的形成，以自然条件优越的徽成盆地为代表的陇南地区得到迅速开发，终于在唐宋时期迎来佛教发展与传播的高潮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以青泥道为代表的连接关陇、巴蜀的古代交通道路沿线要隘或村镇聚落也成为佛教最先传入和被接受的地方，并深深影响着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凿石窟，兴建寺院成为一种常态。通过对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大小寺院和石窟寺遗址的调查和研究，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它们与古代交通线路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动相关领域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深入。
  一、徽县境内的主要佛教遗迹
  徽县历史悠久，两汉时期为武都郡河池县，三国时先后被汉中张鲁、曹魏及蜀汉政权所控制，西晋永嘉之乱后，被仇池国占据。东晋时又陷入前赵、后赵及前秦等北方诸割据政权的纷争之中。南北朝时期，仇池、刘宋、北魏先后控制这一带地区，北魏政权正式占据秦州、仇池后，在此设置广化、思安二县，属广化郡。西魏时属东益州，北周时属凤州广化郡。隋初废广化郡，广化、思安二县隶属凤州；仁寿元年（601），改广化县为河池县；大业初年，思安县并入河池。此后一直到唐宋时期，河池县行政建置再没有大的变化，属于凤州。元代在河池置南凤州，隶巩昌路，领河池、永宁、两当三县；至元六年（1264），南凤州改名徽州，永宁并入徽州。明清均承袭元制，属陕西布政使司巩昌府，清康熙七年（1668），改属甘肃布政使司；雍正七年（1729），降徽州为县，与两当县同属甘肃布政使司巩昌府秦州管辖。据相关文献资料及调查情况分析，徽县境内佛教遗迹主要包括石窟、寺院和佛塔三种类型，略述如下。
  （一）石窟寺
  1.佛爷崖石窟
  佛爷崖石窟位于徽县城南约八公里处的水阳乡姚坪村佛爷山北侧的断崖上，系一处摩崖仿帐式龛，残损较为严重。现存4个大龛，14个小龛，各类浮雕造像18身。整个崖面被浮雕成一个大龛，高3.60米，面阔9.80米，进深0.20～2.00米。龛楣呈弧形，其下浮雕有多重式垂幔，龛两侧及下方残损较为严重。从两侧的桩眼分析，该龛外侧原有木质防护建筑。龛内正中并列开有4个较大的圆拱形浅龛，每个大龛周围均开有数量不一的耳龛。在仿帐式龛外两侧下方各开有一个小圆拱龛。
  龛内造像也比较有特点，其中第1—4号大龛每龛内均浮雕一坐佛，高1.43～1.91米不等，均螺纹高髻，方圆脸，弯眉细长目，高鼻小嘴，两耳紧贴后颊且外撇，面形饱满圆润。身穿圆领通肩或双领下垂式袈裟，禅定印或说法印，其中三身结跏趺坐于三重式仰莲台上，一身倚坐于莲花上。体态敦厚挺拔，神情肃穆祥和。
  开凿在这四组大龛上方及两侧的诸小龛残损情况较严重，多数龛内造像形象模糊不清，难以辨识。但部分龛内造像保存相对较好，如2号龛左侧耳龛内的胁侍菩萨，高0.59米，束发高髻，方圆脸，弯眉突目，高鼻小嘴，发辫披于肩侧，细颈端肩，胸部大部分残毁，双手交叠于胸前，饰项圈、臂钏和手镯。下着长裙，披帛于腹前十字交叉后搭肘再贴双膝下垂，立于台上。右侧耳龛内菩萨坐姿，高0.55米，头戴高花冠，神态、服饰及装饰大致同前。左臂自然下垂抚膝，手毁。右臂上举，手心贴于胸部，结跏趺坐于莲台上，腹以下部分多已残毁。4号龛上方开有3个小耳龛，每龛内各浮雕一身坐佛，穿圆领通肩袈裟，结跏趺坐。
  在帐形大龛外两侧下方，各开一圆拱形浅龛，龛内各浮雕一护法力士。其中左侧浅龛已基本残毁无存，浮雕的力士仅存少许披帛。右侧浅龛高1.19米，龛内浮雕的力士身材健壮，头及胸部已剥落残毁，左手弯至腹前，似托一物，右手高举过头。力士上身袒露，下着战裙，披帛搭肩绕臂飞扬。
  2.罗汉洞石窟
  罗汉洞石窟位于徽县虞关乡穆坪村半山腰一座天然石穴中，其下方为宝（鸡）成（都）铁路的罗汉洞隧道，正前方为嘉陵江，窟内具体情况如下：
  罗汉洞现存造像十七身，其中左壁五身，均为残件，无头，残高0.43～0.55米，多身穿交领长袖衫，双手笼于胸前或抚膝，结跏趺坐或游戏坐。右壁残存12身，其中靠前侧三身为现代重塑，其余均为原作，但残毁现象严重。有立姿有坐姿，多身穿交领长衫。个别造像形象较为特殊，如有两身立像残高0.76米，头戴扇形帽，面形较圆润，鼻子扁平，双手手指相交叉举至胸前；上身服饰较为模糊，下着长裙，脚穿云头履，立于长方形坛台上。
  此外，窟内尚残存石雕香炉残件六块，其中1号香炉略呈斗形，上大下小，四面高浮雕有天王、小鬼及宝树等图案。其余五个香炉形状各不一。贴崖壁处还保存有泥塑莲台残块，残毁严重。另有残碑六块，字迹多已模糊不辨。
  窟内壁面隐约可辨有明清时期墨书题记数条，内容可辨者有“守备金……百户萧……行兵到此”“……汉阳……”等字迹。
  3.竹林寺石窟①
  竹林寺石窟位于徽县榆树乡火站村马家磨社村西两百米西山山麓台地的斜面石崖上，现存窟龛六个，造像多已无存，具体如下：
  001窟：平面长方形圆拱顶，分双层开凿，下层凿三个圆拱型门，进深1.10米，上层为大圆拱型，进深2.20米，中间有两根立柱。窟内沿正、左、右三壁凿高约1米的倒“凹”型坛基。外壁立面高4.57米，宽4.80米，在窟外左右、顶部及中间隔台，圆拱门两侧共凿有86个0.18米左右的方型小龛，窟内造像、壁画无存。
  002窟：平面方形圆拱顶窟，高2.10米，宽1.46米，进深1.30米，窟内正壁凿叠涩式台基，高0.99米。窟内尚存坐佛一身，高1.60米，风化严重，依稀可辨佛低平发髻，脸形圆润，双耳垂肩，身穿双领下垂式袈裟，结迦趺坐，作禅定印。余则无存。
  003窟：平面方形圆拱顶窟，前壁坍塌，宽2.90米，进深3.10米，窟内正壁凿一通体坛基，其上并列置三个重层仰莲台座，直径0.80米。窟内造像、壁画无存。
  004窟：窟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圆拱门，高1.40米，宽1.45米，进深1.60米。窟内造像、壁画无存。
  005窟：平面方形圆拱顶窟，高2.05米，宽1.70米，进深1.40米，窟内正壁凿一高0.32米的坛基。窟内造像、壁画无存。
  006窟：平面方形圆拱顶窟，高1.70米，宽1.90米，进深2.10米。窟内正壁凿一高0.30米的坛基。窟内造像、壁画无存。
  4.真空寺石窟
  真空寺石窟位于柳林镇江口村永宁河北岸五公里处山崖西侧崖面上，山体为红砂砾岩，四周植被茂密，道路崎岖难行。真空寺主体依山体自然崖面分两层，各有造像，两层之间有石台阶相连，在两层天然洞穴左侧凿有一窟，具体如下：
  001窟：位于天然洞穴左侧，方形平顶窟，窟高3.40米，宽3.72米，进深6.70米，窟内正、左、右三壁均开凿有双层坛基，其上有现代人工水泥涂抹层。窟内造像、壁画已全部无存。
  002窟：又名罗汉洞，位于天然洞穴下层，内泥塑有两层罗汉像，均结跏趺坐于高1.45米的长条形泥筑坛台上，共计九身（其中三身仅存衣据痕迹），所有造像颈以上部分残毁无存，残高0.75～0.95米，诸罗汉像可辨身穿垂领或交领长袖衫，外披结环袈裟，手印各异，有的与愿印，有的禅定印，有的双手抚胸，不一而论。
  在罗汉像背后壁面尚存墨书榜题四条，内容依次为：
  “□安宅车氏/……家等……/师一尊意……/□□頭……”
  “春田……/……/……师意气随彼……”
  “□当□季录□/樊□四祖禅师/意气随彼/□诚者”
  “……/五郎……等/……禅师□/意气随彼□”
  此外，真空寺尚存碑刻四通，两通为明碑，两通为清碑。其中窟门两侧各立一通明碑，圆形碑额，均系弘治二年（1489）张善万造。左侧明碑高1.10米，宽0.60米，厚0.18米，左上缘及下部残损。碑阳额首并列阴刻“日”“月”二字，其四周阴刻真空寺香火田四至内容：
  “真空寺/佛天地/东下/至何地/南至何西至山头至/地北至山上一里地/皇道永固/帝道遐昌/佛道增辉/法轮常转”。碑身阴刻发愿文：“伏□人生在世善恶多……/三教圣人周朝出现……/累氏而王帝南前……/……不津文……/……佛弟子……/圆米一石僧人见遇天顺五年……/打石切一所铸铁佛……/行□圆海□至师孙贴像……/本师吝诵经僧□智□僧人……/戒得能善……不道……/杀土文徒□□千佛像江□段浩……/正兴……能□李居士段志……/□□性亮性……/十万便苏怪……/义得性广……山尚/……”
  碑阴外缘阴刻发愿文，其中碑首部分阴刻：“……惠圆海成月通上报四恩利益存亡法界有□头成□。”碑身左侧外缘阴刻：“段秦……/刘左□和……报福”，右侧外缘阴刻：“□各撸寿/□石匠张善万造段志□王□。”碑额正中阴刻一“佛”字，左右阴刻：“菩萨罗汉佛护法伽蓝。”其下排横向阴刻两排功德文：“本境/乡老会/首则须/助缘/杜宗贤/李志缘/韩文进/段志本/两当县老/人贺宣/寺承/佛施主/各开名”；碑身阴刻供养人姓名，共计九排：
  第1排：李志缘 能大 刘得 周昌 杜宗逊 杜进 杜显 李景季 滕广 刘文 刘景秀 雍居士 宋□忠 张广 李郑
  第2排：□广 线凉 沈海 杨怀 陈能 李志李 □圆 □李 圆名
  王全 进满 杜梅 杜文长 杜志通 杜志□ 杜志林
  第3排：刘志□ □□ 陈兴 承佛□/出工贾/铁施/主花 孙居士 进海 李居士 杜宗贤 杜宗英 张先 杜兑 杜宗成 杜宗岩 徐□ 周志聪
  第4排：□景文 杜才□ 杜宗祥 成仓 唐虎 杜虎 杜招 杜春 李林 杜显 杜宗玄 唐先 张志隐 刘□ 罗敬 黄□□
  第5排：周志□ 杜宗□ 孙士莲 刘翠 张生 张云 李绿 张能 张云□ 杜宗全 杜宗□ 杜□□ 贺志 刘居士 广忠 王大福 李广
  第6排：□□ 张□ □贤 任智 冯□ 卫□ 任结 张志青 李□ 张和 □□ □□ 张士莲 任全□ 罗□□ 保师 赵然
  第7排：韩□ 张悉 □□ 张进 □□ 韩□ 韩□ 韩文……
  第8排：韩………………
  第9排：………………
  窟门右侧明碑高1.04米，宽0.41米，厚0.16米，圆形碑首，阳面碑额阴刻：
  “山境/重灵高殿□石□/锦绣干坤戏山河/右佛岩前圣禅□/日往月来□□过/□龙秀□右真空/前有□崖独□□/道广”，碑身阴刻：“发心僧人定……/此有道观□□岩……/□到全□□前在……僧/东□□□数里多……僧/五湖四海进相合性保、地□明月千佛宝、圆海/不是佛境同聚会□□/鲁得留名卦龙角性□/弘治二年正月二十日石□张善万造”，其下阴刻供养人姓名：“杨……/文见□……/段兴□□/段爻道□/段五得成/段训张志超/老朱宋俊/张之□张万。”
  碑阴最上方阴刻一“佛”字，其下阴刻供养人姓名：
  会首 刘整 任智 杜宗祐 杜宗□ 杜宗林 杜宗志 段熬 □师 聂情/ 段纯 张智 张巡 宋友得 马志 张胃 段八 冯友信 杜约 高颜/ 徐茂 徐进 李友李 李怀 李文进 杨雄 朱友智 杨志宗 刘玘 刘见 / 刘文升 宋青 李五 张玘 杨氏 李宗 王景和 汪受 高全 左文广 张善 左通 / 杨景春 万忠祥 张□ □文是 张五 张□ 雷忠 高五见 郑居士 杨海 苟□ / 刘满 能真 王景萱 高能 周成 贺深 贺智 贺钊 张志囡 汪全 雷全 周郎 / 武百林 丁完 万重祥 穆□ 杜李 田□ 李军汉 王昧□ 左阴阳 张李 李宗 / 张友贤 老成 圆青 刘志才 王能 刘景智 杜宗槃 王虎……/ 老徒 杜洁 邹祥 常续 庞汉……/……/……
  窟门右侧立清碑一通，圆额碑首，高1.16米，宽0.64米，厚0.08米，碑首阴刻“永垂不朽”，每个字均刻于圆圈内，左侧“永”字旁刻“下洞泥佛三尊”。碑身阴刻发愿文：
  盖闻莫为之前难美弗彰莫为之后唯盛弗传自昔真空寺前人□修庙宇众佛诸禅□像远今历年代远且□腐朽忽运道刘表惠□孝心伤坏新/改旧然一木不能支大厦而□□□前积丘山于是募化仁人善男信女解囊众助功来未完信善士磨在众□□补□圣像铁佛头五□□/佛二尊众像培满福有攸归□石刊碑名□不朽是序长见裕出□一石万□隆号各出钱工百廿文/总会首唐在兴三千（左边依次是：
  李成各名，陈金喜助力，陈韦明五百文，唐在惠各名，唐万福四百文曹大寿三百文，陈先□二百四十，范大成每名，唐在信一千，佘必赐二百文，唐君用一千文，石朝富各人，莫可志八百文，孙文毕五百文，藤中臣六百文，生员苏文超一百廿文，监生彭元清一百廿文，杜□凤五百文）周定元助□二百□（左边依次是：万大兴二百廿文，匡先贵共助，郑文仲四百文，张四品、郑彩荣、许□、陈伯先、磴开道、丁凤、董超、陈先昱、王斋、韦廷华、刘正序、李正旺、任朝凤、窦增、福盛号各助钱一百二十文）彭在兴（左边依次是：马万□、陈宗林、袁得文、张正杨、邓天明、夏在大、曹贵、邓三才、安正魁、安朝荣、吴大□、邓元□、铁君奇、田宗富、钟世清、唐在祥、邓朝法各名助钱一百二十文）王志印（左边依次是：蒋官祚、蒋星佑、赵琏、李应宗、何世华、熊旺汉、苏文□、苏文杰、陈印榜、佘李加、张真玉、谢艾、乔定保、陈汉逢、骆朝兴、唐元廓、艾□祥、蒋天才每名助钱一百二十文）屈真（左边依次是：马钊、王富成、郭采傍、杨柱海、黄三元、张仕美、唐万□、陈启坤、曹文满、曹世林、廖才华、韩俊章、唐万益、王文、王登、秦永贵、张有朋各人出助钱一百文出各□□千文每人力六十□）伍□天（左边依次是：伍孝仲、张富有、张天□各二十文、何文□、董正吕、郑□、张懋明、张宗金、罗进有、张凤、丁俸□、杨剩林、钟传斌、张文斌、□大□各?人?出钱五十文、苏顺出钱一千、师王谷寿）/大清道光十年庚寅□秋……
  窟门右侧立一清碑，圆形碑首，为4号碑，高0.95米，宽0.53米，厚0.16米，碑额阴刻“万古千秋”。
  碑身阴刻发愿文：
  盖闻?孝子任□今之居于任平更右□今积/善祐福……针空寺住持……/神朝□□□□道□赠常□嗟……/珠……路□神有……/施□悲是也……/能□□一百廿□□芳……住持□□十……/梁……朝□□吝陈老元各老大……/……清福……/李□□□百滕忠成钱龙滕义钱张光……/李□往□百五□光□□乔永福□住持……/仇□□一百廿李井进□□□□□会首……/夏国光一百□□奎□杨……/皇清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廿八日□匠……
  5.广佛寺石窟①
  广佛寺石窟又名“三眼洞”，位于徽县江洛镇下寨村镇政府背后的山坡上，现存三个洞窟，南北向呈阶梯状排列，具体情况如下：
  001窟：平面方形，顶部不规则，窟高3.15米，宽3.98米，进深3.09米。窟内地面凿有倒“凹”形通坛基，高0.76米。窟内造像仅存右壁坛基上的十四身石雕造像，因石质粗糙及风化严重，人物细部特征已很难辨识，应为十六罗汉像。现代在正壁塑关羽、关平及周仓像。
  002窟：系利用天然洞穴略加开凿而成，平面纵长方形，顶部不规则。窟高2.30米，宽3.30米，进深4.15米。窟门高2.10米，宽0.76米，进深0.28米。窟内沿正、左、右三壁凿倒“凹”形低坛基，高0.70米；窟内造像原作无存，现窟内正壁重塑观音、文殊和普贤像，左壁重塑唐僧师徒四人、三身罗汉、一身立菩萨和一身金刚。右壁重塑三身坐佛、七身罗汉、一身立菩萨和一身金刚。窟外门壁两侧尚保存有原作的浮雕青狮和白象，残损、风化严重。
  003窟：平面略呈梯形，平顶。窟高1.54米，宽1.32～1.88米，进深2.20米。窟内沿正、左、右三壁凿倒“凹”形低坛基，正壁做二层式坛台，通高0.58米。窟内造像原作无存，现重塑送子娘娘。
  6.清凉洞石窟
  清凉洞石窟位于徽县江洛镇上坝村后沟兔儿崖，在村西一公里处，坐北朝南，山体为青石岩，现存窟龛四个，具体如下：
  001窟：平面方形平顶窟，高2.26米，宽2.06米，进深1.80米，窟内正壁凿一高0.75、深0.40米的通体高坛基，左、右两壁下端各凿有一浅龛。窟内造像及壁画均已无存。
  002窟：平面方形平顶窟，高2.00米，宽2.00米，进深2.50米，窟内正壁凿一高0.65米、深0.45米的通体高坛基，左、右壁各凿一高0.50米、进深0.25～0.30米的通体高坛基。窟内正壁坛基上现存造像两身。右侧一身通高0.95米，头与身体分裂，风化严重。大致可辨头戴圆帽，结跏趺坐，双手紧握右脚，坐于高仰覆莲台上。左侧一身仅存腰以下部分，残损严重，仅存大形。
  （二）寺院遗址
  关于徽县古代寺院的分布情况，根据清张伯魁《徽县志》①以及相关资料整理如下：
  徽县城内西隅的观音寺、兴善禅院、普福寺，水阳乡境内的广化寺、南禅寺、万安院，嘉陵镇境内的圣善寺、铁山寺、太和庵，虞关乡的长丰寺，泥阳镇境内的铁佛寺、福兴寺，栗川镇郇家庄村的白塔寺，永宁镇境内的三泉寺、红崖寺，柳林镇境内江口川一带的真空寺、香山寺，榆树乡境内的东禅寺、竹林寺，银杏树镇境内的庆寿寺、中川寺，伏家镇紫荆山下的北禅寺（永昌寺）、弘化寺等二十余座，大部分仅残存遗迹。
  其中名气最大者当属北禅寺，该寺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南宋淳熙年间和明嘉靖年间两次重修，现存一口明成化十六年（1480）铸铁钟，极具历史价值。元文宗时期，北禅寺僧人惠印由于通晓经律，被诏至京师，授荣禄大司徒银印，赐号真慧国师。《元文宗赐真慧国师像赞》一文中称惠印“振迹于蜀，道俗于凉”，可见其在巴蜀及河西地区均有一定影响力。
  （三）佛塔
  徽县境内佛塔仅保存有一座，即位于栗川镇郇家村白塔寺遗址的佛塔。塔通高约30米，系多层叠涩檐承托平座、斗拱楼阁式砖砌空心塔，塔基平面呈八角形，石条砌筑，塔身八面九层，底扩顶收，第一层高约7米，无平座勾栏，有仿木斗拱残存。南、北壁各镶一石碑，内容为清道光十二年（1832）重修塔序及捐助者姓名，塔的南壁碑下设半圆拱形门，高1.46米，门道深2.33米，单砖券顶，内辟八角形塔室。第二层以上各层均施平座、勾栏、塔檐，出檐深度由下至上逐渐递减，整体楼阁轮廓线丰满有力。塔体四正面各施刻画板门和棂窗，刻工简洁，线条清晰。四隅面无门，均雕菱形棱窗三个。各塔檐每面施双抄花拱三朵，转角出双抄挑角斜拱，上承替木，再上雕出檐椽，上铺砖石两层，呈斜坡状。檐椽栊上铺以瓦栊。整座佛塔筑砌精细，雕工玲珑，结构严谨，庄重挺拔。根据相关记载，原塔毁于唐代战火，宋淳化年间在废址上敕建一塔，名白塔，并重建寺庙，曰白塔寺。不久，寺毁而仅塔存。其为徽县境内唯一保存较好的宋塔，1993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青泥道与佛教在徽县境内的传播
  通过上述对徽县境内佛教遗迹的梳理，可知无论是石窟寺的开凿，寺院的兴建，还是佛塔的修筑，均与徽县境内古代交通路网的形成和变迁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不同时期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背景等紧密相连。
  源于印度的佛教，正是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而逶迤东传，到南北朝时期已被中国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这一时期陇南周边的秦州（甘肃天水）、梁州（陕西汉中）、益州（四川成都）等地佛教均已十分盛行，如前所述，山大沟深的陇南一来缺乏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镇的支撑，二来长期处于南北政权的夹缝之中，动荡不安，佛教难以立足。但作为连接巴蜀、关中和陇右的交通要道，也不乏佛教的踪迹。如前秦时期，仇池国主杨毅之弟杨宋奴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杨佛奴、杨佛狗①，这表明佛教已被仇池上层贵族所接受。西和县境内的法镜寺石窟，其开凿时代不晚于北魏中期，亦是目前所知陇南境内最早的石窟寺。②凉州僧人释僧朗在北魏攻陷凉州后被掠往魏都平城（山西大同），在随魏军东返途中，他与同伴中途逃跑，“……七日达于仇池，又至梁汉，出于荆州，不测其踪”①。文中的仇池即指陇南，僧朗逃往荆州，当是循平凉、天水、河池、略阳、汉中这条道路前行。实际上早在三国时期，经河池南入汉中就是一条重要线路，如张鲁割据汉中，曹操于建安二十年（215）由陈仓出散关至河池，遂东南征张鲁，大败之于阳平关，张鲁溃奔巴中②，可见曹操也是经河池、略阳攻入汉中的。到唐代时，关于这条线路的记载更为清晰，如《续高僧传》卷二十二《益州福胜寺释道兴传》载：“释道兴，姓刘，本住秦州……避难投蜀至河池县……既至蜀川，年满具进，常行兰若头陀食……以显庆四年（659）终于福胜。”③
  佛教在陇南境内的传播也与唐宋以来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陇南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是以成县为中心的西汉水上游的西和、礼县一带，隋唐统一全国后，帝国经济一片繁荣：“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④据《元和郡县图志》《通典·食货典》《新唐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唐代陇南的经济作物、药材、矿产、食盐、棉绸等均已非常有名，这些产品的流通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陇南境内交通和商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到宋代，陇南又成为宋金对峙的主战场，双方数十万大军常年屯驻于此，粮食、武器、马匹的巨大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巴蜀之间嘉陵江水道与汉中和陇南之间陆路交通的建设，以及两宋政权与吐蕃之间茶马贸易的发展。正是在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徽县境内以青泥道为主线的关陇、巴蜀之间的路网得到全面形成和完善。公元759年，流寓秦州的诗人杜甫经盐官、西和至同谷，小住后即沿青泥道入蜀投奔严武。在此期间，他还曾前往两当县西坡拜访老朋友御史吴郁。不管杜甫是从秦州还是从同谷前往两当，这些材料均表明当时徽县境内交通线路是十分发达的。
  位于徽县水阳乡姚坪村的佛爷崖石窟在窟龛形制上与麦积山石窟西魏至北周阶段流行的帐形龛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龛内四佛并列的造像组合形式也很有特点，特别是3号龛内的倚坐姿佛像，与麦积山隋唐之际的013、037、067窟内的阿弥陀造像，以及同时期西安地区的隋唐造像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从造像特征、衣着服饰等方面分析，其具有较多隋唐阶段造像的特点：佛螺纹高髻，面形圆润，端庄挺拔，穿垂领式或圆领通肩袈裟，衣纹雕刻刀法为减地直平阶梯式，坐姿为倚坐或结跏趺坐，佛座为2～3重仰莲瓣式莲花座。在大龛外两侧小龛内浮雕的护法天王体姿略呈S形，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动感十足，颇具盛唐武士造像的风范。由此可见，佛爷台石窟在龛形上继承了北朝晚期流行的垂幔式帐形龛，造像题材和内容上表现的仍然是北朝晚期盛行的大乘佛教思想，故其开凿时代大致应在隋末唐初。其也是徽县境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石窟寺。从周边调查情况看，佛爷崖后方坡地上可能存在佛寺遗址。
  值得注意的是，水阳乡姚坪村恰处于固镇（今徽县城关镇）通往青泥道的交通线路上，经姚坪前行五公里过文家池，左拐则进入青泥古道，右拐即可经大河店乡进入宋代新开的白水路古道。佛爷崖恰恰位于两条古道的交汇处，表明唐代时此地应是徽县境内一处重要居落点。从造像题材及风格分析结果看，无论是大龛样式，还是主尊佛像的造型、服饰等，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粉本应来自当时佛教中心地区，主持者或功德主显然熟悉这一切。但从主尊组合样式及胁侍菩萨略显零乱的着装，以及四个大龛周边布局零乱的小龛来看，虽然大龛整体布局具有统一性，但具体开凿过程中，似乎又有许多信众属临时或随后参与，各自表达本人心愿。因为四佛并不是当时盛行的佛教造像组合题材，且这种排列方式与佛教密宗五方佛观念亦有很大差别。且大龛主尊两侧胁侍菩萨和小龛内坐佛的雕凿技法均非常粗拙，服饰穿着方法、衣纹线条、身姿等均与标准样式有很大差异，带有强烈的地方性特色。种种信息表明，佛爷崖应是由当时沿着青泥道南来北往的信众共同出资开凿的石龛，也并非一次性完成，最常见的方式可能是过往信众出资，委托附近村落寺院内僧人雇用当地工匠雕凿。
  另外，佛爷崖窟龛规模不大，且无后世修缮痕迹。这表明当时此地居住人口不多，仅仅因为青泥道而形成聚居区。这也与相关文献记述相符合，在“安史之乱”前，河池郡领梁泉、两当、河池、黄花四县，“户五千三百七十，口二万五千五百二十”①。“安史之乱”后，凤州河池郡下辖梁泉、两当、河池县，人口略有增加：“总户数五千九百一十八，口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七。”②可知，当时徽县境内包括两当在内，总人数亦没有超过三万人，佛爷崖所在的姚坪一带人口定不会太多，只是由于地处青泥道的重要路口，则出现了这处佛教遗存。
  徽县境内另一处可能为唐代遗存的当属栗川镇郇家村宋代佛塔原址。由于该塔为宋代重建，寺院为明清重建，故原貌不详。但就栗川镇在唐代的地理位置而言，正处于同谷（成县）经青泥道或白水道入蜀的必经之地，且成州是唐代继西汉水流域后陇南境内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诗人杜甫在《发秦州》一诗中写道：“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从诗中可知，唐代属同谷管辖的栗川经济条件较好，这一带唐代遗存相对较多，如位于成县凤凰山口的大云寺（睡佛寺）遗址，即建于盛唐时期，迄今仍保留有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李叔政墨书题壁。③虽然窟内造像为后世重塑，但崖壁上尚存部分唐代窟龛及造像残迹。因此，当时栗川建有唐代佛寺及塔是很有可能的。
  古代文献中关于徽县境内唐代佛寺的记载不甚清楚，仅《徽县志》转引明代碑记称青泥岭主峰铁山东侧的圣善寺建于唐代，但并无明确的相关实物资料。这表明唐代徽县境内佛教寺院确实很少，与当时境内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有很大关系。宋代时，特别是南宋时期，作为巴蜀右翼屏障，徽成一带山区成为宋金对峙的主要战场，双方曾在两当、河池、大散关一线反复争夺。①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时徽县境内的佛教传播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从前述材料看，仅伏镇永昌寺和虞关镇罗汉洞石窟大致可以确定开凿于这一时期。其中永昌寺现已无宋代遗存，罗汉洞遗存于1957年宝（鸡）成（都）铁路修筑过程中损毁较多，仅保留有部分塑像残块。
  明清时期，除零星动荡外，陇南政局总体稳定，当地农业发展、水利建设、道路修筑、商业贸易、文化教育等都有了长足进步，徽县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联结秦州与汉中、巴蜀的要道所在。据文献记载，当时秦州、清水、秦安三地粮均储于徽州粮仓，西和、伏羌、礼县三地粮均储于成州粮仓，粮食外运则主要依靠嘉陵江水道，外运粮船大致沿高桥河、永宁河经嘉陵江出甘肃。这条线路也是当时秦州与徽州茶马贸易的主要通道，明政府甚至于嘉靖十七年（1538）在城北六十里的火店镇由巡茶御史王越置建巡茶御史行台，徽州知州王时雍督建，共建门两道，厅房十八间，以管理过往茶商。而唐宋时期形成的以青泥道为主的陆路交通线路，由于国家政权的统一，以及道路本身艰险难行而退居其次。因此，在上述河流及徽县、两当境内的嘉陵江段出现了许多村镇聚落，与之相伴也兴建有许多石窟寺及寺庙，徽县境内的佛教遗存亦多兴建于这一时期，相关碑刻题记也比较丰富，不再赘述。
  从这些石窟的现存情况看，其窟龛形制均具有较鲜明的时代特点，以平面方形居多，窟内正、左、右三壁开叠涩式台基。窟内造像以反映毗卢舍那、文殊、普贤为主尊的华严系造像为主，兼有罗汉、观音、地藏，也有表现释、道内容的孔子、天尊、玉帝、文昌君、药王、无量祖师等题材，充分体现出宋代以来三教合一的诸神造像思想和理念，这与陇南境内西和、成县、武都、两当所保存的石窟造像体系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北魏南秦州建置的演变①
  朱悦梅
  南秦州，为东晋时前秦苻坚所设置的州级区划，与北部秦州、南边的梁州各辖一域。前赵建立后，仇池独立，建武都郡，南秦州一名消失。后东晋据有其地名，仍建置武都郡。北魏政权时期，这里建有秦、梁州，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的历史地图中，也没有这个建置。但翻检史书，却不时有“南秦州”及其州刺史浮现，可见，南秦州设于北魏时期，曾作为重要的地理行政区划出现。
  作为历史时期一个重要的区划，尽管其设置时间不长，但却是历史进程和区域地方地缘政治关系的重要反映。有必要厘清这一历史存在，以期复原历史真实并再现当时的区域民族间关系与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本文拟根据史料文献，梳理出北魏时期南秦州区划析置的时间、缘由与功能特征，以再现其在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
  一、文献所见北魏南秦州行政区划的建置沿革
  秦州之名最早始于魏文帝元年（220），西周时，伯益之后非子因替周孝王养马有功，颇受赏识，孝王赐其舜时伯益的“嬴”姓，并“封其地为附庸，邑之秦（今清水、张川一带）”，“秦地”一名即由此而来。北魏秦州的建置设置，亦与此相关。南秦州，无疑亦是原处秦州之设。
  要梳理南秦州的建置沿革，当先了解秦州及其辖域。《魏书·地理志》载：“秦州，治上邽（封）城。领郡三，县十二。”②具体如表1所示：
  从以表1、表2可以看出秦州与南秦州的设置及其变化，以及相应的区域范围。而相关的两级区划的设置时间与沿革的具体内容，尚需从历任的秦州与南秦州的州牧及相关职官的设置中寻找端倪。历任秦州官员列表如表3所示：
  从以上诸表可以看出，北魏政权直到太平真君年间才对秦州地区形成正式行政管辖。在这之前，当地还处于氐人的控制之下。太延五年（439）春正月庚寅，“以故南秦王世子杨保宗为征南大将军、秦州牧、武都王，镇上邽”①。杨保宗（？一443），清水氐人，杨玄次子，429年继位。432年，杨难当以保宗为镇南将军，镇宕昌。杨保宗谋袭杨难当，事洩，难当囚之。435年，杨难当释杨保宗，遣其镇守董亭（今甘肃武山南）。
  在氐人控制期间，秦州的战略地位主要体现在控制秦州及其以南的当地诸羌。这一点从杨保宗的职衔——“镇南将军、镇宕昌”即可窥见一斑。杨保宗作为前武都政权的第三任君主，被后武都政权仇池首领杨难当委以此职并镇宕昌，明显是为了实施南向控制的战略政策。如果将保宗的职称与难当后权限进行综合考虑，则其战略指向更加明显。难当后废黜杨保宗，自称“都督雍、凉、秦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无疑是针对仇池政权的核心控制区域，而都督凉州，则表明了其西向战略，是由与北魏政权博弈的时局所决定的。而其后方，即南向区域，则在其全盘布局中为最薄弱环节，大概正是考虑到此缘故，难当才解除了对保宗的囚禁，并令保宗担当起南向控制氐羌地方的重任。
  早在前秦时期，氐人苻坚于371年灭仇池之后，专门在秦州与梁州之间独设南秦州的缘故，大概也在于此，即秦州独立向西布局，而南秦州则独立应对羌人势力。
  但是，仅从《魏书·地理志》尚无法明确获知北魏时期南秦州的建置时间，特别是南秦州析置的时间更是无从查考。下文拟从以秦州为核心的北魏区划演进过程，分析南秦州建置沿革的过程及其区划的行政功能与价值。
  二、从北魏经营河西看秦州的置废与战略地位
  北魏迁都洛阳后，太延五年（北凉永和七年，439）七月，以原据姑臧的故南凉主秃檀之子、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进逼北凉。八月，拓跋健获得河西（即河西走廊、泊水流域一带）畜产二十余万，同时，由源贺引兵招慰城附近原诸部下三万余落，专攻姑臧。九月，北凉主沮渠牧犍之侄沮渠万年率部降于魏。姑臧城溃，北凉主率文武官员五千余人出降。自此，北魏控制范围西至河西走廊西端。
  与此同时，北魏向西南方向亦大举用兵。《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载：“河间公齐，烈帝之玄孙也……刘义隆将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复授齐前将军，与建兴公古弼讨之，遂克仇池，威振羌氐。复赐爵河间公，与武都王杨保宗对镇骆谷。时保宗弟文德说保宗闭险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边因知之，密告齐。齐晨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诏。’保宗出，齐叱左右扶保宗上马，驰驿送台。诸氐遂推文德为主，求援于刘义隆。义隆遣将房亮之、苻昭、啖龙等率众助文德。齐击斩杀龙，擒亮之。氐遂平。”①武都氐人由于长期在秦州地区活动，已经形成一定的势力基础，因此，北魏在秦州建置，首先是为了管理羌氐部族。
  北魏太延五年（439），氐人首领杨保宗与兄杨保显投奔北魏，魏主以保宗为“征南大将军”“秦州牧”“武都王”，镇守上邽（甘肃天水），并把公主嫁给他。此时，杨保宗镇守上邽，而以甘肃西和县大桥乡南部西汉水和洛峪河交汇处的仇池山古城址为中心的仇池国，以及向北至董亭的区域，则仍在杨难当的控制范围之内。可见，保宗的叛离，使难当失去了与北魏政权争夺河西走廊的机会，但其原先委任保宗控扼仇池以南的战略大局，却成为其坐镇仇池并在北魏重压之下仍得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因此，北魏时期以上邽为中心的秦州，其区划意义的南向价值并不亚于攻夺河西控制权的基地价值。
  太平真君年间，北魏对凉州的控制，为其施展控制西域的战略打下了基础。而其实现对河西、西域的战略，基础仍落实在秦州。在北魏政权大展宏图的过程中，区划的设置与军事战略格局亦是明显对应的。《魏书·世祖本纪》载：
  太平真君六年（445），夏四月，诏秦州刺史、天水公封敕文击慕利延兄子什归于桴罕，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以西兵袭鄯善。……（九月）河东蜀薛永宗聚党盗官马数千匹，驱三千余人入汾曲，西通盖吴，受其位号。秦州刺史、金城公周鹿观率众讨之，不克而还。……七年（446）三月，金城边同、天水梁会反，据上邽东城。秦州刺史封敕文击之，斩同，众复推会为帅。②
  秦州刺史、天水公封敕文南击桴罕（今甘肃省临夏县）吐谷浑，而凉州以西兵西向西域战场。秦州的力量亦在其东向被调用，则秦州在北魏前期成为军事交通枢纽，但仍以南向为主。这些原因，大概正是北魏政权析秦州置南秦州的战略考量。
  秦州扼控东西通道与南北纵道的战略地位，在刘宋朝经营仇池氐时期即已有明确的表现。《魏书·古弼传》有载：
  刘义隆遣将裴方明等击南秦王杨难当，难当遣使请救兵。未至，难当奔上邽，方明克仇池，立杨玄庶子保炽。于是假弼节，督陇右诸军。义隆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屯仇池，弼与平西将军元齐邀崇之于浊水，临阵擒之，其众走还汉中。弼等从祥郊山南入，与东道将皮豹子等讨仇池，遣永安侯贺纯攻义隆，塞狭道。守将姜道祖退守狭亭，诸将以山道险峻，时又雪深，用马不便，皆迟留不进。弼独进军，使元主（齐）、贺纯等击狭亭，道祖南走，仇池平。未几，诸氐复推杨文德为主，围仇池。弼发上邽、高平、汧城诸军讨之，仇池围解，文德走汉川。时豹子督关中诸军次于下辨，闻仇池围解，议欲还军。弼使谓豹子曰：“比连破贼军，恐彼君臣未体大分，耻其负败，或来报复。若其班师，寇众复至，后举为难。不如缮兵练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来，以逸待劳，百胜之策。”豹子乃止。世祖闻之，曰：“弼之言，长策也。制南秦，弼谋多矣。”①
  南朝宋主刘义隆与北魏的战略争夺过程中，盘踞仇池的氐人势力是一个突破口，而北魏亦对这一南北纷争战略节点的重要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在裴方明克仇池之后，北魏以弼节为将，督陇右诸军进行反击；同时，亦在东道让皮豹子及永安侯贺纯等齐攻仇池，最终将宋之仇池守将胡崇之和狭亭守将姜道祖击走，收复仇池。收复仇池之后，弼节依然提出重防“南寇”的战略，并为世祖所认可，以为“长策”。因此，当秦州兼具北魏政权西向与南向战略的地理价值之际，将区划析置，形成专门控制的功能化专职，成为一种必要。南秦州的析置，其战略指向明矣。
  三、南秦州的析置及其功能的强化
  太平真君朝后期（451）直到太安年间（455—459），北魏在秦州的控制是相对稳定的，即使在太安五年（455）秦州一带及其以北大面积地区发生旱灾，北魏政府仍能通过赈济与市籴加以抚慰，并通过“有流徙者，谕还桑梓”②的政策来稳定当地的局势。北魏政权在当地所置官员的配员情况亦可反映这一时局，到正始年间（504—508）北魏于梁、秦二州，只设邢峦一位刺史兼治二州③，可见北魏在当地的统治是有效、有序的。
  《魏书·汝阴王传》载：汝阴王孙“天赐第五子修义，字寿安。涉猎书传，颇有文才，为高祖所知。自元士稍迁左将军、齐州刺史……修义为政，宽和爱人，在州四岁，不杀一人，百姓以是追思之。迁秦州刺史……二秦反，假修义兼尚右仆射、西道行台、行秦州事，为诸军节度。修义性好酒，每饮连日，遂遇风病，神明昏丧，虽至长安，竟无部分之益。元志败没，贼东至黑水，更遣萧宝夤讨之，以修义为雍州刺史”④。拓跋天赐，于和平三年（462）封拜镇南大将军、虎牢镇都大将，则其第五子修义迁秦州刺史，遭遇“二秦反”则至少在十多年之后。文献中明确记载，秦州地方的民情变故发生在太和年间。太和元年（477）春正月己酉，秦州略阳民王元寿聚众五千余家，自号为冲天王。……太和十有一年（487），六月辛巳，秦州民饥，开仓赈恤。癸未，诏曰：“春早至今，野无青草。上天致谴，实由匪德。百姓无辜，将罹饥馑。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内外股肱之臣，谋猷所寄，其极言无隐，以救民瘼。”①事情虽由自然灾害而起，但给区域内部的社会控制带来压力，从而促使当地氐羌人的反抗势头愈发强劲。
  （正始）三年（506）春正月……壬申，梁秦二州刺史邢峦连破氐贼，克武兴……秦州民王智等聚众二千，自号王公。寻推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年号建明。②
  永平三年（510）春二月……壬子，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州郡捕斩之。癸亥，秦州陇西羌杀镇将赵俊，阻兵反叛，州军讨平之。三月……高丽、吐谷浑、宕昌诸国并遣使朝献。③
  秦、梁二州不仅出现氐羌人的反叛，释门亦反，反映出北魏政权在这里的统治危机。而南秦州一名的出现，则在延昌四年（515）：
  （延昌）四年夏四月，梁州刺史薛怀古破反氐于沮水。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击破氐贼，解武兴围。六月，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④
  这时候，不仅梁州、秦州不再由一位刺史兼治，而是各自派遣有专职的刺史。同时，最迟在延昌四年，南秦州已经被析置出来，并且，南秦州的区划功能日益突显。
  神龟元年（518）春正月，秦州羌反。……二月戊申，嚈哒、高丽、勿吉、吐谷浑、宕昌、疏勒、久未陀、末久半诸国，并遣使朝献。……三月，南秦州氐反，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喻之。吐谷浑国遣使朝贡。⑤
  正光二年（521）春正月，南秦州氐反。⑥
  正光五年（524）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太提据城反，自称秦王，杀刺史李彦。诏雍州刺史元志讨之。南秦州城人孙掩、张长命、韩祖香据城反，杀刺史崔游以应太提。太提遣城人卜朝袭克高平，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太提寻死，子念生代立，僭称天子，号年天建，置立百官。⑦
  从秦州与南秦州的情势可以看出，这里的羌、氐部落各不统属，秦州以羌人部落为主，而南秦州则以氐人部落为主，这大概也是北魏政权将秦州析分为二的原因，以实现对羌人与氐人的专门控制。
  尽管把南秦州从秦州中析置出来，但似乎并未有效地控制住两地的羌氐部族，这当然与北魏政权的统治方式有关。因为不仅是羌氐部族在反叛，就连秦州和南秦州城内的城民都在反抗北魏的统治。
  北魏政权统治失灵，盖因北魏派往地方治理的长官飞扬跋扈。“初……关陇平，（王）斤徙镇长安，假节，镇西将军。斤遂骄矜，不顺法度，信用左右，调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汉川者数千家。而委罪于雍州刺史阳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①而北魏时期，不止一任秦州刺史行事不端。
  《魏书·河间王传》载：“琛字昙宝，幼而敏慧，高祖爱之。世宗时，拜定州刺史……腾屡为之言，乃得兼都官尚书，出为秦州刺史。在州聚敛，百姓吁嗟。属东益、南秦二州氐反，诏琛为行台，仍充都督，还摄州事。琛性贪暴，既总军省，求欲无厌，百姓患害，有甚狼虎。进讨氐羌，大被摧破，士卒死者千数，率众走还。”②氐羌的势力并不易瓦解，由此可见，对氐羌实行分割而治，显然是区划构建的基础。而这种区划的再配置，无疑对北魏的区域管理与社会控制是有一定作用的。在饱受战乱之后，两州城民从原来的响应羌氐人反抗北魏的统治者，转而杀羌酋而“自行州事”。对此，《魏书·萧宗本纪》记载得非常清晰：
  孝昌元年（525），秋八月辛未，曲赦南、北两秦州。二年（526）九月，莫折天生请降，萧宝夤使行台左丞崔士和入据秦州。天生复叛，送士和于胡琛，杀之。……三年（527）春正月，东秦州刺史潘义渊以汧城降贼。高平虏贼逼岐州，城人执刺史魏兰根，以城应之。……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杀莫折念生，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自行州事，遣使归罪。③
  而两州城民“自行州事”之后，北魏开始加强对这里的管控。对南秦州，先是采取安抚措施，如以博学经史、年轻时曾带领乡人抵御乱民有功的裴骏经营南秦州。《魏书》载其“出为征虏将军、益州刺史。宣善于绥抚，甚得羌戎之心。复晋寿，更置益州，改宣所莅为南秦州”④。后又以“颇有识尚”的杜铨之子杜祖悦“迁天水、仇池二郡太守，行南秦州事”⑤，即以郡太守的身份行南秦州事。
  而对秦州羌人，则施以严厉措施。正光二年（521）三月己丑，以持节、骠骑将军、泾州刺史贺拔岳为仪同三司、岐州刺史，以持节、车骑大将军、渭州刺史侯莫陈悦为仪同三司、秦州刺史。⑥侯莫陈悦的调任，正是北魏政权对秦州地区加强管控的重要举措。
  之后，北魏政权更是派“猛暴”之人坐镇秦州，即京兆王后裔拓跋暹。“暹，字叔照。庄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杀害。庄帝还宫，封汝阳王，迁秦州刺史。先时，秦州城人屡为反覆，暹尽诛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531），除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①选派这样一位以屠戮见长的官员，其目的显然是加强对秦州城的管理。而紧接着，于北魏永安三年（530），又让以军功见长的济阴王之孙拓跋丽任秦州刺史，镇压反抗势力。
  丽，字宝掌。位兼宗正卿、右卫将军，迁光禄勋，宗正、右卫如故。时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吕苟儿为主，号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泾州人陈瞻亦聚众自称王，号圣明元年。诏以丽为使持节、都督、秦州刺史，与别驾杨椿讨之。苟儿率众十余万屯孤山，列据诸险，围逼州城。丽出击，大破之，便进军永洛。贼徒逆战，丽夜击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儿于孤山，乘胜追奔三十里，获其父母妻子，斩贼王五人。其余相继归降，诸城之围，亦悉奔散。苟儿率其王公三十余人诣丽请罪。椿又斩瞻。丽因平贼之势，枉掠良善七百余人。世宗嘉其功，诏有司不听追检。拜雍州刺史，为政严酷，吏人患之。②
  吕苟儿，秦州羌人，曾任州主簿职。吕苟儿与泾州人陈瞻等聚众反，事发于正光年间。《魏书·杨播传》记：“正光五年（524），除辅国将军、南秦州刺史。时南秦州反叛，路又阻塞，仍停长安。转授岐州，复除抚军将军、卫尉卿。转左卫将军，又兼尚书右仆射，驰驿诣并肆，赍绢三万匹，募召恒朔流民，拣充军士。不行。寻加卫将军，出除都督雍南豳二州诸军事、本将军、雍州刺史，又进号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除吏部郎中，出为平西将军、南秦州刺史，加散骑常侍。”③此处虽是言及杨播的升迁、转职过程，从中却不难看出，南秦州之乱令朝廷深感棘手，遂不得不令杨播离开南秦州后复归，以理州事。而南秦州之羌乱，具有一定的地方性与族群性，需要一位对当地事务熟悉之人来处置。这也突显了南秦州与周边秦州、梁州地方管理的差异性，以及南秦州独立建置的必要性。
  景明初（500），氐人武兴王杨鼠之子“集始来降，还授爵位，归守武兴。死，子绍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虏将军、汉中郡公、武兴王；赠集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安王”④。肃宗熙平元年（516），“八月己酉，月在奎，十五分蚀八。占曰‘有兵’。神龟元年（520）三月，南秦州氐反，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喻之”⑤。正光元年（520），“十二月甲寅，月蚀。占曰‘兵外起’。二年（521）正月，南秦州氐反。二月，诏光禄大夫邴虬讨之”①。
  氐人杨鼠官拜南秦州刺史后，氐人的不满实际上依然未能解决，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521年。这期间，北魏朝廷依旧倚仗王室亲王出任南秦州刺史。南安王元诱（484—520，元熙弟），“字惠兴。自员外郎稍迁通直郎、太子中庶子、征虏将军、卫尉少卿，出为右将军、南秦州刺史。叉斩之于岐州，妻子得不坐。追赠车骑大将军、雍州刺史，后赠仪同三司。”②这里的南秦州一词，是《魏书》中所见年代最晚者。
  由南秦州及其南秦州刺史之设，自延昌四年（515）至正光二年（521），其间正值羌氐反复无常。可见，南秦州的析置，正是针对地方羌氐势力错综复杂的应对。也正是因为南秦州的析置时间并不长，导致秦州设置在文献中的记载与南秦州的记载相互混淆，以至错乱。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以仇池为核心的羌氐族群活动区域确曾在北魏统治期间单独设置过州级行政区划，而析置的缘由，正是局部区域民族关系的处置需求。而新区划的析置，正是为了加强对区域内部羌氐部族的管理和控制。
  四、南秦州的区域交通关系
  从区域交通地理关系上，亦可反映出南秦州的析置与地缘政治关系的对应。《魏书·皮豹子传》载：
  皮豹子，渔阳人。少有武略。泰常中（416—423）为中散，稍迁内侍左右。世祖时，为散骑常侍，赐爵新安侯，加冠军将军。又拜选部尚书，余如故。出除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淮阳公，镇长安……真君三年（442），刘义隆遣将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杨难当，遂陷仇池。世祖征豹子，复其爵位。寻拜使持节、仇池镇将，督关中诸军，与建兴公古弼等分命诸将，十道并进。四年（443）正月，豹子进击乐乡，大破之，擒义隆将王奂之、王长卿等六人，斩首二千余级，俘获一千人。
  豹子进军下辨，义隆将强玄明、辛伯奋弃城遁走，追斩之，悉获其众。义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镇仇池，至汉中，闻官军已西，惧不敢进，方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与司马楚之至于浊水，击擒崇之，尽虏其众。进至高平，义隆将姜道祖降，仇池平。未几，诸氐复反，推杨文德为主以围仇池。古弼率诸军讨平之。时豹子次于下辨，闻围解，欲还。弼遣使谓豹子曰：“贼耻其负败，必求报复。后举为难，不如陈兵以待之。”豹子以为然。寻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诸军事，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仇池镇将、持节、公如故。十一月，义隆复遣杨文德、姜道盛率众二万人寇浊水，别遣将青阳显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浊水城兵射杀道盛，豹子至斧山，斩显伯，悉俘其众。豹子又与河间公元齐俱会于浊水，贼众震恐，弃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杨难当归命，诏送杨氏子弟诣京师，文德以行赂得留，亡奔汉中。义隆以文德为武都王，给兵二千人守葭芦城，招诱氐羌，于是武都、阴平五部氐民叛应文德。诏豹子率诸军讨之，文德阻兵固险拒豹子。文德将杨高来降，引诸军向其城，文德弃城南走，收其妻子、僚属、军资，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师。义隆白水太守郭启玄率众救文德，豹子分军逆击，大破之，启玄、文德走还汉中。兴安二年（453）正月，义隆遣其将萧道成、王虬、马光等入汉中，别令杨文德、杨头等率诸氐羌围武都。城中拒之，杀贼二百余人。豹子分兵将救之，至女磊，闻贼停军，豹子遣人于祁山取马，欲往赴援。文德谓豹子欲断其粮运，回军还入覆津，据险自固。义隆恐其辄回，又增兵益将，令晋寿、白水送粮覆津，汉川、武兴运粟甘泉，皆置仓储。豹子表曰：“义隆增兵运粮，克必送死。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唯仰民兵，专恃防固。其统万、安定二镇之众，从戎以来，经三四岁，长安之兵，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颜枯悴，窘切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为唇齿。计文德去年八月与义隆梁州刺史刘秀之同征长安，闻台遣大军，势援云集。长安地平，用马为便，畏国骑军，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人，称台军不多，戍兵鲜少，诸州杂人，各有还思，军势若及，必自奔逃，进军取城，有易返掌。承信其语，回趣长安之兵，遣文德、萧道成、王虬等将领，来攻武都、仇池，望连秦陇。进围武都，已经积日，畏臣截后，断其粮路，关镇少兵，未有大损。今外寇兵强，臣力寡弱，拒贼备敌，非兵不拟。乞选壮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无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驰闻，损失城镇，恐招深责。愿遣高平突骑二千，赍粮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对贼虏。须长阙、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粮者，民之命也；虽有金城汤池，无粮不守。仇池本无储积，今岁不收，苦高平骑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请遣秦州之民，送军祁山，臣随迎致。”诏高平镇将苟莫于率突骑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征豹子为尚书，出为内都大官。①
  这里的重要信息有二。首先，“秦雍荆梁四州诸军事”是作为一个整体区域进行军事部署的，也就是说区域的完整性在。其次，是皮豹子打击义隆的作战路线。皮豹子的作战路线是高平—下辨—汉中，高平—浊水—覆津—葭芦城。
  下辨，最早为秦置，属陇西郡，汉下辩道，属武都郡，治所在今甘肃成县西北抛沙镇广化村。浊水，又名白水。《水经注》曰：“（浊）水出浊城北，东流与丁令溪水会。其水北出丁令谷，南遥武街城西，东南入浊水。浊水又东通武街城南，故下辫县治也……今广业郡治。”②浊水即今西汉水，浊水城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即标注在西汉水北岸。葭芦城，即仇池武都国的国都所在，在今文县。
  覆津，隋大业三年（607）复置武都郡，其所辖七县中即有覆津县，在今武都西南。
  高平，在今天的宁夏固原。文献所载皮豹子的两条作战路线，一是往汉中方向，一是往仇池国都方向。其中向汉中一线，从下辨东南方向，当时只有翻越青泥岭走青泥道可行。“青泥岭，在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即今通路也。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青泥岭。”《元和郡县志》亦载：“青泥岭，在兴州长举县西北接溪山东，即今通路，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名青泥。”①也就是说，青泥道在东晋十六国至北魏期间，就是沟通汉中与略阳之路。
  南秦州区域内的重要交通路线，正是以下辨为北接腹地的门户，南向形成浊水城、葭芦城、汉中等多条线路，形成向南方向的扇形延展，是控制羌氐地区最为有效的战术布局，从自然地理条件上看，这种区域的析置是最为合理的，有利于强化军事控制与打击功能。
  五、结语
  北魏时期，在西向经略河西走廊的过程中，在秦州及其以南的方向，始终受到来自氐羌人的反抗，因而造成北魏军事势力在西向发展的过程中羁绊于秦梁诸州而无以为计。对于一个集权的政权而言，要实现对地方的有效管理与控制，行政区划是经营地方成败的关键。而行政区划划分的模式与地方地缘关系的发展又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行政区划的演变轨迹，即是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格局的直接表现，而其变动，则更加体现了政治因素的复杂关系。北魏时期南秦州的析置，即凸显了当时区域民族关系，以及区域间协防与军事战略关系、区域行政区划在地方社会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
  发掘关隘文化，讲好战争故事
  ——徽县青泥古道旅游刍议
  边强
  我是在撰写《甘肃关隘史》一书时才查阅徽县的有关史地典籍，并对青泥古道有所了解的。鉴于历年来专家学者对青泥古道的历史文化论述较多，我想从关隘文化的角度出发，谈谈在发掘历史资源方面，以青泥古道为依托打造当地旅游景点的话题。
  道路是一个地区与外界联系的途径，青泥古道作为历史上沟通陕、甘、川三地的主要通道，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史迹斑斓。而就青泥古道来说，它并不单纯地只是一条古代的道路，两千多年来，在其周边和蜿蜒曲折的基石上所留下的关于历朝历代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商贾驿卒、马帮贩夫的印记传说，尤其是其所反映的战争故事，都成为我们今天有待加以发掘整理的历史遗产，成为今日打造地域特色文化的丰厚资源。
  青泥岭作为陈仓古道入蜀的屏障，连接陈仓古道及祁山古道的枢纽，是秦雍入蜀之咽喉，南北交汇之要冲，其周边散布着许多险关要隘，成为历代驻军守护的战略重心，故而被称为“战争之岭”。独特的地形、险绝的通道，决定了它北守秦陇门户，南扼入川绝径，是维系关陇、汉中与川蜀安危的重要节点地位，故而历史上在青泥岭一带发生过无数攻伐征战。
  “据《通荃》所记，后梁开平年间（907—910），岐王李茂贞兵犯兴州，山南节度使唐道袭率众固守青泥岭，扼塞险要，李茂贞不能达，遂引众返还。后梁乾化元年（911），岐王使刘知俊击蜀兵，与王宗侃战于青泥岭，蜀兵败绩。南宋绍兴四年（1134），金兀术步骑十万破和尚原，进攻仙人关，自青泥岭凿崖开道，吴玠以万人坚守杀金坪，以当其冲。《通鉴长篇》记载：南宋绍定四年（1231），蒙古兵攻宋，南路自青泥岭开道出。水浒好汉九纹龙史进的原型史斌在兴州称帝后，率义军北上经青泥岭一路打杀直入关中。红军长征期间，红二方面军贺炳炎一部自青泥河翻越青泥岭，冲破敌军层层封锁线北上支援甘肃成县战役，后到达甘肃会宁。”①
  在此简略的回顾记述中，我觉得有待深入发掘的是由抗金爱国将领吴玠、吴璘兄弟指挥的仙人关之战，以及由此生发的对徽县境内外的古代关隘所形成的文化遗产的统一整合。古代关隘是道路驿站的节点，也是历代驻军防护的战略要地，因而多为险绝之地，风光绮丽，古迹犹存，不仅是当今旅游开发的一大资源，还有着打破许多地区有景无点、缺乏文化内涵这一尴尬局面的潜在优势。今天我们对古代关隘的探访，对昔日征战史迹的回顾，既是领略山川的壮美，以激发怀古之豪情，也是接受国防教育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将古代关隘打造成培育爱国主义思想的基地。
  南宋爱国将领吴玠、吴挺等抗击金兵，在陇南坚守六十多年，战功卓著，连当时的民族英雄岳飞也称赞不已，但知名度与之相比相差太远，不为内地所知。作为甘肃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在今天更是打造地方旅游特色、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不可多得的一大亮点。
  北宋王朝至徽、钦时，朝政日益腐败，终被新崛起的女真政权金国所灭。在金人尽陷中原之地、南宋王朝退守江南之时，唯陕甘五路宋军尚筑关据险，未被金兵所屈，加之这五路山高势险，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对全国有“建瓴之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金国欲南侵灭南宋，秦陇五路宋军便成为牵制金人南下的眼中钉和进攻重点，故而斗争异常激烈。
  南宋高宗赵构即位后的建炎元年（1127）冬，金兵分三路南下，由娄室（洛索）和撕离曷（萨里干）率西路军，直指“秦川之地”。宋军面对强敌压境，竟无敢与之对抗者，将士不逃则降，遂致金人长驱直入，陇右大震。各地百姓义愤填膺，爱国之情激烈，故凡有将吏豪杰起兵抗金者，纷纷响应。金人面对全民抗战的态势，被迫东还。在民众爱国精神的鼓舞下，南宋抗战派官员，三十多岁的知枢密院事张浚挺身而出，请命负责西北防务，以御金兵。当此忧患，宋高宗正无计可施，便任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北为所部”“便宜黜陟，亲作诏赐之”①。张浚于是大权在握，可谓少年得志。
  张浚统兵，誉满气骄，不可一世。他本应于抗金有所建树，但其徒有一腔热情，邀功心切，疏于谋略，刚愎自用，盲目轻敌，故其所指挥的“富平之役”一败涂地，痛失陇关，致使庆州、平凉、环州、秦州五路陷于敌手。德顺（今静宁）、熙（今临洮）、阶（今武都）、岷（今岷县）诸地遭金兵大肆掳掠，其夺财货、粮马等后退居关中。因此可以说，“富平之役”成为发生在陇右的千古痛史，其教训在古代军事史上也极为深刻。
  富平之役，南宋“丧师三十万，失地六十州”，秦陇几乎丢尽，并祸殃西蜀。在保家卫国、反对异族入侵的抗金斗争中，爱国将领吴玠、吴璘兄弟坚守陇南，构筑关隘御敌，两人均为南宋抗金战线上与韩世忠、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绍兴年间，他们在陕、甘、川交界地带英勇抗金，为卫护南宋巴蜀门户和东南半壁江山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且当年的重大战役无不与关隘的防御争夺相关。
  吴玠（1093—1139），字晋卿；昊璘（1102—1167），字唐卿。祖籍德顺军陇干（今静宁），后迁水洛城（今庄浪）。二人自幼饱受兵燹之苦，习知戎马骑射、布兵列阵等军事谋略，并怀立功报国之志，名重秦陇。富平一役后，朝廷为挽救残局，遂任命吴玠兄弟为秦凤副总管兼知凤翔府，率数千名散卒驻扎在大散关东的和尚原，以防金兵南下。时“朝问隔绝，人无固志”，士气低落，宋军将卒多不知所措，甚至有阴谋劫持二昊降金者。但兄弟二人临危不惧，召集诸将，歃血为盟，勉励大家忠义报国。言辞恳切，正气凛然，众皆为之泪下，军心大安。当地民众慕其爱护百姓，曾安抚流亡，整修渠堰，兴修水利，恢复生产，裁撤冗员，节省浮费，组织军队屯田，以解决军需。与张浚“旬犒月赏”“费用不支”，尽取办于民，乃至“贷民赋五年”的扰民做法迥然不同，故深得民众拥护。所以，百姓们甘冒生命危险，支援二吴抗金，民众的支持成为他们据险取胜的有力后盾。
  绍兴元年（1131），金兵先后于三月和五月进犯位于宝鸡西南20公里的川陕门户和尚原，均被吴玠兄弟打败。十月，金完颜宗弼（兀术）会诸道十万余兵丁，发动第三次进攻，结果又被击退。此役宋军斩俘金兵甲士逾万，宗弼也连中两箭，仅以身免，成为他入侵中原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和尚原之战的胜利使南宋军民倍受鼓舞，金兵也派驻萨里干为陕西经略使，驻凤翔府拥兵与宋军对峙。
  绍兴三年（1133），吴玠屯兵河池（今徽县）。在金兵欲东西夹击宋军，直入洋（今洋县）、汉（今汉中）等州，前线吃紧的关头，吴玠受命出援，提兵连夜疾行三百里，到饶风关与敌激战。金兵身披重铠甲仰攻关城，结伴相继，拼死而上，宋军弓弩齐发，大石摧压，连战六昼夜。金兵尸如山积，但仍进攻不止，战斗十分惨烈。后因奸细带路，引金兵敢死队迂回关后，居高临下才击败宋军。但吴玠遣兵武休关（陕西留坝县南）截其退路，出其不意驱敌坠涧，死者数以千计，抛辎重甲胄而逃。饶风关一战宋军转败为胜，吴玠功不可没。
  随后的仙人关（今徽县虞关西南）之战，是吴氏兄弟在陇南抗击金兵的著名战役。饶风关战后，宋廷及时总结经验，调整部署了川陕防务，明确各守将防卫地段和相应职责，防止了相互依赖推诿的弊病。吴玠屯驻仙人关，并在其东侧筑城垒，名为杀金坪（又名胜金坪），设两道关隘，以加强秦、凤、洋一带的防务。其弟吴璘驻扎在阶、成之间的七方关（今康县云台镇大山岔），与之遥相呼应。绍兴四年（1134）二月，宗弼、萨里干等率十万铁骑东侵。吴玠领一万人马迎敌，吴璘也从七方关倍道来援，沿途与金兵转战七昼夜，始与吴玠会合。
  金兵的进攻十分猛烈，但均被吴家兄弟击退。宗弼盛怒之下，改用云梯攻城，却被吴玠部将用撞竿击碎，宋军又辅以长矛刺杀登梯金兵。吴玠身先士卒，奋不顾身杀敌，使将士深受鼓舞。金兵合攻不下，乃分兵为二，从关城东、西夹击宋军。宋军苦战良久，疲惫之极，只得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居第二隘。金兵步步进逼，每人身披两铠，鱼贯而上。吴璘督军死战，矢如雨下，金兵死者层叠，仍踩尸进攻不止。吴玠派部将领一支精兵，左右出击，用大刀利斧砍杀敌阵。又于当晚燃起篝火夜战，四面山上烈火腾空，鼓声震天。拂晓时吴玠发起反攻，命统领官率兵分紫、白二色旗，冲入敌营。金兵惊慌逃窜，溃不成军，宗弼无力招架，连夜逃遁。吴玠又遣统制官劫敌山寨，伏兵河池，扼敌退路，再次大败金兵。同年四月，金兵多次攻袭均被击败，吴借机收复秦、凤、陇、兰诸州，金人遂数年不敢来犯。
  绍兴九年（1139），吴玠病逝于仙人关营所，年仅47岁。据说吴玠病逝的消息奏报朝廷时，宋高宗至为悲痛，罢朝三日以示悼念，并“谥武安，作庙于仙人关”。昊玠被孝宗追封为涪王。于是，抗金保蜀的重任就落在吴璘肩上。时金朝重臣粘罕亡，挞懒掌权，以“赐还”河南、陕西之地为饵，与宋约和，诱宋助己。宋廷昏君赵构和权奸秦桧得此意外“喜讯”，竟以为天下太平，完全放弃防务。吴璘愤慨而言：“金人反复难信，今关隘不葺，粮运断绝，此存亡之秋也！”更加提高警惕，严阵以待，“治军经武，常如敌至”。①
  果不其然，正当昏君权奸庆贺“和议”之时，第二年金朝宗弼专权，倾国出兵，四路南下，以图宋疆。金兵所至，如入无人之境，唯吴璘等南宋诸将坚守河池。猝临强敌，昊璘临危不惧，志在抗金，深为同僚胡世将、孙渥所服。于是诸将齐心合力，在当年六月，接连挫败萨里干几次进攻，俘其将卒一百二十多人，有力地配合了东路和中路韩世忠、岳飞等爱国将领的抗金行动。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金统军乎珊、迪布禄②合军五万余屯驻陇州（今陇县）刘家圈，宋吴璘、杨政、郭浩三名大将也集聚在仙人关一带。吴璘为破两敌，特向宣抚副使胡世将请精兵三万，“事若不捷，誓以必死”，决心收复秦陇。世将予兵二万八千人，又命杨政、郭浩分兵声援。吴璘即阅兵河池，取道秦州，直趋吴山（在今陇县）与金兵对垒。
  金将乎珊和迪布禄都是用兵老手，一个善战，一个善谋。他们驻军进退有路，前临峻岭，后控腊家城，地形十分险固，故猜测宋军当不敢来攻。吴璘揣度此情，又踏看地形后，决计夜间偷袭，并采纳步将姚忠建议，约于“明日大战”，以麻痹敌人。金军听信而放松戒备，吴璘遂遣步将姚仲、王彦率部衔枚直进，渡汧水，上峻岭，据山坡，点火为号，发动攻势。金兵仓促应战，惊骇不已。乎珊猝不及防，吴璘临阵指挥，士卒都拼死搏斗，金兵溃逃，被斩杀数千人，降者逾万，金帅也险些被俘。胡世将上奏捷报说：“臣询究众论，皆谓璘此战比和尚原。杀金坪，论以主客之势，险易之形，功力数倍……川陕用兵以来，未有如此之胜。”③吴璘等三将并进，乘胜克复失地，势如破竹，但却被宋廷下令班师，致使西北军民血汗换来的战果尽失。
  吴璘长期操劳，身染重疾，然而大敌在前，却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带病出征。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完颜亮背誓毁约，发兵六十万来犯之时，吴璘依然登杀金坪（在今徽县南）指挥战斗，讨伐入侵者。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将姚仲攻德顺州四十日不下，吴璘亲临城下襄助，一举破城。入城后“市不改肆，父老拥马迎拜不绝”，以表达对这位英雄收复失地的崇敬之情。当年，完颜悉烈等又率十万余人来攻，吴璘筑堡以待，双方交战，死伤都很惨重，但金兵终难取胜。同年十二月，投降派权奸史浩一如秦桧之流把持宋廷，又诏命吴璘班师。吴不敢违抗，只得仓促退兵，三万宋军被金兵尾随追击，得还者仅七千人，将佐也所剩无几。吴璘等爱国将领先前所收复的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十三州、三军，“皆复为金取”。乾道三年（1167）五月，吴璘于忧愤中病故，被追封为“信王”，谥“武顺”。自此，秦陇各州直到金亡一直处于金人统治之下。
  吴氏兄弟坚持抗金长达六十余年，历经数十次大小战役，而能立于不败之地，断金人得陇望蜀、东下灭宋之妄想，使南宋王朝得以苟安，确保川蜀百姓免于战乱之苦，于国于民贡献卓著，其爱国事迹彪炳史册。昔日鏖战过的关隘，遗址犹存，实乃地方名胜，今吴玠墓碑还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故事，仙人关诸地也不失为难得的旅游景点。
  青泥古道沿线摩崖碑刻自北宋嘉祐年间《新修白水路记》，到明万历《玄天神路》碑，清嘉庆《远通昊楚》碑，还有附近清光绪兵部尚书杨昌浚所撰的四通《大河店修路碑》，都成为八百年来此地道路开辟修复兴废变迁的珍贵记载，是极具史料价值的书法文物古迹。有的还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能以关隘文化对其加以整合链接，无疑可以成为文化亮点。
  还有位于徽县栗川乡木皮岭的古木皮关，昔日为军事驻防之交通要道，山之四围，北有关场，南有歇马署，西有石关，东有三寨坡堡，皆为唐宋以来的驻兵防卫要地。故《巩昌府志》云：“泥功虎踞，木皮龙蟠，实为西垂之藩。”此关居高临下，可西览庙山诸地。庙山多蕙，又名兰山，古称西崖，层峦竞秀，花草繁盛，风光绮丽。过此关向东南行数里，经白水峡要冲，过白沙渡有小河关。
  小河关扼南下入川之路，自秦汉就倍受重视，尤其在唐代以来更成为一处关会之地。旧《志》云：“小河关，昔时秦蜀咽喉也。其下有泥阳水，流入嘉陵江。今州南五十里有虞关，置巡司戍守于此。”出小河关顺水而下渡嘉陵江，就可出甘肃到陕西白水江镇，取道入川。
  唐乾元二年（759），诗人杜甫携一家五口，自同谷赴成都时，曾取道栗亭，越木皮岭，穿白水峡入蜀。他一路赋诗纪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些诗篇都成为反映当年驿路关隘和人文地理风貌的历史见证，今亦可借此打造学者文人追寻诗圣足迹、探访观览的旅游景点。
  还有位于嘉陵江西岸的虞关，唐代驿路经过此地，明代于此设虞关巡检司。清嘉庆张伯魁所纂修之《徽县志》卷一《古迹》载：“鱼关，铁山西南麓，唐置鱼关驿，为蜀口要隘。宋曰虞关，设转运使于此，为明巡检司治，国初裁缺。”今古迹犹存，如果发掘整理史迹，亦当有可观之处。
  徽县名胜古迹众多，如果以青泥古道为线索，将关隘文化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加以整合，立足大视野，将各关隘驿站由点成线串联起来，合理规划旅游线路，讲好战争故事，必能增加许多人文景观，打造青泥古道文化旅游品牌，增加徽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郭从道生平事迹与文学交游考
  温虎林
  郭从道，字省亭，一字汝能，今甘肃徽县伏镇（古称栗亭）人，明正德丙子（1516）科举人。历任直隶大名府通判，嘉靖十年（1532）至十四年（1536）任山西应州知州，升潞安府同知，值内艰回，服除补顺德府同知，升户部员外郎。嘉靖二十七年（1549）任贵州按察（司）兵备佥事，以老致仕。①郭从道出生于显贵家庭，祖上郭执中因北宋元祐党人斗争而避居徽县，至郭从道已历八世。《徽郡志》载：“宋：郭执中。从道曰：按《通志》执中华亭人，第进士，累官枢密承旨。应诏言事切，至忤蔡京。籍为元祐党人，斥居同谷三十余年，因家焉。同谷即今属里泥阳也，执中公居同谷，殁则遂葬于此。其子孙以兵燹徙居州东四十里之骆坝村。后世至世精公，世精公生帖木儿公，帖木儿公复徙居栗亭。栗亭去同谷二十里，帖木儿公生守福公，即从道之高祖。帖木儿公以下居栗亭，世精公以上葬骆坝。至今骆坝有郭家坪，即执中公子孙墓嗣。是郭氏之传，绵绵奕奕。益衍于无穷矣。”②后世以祖上进入党人碑而自豪，郭氏一门以忠孝传家，这与郭执中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郭从道以孝闻于乡里，同情弱小，接济困难者。清代《徽县志》载：“早失怙，事母至孝。母疾，日侍寝侧，衣不解带，分享拜祷，请以身代。”③“平生痛母氏苦节，凡里中瞥妇孤儿，无不馈济；有为粮役所迫者，必助给之。”④郭从道被《徽县志·人物》列入乡贤⑤，张伯魁评曰：“一生性成忠孝，事协圣贤。”⑥郭从道一生秉持中华民族忠孝文化传统，在家为孝子，为官当忠臣，致仕后建寺院、纂郡志，其生平事迹在明朝官员中具有典范意义，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应州知州留政声
  郭从道于嘉靖十年（1532）至嘉靖十四年（1536）任应州知州。《应州志》记载：“郭从道，字汝能，陕西徽州举人，先任大名管河通判，治河底宁，嘉靖十年升知本州，升潞安府同知，见名宦。”①《应州志》对郭从道任应州知州前后的仕宦情况记载明确，郭从道初仕任大名管河通判，因功擢升，于嘉靖十年知应州，后升任潞安府同知。考其字“汝能”未见于其他典籍，或为早期另一表字。郭从道任顺德同知时的字为省亭，见于《西关志·鹊山鼎建九龙桥记》：“二守省亭郭公，别驾南山白公，亦协心替画。”②其后文献中均以省亭表字。郭从道任应州知州四年，“州事大治，远近俱称贤守。”《应州题名碑》曰：“应州自国初以来，为牧者若干人，始于陈君迄于郭君，岁月有久暂，政事有臧否，宦况既殊，显绩顿异，存于里□乡评之□，后之人必将有指议而称道之者，余于此复何赘哉？”③显然，郭从道属于被后人称道者，正如《应州志·名宦录·郭从道》所称颂的：“冰清玉洁之操，流水行云之政，荒芜多所开垦，逃移闻风归来。”④在四年的应州知州任职期间，郭从道不论是个人品德操守，还是其勤政为官，开垦荒芜，移风易俗之举，都在应州留下了美好名声，为应州人所尊崇。为官一任事迹能留于名宦录之列，算是对为政者最好的褒奖，这也是郭从道为官一路升迁的原因。
  二、顺德同知建长城
  郭从道嘉靖十四年（1536）至嘉靖二十七年（1549）历任潞安同知，中途母丧丁忧，服满转任顺德同知，又升户部员外郎。其中任顺德同知期间，督建长城事迹尤为突出，文献多有记载，最近发现的残碑证实《西关志》等有关郭从道的记载真实准确，为信史。
  中央电视台《长城内外》节目组以及邢台地方学者于2015年新发现了记载修建马岭关长城的《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残碑，该碑建造于1542年，详尽记述了邢台区域内古长城的建造历史，记事者为顺德府知府王朝贤（嘉靖二十年至嘉靖二十三年任顺德知府）。碑文记载了明代嘉靖年间顺德府（现邢台市）修建长城和关口的起因缘由、负责建设的官员、建造的过程及马岭关的重要地位，碑文记载马岭关长城主要设计与建造者为顺德同知郭从道。
  其残存文字与《西关志》所载《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一致，碑文详尽记述了郭从道在修建长城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从碑文中可以看出，顺德同知郭从道受知府委托专门负责修建长城，对马岭关长城的修建“尤殚心力”，在修建长城期间自己居住在山野，并且就地取材，节省费用，“公帑之费，仅十之一二”。赏罚分明，“戾役者罚，劳力者犒”。郭从道还是马岭关长城的设计者，“其规模控制崇卑疏密之宜，悉郭君图授指示”。其在设计建造长城时充分考虑到军事防御功能，“每隘筑城，每城建楼，中设重门，以严启闭。旁列营房，以便直宿。树墩堡以备瞭望，缭垣墉以防越度”①。郭从道在设计图纸、经费使用、工匠管理等方面为马岭关长城的修建做出了巨大贡献，故《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的撰写者顺德知府王朝贤不吝笔墨，着重记述了他修建长城的功绩，该碑文被当朝御史王士翘主编的《西关志》全文收入。
  郭从道督造长城的事迹还见于其他文献记载，《西关志·鹤度岭边城记》载：“……躬督理播民和者，二守关中郭公也。”二守是同知郭从道官职的另一种表述，顺德府设同知一人，仅次于知府，为正五品，故称二守。又“……其初也，厥民以蹊径崛崎，若水、若土、若瓦木皆悬负数里，实苦焉，不乐趋，若莫终事。郭公因涕泣遍谕云：当道盖为众藩垣谋，故峻此要害耳。岂于汝畜毒乃多，庶渐自领解始画一，丕作尽力以诰治，夏五月告厥成功”②。由此可知，郭从道做群众思想工作既能动之以情，又能晓之以理。修建边关是为了抵御众藩，不是和大家有仇怨，申之以国家大义，没有个人私利，作为五品同知的郭从道“涕泣遍谕”实属难能可贵。又《西关志·大岭口设险记》：“二守郭侯督其役，聚财鸠工次第而举，缭垣墉，建箭楼，设门键，树墩台。”③无疑，郭从道设计、督造的长城主要以防御为主，各项措施都是为了更好地御敌。
  关于郭从道建造长城，《徽县志》有这样的记载：“时古北口常有边警，捐傣修关，民得安堵，人以郭公名关，刻石记功，有‘宇宙不雕经国绩，姓名永勒郭公关’之句。行取户部员外，转贵州按察司、兵备佥事，进阶参议。以老致仕。归家值秋睡，方食辍箸，家人问其故，曰：‘转潞安修应城，一工未坚，今如此雨，恐圮矣！’怅然久之。”④由于郭从道在修建长城时做出了重大贡献，人们才以他的名字起关名，而他多年后以老致仕，仍挂念着自己督建的关隘坚固与否，其情令人感佩。
  明朝顺德府是中央直隶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修建长城又是明朝防御外敌的重要举措，鉴于郭从道在修建长城过程中的突出表现，朝廷又擢升郭从道为户部员外郎，转贵州按察司兵备佥事，由正五品升至正四品，官终于贵州按察司兵备佥事，终老致仕。观郭从道平生仕宦，一路升迁，官运亨通，究其原因，其不论是任应州知州还是顺德同知，都政绩卓著，廉洁奉公，在老百姓心目中留下了好口碑，或入名宦之列，或勒石纪念。郭从道虽未进入明史，但其从政事迹见于各种地志，足见其为人的高尚境界与为官的卓著政绩。
  三、归里重修北禅寺
  北禅寺，又名永昌寺或北禅院，位于甘肃徽县伏家镇（古栗亭）东北隅的紫荆山麓。郭从道纂《徽郡志》记载：“永昌寺，一名北禅寺，北三十里，至元四年建，元文宗封僧人张氏为真慧国师，掌国师印，国朝洪武初，天下僧册皆贮于此，实胜区也，岁久倾圮，僧册遗失，予昔读书其中，曾许重构，之近竟为新建，视昔改观时，嘉靖三十三年孟秋朔日也，从道志。”①郭从道新建北禅寺，是在终老致仕之后，也算是对家乡的回报，还了自己当年在北禅寺读书时的心愿。郭从道任顺德同知期间的诗歌虽然不多，但内容涉及皇寺、洪罗寺、玄庆观等寺观，说明郭从道亦重视寺院的教化功能，新建北禅寺大概也是基于同样的初衷。
  明初，天下各寺院僧籍具贮于该寺，往来僧人络绎不绝，香火十分旺盛。郭从道新建北禅寺，正是看重北禅寺悠久历史文化的影响力，希望能为教化家乡民众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正德年间，李昆曾巡察至徽郡，为北禅寺赋诗一首，郭从道次其韵和诗一首。李昆，高密人，字承裕，号东岗，弘治庚戌（1490）进士。历礼部主事，正德初，进员外郎转郎中，迁陕西按察司佥事督理学政、湖广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正德十年（1515），以副都御史巡抚甘肃，左迁浙江副使。后入为兵部右侍郎，改左侍郎。《游北禅寺》如下：
  迢远迷曲径，杏霭认崖扃。钟梵潮音远，松杉晓露零。
  林堂风不绝，石室雾常冥。壁古丹青重，山尊云物灵。
  阶空呈虎迹，潭静起龙腥。禅海输僧籍，珠龛贮古经。
  中峰飞薄霭，西鹿走惊霆。返驾冲花坞，行旌傍鹤汀。
  远村连树黑，暮云朵烟轻。城廓归来晚，飘飘百念惺。②
  郭从道《游北禅山寺次东岗先生韵》如下：
  日暮投萧寺，扪萝扣竹扃。半山斜日转，满院木兰零。
  古殿风声静，幽窗夜色冥。鸟鸣杂梵语，虎啸动山灵。
  石溯寒流玉，鹤烟气避腥。丛林千载胜，法界几人经。
  宝塔残遗像，金光荡疾霆。片云出远岫，双鹭落前汀。
  明月悬空碧，昙花逼眼青。平生林壑趣，对此觉惺惺。③
  据文献记载，郭从道除建北禅寺外，还捐资修建了位于徽县城西凤山南麓的凤堂，宋开宝（968—975）年间，于此建兴善禅院。绍兴初，吴玠于故址重修。明嘉靖间，郭从道捐资修缮，并改名凤堂，为文人聚会题诗咏对的场所。郭从道致仕后新建北禅寺、重修凤堂，主要还是因为具备封建士大夫的自我担当精神，愿为弘扬地方文教而尽心尽力。
  四、致仕编撰《徽郡志》
  明嘉靖年间，方志书的编撰蔚然成风，正是在此风气的影响之下，郭从道致仕后为家乡编撰了首部《徽郡志》，分为舆地志、建置志、祀典志、田赋志、秩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八卷，此志有嘉靖四十二年刻本，今北京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有收藏，上海图书馆、甘肃图书馆有抄本。流行本则是中国方志丛书系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为本志作序的监察御史陇西刘应熊赞其：“分局列类，义例截如，循事考实，区书灿然。是故舆地经野也，建置体国也，祀典和神也，田赋治人也，秩官则建官位事之典昭矣，选举则宾与贤能之制章矣，人物则宗德而重道，艺文则崇雅而黜俗。”①足见郭从道《徽郡志》内容简略而体例完备，充分显示出重人而崇文的价值取向，人文道德是郭从道一生的精神追求，故郭从道撰《徽郡志》也是显其志。张令瑄《三陇方志见知录》评价曰：“此志经多人采搜，多录《陕西通志》及《巩郡记》，而州人郭从道为之厘订，体裁悉遵时例，文字涓洁可读。其志赋役，亟书人民疾苦；记祠祀，而尽斥淫祀，述风俗，而慨其趋变，传官师而能论其贤否，盖方正君子之言也。惟记述简而浮论多，诗文竟占全书之半，此其大失，固为明代文人积习也。”②此论对郭从道《徽郡志》正面褒奖有加，不失公允；至于“浮论”部分，更是今人窥视郭从道立论堂奥，直至内心深处的绝佳材料。《徽郡志·秩官志》载：“刘济，字洪仁，河南陕县人，举人，成化二十二年任。家居孝亲，亲没庐墓，居官岂弟，政务平易，节省里甲，一毫不妄取，首建学校，作兴士类，至于爱养元元，实古之循良也。故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殆济之谓与。历升辽东苑马寺少卿，入名宦祠。”③这里徽州知府刘济的事迹，正是郭从道为人为官的理想目标。纵观郭从道的一生，在家为孝子，在知州、同知位上亦是政绩卓著，名入宦祠与乡贤祠。可以肯定，郭从道在对刘济的褒扬中彰显了他对为官者的价值倾向，郭从道颂扬刘济这样的地方官员，正如他在《徽郡志·人物志》所指：“夫所谓人物者，践形尽性，出则华国庇民，处则模世范俗，足为人之所望，方谓之人物。”④依郭从道品评人物的标准，刘济堪为忠臣孝子的典范，值得颂扬。总体来看，《徽郡志》的内容受《史记》等传统史书以记人为主叙述体例的影响，也形成了记人为主的方志特色。
  五、文学交游考
  郭从道以举人身份官至正四品，其文学交游者均为进士出身、官位显赫的在任官员，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郭从道道德文章的魅力。令人不解的是，致仕后的郭从道诗作仅存留两首，除《游北禅山寺次东岗先生韵》外，还有一首《过杜甫祠次少宇先生韵》，且两首诗均为和诗。
  郭从道任顺德同知时与知府孙锦（嘉靖十二年至十六年顺德知府）有诗歌唱和，留传下来的有《皇寺诗》一首。皇寺原名黄寺店，距邢台市二十公里，是邢台西北路进入太行山的重镇，三面环山，山口向东部平原敞开，像一个精心构筑的鸟巢，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该诗如下：
  再入招提境，林深鸟鹊喧。风铃鸣碧殿，古塔似颓垣。
  点石能谈道，吞针已化言。如何萦此虑，自揣愧沙门。①
  茶御史陈讲与郭从道交往，留有《栗亭别郭省亭先生》诗一首。陈讲，名子学，字中川，四川省遂宁县罗家场人。明正德十一年（1516）解元，正德十五年（1520）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监察御史。嘉靖三年（1524），以御史职巡视陕西马政。升山西提学使，历任河南布政使、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山西巡抚。编撰有《遂宁县志》《茶马志》等。嘉靖十八年（1539），都御史陈讲督筑长城，经阳方堡到温岭、大水口、小水口、神池、荞麦川、八角堡，长八百八十里，其与郭从道都有过督筑长城的经历。徽县是明朝汉中至天水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其中徽县火钻镇设有巡茶御史行台，所以茶御史陈讲与郭从道有交往机会，临别给郭从道留五言诗一首。该诗紧扣离别主题，叙写二人在栗亭的欢宴以及依依惜别之情，用卞氏与苏章比郭从道不被人知与卓越才能，对郭从道喻之以“伏龙”，对其名望褒之以“鸿名”，充分肯定了郭从道的雄心壮志，实乃知己之遇。诗如下：
  东旭弄新晴，驱车出城徐。怜予淹道路，惜汝困风尘。卞氏无知己，苏章有故人。褰衣三舍远，握手十年真。对酒栗亭下，高歌兰溆滨。乾坤催岁暮，日月欻西轮。绝岫扳穷岭，横川渡远津。临岐还惜别，按剑欲伤神。柳媚长安日，花娇上苑春。伏龙看雨花，屈蠖奋时伸。湖海升衢晚，风云变态新。鸿名惊霹雳，壮志峻嶙峋。邈矣超遐步，何惭天地身。②
  冯惟讷为郭从道留诗一首《再至徽山别省亭先生》。冯惟讷（1513—1572），字汝言，号少洲，山东临朐人，冯惟敏之弟。冯惟讷出生于官宦书香世家，父亲冯裕自幼酷爱读书，苦读经籍，正德三年（1508）进士，历任县令、知州、户部员外郎、知府、按察司副使等职。冯惟讷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三十九年（1560）任分巡陇右道佥事，四十三年（1564）改河南布政司参议，撰《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冯惟讷分巡陇右必然拜会当地名人，此时郭从道致仕归里，而郭从道曾任贵州佥事，与自己官职相同，拜会在情理之中，诗如下：
  河池近接凤凰台，使节常随候雁来。尘世几逢桑叶熟，山城再见菊花开。
  淹留绝塞悲冯衍，笑傲清时羡郭隗。便欲与君成远别，春风去剪北山莱。③
  陈棐，字汝忠，号文冈，河南鄢陵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任礼科给事中。直谏敢言，不避权贵。因忤上，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谪大名府长垣县丞，升本县知县。曾任刑部郎中、山西道监察御史，官至巡抚甘肃都御史。撰《文冈集》二十卷，《四库总目》行于世。陈棐虽是甘肃都御史，但他与郭从道都曾于大名府任职，共同的仕宦起点也可引起共鸣，有诗《凤凰山堂郭省亭宪使坐序》：
  万里孤槎客，仙舟此际君。山光堪互合，春色报平分。
  胜览乾坤际，论交气概雄。诗谈虎谷雪，人坐凤峰云。①
  上述三人为郭从道赋诗，无不颂扬郭从道的高尚品格，丝毫没有官场中人的虚情假意，看来郭从道确是赢得了同僚们的尊敬。
  徽县杜少陵祠在栗亭，杜甫乾元二年（759）从同谷入蜀途径栗亭，而栗亭又是郭从道的家乡。郭从道主编的《徽郡志》记载：“杜少陵祠在栗亭西，正德（1506—1521）中御史潘公（潘士藻）仿建。”郭从道《徽郡志》语云：“……今栗亭有祠、有钓台，其集有栗亭诗，不谓之寓可乎，噫，草堂郁郁，遗像岩岩，望者兴思，谒者增慕，不可不谓之寓也。”②当时来栗亭拜谒杜少陵祠的名宦贤达必然要拜会郭从道这位地方乡贤，文人雅士间不免要有诗歌唱和。
  宋贤，字及甫，号定宇，明朝东吴人，今上海市奉贤县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曾任浙江新昌知县，后又任广西道监察御史，并曾出按四川、甘肃等地。宋贤瞻仰徽县少陵祠后赋诗一首《瞻少陵祠》，郭从道次其韵和诗一首：
  九日成州道，千年杜甫祠。松留云覆屋，菊带雨垂篱。
  秋老归鸿急，山回去马迟。无能荐?藻，吟眺有余思。
  （《瞻少陵祠》）③
  老杜芳名远，高原见古祠。爱时悲去国，采菊向东篱。
  白水江声转，青泥雁影迟。草堂一以望，千载抱幽思。
  （《过杜甫祠次少宇先生韵》）④
  六、结语
  纵观郭从道的生平事迹，其是一位出身于显赫大家族的忠臣孝子，为官勤政廉洁，政绩卓著，步步升迁，并参与了明朝极为重要的长城修建工作，且亲自勘察、设计、督建，郭公关碑石永在。致仕后重修北禅寺教化乡民，编修首部《徽郡志》弘扬地方文化，堪称仕宦者之楷模，他在当朝赢得人们的尊敬，被地志编入名宦与乡贤之列。任顺德同知期间，作诗四首，可见其胸臆：
  空山围野寺，老衲伴孤松。铁塔传千古，云峰护万重。
  丛林随鸟寂，斜径自人通。有客来登览，幽怀谁与同。
  （《洪罗寺①》）
  两山排闼倚云偎，翠壁琳宫次第开。福地种灵联远岫，道人说法坐高台。
  青牛紫气何年返，黄鹤清风有日来。须悟五千真妙诀，莫教一念堕尘埃。
  （《玄庆观②》）
  碧山万仞建楼台，只恐胡儿饮马来。婗我当关专重寄，关门常锁为谁开。
  （《虎塞③》）
  麻姑仙子驭云游，夜夜吹箫月满楼。一曲凤凰人不见，数峰青落碧云头。
  （《游九女峰》）
  郭从道于公当忠臣，于私以身垂范，提振了郭氏一门的后继发展，堪称泽被后世。郭从道子孙尤以孙郭庄出色，“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以庶吉士授御史。万历辛未，巡案四川，丁丑年（1577），掌河南道，督学吴中”④。在郭从道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封建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模式与实践，“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精神在郭从道身上得以完美体现，其生平事迹和人格魅力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仇池国文学考论
  霍志军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部政局动荡、干戈不息，除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士先后建立的五胡十六国之外，氐族杨氏在陇右地区曾建立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和阴平国五个相连的地方政权，历五国、十八世、三十三主、三百八十六年①，几乎与南北朝相始终。一个由氐族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在国家间火并不已的混乱年代，竟然能如此长久地生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遗憾的是，前代史家未能将其列入正史，所载仇池文献一鳞半爪，颇不完整。张维和李祖桓先生分别辑有《仇池国志》，是仇池史研究的重要文献。②近年来，关于仇池国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③，然关于仇池国文学的研究论文至今未见。仇池国虽不是中国文学的中心，但不可至今无论，故本文中笔者欲爬梳有关史料，对仇池国文学做初步探讨。
  一、仇池国历史沿革
  仇池国包括氐族杨氏在历史上曾建立的五个前后相连的政权：前仇池国（296—371）、后仇池国（385—442）、武都国（443—477）、武兴国（477—545）、阴平国（477—581）。辖今甘肃省秦州西南部、武都、文县、康县、成县、徽县、两当、西和、礼县，四川西北部平武、广元地区，陕西略阳等广大地区，势力极盛时曾及陕西汉中一带。今将仇池诸国历史沿革略述如下：
  （一）前仇池国
  勤劳勇敢的氐族人民自古以来活跃在西北地区，“汉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始徙居仇池。仇池地方百公顷，因以为号”①。从杨腾开始，氐族在仇池居住下来，不断发展壮大，至杨千万时氐族已经具备相当规模，成为三国时期曹魏、西蜀竞相拉拢的一支地方势力，曹魏曾封杨千万为“百顷氐王”。②建安十八年（213），西凉马超起兵反曹，氐王杨千万起而响应。次年，魏军占领仇池，“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③。初期的仇池政权遭受重创。杨千万之孙杨飞龙执政时期，仇池又一次强盛起来。杨飞龙无子继承其位，遂抱养外甥令狐氏子，此即后来氐族著名首领杨茂搜。西晋元康六年（296），居住在关中的氐人齐万年率领三秦地区氐、羌、羯、鲜卑族和汉族平民反抗西晋政府，史称齐万年起义。杨茂搜遂趁关中流民起义、西晋王朝无暇西顾陇右之机，“率部落四千家，还保百顷，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④，正式建立前仇池国。东晋咸安元年（371），前秦皇帝符坚率兵进攻仇池，前仇池国战败，苻坚“徙其民于关中，空百顷之地”⑤，前仇池国存在七十余年后灭亡，其疆域包括今陇南、四川西北部及陕南诸地。
  （二）后仇池国
  杨茂搜之孙杨宋奴卒后，其子杨佛奴、杨佛狗逃至氐族苻坚处。苻坚以其女嫁杨佛奴之子杨定。“淝水之战”后，关中大乱。东晋太元十年（385），西燕慕容冲进攻后秦姚苌，杨定乘机回到陇右，召旧部千余家，建立后仇池国，自称仇池公，东晋孝武帝亦承认其仇池公地位。东晋太元十九年（394），西秦进攻后仇池国，杀死杨定，杨盛继位。东晋义熙元年（405）春，巴蜀大乱，汉中空虚，杨盛乘乱占据汉中，自号使持节征西将军、秦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元嘉二十年（443）正月，后仇池国被北魏所灭。其疆域包括今甘肃东南部、四川西北部、陕西南部地区，疆域的广狭与十六国相较，不下于西凉、北凉等国。⑥
  （三）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
  后仇池国亡国后，仇池杨氏后裔并未一蹶不振，他们还先后建立过前后相继的三个割据政权：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夏，杨文德为仇池公，刘宋王朝封其为武都王，武都国建立，477年被北魏所灭。刘宋升明元年（477），杨文弘自称武兴王。魏以杨文弘为南秦州刺史、武都王。升明二年（478），刘宋以杨文弘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武兴国为了生存，审时度势，对南方刘宋政权、北方西魏政权同时称臣。正始三年（506），北魏派遣军队攻陷武兴，武兴王杨绍先被俘，武兴国第一次灭亡。北魏建武元年（529），杨绍先从洛阳逃回仇池，招揽旧部重建武兴国，553年最终被西魏政权所灭。武兴国灭亡后，氐族首领杨广香又建立阴平国，陈太建十二年（580），北周派遣军队长驱直入灭亡阴平国，仇池杨氏政权以后未再正式立国，逐渐与华夏其他民族融合。
  虽然目前由于文献所限，我们尚不能尽知仇池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但从其屡亡屡复的情况来看，仇池国的“政治是比较清明的，国家基础是牢固的”①，其不仅积极借鉴、吸收汉文化，杨盛即位后，还“分诸四山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②，这种镇戍制度，堪称中国古代“政区制度上一件突出的变化”③。正因为如此，仇池氐族的制度创新丰富了中华传统制度文化的内涵，为我国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书写了新的篇章。
  二、仇池国文学的历史建构
  仇池国夹乎大国之间，仇池国文学的产生和陇右地理环境、区域文化，以及周围诸国的外交、战争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理顺了一代文学和方方面面的关系与仇池国文学的产生途径和要求，那么，仇池国文学的艺术发生和历史建构情况也就大致可知了。
  （一）仇池国文学发生的地理、人文环境
  仇池国所据之地海拔在1200～2000米之间，年降雨量在800～1000毫米之间，为河谷性亚热带气候，境内高山峡谷、高原盆地纵横交错，降雨充沛、气候温和。氐族人民很早便在这块较为丰饶的地区生活居住，“氐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④。《南史·夷貊传下》记载氐人：“地植九谷，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种桑麻，出岫绢布漆辣椒等，山出铜铁。”⑤氐族杨氏自秦汉以来世居陇右。十六国时期，氐族不但种植各种粮食作物，且种桑麻，养豕、牛、马、驴、骡各种家畜，物产较为丰富。仇池地势异常险要，“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⑥。可谓自给自足、易守难攻的天府之地。北朝战争频繁，灾民遍地，仇池国却相对富庶，“四方流人以仇池丰实，多往依附”⑦。杨茂搜徙居仇池后，“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茂搜延纳抚接，欲去者则卫护资遣之”⑧；杨玄“虽为蕃臣，犹奉义熙之号。善待士，为流、旧所怀”⑨。于是，陇右各族流入仇池者为数不少，仇池成为汉、氐、羌等多民族杂居之地，人口的大量流动对氐族的民族融合和汉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仇池统治者又积极吸收汉文化。史载元嘉十三年（436），“氐王杨难当自称大秦王，改元建义，立妻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①。萧齐王朝曾将“《五经集注》《论语》今特敕赐王各一部”②。“氐藉世业之资，胡因倔起之众，结根百顷，跨有河西，虽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财力雄富，颇尚礼文”③。由上述文献可以看出，仇池国尽管处于边远之地，地理环境特殊，境内多民族杂居，但其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几任国君均能礼贤下士，爱护民众士卒，崇尚礼乐文化，境内有着浓郁的汉文化气息，这些因素共同铸就了仇池国浓郁的文化氛围，孕育于此种文化氛围中的仇池国文学自有其特殊性。
  （二）仇池国文学与战争
  仇池国地处陇右，国小民少，夹于南北方大国中间。境内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既是南朝进行北伐的前沿地带，又是北朝南下入蜀的门户，故当时南、北方政权都想将其占为己有。仇池国“东接汉中，南接梓潼，北连天水，西接阴平，背秦面蜀，对汉中、关中和益州都构成一定的威胁”④，“仇池，南秦之根本，守御资储，特须丰积；险阻之要，尤宜守防”⑤。杨氏政权真正以国家形态正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是在公元296年。这一年，杨茂搜为避齐万年之乱，率部族四千余家，由略阳还居仇池故地，建立了仇池国（前仇池国）。此后，氐人杨氏建立的仇池国随着中原政治大潮历经多次大起大落。在南、北方大国相互攻伐、战乱频繁之际，仇池国仍是各强国的“远交”对象，前秦皇帝符坚、北魏主拓跋焘、刘宋、萧齐王朝都曾将女儿远嫁仇池，以寻求政治联姻。一旦诸强国之间边境相对安定，便会抽身攻伐仇池。因此，仇池国在其历史进程中经常处在重兵压境的环境之下，频遭血光之灾。仇池国历史上曾经几次灭国，但又几度复起。频繁的战争，使仇池国文学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军国文书、露布等，还铸就了其刚健尚武的民族精神。
  （三）仇池国文学与外交
  杨氏政权凭借仇池天险，在南、北大国的夹缝中生存，竟能绵延三百余年，开创了立国时间比唐、宋、清还要长的历史，其灵活的外交政策功不可没。元嘉十一年（434），杨难当向刘宋王朝请和，作《遣使谢罪表》。刘宋元嘉十八年（442），杨难当乘刘裕北伐，无力西顾，又领兵大举入蜀。刘宋王朝朝野上下认为杨难当背信弃义，首鼠两端，应该讨伐之，故大举进攻仇池。杨难当兵败后，只得逃向北魏，展开外交斡旋。北魏拓跋焘亦想借此机会控制仇池，在与刘宋王朝的角逐中争取有利地位，便亲自出面接见杨难当，并声言一定会派兵支持杨难当复国。南北方大国间相互争夺对仇池国的控制权，使仇池国的外交呈现出灵活务实、审时度势、主动性强和外交方式多样等特点。史家谓“杨氏兵精地险，境接华汉，伺隙边关，首鼠疆场，遂西入白马，东出黄金，乘晋焘之捷，构围涪之衅，规吞黑水，志倾井络”①。正说明仇池国主善于利用南、北大国之间的矛盾，采取灵活多样的外交方式来保全和壮大自己。氐人在南北大国的夹缝中纵横捭阖，非常重视外交方面的努力，多边外交场合既是仇池国立国自存所必需，也是影响仇池国文学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仇池国文学家考
  仇池国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国，但一代文学不可至今无论。由于古代史家有“华夷有别”的传统观念，对杨氏仇池政权屡以“氐贼”呼之，不少奏疏、表等文字无记载，具体情况十分茫然。然从史家“财力雄富，颇尚礼文”②的记载来看，仇池国地域广阔，文化发展迅速，一代文学断不至于一片荒漠。今据《仇池国志》及《魏书》《宋书》《南齐书》《资治通鉴》诸书记载，对仇池国表现出文学才能者考述如下：
  （一）杨曼
  《晋书》卷一百〇三《刘曜载记》：“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风，聚众数千，附于南阳王保。保以其将杨曼为雍州刺史，王连为扶风太守，据陈仓，……秦陇氐羌多归之。曜遣其军骑刘雅、平西刘厚攻杨曼于陈仓，二旬不克。……（太兴）三年，曜发雍，攻陈仓，曼、连谋曰：‘谍者适还，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来，其锋恐不可当也。吾粮廪既少，无以支久，若顿军城下，围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灭，不如率见众以一战。如其胜也，关中不待檄而至；如其败也，一等死，早晚无在。’遂尽众背城而阵，为曜所败，王连死之，杨曼奔于南氐。”③
  按：李祖桓云：“南氐，氐种之居陈仓南者，即仇池杨氏也。”杨曼为氐族杨氏，显系能文者。
  （二）杨大眼
  杨大眼是杨难当的外孙，勇力过人。据《魏书》卷七十三《杨大眼传》：“杨大眼，武都氐难当之孙也。少有胆气，跳走如飞。然侧出，不为其宗亲顾待，颇有饥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请。……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坐而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④
  按：杨大眼虽识字不多，然亦常“遣人读书，坐而听之，悉皆记识”，算是氐人中粗通文墨者。
  （三）《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杨大眼与王肃、奚康生等率步骑十八万救涡阳，宣武帝景明元年（500），齐将裴叔业举寿阳（今安徽寿县）来降，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云：
  夫灵光弗曜，大千怀永夜之悲；玄踪不遘，叶生含靡导之忏。是以如来应群缘以显迹，爰暨□□，□像遂著，降及后王，兹功厥作。辅国将军、直阁将军、□□□□、梁州大中正、安戎县开国子仇池杨大眼诞承龙曜之资，远踵应符之胤，禀英奇于弱年，挺超群于始冠。其□也，垂仁声于未闻，挥光也，摧百万于一掌。震英勇则九宇咸骇，存侍纳则朝野必附。静王衢于三纷，扫云鲸于天路。南秽既澄，震旅归阙，军次□行，路径石窟，览先皇之明踪，睹盛圣之丽迹。瞩目□霄，泫然流感。遂为孝文皇帝造石像一区，凡及众形，罔不备列。刊石记功，示之云尔。武。
  按：该造像刻于北魏宣武帝时期，位于河南省龙门石窟古阳洞中，为北魏书法艺术之杰作，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将其列为峻健、丰伟之宗。
  （四）杨盛
  《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义熙中，仇池公杨盛表云‘索虏勃勃，匈奴正胤’是也，可孙昔妾媵之。”①《仇池国志》引《困学纪闻》卷一三《考史》：“杨盛其志如陶靖节，孰谓夷无人哉？”②
  按：杨盛，自称仇池公，为杨定叔父佛狗之子。杨盛分氐羌为二十部护军，不设郡县，其在位期间，仇池国渐盛。杨盛曾作有《上南齐表》一篇，今存残句，其人有陶靖节之志。
  （五）杨玄
  《魏书》卷一百〇一《氐传》：“玄善于待士，为流旧所怀。始光四年，世祖遣大鸿胪公孙轨拜玄为征南大将军、都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请比内藩，许之。”③《魏书》卷一百〇一《氐传》：“玄死，私谥孝昭王，子保宗统位。初，玄临终，谓弟难当曰：‘今境候未宁，方须抚慰，保宗冲昧，吾授卿国事，其无坠先勋。’”④
  按：杨玄，字黄眉，杨盛之子，号征西大将军、武都王，其在位期间，仇池国势臻于极盛。杨玄曾作有《与杨难当书》一篇，今存残句；上北魏表一篇，今佚。
  （六）杨难当
  元嘉十一年（434）四月，杨难当向刘宋王朝请和，作《遣使谢罪表》一篇，兹录如下：
  臣闻生成之德，含气同系，而荣悴殊涂，遭遇异兆，至于恩降自然，诚无答谢。夫以狂圣道隔，犹存克念之诚，况君亲莫二，不期自感者哉！每思自竭，奉遵光训，丹诚未谅，大谤已臻。梁州刺史甄法护诬臣遣司马飞龙扰乱西蜀，诸所谮引，言非一事，长涂万里，无路自明，凤尘之声，日有滋甚。与其逆生，宁就清灭，文武同愤，制不自由。遣参军姚道贤赍书诣梁州刺史萧思话，寻续又遣诣台归罪。道贤至西城，为守兵所杀，行李蔽拥，日月莫照。法护恇扰，望风奔逃，臣即回军，秋毫无犯，权留少守，以俟会通。其后数旬，官军寻至，守兵单弱，惧不自免，续遣轻兵，共相迎接。值秦流民，怀土及本，行将既旋，不容禁制，由臣约防无素，以致斯阙。臣本历代守蕃，世荷殊宠，王化始基，顺天委命，要名期义，不在今日，岂可假托妖妄，毁败成功，如此之形，灼然易见，仰恃圣明，必垂鉴察。但臣微心不达，迹违忠顺，至乃声闻朝庭，劳烦师旅，负辱之深，罪当诛责。远隔遐荒，告谢无地，谨遣兼长史齐亮听命有司，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伏待天旨。①
  按：杨难当，杨玄之弟，元嘉七年（430），刘宋以杨难当为武都王，今存文《遣使谢罪表》一篇。
  （七）杨广香
  《南齐书》卷五十九《氐传》载，李乌奴叛齐，走还氐中，荆州刺史豫章王嶷遣兵讨之，作《与杨广香书》寻求援助：“君奕世忠款，深识理顺，想即起义，应接大军，共为犄角，讨灭乌奴，克建忠勤，茂立诚节。沈攸之资十年之积，权百旅之众，师出境而城溃，兵未战而自屠，朝廷无遗镞之费，士民无伤痍之弊。”②
  按：杨广香为仇池杨难当同族弟，阴平郡公，阴平国建立者。杨广香虽无作品流传，但从王嶷《与杨广香书》来看，杨广香当为能文者，其作品今已散佚。
  （八）杨集始、杨集朗
  《魏书》卷七十一《夏侯道迁传》载，梁天监四年正月，夏侯道迁叛梁降魏，上书魏王朝云：“集朗兄弟并议，曰：‘臣往日归诚，誓尽心力，超蒙荣奖，灰殒匪报。但留臣权相绥奖，须得扑灭珣等，便即首路。’伏愿圣慈，特垂鉴照。谨遣兼长史臣张天亮奉表略闻。”③
  按：杨集朗为杨文弘之子，武都国杨集始之弟。又《魏书》卷五九《刘昶传》：“（太和十六年，九月）高祖临宣文堂，见武兴王杨集始。既而引集始入宴，诏昶曰：‘集始边方之酋，不足以当诸侯之礼。但王者不遗小国之臣，况此蕃垂之主，故劳公卿于此。……武兴、宕昌，于礼容并不闲备，向见集始，观其举动，有贤于弥承。’”可知杨集始、杨集朗皆为能文有礼之士。
  （九）胡叟
  《魏书》卷五十二《胡叟传》：“胡叟，字伦许，安定临泾人也。世有冠冕，为西夏著姓。叟少聪敏，年十三，辨疑释理，知名乡国。……在益土五六载，北至杨难当，乃西入沮渠，牧键遇之不重。”①
  按：胡叟为北朝著名文士，曾在仇池国活动，为寓居仇池的外来文士，其在仇池作品已不可考。
  （十）赵温
  《魏书》卷五十二《赵逸传》：“逸兄温，字思恭。博学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刘裕灭泓，遂没于氐。氐王杨盛，盛子难当，既有汉中，以温为辅国将军、秦梁二州刺史。及难当称蕃，世祖以温为难当府司马，卒于仇池。”②
  按：赵温史称“博学有高名”，北朝著名文士，其在仇池任杨难当府司马，当有文学活动，惜其作品已散佚。
  （十一）杨膺
  《资治通鉴》卷一百〇五：“太元九年，秦长乐公丕遣光祚及参军封孚召骠骑将军张蚝、并州刺史王腾于晋阳以自救，蚝、腾以众少不能赴。丕进退路穷，谋于僚佐。司马杨膺请自归于晋，丕未许。会谢玄遣龙骧将军刘牢之等据稿磝，……丕惧，乃遣从弟就与参军焦逵请救于玄，致书称‘欲假途求粮，西赴国难，须援军既接，以邺与之。若西路不通，长安陷没，请帅所领保守邺城’。逵与参军姜让密谓杨膺曰：‘今丧败如此，长安阻绝，存亡不可知。屈节竭诚以求粮援，犹惧不获；而公豪气不除，方设两端，事必无成。宜正书为表，许以王师之至，当致身南归；如其不从，可逼缚与之。’膺自以力能制丕，乃改书而遣之。”③
  按：杨膺，仇池氐族首领，前秦射身校尉。淝水之战后，任苻丕的长乐世卿，其改符丕诏书，当为能文者。
  （十二）杨佛嵩
  《魏书》卷二十四《许谦传》：”太祖命谦为书以遗佛嵩曰：‘夫杖顺以翦遗，乘义而攻昧，未有非其运而显功，无其时而著业……’佛嵩乃倍道兼行。太祖……重遣谦与佛嵩盟曰：‘昔殷汤有鸣条之誓，周武有河阳之盟，所以藉神灵，昭忠信。夫亲仁善邻，古之令轨，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后，言归其好，分灾恤患，休戚是同。有违此盟，神祗斯殛。’”④
  按：杨佛嵩，氐族首领，今存文《与张谦盟》一篇。
  （十三）杨贤
  《周书》卷三十三《王悦传》：“武令悦说其城主杨贤。悦乃贻之书曰：‘夫惟德是辅，天道之常也；见机而作，人事之会也……’”⑤
  按：杨贤，氐族，梁军部将，统治武兴城。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投降西魏。王悦有《与杨贤书》，知杨贤为能文者，惜其作品不传。
  （十四）无名氏《姜太妃墓志颂》《杨文弘墓志》（残碑）
  2010年，陕西省略阳县出土仇池国墓志《姜太妃墓志颂》《杨文弘墓志》（残碑）两方，为研究仇池国文学提供了新的文本。兹将两方墓志录文如下：
  《姜太妃墓志颂》：
  □□□□□□□□□州诸军事、征西将军、平羌□□、□□□□、□□王夫人姜太妃之墓志颂
  □□□□，□□□津。常姜□圣，龙首降神。来搙其穗，□□□□。□□所应，宝钟夫人。邦家之宝，乡国所珎。□□□□，□之能遵。功显中谷，义照河洲。窈窕淑女，□□□□。声如黄鸟，行若尸鸠。?蘩朝□，杼柚夕修。
  □□□徐，如有□忧。烦姬赞楚，任似冀周。孝绩我后，□□加□。其恩如日，其泽如流。天步将臻，盛业方乱。大山摧峰，邓林霄干。既尘所天，复虽国难。抚育孤弱，仙挽朝旦。频经汤火，屡遭水炭。内敏灵谟，外运神笇。灭景重晖，颓基〓观。专政九龄，洪业斯替。百福云集，千灾雾散。乃修母仪，委重遗体。言则宣经，行必由礼。五庙肃肃，二朝济济。柔风远覃，惠泽遐洗。方辞朱堂，永质玄郢，宝器空陈。玉镜徒皎，鹄〓苔绿，旁灯衣缥。哀恸人神，痛感禽鸟。金石有期。音晖无剿。
  维大魏正始元年岁次甲申十一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合墓三徂永安陵
  石工
  志音仝（三字颠倒书写）①
  《杨文弘墓志》（残碑）（见图1）：
  □寿尚书侍中安东□□□父伯宣，镇□将军，谥□□□宋□使持节都尉，北（秦）州刺史武□□。王讳乘字文弘，其先□□王，君少丁酷罚长吏□□亩尽养，内亲孝序既谱□言温，侠纩终能□□□□金石祖称□□□□□
  以上考得仇池国表现出文学才能者共十四人，这的确不能与中原相比，但毕竟显示出仇池国文学的概貌。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因为缺乏书面文献记载，仇池国的文学家、作品很多未能流传下来。但以上的统计毕竟提供了一个概数，使我们能窥见仇池国文学家的情况。如《魏书》卷三三《公孙表传》：“及境，玄不郊迎。轨数玄曰：‘昔尉他跨据，及陆贾至，匍匐奉顺，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无肃恭之礼，非蕃臣也。’玄使其属赵客子对曰：‘天子以六合为家，孰非王庭？是以敢请入国，然后受谒。’”①赵客子在北魏与仇池交涉的外交场合，应付自若，文采风流，可见一斑。由此我们推测，仇池国能文者不在少数，仇池杨氏政权三百余年的文坛并不寂寞。
  四、仇池国文学的艺术风格
  （一）民间俗文学炽盛繁烈
  大量文献记载表明，今居住在陇南山区的“白马藏族”是古代氐人的后裔。《水经注》卷二十《漾水》云：“白水又东南迳阴平道故城南，王莽更名摧虏矣，即广汉之北部也，广汉属国都尉治，汉安帝永初三年分广汉蛮夷置。又有白马水，出长松县西南白马溪。”②白马由水得名，按氐族为一习惯于沿河谷居住的民族，白马氐即指散居在白马水一带的氐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③《北史·氐传》亦云：“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④今天白马藏人居住的板屋土墙、民风民俗仍有古氐遗风。白马氐人丰富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舞蹈等各种民间艺术，反映了“白马人的历史、信仰（自然崇拜）、生产生活、感情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⑤，从中可以想见仇池国民间俗文学的炽盛繁烈。
  （二）鲜明的民族交融风格
  陇南山区封闭的地理环境使仇池国民形成了独有的风俗和语言，氐人有自己的语言，又“氐人有王，多从来久矣。……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⑥。氐人在生活、习俗等各方面均有着浓郁的民族交融气息。氐人住在比较偏僻的陇南山区，在与邻近的汉人、羌人、藏人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因而具有鲜明的汉族、羌族、藏族民族交融的特征。但他们又未被其他民族同化，继续保持着氐族的基本特征。这种多民族交融的情形在仇池国文学中多有表现。史载“杨大眼，武都氐难当之孙也。少有胆气，跳走如飞。……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坐而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①。身为氐人的杨大眼虽识字不多，但却仰慕汉文化，“恒遣人读书，坐而听之，悉皆记识”，可见氐人对汉文化颇为喜爱，这应是汉、氐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之结果。又如著名的《姜太妃墓志颂》写姜太妃：“窈窕淑女……声如黄鸟，行若尸鸠。?蘩朝□，杼柚夕修。”这几句中，“窈窕淑女”乃化用《诗经》语言；“尸鸠”取《诗经》“尸鸠在桑，其子七兮。叔人君子，其仪一兮”之意；“藏蘩”取自《召南·采蘩序》，“《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喻姜太妃克尽妇道；“杼抽”采自《诗·小雅·大东》，“小东大东，杼抽其空”，比喻诗文的组织、构思。由此可见，仇池文学受汉文学影响之深。仇池国文学为中华民族文学优势互补历史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因子，增加了新的活力。
  （三）因时事造文
  仇池国散文多产生于战争、外交场合，皆根据需要写作，是当时政治、军事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仇池国文学从实用出发，注重真善、直质，现存的盟誓、书表、诏谕、碑铭等皆是应用性文体。仇池国的文章颇为注重修改润色，如杨难当《遣使谢罪表》中向刘宋王朝说过这样的话：“臣本历代守蕃，世荷殊宠，王化始基，顺天委命，要名期义，不在今日，岂可假托妖妄，毁败成功？……但臣微心不达，迹违忠顺，至乃声闻朝庭，劳烦师旅，负辱之深，罪当诛责。远隔遐荒，告谢无地，谨遣兼长史齐亮听命有司，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伏待天旨。”②叙事委婉周详，语气至为诚恳，无形中强化了仇池文章的文学水平。氐族首领杨佛嵩曾作《与张谦盟》一篇，文曰：
  昔殷汤有鸣条之誓，周武有河阳之盟，所以藉神灵，昭忠信。夫亲仁善邻，古之令轨，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后，言归其好，分灾恤患，休戚是同。有违此盟，神祗斯殛。③
  “盟”是我国古代最早兴起的文体之一，《文心雕龙·祝盟》云：“盟者，明也。……夫盟之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④可见，“盟”文体一是在感情上要“立诚”，二是在言辞上须“切至”。该文首先以先秦时期的“鸣条之誓”“河阳之盟”来彰显盟誓的严肃性，用典准确精练；盟誓内容概括简练、准确周详，约定生死与共，同心协力，指上天以为证，以真诚之心和恳切之辞来达到盟誓的效果，铲尽浮词，出语倔强，氐人憨勇之风跃然纸上，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可谓汉文化与氐族游猎文化双向交流、相互融合的结晶。
  （四）以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赋予氐人特定的文化精神
  仇池国文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往往以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赋予氐人特定的精神气度。“陇右土险，民亦刚悍”①，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杨大眼率步骑十八万与南齐交战，“诞承龙曜之资，远踵应符之徹，禀英奇于弱年，挺超群于始冠。其将也，垂仁声于未闻，挥光也，擢百万于一掌，震英勇则九宇感骇，存侍纳则朝野必附，静王衢于三纷，扫云鲸于天路”（《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写出了杨大眼的刚健勇武、气贯三军，表现出氐人刚直尚武之风采。《姜太妃墓志颂》云姜太妃“窈窕淑女……声如黄鸟，行若尸鸠。?蘩朝□，杼柚夕修”，仅二十余字，一代皇后的音容笑貌、娴雅品德及才女风范跃然纸上，显示出氐人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在十六国时期异常复杂、混乱的政局中，不少割据自雄、拥兵自重者如昙花一现，失败后鲜有能复国者；仇池国杨氏政权却有着数次亡国，继而又复国的记录。仇池“一灭于苻秦而杨定兴之，再灭于刘宋而杨文德复兴之，三灭于元魏而杨绍先更复兴之，屡败屡起。这种坚强不屈的立国精神，在十六国中是从未见的”②。姜太妃为武兴王杨文弘之妻，杨文弘于482年卒，时六子皆幼，姜氏有“复虽国难，抚育弱孤”十余年的艰辛经历。在其苦心经营下，仇池国终“五庙肃肃”，呈现“二朝济济”之气象。《姜太妃墓志颂》对姜太妃惨淡经营、苦撑危局的记载叙述，彰显的正是仇池氐人的顽强立国精神，有着氐族特定的文化含义。特殊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造就了氐人思想意识中勇敢尚武、奋发进取的精神，同时也给仇池国文学带来了一种雄健磊落的格调。
  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璀璨夺目的中华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氐族“在周以后，庐落耗散，其种人留居武都者，有苻氏、杨氏、窦氏、强氏、苟氏、毛氏诸巨姓，其皆与汉民杂处，不复为寇盗。唯杨氏窃据爵土三百余年，西魏灭武兴。其子孙流移至宕、沙、岷等州者，仍为酋豪，迄今千余年，世承不绝”③。在今陕、甘、川地区尚保留有许多氐族遗址和民族遗风，如仇池故国遗址、西和礼县乞巧风俗、文县铁楼乡白马氐族风情、甘肃宕昌县古羌寨、陕南民间舞蹈中的氐羌文化印记、四川汶川古羌氐山寨等，有力地说明了氐、羌各族很早就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各民族独特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文学传统不断丰富着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结构，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氐族丰富的原创性文学资源，不仅成为中国文学地图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彰显出中国文学的民族特点。
  西汉水上游“巧娘娘”崇拜的地域特色①
  余永红
  织女是中国传统四大传说之一“牛郎织女”中的女主人公，该传说在四大传说中影响最大、流传范围最广，在民间的普及程度高，在中国家喻户晓。牛郎织女传说影响大、普及度高的主要原因，笔者以为有二：①四大传说中唯有牛郎织女传说最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文化，“织女”名字本身就是“女织”的代名词，“牛郎”“牵牛”就是“牛耕”的代名词，因此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根基；②四大传说中唯有牛郎织女传说形成了与之相应的节日和民俗，并使七夕节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节日和民俗。虽然学者们对七夕节的形成各有看法，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七夕节的宗教祭祀活动和民俗活动也丰富多样，但当七夕节和牛郎织女传说结合在一起后，其影响就更大了。其后，“牛郎织女”几乎成为七夕节内容的全部，七夕节的“乞巧”活动也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民俗仪式。
  对于汉代以来七夕节和乞巧活动的基本主题，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有些认为是以爱情、婚姻为主，也兼具生殖崇拜方面的含义；有些认为是祈求五谷丰登，指出织女是主瓜果谷物之神；也有些认为是以女织崇拜为主，强调女红含义。从历代七夕节和乞巧的内容、仪式来看，这些方面的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七夕节自形成以后，其内容和仪式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处于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中。对于这个问题，赵逵夫先生认为，七夕节最初的主题也是倾向于庆祝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后来由于封建礼教的进一步系统化、顽固化，这种超越礼教的婚姻显然有悖伦理道德，所以七夕的主题逐渐演变为以女红为核心的乞巧。②纵观自汉代以来的历代七夕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妇女的乞巧活动。乞巧的核心主题又是对织女的祭祀和崇拜，这种崇拜中当然也包含对婚姻、命运的祈祷，但主体方面则是妇女们对灵巧和智慧的祈求，以使自己心灵手巧，受到家人和社会的尊重，实现封建社会妇女的自我价值。传说中的织女是智慧和灵巧的女神，能织出天上美丽的云锦，具有女红文化始祖神的性质，所以受到广大劳动妇女的崇拜。
  中国各地民间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织女崇拜的基本主题，同时由于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各异，所以又形成了各地不同的崇拜形式，对织女的称呼也各具特色，有织女、七姐、七娘、巧媳妇、巧娘娘等。西汉水上游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厚重悠久，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从大地湾一期（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常山下层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周秦文化、汉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许多古老的民俗民艺至今犹存，乞巧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带的乞巧风俗不仅没有退化，而且得到了地域文化的滋养，传承良好。西汉水上游地区的乞巧风俗历时七天八夜，从农历六月三十日晚一直延续到七月七日晚，乞巧活动形式丰富，包括迎巧、坐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送巧等复杂的环节，同时还有独具地域特色的“跳麻姐姐”活动。抛开这些外在的仪式，从神灵崇拜的角度来考察，这一带的“巧娘娘”崇拜亦显示出与其他地区织女崇拜不同的独特性，体现了织女崇拜的本土化特色。
  一、崇拜者的纯女性化
  西汉水上游乞巧风俗中崇拜的唯一偶像是“巧娘娘”，从当地乞巧歌的内容来考察，巧娘娘其实就是织女，是这一带民间对织女的地域性称呼。但这里的巧娘娘又和当地人崇拜的“××娘娘”不同，巧娘娘中的“娘”读音为“nia”，而不是“niang”。前一种读音的“娘”是西汉水上游一带方言中对母亲的称呼；后一种读音的“娘娘”则往往是对女性神灵的称呼，如王母娘娘、送生娘娘、花儿娘娘等，有时也是对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女性、贵妇人、官太太的称呼。同一个字在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读音，表达的含义也截然不同。前者体现出亲密无间的亲情关系，后者则用来称呼高高在上的高贵的女性神灵或者贵族女性。从整个乞巧活动期间年轻姑娘的情感活动来看，巧娘娘与她们达到了精神与情感的交融，这种真挚的感情甚至超越了现实中的母女感情，对母亲不敢说、不能表白的心声，却能在乞巧活动中向巧娘娘倾诉，有时尽管是无声的，但实现了真正的心灵沟通。尤其是七月七日夜晚送巧娘娘上天的时候，全体姑娘都流着眼泪，唱着悲情的送巧歌将巧娘娘的纸偶像烧掉，俨然一种生离死别的凄婉场景。
  乞巧自然是女性的活动，崇拜的神灵也是织女（或巧娘娘），为什么还要提出“纯女性化”的命题呢？因为从历代的乞巧风俗来看，崇拜的偶像不止织女，也包括牛郎或其他男性神灵。所以参与乞巧活动者不止女性，亦不乏男性的参与。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中，不仅崇拜织女，也崇拜牛郎；不仅用瓜果祭祀牵牛、织女，而且画牛郎、织女的画像。这种崇拜传统在处于封建社会盛期的汉唐及两宋时期，显然不是为了歌颂牛郎、织女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而是延续了人文始祖崇拜的含义，因为传说中的牛郎、织女都是传统农耕经济时代的杰出人物，其劳动技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因而受到人们的崇拜。
  从秦简《日书》《诗经》等历史文献可知，牛郎织女的传说至迟在春秋时期已基本形成，且具备了基本的情节要素。①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牛郎织女的传说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在民间流传了。②由此可知，牛郎织女传说的主人公原型可能更早，或许是远古氏族部落时期的人物。如吴天明认为，牛郎织女就是华夏族的先祖神和先妣神。③赵逵夫先生考证认为，牛郎应源于周族中发明了牛耕的叔均，织女源于擅织的秦人始祖女修④，《史记·秦本纪》中的“女修织”正包含了“织女”的基本含义。从敦煌文书中有关乞巧风俗的记载来看，乞巧风俗源于秦人。唐代陈鸿《长恨歌传》：“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四附《丽情集》：“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五更转》中也有“哪边见牵牛？看看东方动，来把秦筝弄”的诗句。⑤可见，乞巧就是秦人的传统风俗，因而将织女的早期渊源考证为女修，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早期的牛郎织女崇拜其实是人们对氏族社会中有杰出贡献的人文始祖的崇拜，随之将其与天象中的星座建立关联，尔后才演变为爱情故事，从而丰富了传说的内容。刘宗迪先生则认为，七夕故事和民俗源于古人观象授时，“织女”源于七月为妇女绩纺之月，“牵牛”之名则源于“牺牲”或八月为“视牲”之月的含义，夏秋之交，二星双双升于中天，隔银河相望，牛郎织女故事由此而来。⑥这个认识也很有道理。从情理来讲，肯定是人类根据现实生活来命名星座，赵逵夫是将牛郎、织女与人文始祖关联起来，从早期神话历史的角度，提出人们根据氏族中杰出人物来命名牵牛、织女星的观点；而刘宗迪则是将其与民俗事象关联起来，认为视牲和妇女绩纺为牵牛、织女星名的来源。观点虽然不同，但共同之处是织女都与人类的纺织劳动密切相关。“女修织”与“织女”关联顺理成章，妇女绩纺与织女联系也理所当然。“叔均”是牛耕的发明者，所以和“牵牛”有关，这与后来牛郎织女传说中牛郎从事的“牛耕”有内在的关联性。
  总之，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中同时崇拜牛郎和织女，正是因为牛耕和女织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考古发现的史前时期的骨针、陶纺轮、骨纺轮、印纹陶以及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的纺织品遗迹等资料信息来看，织布技术的在史前时期已经成熟了，且有相当的发展⑦；从甲骨文内容可知，至迟在商代已经使用牛耕了⑧。所以，虽然牛郎织女故事中的牛郎、织女源于牛耕和女织崇拜的观点还缺少必要的证据链条，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和发现，但这种认识是可以肯定的。由此可见，从牛郎织女传说的生发一直到后来的七夕节、乞巧活动，都贯穿着对牛耕和女织的崇拜。
  这种崇拜习俗在部分地区近现代的七夕乞巧风俗中仍有遗留。例如，叶春生先生所引《广州岁时记》中就明确记载：“初七日陈设之物，仍然不移动，至夜仍礼神如昨夕，曰拜牛郎。此则童子为主祭，而女子不与焉。”时间范围大约为清末至辛亥革命期间。①应该说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风俗中同时崇拜牛郎和织女，织女和牛郎都具有各自的智慧和灵巧，织女擅织，牛郎擅耕，男子向牛郎祈求的也是劳动智慧和灵巧。后来随着传统节日风俗的逐渐退化，形式和内容趋于简化，许多地区则没有了拜牛郎的仪式。同时，也因为许多地方的《地方志》等文献对七夕民俗的记载过于简略，遗漏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仪式，致使拜牛郎的习俗被逐渐忽略。在东南浙、闽、赣、台等地区，长期以来则流传着七夕拜魁星的风俗，魁星其实就是文曲星，主文章、文运，七月七日也是魁星的生日，尤为读书人所敬仰崇拜。②所以在七夕之夜跟织女一道接受人们祭拜的，不是牛郎，而是一位面目诡异的魁星神。祭拜织女的照例是女子，而祭拜魁星的则是男儿；女子向织女祈求的照例是聪慧灵巧，男子向魁星祈求的则是科场功名。③这种崇拜习俗其实也是牛郎崇拜的一种变体，封建社会的男子除了从事耕种这种重体力劳作以外，最好的出路就是读书求取功名，富贵人家的男子则主要是读书求功名，因此，男子的天职就是“耕读传家”。宋代的乞巧风俗中也同时崇拜牛郎织女，乞巧活动则不仅有女郎呈巧，也有儿童裁诗，可见当时的拜牛郎中也可能包含了读书与功名的寓意。④所以拜魁星可能是由拜牛郎演变而来，只是拜魁星的功利性目的更明确了。在陕西凤翔糜杆桥镇曹家庄村的乞巧节庙会中，男性也参与其中，主要是担任会长进行收布施、请乐队、接待还愿等世俗性事务⑤，虽然没有男人拜牛郎的习俗，但男性的参与应该还是过去拜牛郎的遗俗。
  在西汉水上游的七夕乞巧风俗中，所有活动的内容和仪式都已与男性无关，男性不仅不视七夕为节日，甚至有些还对乞巧活动持反对态度。在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宗教信仰的神灵谱系中，也无巧娘娘的一席之地，既没有专门的庙宇，也无永久的造像，只是在乞巧活动的七天中，才临时选定一个居民家庭作为暂时的神堂来坐巧。坐巧地点的选择也往往颇费周折，多数人家都不欢迎巧娘娘和乞巧者，可能怕吵闹，同时也可能与巧娘娘没有较高的神灵地位有关。多数村庄在女子乞巧的活动中，男性也旁观看热闹，但男性从来不敬拜巧娘娘，只在乞巧过程中和年轻女性调笑取乐，甚至还拿不敬的语言来打趣巧娘娘像。总之，这里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已完全成为年轻女子祭祀只属于女性的神灵“巧娘娘”的纯女性活动，崇拜的主客体都呈现出纯女性化。这是西汉水上游一带乞巧风俗中的普遍情形。近年来，随着西和县被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和乞巧民俗在全国范围内影响的扩大，这种现象有所变化，少数中老年男性也在乞巧期间开始敬拜巧娘娘。
  这种情形的形成，是有历史文化根源的，应该说中国的神灵信仰体现的恰恰是母性化特征。从女娲造人的创世神话可知，母性是人类的创造者，具有很高的地位。再从原始神话中的西王母到后来的王母娘娘，直至感生神话中的殷商始祖简狄、周人始祖姜原、秦人始祖女修等，都体现了母性的伟大和神圣。①观世音菩萨中国化以后更是成为中国民众普遍敬仰的女性神灵，她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远远胜过了她的导师释迦牟尼。在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信仰的神灵中，母性神灵也很多，除了国人普遍信仰的王母娘娘、观音菩萨以外，地方母性神灵还有香山妙善菩萨、云华山老母以及民间信仰的送生娘娘、花儿娘娘等，这些母性神灵是当地男女共同信仰的神灵，信众并无男女之别。
  巧娘娘——织女，作为传说中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应该说亦具有尊贵的地位，为何在民间成为只能供女子信仰的神灵？这应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牛郎织女传说的演变有关。如前所述，早期的牛郎织女崇拜反映的是人们对氏族杰出人物的敬仰，织女是杰出的女织的发明创造者，自然受到全体民众的崇拜。而当牛郎织女之间发展为男女关系并演变为爱情传说以后，这种身份地位相差悬殊的男女婚姻有悖日趋完备的封建伦理道德，所以织女在民间的地位逐渐下降，并最终成为年轻女性崇拜的对象就理所当然了。应该说男女情爱是神圣的，否则就不会有人类的繁衍，尤其在氏族社会时期，人类对生殖繁衍充满了敬畏，人口的增长与氏族的壮大繁盛息息相关，所以自由的婚姻关系不曾被视为野蛮和耻辱。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一夫一妻制形成，才逐渐有了男女关系的规约和限制。尤其是随着封建礼法制度的建立，人类社会等级制度逐渐形成，从神到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男女情爱和婚姻讲求门当户对，地位相称，原始的婚姻关系逐渐淡出人类生活。但在后来的礼法社会中，这种原始婚姻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由蒙昧时代的原始婚俗发展到文明社会的婚礼，标志着社会理性对人类原欲的约束，而一些遗留的原始婚俗体现了对礼的反作用，也意味着被礼压抑的人性本然状态及原欲的适当表露和宣泄。②诗经中就有许多反映这种思想的内容，儒家圣人孔子则从政治和礼法的角度对这些内容进行了重新阐释，但也掩盖了其中的一些本真思想。直至汉代的画像石中，仍有一些表现男女野合的作品，这些都反映了人类原欲与礼法之间的冲突，也表达了人类对礼法的一种超越意识。
  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虽然和原始婚俗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本质上亦是一种自由的男女关系，它跨越了神、人界限的情爱，是一种超越了封建礼法规范的不合理爱情，所以自然会受到当权者的干预而最终成为悲剧。自西汉中期以来，随着封建礼法规范体系的日趋完备，从民间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行为和思想也逐渐被禁锢，人的自由意识被压抑到底层。七夕节也由早期庆牛郎织女相会逐渐演变为以妇女乞巧为核心，织女也由此成为妇女们倾诉屈衷的唯一对象。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末期，礼法规范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空前严酷，甚至连年轻女子的乞巧也被视为不守本分，有时也会受到家长的反对。西汉水上游一带的乞巧歌中，依然较多地反映了被压抑的民间妇女对不平等婚姻的怨愤和无奈。①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者，织女自然也就难登正统神灵谱系的大雅之堂。西汉水上游一带由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故保留的古风和传统民俗较多，人们的封建意识和发达地区相比还较浓厚，因此巧娘娘在男性心中也就不是正统的母性神灵了。
  二、崇拜方式的巫傩化
  西汉水上游地区的乞巧风俗中，乞巧的主要形式有迎神、送神、祭拜、占卜、跳神等，其中最主要的祭拜活动以姑娘们的唱跳为主，在现代的乞巧活动中，受时代的影响也有跳唱现代流行歌舞的内容。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甚至改革开放以前乞巧的祭拜活动中，以姑娘们手拉手边摆边唱为基本形式，七天八夜一直如此唱歌祭拜。据当地的老年妇女讲，这种唱歌祭拜的形式是从过去一直流传下来的，这种形式在其他地区比较少见，邻近的陇东地区流行乞巧歌，天水地区则流行《巧娘娘》歌②，但陇东地区乞巧的时间短，且唱乞巧歌的形式已不得而知了。这种手拉手唱歌祭拜巧娘娘的方式，在现代人看来不过是年轻姑娘们节日期间的一种娱乐，无需深究其含义和来源；但笔者以为，既然这种形式从古至今一直这样传承，必然有其内在的文化基础。郑土有先生也指出，西和乞巧活动完全继承了祭、歌、舞三位一体的人类社会早期的祭祀传统，毫无疑问是一项传承历史悠久、仪式保留较为完整的古老习俗。③只是这种祭拜形式的形成时间无从考证，其自然而然地形成，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人们也习以为常了。
  在西汉水流域，民间举行宗教活动的形式主要有三种：①是佛教僧侣们做佛事，主要以诵经忏悔和超度为主，属于佛家。②请法师（当地称为“法官”）念咒语来驱鬼捉妖，从咒语内容中总是呼唤“太上老君”来看应属于道家。当地的阴阳先生也是施行宗教活动的主体，但阴阳先生也有“释门”和“玄门”的区分，释门以诵念佛教经典为主，玄门则多使用道家咒语，故阴阳先生也分属于佛家和道家。③巫师（当地称为“师公”或“师公子”）的传神活动，既不诵经也不念咒语，而是身穿长袍，后脑缀长辫，手拿羊皮扇鼓敲打，甩动长辫，边舞边唱，就是以歌舞的形式来娱神，以达到宗教目的。这种宗教形式被当地民间形象地称为“花儿道场”。所谓“花儿道场”就是以歌舞为主要祭祀形式的宗教活动，“花儿”正是西北地域少数民族的民歌，汉族称“山歌”，少数民族称“花儿”。据此，笔者以为，西汉水流域的这种宗教形式应该源自少数民族，善于歌舞是少数民族的特点，也是他们宗教活动的特色。
  西汉水流域是古代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地区，也是民族迁徙的主要通道，西北甘青高原的氐羌族群正是经过这一带向南迁徙的。更有趣的是，在西汉水上游地区，属于氐羌民族的寺洼文化和周秦文化隔河对峙分布①，而西汉水下游的深山峡谷中就只有寺洼文化了。兰州大学刘光华教授认为西汉水流域寺洼文化的族属就是白马氐。②因此，西汉水流域也就是一条民族迁徙融合的通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势力范围不断扩张，一度成为统治北方的强大民族。在西汉水流域，氐人在仇池山一带建立了地方政权仇池国，羌人也在相邻的白龙江流域的宕昌建立了宕昌国，西汉水与白龙江仅一山之隔。在后来的民族矛盾中，氐羌人在被迫南迁的同时也就地汉化，从而将氐羌文化的基因注入了西汉水流域，所以这里的民俗文化包含着浓郁的氐羌文化的因素。
  师公其实就是当地氐羌民族巫傩文化的一种延续。陇南文县的白马藏族被认为是古代氐族的遗裔，他们至今依然保持着傩舞祭祀的传统。他们的傩舞被称为“池哥昼”，“池哥”身穿羊皮袄，头戴狰狞的面具，手拿牦牛尾和木刀迈步挥舞，和西汉水流域汉族师公的祭祀仪式颇为相似。宕昌藏族其实是古代羌族的遗裔，他们也有着类似的巫舞“羌巴舞”。而且他们都是善歌的民族，虽然现代巫傩舞中不唱歌，但在祭祀结束后的火圈舞中，男男女女则围着篝火，手拉手，通宵达旦地唱歌跳舞。所谓的“花儿道场”也可能与善歌的氐羌民族文化有关，乞巧仪式中手拉手唱歌祭拜巧娘娘的形式也可能是受当地氐羌文化的影响。
  在西汉水上游地区民众自发的敬神活动中，有一类人被当地民众称为“神婆”（以中老年女性为主，有时也有个别男性参与），她们在农闲时间主要以到处敬神拜佛为业。她们不识字，也不会诵经，敬神的形式主要是“唱神歌”。不管是在寺庙中还是在行走途中，也有时是在家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唱。唱神歌敬神的方式和乞巧活动中唱乞巧歌在形式上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宗教艺术的形式来达到娱神的目的。这种娱神的形式也体现在当地的民间戏曲和社火中，这里民间的戏曲和社火不是随意演出的纯娱乐活动，而是一种娱神活动。有些村庄的戏曲和社火每年必须举行，否则就会惹怒神灵，于整个村子不利。戏曲和社火的主要形式也是歌舞，这和所谓的“花儿道场”的性质是相同的。尤其是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社火的演出时间、组织结构、角色构成、装饰特征、宗教祭祀等和白马藏族的傩舞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显然是长期以来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③
  在西汉水流域的乞巧仪式中，还有一项独特的内容，“跳麻姐姐”，即在乞巧的姑娘中挑选一位替神灵巧娘娘或麻姐姐传话。这项活动有一定的风险，因此，一般要在有经验的中老年妇女的主持下进行。挑选麻姐姐的方法有三：①平时曾经梦见自己跳麻姐姐的人；②认为自己当年有厄运，为求平安愿意跳麻姐姐的人；③大家公认神灵会附在其身，也就是其有神性或灵性之人。在开始跳之前，先烧香纸祷告，选定的跳神主角站在巧娘娘桌前，左右各有一位陪跳者，其他姑娘则跪于神桌两旁，一时气氛严肃紧张，鸦雀无声。随后一位装扮麻姐姐的姑娘钻到神桌下，开始与外面的乞巧姑娘相互问答（外面的姑娘问，桌下的姑娘答）：
  “麻姐姐，做（西汉水流域方言读zu）啥着呢？”
  “簸粮食着呢。”
  外面的姑娘用数板调快速齐唱：“簸东了，簸西了，簸下的粮食鸡噆（西汉水流域方言读can）了。”
  “麻姐姐，做啥着呢？”
  “磨面着呢。”
  外面的姑娘又齐唱：“东磨面，西磨面，渠里无水磨不转。”
  “麻姐姐，做啥着呢？”
  “擀面着呢。”
  外面的姑娘则又相互问答对唱：“多么少？”“两盆呢”“薄么厚？”“照人呢。”“长么短？”“噎人呢。”
  紧接着神桌下的姑娘一边往外钻，一边拖长音大喊：“麻姐姐的神——来——了——”
  神桌旁的姑娘则齐唱《跳麻姐姐歌》：
  麻姐姐，虚空来，脚（西汉水方言读jue）上穿的登云鞋（西汉水方言读
  hai）。
  麻姐姐，隔河来，手里打着响锣来。
  麻姐姐，翻山来，脚踏铺下（西汉水方言读ha）的红毡来。
  
  一直反复唱，跳神者则不断地蹦跳，幅度越来越大，直至神灵巧娘娘或麻姐姐附体为止。“神灵附体”的标志就是跳神者浑身酥软，四肢无力，神志不清，口吐白沫，哭笑无常。旁边的人则乘机向神灵问话，而跳神者的回答往往语无伦次，难以听清，有时也偶尔能说一两句较明白的话。随后旁边的主持者向神祷告，祈求神灵归位，跳神者慢慢苏醒。①
  有学者认为这种仪式在乞巧活动中显得较为突兀，和其他环节似有脱节之嫌，西和学者黄英先生也提出麻姐姐和巧娘娘毫无关系。②从这个仪式过程来看，麻姐姐也是一位地方神灵，这和一般的“神灵附体”现象又不同，多数跳神活动只有神、人以及沟通神人的中介跳神者三个环节；而这里显然又多出了一个麻姐姐，也就是跳神者有可能是巧娘娘“附体”，也有可能是麻姐姐“附体”，也有可能巧娘娘的神旨要通过麻姐姐和跳神者的双重环节向世人传达。对于麻姐姐的来历问题，目前还没有较为可信的解释，有学者提出麻姐姐是否与麻姑有关，但遭到西和地方学者的反对，认为一个称姑，一个称姐，与麻姑无关。①但以“姑”和“姐”的称呼区别来作为反驳理由似乎还不够充分，如前文所述，巧娘娘也有多种称呼，既可称“娘”，也可称“姐”，这个问题还需以专文形式进行进一步的考察。赵逵夫先生在《飞天》上发表的《牛郎织女的传说》一文中，就有麻姐姐的情节，其中的麻姐姐是一位手巧、善于织麻布且善良的民间妇女，这是赵逵夫先生于1958年采集的流传于西汉水流域西和、礼县一带部分地区的民间传说。②但有关麻姐姐的传说在西汉水流域其他地区并未广泛流传。
  笔者以为，跳麻姐姐的活动在西汉水流域的宗教活动中同样能找到文化基础。除了专职的僧侣、阴阳先生、法师、巫师以外，西汉水流域的民间也有跳神的活动，当地也称为“发爷”或“发神”，跳神者被称为“厥玛”，但厥玛已不仅仅限于女性，男性也很多。厥玛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由神灵挑选的传话者，也是具有神性或灵性的人，“神灵附体”以后他就会从众人中跳出来，“附体”后的表现和跳麻姐姐者一样。有些“神婆”也被公认为有神性，所以在唱神歌时还会“神灵附体”，无需经过剧烈的跳跃过程就可进入神灵附体的状态，当地人将这种形式也称为“发神”或“发爷”。
  西汉水上游一带的这一类宗教活动，无论是传神、发神、发爷还是跳麻姐姐，其性质都是相同的，都是古代巫文化的一种遗留，和佛教、道教以及阴阳先生的宗教活动完全不同，保留了原始宗教的基本特征。巫师其实就是沟通神与人的中介，段玉裁解释“巫”字的构成是：“直中绳，二平，中准，是规矩也。”其中“二平”乃天地之形，上平为天，下平为地；“中绳”乃天柱之形，上接于天，下接于地。而巫居其中，右为巫，左为觋，一男一女，通人事，达鬼神，沟通天人。由此可以看出，巫就是“事无形”（即人眼看不见的鬼神）的人，其降神的方式就是舞蹈。③
  在西汉水上游一带信仰的地方神灵中，有一位神灵称为“杨氏（当地方言读si）爷”，杨氏爷信仰活动的主要形式就是神灵附体的跳神，当地也称为“降爷”，据说跳神的“厥玛”是由神灵杨氏爷挑选的。“杨氏爷”舞棍弄棒，跳上蹿下，口中念念有词，进行驱鬼活动。当地人也称杨氏爷为“杨将军”，看来是一位武将。无独有偶，陇南的白马人也信仰杨氏爷，白马人也称为“杨氏大将”，且信仰的方式基本相同。④结合白马人的民间传说和西汉水流域的仇池杨氏政权来看，这位“杨将军”应该源于古代氐人中的一位武将，由于民族文化的融合而在整个陇南及周边地域具有广泛的信仰。而且信仰活动的形式也是神灵附体的巫的形式，因此，这一带的巫文化应与氐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说手拉手摇摆唱歌祭拜巧娘娘是受巫傩文化的影响的话，那么跳麻姐姐则体现了纯粹的巫文化特征。不管麻姐姐的来源如何，她和麻姑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无碍于跳麻姐姐巫文化的本质。黄英先生提出跳麻姐姐源于西戎文化——更确切地说是氐羌文化的观点，他同时认为麻姐姐就是古代氐族妇女中纺织麻布的能手。①《魏略·西戎传》记载氐人“俗能织布，善种田”。《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南史·夷貊传》记载氐人“地植九谷，种桑麻”②。被学术界称为氐羌后裔的白马人直至20世纪70年代还大量穿麻布长衫，西汉水上游一带汉民在新中国成立前大多都穿麻布衣服，从而被戏称为“麻郎”。由此看来，麻姐姐也是心灵手巧的人，因此，在乞巧仪式中加入麻姐姐，虽在形式上有突兀之感，但主题上并不矛盾，巧娘娘是天上的智慧灵巧之女神，麻姐姐是凡间的纺织能手，她们都能向民间妇女赐予或传授灵巧。
  三、偶像造型的民艺化
  宗教造像是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提倡偶像崇拜的佛教也不例外，而且佛教神灵造像是中国古代宗教造像的主体，其他如道教神灵的造像则无处不有。宗教造像的主要形式有雕塑和绘画两种基本形式，多置于石窟、庙宇中，供信众随时参拜敬奉。人们之所以要凿窟立庙塑造神灵形象，是为了有一个相对长期固定的精神寄托场所。
  如前所述，西汉水上游一带的巧娘娘没有固定的庙宇，也就是说，在人间如此众多的石窟、庙宇中没有织女的立足之地，这与牛郎织女传说的爱情主题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而使织女的神灵地位下降有关。在西汉水上游的乞巧活动中，巧娘娘与凡人相聚的时间只有七天，其余时间则无任何与此有关的宗教活动。有鉴于此，巧娘娘也就没有固定的庙宇，也没有永久的塑像或画像。笔者在一篇论文中曾列举了牵牛和织女造像在历代的发展情况，最早是西汉时期昆明池牵牛和织女像，东汉画像石中也有牵牛织女星象图，宋元时期也有七夕节刻画牵牛织女像的风俗，明清以后就没有相关记载了。③但在乞巧风俗盛行且传承最完整的西汉水上游地区却没有牵牛织女塑像或画像，也没有巧娘娘的固定塑像和画像。西和县被评为“中国乞巧民俗文化之乡”以后，在晚霞湖畔立了一尊巧娘娘的大理石雕像，其在本质上只是当代人们宣传乞巧文化的一种符号，并非乞巧文化的传统。传统的巧娘娘造像既不是雕塑，也不是绘画，而是一种纸偶。纸偶和宗教雕塑、绘画相比没有永久性，也便于在乞巧结束后送巧娘娘上天时烧掉，也不必考虑平时无处安置的问题。在西和县大柳乡的文化大院中，长期供奉着一尊巧娘娘坐姿纸偶像，造像置于一顶花轿中，但这亦是近年来乞巧文化宣传的结果，实际只是供游人和文化学者观赏的乞巧文化符号，与巧娘娘信仰关系不大。
  巧娘娘纸偶像不是由专职的民间画师制作，而是由纸活店的民间艺人制作。造像多为站立状，也有些为坐姿，但制作程序相同。其制作的基本方法是：先制作头部，这也是最关键的环节，一般是在人面模子上用当地特产的麻纸层层裱糊，达到一定的厚度要求后晒干，最外层再用白纸裱糊，干后打磨光洁，再描画五官。脸蛋用淡桃红晕染，樱桃小嘴用大红描画，柳眉、眼睛用墨笔描成。用黑纸剪成细长条装饰头发，再用彩纸装饰金银花簪。身躯部分以竹竿和秸秆绑扎成骨架，外用各色彩纸做成衣服、裙子的基本形，裙下露出三寸金莲，手用白纸剪出，两臂向前弯曲，一手拿拂尘，一手提帕，脚下踩莲花台。造像虽为纸偶，但还是表现出了巧娘娘的巧秀与端庄。①民间艺人在制作巧娘娘像时由于需求量大，所以多为流水线式的成批制作，他们技艺熟练，就像民间剪纸、刺绣、编织一样，已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式，这正是民间艺术的特色所在。每年农历六月下旬，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城镇街道处处是花花绿绿的巧娘娘像，因此，巧娘娘像已成为当地民间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和其他专门的宗教造像相比，巧娘娘纸偶像不仅材质不同，制作方法不同，而且制作的仪式也不同。在西汉水流域，在其他宗教雕塑和绘画制作之前，民间画师首先要斋戒沐浴，请阴阳先生诵经，然后才能开始制作。如果是泥塑，内部的骨架要用有香味的柏木，同时要在骨架上写上五脏六腑，然后用泥裹塑。造像完成后，还要进行开光仪式，也就是招神，通过诵经或咒语让神的灵魂附在造像上，这样才能灵验。整个仪式都充满了庄严、神圣和神秘的气氛。而民间艺人的巧娘娘纸偶制作则没有这些讲究，他们制作和出售巧娘娘像，就和平时制作出售纸活明器一样，完全是一种程式化了的民间艺术造型。因此，巧娘娘纸偶像不仅没有神秘庄严的特征，反而充满了稚气、活泼、喜庆的民俗文化气息和民间艺术品质。
  巧娘娘造像从形式上来看应属于纸扎的范畴。纸扎在我国历史悠久，自从纸得到了发明以来，除了主要用于书写外，就是用于各种纸造型。纸扎在古代主要用于制作明器，于南北朝时期基本形成，在宋代，由于手工业的发展，纸扎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宋代民间的七夕乞巧风俗中还搭建“乞巧棚”，用五色彩纸装饰，称为“仙楼”，乞巧棚上还刻有牛郎、织女及王母等仙人像。②在明清时期，纸扎更是达到鼎盛，不仅用于丧葬、宗教活动中，还广泛运用于民间杂戏、社火等民俗活动的装饰。纸扎中的纸人早在新疆吐鲁番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就已出现了，唐代墓葬中也有纸人，但早期的纸人多为平面剪纸形式，具有招魂的寓意。③宋代的纸人则多为刻板印刷的平面体，由此可见，乞巧棚上刻画的牛郎织女像亦为这种形式。明清时期的纸人则演变为立体型，里面以竹子扎成骨架，外用彩纸裱糊，形成立体的人俑，小者高尺许，大者与真人相等④，这就是完整的纸偶了。但纸偶多用于丧葬习俗中的“奴仆”造型，或俗称“仆人”，其性质与奴隶社会的人殉、陶俑是一样的，只是纸偶轻巧且造价较低，因此在民间流传广泛。
  但将纸偶用于神灵造像还较为少见，在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宗教活动和丧葬习俗中至今还有剪纸的纸人和纸偶仆人，但用于神灵造像则只有巧娘娘。而纸偶巧娘娘像的形成，也与清代纸扎的盛行和纸仆人的出现有关。但纸仆人因丧葬性质而给人以凄悲神秘之感，而巧娘娘造像则如民间剪纸、刺绣、花灯一样，体现一种喜庆祥和的气息。从一些地方志的零星记载来看，巧娘娘纸偶像主要流行于陕甘一带。陇东乞巧风俗中就有同样的纸偶巧娘娘像，《正宁民俗》中有“以竹木扎成人形，艳服盛装作巧娘娘”的记载①；同时，一些地区也有用面塑制作的巧娘娘或巧娃娃，可能与宋代以来流行的摩睺罗有关。②陕西凤翔糜杆桥镇曹家庄的乞巧风俗中也有类似的巧娘娘像，但由乞巧姑娘们自己制作，精明能干的姑娘们事先用新收的麦草秆扎成一个女性模样的草人，给它穿上漂亮的衣服，俗称“巧媳妇”或“巧娘娘”，大家争相跪拜。③浙江东阳的东白山七夕节有拜彩斗的习俗，也是一种民间纸扎造型，但无涉纸偶。④广东乞巧风俗中有“摆七娘”的仪式，但只是摆一些工艺品和祭品之类，实际无“七娘”造像。⑤目前，只有西汉水上游地区还在盛行巧娘娘纸偶像，大多数地区则随着乞巧风俗的衰退都已销声匿迹了。
  四、结语
  总之，西汉水上游一带乞巧风俗中的巧娘娘崇拜，既有国内其他地区织女崇拜的一些基本特征，也体现出十分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地方特色的形成，既与西汉水上游地区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也与当地相对封闭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作为史前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域，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灿烂的历史文化。源自东夷嬴姓族群的秦人自迁居西汉水上游以后，逐渐壮大起来，随后进入中华民族历史的舞台并最终成为主角，同时也缔造了秦文化。织女崇拜其实就是秦文化的遗风⑥，后来随着西汉水流域民族迁徙融合的复杂历史，又融入了氐羌少数民族文化因素，随之形成了这一带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乞巧风俗和巧娘娘崇拜。这里的巧娘娘崇拜既有以女红、爱情、婚姻等为基本内核的织女崇拜普遍意义，又体现了崇拜形式巫傩化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巧娘娘的造像也表现出独特的民间艺术情趣，彰显着西汉水上游地区独特的文化魅力。
  祁山史地考略
  独小川
  祁山，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的礼县西汉水上游，是西秦岭向岷峨山过渡的一列山系的统称。西起今永坪河东大堡子山秦公陵，东止盐官镇以东红河水口，横亘西汉水北岸，绵延六十里，自礼县固城乡尖山寺向南延伸至俗称的“刘旗寨梁”为其主峰①，纵深七十里，地域甚广②。《三国志》记载，自公元228年至234年，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六次率师北伐魏国，四次取道陇右，两次兵出祁山③，《三国演义》称为“六出祁山”④。蜀汉后期，蜀大将军姜维在祁山及其以西地区与魏角逐二十多年，公元263年，魏将邓艾督军南下，还出其地，袭阴平而灭蜀。①此后，祁山彪炳史册，扬名寰宇，成为家喻户晓的古战场。古往今来，无数英雄志士渴慕亲履，过客名人笔颂不已。然而，它的魅力与风采，绝非血腥与罪恶的战争本身。蜀相的出师未捷连带着蜀国不可挽救的命运，在他遗恨而去后不到百年，便与其“鞠躬尽力，死而后已”②的圣贤格言一并镌刻在他死不瞑目的疆场丰碑上，这座丰碑就是祁山。岁月悠长哉，近一千八百载，熔合了道德与智慧、功业与传奇的名山圣迹、军事胜地，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巍然屹立在神州的西陲，承载着历史的庄严与神秘，浩气凛凛，继往开来。
  一、祁山、祁山堡和祁山古战场
  关于祁山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形胜，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漾水》载：“（西）汉水北，连山秀举，罗峰竞峙，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许里，山上有城，极为严固，昔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汉水迳其南，城南三里有亮故垒，垒之左右犹丰茂宿草，盖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开山图》曰：‘汉阳西南有祁山，蹊径逶迤，山高岩险，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最后，他评价说，“今此山于众阜之中亦非为杰矣”③。也就是说，郦道元当时考察所见之祁山并没有汉代古籍上说得那么险峻。这与今天人们对于祁山的印象甚是相符，说明该书当时对于祁山的界定和描述是准确、客观而可信的。至于北魏以来祁山“亦非为杰”的原因，可能得从自然环境变迁的角度去思考。
  据《水经注》之记载，经实地考察，“祁山城”或在今祁山乡祁山村后的独家堡砦一带，堪为祁山之冲要。其东南延绵至赵家堡砦一带则有北魏之“祁山军”，亦为祁山之要塞。而赵家堡砦迤西北之“刘旗（集）寨梁”则为祁山之正峰。刘旗寨梁迤北为“白家山”，20世纪70年代，甘肃日报社曾在这一带办过“永坪农场”，此地东南至今有名水湾之村落。在西汉水以北的黄土梁峁中，这也算是一方比较理想的产粮区域。三国曹魏于这一区域构筑军事要塞自然首选其地势，兼顾其粮草水源亦在必然。惜目前尚未发现重要的遗迹与实物。又当地传说，自古以来沿白家山向北则有古道通向（礼县）固城。而自白家山亦可以入其西侧西汉水以北大支流永坪河北上固城，经固城越瘦驴岭梁（今其西有礼县、甘谷县、武山县交界之所谓“三县梁”），北可去今武山洛门镇，以至渭水上游；东则可沿甘谷“石鼓山”北麓，过古坡乡，达于渭河支流的藉水之上源。从西汉水流域的祁山要入渭水流域，还可溯白家山东侧西汉水北支流吴宋河进入红河流域，经天水杨家寺，翻越秦岭，顺藉水支流金家河东下，而至藉河中游的天水市。从实地看，祁山（山脉）以北的水都入渭水，以南都入西汉水，祁山完全是从古嶓冢山（今名齐寿山，在天水市西南，为西汉水的发源地）西延的秦岭山脉中重要的一系。总之，这一线的南北道路在连接西汉水和渭水之间的交通方面所起的历史及其连续性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祁山古道”至今仍在今礼县、武山、甘谷、天水各区相邻人民的生活中沿用着。
  据《三国志》载，蜀汉武侯北伐，兵出陇右、攻祁山的主要战略军事路线，大体是自今汉中出发，西过今陕西略阳，至今成县西狭一带，再自成县抛沙镇北上，过纸坊镇，进入西和县石峡，翻越西和县城之南的分水岭“横岭山”，而进入西汉水南部支流古建安水（今西和河）流域，再由此北上六十里，便至祁山地界。蜀汉兵出陇右的焦点在于攻陷曹魏西南边境固守的要塞祁山，然后大军便可从西汉水流域集于渭水上游，进而攻占曹魏的天水郡（治今甘谷县东）、南安郡（治今武山县西北）、陇西郡（治今陇西县东）、上邽（治今天水市）、广魏郡（治今天水市麦积区东），乃至今陇东泾水流域的安定郡（治今镇原县境）①，继而东进“秦川”（关中），攻据长安，东下洛阳。
  公元221年，蜀汉大将赵云就曾谏阻刘备不可大举伐吴，而应攻魏，“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②。公元228年，蜀汉首次北伐，“（诸葛）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③。由此，已然见出祁山之于雍州陇右之重，势为蜀魏之所必争，其根本原因即在祁山为贯通长江、黄河两大水域的枢纽，有着天然的军事战略地位。
  “亮故垒”，方志以为“武侯驻师之所”，而名“祁山堡”④，“祁山堡”之称谓，见于文献者，目前所知最早在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之宋金战争⑤。而礼县出土民间文物藏品中有南宋乾道四年（1168）墓志砖，其上有“西和州祁山寨”字样。⑥据宋代官制常规，“祁山寨”或当于今乡镇级的军事建制，也有可能为“祁山堡”之名源，或者寨、堡本为两地而无涉，皆有待进一步考证。唯今存之祁山堡似巨龟栖息在祁山的南麓，是一座在石基上夯土筑成的孤峰，孑然独立，南饮西汉水，高约80米，南北长近300米，东西宽约100米。据文物工作者实地调查，祁山堡台地上有史前仰韶文化和战汉遗迹。⑦堡体外墙板筑痕迹甚为明显，墙体内包含物尚不见汉以后者，故其堡主体构筑年代至晚或在汉代。①而该堡亦有学者认为是秦始国之际秦襄公所立之西畤者。②皆有待进一步研讨。
  祁山堡顶遗存明清所建武侯祠，自北向南依次排列分布武侯殿（有清代武侯塑像）、关圣殿（有清代关圣塑像）、大雄宝殿三院落，儒、道、释三教并立。现存古建筑九间，古碑刻三通，近现代名人匾额、楹联约十幅，古树十余株。文物琳琅，内涵丰富，景色宜人。今属陇南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全国五大武侯祠之一。
  若以祁山堡为祁山，显然是不对的。
  祁山堡周边存在着许多处当年蜀魏战争的遗址或地名。其东北二百米处的祁山南麓马台村有诸葛亮操练兵马、发布军令的“点将台”（旗墩）遗址③；点将台以北的独家堡砦一带或为“祁山城”；再迤东北至永坪乡马莲湾一带，则有蜀汉军队攻据过的“刘旗（集）寨梁”；刘旗寨梁迤东南至赵家堡砦一带，则为北魏之“祁山军”；“祁山军”东缘民间俗称“铁路坡”者，目前不能详考，但“铁路”或足见其为坚壁，据传为曹魏固守、蜀汉诸葛武侯率众攻祁山的必经之地，而“祁山军—铁路坡”一线必为祁山之要塞无疑；二者之东侧为南丹沟，即《水经注》所载之“兰皋（单）水”，其沟脑即今马莲湾，在西汉水北的半干旱区中至今算是比较阴湿之地，南丹沟的西岸有水湾梁，俗称“藏兵湾”；南丹沟中还有蜀汉军队攻祁山时的“擂鼓坪”，另有“土盐窑”遗迹，这一带曾出土蜀军行军用的铁釜，现存礼县博物馆④；南丹沟东侧的吴宋河沟亦出土过“蜀郡”字样的铁制农具⑤，可能为蜀军行军或屯田之器。祁山乡赵家村境内，沿西汉水北岸的一级台地上，曾经东西向大略等距排列着九个“圆锥形”“梯形”的大土堆，20世纪70年代的“平田整地运动”中，西边的七个全被刨平，今东边存有二残丘。民间俗称为“九谷堆”或“九军垒”，传说是诸葛亮为蒙蔽司马懿有意伪造的“米山”和“面山”，民间还认为这里就是《三国演义》中所说的“祁山九寨”。祁山堡东南方一里处的西汉水南岸有蜀军养马的“圈马沟”，其西三华里处的西汉水河床上有一巨石，人们称其为“丞相上马石”。⑥其东十五里的礼县盐官镇是公元231年诸葛亮率军出祁山时与司马懿及魏军对垒争战的“卤城”⑦，再向东十五里处的礼县罗堡村有蜀军伏杀魏将张郃的“木门”①遗址。祁山堡西十五里处的西和县长道镇极有可能就是史籍中频频出现的“西县”②，其西南约三十里处，西汉水支流漾水河（即西和县西和河）流域石堡村以北有“小祁山”③。祁山堡西南八十里以外的松林子峡以西有姜维大战魏军的“铁笼山”。④
  祁山、祁山堡以及如上这些战争遗址，纵横分布于西汉水流域上游东西约一百二十里、南北约七十里的广阔范围内，共同构成了祁山古战场。沧海桑田，岁月峥嵘，金戈铁马杳然不在，唯见炊烟袅袅，沃野苍茫。
  二、“秦蜀之要道”“中原之资武”
  事实上，祁山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在其险峻，而主要在其所处军事战略位置的特殊性。《三国志·明帝纪》载：“先帝（曹操）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合肥和襄阳是魏国在其东、南边境防御吴国的军事重镇，分别是扬州淮南郡和荆州襄阳郡的郡治所在，而祁山仅是魏雍州天水郡西县境内的一军事要塞，政治地位不可与前二者同日而语，曹魏政权重视祁山，以及诸葛亮后来的看重祁山，正所谓“地有所必争”。公元221年至222年的蜀吴夷陵（猇亭）之战，蜀汉大败，三国鼎立格局最终形成。⑤全国十七州土，蜀仅有一益州⑥，丢了荆州也就丧失了沿长江东出的通道，诸葛亮《隆中对》所构想的“跨荆益二州”“军向宛（城）、洛（阳）”“兵出秦川（关中）”，会师中原的蓝图就成了泡影，唯剩“兵出秦川”一途。而诸葛亮“用兵唯谨”的个入性格以及他关于蜀汉集团重要的国防思想，则直接酿就了蜀汉后期“兵出祁山，平取陇右，据关中上游，居高临下，入秦川，定中原”的战略决策。①
  据《三国志》载，蜀汉建兴六年（228）至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在魏国西南边境的秦岭边缘，以及今甘肃陇南、天水的广大地区进行了长达七年之久的伐魏战争，其中，主动进攻五次，防御一次。公元228年的街亭之战和231年的上邽之战，是蜀军直接兵出祁山深入魏境的大战。②公元229年，在攻打武都、阴平二郡的战役中，诸葛亮曾亲自督师于祁山以南的建威（今西和县城附近）③，狙击了魏雍州刺史郭淮的援军，魏军兵败祁山，蜀遂“降集氐羌”，拓境陇南。④公元230年，诸葛亮命征西大将军魏延入祁山以西的“羌中”，大败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于阳骆。⑤其余战事皆在“汉中—秦岭—陈仓”一线展开。⑥文学作品和一些地方志书冠祁山以六出⑦，显然是把“出祁山”作了“取陇右”和“武侯北伐”的代称，“六出祁山”虽不为正史专称，但确是对诸葛亮北伐战略思想和军事行动的生动概括。?足见祁山在三国史中意义之重大，于后世影响之深远。
  从历史上看，先秦以至汉魏，因有秦岭天险的阻隔，自巴蜀入关中，进中原，最平坦的道路是从成都平原出发，北上汉中，经今陇南的西汉水流域而至于天水的渭河上游地区，再翻越陇山，经陕西陇县，沿汧（千）河南下，过宝鸡，进关中。据专家研究成果看，史前社会及三代，中华大地上东西方古部族的大迁徙路线中大体上存在这一条主线。⑧夏商周时期秦民族的西迁陇右，后来秦国的东进和南下灭蜀，基本就是沿这条路线。⑨刘邦自汉中“还定三秦”，兴汉灭楚。而命樊哙“别击西县丞于白水之北”，亦当在祁山一带。⑩东汉刘秀消灭割据陇右的隗嚣和巴蜀的公孙述，走的大体也是这条军事线路。?及至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氐人在祁山以南的西汉水下游、白龙江流域、汉水上游先后建立了前、后仇池，武都，武兴，阴平等政权，在南北朝之间大搞“三角外交”，前后延续了两百多年①，祁山作为其北部边境军事要塞的传统优势一直存在②。所以，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系统叙述祁山史地后总结说：“祁山自昔为陇右襟要矣。”是故在烽烟不息、鼎足力敌的三国时代，祁山成为蜀魏两国持久鏖战、攻伐争守的战略冲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关中—陇右（渭河流域、西汉水流域）—汉水上游—巴蜀”这条军事交通孔道的枢纽。今祁山堡武侯祠内，有清顺治十年（1653年）陕甘监察御史何承都所立《重修祁山武侯庙并祀田记》碑，碑文赞誉祁山“四峰簇拥，两水环带，东则关山雄峙，西则五凉上流，盖秦蜀之要道，而中原之资武也”。其以政治家的视角和襟怀，又秉持历史家的博通，而运用浪漫的文学笔法，准确地道明了祁山作为军事交通咽喉要地的地理形胜和战略地位，真可谓经典之论。
  三、秦王朝的摇篮和氐羌民族的腹地
  祁山之于三国历史的重要，固然在其军事战略位置的特殊性，而其深层次的军事文化因素远不止此。
  祁山所在的西汉水上游地区，不仅是秦民族的发祥地，秦国和秦王朝的摇篮，还是先秦、汉魏时期我国西部古老的西戎、氐、羌民族长期聚居活动的舞台。自然环境优越，开发历史悠久，农牧业文化发达，经济富庶，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是古代关中以西、雍州陇右地区著名的粮仓和牧苑，自然也就成为战争时期的军资府库。
  1994年，祁山西端的大堡子山考古发掘了春秋初期秦国君的大墓。③1998年，祁山西南、大堡子山东南、西汉水南岸的圆顶山又发现了春秋时期的秦国人墓地。④2004—2006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西汉水上游发现了包括大地湾一期、仰韶、龙山、齐家、周秦、寺洼等各期各类文化遗址98处。特别是祁山所处的“大堡子山—赵坪”遗址区，仅秦文化遗址就有20多处，西汉水流域共发现寺洼文化（大抵属戎或氐羌文化）22处⑤，各类考古学文化遗迹密集叠压，交错分布，序列完整，在史前社会和夏商周三代是原始先民、秦人、西戎和氐羌各族长期定居繁衍、融合发展的地方。源源不断的考古发现证明，礼县西汉水上游的祁山一带就是《史记·秦本纪》所载的秦民族发祥地和秦国早期的活动中心“西垂”。
  西垂也名西犬丘，一度又是犬戎的居地。①秦人自公元前12世纪的商末入居于此，凭借着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质资源，植谷牧马，在与西戎各部的斗争和融合中，生息壮大，逐渐崛起，最终受到西周王室的重视，始封附庸于秦地，继而受封为大夫、西垂大夫。在做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后，因伐戎护卫王室之功，于公元前770年立足西汉水上游建立了国家。②有学者认为，今西汉水北岸、西和县长道镇对面祁山南麓的“红土嘴”一带可能为当年秦国的第一都邑“西垂宫”遗址。③这里周边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至今仍是重要的产粮区；不远处的盐官镇曾是闻名全国的西北骡马市场，秦人选择在此立都，不无道理。
  事实上，自秦国东迁关中至秦朝灭亡的五百多年间，秦人一直非常重视宗庙、祖陵所在的西垂。④战国时在此设置了西县，隶属于陇西郡。⑤近年来，西安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西盐”⑥和“西采金印”⑦封泥，即西县主管盐井产业的官员和主持采矿官员的印信戳记。在礼县、天水、宝鸡等地出土了带有“西工”字样铭文的战国青铜戈⑧，即西县武库工匠所造的武器。这些充分说明“西垂”地区是秦国、秦王朝后方重要的经济特区和军事基地。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当地资源富集，且经过了秦人几百年的开发经营，基础雄厚。另一方面，《后汉书》记载，西戎的后裔在陇右最主要是氐、羌。⑨西县地接氐、羌各部，关系着边境的稳定。西汉平定西南夷，增设郡县，景帝在祁山北部设氐道（县）⑩，武帝于祁山西南部置武都郡⑪，聚居其地的武都羌，就是后来建立仇池政权的白马氐族，其“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⑫。《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陇西、天水“西有羌中之利”，大抵即指此类而言。西县在两汉时同样是中央政府的牧苑，祁山西南十余里处的今西和县“长道镇”附近曾出土过著名的“天水家马鼎”。⑬而且这一带也是氐、羌与汉民族杂居的地区，“长道”在秦汉或为“羌道”①，就是羌民族聚居的县。当地曾出土过东周时期的“羊侯剑”（现藏甘肃省博物馆）。②东汉后期，具有羌族血统的马超家族一度任职于西县、天水一带（超祖父字子硕，曾为天水兰干尉，娶羌女，生腾，腾生超）③，并非偶然。
  因为西县既是传统的经济军事重地，物产丰饶，位置险要，又是汉与氐羌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区，情况特殊。所以，曹魏政权高度重视，依靠原有雄厚的基础，在此积极发展生产，屯兵久驻。④另一方面，早在平定汉中张鲁后，曹操就两次大规模迁徙武都氐六万余落至“京兆、扶风、天水界”⑤，其目的是极力消除西县地区民族问题上的不利影响，全力构筑其西南边疆的军事重镇祁山。因而至诸葛亮北伐出祁山时，当地已是相当繁富了。《读史方舆纪要》：“武侯出祁山，祁山万户，出租五百石供军。”诸葛亮自己也说，祁山“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⑥。蜀汉后期，姜维北伐，屡出陇右，邓艾认为，蜀军“若趣（趋）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县（悬）饵”⑦。《水经注》记述祁山地区“古谚云，南岈北岈，万有余家”。诸葛亮在一出祁山兵败街亭后，即“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⑧。可见，祁山富甲一方的经济，尤其是充足的粮草和繁盛的人口，既可以最大限度地补充军需，又能广泛地扩充兵员。兵出“地接氐羌”的祁山⑨，还可以实施诸葛亮《隆中对》“西和诸戎”的外交策略，不断向陇右的凉州渗透势力，拓展国土⑩，魏延入羌中的目的即在此。诸葛亮收降了羌人姜维，并把他培养成蜀汉后期的栋梁。姜维“九伐中原”⑪，基本上是沿袭出祁山、西进羌中、征战陇右的军事战略，原因亦在此。
  可见，作为秦王朝摇篮和氐羌民族腹地的祁山，具有传统的经济、人口、民族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诸葛亮把蜀汉的北伐大业押在祁山一线，是有深刻原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祁山留存的“三国文化”及史地遗迹，同样因历史固有的连续性绝不至于孤立，而必具有其系统的渊源和深厚的底蕴，其对于揭开中华西部古文明的神秘面纱，不仅是一面丰富可观的文化脸谱，更是一座尘封待启的历史宝藏。
  基因传承：“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非遗”及其生态保护
  ——以陕、甘、川毗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①
  刘吉平
  开发还是保护一直是“非遗”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旅游开发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积极意义，即所谓“保护性开发”的原则。另一种观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持消极态度，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原真性，造成文化的庸俗化、舞台化及商品化。②
  如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商品或者推介商品的附属物进行开发，那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将湮没于现代商业运作的浪潮之中，其最具典型的特征——独特性将不复存在。任何把多样性变成单一性，独特性变成普泛性的培训、改编、开发、保护都是失败的。
  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非遗”与自然生态
  人生活在自然当中，衣食住行等现实生活离不开自然，自然环境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生活和现实中，特别依赖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且彼此间有着天然的依存共生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只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置在活态的“山水”和“新鲜的空气”当中，让其有足够的自然“养料”，才能健康“成活”。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中这句充满诗意的话引发了读者的关注，“记得住乡愁”成为媒体的焦点。但乡愁，如何才能记得住？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与记得住乡愁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方能记得住乡愁，方能在城镇化中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让新型城镇有历史传承，有地域风貌，有文化脉络，有民族特点。
  传统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建设美丽城镇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保留村庄原始风貌，传承具有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山水”与“乡愁”不可分割。在城镇化建设当中，我们往往丢舍弃了“文化生态”建设，忽视了“非遗”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非遗”的保护必须是整体的、多维度的，任何断章取义和分割自然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
  如各地文庙、庙宇、寺院、古建、广场等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各地方举行重要民俗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如传统戏剧、民间舞蹈、体育杂技等“非遗”赖以生存的空间，这些场所的存废到关系“非遗”项目的推广、传播和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给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繁荣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在新型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之中，舍弃、损毁了当地的庙宇、祠堂，取缔了一些常见的传统民俗活动，借鉴“外地经验”统一规划改造民间建筑、民族服饰。延续数千年的民族民间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土壤，“非遗”项目迅速地同化、变迁和消逝。
  陇南地处秦巴山区陕、甘、川三省的交汇之处，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和连通南北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地域风貌十分独特：西部向甘南高原过渡，北部向陇中黄土高原过渡，南部向四川盆地过渡，东部与陕西秦岭和汉中盆地连接；由东南向西北，气候依次从亚热带湿润气候向暖温带湿润气候、温带半湿润气候和高寒阴湿气候过渡。正是这种“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举头峻峭嵯峨，侧耳波涛汹涌”的自然景观，孕育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民间文化。
  陇南市武都区鱼龙乡的“高山戏”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源于按一定程式即兴表演的地方戏曲调，当地人早先称其为“演故事”“走过场”“唱过板”，内容以宋朝人物故事和乡村人景为主，生活气息十分浓郁。后来，经过专家的“斧正”和扩容，从原先“演故事”的小戏，发展成为可以演“剧本”的大戏。从它流传于民间的这些别称我们不难想象，高山戏与最早栖息在这里的先民的祭祀活动有关，脱胎于祭祀活动或民间社火活动，融合了音乐、文学、舞蹈，兼具戏曲、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兼具社火、杂耍、民俗宗教活动多种文化形态。①从其表演程式和程序来看，带有明显的祈福、娱神和自娱等性质。尽管后来的地方艺术家将民间“小戏”扩容为“大戏”，并走出大山，登上了“大舞台”，参加了各种级别的演出；但是，走出大山的高山戏并未得到普及，依然同其他地方剧种一样出现了生存危机。地域文化如果异地搬迁或者挪移，那就会离开其生存的土壤和环境。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决定着一定地域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决定着一定地域文化的生存状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一方面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也改善了文化的生存状态。①民问戏曲多是为了“祀神”，无论演员还是地方观众，均想在这种祭祀活动中得到“神灵”的佑护，祈求一方平安。高山戏唱腔和表演兼有秦剧和川剧的特点，演出场地以汉族民间打麦场、农家园、庙会戏台、社火戏台为主。因而，斯情斯景，离不开高山，离不开祭祀，离不开祈福纳祥。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演员的情感才会被调动，观众的情趣才会被感染，游客的思绪才会被同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愁是伴随着城市文明的出现而出现的，是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变中诞生的心灵景观；是游子对亲人的思念，是对故乡的依恋，是对一方风土人情永难割舍的眷恋。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积淀“乡愁”，留住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留住乡愁。因此，任何地域文化如果离开或者改变了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将不能永久存活和永续发展。
  “非遗”作为民族文脉的精华，是广大农村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其保护与传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地域性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共同构成了村寨严密的资源系统。调动政府、市场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优化村寨自然环境，挖掘地域文化，以“文化十旅游十城镇化”的方式，在青山绿水中，整体、多维度地就地进行美丽乡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才是保护与传承“非遗”的关键所在，反之亦然。
  二、基因传承是根本：“非遗”与文化生态
  “非遗”蕴含的文化、哲学、道德、伦理等精神内核已成为不同国家民族定位自身的基础，也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和深层体现。赓续文化传统，修复文化生态，是复兴中国精神的保障。③城镇化不仅仅是物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意味着新型城镇化要围绕“人”这个核心因素，着力推进人的城镇化。④将传统文化根植于青山绿水当中，城镇化建设才有生命和灵魂。
  由于现代科技的高速介入，“非遗”文化生态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如何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生态已成为“非遗”发展的重中之重。以经济效益为标准的开发已经让“非遗”严重地同化和异化，留住“乡愁”，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才是“非遗”开发发展的关键。
  2002年，胡朝相在“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上首次提出关于生态博物馆“非遗”保护的问题；巴莫曲布嫫（2008）认为，必须从人类学、民俗学、旅游业、媒体和知识产权等相关领域促进对“非遗”的尊重⑤；彭兆荣（2010）强调，要继承和保护原始的、原初的、原生的、原思的、原真的、原住的、原型的、原创的文化生态①；高小康（2008）认为，必须以基因保护前提，才能使“非遗”在当代文化环境中良性发展②；汪欣（2011）强调了“非遗”生产性保护理念；宋俊华（2015）提出“参与式数字化保护”理念；乔晓光（2016）认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文化传承活的载体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③；苑利近十年来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数十篇系列研究论文，就如何开发、保护与传承“非遗”，向政府、民间、学界建言献策；黄大同（2011）坚持认为创新后的成果属于将来的“非遗”，而不是当下的传统遗存；宋俊华（2012）认为“非遗”开发应坚持以人为本、生产性保护、文化生态保护、依法生产等原则④；潘鲁生（2014）强调借鉴亚洲国家“非遗”资源转化经验，创造性地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形成“非遗”生态性开发、保护和传承范式⑤；曹保明（2015）认为：守护乡愁，先要留住“活着的文化”；昊玉萍（2017）从生产和销售策略方面探寻“非遗”产品的市场化路径，保护与创新并不矛盾，如何在创新中继承才是“非遗”发展的关键。
  从“概念价值”到“传承保护”再到“开发创新”，“非遗”研究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制度层面到实现，从“重申报”到“更重保护”，从常规研究到“互联网十”，“非遗”保护实践趋于务实、具体，注重与“非遗”传承人、现代科技、现代生活的结合。总体而言，“非遗”保护与国家战略的结合更加紧密，中国特色更加鲜明。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非遗”的基本问题以及与旅游之间的关系上，而国外研究更加侧重于旅游目的地建设与管理以及旅游者研究；国内看中的是“非遗”经济价值下的开发式保护，而国外更注重的是“非遗”的立法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这种关注点的不同，正是“非遗”开发与保护的关键所在，“非遗”所需要的不是以经济收入为指标的开发，而是放置在文化融通与民族和合共生的大背景当中的，以生态保护和基因传承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
  “非遗”是活态的文化，具有时代性特征，因而“非遗”保护当随时代而动。无论开发还是保护，基因传承是根本命脉。创造性地利用“非遗”资源，保护其生态环境，优化其生存空间。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建与时俱进的“非遗”发展体系，实现经济、社会、文化三位一体的良性发展。
  在陕、甘、川毗邻区域，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齐家文化遗迹在西汉水、白龙江、嘉陵江、岷江上游地区交错分布；秦早期文化、三国文化、嫘祖文化、大禹文化、三国蜀汉文化、蜀道文化以及古氐羌文化相互交汇；汉族、藏族、羌族毗邻而居，民族的和合共生与文化的多元融通对区域内的“非遗”产生了重要影响。
  截至目前，陕、甘、川毗邻的四川广元市、绵阳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陇南市、甘南市，陕西宝鸡市、汉中市，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有四十余项。其中藏族、羌族以及古氐人等特色项目占据主流。
  而有关彝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藏羌以及古氐人的文化处在同一条文化通道——藏彝走廊及其延伸线上，即：青海东部—陇南—川西—川西南—西藏东部—云南西部。这是我国古代茶马贸易的主要通道，也是氐羌族系迁徙发展的历史轨迹。
  在藏彝民族走廊之间，分布着众多著名的江河及其支流，为古代氐羌族群的迁徙提供了条件。①陕、甘、川毗邻区域有众多交汇的河流，西汉水、白龙江、白水江、嘉陵江、岷江等为氐羌族系的迁徙提供了物质保障；由氐人杨氏所建立的仇池古国在这里延续达三百余年。古代氐羌族群自北向南的迁徙与这一区域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直至今天，这里的民族民间文化依然刻有深深的氐羌文化烙印，这里有民族文化繁衍的基因。
  陆上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条是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另一条是从成都出发，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印，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
  陕、甘、川毗邻区域古道纵横，自成都向北，由陕入蜀，有翻越秦岭到汉中的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古时汉中属蜀国），有从汉中翻越大巴山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又称洋巴道），也有由甘肃入蜀的阴平道、青泥道、祁山道、阴平道、故道等。秦蜀古道和陇蜀古道成为连接南北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汉、藏、氐、羌等民族通过这些纵横交错的古道网络，进行广泛交流。在这种多民族和合共生、文化多元融通的背景下，陕、甘、川毗邻区域民族民间艺术体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成为必然。
  聚焦人文生态，营造良好人文生态环境，是“非遗”项目能够实现顺利传承发展的重要条件。②从甘肃甘南、陇南，到陕西宝鸡、汉中，再到四川广元、绵阳以及阿坝，以氐羌藏文化为纽带，紧紧围绕核心价值理念，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基因，阐发中国传统美德、人文精神，形成从个体、群体到公众的社会联动行为，由文化自觉、自信到坚实文化信仰，最终凝聚内化民族的文化精神。
  三、合作机制为契机：“非遗”保护及其旅游开发
  活态传承是“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理念，但在“非遗”保护工作的进程中，对于活态传承的认识中一直存在着关于“非遗”保存的本真性与发展演变之间冲突问题的争论。③“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环保、低碳、绿色的科学发展理念，以基因传承为根本，修复自然生态，营造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建立整体的、多维度的立体旅游开发及其研究网络，追根溯源，保存“非遗”文化基因，保持文化传统生命活性，构建传统文化生态壁龛。
  陕、甘、川毗邻区气候相近、文化相通，土地肥沃，河流纵横，阡陌交错，渠堰塘库星罗棋布，有着金丝猴、大熊猫、朱鹮、羚牛等珍贵的国家级保护动物。从甘南到陇南再到汉中、广元直至阿坝，从高山草甸到原始森林，垂直分布的多样性气候和独特而多样化的自然风景也孕育了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对于“非遗”的挖掘与保护，陕、甘、川三省实施合作开发机制是关键。但就目前而言，三省还未能有效地形成区域内旅游开发的合作机制。
  以“非遗”旅游开发与保护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翔实的田野调研，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以点及面、由表及里，深入解剖和管窥陕、甘、川毗邻区域“非遗”的奥秘，追寻南北丝绸之路之间的历史脉络和文化渊源，探索陕、甘、川毗邻区域丝绸之路文化的真实面貌，从而科学定位和准确揭示陕、甘、川毗邻区“非遗”文化形态，构建科学合理的“非遗”旅游开发和保护体系。
  （1）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及其生存环境的田野调研。对陕、甘、川毗邻区现存文化遗产进行广泛深入的田野调研，对“非遗”进行系统的分类、归纳和整理，为项目研究确立管窥豹斑的立足点、突破口和伸展研究的切入点。
  （2）陕、甘、川毗邻区丝绸之路及其“非遗”文献学研究。结合田野调查资料，系统梳理和归纳有关“非遗”的地方史志、民间文献、民间图录，全面探究陕、甘、川毗邻区丝绸之路及其“非遗”的基本面貌和演化历程，揭示其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建立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全景式研究的基本框架。
  （3）陕、甘、川毗邻区“非遗”的历史背景考察。结合区域内的“非遗”，对陕、甘、川毗邻区秦早期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的介入进程进行考察和溯源分析，揭示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多元融通的文化背景。
  （4）陕、甘、川毗邻区多民族文化和合共生的考察。通过对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和“藏彝走廊”文化符号的对比研究，厘清氐、羌、藏、汉文化相互交汇融通、对立碰撞、共同发展的过程，全面揭示陕、甘、川毗邻区“非遗”的本质内涵。
  （5）陕、甘、川毗邻区“非遗”生存发展现状调查及面临问题分析。立足于当代生态人类学视野，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等文化生态诸因素入手，从历史、文学、艺术、体育等多学科、多层面入手，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和居住体验等方式，参与“非遗”展演和传承的每一个环节，对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及其生存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分析，追寻“非遗”衰落、变异的根本原因。
  （6）陕、甘、川毗邻区“非遗”旅游开发构建研究。通过对区域内各种类型的“非遗”旅游开发现状的调研，深入挖掘“非遗”的历史文化价值，提炼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探索“和合共生、基因传承”状态下新型的、绿色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非遗”旅游开发模式和开发路径，为构建陕、甘、川三省联动的“非遗”旅游开发体系建言献策。
  （7）陕、甘、川毗邻区“非遗”生态性保护研究。联结“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大力宣传区域内“非遗”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强化群众的文化自醒、自觉、自信、自强信念。紧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在具体实践中探索“非遗”生态保护的新思路、新做法、新路径、新模式。形成以保护为核心的“非遗”旅游开发体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实现陕、甘、川毗邻区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8）高校“非遗”传承与学科建设研究。通过开设有关“非遗”的专业课程和校本课程，组建“非遗”社团和研究中心，开展讲座，召开“非遗”文化建设研讨会等形式，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与地方政府、“非遗”传承人进行互动，建立“非遗”文化实习基地，培养“非遗”传承人和“非遗”研究者，形成学校、政府、社会三者合作的研究体系。
  （9）深入挖掘区域内“非遗”的多元文化背景，厘清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发展的文化脉络。开展各种形式的“非遗”展演活动，加强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促进国家文化战略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融合。
  （10）整合三省“非遗”旅游资源，树立“大区域”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项事业共同发展的理念，加快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区域合作共赢。加强丝绸之路沿线省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搭建起以“非遗”传承与保护为核心的交流、研究平台，构建“非遗”开发、保护与传承体系。
  跳出学科本位，摆脱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以宏阔的理论视野和实践勇气对陕、甘、川毗邻区“非遗”进行科学研究；借鉴国外“非遗”研究的新理念，密切结合当前我国“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地方性经验，通过跨学科、跨区域的融通与对话，追寻陕、甘、川毗邻区“非遗”的文化基因；拓宽研究视域，深化认识与理解，探寻以“和合共生、基因传承”为主线的生态性开发与保护模式，提炼富有创新性的理论与方法，建立多学科融通的综合性研究体系。
  通过研究，充分认识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区域经济发展三者之间协调发展的关系，建言地方政府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形成政府、传承者、消费者和研究者之间的文化生态链；整合陕、甘、川区域的优势资源，打破地域限制，联合开发“非遗”旅游产品，设计旅游线路，抱团旅游营销，实现“连点成线，以线带面”的共赢发展模式，形成一个创新发展联合体；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立体化空间中，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结语
  以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可持续发展为总目标，以区域内民族民间美术文化为切入点，以“非遗”项目研究为主线，以丝绸之路、陇蜀古道和藏彝走廊文化研究为侧翼，运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通过田野调研、资料整理、合作交流、实践体验等环节，厘清陕、甘、川毗邻区域“非遗”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探寻“非遗”开发、保护的路径与模式，最终实现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可持续发展目标。在青山绿水中，永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一带一路”沿线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几方碑刻看东沟峡古道的重要地位
  陈宝军
  徽县自古为要津，古道在县境内分布极广。其中青泥岭古道在中国古代交通中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文化遗存，已引起古蜀道研究专家和学者的重视。除青泥岭主干道之外，徽县境内还分布着众多古代道路分支，它们不同程度地承担过军事、商业的重任，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和开发利用价值。
  徽县南部山区峰峦叠嶂，河流纵横，修筑道路十分艰难，但这里又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因此古道分布相当复杂。特殊的地理状况使这个区域主道和间道纵横交错，特别是许多山间小道，因其便捷和隐秘，又与青泥岭古道相呼应，在古代交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位于嘉陵镇严坪村的东沟峡古道便是其中之一。东沟峡是嘉陵镇严坪东西走向的一道峡谷（即月亮峡），峡谷长约四十公里，出东南即陕西略阳县境。整个峡谷穿越三滩腹地，崖壁陡峭，林木茂密，谷地河流较为平缓，作为沿嘉陵江修筑的青泥岭古道的一条辅助性道路，自古以来，就承载着战事需要和商旅往来的重任。从残留的古道遗迹和严坪的村庄规模，以及现存的几块碑刻①，即可见其在古代入蜀道路中的重要地位。
  第一块碑即“徽县严坪重修世德桥碑”，其碑文如下：
  窃思利济行人，惟在修理桥梁。矧兹河上非桥，则义川龙脉东西两不相接。述历代老人遗言，旧系架木覆土为桥，不知始自何年，作自何人，且无碑足征。所可记者，于乾隆四十年间有介宾孙公印思，仁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一人捐费，修建板桥数间，上覆脊瓦，两旁排槎栏杆，悬匾额名曰“世德桥”。由之者则坦然无疑，瞻之则佳境可采，洵义川大观也。贡生程公莱印佩爰题《世德桥亭律诗》，至今犹有存而识之者。奈嘉庆十六年六月内，水涨势甚，惜乎桥亭推淌，遂致担负驮骑，隔岸相呼，攀藤涉险。幸有同结善缘几人，不曾数月，微刻小路，仅利徒步。迄今数十年，不惟逢秋夏微涨，即阻人以莫过，即冬春旱干，亦冰冻窄险而难通，往来者触目心惊。念老成典型，不忍湮没，爰集同志，鸠工凿石，修砌捲桥，功竣立碑，非敢以微事而矜张，特以小善不容没，故垂碑永传不朽云尔。
  会首：寿官杨畅施银十六两五钱；孙普施银三两五钱；孙登碑施银四两二钱；孙登库施银四两六钱；武生孙登甲施银十六两五钱；孙登峰施银二两四钱；生员严师陵，字辅之，号华峰，题并书。
  大清道光二十六年岁次丙午七月中浣之辰。
  石工周顺、邰邦贵敬立。
  这块碑刻遗存于严坪村内，明确记载严坪即为古代思义川。明《徽郡志》：“思义川，东南七十里。”清嘉庆《徽县志》（山水）：“思义川，东南六十里。嘉陵江南，即古泉街水，其流甚微。路由山石关峡达黑河，汉《地理志》：泉街水南流至沮入汉。沮今黑河也。虞诩按：‘行山谷，由沮至下辨数十里，烧石剪木，以天运道’即此。”由此可见，东沟峡即古之山石关峡，其河流应为“泉街水”。
  第二块碑为“严坪石关峡筑路碑”，其碑文如下：
  天下事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不传。兹山石关峡路途险峻，古今同概。自道光二十五年鸠工，打石修砌，宽大丈余。工竣尚未立碑，被水冲没，担负驮骑，仍复如故难行，不为重修，则前功尽弃，亦甚可惜。今值功竣，并勒诸石，以永垂不朽云尔。
  生员严师陵施钱一两二钱并题书。
  咸丰三年七月十五日吉旦立。
  此碑现遗存于严坪村内。
  民国版《徽县新志》（要道）记载：“县东南百二十里山石关峡，自田家河逾江，经梨演头，思义川而至人沔、略黑河路。石栈深沟，崇岗密箐。”进一步确认山石关峡古道应为东沟峡古道，这条古道也是进入陕南的一条重要通道。
  第三块碑为“严坪大东沟修补路桥碑”，其碑文如下：
  盖闻虽尽南东之美，仰观宇宙之大，为途溪涧之险，跋涉艰难之岖。上下桥梁朽坏，风雨冒渎，来往客商，行步艰难。齐心募化，善男信女，捐资相助，帮补糠桩，填溪坪涧，功果成就，堪石立碑，永垂不朽，以是为序。
  修补桥梁道路人：梁胜林
  皇清道光岁次庚寅十月毅旦立
  匠师：孙渔
  会首：杨世明助钱二千。复兴恒、鸿兴永、光兴合、王星益各出钱一千。
  二合德、永顺苏各出钱五百。严生生、李恭陲各出钱二百四。永怀德、邓正廷、唐三朝、蒋康廷各出钱二百四十。梁重凤一百六十。黄安贵、莫仕贤、周汝富、李忠乾、赵寅各出钱一百二十。盛连有、李万、蒋唐元、廖仁忠、康有爵、吴再富、胡南寿、唐才兴、王洪义、王尚伦各出钱一百十。黄恩连、姚□鳌、李显秀、□平兴、各出钱一百廿。何正金、陈玉春、钟胜有、黄元坤、黄盛□、胡光文、刘朝升各出钱一百。江弘贵、邓学金、邓学贵、任正才、李学先、陈正□、各出钱八十。廖崇贵、□忠方、王秀□、王□才、杨思俊、周金祥、□通盛各出钱□□。杨再华、吴再贵、□德荣、卢子兴、杨□合、陶地寿各出钱六十。叶朝富、盛学洪、黄信章各出钱五十。毛尚□、邓忠成、何志汉各出钱四十。李廷门廿文。
  此碑位于大东沟中部，立于崖壁之上，真实记载了东沟峡古道的艰难险峻，其通畅状况对于当时的商旅通行影响极大。为了客商往来的方便，各方筹资维修道路，确保通行。捐资者众多，人员构成也十分繁杂，其中有不同阶层的个人出资，也有复兴恒、鸿兴永、光兴合、二合德、永顺苏等商户出资。这些出资者应该是对这条古道依赖性很强的商户和商旅之人。
  沿东沟峡河谷而上，沿途古道遗迹众多，出严坪向东约两公里的大石门处即有较大规模的古栈道遗迹。在大东沟上部，古人居住的遗址随处可见，不乏规模较大的客栈和作坊建筑遗迹。据当地老人回忆，在宝成铁路未修通之前，东沟峡古道依然是商贩往来的道路，贩运茶叶和药材的商贩常往来于此。1936年，王震率部北上，从东沟峡经过，在严坪休息一夜，临时指挥部房屋尚存。
  严坪村位于嘉陵江东岸，东沟峡古道下段，地势险要，对东沟峡古道有掌控之势，村庄布局及房屋建筑有显著的明清遗风。虽历经多次改造和变迁，但依然保留着古代商旅活动的痕迹。部分石铺街道依稀可见，众多修路碑刻和雕凿精美的墓碑完好无损，文化内涵深厚，可供研究的信息量较大。可以想见当年严坪商旅往来、店铺林立的繁华盛况。
  综上所述，由嘉陵江东岸历严坪，过东沟峡进入陕南的这条山间古道，是陇蜀古道和茶马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陇蜀文化交流和商贸流通产生过积极影响。
  汉河池县之战略地位、交通及古城址考释李振华
  汉河池（今徽县）属秦岭和大巴山相错之地，面蜀背秦，形势险要，有“秦陇锁钥，巴蜀咽喉”之称。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县域之内先后发现了不少彩陶、石器等史前时期文物。原始聚落遗址分布密集，文化遗存丰富、类型多样，“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有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和寺洼文化安国类型”①。先秦至西汉初年，徽县及周边地域为氐羌民族杂处之地，马长寿先生在《氐与羌》一书中认为：“陇、蜀之间的西汉水和白龙江流域，自古就是氐族分布的中心所在……那里山川险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略可自给。”②但有关汉代河池县城址史书记载不详，今人又很少做系统研究，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并结合相关考古资料，对汉代河池县的战略地位、交通及古城址等问题做一系统的探讨。
  一、河池设县及历代沿革
  今陇南市之徽县以元代徽山驿为名，《徽郡志》云：“山峰秀美，故名徽”。汉武帝经略西南，于元鼎六年（前111）以白马氐地设武都郡，下辖有河池县。《汉书·地理志》载：“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河池，泉街水南至沮入汉，行五百二十里。莽曰乐平亭。师古曰：《华阳国志》云：一名仇池，地方百倾。”③据《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时武都郡治移至下辨，仍下辖有河池县。三国时为魏蜀争夺之地，西晋属武都郡河池县。晋元康六年（296）至北周大象二年（580）的280余年中，居于徽县及周边地域的氐、羌民族先后建立了前后仇池、宕昌、武都、武兴及阴平等地方性政权。隋开皇初，废广化郡，改广化县为河池县，并省思安县入，统于河池郡。唐于其地置河池县，属山南西道凤州河池郡。五代之乱，割据无常，宋亦置河池郡，属凤州。绍兴之时，金人南侵，吴玠、吴璘凭险据守而保蜀口，至今仍有遗迹可寻。元初，置南凤州，至元元年改为徽州。明清因之，雍正七年（1729年）降州为县，改属直隶秦州。
  有关武都郡的记载较早出自《史记·秦本纪》，云：“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于丰水之中。”此说是一神话故事，武都为武都道，故道即今两当县和陕西省凤县部分地域。又《魏书·列传·氐》载：“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而世一朝见，故《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也。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可知武都郡所处之地在先秦、秦及西汉之初为氐、羌杂居之地，其地称之为“白马”；汉武帝遣郭昌、卫广征伐白马氐、羌，后在其地置武都郡取代“白马”，其下辖有河池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河池“汉置，后汉建武十一年，公孙述使王元等据河池拒汉，来歙攻破之，即此。后魏曰广化，置广化郡。隋郡废，县复旧名，故城在今甘肃徽县西。宋移治固镇，元废，即今徽县治。”①
  综上所述，汉河池（今徽县）之设置缘由、历代沿革已大致考释清楚，以及其地名由汉之河池到元之徽州，及清雍正朝后改为徽县之脉络也梳理明晰，在此不赘述。
  二、河池之军事战略地位
  徽县（汉河池）形胜险阻，山川秀美，秦陇屏蔽，巴蜀门户。明人郭从道《徽郡志》曰：“诸山环峙，两水合流，东接连云，西达仇池，北倚紫金，南通白水，关陇之襟喉，巴蜀之门户。”②清代方志《徽县志》曰：“徽县古河池，从来用武之地也，襟要陇蜀，形胜险阻，百二疆场实有来焉。”③西秦岭绵延其境，山崖盆地相间分布，诸溪合流于嘉陵江，自古为秦陇交通与巴蜀交通之要道，乃兵家必争之地。《读史方舆纪要》载：“州接秦、陇，俯瞰梁、益，襟带东西，称为要地，陇、蜀有事，河池其必争之所矣。公孙述之并汉中也，据河池以拒汉军，来歙克之，而蜀人大震。五代梁贞明初，岐、蜀相攻，蜀人出河池，遂兼秦、凤。宋保蜀口，亦置戍河池，以绝女真窥伺之路。蒙古人入蜀，河池降而凤州以南次第崩溃。河池介于秦、凤间，其可以以散地视之欤？”④
  汉河池（徽县）东依秦岭，西接岷嶓，有屏卫关陇、蔽护巴蜀之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阶备志·形胜》载：“夫阶、成、和、凤，蜀之垣墉也。其地险绝为吾障蔽，则关内诸州，虽不立城郭自然安固。”⑤汉光武帝感叹道：“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鬓发为白。”⑥又有李白《古风》诗曰：“物苦不知足，得陇又望蜀。”①据此可知，汉河池（徽县）实为“秦陇锁钥，巴蜀咽喉”，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读史方舆纪要》载：
  州接壤羌、戎，通道陇、蜀，山川险阻，自古为用武之地。后汉虞诩为武都太守，占相地势，筑营垒百八十所，以制羌裔。诸葛武侯图兼关、陇，先取武都，为北伐之道。晋之衰也，仇池氐杨窃据武都，北侵陇西、天水，南扰汉中，纵横且百余年。盖虽僻在西陲，而控扼噤要，用之得其道，未始不可以有为也。若其制两川之命，为入蜀径路者，则曰阴平道。②
  《蜀鉴》载：“《华阳国志》：武都郡治下辨，今成州，一名武街，有故道县、河池县，即凤州也。盖武都乃今阶、成、凤州之地，南郑之喉襟，武侯所必争也。”③汉河池（徽县）地处我国阶梯地形过渡地带，位于秦巴山区、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三大地形交汇区域，西过成、武向青藏高原西侧边缘过渡，北部向陇中黄土高原过渡，东部与西秦岭山地和关中平原接壤，南部向陕南和川北山地过渡。
  由于汉河池（徽县）地处南北过渡和民族杂居区域，历史上曾起到屏蔽关中、护卫巴蜀和控扼氐羌的重要作用，因而其是中央王朝高度重视的战略要地。
  在中央王朝势力强盛的时期，河池（徽县）是其开疆拓土、征伐羌戎的战略用兵区域和前进基地；在中央王朝衰弱时，河池（徽县）又成为地方割据政权抗衡、争夺南北的天然屏障。故而徽县及周边地域历史上先后有汉高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汉光武帝“得陇望蜀”，诸葛武侯“六出祁山”，邓艾偷袭阴平，氐族杨氏割据，吴氏家族保蜀抗金等历史活动的发生。这些历史时期发生的政治军事活动，在经历了岁月的洗涤后，有些已成为耳熟能详的成语典故。
  三、河池与古代交通
  汉河池（徽县）在地质构造上属南北秦岭褶皱的西延部分，山系发育于古生代褶皱带和前寒武系地层，燕山运动使其褶皱断裂，形成境内山体高差悬殊、地形复杂、地貌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九山一川、夹有盆地的地形特征。河流下切剧烈，形成浅山丘陵盆地地貌区，成就了富饶的典型山间小盆地——徽成盆地，包括今成县、徽县、两当三县所在地。
  高天佑在《陇蜀古道考略》一文中写道：“但由于本区山大沟深、江河纵横，地形地貌形式多样。同时，本区又是多民族杂居之地，陆路水运或纵横交错，或时断时续，或废旧辟新，或扑朔迷离，历史既久、名称繁杂、称呼不一。自西周以来，便有周道、故道、下辨道、西狭道、天井道、阴平道、景谷道、祁山道、青泥道、白水路、飞龙峡栈道、羌氐道、吐蕃道……”“无论如何，陇蜀古道作为介乎西北与西南的文化、经济与交通的孔道，说它是南北丝绸之路的又一座桥梁，这似乎是毋容庸疑的。”①
  历史时期，东西向的秦岭山系和逶迤南来的岷山山系阻断南北，秦陇与巴蜀之间的交通极其艰难，素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因而贯穿于山地之间的西汉水和嘉陵江水系河谷，便成为沟通秦陇与巴蜀的交通生命线。穿越西秦岭山地及河流谷地，便可南通巴蜀，西入关中。据先辈学者研究成果，其主要路径有陈仓故道、祁山道、沓中阴平道、洮岷迭潘道四条。同时，由于徽县及周边地域是中国最早的茶叶交易市场，也是茶马贸易的主要场所，再加之麝香等中药材以及稀有土特产品的交易，使得本区贸易繁荣，并开发延伸了诸多支路交通，具体有寒峡支道、黑谷支道、覆津道、鸣水道、青泥河道、青泥岭支道、白水路、天井道等。
  陈仓故道，起自陈仓，西南行经大散关至故道，沿嘉陵江河谷而下过沮至汉中。严耕望先生称之为散关凤兴汉中道：“今以里数核之，乃西北取兴州顺政郡（今略阳），凤州河池郡（今凤县），折而东北，出大散关，经凤翔府扶风郡（今凤翔），再东至京师。”②嘉陵江部分河道，水流平缓可以通航，故是水陆兼行的道路。③公元前206年，汉高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即经由此道而还定三秦；宋时该道是吴玠保蜀抗金的重要交通枢纽。“历尽千百年岁月，经数十代修治拓展，其东北溯故道水可至故道县，出散关可入关中、渭水流域，向西北经河池登陆可达秦州入甘陇，顺流而下至兴州登陆乃至汉中，径流而下穿越巴中可直趋长江。嘉陵道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朝沿用，屡兴不衰，遂成甘、陕、川三省交界的咽喉。”④
  汉代以来陈仓故道是关中入蜀的主要交通道路，相传来往行人以高大的银杏树为路标，故而留下了“银杏树”这极富地域色彩的地名。陈仓故道及其支道主要沿河川谷地通行，而喜暖的银杏树也是沿河川谷地生长，这就为以银杏树作路标提供了环境基础。据调查统计，徽县共有银杏大树229株，平均生长年限八百年，千年以上的银杏树153棵，形成了一处全国罕见的古银杏树群落。2011年，国家质检总局在第128号公告中，通过了对徽县银杏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申请。
  四、汉河池县古城遗址考察
  《汉书·地理志》载：“河池，泉街水南至沮入汉，行五百二十里。莽曰乐平亭。”⑤《后汉书·郡国志》仅记“河池”二字，语焉不详。《水经注》载：
  浊水又东南，泥阳水北出泥谷，南迳白石县东，而南入浊水。浊水又东南，与仇鸠水合。水发仇溪，南迳河池县故城西，王莽之乐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浊水。浊水又东南，与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迳河池戍东，西南入浊水。①
  结合大比例尺地图可知，《水经注》所记浊水乃今成县之青泥河，泥阳水、仇鸠水和河池水分别为今之徽县洛河、优镇河和页水河，仇溪乃优镇河之支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河池水在甘肃徽县南，今徽县东有永宁河，《巩昌府志》谓：即河池水。”②河池故城在页水河流域，而河池戍在河池水之西，河池县与河池戍并存，且二者并非一地。据《徽县志》：“河池故城，西十五里银杏镇，西汉置。”③清代的十五里大致相当于今九公里许，恰在今徽县县城西北7.5公里左右之银杏镇发现汉代古城遗迹。此外，还有古老的“庆寿寺”和祭祀古河池水神的“水官殿”等古庙遗迹。1980年，在今徽县农机学校基建工地，发现“汉代武帝、玄帝以及东汉时五铢钱三式，重五十公斤，一万余枚。此外还有新莽时代的货币、货泉、布泉、大泉五十等。货币长5.8厘米，宽2.7厘米。布泉直径2.6厘米。大泉五十直径2.7厘米。货泉直径1.9～2.3厘米。有剪轮钱（货泉），直径分别为1.8和1.4厘米”④。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河池“汉置，后汉建武十一年，公孙述使王元等据河池拒汉，来歙攻破之，即此。后魏曰广化，置广化郡。隋郡废，县复旧名，故城在今甘肃徽县西。宋移治固镇，元废，即今徽县治。”⑤又《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载：“西汉置河池县，治今县西北。西晋废。北魏改制广化县，治河池故城。”⑥《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汉河池县标注在今徽县县城西北。据徐日辉研究，“汉代河池治地即今徽县境，其故址在今县治西偏北十五里之银杏镇。”⑦综上可知，西汉乃至西晋废河池前，河池故址都在今徽县银杏树镇。十六国时期其地没氐、羌，北魏虽改广化县，仍治其址。
  陈启生认为汉河池县故城在今徽县伏镇，另有一些徽县地方史志学者认为当在今徽县之永宁镇，皆误。处在今徽县泥阳水支流伏镇河流域的伏镇，并不在《水经注》所记之仇鸠水支流仇溪流域，故今徽县伏镇非汉河池故城。又据《徽县志》：“栗亭旧县，西三十里伏家镇。后魏置县，与白石同隶广业郡，西魏废，宋复置。元初汪世显行栗亭管民司事，至元中省入徽州。”⑧今之徽县伏镇乃栗亭旧址，北魏始置县，宋亦在此置栗亭县，而非汉河池县。今徽县永宁镇也非汉置河池县，而是汉所置之河池戍。《水经注》载：“（河池水）水出河池北谷，南迳河池戍东，西南入浊水。”⑨另据隋唐文献之记载，隋唐时之河池县其治或在永宁镇。《元和郡县志》载：
  河池县，本汉旧县，属武都郡。河池，一名仇池，按仇池山本名仇维山，上有池似覆壶，有瀑布。其县因山为名，山在成州界，去县稍远。今县所处，谓之河池川，故取以为名。永嘉之后，没于氐羌，县名绝矣。后魏于此置广化郡、广化县，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凤州。仁寿元年改为河池县，复汉旧名，皇朝因之。①
  故隋唐时河池县以水为名，在河池川。据上引《水经注》之记载并对照大比例尺地图可知，隋唐时之河池县在今页水河东岸。《元和郡县志》又载：“河池戍在县城中。”②隋唐时于汉河池戍地置河池县，故河池戍在河池城中。《舆地广记》载：“河池县，汉属武都郡，东汉及晋因之，后废焉。元魏置广化县及广化郡，隋开皇初郡废，仁寿初改县曰：河池，属河池郡，唐属凤州，皇朝徙治固镇。”③又《徽县志》河池故城条载：“宋开宝三年移治固镇（即今县治），乃于故城置河池驿。”④另《徽县志》载：“永宁故城，东四十里永宁镇。后魏广化郡有思安县，寻废。元初置南凤州于河池，以永宁乡为县隶焉。至元初改徽州，遂省入。”⑤北魏广化郡思安县，即隋唐时河池县，宋时其治移至固镇，固镇即今徽县县城。
  综上所述，可知西汉乃至西晋废河池前，河池故址都在今徽县银杏树镇，隋唐至宋开宝三年间之河池县，河池戍亦在县城中。宋开宝三年（970），河池县移治固镇（今徽县县城），乃于河池县故城（今永宁）置河池驿。元初置南凤州于河池县，永宁为县治，元至元初年（1264年，南宋景定五年）改南凤州为徽州，永宁县废。雍正七年（1729）降州为县，改属直隶秦州，始称徽县。
  五、结语
  弄清楚徽县在历史时期的郡县建制沿革，及其县城城址的地理位置和分布变迁，不仅对于徽县汉代历史的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弄清其在汉代以后各朝的军政建置及其城镇、聚落的空间位置，以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的地理空间，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同时，对于今天徽县的城镇规划、布局，城市发展及旅游开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徽县在历史时期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但是相关研究比较薄弱，有待于探讨的空白之处甚多，需要学界进一步地发掘与研究。此外，由于笔者学识有限，错漏实多，特以此文就教于学界，望指正。
  全球化时代陇南民间美术的几个问题
  张玉平
  陇南地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多样的历史神话传说和异彩纷呈的民间文化昭示着这片土地悠久的历史。陇南地区在历史上为氐、羌等先民的重要活动场所，其北部为秦人的发祥地。丰富的地域传统文化使得本地区在甘肃文化的发展中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故在2013年国务院批复的“甘肃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方案中，该地区被定为“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把陇南融入三地范围内，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充分说明该地区在甘肃历史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本地区在历史文化传承中的重要的视觉载体——民间美术，以鲜明的地域特点、丰富的艺术类型、广泛的群众基础、独特的造型方式等被关注。且在都市文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在申请“非遗”的带动下，一个关注本地区民间美术的潮流由此形成。
  陇南民间美术作为与本地区民间民俗文化和社会生活相关联的视觉形式，其造型模式、设色特点等都是本地区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文化习惯、审美经验的表征。正由于本地区地理位置的偏远和环境的相对封闭，其民间美术的表现样式中保留了大量的远古文化气息，有些甚至是“活态”的美术形式和文化表现。例如，文县的白马藏人“池哥昼”舞以及其语言、服饰等；西和县石峡乡的“春官”和“说春”活动以及自制的“春牛图”，剪纸、刺绣所包含的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等思想，都被完整地保留于民间美术的发展中并传承下来。通过对其的研究，在传统工业化负面效应正全球肆虐的今天，可以唤醒人们模糊的乃至忘却了的“从哪里来”的文化记忆，唤醒人们对文化之根的记忆。但从当下发展的情况来看，同全国民间美术的状况一样，随着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日益解体，民间美术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陇南地区的民间美术整体衰落了，正在快速地淡出大众的生活。从现状来看，陇南民间美术有以下五方面的问题。
  一、意义被“碎片化”
  “碎片化”原义是指完整的物品被裂成多个零碎的小块，作为学术概念原用于传播学领域，后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被应用于多个学科领域。这里的“碎片”主要指本地区民间美术赖以存在的整体文化环境和艺术生态在当代被各种因素冲击、破坏后所处的状态。民间美术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社会，以历史积淀和自身智慧发展出的一整套与社会习俗有关的美术形式，其本质是民间文化的表征之一。民间美术在传统社会的广大乡村之所以十分兴盛，是因为当时其处于“有意义”、有秩序的社会空间中。长期生活在本区域内的各民族人民，把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积累和传承的经验和智慧，如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审美观念等，通过各种形态的生活民俗、宗教信仰、歌舞音乐、戏曲、绘画、社火等，融于生活之中，使信仰与生活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整体能为民间美术表现提供“有意义”的空间，民间美术的表现有着使其具有价值的文化语境和文化形态。“但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下，每天都有许多原先可以维系微观社区互动的地方性知识被挤压成碎片，散落甚至消失。”①而传统民间美术的社会意义和审美意义恰好是由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信仰来维系的。这种地方性的知识、信仰和观念在赋予生活意义、维系族群记忆、保持身份认同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民间美术恰好是在这种地方性知识、信仰和观念建立起来的文化生态和“场域”中，才有了其多层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但这些有秩序、有规律、有完整意义的空间在当下新兴的大众文化、都市文化的冲击下，被冲得七零八落。从陇南地区民间美术所处的现状看，有部分民间美术随着传统产业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消失了。例如，曾经让人痴迷的皮影戏已经到了快没有观众的地步；春节期间的“社火”，过去不但参与人数多，有些地方要从初一一直持续到二月二，现在能组织起来的村镇已比较少；西和县的“乞巧节”对“巧娘娘”的崇拜与敬畏已经渐渐丧失，男耕女织的文化内涵已十分淡漠；香包在驱邪等精神性方面的功能已基本退场，逐渐沦为工艺品；剪纸失去生活的依托；等等。有一部分被市场“发现”，成为被开发利用的商品和民俗制品，但被发现的这部分民间美术被商品化和批量复制成城市人们的欣赏品。这些脱离了“原境”的民间美术已失去所谓的“民间性”，乡村文化中与农民们的宇宙观、道德观、生命观乃至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似乎正在碎片化，甚至空洞化。②所以说，陇南地区民间美术当下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意义的碎片化，受大众文化、都市文化挤压的陇南地区民间文化已处于边缘状态，社会空间中充斥着由大众文化和都市文化所形塑的现代生活，民间美术的大部分形态和形式已找不到自己的意义空间；即使存在，也只是单个的意义，不再是融入社会生活整体的一部分。
  二、审美价值被视觉化
  诚如巫鸿先生所言，“足够的证据说明古人在创造佛教艺术和墓葬艺术时所遵循的恰恰不是视觉这个观念”③，实民间美术亦然。历史上民间美术品制作的首要目的并不是欣赏，而是实用，在此基础上才有审美因素。实用突出的是实用主体的感受，在此基础上民间美术的形式突出的是人们的视角，这与中国人原初的审美观念十分相符。如中国学者对“美”字的构型及意义分析中有“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等说法。“羊大为美”来自许慎《说文解字·羊部》：“美，甘也，从羊为大。”①重生命主体的感受，即好吃为美。“羊人为美”的说法，是萧兵先生在《楚辞审美琐记》中提出的，认为美是象形字，表示“冠带羊形或羊头装饰的大人”“美字就是这种动物扮演或图腾巫术在文字上的表现”，而“羊人为美”恰好是视觉方面的，祭司或部落首领以羊头或羊角戴在头上以显示其神秘和权威；但从视觉形式来看，这种装饰恰好给观者一种视觉上的美感。即使从视觉看，这种形象是狰狞、恐怖的，它也可以给处于一定环境中的观者以内心的美感。如本地区庆阳、文县的巫舞活动中的面具，都呈现一种狰狞、凶恶的形象，但这个形象在本地区的民众看来都是“美”的。这种美来源于对神灵非凡神力的崇拜以及在神灵庇护下心理得到满足后产生的美感。由此来看，民间美术品首先可能是民俗活动的形象表征，是日常生活用品，其首先是用来满足人们的祈子延寿、纳福招财、驱邪禳灾这些恒常的愿望；其之所以为美，是因为人们认为在特定的活动中，这些愿望通过某种情景便会实现，从而获得内心的满足感，进而获得内心美的享受。因为“在民间价值判断中，往往会把物质或精神功利性需要的满足程度作为首先的依据”②，民间美术亦然，其“与民间文化观念重叠，并浸透功利性价值观念的民间审美意识与功利意识是统一的，它一直保持着原始文化那种‘审美—功利’的混合性”③。当然，这种功利性倾向主要倾向于精神的满足。在内心精神满足的基础上，民间美术从题材内容、纹样、色彩等美术语言表现出的形式也是使人们产生美的感受的又一个层次，造型的完美追求，装饰特点、图形的夸张和色彩的绚丽多彩所呈现出的民间美术作品往往具有很强的形式美感和视觉冲击力，它通常表现出红火热闹的色彩气氛和心理意愿。但在当下的文化情景中，民间美术品被当作“艺术品”，其审美价值中那种由于主体的功利性愿望得到满足而产生的“美”失去了文化情景，人们以纯艺术品的眼光来打量、观察民间美术品，关注的是民间美术品产生美的一个次要层次，即以造型、设色等美术元素所表现出的形式美。这使民间美术的意义及审美单一化、简单化，使其成为单纯地具有视觉形式美的一种艺术品。但“民间工艺不仅是单纯的视觉审美艺术，它首先是民众的一种生活形态”④。
  三、艺术个性被平均化
  传统民间美术品的创造形态、类型及基本范式都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往往反映着劳动人民共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如创作中的艺诀、内容、形式和色彩等都有一定的规范和共同的审美尺度。但由于传承的自发性制作的手工性，民间艺人往往会在传承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审美理想和直观感受，并无拘无束地表现自己的审美思想和理想追求，故使每一件民间美术品都是一个“独立的”、具有审美个性的艺术品，即“每一创作个性的气质、秉性、意愿、理想、审美感受、审美情趣都不同程度地在民间美术造型中显示出来”。①但在当下，民间美术中有一部分被市场发现后开发成都市文化中的商品。从目前市场上出售的民间美术品来看，由于大部分为工业生产，其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状况。例如，“陇东香包”自形成产业链以来，便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民俗产品；本地区手工门神、年画、灯笼画已基本绝迹，机器印刷的大量廉价的门神、年画等大行其道，本来丰富多样的民间美术品在规模化的生产中被标准化、单一化。传统的民间美术品不是商品，民间艺人一般不是为了卖钱而制作；民间艺人往往既是创作者又是欣赏者。他（她）们往往利用民间美术品，“为自己亲人创造一个温馨而又美丽的世界，尽管这里的自然环境很恶劣，这里的物质生活很贫乏，但人可以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寻找慰藉和快乐，并以此来求得精神上的升华”②。但半工业化之后，当下民间美术品的制作者往往只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和接受者；他（她）们在新的文化观念的冲击下甚至变得不喜欢、不欣赏、不理解这些民间美术品的样式和内涵，只关注民间美术品的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他（她）们在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操作中生产着样式雷同的民间美术品，从而使民间美术丧失了原来独立鲜活的艺术个性。这是因为，“要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文化事象在工业化、信息化和都市化的当下产业化传承，只能对原本想要保护的文化形态进行有预谋、有组织的破坏。即使能成功改进，进行大规模的机器化生产，这些产品已经不是属于文化的‘非遗’，而是买来后可以轻易舍弃的商品了”③。
  四、传承群体性被“个人化”
  从民间美术的发展历史来看，大众性和群体性是其重要特征。民间美术的大众性，是“指其形态、类型及基本样式都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中约定俗成而产生的，必须有现实的需求基础，并融合了集体的智慧与才能；其作品既反映了劳动者的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又反映了共同的审美意趣，从创作到流传，始终与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④，其有着极深的广泛性和群众基础。劳动者群体在民间美术的发展中既是创造者又是消费主体。但在当下，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陇南地区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和每个人生存信仰的艺术生态遭到破坏，民间美术的社会公共性日益衰退，再也不能激起普通人的文化需要。于是，民间美术当下的群体性传承被“个人化”，即“传承人”的出现。之所以要确定民间美术的传承人，并推动其保护机制建设，是因为民间美术的传承面临着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些拥有民间美术品制作技术的老人成为艺术生态中的“孤岛”，其技术如果得不到传承，便会随着老艺人的去世而消失。因为民间美术往往是以人为载体，口传心授、言传身教、世代传承。以甘肃陇南礼县王坝乡泥塑为例，笔者于2015年与同事高昂新、倪明涛三人赴当地考察，礼县王坝乡能制作泥玩具的只有离王坝乡不远的汪山村，原本有十来户人家制作泥玩具，现在只有两户人家在农闲时制作，在过年时由外出打工归来的子女带到集市上出售。且受大量塑料玩具的冲击，手工制作的泥玩具销量很低。在我们同出售人汪张贵的交谈过程中，他显示出对学习父辈泥玩具制作技术的不屑，认为都什么时代了，学这有何用。这意味着礼县王坝乡泥塑在老一辈人去世之后，其制作技艺便会消失，这就是很多民间美术的现状。各地政府纷纷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鼓励其授徒、传艺、交流，但这一制度并没有落实到位。所以，传承群体性被“个人化”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失去了大众性和群体性根基，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便成为无本之木。
  五、创造主体被“边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逐渐被都市文化挤压。现代传媒以强大的话语权推动普遍主义价值观形塑着所有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乡村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衰败，但民间美术往往“以乡村生活、生产方式为意义与价值的供给来源，乡村生活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鲜活下去的基础”①。但在当下，民间美术的创造主体在自己的社会中再也燃不起对民间美术喜爱的热情，既找不到价值空间，也找不到欣赏人群。“城市目的论不断地把农村包围到以城市为中心的意义表述体系中，城市的文明和现代，建立在把农村作为封闭没落的他者之上，使农村除了作为城市的对立面之外，不再有其他的意义，这是意识形态上对农村的虚空化，今天城市里，农民成了愚昧、无知和不文明的代名词。”②在这种意义表述结构中，在乡村生活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逃离”农村，去城市过一种现代、时尚的都市生活。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便是对这一问题的最佳诠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多少是以农村的虚空化为代价的。“农村的虚空化的过程使农业生产没落了，使农村的脊梁被抽掉了，这个过程夺走了农村从经济到文化再到意识形态上的所有价值。农村的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日益萧条的农村，他们看不到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所以，在农村没有出路，是他们对问题的最准确的表述。”③被严重边缘化的民间美术的创造主体再也找不到曾经存在于民间美术创造中的那种诗意、价值和意义，甚至连自己都会有所怀疑，地方性的民间文化及民间美术成为他们主动性放弃和选择性遗忘的一部分。新兴的大众文化和都市文化冲击着乡村生活千百年来形成的各种价值体系，电视等传媒以铺天盖地的方式构建着象征发达、时尚的都市文化。“而传统的当地文化却象征着偏僻的、贫穷的、落后的、土气的、不漂亮的，失去文化自信的农民们，如何还会继续传承与创造自己原有的文化？”①边缘化的身份使陇南民间美术的创造群众失去了活力和信心，在新的文化中成长的年青一代向往的是外面的世界，对传承缺乏兴趣，这对民间美术的发展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其传承与保护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在陇南文化空间的分布格局中，显现和隐藏着对民间文化的歧视、排斥等情景。
  如前所述，当下陇南地区民间美术所呈现的现状是：曾经完整的意义结构被消解成“碎片”，深入精神层面和信仰层面的审美被简单化为视觉形式，机械产品的加入使曾经风格复杂多变的民艺制品风格平均化，乡村社会的整体传承只剩下几位年事已高的传承人，更可怕的是其创造主体在今天文化格局中的边缘化，这一切便是陇南地区民间美术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当然，地方性、区域性知识观念和信仰体系崩溃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人们的经济生活比以前富裕了，但其精神生活却处于荒芜和空虚状态。因为在多元的价值观前，人们很难有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推进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打破了和谐自然的世界秩序，改变了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关系，高科技理性日益转化为对抗人性化存在的现实力量。它淹没着人的内在灵性，构成对人的主体性的贬损和威胁。人们日益强烈地感受到工业文明的逼迫力，并在心理上做出反应。失落感、孤寂感、躁动感、冷漠感、陌生感、茫然感等”②普遍笼罩着人们的内心世界，经济发展成为维系社会认同的唯一纽带，GDP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这种物质化、单一的标准忽略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造成很多问题。传统的民间美术是人们在相信或崇敬超自然的神性以及宇宙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中产生、传承和演变的，其既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与习惯，同时也是人们对自然、社会的基本认识；在历史长河中体现出敬畏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和保护自然的认识，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方面起到极大的作用。在与现代工业文明的交锋中，曾造就社会化意义系统的支撑民问美术发展的民间观念逐渐消退，这使“中国民间美术固有的珍贵美学特性因此失去了坚实的内部支撑，其美学形象日趋萎缩或蜕变”③。
  五、结语
  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的引导和地方政府发展旅游、树立文化品牌需要的推动，近年来，陇南地区有意识地开展了地方性知识、观念和信仰的重构，其中西和县的“乞巧节”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重新回忆、塑造和构建起一种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有着深远意义的地方性文化，并让其于当下在赋予生活意义、维系族群记忆、保持身份认同等方面发挥作用。当然，这种重建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的努力，对陇南地区当代民间文化的构建也是有意义的。陇南地区由于历史上远古文化的辉煌和近代的相对封闭性，其丰富的独特文化资源正被民间力量、市场、学术界等各种“力量”所关注，民间美术越来越重要，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化都与民间美术相关联；且有生命力的民间美术往往还会成为一个地方文化的象征、标志和符号。如成县泥玩具等，往往都是非常强烈的地方性民间文化的象征，这也是陇南地区当代民间文化重构和再造中所要关注的文化资源。
  在陇南民间文化的当代建设中，既要设法让民众认识到曾经乡村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如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又要让民间美术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进行民间美术的时代转型。特别是在开展得如火如茶的“新农村建设”中，不要搞千篇一律的西式建筑，许多充满地方特色和地方智慧的民间建筑特点也应被重新利用，而且还要关注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文化的传承问题。当然，当代陇南民间文化建设不是原有传统民间文化的再现，“而是经由了市场经济、国家推动和学者参与等各种力量的交锋而构成的传统文化的再生产”①，是在当下社会普遍价值基础上重新开展的历史叙事、文化记忆及观念再造。只有发展出适应于当今的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和顺应自然演进的陇南地区当代民间文化及民间美术，才能具备长久发展的潜力和安顿人心灵世界的潜质。

① 本论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及其生态保护研究”（批准号：17BGL213）、陇南市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陇南民俗文化生态区田野调查及研究”（批准号：17LNSK03）的阶段性成果。 ② 此文的摩崖刻石，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甘肃徽县大河店乡瓦泉村白水峡、徽（县）白（水江）公路（别称白水路）左侧石崖之上，当地名称“大石碑”，南距陕西略阳县白水江镇约十里。摩崖碑文清人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三十四录有全文，另《陇右金石录》《汉中府志》《略阳县志》《徽县志》等书亦均有著录。 ③ 李之勤：《东北亚研究——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新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481页。 ①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陆羽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311页。 ② 宋进喜：《天水通史》，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67页。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唐纪六十六》，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359页。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04页。 ⑤ 天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天水市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① 宋进喜：《天水通史》，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66页。 ② [明]宋濂等：《元史》卷九十四《食货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87页。 ③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五十五《食货·茶法》，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09页。 ④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299页。 ⑤ [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志三十九《地理志十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23页。 ⑥ [清]彭英甲：《陇右纪实录》卷八，甘肃官报局1911年石印本，第552页。 ⑦ 刘光华：《甘肃通史》（明清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页。 ⑧ [清]杨三辰：《徽州调停驿站碑记》，见《徽县志》编纂委员会：《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0页。 ① 《徽县志》编纂委员会：《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2页。 ① [清]邓天栋纂：《徽州志》康熙版，见梁晓明等点校：《清代徽县志集校》，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② [清]李兆锦：《徽县志》乾隆版，梁晓明等点校：《清代徽县志集校》，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③ [清]张伯魁：《徽县志》嘉庆十四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69～70页。 ④ 录自嘉庆版《徽县志·艺文志》。[清]张伯魁：《徽县志》嘉庆版，见梁晓明等点校：《清代徽县志集校》，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385页。 ⑤ [宋]陆游：《陆游集》（全五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91页。 ⑥ 宋文坤注：《唐宋诗醇（下）》，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5页。 ⑦ 钱仲联校注：《陆游全集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七），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87页。 ⑧ 华学诚主编：《文献语言学》（第一辑），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61页。 ① 《徽县志》编纂委员会：《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② 田雪主编：《河池流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 ③ 见《陈文冈先生文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版。 ④ 政协潼关县文史委：《潼关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内刊本，第35页。 ① 北茶马古道研究会：《中国北茶马古道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② 王百岁：《徽县竹林寺石窟调查与研究》，《甘肃高师学报》2016年第1期。 ③ 该石刻方志文献并无记载，2016年徽县政协组织天水师院、陇南师专、徽县博物馆等单位专家团队进行田野考察时首次发现。笔者对该摩崖碑记予以辨识，保持分行原貌对全文进行校订，未予句读和标点。摩崖局部因年久风化，加之刻字浅陋，因而漶漫不清者多处。原摩崖刻石文无标题，本标题为笔者据文所加。 ①郭从道《徽郡志》刻成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早于左之祯（清志误为“贞”）万历四十一年（1613）奉两院批允巡察火钻茶马道行台五十年，在“数十年不决之事一旦清明，舆情大快”之时，知州左之祯将其督刊附入，留存至今，限于篇幅本处将丈量差地数目、派银数量省去。 ① [明]孟鹏年修，[明]郭从道纂：《徽郡志》嘉靖四十二年抄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59～63页。 ② 《徽县志》编纂委员会：《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2页。 ③ 木庐镇，别种文献称“木梨川”“木庐川”“木卢”。 ① 本文以（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出版的明孟鹏年修、明郭从道纂《徽郡志》嘉靖四十二年（1563）抄本影印本为底本（见该本207至212页），参以他本校勘而成。该文是一篇追述文，据嘉靖进士邓元锡（1529—1593）《明书》卷三十七《吕柟》篇、（清）张廷玉《明史》卷二八二《吕柟传》载，吕柟六十岁（嘉靖十八年，1539年）上疏请归后，在故里北泉精舍讲学。对照《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和史料可知，他以明南朝金陵礼部右侍郎的职衔于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年）陪同巡茶御史沈越巡察火钻镇茶验所，见证了沈越在知州（刺史）王时雍任上，对明朝西北丝绸之路一线茶马贸易整体形势的宏论，对陇蜀、甘青茶马贸易现状的分析，对火钻峪（火站镇）茶验所职能实施和存在问题的通报。同时，他还记录了沈越给王时雍的七道令谕。据《明会典》卷三十七，御史巡茶始于永乐十三年（1415），旋即罢遣。成化三年（1467），复命御史巡茶陕西，任期一年。正德后，改为任期二年，并专设茶马御史衙门，执掌茶马大政和巡禁私茶。嘉靖至万历年间，巡茶御史指定地方官分片包干巡防私茶。《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中沈越对王时雍之七令，正是朝廷御史对地方官巡防私茶的行政指令。实际上，嘉靖十八年（1539）王时雍奉令新修巡茶察院御史行台的五至九月，吕柟并未在徽州。据史料，他于同年五月上疏请归，八月获准归里。火钻镇御史行台九月修成之日，他已经开始了一生中的最后四年讲学。因此，这篇述记所叙新修火站御史行台衙署规模、沈越还朝事等，是嘉靖十九年（庚子年，1540）七月徽州人来高陵时的补记。从全篇行文整饬、流畅、文采厚重的情况看，当时吕柟“述其所闻”，定有笔录原本，而记述者徽人（已不可考）对此文最后定型、存世流传，也有很大贡献。此记两年后，吕柟卒于家。他去世二十年后，徽州人郭从道将此文收入《徽郡志》。查吕柟今存诸文集，未见《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录入。因此，这篇述记属于其存世逸文，显得弥足珍贵。又因该文长期存于陇南方志，深入研究者寥寥，世人所知甚少。吕柟宦海沉浮四起四落，多有政声，而以四次讲学名世，弟子甚众。《明史》评云：“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终身未尝有惰容。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可见吕柟为官清廉，勤奋一世，学源长远而终独树一派，为当时共识。 ② 吕柟，原字大栋，后改字仲木，号泾野，明代学者、教育家。高陵郭下里（今西安市高陵区鹿苑镇）人，史料有传。近十余年来，学界对吕柟研究走向深入，认为他是自张载后“关学”集大成者，学术地位很高。关学自北宋创立，到南宋衰落，明代又复续并发展到全盛时期，吕柟堪为砥柱。今人评价“吕柟是明代中期著名儒学大师、理学家，明中叶几与王阳明相抗衡的著名理学家”（马智：《吕柟理学本体思想辨证》，《北方论丛》2012年第4期），是极中肯的。吕柟亦宦亦文、沉浮起落的人生经历与本篇述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限于篇幅，另文探讨，此处不赘述。 ③ 马智：《吕柟理学思想研究述评》，《哲学动态》2009年第6期。 ④ 李敬峰：《取法程朱，辨乎阳明——吕柟的〈孟子〉学及其思想意义》，《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3期。 ① [明]郭从道撰，梁晓明等点校：《徽郡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62～164页。以此为底本，参校清张伯魁《徽县志》嘉庆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影印本，第627～629页。 ① 今山西大学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见明万历九年陈心文刻《陈文冈先生文集》二十卷影印本，有鄢陵知县陈登云序言评云。 ② 引自汪如润：《明代河南作家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数据库。 ① [明]郭从道撰，梁晓明等点校：《徽郡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78页。 ② 许嘉璐主编，章培恒、喻遂生分史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六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年版，第3974页。 ③ 郑天挺、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页。 ④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514页。 ⑤ 张修卿：《明代名臣王邦瑞》，《宣阳文史资料》（第9辑）1996年内刊本，第188～193页。 ⑥ 梁晓明等点校：《清代徽县志集校》，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413页。 ① 朱玉强主编：《亲近历史走进徽县》，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② 齐社祥选注：《陇东历代诗文选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0页。 ① 段木干主编：《中外地名大辞典》，人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4页。 ② 按察使：管理一省监察、司法的长官。此处该官职守是否与巡茶事务有关，仍待进一步考察。 ③ 录自[明]郭从道《徽郡志·艺文志》，见前注。 ④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历代咏陕诗词曲集成》古代部分（下册），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2页。 ① 徽县志编纂委员会：《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8～1119页。 ② 林尚斌：《甘肃历代茶马贸易简述》，《档案》2015年5期。 ③ 《古今图书集成》卷二九二《食货典》，亦见[明]丘濬著，蓝田玉、王家忠、许山河、刘剑三、黎 辉亮点校：《大学衍义补》（第2册），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④ 《中国茶学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茶学辞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1995年版，第354页。 ① [明]徐彦登《历朝茶马奏议》卷二，转引自赵毅：《论明代茶马互市的经营管理》，《重庆师院学报》1992年第4期。 ② 清宣统二年秦州知州徐普撰《秦州直隶州乡土志》手抄本，为今天水民间藏家所存，不见有影印本或点校本行世。该藏本或为孤本也未可知，识见者寥寥。三十年前，在天水史志办供职的刘雁翔先生（今任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在一收藏者处发现文本后，即征得同意存留复印本。此书影图片由徽县文化馆副馆长曹鹏雁先生提供。原书无页码，经复印本收藏者手工编码，本段文字在第13～14页。 ① [明]徐彦登《历朝茶马奏议》卷二，转引自赵毅：《明代茶马金牌停止时间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① 陈彬藩主编，余悦、关博文副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392页。 ② 文丕谟：《陇南五千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85页。 ③ 《续修四库全书》收录陈讲《马政志序》，引自王河、朱黎明：《陈讲与《茶马志〉》，《农业考古》2005第2期。 ④ 录自郭从道《徽郡志·艺文志》，见前注。 ① 胡玉冰等辑校：《乾隆甘志》卷十九《茶马》附《历代茶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版，第489页。 ② 陈梧桐、徐亦亭主编：《中国文化杂说》（民族文化卷），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94页。 ① 参见王百岁：《徽县竹林寺石窟调查与研究》，《甘肃高师学报》2016年第1期。 ① 孙晓峰：《甘肃陇南几处中小石窟调查简报》，《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 ① [清]张伯魁：《徽县志》嘉庆十四年刊印本，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 ① [梁]沈约《宋书》卷九十八《氐胡传》载：“……（杨）宋奴之死也，二子佛奴、佛狗奔逃关中，苻坚以佛奴为右将军，佛狗为抚夷护军，后以女妻佛奴子定，以定为尚书，领军将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04页）。 ② 孙晓峰：《甘肃陇南几处中小石窟调查简报》，《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 ①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五《魏凉州沙门释僧朗传》，见《大正藏》第五十册，第646～647页。 ②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页。 ③ 《大正藏》第五十册，第623页。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天宝十二载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68页。 ①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校：《通典》卷一百七十六《州郡六》河池郡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614页。 ②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35页。 ③ 蔡副全：《唐“李叔政题壁”墨迹考略》，《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 ① 详见[清]张伯魁：《徽县志》卷二《兵戎条》，嘉庆十四年刊印本。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吐蕃王朝职官管理制度研究”（09BZS039）、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唐代吐蕃历史军事地理研究”（09XB0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②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〇六《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10页。 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11页。 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上《世祖本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9页。 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十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2～363页。 ② [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下《世祖本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8～101页。 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二十八《古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90～691页。 ② [北齐]魏收：《魏书》卷五《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8页。 ③ [北齐]魏收：《魏书》卷八《世宗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1页。 ④ [北齐]魏收：《魏书》卷十九上《汝阴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1页。 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七下《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2页。 ② [北齐]魏收：《魏书》卷八《世宗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1页。③同上，第209页。 ④ [北齐]魏收：《魏书》卷九《萧宗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页。⑤同上，第227页。 ⑥ 同上，第231页。 ⑦ 同上，第236页。 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三十《王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11页。 ② [北齐]魏收：《魏书》卷二十《河间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29页。 ③ [北齐]魏收：《魏书》卷九《萧宗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1、245、246、247页。④[北齐]魏收：《魏书》卷四十五《裴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23页。 ⑤ [北齐]魏收：《魏书》卷四十五《杜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19页。 ⑥ [北齐]魏收：《魏书》卷十一《前废帝广陵王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5～276页。 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十九上《京兆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45页。 ② [北齐]魏收：《魏书》卷十九上《济阴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49页。 ③ [北齐]魏收：《魏书》卷五十八《杨播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87页。 ④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〇一《氐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32页。⑤[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〇五之二《天象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6页。 ① 同上，第2377页。 ② [北齐]魏收：《魏书》卷十九下《南安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6页。 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五十一《皮豹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29～1132页。 ②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漾水、丹水》，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 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兴州》，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71页。 ① 《互动百科》“青泥岭”条。 ①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〇五《宋纪》一百五，“建炎三年五月”条。 ① 见《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吴玠·吴璘传》。 ②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一，“绍兴十一年九月丙辰”条作罕扎、希布苏；另见卷一百四十二，“绍兴十一年十月癸巳”条。 ③ 同上。 ① [明]郭从道：《徽郡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125页。 ② 同上，第167～168页。 ③ [清]张伯魁：《徽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351页。 ④ 同上，第352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① [明]田蕙纂，王有容校刊：《应州志》，应县志办公室1983内刊本，第106页。 ② [明]王士翘：《西关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86页。 ③ 雷云贵：《三晋石刻总目·朔州卷》，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④ [明]田蕙纂，王有容校刊：《应州志》，应县志办公室1983内刊本，第114页。 ① [明]王士翘：《西关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88页。 ② 同上，第589页。 ③ 同上，第591页。 ④ [清]张伯魁：《徽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352页。 ① [明]郭从道：《徽郡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39～40页。 ② 同上，第224页。 ③ 同上，第225页。 ① [明]郭从道：《徽郡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1页。 ② 张令瑄：《三陇方志见知录》，周丕显等：《甘肃方志述略》，吉林图书馆学会1988年编，第42页。 ③ [明]郭从道：《徽郡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89～90页。 ④ 同上，第139页。 ① [明]王士翘：《西关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71页。 ② [明]郭从道：《徽郡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228页。 ③ 同上，第240页。 ① [明]郭从道：《徽郡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231页。 ② 同上，第167页。 ③ [明]郭从道：《徽郡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232页。 ④ 同上。 ① 洪罗寺，在今邢台路罗镇的坡子村北、寺子村东南。 ② 玄庆观，位于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太行山东麓深山，距邢台市58公里。 ③ 虎塞在赞皇县西南六十余里处，古曾为太行山长城上的关隘。 ④ [清]张伯魁：《徽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355～356页。 ① 关于仇池国立国时间，学界有不同观点，张维《仇池国志》认为从汉献帝建安中杨驹始居仇池，至陈太建十二年（580）阴平国杨永安亡国，共386年；李祖桓《仇池国志》认为自汉建安元年（196）至梁承圣元年（552）共333年。笔者认为氐族虽自汉建安中已居仇池，但其建国应自晋元康六年（296），杨茂搜“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始。 ② 张维：《仇池国志》，甘肃省银行印刷厂民国三十八年（1949）版；李祖桓：《仇池国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版本号略）。 ③ 如徐日晖《前仇池国述论》，《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后仇池国述论》，《兰州学刊》1988年第2期；《武兴国述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武都国述论》，《民族研究》1987年第5期；《阴平国述论》，《西北民族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等。 ① 李祖桓：《仇池国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以下版本号略）。 ② 同上，第11页。 ③ [西晋]陈寿：《三国志》，第356页。 ④ 李祖桓：《仇池国志》，第13页。 ⑤ [北齐]魏收：《魏书·氐传》，第2228页。 ⑥ 李祖桓：《仇池国志》，第12页。 ① 甄逸伦：《武兴国之始末》，《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② [梁]沈约：《宋书·氐胡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05页（以下版本号略）。 ③ 郑炳林：《仇池国二十部护军镇考》，《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④ 李祖桓：《仇池国志》，第8页。 ⑤ []李延寿：《南史·夷貊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80页。 ⑥ [梁]沈约：《宋书·氐胡传》，第2403页。 ⑦ [唐]李延寿：《北史·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73页（以下版本号略）。 ⑧ [梁]沈约：《宋书·氐胡传》，第2403页。 ⑨ 同上，第2406页。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第1482页。 ② [梁]萧子显：《南齐书·氐羌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033页（以下版本号略）。 ③ [梁]沈约：《宋书·氐胡传》，第2418页。 ④ 陈金风：《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⑤ [北齐]魏收：《魏书·皮豹子传》，第1233页。 ① [梁]沈约：《宋书·氐胡传》，第2418页。 ② 同上，第2418页。 ③ [唐]房玄龄：《晋书·刘曜载记》，第2685页。 ④ [北齐]魏收：《魏书·杨大眼传》，第1633～1636页。 ① [梁]萧子显：《南齐书·魏虏传》，第984页。 ② 李祖桓：《仇池国志》，第55页。 ③ [北齐]魏收：《魏书·氐传》，第2229页。 ④ 同上。 ①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第603～604页。 ② [梁]萧子显：《南齐书·氐传》，第1029页。 ③ [北齐]魏收：《魏书·夏侯道迁传》，第1582页。 ① [北齐]魏收：《魏书·胡叟传》，第1149页。 ② [北齐]魏收：《魏书·赵逸传》，第1146页。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〇五，第1261页。 ④ [北齐]魏收：《魏书·许谦传》，第611页。 ⑤ [唐]令狐德棻：《周书·王悦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579～580页。 ① 曹鹏雁：《略阳北魏永安陵“姜太妃墓志颂”碑考证》，《陇右文博》2011年第1期。 ① [北齐]魏收：《魏书·公孙表传》，第784页。 ②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漾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59页。 ④ [唐]李延寿：《北史·氐传》，第3172页。 ⑤ 赵逵夫：《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序》，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⑥ [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58页。 ① [北齐]魏收：《魏书·杨大眼传》，第1633～1636页。 ②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第603页。 ③ [北齐]魏收：《魏书·许谦传》，第611页。 ④ [梁]刘勰著，祖保泉解说：《文心雕龙解说·祝盟》，第191页。 ① [北齐]魏收：《魏书·吕罗汉传》，第1139页。 ② 李祖桓：《仇池国志·自序》，第13页。 ③ 《武阶备志》卷二十《蕃夷志》。 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陇东南区域民间美术的文化历史特征研究”（15YJA760049）的阶段成果。 ② 赵逵夫：《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周代遗址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 ① 赵逵夫：《由秦简〈日书〉看牛女传说在先秦时代的面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② 昊天明：《七夕五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③ 同上。 ④ 赵逵夫：《汉水、天汉、天水——论织女传说的形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⑤ 李并成：《敦煌文书中所见的乞巧节习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4日第8版。 ⑥ 刘宗迪：《七夕故事考》，《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6期。 ⑦ 宋兆麟：《考古发现的打纬刀——我国机杼出现的主要见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5年第00期。 ⑧ 赵逵夫：《先周历史与〈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陇东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① 叶春生：《从广府七夕风俗演变看当代乞巧的功能》，《文化学刊》2011年第1期。 ② 李并成：《敦煌文书中所见的乞巧节习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4日第8版。 ③ 刘宗迪：《七夕拜魁星习俗的异域渊源》，《文化遗产》2013年第6期。 ④ 徐吉军、方建新、方建、吕凤棠：《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42页。 ⑤ 李亚妮：《女儿节的狂欢与日常——对曹家庄村乞巧活动的社会性别观察》，《妇女研究论丛》2007年第6期。 ① 仪平策：《论中国母性崇拜文化》，《民俗研究》1993年第1期。 ② 韩高年：《原始婚俗对礼的颠覆与春秋恋歌的狂欢化倾向》，《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 ① 赵子贤搜集整理，赵逵夫注：《西和乞巧歌》，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版，第3～18页。 ② 赵逵夫：《陇东、陕西的牛文化、乞巧风俗与“牛女”传说》，《文化遗产》2007年第1期。 ③ 郑土有：《互荣共生：西和七夕习俗与乞巧歌关系探微》，《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①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周代遗址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 ② 雍际春、田佐、南玄子主编：《嬴秦西垂文化——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③ 余永红：《陇南白马人“池哥昼”与“黑社火”比较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① 赵逵夫主编：《西和乞巧节》，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157页。 ② 黄英：《秦戎文化杂交混生的活态例证——西汉水上游乞巧民俗中的“跳麻姐姐”》，《陇南文化研究》（内刊本）2014年第2期。 ① 赵逵夫主编：《西和乞巧节》，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 ② 赵逵夫采集整理：《牛郎织女的传说》，《飞天》2013年第4期。 ③ 白兴发：《西南少数民族巫师述论》，《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3期。 ④ 张金生、邱雷生主编：《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续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 ① 黄英：《秦戎文化杂交混生的活态例证——西汉水上游乞巧民俗中的“跳麻姐姐”》，《陇南文化研究》（内刊本）2014年第2期。 ② 刘光华：《先秦时期甘肃的民族（一）》，《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③ 余永红：《乞巧文化传承的图像形式》，《民俗研究》2015年第4期。 ① 赵逵夫主编：《西和乞巧节》，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页。 ② 徐吉军、方建新、方建、吕凤棠：《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42页。 ③ 陆锡兴：《古代的纸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④同上。 ① 赵逵夫：《陇东、陕西的牛文化，乞巧风俗与“牛女”传说》，《文化遗产》2007年第1期。 ② 彭金山：《陇东风俗》，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③ 李亚妮：《女儿节的狂欢与日常——对曹家庄村乞巧活动的社会性别观察》，《妇女研究论丛》2007年第6期。 ④ 赵世琴：《东白山七夕节习俗女性群体的传承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2013年第00期。 ⑤ 李振华：《七夕乞巧节的现代文化内涵探析——以广州市黄埔区乞巧节为例》，《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12期。 ⑥ 赵逵夫：《乞巧风俗是古老秦文化的遗留》，《中国艺术报》2013年8月7日第10版。 ① 十年前余读大学时，曾数次调查“刘旗寨”，当地人传说，因为蜀汉北伐军队插过“刘”字旗帜，故名。今作“刘集寨”，属永坪乡。“刘旗寨梁”又俚语为“五桃沟梁”，实则可能是“五套沟梁”，即”五道沟梁”，这正与《水经注·漾水》所述：“兰皋水出西北五交谷，东南历祁山军，东南入汉水”相契合。又拙作《祁山与祁山堡考》《兰皋水考》（未刊）专文曾详论。 ② 关于祁山地理位置，目前大致可以归纳为泛指和特指两种观点。泛指说的核心在于祁山为西汉水以北，渭水之南的一列山脉。其主要依据为《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及旧《秦州志》《礼县志》等。如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刊《直隶秦州新志》卷之二《山川·礼县山水》：“祁山：（县）东四十里，诸葛武侯出师之处，旁有祁山堡，详古迹。”清乾隆十七年（1752）纂《礼县志略》卷之七《山河》：“祁山在县东四十里，即诸葛武侯六处之处，旁有一小峰，名曰祁山堡，上有武侯祠。”民国二十二年（1933）纂《礼县新志·山水》：”县东四十三里曰祁山，汉武侯六出之处，山前有堡，突起一峰，不与祁山连，四面如削，高数十丈，上平如席，建武侯祠，八景‘祁山暮雨’即此。”持泛指说的今入代表性成果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西晋》（第三册）；康庄道（世荣）、吕剑（自俭）《祁山古战场记游》，录于《吕自俭纪念文集》（内部资料）；康世荣《祁山辨》，载于《羲皇故里论孔明——全国第九次诸葛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赵文汇《祁山武侯祠明郑国仕诗碑考述》，《甘肃书画》）2001年4月28日第七版。特指说的要义在于祁山为具体的某座山。其一种观点认为祁山即今礼县祁山乡之祁山堡，臧励和主编《古今地名大辞典》、新版《辞海》及大多辞书即主此说。今人代表性论说有：独耀玉《祁山见闻概况》，《礼县文史资料》第九辑（2015年编印），第304页。另一种观点认为祁山指今西和县以北的祁家大山。其论说见于杜万鼎《祁山地名探源》，载《羲皇故里论孔明》。大抵主要依据古籍《巩昌府志》《读史方舆纪要》、乾隆三十九年（1774）《西和县志》、民国三十六年（1947）《重修西和县志》及民间传说。笔者大学时代曾综合文献和今人成果，实地考察，搜集民间传闻，习作《祁山与祁山堡考》一文（未刊），得此结论，至今不易。 ③ 《三国志·后主传》《三国志·诸葛亮传》《三国志·赵云传》《三国志·马谡传》《三国志·魏延传》《三国志·王平传》及有关注引；《三国志·明帝纪》及注、《三国志·曹真传》《三国志·张郃传》及注、《三国志·郭淮传》《三国志·陈泰传》；《晋书·宣帝纪》。 ④ [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清]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诸葛武侯）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近乎人事。”载于罗贯中著、毛宗岗评《全图绣像三国演义·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又见《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之尾诗：“孔明六出祁山前，愿以只手将天补。” ① 《三国志·后主传》《三国志·蒋琬传》《三国志·姜维传》及注、《三国志·张翼传》；《三国志·三少帝纪》及注引、《三国志·曹爽传》《三国志·郭淮传》《三国志·陈泰传》《三国志·邓艾传》《三国志·钟会传》；《晋书·文帝纪》。 ② 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即今传之《后出师表》。 ③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十《漾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80页。 ①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三国、西晋时期·雍州》，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6页。 ② 《三国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 ③ 《三国志，诸葛亮传》。 ④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刊《直隶秦州新志》卷二《山川·古迹》：“祁山堡：（县）东四十五里，与祁山不粘不连，平地突起一峰，高数十丈，周围里许，四面巉削，上平如席，其下为长道河（西汉水），即诸葛武侯六出祁山时驻师之所，上有武侯祠，春秋祭焉。”清乾隆十七年《礼县志略》卷七《山河·古迹》祁山堡条亦近全同州志所述。州志之文当本于县志。 ⑤ 《金史·杨沃衍传》。 ⑥ 马建营：《瑶邑马氏族谱》（内部资料）2015年编印，第150页。 ⑦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55～57页。 ① 2015年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侯红伟、方志军二位先生现场查看祁山堡西侧城墙，认为其墙休或为汉代板筑而成。 ② 康世荣：《祁山稽古》，载《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323页；祝中熹：《秦畤祭的东方文化渊源》，载《秦史求知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37～340页。 ③ 独耀玉：《祁山见闻概况》，载《礼县文史资料》第九辑（2015年编印），第304页；另据民间传闻。 ④ 拙作《祁山与祁山堡考》《兰皋水考》（未刊）；又据2009年笔者调查南丹沟曾家村耆老曾福泰先生所得。 ⑤ 马建营：《诸葛亮六出祁山的珍贵实物——论礼县“蜀郡”铭钺形铁铲》，载《秦西垂史地考述》，敦煌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171页。 ⑥ 独耀玉：《祁山见闻概况》，载《礼县文史资料》第九辑（2015年编印），第304页；另据民间传闻。 ⑦ 《晋书·宣帝纪》；《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民国《重修西和县志》卷二《舆地志中·古迹》之盐井城“在县北九十里，即今盐官城，三国时名卤城，唐名盐井城”；又见其卷三《建置志·城池》之“盐官城”。 ①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礼县新志·边防险关》：“县东罗家堡即古木门地，系通要路，向有秦营官兵设防，今无。”《直隶秦州新志·山川·古迹》：“（祁山堡》又东十余里外曰盐官，盐官外曰木门堡，即当时（诸葛武侯六出祁山时）射张郃之处。”民国《重修西和县志》卷二《舆地志中·关隘》之木门关：“在县东北一百一十里之木门里（今礼县罗堡村北），上有丰林，下有海子，今名‘窄峡子’。汉诸葛亮出祁山伐魏，以梁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至木门与亮战，汉军乘高发伏弩，郃中飞矢死。今关内左右两湾名‘藏兵湾’，关外数里有张郃墓，俗称‘张朵脑嘴’”。民国《礼县新志》卷二《山水·形胜》：“兰仓（北魏时礼县之古县名），古邑也。木门道险，石堡天成。”参见马建营《木门地望刍议》，载《秦西垂史地考述》，敦煌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149页。木门所在，另有一重要观点认为在天水市秦州区“秦岭乡西北，铁炉至西口峡谷”（参见康世荣：《六出祁山辨疑》之《木门辨》，载于《陇右文博》1997年第1期）。此说立足《三国志》《晋书》《华阳国志》《水经注》和《读史方舆纪要》等重要文献，辨析严密，故不可轻易否定。此论之木门，亦在祁山以东百里以内大范围，并无碍大问题的研究，而就其作为具体重要问题，最终论定尚需进一步研讨。 ② 祝中熹：《三国掩卷说祁山》，《礼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95年编印），第48页：《秦人早期都邑考》，《陇右文博》1996年创刊号：《再论西垂地望——兼答雍际春先生》，《丝绸之路·文论》2003年：《“南岈北岈”与西垂地望》，载于《秦史求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422页。 ③ 据《水经注·漾水》实地调查：今西汉水支流西和河，北魏时称建安水，建安水自今西和县城从西南向东北流经“建安城”（即三国西县之“历城”，或在今西和县北西峪坪）后，汇合西侧流入的”错水”（疑即流经今西和县苏合乡崔刘村的寨峪沟水），再向东北流，依次汇合了从东山流入的三条水：雉尾谷水（或为今西和县石堡乡之马沟》、太谷水（或为今石堡乡之深沟）和“小祁山水”（或为今石堡乡之老猫沟），向北流出了“塞峡”（也称寒峡），于今西和县长道镇西汇入西汉水。 ④ 民国《礼县新志》卷一《山水·形胜》：“县西南三十里铁笼山，昔汉姜维屯兵于此，上有营垒遗迹，旁有竹林沟，相传姜维射司马师处。下为斗底峪，路狭，奇险绝伦。”另据民间传说。 ⑤ 《三国志。先主传》《三国志·吴主传》《三国志·陆逊传》《三国志·文帝纪》。 ⑥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时期全图》（第三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①《三国志·诸葛亮传》《三国志·法正传》《三国志·赵云传》及注。 ②《三国志·后主传》《三国志·诸葛亮传》《三国志·赵云传》《三国志·马谡传》《三国志·魏延传》 《三国志·王平传》及有关注引；《三国志·明帝纪》及注、《三国志·曹真传》《三国志·张郃传》及注、 《三国志·郭淮传》《三国志·陈泰传》；《晋书·宣帝纪》。 ③据《水经注·漾水》。 ④《三国志·后主传》《三国志·诸葛亮传》；《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⑤《三国志·后主传》《三国志·魏延传》；《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⑥《三国志·后主传》《三国志·诸葛亮传》《三国志·赵云传》《三国志·马谡传》《三国志·魏延传》 《三国志·王平传》及有关注引；《三国志·明帝纪》及注、《三国志·曹真传》《三国志·张郃传》及注、 《三国志·郭淮传》《三国志·陈泰传》；《晋书·宣帝纪》。 ⑦主要见于《巩昌府志》、历代《秦州志》、历代《礼县志》、历代《西和县志》相关直接和间接说法。 ⑧参见陈平：《从“丁公陶文”谈古东夷族的西迁》，《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又参见其《关陇 文化与嬴秦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8～94页。 ⑨《史记·秦本纪》及三家注。 ⑩《史记·樊哙列传》；又《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勃“围章邯废丘，破西（县）丞，击盗巴军，破 之，攻上邽”；又见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⑪《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隗嚣传》《后汉书·公孙述传》《后汉书·来歙传》《后汉书·冯异 传》《后汉书·岑彭传》《后汉书·吴汉传》《后汉书·盖延传》《后汉书·耿弇传》《后汉书·窦融传》《后汉书·马援传》。 ① 张维：《仇池国志》；李祖桓：《仇池国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刘雁翔：《仇池诸国通考》，载《陇右文化论丛》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210页。 ② 参见《晋书·载记·苻坚上》《晋书·载记·姚兴下》；《魏书·皮豹子传》；《宋书·氐胡传》；《资治通鉴·晋纪》《资治通鉴·宋纪》。 ③ 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④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2、2000LDM4春秋秦墓》，《文物》2005年第2期。 ⑤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编著：《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① 参见祝中熹：《秦人早期都邑考》，《陇右文博》1996年创刊号；拙作《秦早期文明论要》，《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② 《史记·秦本纪》及三家注。 ③ 祝中熹：《三国掩卷说祁山》，载《礼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95年编印），第48页；《秦人早期都邑考》，《陇右文博》1996年创刊号；《再论西垂地望——兼答雍际春先生》，《丝绸之路·文论》2003年；《“南岈北岈”与西垂地望》，载《秦史求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422页。 ④ 《史记·秦本纪》及注，《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注；参见祝中熹编著：《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丁楠：《秦公簋铭文考释》，中国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 ⑤ 《汉书·地理志》及注。 ⑥ 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⑦ 周晓陆：《西安出土秦封泥补续》，《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⑧ 参见周世荣：《湖南楚墓出土古文字丛考》，《湖南考古辑刊》第一辑；王红武、吴大焱：《陕西宝鸡凤阁岭公社出土一批秦代文物》，《文物》1980年第9期；刘占成《“陇西郡戈”考》，《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礼县博物馆藏礼县出土战国秦右库工师戈，铭文署“西工造”。 ⑨ 《后汉书·西南夷传》及注，《后汉书·西羌传》及注。 ⑩ 《后汉书·西羌传》及注，《汉书·地理志》及注。 ⑪ 《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武帝纪》《汉书·地理志》及注。 ⑫ 《后汉书·西南夷传》及注。 ⑬ 赵文汇：《天水家马鼎考释》，载《陇右文化论丛》（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255～260页。 ① 《汉水·地理志·陇西郡》及注。《直隶秦州新志》卷之一《沿革》礼县条：“礼县，故州西南一村落，……汉置羌道县，今礼县有此镇名；西县……属陇西郡，王莽改西县曰西治。后汉改属汉阳郡，羌道改属武都郡。三国属蜀，诸葛出师，屡在其地。”民国《礼县新志》卷一《沿革》：礼县在“汉为羌道、上禄，属陇西郡”。 ② 祝中熹、李永平：《青铜器》，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148页。 ③ 《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 ④ 《三国志·张既传》《晋书·宣帝纪》《晋书·安平献王孚传》《晋书·段灼传》。 ⑤ 《三国志·张既传》《三国志·杨阜传》。 ⑥ 据《水经注·漾水》。 ⑦ 《三国志·邓艾传》。 ⑧ 《三国志·诸葛亮传》《三国志·姜维传》。 ⑨ 《三国志·马超传》及注、《三国志·姜维传》及注。 ⑩ 《三国志·诸葛亮传》《三国志·法正传》《三国志·赵云传》及注。 ⑪ 《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之尾诗：“姜维独凭气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劳。”而据《三国志·姜维传》，其自蜀汉延熙元年（238年）至景耀六年（263年）蜀亡的26年间，领兵北上与魏正面交锋者凡十一次之多。 ① 本文系20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及其 生态保护研究”（编号17BG1213）、2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氐羌遗韵：陕、甘、川毗邻区域民族民间美术文化研究”（14YJA760016）阶段性成果。 ② 雷蓉、胡北明：《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综述》，《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4期。 ③ 张贺：《乡愁，如何才能记得住》，《人民日报》2014年2月20日。 ① 单豫：《从“武都高山戏”管窥地方戏曲的生存与发展现状》，《中国戏剧》2016年第6期。 ① 王林宝：《武都高山戏的原生态保护》，《陇南日报》2010年9月5日。 ② 张贺：《乡愁，如何才能记得住》，《人民日报》2014年2月20日。 ③ 王福州：《赓续传统修复生态》，《人民日报》2017年9月15日。 ④ 刘传江、李旭：《抓住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人民日报》2015年7月15日。 ⑤ 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民族艺术》2008第2期。 ① 彭兆荣：《如何认识原生态》，《当代贵州》2010第2期。 ② 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再思考》，《探索与争鸣》2008第2期。 ③ 乔晓光：《持有与实践：“非遗”传承人的文化使命》，《人文天下》2016第1期。 ④ 宋俊华：《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几点思考》，《文化遗产》2015第2期。 ⑤ 潘鲁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的亚洲经验与范式建构》，《民俗研究》2015第2期。 ① 申旭：《藏彝民族走廊与茶马古道》，《西藏研究》1999第1期。 ② 王福州：《赓续传统修复生态》，《人民日报》2017年9月15日。 ③ 高小康：《“非遗”活态传承的悖论：保存与发展》，《文化遗产》2016第5期。 ① 本文主要参考《徽郡志》《清代徽县志集校》《徽县新志》等书，不再另注。 ① 甘肃省武都地区文化教育局编：《武都地区文物概况》，西安市第三印刷厂1982年内刊本。 ②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③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9页。 ① [民国]谢寿昌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514页。 ② [清]郭从道：《徽郡志·舆地志》，香港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12页。 ③ [清]张伯魁：《徽县志》卷一，香港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25页。 ④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58页。 ⑤ [清]吴鹏翱：《武阶备志》卷四，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⑥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岑彭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① [唐]李白：《古风》，《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一，全唐诗库。 ②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③ [宋]郭允蹈：《蜀鉴》，巴蜀出版社1984年版。 ① 高天佑：《陇蜀古道考略》，《文博》1985年第2期。 ②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85年版，第755页。 ③ 李之勤：《嘉陵江上游古代航运的发展特点》，《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④ 高天佑：《陇蜀古道考略》，《文博》1985年第2期。 ⑤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9页。 ①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等译注：《水经注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9～670页。 ② [民国]谢寿昌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514页。 ③ [清]张伯魁：《徽县志》卷一，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19页。 ④ 熊国尧：《甘肃徽县出土一批窖藏铜钱》，《考古》1982年第2期。 ⑤ [民国]谢寿昌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514页。 ⑥ 薛国屏：《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上海辞书出书社2010年版，第574页。 ⑦ 徐日辉：《天水地区历代辖县沿革考略》两汉部分，《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⑧ [清]张伯魁：《徽县志》卷一，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19页。 ⑨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等译注：《水经注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9～670页。 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8页。 ② 同上。 ③ [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页。 ④ [清]张伯魁：《徽县志》卷一，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19页。 ⑤ 同上，第20页。 ① 杨晓民：《全球化时代的地域文化》，《读书》2010年第11期。 ② 方李莉主编：《从遗产到资源》，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③ 巫鸿：《美术史十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页。 ①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 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③ 同上。 ④ 邢莉：《民间工艺：民众生活的智慧》，《新华文摘》2015年第17期。 ① 唐家路、潘鲁生：《中国民间美术学导论》，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页。 ② 方李莉主编：《从遗产到资源》，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 ③ 岳永逸：《“非遗”的雾霾》，《读书》2016年第3期。 ④ 周旭：《中国民间美术概要》，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① 方李莉主编：《从遗产到资源》，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0页。 ② 严海荣：《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读书》2005年第7期。 ③ 同上。 ① 方李莉主编：《从遗产到资源》，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页。 ② 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③ 同上，第407页。 ① 方李莉主编：《从遗产到资源》，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