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西南巴蜀大地不仅是司马家族的发祥地，是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建功立业之地，也是司马迁生命历程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最为风光的历史时期。刘邦君臣在蜀、汉大地崛起奋斗建立汉室天下的历史传奇，以及号称“辞宗”“赋圣”的司马相如走出西南的成功范例都深深地吸引着司马迁，于是，在汉代文学文化史与中华文明史上，汉武盛世二司马都在千里栈道上留下了他们跋涉的足迹。难怪鲁迅先生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②司马迁家族与西南大地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太史公自序》说：三皇五帝时代，“颛顼帝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隐》引张晏云：“南方，阳也。火，水配也。水为阴，故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职。”③《正义》引司马彪序云：“南正黎，后世为司马氏。”夏商时代，“重黎氏世序天地”，司马氏远祖世掌天文、史官。在西周，“司马氏世典周史”。而颛顼高阳帝与西南巴蜀关系密切，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④《史记·夏本纪》记载，“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⑤。扬雄《蜀王本纪》则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⑥这一切皆证明，颛顼高阳帝及其子孙皆发迹于西南巴蜀大地。有意思的是，“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故楚及司马氏皆重黎之后”⑦。但在秦楚两国的较量中，司马迁的先祖司马错在秦国夺取巴蜀、吞并楚国的统一大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司马错的栈道之旅，是从谋划吞并巴蜀开始的。《太史公自序》说：“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①从《史记·张仪列传》来看，“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袭秦”。秦惠王犹豫未决之时，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主张征韩。司马错以“得其地是以广国，取其财是以富民缮兵”为主要理由，说服了秦惠王伐蜀。夺取了巴蜀，将关中盆地、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通过千里栈道联系在一起，建立起秦国“立是西部，虎视东方”的战略基地。“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②在巩固大西南的过程中，司马错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史记·秦本纪》：秦惠王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昭襄王六年，“蜀侯辉反，司马错定蜀”。昭襄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司马错是杰出的战略大师，目光深远，谋略过人，他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灭蜀、平蜀、治蜀。在守蜀、攻楚的过程中，千里秦蜀栈道，是大秦帝国夺取西南、灭楚统一全国的战略大通道。大将司马错功勋卓著，让司马迁无比自豪，因而将其写进《太史公自序》中，也让青年司马迁对奇险富饶的大西南极为神住，对秦蜀栈道格外着迷。
  司马迁“西征巴蜀”的栈道之旅完成于汉武帝时代。《太史公自序》云：“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③《史记·河渠书》云：“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④这是司马迁栈道之旅最明确的两次自叙记载。二者相互印证，证明司马迁的栈道之旅确凿无疑。司马迁出士为郎中，在元狩五年（前118），时年28岁。⑤司马迁的栈道之旅在元鼎六年（前111）春，《汉书》记载武帝在这年“春，至汲新中乡（今河南汲县），得吕嘉首，上便下令征西南夷”⑥，35岁的司马迁作为郎中，正在侍从武帝，奉使出发“西征巴蜀”即在此时。⑦其向汉武帝复命为元封元年（前110）三、四月间，奉使前后约15个月。这个时间正处在汉武帝积极向四周开疆拓土的时段。就在司马迁出使西南之前的十年间，武帝开通了西域（前122），驱逐了匈奴（前119），平定了南越（前111），现在又下令征讨西南夷，这为司马迁经由栈道认识西南，破解刘邦与“汉初三杰”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奥秘创造了条件。时平35岁的司马迁进入人生事业的巅峰时期，他满怀着对祖先功业的自豪和对君王的感激，自信地踏上了千里栈道的途程。他由洛阳还长安，取道褒斜道经汉中入巴郡，与集结在且兰地区的汉军汇合。首先经略且兰，接着随军西进，经略夜郎，到达汉军未到的昆明夷地区。然后北上经略汉军刚征定的邛、笮等地，抵达成都。经略冉、白马夷后，返回复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这是司马迁青年时代出仕郎中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此次奉使之游可与二十壮游比肩相映。在司马迁之前，奉使西南夷的有司马相如、公孙弘，他们都是智能之士。此次任务重大，汉武帝在巡游途中派使者，他挑选司马迁为侍从，可谓知人善任。司马迁的栈道之旅收获颇丰，他不仅详细地考察了秦蜀“天府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大西南，而且亲身体验了西北与西南之间的千里栈道，对秦岭南北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和风俗民情、物产资源等方面的差异都有了切身的感受，为他撰写《货殖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得出“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的明确结论，加深了对秦汉帝国崛起于西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