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明清时期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空前发展的时期，明朝初年，数次由统治者计划的、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移民甘肃的大约有五十万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落户于陇南各地。历史上，特别是清朝中后期，有大量逃荒、躲避兵乱的民众流落于川、陕、甘毗邻地区，他们扎根于川、陕、甘所毗邻各县，世代在这块土地上垦荒种田，繁衍生息。除种植相应农作物外，他们还大力发展党参、猪苓等药材的种植，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在陕、甘、川毗邻地区的开发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移民来自不同的地方，带来了各地的手工业技术，在与老家的联系中商品贸易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现象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明清时期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商品贸易内容、贸易道路交通情况以及贸易活动的辐射与影响等方面展开分析，以期对明清时期川陕甘毗邻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影响有较为深刻的了解。
  一、明清时期川陕甘毗邻地区商品贸易内容
  川陕甘毗邻地区在明清时期的行政划分不尽相同。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归属于龙安府、保宁府、巩昌府、凤翔府、汉中府、秦州、阶州以及松潘厅管理。①这里属秦巴山区，有秦岭、大巴山、米仓山等大山脉，还有嘉陵江、汉江、白龙江等水系，地势复杂，资源多样，出产的农副产品丰富。
  人们在漫长的农耕活动中，发现许多经济作物适合在此地种植，如两当、文县等地的党参，凤县、勉县等地的猪苓，以及川、陕、甘毗邻各地都有的木耳，它们在当时的商品贸易中占了很大的分量。乾隆十年，陕西巡抚陈宏谋在《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一文中写道：“我皇上于劝农教稼之外，更敕令地方有司时劝树植，广收地利以益民生。陕省山木丛杂之地……崇山峻岭，树木繁茂，其中如药材、竹笋、木耳、蘑菇、香蕈、核桃、栗子、棕树、构穰、桐漆、葛根之类亦自不少，但可食用，即可卖钱。小民生长山中，田地窄狭，衣食艰难，即此便是恒产。其无木之地，全在转相学习，以广生计。”②陈公的文章说明，在这一时期，陕南的经济作物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且种类繁多。《两当县志·物产》中有：“药之属，有红花、白芨、黄精、葛根、竹苓……苍术、杜仲、当归、柴胡、芍药、五味、羌活、谷精草，党参最多。”①另外，嘉庆版《徽县志》卷七《食货志·物产》中也记载有天门冬、白芨、黄精、山药、何首乌、葛根、猪苓、党参等。如此看来，经济作物中的木耳、蘑菇以及药材中的党参等物在贸易中占主要地位，特别是药材贸易，更是量大面宽。
  1.药材贸易
  单是清末民初文县一带的药材流通量就大得惊人。图1为民国初年由下级官员写给上级的一封书信，其中有这样的内容：“碧镇每年出口药材约三百载，每载一百二十包及一百三四十包不等，合计共有四万包之谱。由阶局临江填票者不过万包有零，其余近三万包全系文县及四川边界所产，概为碧局出口之货，但收厘而不填票。文县城距碧镇一百六十里，踞碧镇上游。每年城内所过药材，西南北三路，如四川之南坪，文县之中路河、马连河、钱娄乡一带计实将近万包之数。碧局之出口货极多者实以本邑别无局卡，若果于城内添一局卡，截收于碧局并无大损，而于公家实有大益。”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文县碧口镇每年所过药材有近四万包，其中阶州所填票只一万多包，加上文县城内所过一万包，文县武都一带的药材贸易量有五万包之多，在清末民国初年算是极为可观。这也印证了甘、川毗邻地区的药材贸易在其经济往来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一段内容：“为一网打尽之计，不惟于公家毫末有益而所损实大。临江一卡，关系紧要，固万不可移。既石磨河间有偷漏，碍难设卡，该处距城二百余里，人烟寥寥，镇摄为难，光绪十八年八月间设卡，九月间施行裁撤既其明证。果为公家计，惟于文县城内添一局卡，每年抽收三四千金，实操左券如原禀。”这里说光绪十八年曾在距离文县县城二百多里的石磨河设卡收税，但很快撤销，如在城内设卡，每年可收税金三四千金。仅药材一项，文县城内与碧口镇共可收取一万五千多金，如果加上其他经济作物的税金，文县每年的税收应该是非常可观的。
  《两当历史名人王正福家族流徙变迁考略》②中对两当县的党参种植和贸易有过阐述：当地百姓广为流传，嘉庆道光年间，原居两当县太阳寺后迁居秦州昊寨的大户王正福（王百万）经营党参为自己创出了辉煌家业，成为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王正福先收购贩卖，后组织种植，发展党参产业。他发动太阳寺村民种植党参，还从外地招募人到太阳寺种植党参，甘肃境内各地、陕西、四川、湖北、湖南人大批涌入两当县太阳寺，太阳寺由十几户人家迅速发展到几百户，而且还形成了党参贸易集市。现存于两当县前川二队的《羊头会规》是清道光丁未年（1847）太
  阳寺全境人所立，其中有关于党参的记载：“种党参是系将本作利之事，况且我境除麦子、包谷外出产极少。近有无良之流，不自行偷窃，即接买贼赃，假托买贩党参之名并伪称立查做药之客。”我们可以从这段文字中得到如下信息：种植党参有利可图，其利来自党参买卖。这说明，在道光年间或以前，两当太阳寺的党参种植与买卖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根据《王正福墓志》“复择甘肃两邑北路小沟创业置产，家道渐隆”“道光八年，又置秦州吴寨花庙子渭耳沟口建厦居住”可知，王正福（王百万）的盛年在嘉庆道光年间，他的事业——党参生意也正如日中天，他的商道以两当县太阳寺小沟为中心，向四周特别是川、陕、甘以及东南地区辐射开来。太阳寺的党参在上海曾畅销一时，而后又享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逐渐形成了一个商贸网络，川、陕、甘地区的党参贸易在王正福这里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诠释。
  2.茶马贸易
  茶马互市贸易最早开始于唐代，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至明代达到鼎盛。明代早期是川、陕、甘毗邻地区茶马贸易的繁荣时期，此时明朝的边防还不巩固，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认为“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就设立了官营茶马互市的管理机构——茶马司，专门管理川、陕等地的茶叶与西北地区（甘肃等地）羌戎等少数民族交换马匹的贸易活动。明朝廷开辟了西南和西北两处茶马互市场所，西北茶马互市主要集中在川、陕、甘毗邻地区，主要为汉中、保宁（今四川阆中市）一带：“中茶易马，唯汉中、保宁。”①汉中距离陇南徽州不远，四川、陕南的茶叶运到徽州一带，通过茶马互市的方式流通至西北番人手中。《徽郡志》记载：“戊戌（1538）之秋，应天沈君中甫奉命巡茶陕西，至火钻镇（今徽县高桥乡），叹曰：此地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岂可以五官守与公署哉。”②火钻镇在茶马贸易中至关重要，它“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关口要道，秦陇川茶马通道就是经由火钻镇而贯通的。《徽郡志·建置》里记载，“批检茶引所（明清时期关于茶叶的工商管理部门），原在火钻镇，移于州治西街。嘉靖三十七年（1558），巡茶御史梁公札改建白水江”③，嘉靖三十七年，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批检茶引所迁至徽州城内，巡茶御史（明清时期从都察院监察御史中派遣人员代表朝廷巡视茶法马政等事务。监察御史奉命巡视茶法马政时，一般称巡茶御史）梁公又下令改建于白水江。《明史·食货志四》中有“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陕西”，这一时期明朝廷对茶马贸易的监管力度很大。《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中记载：“然则火钻镇察院行台之建，岂可少且缓乎？君乃先行广宁、开城七苑，查见在大小儿骒驹马万有四千有零，其倒死、拐逃、被盗者皆备查，其数比之原额率亏损十三焉。”④从此记中得知，七苑中有马匹一万四千多，可见当时的茶马贸易规模之大。
  明清时期的茶马贸易是官方垄断式经营的，官方规定了具体价格和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为明代巩固边防、发展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明朝廷认为，茶叶不仅是贸易的商品，更是控制西番的重要战略物资。由于“西北多乳酪，乳酪滞服，而茶性通利，能荡涤之”，致使“番人嗜茶”“无茶则病”。而明朝初建，正处于统一全国的战争时期，需要大量的战争物品——马来平息四方的不安定因素，遂屯兵马以防范来自北方草原的威胁。另外，大明朝廷还需要大量战马作为军备。这两种因素共同促成了茶马互市的形成，一方面可以扩充政府的军备，另一方面可以满足番人嗜茶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茶马互市能体现明朝中央政权在地方的支配力，从而番汉联合，切断匈奴的右臂，以壮大明王朝的边防实力，在削弱对手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实力。所以明朝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长期把茶叶作为战略物资，由政府直接运营，专卖特供，茶马互市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睦邻不以金樽，控驭不以师旅，以市微物，寄疆场之大权，其惟茶乎？”①此话表明了明清茶马互市在汉番和睦、边疆巩固和稳定中所发挥出的极高的作用。川、陕、甘茶马互市贸易，实际上推动了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3，煤炭贸易
  陇南的煤炭矿产极少，全市以陇南市西坡煤业有限公司为最大，其前身就是两当县西坡乡亮池寺炭厂。《两当县乡土讲义》中记载：“石炭，窖窝子所产，质劣量微。大阳村炭煤，种类多而出产广，因距城较远，弃利于地。惟亮池寺之炭，可以供给邻封数县，将来工业发达，可以不感燃料上之困难也。”②两当现存的民生档案中，有三份契约涉及明清时期两当县西坡亮池
  寺炭厂的转让事宜。这是“亮池寺之炭”的有力佐证。亮池寺炭厂由多个小煤窑组成，煤炭的开采属于小型手工作坊式。在长期的开采过程中，他们实施并总结出小型煤炭开采的关键特点，“上有通风，中有马门，下有水泄”（清道光二十一年出租炭厂契约，见图2），这也是现代煤矿开采的必备条件。他们出产的煤炭，销往凤县、徽县、勉县等临近数县，加强了川、陕、甘毗邻地区的经济联系。
  二、明清时期川陕甘毗邻地区贸易道路交通情况
  在西秦岭的茫茫大山中，要完成药材、茶马和煤炭等密集贸易，而且运输又处在相对落后的历史阶段，因此，对于道路的寻找和踏勘就显得尤为重要。道路连接到哪里，贸易就发展到哪里。古往今来，史料中有记载的川、陕、甘毗邻地区商品贸易的道路大致有以下几条，其在川、陕、甘通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秦州经由两当、凤县到达汉中的商贸路线
  秦州通往凤县的捷径，一条路由党川南下，至梧林子，“梧林子，县（古凤州）北百六十里，交秦州界，为隘口到秦州必由之路，小峪河发源”①。然后随小峪河谷而出，经唐藏到凤县。另一路从利桥经庄家坪、焦园到达杨坪（这里是明清时期北上南下的重要商道），然后经太渠镇到凤州，或从杨坪直接到杨家店。秦州通往两当县的道路从党川到利桥，再经两当前川、太阳寺，沿广香水南下到两当。
  笔者曾对秦州、徽、凤经由两当入勉县的道路做过简析，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水路一条陆路。②“水路是沿嘉陵江而下，到陕西略阳连接嘉陵道，成为通往川蜀的古道。”这个论断合于《新修凤县志》中朱子春关于故道水的看法，“故道水，即嘉陵江之上游，秦、蜀之要津也……惟县（县址在古凤州）下三十里，方石铺（双石铺）有小峪河交汇（凤县丰禾山附近），水势渐大，由此至徽县仅二百余里，内有石峡二里许，河身稍窄，滩流平缓，量加刷汰，去其积石，嘉陵江船上溯方石铺，余以为有三利焉：秦蜀商贾云集，货产富饶，此途通畅，不惟蜀产易来，即远而云贵西藏渐次交达，利一”③。这条水路是凤县、两当通往徽县的捷径，它不但使“蜀产易来”，就连极远的云贵、西藏等地的货物也“渐次交达”，可见嘉陵江的运输能力之大。
  陆路实则是两条交汇为一条。一条即上南路（西坡、泰山一带），由凤县沿嘉陵江顺流而下；或由凤县翻过对窝山，下沟，再上大寨，从琵琶崖斜对面的小路下到河坝，到达线家堡（两当西坡），经张胡沟（两当泰山），上华坪梁，再折而向上，经山王庙，登上南天门，到黄疙瘩顶，再到云屏。这一条路要翻越南天门，如果负重行走，艰苦异常，它是两当沟通秦蜀的重要通道。发现于两当县云屏泰山交界地带的修路碑记有四通之多，《万缘同归》里记载“兹者张胡沟，原系古道，上通秦巩，中通凤邑、宝鸡，下卫汉沔，往来丝关之津启者”；《募修道路碑记》（图3）“上通巩秦徽两，下至兴汉二府”；《重修南天门大垭道路碑记》（泰山南天门）“自古南天门大垭现有形迹，年今久远，山林丛野，概行朽塌不能行走。山岩崎岖，彳亍阻隔，□目长叹”；《修路碑记》（千秋永垂）“今有南天门荒□□路道，原系徽两凤沔各□乡镇纸札□具，铁厂农器之局，俱□立多年。且关山难越，亦属率履循行必由之区，循以险僻湫隘，而蹂躏蹁跹之无托行旅商客”。这四通碑记的内容说明了两当泰山张胡沟一带在陇蜀古道商贸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条陆路经两当县太坝堡（今站儿巷）到后川堡（今两当县云屏乡），这里是两当途径太坝堡过后川堡到达勉县的必经之路。此路的关键所在——两当县云屏一线天公路下的石壁上有一处摩崖石刻群，现发现共有大小六通摩崖石刻，特别是明正德九年的重修桥石刻（图4），将此路之记载提前到明朝以前；镌刻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济众”摩崖石刻，记载有“天门河上下必由之衢也”，表明云屏内外必须经由此处连通。
  以上两条陆路到西沟峡（两当县国家AAAA级景区云屏三峡之一）一带交会为一，经大阳山到广金坝，再经龙王庙入勉县，与陈仓古道交会。以上六通修路碑记，表明川、陕、甘毗邻地区道路的多样性，在陇南所处的秦巴山区，有许多这样的道路，沟通着各地的联系，为川、陕、甘的经济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2.秦州经由徽县通往汉中的商贸路线
  关于秦州通往徽县的道路，在《徽县新志》中有“县东北四十里内黄河，自杨家河经卜池浴、徐家沟口，而至通秦州山岔”①的记载。另外，在《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梁数目》中有“州北六十里火站峪，系运茶要路。旧制设有花引所衙门在焉，其汉中府所属五州县课茶俱由此地运送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先年议在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处佥编运茶脚户刘文光等百有余名，住居本镇”②。徽县作为北上秦州、南下兴汉的枢纽之地，在唐代已有记载，柳宗元在《兴州江运记》里说：“自长举北至青泥山，又西抵成州，过栗亭川，逾宝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若是者绵三百里而余。自长举之西可以导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③长举驿在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中也有记载：“至和元年（1054）冬，利州路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长举驿，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④这段文字点明了长举驿的具体位置，更说明青泥道路在宋代就是官方修建的大道。多年以后，明代侍卫钟公在悬崖峭壁间又开凿了道路，后称钟公路。李白在《蜀道难》中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极言青泥路之难行；雷简夫感叹“大抵蜀道之难，自昔青泥岭称首”，此路如此难行，却不得不行，这些都说明了青泥路是秦陇沟通巴蜀的必由之路，更体现了徽县在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地位。
  《徽郡志·要道》中对徽县南部的道路有详细的记录：“县南八十里锅厂岩，自虞关西沿江六里，渡嘉陵江进小百沟而至略阳金池院路，山溪险绝，负贩者尚由此行。”“县东南百二十里山石关峡，自田家河逾江，经梨演头、思义川，而至入沔、略黑河路，石栈深沟，崇岗密箐。自关峡转东，北为圆山子，通两当后川子路。山高避险，皆宵小出没之区。”①前一条路是通往略阳金池院的路，属于民间小道，私人小贩经常背负商品从这里往来于川、甘之间，其在民间贸易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后一条路在山石关峡分为两路：一路南下，从田家河渡过嘉陵江，最终接上勉县、略阳的黑河路，这一路山高沟深，穿行于丛林之中；另一路从山石关峡往东，再转而往北，进入两当县云屏的元山，与前文所论的两当后川堡路合而为一，通往勉县。
  徽县作为“辐辏之地”“水陆之衢”，是四面八方交通的结点所在，居住着“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处佥编运茶脚户刘文光等百有余名”；水路“自长举之西可以导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比青泥岭路少一百余里；东北有“至通秦州山岔、两当入秦岭路”，虽然“崎岖幽仄”，但“山径四达”②，在川、陕、甘经济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汉中的商贸路线
  汉中地区古县志关于古蜀道的记载也不少。白水路在《道光重修略阳县志》中也有记载：“钟公路即白水路，宋时架阁为道，久而倾圮，行人苦之。明侍卫钟公作路于壁间，不期月而成，舆马仆卒，履若坦途，自下望之，恍然云霄之上，盖奇迹也。行旅父老请置丰碑。”③此段文字印证了略阳通往徽县的白水路在宋代就已经修建阁道，明代侍卫钟公又重修，这是一条连接陕、甘的商贸通道。
  道光版《续修宁羌州志》有载：“余观汉中地势险固，四塞若纳诸匮中，此可以为门户之扼，而不可以为宫室居也……其地乎而据巴蜀之粟，出秦陇之马，通荆襄之财，由来利之矣。”④宁羌向西北通往秦陇，向西南去往巴蜀，如同徽县青泥岭一样，也是秦蜀古道和茶马古道上不可或缺的关口。
  另外乾隆版《南郑县志》记载：“青石关（今略阳县小南海镇青石村），《通志》在县南九十里，系入山小路。《府志》明正德间置巡司，嘉靖二十一年，巡道李凤会议以南郑西乡界接四川，路险多盗，又通茶要道，籖乡民协同青石关及大巴盐场两巡司，在彼驻劄兼守，两省便之。”⑤青石关是连接川陕茶盐贸易的古关口，位于南郑县南九十里处，是进山的小路，但地理位置重要，沟通着茶盐要道，南郑县在此设有巡检司。
  三、明清时期川陕甘毗邻地区商贸活动的辐射与影响
  宋时白水路修成之后，入川道路“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廪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这些信息告诉我们，当年的青泥驿规模很大，邮兵驿马有“一百五十六人骑”，一年邮兵及官差商客所耗费粮食就有五千石，驿马消耗一万围草。粮食和草料最经济的来源是当地提供，那么，这些消耗就会在当地形成产业链，增加当地百姓的收入。由于秦蜀古道必经青泥岭，青泥驿一线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村镇，当时很是繁华，所以，青泥路要被废掉，“青泥土豪辈唧唧巧语，以疑行路”，以便保持青泥路上行客商旅如织、经济兴盛繁荣的状况。如果驿废则“客邸、酒垆为弃物矣”，那些终日“浮食游手”之人“安所仰耶”！可见，光行旅商客的往来就养活了许多当地百姓，带动了当地的饮食、娱乐、住宿等服务行业的发展。
  《徽县新志》中记载：“商业，操于陕西人之手。资本稍大之商店，皆山、陕人所经营，好中学徒亦十之七为陕籍。土人仅小本生意，如山货铺、饭店、饼店，及囤贱卖贵等。近年奔走负贩于川、汉之间者颇多，惟仅博蝇头之利，时作时辍耳。”①其中“奔走负贩于川、汉之间者颇多”，说明即使在清末民初时期，川、陕之间的经济联系依然很密切。再如文县的药材贸易，文县政府设立关卡，征收过关税，为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其贩运、贮藏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为百姓提供了生财之道，也可以说，文县的药材贸易为一大批百姓提供了生活之资。
  明清时期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商品贸易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当地人民的生活。茶马贸易带动了古蜀道上住宿、饮食、酿酒等行业的蓬勃发展；药材贸易和农产品贸易使川、陕、甘毗邻地区的种植业呈现出特色化区域的发展趋势，这一地区的药材种植特别是两当和文县的党参种植，以及各地都有的木耳养殖（有些地方形成了大规模集中养殖），成为当地经济作物的主打招牌。以陕南的木耳养殖为例，道光三年，陕西巡抚卢坤的调查记载中曾说“定远厅有耳厂十二处，西乡县有耳厂十八处，宁羌州有菌厂耳厂数处……在厂工匠不下数十人”（卢坤《秦疆治略》）。其调查显示，在陕南的广大土地上，出现了较为专业的耳厂。另外，可以想象，秦巴山区的千家万户，都有着家庭作坊式木耳生产，由此推测，当时当地的百姓及耳厂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木耳。特别是《南京条约》确定五口通商后，外国人对木耳的兴趣日益增加，需求量大增，木耳走向了国际贸易的舞台。
  综上所述，茶马商贸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了丰厚的文化财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四通八达的商贸交通，它带动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明清以来，南来北往的客商、官员、学者、僧侣等为茶马古道带来了商机，融入了活力，也留下了有形和无形的财富。茶马古道如同一条穿越大山热血沸腾的主动脉，带着本乡的特色贸易走向外界，日夜不息地向外界输送营养，促进着相关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些蜿蜒在古道间的梁峁沟壑，吸收着驿路贸易触角饱满的营养，哺育着一代代百姓。这些交通主干线和支线贯联着川、陕、甘毗邻地区的贸易网络，汇聚成茶马商贸的滚滚浪潮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