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川陕甘毗邻地区在明清时期的行政划分不尽相同。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归属于龙安府、保宁府、巩昌府、凤翔府、汉中府、秦州、阶州以及松潘厅管理。①这里属秦巴山区，有秦岭、大巴山、米仓山等大山脉，还有嘉陵江、汉江、白龙江等水系，地势复杂，资源多样，出产的农副产品丰富。
  人们在漫长的农耕活动中，发现许多经济作物适合在此地种植，如两当、文县等地的党参，凤县、勉县等地的猪苓，以及川、陕、甘毗邻各地都有的木耳，它们在当时的商品贸易中占了很大的分量。乾隆十年，陕西巡抚陈宏谋在《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一文中写道：“我皇上于劝农教稼之外，更敕令地方有司时劝树植，广收地利以益民生。陕省山木丛杂之地……崇山峻岭，树木繁茂，其中如药材、竹笋、木耳、蘑菇、香蕈、核桃、栗子、棕树、构穰、桐漆、葛根之类亦自不少，但可食用，即可卖钱。小民生长山中，田地窄狭，衣食艰难，即此便是恒产。其无木之地，全在转相学习，以广生计。”②陈公的文章说明，在这一时期，陕南的经济作物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且种类繁多。《两当县志·物产》中有：“药之属，有红花、白芨、黄精、葛根、竹苓……苍术、杜仲、当归、柴胡、芍药、五味、羌活、谷精草，党参最多。”①另外，嘉庆版《徽县志》卷七《食货志·物产》中也记载有天门冬、白芨、黄精、山药、何首乌、葛根、猪苓、党参等。如此看来，经济作物中的木耳、蘑菇以及药材中的党参等物在贸易中占主要地位，特别是药材贸易，更是量大面宽。
  1.药材贸易
  单是清末民初文县一带的药材流通量就大得惊人。图1为民国初年由下级官员写给上级的一封书信，其中有这样的内容：“碧镇每年出口药材约三百载，每载一百二十包及一百三四十包不等，合计共有四万包之谱。由阶局临江填票者不过万包有零，其余近三万包全系文县及四川边界所产，概为碧局出口之货，但收厘而不填票。文县城距碧镇一百六十里，踞碧镇上游。每年城内所过药材，西南北三路，如四川之南坪，文县之中路河、马连河、钱娄乡一带计实将近万包之数。碧局之出口货极多者实以本邑别无局卡，若果于城内添一局卡，截收于碧局并无大损，而于公家实有大益。”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文县碧口镇每年所过药材有近四万包，其中阶州所填票只一万多包，加上文县城内所过一万包，文县武都一带的药材贸易量有五万包之多，在清末民国初年算是极为可观。这也印证了甘、川毗邻地区的药材贸易在其经济往来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一段内容：“为一网打尽之计，不惟于公家毫末有益而所损实大。临江一卡，关系紧要，固万不可移。既石磨河间有偷漏，碍难设卡，该处距城二百余里，人烟寥寥，镇摄为难，光绪十八年八月间设卡，九月间施行裁撤既其明证。果为公家计，惟于文县城内添一局卡，每年抽收三四千金，实操左券如原禀。”这里说光绪十八年曾在距离文县县城二百多里的石磨河设卡收税，但很快撤销，如在城内设卡，每年可收税金三四千金。仅药材一项，文县城内与碧口镇共可收取一万五千多金，如果加上其他经济作物的税金，文县每年的税收应该是非常可观的。
  《两当历史名人王正福家族流徙变迁考略》②中对两当县的党参种植和贸易有过阐述：当地百姓广为流传，嘉庆道光年间，原居两当县太阳寺后迁居秦州昊寨的大户王正福（王百万）经营党参为自己创出了辉煌家业，成为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王正福先收购贩卖，后组织种植，发展党参产业。他发动太阳寺村民种植党参，还从外地招募人到太阳寺种植党参，甘肃境内各地、陕西、四川、湖北、湖南人大批涌入两当县太阳寺，太阳寺由十几户人家迅速发展到几百户，而且还形成了党参贸易集市。现存于两当县前川二队的《羊头会规》是清道光丁未年（1847）太阳寺全境人所立，其中有关于党参的记载：“种党参是系将本作利之事，况且我境除麦子、包谷外出产极少。近有无良之流，不自行偷窃，即接买贼赃，假托买贩党参之名并伪称立查做药之客。”我们可以从这段文字中得到如下信息：种植党参有利可图，其利来自党参买卖。这说明，在道光年间或以前，两当太阳寺的党参种植与买卖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根据《王正福墓志》“复择甘肃两邑北路小沟创业置产，家道渐隆”“道光八年，又置秦州吴寨花庙子渭耳沟口建厦居住”可知，王正福（王百万）的盛年在嘉庆道光年间，他的事业——党参生意也正如日中天，他的商道以两当县太阳寺小沟为中心，向四周特别是川、陕、甘以及东南地区辐射开来。太阳寺的党参在上海曾畅销一时，而后又享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逐渐形成了一个商贸网络，川、陕、甘地区的党参贸易在王正福这里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诠释。
  2.茶马贸易
  茶马互市贸易最早开始于唐代，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至明代达到鼎盛。明代早期是川、陕、甘毗邻地区茶马贸易的繁荣时期，此时明朝的边防还不巩固，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认为“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就设立了官营茶马互市的管理机构——茶马司，专门管理川、陕等地的茶叶与西北地区（甘肃等地）羌戎等少数民族交换马匹的贸易活动。明朝廷开辟了西南和西北两处茶马互市场所，西北茶马互市主要集中在川、陕、甘毗邻地区，主要为汉中、保宁（今四川阆中市）一带：“中茶易马，唯汉中、保宁。”①汉中距离陇南徽州不远，四川、陕南的茶叶运到徽州一带，通过茶马互市的方式流通至西北番人手中。《徽郡志》记载：“戊戌（1538）之秋，应天沈君中甫奉命巡茶陕西，至火钻镇（今徽县高桥乡），叹曰：此地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岂可以五官守与公署哉。”②火钻镇在茶马贸易中至关重要，它“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关口要道，秦陇川茶马通道就是经由火钻镇而贯通的。《徽郡志·建置》里记载，“批检茶引所（明清时期关于茶叶的工商管理部门），原在火钻镇，移于州治西街。嘉靖三十七年（1558），巡茶御史梁公札改建白水江”③，嘉靖三十七年，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批检茶引所迁至徽州城内，巡茶御史（明清时期从都察院监察御史中派遣人员代表朝廷巡视茶法马政等事务。监察御史奉命巡视茶法马政时，一般称巡茶御史）梁公又下令改建于白水江。《明史·食货志四》中有“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陕西”，这一时期明朝廷对茶马贸易的监管力度很大。《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中记载：“然则火钻镇察院行台之建，岂可少且缓乎？君乃先行广宁、开城七苑，查见在大小儿骒驹马万有四千有零，其倒死、拐逃、被盗者皆备查，其数比之原额率亏损十三焉。”④从此记中得知，七苑中有马匹一万四千多，可见当时的茶马贸易规模之大。
  明清时期的茶马贸易是官方垄断式经营的，官方规定了具体价格和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为明代巩固边防、发展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明朝廷认为，茶叶不仅是贸易的商品，更是控制西番的重要战略物资。由于“西北多乳酪，乳酪滞服，而茶性通利，能荡涤之”，致使“番人嗜茶”“无茶则病”。而明朝初建，正处于统一全国的战争时期，需要大量的战争物品——马来平息四方的不安定因素，遂屯兵马以防范来自北方草原的威胁。另外，大明朝廷还需要大量战马作为军备。这两种因素共同促成了茶马互市的形成，一方面可以扩充政府的军备，另一方面可以满足番人嗜茶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茶马互市能体现明朝中央政权在地方的支配力，从而番汉联合，切断匈奴的右臂，以壮大明王朝的边防实力，在削弱对手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实力。所以明朝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长期把茶叶作为战略物资，由政府直接运营，专卖特供，茶马互市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睦邻不以金樽，控驭不以师旅，以市微物，寄疆场之大权，其惟茶乎？”①此话表明了明清茶马互市在汉番和睦、边疆巩固和稳定中所发挥出的极高的作用。川、陕、甘茶马互市贸易，实际上推动了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3，煤炭贸易
  陇南的煤炭矿产极少，全市以陇南市西坡煤业有限公司为最大，其前身就是两当县西坡乡亮池寺炭厂。《两当县乡土讲义》中记载：“石炭，窖窝子所产，质劣量微。大阳村炭煤，种类多而出产广，因距城较远，弃利于地。惟亮池寺之炭，可以供给邻封数县，将来工业发达，可以不感燃料上之困难也。”②两当现存的民生档案中，有三份契约涉及明清时期两当县西坡亮池寺炭厂的转让事宜。这是“亮池寺之炭”的有力佐证。亮池寺炭厂由多个小煤窑组成，煤炭的开采属于小型手工作坊式。在长期的开采过程中，他们实施并总结出小型煤炭开采的关键特点，“上有通风，中有马门，下有水泄”（清道光二十一年出租炭厂契约，见图2），这也是现代煤矿开采的必备条件。他们出产的煤炭，销往凤县、徽县、勉县等临近数县，加强了川、陕、甘毗邻地区的经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