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一、蜀道申遗现状
  蜀道交通是四川地域巴蜀文化与外界交流融合的重要形式。古往今来，蜀道作为连接巴蜀和关中的重要线路而为世人所熟识。但实际上，关于“蜀道”的定义并没有确切的说法。蜀道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大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蜀道包括四面八方通往古代蜀地的道路，有自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有自云南入蜀的樊道，有自甘肃入蜀的阴平道和自汉中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等，也包括蜀地范围内的道路。而通常学术研究中提到的“蜀道”，则是指狭义上的概念，即由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傥骆道（堂光道）以及由汉中、安康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其余还有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提及的经过今甘肃陇南徽县的青泥道等，它们其实只是蜀道的组成部分而已。现在随着申遗的推进，四川有关部门将“蜀道”限于历史上被称作蜀道的四川境内，认为“蜀道”即蜀地之道、蜀地的道路，以“蜀道文化路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则更是狭义的蜀道认知了。
  据有关专家不完全统计，《四库全书》中与蜀道相关的词条就有2477条。①“蜀道”一词最早出自《后汉书·张霸传》。“张霸，成都人，官至会稽太守、颍川太守，老年任京官，卒时七十，遗敕诸子曰：今蜀道阻远，不易归茔，可止此葬”“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县。”②很显然，这里所讲的“蜀”指成都，“蜀道”即由中原往蜀地的“入蜀之道”。但除了“道路”之义外，还统指以蜀（成都）为代表的“蜀地”。如《新唐书》中有“蜀道米价腾涌”、《宋史》中有“令蜀道织锦茵”等记载，笔者认为这里的“蜀道”指的是唐代官方政区地名剑南道的通俗说法。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有关“蜀道”的记载不胜枚举，但这些对“蜀道”的不同认知和定义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变迁而得出的结论。所以说，只有将“蜀道”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了解其变迁过程，才能对其有清楚的认识。王子今先生认为，“蜀道”既不是“蜀地的道路”“蜀中的道路”，也不是“入蜀之道”，而是特定交通史阶段形成的具有明确指向的交通线路，即穿越秦岭巴山的川陕道路。①对于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总体上是不错的。但这条穿越秦岭巴山的川陕道路不仅指的是川陕道路，因为秦巴山地的地域范围非常广。西秦岭位于甘肃的南部，这里也有众多的蜀道道路，也是蜀道的组成部分，比如故道、阴平道以及赫赫有名的青泥道等作为蜀道重要的组成部分还经过了今甘肃陇南地区。所以，“蜀道”应该指从号称“十三朝古都”的西安通向“西南大都会”成都的“官道”。它在不同时期的走向是有差异的，但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它总是经过陕西南部、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一些地区。它可能是从民间商旅通道升级成为官道的，官道衰微后又可能降级成商旅通道。官道作为由官府管理维护，设置驿铺邮传，服务于军政人员、物资、信息的传输而存在的道路系统，不但满足政府所需，也满足商旅行进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典籍，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确定不同时期经过上述川、陕、甘等地区的蜀道网络及其文化遗存，明确蜀道的道路构成，并在此基础上将蜀道上的文化遗存加以整合申遗。
  蜀道的开通打破了川、陕、甘毗邻地区“山川重阻”的地理封闭性，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但使四川地区的文化与周边文化交流碰撞，孕育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三星堆文化、巴蜀文化、佛教文化，同时，这些文化与三秦文化、陇右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网络关系，成为川、陕、甘地区特色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古今相承、长期使用、文化内涵丰富的“蜀道”，我们要充分发掘其多样性价值，将其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保护。
  蜀道不仅仅是以交通为本体的道路，它还承载着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意义，因而也是重要的文化线路。若要申遗，亦属文化线路申遗项目。按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次大会通过的《文化线路宪章》的要求，沿线所在“地区”的文化和文物等都可纳入申遗的范围。然而出入四川盆地的道路众多，满足“文化线路”要求的也不在少数，尽管我们不可能将所有“入蜀之道”都进行保护和申遗，但仅限于四川境内的几个地市是存在问题的。因此，在“蜀道文化路线”申遗中将有重要地位的四川、陕西、甘肃等省通往成都的古道及其遗迹、遗物纳入进去是可行的。
  蜀道申遗是继杭州西湖、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申遗之后又一个文化线路申遗项目。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到“一骑红尘妃子笑”，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曾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众多荡气回肠的千古传奇。2009年7月28日，在科学考察的基础上，郑孝燮、罗哲文、阮仪三、刘魁立、谢凝高、舒乙、葛剑雄、郑时龄、王景惠九位专家联合发出《关于中国蜀道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及联合申遗的公开信》；2010年6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进行了先期调研；自2011年9月3日起，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带队，六十余位全国政协委员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在陕川两省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蜀道文化线路保护与申遗”专题调研，这标志着蜀道申遗大幕的正式开启。
  目前，金牛蜀道广元段已于2012年9月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6年1月，四川省申报的“蜀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获得了正式申报世界遗产的资格，同年该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并被纳入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提名地范围。这一进展表明，秦巴山区蜀道作为自然与文化的双遗产价值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初步认可。2016年4月，四川省政府成立“四川省蜀道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申报工作领导小组”，申遗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该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协调解决蜀道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申报中的重大事项，研究制定蜀道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申报、保护和管理相关政策措施。从公开的申请文件上来看，蜀道在六个方面有申遗的价值：①蜀道是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交流的重要例子；②蜀道是古代快递路线系统的独特证据；③蜀道是古代山地道路建设技术的杰出代表；④蜀道和中国的一系列重要历史时期密切相关，如秦朝和三国；⑤蜀道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美学重要性，如喀斯特地形和地貌；⑥蜀道具有全球意义的普通生物多样性。2016年11月30日，四川省文物工作会议在成都举行，会议部署的蜀道申遗、川渝石窟保护展示等项目都成为“十三五”期间的重要任务。据悉，四川省申报蜀道核心区域共有3700多平方千米，涉及广元、绵阳、德阳、巴中、南充、达州六个市的22个县区。2017年，由四川省蜀道申遗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广元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7年蜀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国际研讨会”在广元召开，与会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为蜀道申遗做足准备。
  “蜀道”申遗工作开展十年以来，除了上述四川省的申遗工作比较突出以外，甘肃、陕西两省也在积极准备申遗工作。2011年4月27至29日，康县举办西北地区首场“茶马古道学术研讨会”，会后论文结集出版，宣告西北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正式启动。2015年10月下旬，为配合蜀道申遗工作，由徽县政协委员会主办的“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在徽县举行，学者就蜀道学等理论探索、学术现状梳理、蜀道文艺研究、蜀道线路走向、重要节点和演变考、蜀道文化资源的价值及其利用，以及相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大量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①2015年12月，陇南市委和市政府专门印发了《关于陇南参与蜀道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和茶马古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实施方案》，这标志着陇南的申遗工作正式启动。2017年10月中旬，徽县市政协、旅游局联合天水师范学院、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办“徽县茶马古道”学术研讨会，其中涉及许多陇蜀古道申遗的内容，这些工作都将为甘肃境内蜀道申遗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蜀道”在陕西境内的遗存也十分丰富。陕西省文物部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蜀道文化线路和遗产进行调查，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对遗存资料进行了登记。2011年9月，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与四川省政协、陕西省政协联合主办的“蜀道文化线路保护与申遗”活动在西安正式启动。2012年，首次提出将蜀道文物作为线性文化遗产进行系统调查，调查发现道路本体文物313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四百余处，这充分证明陕西是蜀道文化线路的主要省份。2016年12月13日，陕西省文物局在西安召开了“陕西蜀道遗产保护工作座谈会”，会议决定陕西省将设立陕西蜀道（秦蜀古道）专业委员会，为下一步申遗做准备。会议强调，要健全陕西蜀道文化保护机构，建立保护联动机制，打造学术交流平台；继续做好资源调查、启动考古调查和发掘、完善保护规划和标识工作；各县市要细化和深化本地蜀道资源保护工作，拿出适合当地实际的规划和方案，按照省上的统一安排部署，切实做到完善制度、落实责任、保障资金、加大宣传、形成常态。
  除此之外，作为蜀道线上的一大城市——汉中市也在不断地努力。汉中市博物馆从2004年开始编辑出版馆刊《石门—汉中文化遗产研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到2012年5月31日，在陕西历史文物局的支持下，汉中市博物馆立足汉中实际与沿线历史文化内涵，改原刊名为《汉中市博物馆刊》，常设蜀道及其石刻研究等栏目，对蜀道申遗宣传具有重大的作用。再到2013年，秦蜀古道（蜀道）“申遗”联席工作会议召开，川陕蜀道申遗工作继续稳步推进。2013年11月18日至20日，由汉中市文物旅游局主办、汉中市博物馆承办的“中国蜀道”学术研讨会在汉中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广泛交流了蜀道研究成果和学术心得，会议中提交的65篇论文集结出版。①同年，有关褒斜道等蜀道所存摩崖石刻研究出版。②
  随着陕西蜀道申遗工作的开展，蜀道系列研究丛书也不断问世，这其中由刘庆柱、王子今先生主编的《中国蜀道》丛书最为耀眼。③这部丛书的编写工作自2012年启动，联合北京、陕西、四川三地专家学者，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蜀道的历史沿革、人文地貌、文化遗存、诗词歌赋、绘画艺术及相关研究。这为蜀道申遗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为提升蜀道的文化内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蜀道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中华民族丰富文化遗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线路的概念对蜀道的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启示。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行动指南》（2003年）的界定，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与持续不断的交流；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并且文化线路将与之相关的历史关系和文物融入动态的系统当中。蜀道文化遗产线路长，时间跨度大，运行至今仍能发挥重要作用；蜀道各个时代的文物古迹虽完好程度不一，但放在整个体系之中就显示出重要的整体价值。按文化线路的概念对蜀道文化遗产进行重新审视和挖掘，就能对其价值和需要保护的内容有新的认识。国内的丝绸之路（中国段）、大运河是典型的成功申遗的文化线路，其对蜀道申遗工作具有极强的参考和指导作用。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
  上述是对蜀道概念及当前川、陕、甘蜀道申遗现状的一些粗浅认识。可以看出，各地申遗的进度是不同步的。对蜀道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并且将其申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文物保护部门的重要职责和担当，同时与学者研究成果的学术支撑密不可分。但在现实工作中，文物保护部门与市级、省级领导部门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或矛盾，一些地方政协部门起着带头引领的作用，而政府部门却没能很好地起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设性作用。这个问题在甘肃省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尤为突出，如陇南市的蜀道申遗工作的进展缓慢就与市政府、省政府的关注度不够有关。当前文物保护工作滞后，文物保护部门在蜀道申遗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果，这是各省区申遗普遍存在的问题。此外川、陕、甘三省是否要联合申遗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四川省申遗尽管已进入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阶段，但是后续的审核能否通过仍然是未知数。若按照文化遗产线路的完整性等要求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各级政府部门和文物保护单位在今后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要切实做好蜀道文化线路的实地调研、保护规划、标识标志工作，明确各级保护单位的等级和职责。同时，还要加强省、市、县之间及市与市、县与县之间的联动机制，尤其要加强文物保护部门之间的联合，支持他们开展相应的文物保护工作，积极推动学术研究与保护利用相结合，切实做好遗产保护的基础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在蜀道申遗过程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二、《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等法规规定的蜀道申遗具体要求
  众所周知，四川蜀道已成功进入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而申遗工作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这不仅需要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还要细化世界遗产的各项具体要求，在充分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后，查缺补漏，密切结合国际上世界文化遗产申请的标准，才能更好地保护蜀道文化遗产。
  那么，根据《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等一系列的规定，我们可以明确蜀道申遗的具体要求，在此进行简要论说。其指出：“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和具有考古性质成分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①现在四川“蜀道”有大量现存的古文物、建筑群、遗址等，比如四川省广元市境内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泽寺摩崖造像、剑门蜀道，四川省其他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观音崖摩崖石刻造像、红军标语碑林、石牌坊、昭化古城门、昭化古民居、昭化龙门书院、钟鼓楼古建筑群、鹤鸣山道教造像、李商隐撰“重阳亭”碑等①；除四川外，陕西、甘肃的蜀道上也存留有一些古文物古遗迹，如甘肃陇南蜀道上的陇城古城，是古代西安经关中，通过关东南大道进入甘肃境内的第一重镇，斑驳沧桑的环境、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处处体现古风尚存；而在陕西境内的褒斜道上就有著名的石门壮观风景，在石壁和山崖上都有汉魏到明清时期的大量石刻，是我国摩崖石刻的典型代表，而其中的“石门十三品”更是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蜀道上现存的大量古文物、遗址、建筑群等属于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以上都表明蜀道具有突出普遍价值。想要进行蜀道申遗，其突出普遍价值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当然，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必须同时符合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条件，保证蜀道名称及其线路的完整性和申报该文化遗产价值的信息可信度，从而使申遗项目具有代表性、平衡性、可行性。
  首先，突出普遍价值是指文化和自然价值之罕见超越了国家界限，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大意义。②蜀道，是古代由长安通往蜀地的道路，唐代诗人李白曾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道路最艰险、地貌最复杂、遗存最丰富的古代陆地交通系统之一。它对人类在考古、交通、建筑、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影响。川、陕、甘境内蜀道经过历朝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积累沉淀，遗留下大量的古遗迹、古建筑。与古代人物活动相关联的遗迹遗址也有很多处，比如宋代主要集中在陇南地区，反映抗击金兵而闻名的“吴家军”吴玠、吴璘、吴挺一门三将。③徽县东南的吴公祠、安丙祠、仙人关、杀金坪遗址，康县北七方关遗址，徽县城北钟楼山（今名吴山）的吴玠墓，成县吴王城遗址（成县上城）、城北的昊挺墓及墓碑、城东的横山寨遗址、杨政墓，与宝鸡古大散关上二王庙前的吴玠、吴璘石雕像一起，成为蜀道上一座座纪念民族英雄的丰碑，也是蜀道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替代的部分。④
  蜀道的历史价值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成为西部地区历史研究领域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在交通和建筑领域巧妙地将交通科技与沿线建筑文化融为一体，使科技与技术价值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交通发展史做出了贡献，为我国乃至世界建筑领域提供了优秀的范本。而蜀道上的翠云廊古柏，实现了道路长程绿化。栈道是古蜀道的一个特点，古道中的悬空栈道结构，是山区道路建设中资金耗费最少、环境破坏最小的方式，这些为当时的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为后世提供了范本。上述蜀道文化线路中的普遍价值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遗产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规定⑤中有所体现，如：①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②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③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④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由此可知其普遍价值显而易见。早在2015年，我国的“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两条文化线路，正是通过《文化线路宪章》①突出体现了文化线路的“普遍价值”，从而成功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具有“文化线路普遍价值”并且具备更多突出普遍价值优势的蜀道也同样具备申遗的潜力。
  其次，蜀道申遗必须符合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条件。①保证所申报的蜀道文化遗产具有完整性，通过一系列保护和管理措施使蜀道及其周围环境特征保持一种完整性和无缺憾状态。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可知：“审查遗产完整性就要评估遗产满足以下特征的程度：a.包括所有表现其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必要因素；b.形体上足够大，确保能完整地代表体现遗产价值的特色和过程；c.受到发展的负面影响或被忽视。”②这一点体现出，蜀道申遗不是只重视单一的个体，而是要管理保护整体环境，其中的文化景观、历史名镇或其他遗产中体现其显著特征的种种关系也应予以保存。除此之外，还应保证蜀道名称和文化线路的完整性。我们应尊重历史，将与蜀道相关的“秦蜀古道”“陇蜀古道”都划归到蜀道申遗中，以保证蜀道文化线路的完整性。同时，我们更要注意蜀道线路中古文物古遗迹的完整性，包括驿铺、关隘、城池、桥梁、寨堡、古碑、古庙、古墓、古树、古街、古战场等，如蜀道中的重要部分——石门，是连接关中平原和汉中平原的褒斜栈道南端的一段隧道，在隧道两壁及褒河两岸悬崖上凿有大量题咏和记事。后因修建水库将其中的十三种碑刻迁移到汉中博物馆，保证了蜀道文化线路中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石门十三品”可以说是蜀道文物真实性的典型代表。《奈良原真性文件》中提到，评价遗产的原真性，要根据文化遗产原初的和后续的特征，理解其价值的信息源的可信性和真实性程度进行评判。②在蜀道申遗中不可忽视其真实性，蜀道古文物中有文字记载的古文物是真实可靠、毋庸置疑的，如《蜀道行》等提及的古代“由秦至蜀”的“蜀道”上有一条长达三四百里的“人”字形“翠云廊”等；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古文物、古遗迹，经考古发掘调查也能够证明其真实性。但我们要注意，对于文化遗产价值和相关信息来源可信性的评价标准可能会因文化而异，甚至在同一种文化内部也存在差异。出于对所有文化的尊重，必须将文化遗产放在它所处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虑和评价，它所体现的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各层面的价值都应该被充分考虑。如蜀道第一古城——昭化古城，它所蕴含的三国文化充分体现了其历史地位和文物价值；再如剑门关和城南古蜀道上的清风峡、明月峡及古栈道等，都是蜀道文化背景中的一部分，从各方面展现了其真实性。
  因此，我们应当在了解申遗法规的基础上，对蜀道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保护和管理，从而达到真正保护蜀道和蜀道申遗的目的。
  三、蜀道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蜀道是人类古代交通史上的伟大奇迹，是筑路形式的发明创造。蜀道盘旋于高山峡谷之间，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工程技术措施，或凿山为道，或修桥渡水，或依山傍崖修筑栈道。蜀道上最能体现人类创造精神的是栈道，栈道是中华民族祖先智慧和创造精神的结晶，战国时期就已经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文中对蜀道的论述如下：便在今天，连通四川和陕西的现代化公路所穿越的地区依然极为险峻壮观，在古代定然更加莽荒艰险。这一地区见证了秦汉工程师最宏伟壮观的杰作。①蜀道作为一条文化线路，早在商朝时期就已是代表黄河文明的商朝与代表长江文明的古蜀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自周秦汉唐以来，巴蜀文化与三秦、陇右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南北文人骚客、商贾游客、达官显贵以至贩夫走卒都穿梭于此，留下了丰富多彩、灿烂夺目的蜀道文化印记。这足以表明，蜀道这一文化廊道历史悠久，历久弥新。
  “蜀道文化遗产廊道”作为以古道为载体，将古道沿线的风物遗迹、历史事件、风俗习尚等众多单体资源串联成为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带，需要朝廷整体保护。“遗产廊道”（Heritage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遗产保护的战略方法”。查尔斯（Charles）对“遗产廊道”给出了定义，即“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②。“遗产廊道”强调廊道，是线性的文化区域。
  为对文化遗产廊道进行整体性保护，蜀道申遗首先要保持其完整性。这需要陕、甘、川三省联合申遗和制定能使其保持完整性的可行性措施。三省应该加强联系，为蜀道申遗做好准备。首先，陕、甘、川三省应将蜀道名称统一化，不能再各执己见，提出什么“秦蜀古道说”“陇蜀古道说”。不管是从甘肃进入四川的阴平道，还是从汉中通往成都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都是古代历史上的蜀道遗存，构成了完整的蜀道。具体申遗需要确定哪些路段，需要大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蜀道遗存的文化遗产进行评估，按照《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和《操作指南》明确具体的申遗点。
  这里的蜀道线路完整化包含三方面的意思。①对蜀道各条路段的构成要有清晰的认识，比如从长安出发经褒斜道、金牛道、剑阁道到成都的一条完整线路，类似其他的蜀道分段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蜀道网络交通路线。②对蜀道线路上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遗址等不同的申遗点需要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并保证各个申遗点本身申遗价值的完整性。比如蜀道经甘肃陇南地区的《西狭颂》摩崖（成县）、《新修白水路记》（徽县）等摩崖石刻就保存得相对完整，作为申遗点，都应加对其以保护。③蜀道线路与周围环境的完整性保护问题，线路经过的一定范围内的遗物、遗迹和周围的环境都属于完整性部分，应避免开发。如广元翠云廊，就是蜀道线路完整性的具体申遗点组成部分。
  再者，在操作层面，陕、甘、川三省需通力合作，由政府文物部门主导，研究学者参与组成合作小组，作为申遗总的领导机构，做好申遗准备。最后，陕、甘、川三省制定申遗方案，建立统一机制。不同省市、不同部门要各自做好申遗准备工作，省市县各级要按照要求做好部署工作，尤其文物部门要加强考古工作，为蜀道完整性提供准确的资料。同时，还要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不断跟进指导和研究工作。
  蜀道申遗要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提出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要求①，做好蜀道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必备工作。完整性上文已经提及，这里需要涉及蜀道遗产的真实性及其保护问题。
  不管是四川剑门蜀道还是甘肃阴平道，其真实性的见证有很多方面。剑门蜀道上的石窟艺术就是其典型代表，广元的千佛崖、皇泽寺摩崖造像，为广元的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泽寺摩崖佛教造像位于江的西岸，千佛崖摩崖佛教造像位于江东岸，两处摩崖造像隔江相望。还有经考古发掘发现的古遗址、古墓葬，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蜀道的悠久历史，其中绵阳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反映了在原始社会时期蜀道就有了人类的生存繁衍。剑门蜀道上的古墓葬也有独特之处，在宝轮镇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船棺葬，这种特殊的墓葬方式对于研究古代巴蜀的历史文化具有重大意义。中外驰名的阴平古道是甘肃南部进入四川的一条捷径，中间有摩天岭苍茫横亘，是历代兵家必争之要道。《三国志》记载：三国时，司马昭命钟会、邓艾领兵伐蜀，被蜀汉大将姜维堵在剑门关以北，久攻不下。邓艾则回军景谷道，到达阴平郡，走数百里险要小道，到达江油关，蜀汉守将马邈开关投降。邓艾军长驱南下，攻克绵竹，直抵成都。蜀后主刘禅投降，蜀国灭亡。②从此留下了阴平古道的历史遗迹。明朝初年，傅友德领兵偷渡阴平天险摩天岭灭夏。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与胡宗南部队展开殊死血战，中国工农红军歼灭了胡宗南部队，取得了懋功会师的大胜利；青川解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经阴平古道进军的。这条古道的重要位置，不仅为历代兵家所重视，而且在中外享有盛名，前来观光旅游的游客与日俱增。类似剑门蜀道和阴平道这样同属于蜀道的其他段落，也是蜀道真实性的见证。
  为了保证蜀道申遗的真实性，我们应该做好蜀道文化遗存的原真性保护，注重对其整体性的保护，尽量避免开发。当前这一问题在蜀道文化遗产保护上问题较为突出。纵观世界各地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遗产本身及其周围环境很少遭受人为的改造或者建设。当前，蜀道申遗与地方政府的文化旅游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突的，与国家、省、市的交通建设及城乡建设规划是背离的，这导致蜀道沿线的古文化遗存几已失去自身的真实性，剑门关的旅游开发即是一例。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当前所谓的文化遗产附加产品问题。
  真实性，就是保证它的本来面目，确保蜀道上的具体申遗点的真实性。首先，古城整体保护应注重历史风貌的真实性，避免过度开发，失去历史韵味；对于古建筑应该避免人为的、因发展经济而造成的破坏。如蜀道上重点古镇昭化古城、普安镇等，明确其传统城镇的定位，避免因不当建设造成的破坏。对于现存古迹，应以保护为主，不能过度利用，不要人为建设遗址公园等。其次，在注重保护古蜀道沿线的现存遗产的基础上，要求文物保护部门开展古蜀道上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在申遗前的预防性保护，包括路面、道路设施、关隘、沿线自然环境格局、古城古建筑等，使其不要因缺乏专门的保护措施而被破坏。对于古蜀道道路本体，我们也应遵循保护为主、利用为辅的原则。做好前期资料、考古工作的准备，利用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方法对古蜀道遗存现状进行系统普查，在此基础上确定具体的保护点，为申遗做好必要的准备。最后，对“古蜀道”现有的遗产进行合理利用，避免其劣化，利用是文化遗产存在的次要方面，然而当前却存在过度利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消费的问题。
  作为一条典型的“文化遗产廊道”，蜀道是连接陕、甘、川三省的重要交通要道。只要三省联合统一部署，充分摸清家底，本着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确定符合世界级文化遗产特征的具体申遗点，政府各部门、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系统全面地实施正确的保护和利用措施，蜀道申遗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