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对蜀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几点思考
  晏波 雍际春
  一、蜀道申遗现状
  蜀道交通是四川地域巴蜀文化与外界交流融合的重要形式。古往今来，蜀道作为连接巴蜀和关中的重要线路而为世人所熟识。但实际上，关于“蜀道”的定义并没有确切的说法。蜀道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大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蜀道包括四面八方通往古代蜀地的道路，有自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有自云南入蜀的樊道，有自甘肃入蜀的阴平道和自汉中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等，也包括蜀地范围内的道路。而通常学术研究中提到的“蜀道”，则是指狭义上的概念，即由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傥骆道（堂光道）以及由汉中、安康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其余还有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提及的经过今甘肃陇南徽县的青泥道等，它们其实只是蜀道的组成部分而已。现在随着申遗的推进，四川有关部门将“蜀道”限于历史上被称作蜀道的四川境内，认为“蜀道”即蜀地之道、蜀地的道路，以“蜀道文化路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则更是狭义的蜀道认知了。
  据有关专家不完全统计，《四库全书》中与蜀道相关的词条就有2477条。①“蜀道”一词最早出自《后汉书·张霸传》。“张霸，成都人，官至会稽太守、颍川太守，老年任京官，卒时七十，遗敕诸子曰：今蜀道阻远，不易归茔，可止此葬”“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县。”②很显然，这里所讲的“蜀”指成都，“蜀道”即由中原往蜀地的“入蜀之道”。但除了“道路”之义外，还统指以蜀（成都）为代表的“蜀地”。如《新唐书》中有“蜀道米价腾涌”、《宋史》中有“令蜀道织锦茵”等记载，笔者认为这里的“蜀道”指的是唐代官方政区地名剑南道的通俗说法。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有关“蜀道”的记载不胜枚举，但这些对“蜀道”的不同认知和定义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变迁而得出的结论。所以说，只有将“蜀道”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了解其变迁过程，才能对其有清楚的认识。王子今先生认为，“蜀道”既不是“蜀地的道路”“蜀中的道路”，也不是“入蜀之道”，而是特定交通史阶段形成的具有明确指向的交通线路，即穿越秦岭巴山的川陕道路。①对于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总体上是不错的。但这条穿越秦岭巴山的川陕道路不仅指的是川陕道路，因为秦巴山地的地域范围非常广。西秦岭位于甘肃的南部，这里也有众多的蜀道道路，也是蜀道的组成部分，比如故道、阴平道以及赫赫有名的青泥道等作为蜀道重要的组成部分还经过了今甘肃陇南地区。所以，“蜀道”应该指从号称“十三朝古都”的西安通向“西南大都会”成都的“官道”。它在不同时期的走向是有差异的，但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它总是经过陕西南部、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一些地区。它可能是从民间商旅通道升级成为官道的，官道衰微后又可能降级成商旅通道。官道作为由官府管理维护，设置驿铺邮传，服务于军政人员、物资、信息的传输而存在的道路系统，不但满足政府所需，也满足商旅行进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典籍，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确定不同时期经过上述川、陕、甘等地区的蜀道网络及其文化遗存，明确蜀道的道路构成，并在此基础上将蜀道上的文化遗存加以整合申遗。
  蜀道的开通打破了川、陕、甘毗邻地区“山川重阻”的地理封闭性，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但使四川地区的文化与周边文化交流碰撞，孕育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三星堆文化、巴蜀文化、佛教文化，同时，这些文化与三秦文化、陇右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网络关系，成为川、陕、甘地区特色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古今相承、长期使用、文化内涵丰富的“蜀道”，我们要充分发掘其多样性价值，将其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保护。
  蜀道不仅仅是以交通为本体的道路，它还承载着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意义，因而也是重要的文化线路。若要申遗，亦属文化线路申遗项目。按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次大会通过的《文化线路宪章》的要求，沿线所在“地区”的文化和文物等都可纳入申遗的范围。然而出入四川盆地的道路众多，满足“文化线路”要求的也不在少数，尽管我们不可能将所有“入蜀之道”都进行保护和申遗，但仅限于四川境内的几个地市是存在问题的。因此，在“蜀道文化路线”申遗中将有重要地位的四川、陕西、甘肃等省通往成都的古道及其遗迹、遗物纳入进去是可行的。
  蜀道申遗是继杭州西湖、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申遗之后又一个文化线路申遗项目。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到“一骑红尘妃子笑”，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曾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众多荡气回肠的千古传奇。2009年7月28日，在科学考察的基础上，郑孝燮、罗哲文、阮仪三、刘魁立、谢凝高、舒乙、葛剑雄、郑时龄、王景惠九位专家联合发出《关于中国蜀道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及联合申遗的公开信》；2010年6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进行了先期调研；自2011年9月3日起，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带队，六十余位全国政协委员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在陕川两省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蜀道文化线路保护与申遗”专题调研，这标志着蜀道申遗大幕的正式开启。
  目前，金牛蜀道广元段已于2012年9月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6年1月，四川省申报的“蜀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获得了正式申报世界遗产的资格，同年该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并被纳入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提名地范围。这一进展表明，秦巴山区蜀道作为自然与文化的双遗产价值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初步认可。2016年4月，四川省政府成立“四川省蜀道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申报工作领导小组”，申遗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该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协调解决蜀道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申报中的重大事项，研究制定蜀道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申报、保护和管理相关政策措施。从公开的申请文件上来看，蜀道在六个方面有申遗的价值：①蜀道是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交流的重要例子；②蜀道是古代快递路线系统的独特证据；③蜀道是古代山地道路建设技术的杰出代表；④蜀道和中国的一系列重要历史时期密切相关，如秦朝和三国；⑤蜀道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美学重要性，如喀斯特地形和地貌；⑥蜀道具有全球意义的普通生物多样性。2016年11月30日，四川省文物工作会议在成都举行，会议部署的蜀道申遗、川渝石窟保护展示等项目都成为“十三五”期间的重要任务。据悉，四川省申报蜀道核心区域共有3700多平方千米，涉及广元、绵阳、德阳、巴中、南充、达州六个市的22个县区。2017年，由四川省蜀道申遗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广元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7年蜀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国际研讨会”在广元召开，与会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为蜀道申遗做足准备。
  “蜀道”申遗工作开展十年以来，除了上述四川省的申遗工作比较突出以外，甘肃、陕西两省也在积极准备申遗工作。2011年4月27至29日，康县举办西北地区首场“茶马古道学术研讨会”，会后论文结集出版，宣告西北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正式启动。2015年10月下旬，为配合蜀道申遗工作，由徽县政协委员会主办的“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在徽县举行，学者就蜀道学等理论探索、学术现状梳理、蜀道文艺研究、蜀道线路走向、重要节点和演变考、蜀道文化资源的价值及其利用，以及相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大量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①2015年12月，陇南市委和市政府专门印发了《关于陇南参与蜀道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和茶马古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实施方案》，这标志着陇南的申遗工作正式启动。2017年10月中旬，徽县市政协、旅游局联合天水师范学院、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办“徽县茶马古道”学术研讨会，其中涉及许多陇蜀古道申遗的内容，这些工作都将为甘肃境内蜀道申遗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蜀道”在陕西境内的遗存也十分丰富。陕西省文物部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蜀道文化线路和遗产进行调查，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对遗存资料进行了登记。2011年9月，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与四川省政协、陕西省政协联合主办的“蜀道文化线路保护与申遗”活动在西安正式启动。2012年，首次提出将蜀道文物作为线性文化遗产进行系统调查，调查发现道路本体文物313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四百余处，这充分证明陕西是蜀道文化线路的主要省份。2016年12月13日，陕西省文物局在西安召开了“陕西蜀道遗产保护工作座谈会”，会议决定陕西省将设立陕西蜀道（秦蜀古道）专业委员会，为下一步申遗做准备。会议强调，要健全陕西蜀道文化保护机构，建立保护联动机制，打造学术交流平台；继续做好资源调查、启动考古调查和发掘、完善保护规划和标识工作；各县市要细化和深化本地蜀道资源保护工作，拿出适合当地实际的规划和方案，按照省上的统一安排部署，切实做到完善制度、落实责任、保障资金、加大宣传、形成常态。
  除此之外，作为蜀道线上的一大城市——汉中市也在不断地努力。汉中市博物馆从2004年开始编辑出版馆刊《石门—汉中文化遗产研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到2012年5月31日，在陕西历史文物局的支持下，汉中市博物馆立足汉中实际与沿线历史文化内涵，改原刊名为《汉中市博物馆刊》，常设蜀道及其石刻研究等栏目，对蜀道申遗宣传具有重大的作用。再到2013年，秦蜀古道（蜀道）“申遗”联席工作会议召开，川陕蜀道申遗工作继续稳步推进。2013年11月18日至20日，由汉中市文物旅游局主办、汉中市博物馆承办的“中国蜀道”学术研讨会在汉中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广泛交流了蜀道研究成果和学术心得，会议中提交的65篇论文集结出版。①同年，有关褒斜道等蜀道所存摩崖石刻研究出版。②
  随着陕西蜀道申遗工作的开展，蜀道系列研究丛书也不断问世，这其中由刘庆柱、王子今先生主编的《中国蜀道》丛书最为耀眼。③这部丛书的编写工作自2012年启动，联合北京、陕西、四川三地专家学者，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蜀道的历史沿革、人文地貌、文化遗存、诗词歌赋、绘画艺术及相关研究。这为蜀道申遗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为提升蜀道的文化内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蜀道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中华民族丰富文化遗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线路的概念对蜀道的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启示。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行动指南》（2003年）的界定，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与持续不断的交流；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并且文化线路将与之相关的历史关系和文物融入动态的系统当中。蜀道文化遗产线路长，时间跨度大，运行至今仍能发挥重要作用；蜀道各个时代的文物古迹虽完好程度不一，但放在整个体系之中就显示出重要的整体价值。按文化线路的概念对蜀道文化遗产进行重新审视和挖掘，就能对其价值和需要保护的内容有新的认识。国内的丝绸之路（中国段）、大运河是典型的成功申遗的文化线路，其对蜀道申遗工作具有极强的参考和指导作用。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
  上述是对蜀道概念及当前川、陕、甘蜀道申遗现状的一些粗浅认识。可以看出，各地申遗的进度是不同步的。对蜀道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并且将其申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文物保护部门的重要职责和担当，同时与学者研究成果的学术支撑密不可分。但在现实工作中，文物保护部门与市级、省级领导部门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或矛盾，一些地方政协部门起着带头引领的作用，而政府部门却没能很好地起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设性作用。这个问题在甘肃省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尤为突出，如陇南市的蜀道申遗工作的进展缓慢就与市政府、省政府的关注度不够有关。当前文物保护工作滞后，文物保护部门在蜀道申遗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果，这是各省区申遗普遍存在的问题。此外川、陕、甘三省是否要联合申遗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四川省申遗尽管已进入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阶段，但是后续的审核能否通过仍然是未知数。若按照文化遗产线路的完整性等要求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各级政府部门和文物保护单位在今后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要切实做好蜀道文化线路的实地调研、保护规划、标识标志工作，明确各级保护单位的等级和职责。同时，还要加强省、市、县之间及市与市、县与县之间的联动机制，尤其要加强文物保护部门之间的联合，支持他们开展相应的文物保护工作，积极推动学术研究与保护利用相结合，切实做好遗产保护的基础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在蜀道申遗过程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二、《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等法规规定的蜀道申遗具体要求
  众所周知，四川蜀道已成功进入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而申遗工作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这不仅需要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还要细化世界遗产的各项具体要求，在充分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后，查缺补漏，密切结合国际上世界文化遗产申请的标准，才能更好地保护蜀道文化遗产。
  那么，根据《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等一系列的规定，我们可以明确蜀道申遗的具体要求，在此进行简要论说。其指出：“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和具有考古性质成分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①现在四川“蜀道”有大量现存的古文物、建筑群、遗址等，比如四川省广元市境内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泽寺摩崖造像、剑门蜀道，四川省其他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观音崖摩崖石刻造像、红军标语碑林、石牌坊、昭化古城门、昭化古民居、昭化龙门书院、钟鼓楼古建筑群、鹤鸣山道教造像、李商隐撰“重阳亭”碑等①；除四川外，陕西、甘肃的蜀道上也存留有一些古文物古遗迹，如甘肃陇南蜀道上的陇城古城，是古代西安经关中，通过关东南大道进入甘肃境内的第一重镇，斑驳沧桑的环境、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处处体现古风尚存；而在陕西境内的褒斜道上就有著名的石门壮观风景，在石壁和山崖上都有汉魏到明清时期的大量石刻，是我国摩崖石刻的典型代表，而其中的“石门十三品”更是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蜀道上现存的大量古文物、遗址、建筑群等属于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以上都表明蜀道具有突出普遍价值。想要进行蜀道申遗，其突出普遍价值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当然，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必须同时符合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条件，保证蜀道名称及其线路的完整性和申报该文化遗产价值的信息可信度，从而使申遗项目具有代表性、平衡性、可行性。
  首先，突出普遍价值是指文化和自然价值之罕见超越了国家界限，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大意义。②蜀道，是古代由长安通往蜀地的道路，唐代诗人李白曾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道路最艰险、地貌最复杂、遗存最丰富的古代陆地交通系统之一。它对人类在考古、交通、建筑、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影响。川、陕、甘境内蜀道经过历朝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积累沉淀，遗留下大量的古遗迹、古建筑。与古代人物活动相关联的遗迹遗址也有很多处，比如宋代主要集中在陇南地区，反映抗击金兵而闻名的“吴家军”吴玠、吴璘、吴挺一门三将。③徽县东南的吴公祠、安丙祠、仙人关、杀金坪遗址，康县北七方关遗址，徽县城北钟楼山（今名吴山）的吴玠墓，成县吴王城遗址（成县上城）、城北的昊挺墓及墓碑、城东的横山寨遗址、杨政墓，与宝鸡古大散关上二王庙前的吴玠、吴璘石雕像一起，成为蜀道上一座座纪念民族英雄的丰碑，也是蜀道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替代的部分。④
  蜀道的历史价值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成为西部地区历史研究领域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在交通和建筑领域巧妙地将交通科技与沿线建筑文化融为一体，使科技与技术价值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交通发展史做出了贡献，为我国乃至世界建筑领域提供了优秀的范本。而蜀道上的翠云廊古柏，实现了道路长程绿化。栈道是古蜀道的一个特点，古道中的悬空栈道结构，是山区道路建设中资金耗费最少、环境破坏最小的方式，这些为当时的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为后世提供了范本。上述蜀道文化线路中的普遍价值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遗产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规定⑤中有所体现，如：①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②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③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④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由此可知其普遍价值显而易见。早在2015年，我国的“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两条文化线路，正是通过《文化线路宪章》①突出体现了文化线路的“普遍价值”，从而成功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具有“文化线路普遍价值”并且具备更多突出普遍价值优势的蜀道也同样具备申遗的潜力。
  其次，蜀道申遗必须符合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条件。①保证所申报的蜀道文化遗产具有完整性，通过一系列保护和管理措施使蜀道及其周围环境特征保持一种完整性和无缺憾状态。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可知：“审查遗产完整性就
  要评估遗产满足以下特征的程度：a.包括所有表现其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必要因素；b.形体上足够大，确保能完整地代表体现遗产价值的特色和过程；c.受到发展的负面影响或被忽视。”②这一点体现出，蜀道申遗不是只重视单一的个体，而是要管理保护整体环境，其中的文化景观、历史名镇或其他遗产中体现其显著特征的种种关系也应予以保存。除此之外，还应保证蜀道名称和文化线路的完整性。我们应尊重历史，将与蜀道相关的“秦蜀古道”“陇蜀古道”都划归到蜀道申遗中，以保证蜀道文化线路的完整性。同时，我们更要注意蜀道线路中古文物古遗迹的完整性，包括驿铺、关隘、城池、桥梁、寨堡、古碑、古庙、古墓、古树、古街、古战场等，如蜀道中的重要部分——石门，是连接关中平原和汉中平原的褒斜栈道南端的一段隧道，在隧道两壁及褒河两岸悬崖上凿有大量题咏和记事。后因修建水库将其中的十三种碑刻迁移到汉中博物馆，保证了蜀道文化线路中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石门十三品”可以说是蜀道文物真实性的典型代表。《奈良原真性文件》中提到，评价遗产的原真性，要根据文化遗产原初的和后续的特征，理解其价值的信息源的可信性和真实性程度进行评判。②在蜀道申遗中不可忽视其真实性，蜀道古文物中有文字记载的古文物是真实可靠、毋庸置疑的，如《蜀道行》等提及的古代“由秦至蜀”的“蜀道”上有一条长达三四百里的“人”字形“翠云廊”等；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古文物、古遗迹，经考古发掘调查也能够证明其真实性。但我们要注意，对于文化遗产价值和相关信息来源可信性的评价标准可能会因文化而异，甚至在同一种文化内部也存在差异。出于对所有文化的尊重，必须将文化遗产放在它所处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虑和评价，它所体现的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各层面的价值都应该被充分考虑。如蜀道第一古城——昭化古城，它所蕴含的三国文化充分体现了其历史地位和文物价值；再如剑门关和城南古蜀道上的清风峡、明月峡及古栈道等，都是蜀道文化背景中的一部分，从各方面展现了其真实性。
  因此，我们应当在了解申遗法规的基础上，对蜀道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保护和管理，从而达到真正保护蜀道和蜀道申遗的目的。
  三、蜀道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蜀道是人类古代交通史上的伟大奇迹，是筑路形式的发明创造。蜀道盘旋于高山峡谷之间，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工程技术措施，或凿山为道，或修桥渡水，或依山傍崖修筑栈道。蜀道上最能体现人类创造精神的是栈道，栈道是中华民族祖先智慧和创造精神的结晶，战国时期就已经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文中对蜀道的论述如下：便在今天，连通四川和陕西的现代化公路所穿越的地区依然极为险峻壮观，在古代定然更加莽荒艰险。这一地区见证了秦汉工程师最宏伟壮观的杰作。①蜀道作为一条文化线路，早在商朝时期就已是代表黄河文明的商朝与代表长江文明的古蜀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自周秦汉唐以来，巴蜀文化与三秦、陇右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南北文人骚客、商贾游客、达官显贵以至贩夫走卒都穿梭于此，留下了丰富多彩、灿烂夺目的蜀道文化印记。这足以表明，蜀道这一文化廊道历史悠久，历久弥新。
  “蜀道文化遗产廊道”作为以古道为载体，将古道沿线的风物遗迹、历史事件、风俗习尚等众多单体资源串联成为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带，需要朝廷整体保护。“遗产廊道”（Heritage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遗产保护的战略方法”。查尔斯（Charles）对“遗产廊道”给出了定义，即“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②。“遗产廊道”强调廊道，是线性的文化区域。
  为对文化遗产廊道进行整体性保护，蜀道申遗首先要保持其完整性。这需要陕、甘、川三省联合申遗和制定能使其保持完整性的可行性措施。三省应该加强联系，为蜀道申遗做好准备。首先，陕、甘、川三省应将蜀道名称统一化，不能再各执己见，提出什么“秦蜀古道说”“陇蜀古道说”。不管是从甘肃进入四川的阴平道，还是从汉中通往成都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都是古代历史上的蜀道遗存，构成了完整的蜀道。具体申遗需要确定哪些路段，需要大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蜀道遗存的文化遗产进行评估，按照《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和《操作指南》明确具体的申遗点。
  这里的蜀道线路完整化包含三方面的意思。①对蜀道各条路段的构成要有清晰的认识，比如从长安出发经褒斜道、金牛道、剑阁道到成都的一条完整线路，类似其他的蜀道分段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蜀道网络交通路线。②对蜀道线路上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遗址等不同的申遗点需要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并保证各个申遗点本身申遗价值的完整性。比如蜀道经甘肃陇南地区的《西狭颂》摩崖（成县）、《新修白水路记》（徽县）等摩崖石刻就保存得相对完整，作为申遗点，都应加对其以保护。③蜀道线路与周围环境的完整性保护问题，线路经过的一定范围内的遗物、遗迹和周围的环境都属于完整性部分，应避免开发。如广元翠云廊，就是蜀道线路完整性的具体申遗点组成部分。
  再者，在操作层面，陕、甘、川三省需通力合作，由政府文物部门主导，研究学者参与组成合作小组，作为申遗总的领导机构，做好申遗准备。最后，陕、甘、川三省制定申遗方案，建立统一机制。不同省市、不同部门要各自做好申遗准备工作，省市县各级要按照要求做好部署工作，尤其文物部门要加强考古工作，为蜀道完整性提供准确的资料。同时，还要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不断跟进指导和研究工作。
  蜀道申遗要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提出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要求①，做好蜀道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必备工作。完整性上文已经提及，这里需要涉及蜀道遗产的真实性及其保护问题。
  不管是四川剑门蜀道还是甘肃阴平道，其真实性的见证有很多方面。剑门蜀道上的石窟艺术就是其典型代表，广元的千佛崖、皇泽寺摩崖造像，为广元的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泽寺摩崖佛教造像位于江的西岸，千佛崖摩崖佛教造像位于江东岸，两处摩崖造像隔江相望。还有经考古发掘发现的古遗址、古墓葬，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蜀道的悠久历史，其中绵阳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反映了在原始社会时期蜀道就有了人类的生存繁衍。剑门蜀道上的古墓葬也有独特之处，在宝轮镇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船棺葬，这种特殊的墓葬方式对于研究古代巴蜀的历史文化具有重大意义。中外驰名的阴平古道是甘肃南部进入四川的一条捷径，中间有摩天岭苍茫横亘，是历代兵家必争之要道。《三国志》记载：三国时，司马昭命钟会、邓艾领兵伐蜀，被蜀汉大将姜维堵在剑门关以北，久攻不下。邓艾则回军景谷道，到达阴平郡，走数百里险要小道，到达江油关，蜀汉守将马邈开关投降。邓艾军长驱南下，攻克绵竹，直抵成都。蜀后主刘禅投降，蜀国灭亡。②从此留下了阴平古道的历史遗迹。明朝初年，傅友德领兵偷渡阴平天险摩天岭灭夏。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与胡宗南部队展开殊死血战，中国工农红军歼灭了胡宗南部队，取得了懋功会师的大胜利；青川解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经阴平古道进军的。这条古道的重要位置，不仅为历代兵家所重视，而且在中外享有盛名，前来观光旅游的游客与日俱增。类似剑门蜀道和阴平道这样同属于蜀道的其他段落，也是蜀道真实性的见证。
  为了保证蜀道申遗的真实性，我们应该做好蜀道文化遗存的原真性保护，注重对其整体性的保护，尽量避免开发。当前这一问题在蜀道文化遗产保护上问题较为突出。纵观世界各地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遗产本身及其周围环境很少遭受人为的改造或者建设。当前，蜀道申遗与地方政府的文化旅游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突的，与国家、省、市的交通建设及城乡建设规划是背离的，这导致蜀道沿线的古文化遗存几已失去自身的真实性，剑门关的旅游开发即是一例。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当前所谓的文化遗产附加产品问题。
  真实性，就是保证它的本来面目，确保蜀道上的具体申遗点的真实性。首先，古城整体保护应注重历史风貌的真实性，避免过度开发，失去历史韵味；对于古建筑应该避免人为的、因发展经济而造成的破坏。如蜀道上重点古镇昭化古城、普安镇等，明确其传统城镇的定位，避免因不当建设造成的破坏。对于现存古迹，应以保护为主，不能过度利用，不要人为建设遗址公园等。其次，在注重保护古蜀道沿线的现存遗产的基础上，要求文物保护部门开展古蜀道上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在申遗前的预防性保护，包括路面、道路设施、关隘、沿线自然环境格局、古城古建筑等，使其不要因缺乏专门的保护措施而被破坏。对于古蜀道道路本体，我们也应遵循保护为主、利用为辅的原则。做好前期资料、考古工作的准备，利用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方法对古蜀道遗存现状进行系统普查，在此基础上确定具体的保护点，为申遗做好必要的准备。最后，对“古蜀道”现有的遗产进行合理利用，避免其劣化，利用是文化遗产存在的次要方面，然而当前却存在过度利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消费的问题。
  作为一条典型的“文化遗产廊道”，蜀道是连接陕、甘、川三省的重要交通要道。只要三省联合统一部署，充分摸清家底，本着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确定符合世界级文化遗产特征的具体申遗点，政府各部门、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系统全面地实施正确的保护和利用措施，蜀道申遗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蜀道变迁与陇南交通
  赵逵夫
  陇南山大沟深，当蜀陇道北端，李白《蜀道难》中就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而如果读一读《杜诗镜铨》中的《发秦州》《水会渡》等二十多首诗，便会对从秦州人川之地路途的艰难有更真切的体会。
  古代陇南实处于丝绸之路与蜀陇道的交叉点。丝绸之路的东起点在今西安，因为汉唐两代的都城在今西安，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南亚、欧洲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交流都是以西安为中心进行的。但东西交流中的丝绸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蜀地。蜀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蜀锦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西汉扬雄《蜀都赋》就言及蜀中织锦之盛。自宋代茶马交易开始之后，这一带又成了茶马交易最重要的市场和交通要道。①陇南有几个县地处茶马古道，这条路较之陕西境内的骆谷道更为艰险，虽历朝历代官方民间时做修补，但改变不是很大。而一些路段为咽喉之地，一旦损坏，甘肃这条入蜀之道便梗塞不通。陇南通蜀的这一条路在五代以前与骆谷道一样是入川的重要通道，包括北部几个支线：第一条由天水经礼县、西和、成县、康县（望子关）、武都入文县，由阴平道入川；第二条由临洮经岷县、宕昌、武都入文县，经阴平道入川；第三条由今迭部、舟曲、武都入文县，由阴平道入川。反过来，这也是蜀中经阴平道通向陇南、天水及羌藏地区之路。
  陇南还有几条通关中之路，一是由徽县经两当由灵官峡达凤县，二是由徽县清泥岭、虞关沿嘉陵江至略阳。加上天水、宝鸡一路，为三条主要通道。至三秦之道虽较入川之路为易，却也十分艰难。而这些在陇南石刻文献中都有具体的反映。
  第一类是关于政府官员组织修路、修栈道、驿站和老百姓募捐修桥修路的碑刻、摩崖。有的石刻当悬崖峭壁之地，显得十分壮观，也留下了一代代人的记忆。如徽县北宋嘉祐二年（1057）的《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碑高283厘米，宽183厘米，历经九百四十年，仍清晰地为人们提示着这段路的历史与这条路上发生过的很多故事。
  今存成县汉灵帝建宁四年（171）的《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建宁五年的《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记》为今存陇南最早的有关交通的石刻。这两碑都是赞扬地方官吏政绩的，同时也反映了古代陇南的交通建设状况。
  从西和县长道镇向南连接阴平古道，全为峡谷地带，直至四川剑阁，这就是自古以艰险闻名的蜀道。西和县城南五十里之拄腰崖，道旁有石，上刻“碧峰插天”四字，其地正在石峡镇之坦途关，也就是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所说的“潭毒阙”。陆游说：“吴玠守蜀，如和尚原、杀金平、仙人原、潭毒阙之类，皆创为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尝知，可谓名将矣。”由此向南至文县玉垒关、摩天岭，栈道悬阁不断，靠悬崖而凌空，马驮人背行于云上，下视急流百丈之下，令人惊心动魄。因此，整个陇南石刻文字中，有关凿路架桥、维修栈道的不少。唐开元年间（713—741）的《新路颂并序》中说，用十年工夫所凿石磴栈道：
  曲磴临空，连白云而斜亘；危梁跨道，倚青天而高悬。驲劳骑，弊征轩，凄伤路隅，叹息河边。
  该碑文所反映的道路之艰难，与李白《蜀道难》中所写没有什么不同。人们在石崖上按形势凿出弯弯曲曲的磴道，或架起栈道，至今还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壁立悬崖上连成一线的方孔，那就是当年修栈道留下来的。
  关中一带平靖之后，骆谷道成为秦蜀交通的主要通道，官方交通基本上不再走阴平道，只有民间商贩等在此往来。岩陡溪深，山峰奇险。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因河池的青泥岭一段崎岖泥泞，改道白水路。宋以后陇南的这一类碑文，主要在茶马古道上，而茶马古道的北口又有很多支线岔道，故在陇南西和、礼县、成县、徽县、武都、两当、宕昌、康县、文县都有一些记述开凿道路的摩崖、碑刻。如徽县北宋嘉祐二年（1057）的《新修白水路记》开头即说：
  至和二年冬，利州路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岭，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上未报，即预画材费，以待其可。明年春，选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领桥阁并邮兵五百余人，因山伐木，积于路处。遂藉其人，用讫是役。
  其后又有相关州县官吏相互协调，参与其事。至秋七月朝廷始可其奏，“然八月已走新路矣”。可见，主事官员一见是有利于老百姓、又有利于国家之事，便先做起来，而不是等上级点头之后再干。一千二百年前这些官吏努力干实事的作风令人敬佩。碑文中所记这一工程的结果是：
  十二月诸功告毕，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邮亭、营屋、纲院三百八十三间，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一百五十六骑，岁省驿廪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工程在便利交通、精简机构、节省人力物力方面的作用。陇蜀道每一处的重修或改道都要由官府或有影响的人积极运作，以克服各方面困难，也需要有相关地区行政机构和民间的配合。而每次重修或改道都会大大地减轻其艰难程度，不仅利于民间商贩等的往来，从国家的方面来说也省下了很多钱财粮草的支费。
  随着茶马贸易的不断扩大，官府和民间都曾对陇蜀道最险峻之处进行局部增修或改道，故在南宋以后这条路的各支线上仍可看到一些有关修路的碑碣或摩崖。即如柳宗元所撰碑文中说的白水路，后人也在不断重修。
  徽县修路碑中较早的还有明成化三年（1467）的《虞关修路摩崖碑》，万历十七年（1589）的《白水石路记》，万历二十九年的《新刊修路碑记》，万历四十三年的《虞关石峡路摩崖》等。清代则更多。由徽县修路碑即可看到陇南石山开路、空中架栈道及不断保修的状况。再如顺治十八年（1661）的《礼县阁井里草坝修路碑记》、成县乾隆五年（1740）的《修理黑峪河道路记》等，都记载了先辈在陇南交通建设上所用的心力。
  第二类是反映了老百姓自己募捐修路的石刻文献。如康县明弘治十四年（1501）的《修椒元沟道路记》言：“道路磪硗，用□火热石路，往来通行。”因而有陕西泾阳县客人数十百人“同发心助力舍财”支持修路。这些泾阳县客人很可能是在康县经商。可见交通对经济发展之重要。这些客商也是有经济头脑的人，既办了公益事业，也间接地促进了自己事业的发展。再如西和县万历十三年（1585）的《重修郡路摩崖》载：“河中心大方石堵水，郡路通行不得。自给资财，请石匠打洞修路，万古通行。”成县嘉庆十二年（1807）的《重修飞龙峡栈道碑记》说：
  同谷飞龙峡，为由县以达略阳、汉沔要冲。云栈挂壁，危径如线，言之蚕丛、鱼凫何多让焉！嗣后，挂壁者渐落，如线者渐隐，即仅求云栈危径，亦渐不可得。未尝不叹开创之难，而继事之尤非易也。
  因而乾隆五十七年邑令捐俸“为诸绅士率，葺而新之”。此后又坏，又用募化之法，因而另有石碑刻各捐钱人之姓名与钱数。康县道光十五年的《修梁家?道路记》中说：
  略邑皆山也，故路崎岖。而我沟山路之最险者，莫过梁家?，上有峻岭数千万层，下临深沟几十丈，行人来往，时怀战兢。爰同众商议，欲修宽大，恐缺工资，惟是募化四方，乐施者亦甚夥。
  碑文中还说明不能乱砍路下之树木，后面也列有捐款人姓名及钱数。
  第三类是有关疏通水路工程的石刻。江上船运，有河道的疏通问题。徽县的《兴州江运记》为唐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所撰，其中说青泥岭一段道路的艰险：
  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过栗亭川，踰宝井堡，崖谷险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颠踣腾藉，血流栈道；糗粮刍蒿，填谷委山。牛马群畜，相枕物故。餫夫毕力，守卒延颈，嗷嗷之声其可哀也。若是者绵三百里而有余。
  御史大夫严砺，元和年间（806—820）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守兴州（治今陕西略阳），自长举北至于清泥岭，又西抵于栗亭，导江而下二百里，以水路避早路，兴州一带兵民大利。故柳宗元撰文，民间立石以记其事。
  再如顺治七年（1650）徽州知州杨三辰所撰《江河记略》，一千七百多字，对清初清军人川之际以徽州为中心组织运粮及相关各水路交通之险亦述之甚详，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白龙江贯穿其境，江两岸的交通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第四类是江上架浮桥、铁索桥、木桥等工程的碑文。这些碑文同样反映了当时主政官员的施政观念与作风。礼县明代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重建桥寺》中说“此桥径过一十二间”，看来是廊桥式建筑。其中写到郭玉衡宰于礼县，刚到任，见民间所贴修桥募捐通告，即曰“修理桥梁，为政实务，敬神爱民，居官第一”，因而主动出面主持完成此工程。
  从康熙六年（1667）的《重建武阶南浮桥碑记》可以知道，武都城南白龙江上的桥是几经变化的。康熙初年以前是浮桥，即由几个船作为浮在河面的“桥墩”，上而搭上板子供人通行，一般是春架冬拆。也用过摩船，后来改为铁索桥。①这是陇南水上交通变迁的典型事例，其中也体现了一些贤官能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心血。
  文县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邑侯孙公重修临江桥碑记》中说：
  文之北，距县百里许，有临江驿。临江者，临白龙江也。水自武都来，东南注，至玉垒关与文之白水合。而此驿适当冠盖往来之所，波流冲击，非桥莫济。
  下面说到这个桥的历史及重建过程中的一些情节，也充满感情。光绪十年（1884）叶恩沛撰《重修临江桥碑记》言：“自经震陷，一切倾圮，遂使驰驱者艰于济渡，负贩者阻于跋涉。”临江桥“长逾十数丈”：
  旧址坍塌，寸木乌有，兹欲重建，非得七八丈之大木不足胜任。访之临近，未有当其选者。不得已，而搜岩采干，巡锦屏山之南，逾黄鹿坝之谷，凡数百里，由悉地转运巨材，顺白龙江而下。自九年秋月经始。计用费千八百余串，除筹款不敷外，与同寅一律捐廉，垫付蒇事。
  锦屏山、黄鹿坝在武都城以西，与武都、舟曲间原始森林相接，至20世纪70年代末尚为渭子沟林场，多年中每天有汽车往外拉木料，粗者直径在二尺以上。当时修临江桥的木料就是在此林中所伐。由之不仅可以了解清代修此桥时的情形，也可以设想此前修桥工程之艰难。
  再如成县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重修桥梁并菩萨宫记》言“横川古镇，东连陕省，西接阶、岷，北通甘、肃，南襟巴蜀”，为成邑一交通要道，而有通天水之桥梁“残缺不固”，因而重修之。无论是借菩萨之光而修路，还是修路时附带修整菩萨宫，都是极聪明的做法。
  有关交通的石刻文献大体是按主事官员功劳之大小，留下一笔，虽然都是正面称颂，但行文自有分寸，表现的情感也各有强弱之分。我以为这对当前基础大建设、经济大发展、文化大提升中各级在任领导干部的责任感、事业心来说都是很好的教材：不做形象工程，干实事，干有利于人民生活、社会发展的实事；干事不看困难大小，只看是否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这方面的意义，似乎以前进行金石研究的学者注意不够，其实当中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
  有关交通的石碑、摩崖，陇南各县各个朝代都有。如宕昌县南宋绍兴二年（1132）的鲁班崖摩崖，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的通北口摩崖，明崇祯九年（1636）的邓邓桥摩崖和光绪十一年（1885）的重修西固邓邓桥摩崖；文县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邑侯孙公重修临江桥记》，康熙二年（1663）和道光年间的《重修阴平桥记》等，都反映出陇南一带道路的艰难及有志的地方官员、地方人士、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断维修与改造。
  陇南有关交通的碑刻、摩崖不仅反映着陇南内部交通的状况，也反映着祖国西北同西南的联络与经济文化交流。可以说，数千年来陇南人民为祖国西北的交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多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或发起、组织作用的官吏和乡贤，也因相关石刻而名留青史，为后人所铭记。虽然处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之中，但勤劳质朴、心胸开阔的陇南人民，不仅仅只感到生活的艰难困苦，似乎也因此磨炼了自己的意志，开阔了自己的胸怀。西和县坦途关的唐代摩崖上有“碧峰插天”四个大字；文县南通往四川九寨沟的两方明代摩崖上分别有“秦蜀交界”“陇蜀咽喉”四字；宕昌清康熙年间的两副摩崖石刻，尖佛嘴是“龙吟虎啸”，候儿坝是“天沆永溥”。这些字都字体雄壮，极有气势，表现出一种高亢的精神与尊重自然、感念大自然的思想信念。读这些石刻文字，不仅是对历史的回味，也可从中感受到一种不平凡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
  蜀道申遗不可缺少“陇蜀古道”
  朱福全 唐平 高天佑
  2015年5月，蜀道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确定了申遗的核心区域三千七百多平方公里，涉及广元、绵阳、德阳、巴中、南充、达州六个市的22个县区。2016年4月，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四川省政府决定成立“四川省蜀道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申报工作领导小组”。本来应该由川、陕、甘、渝四省（市）联合申报“蜀道世界双遗产”，现在只是四川省单方面积极申报，陕、甘两省对蜀道申遗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形成“蜀道”这个统一概念，强调各自的独特性，行动欠积极，未能共同助推蜀道申遗。这样做，既不能保持“蜀道的原真性、独特性和完整性”，不符合国家“多省捆绑众多自然和文化遗产节点形成集团效应”的初衷，也没有加强省际的沟通与合作，消除行政区划的阻隔。蜀道申遗，既不能缺少陕西境内与蜀道相通的古道，更不可缺少甘肃境内与蜀道相连的古道。我国报送申遗文本时。应体现蜀道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增加自然和文化遗产节点，扩大申报核心区域。川、陕、甘、渝四省（市）应通力合作，同心同德，互相借鉴，众志成城，共同助推蜀道申遗。
  从倡导“蜀道申遗”到被联合国列入“预备名录”的七年间，甘肃陇南境内与蜀道相连的古道，没有引起国家文物部门和国家申遗专家的重视，他们认为陇南境内的古道不属于“蜀道”范畴，人为地将“陇蜀古道”边缘化。下面，我们重点谈一谈“蜀道申遗不可缺少陇蜀古道”这个问题。
  从自然地貌来看，甘肃陇南与四川广元、陕西汉中山水相连，同处秦岭南，多为嘉陵江水系，地形西北高、东南低。陇南境内的嘉陵江两大支流西汉水和白龙江，贯通着祁山古道和阴平古道，无数条支道基本上是沿着这两大水系的河谷分布和贯通，条条古道都与蜀道相连、相通。
  从历史变迁来看，陇蜀古道基本上是作兵道与商道交替使用。祁山古道和阴平古道，最初主要是因三国蜀汉北伐和曹魏灭蜀汉，作为兵道而闻名于世。当然，古道的最初命名，还是因为有祁山和阴平郡。太平盛世，祁山古道和阴平古道主要为商贸通道，是西北茶马古道中的重要一段，使陇南地区成为川、陕经甘肃进入青海、西藏和新疆的必经孔道，扼甘、陕、川三省要冲，素称“秦陇锁钥，巴蜀咽喉”。历史上，广元、汉中、陇南还先后被蜀国、苴国、葭萌、蜀汉、仇池国、北魏、利州路管辖，为历代古道的相通、相连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自然和文化遗产来看，陇南山川秀丽，气候温润，森林茂密，资源富集，被誉为“陇上江南”。文县天池、宕昌官鹅沟、康县阳坝等国家级森林公园，武都裕河原生态风光、万象洞地质公园和徽县古道路标千年古银杏树等，都是典型的自然遗产。早在七千多年前，陇南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伏羲诞生地仇池山伏羲洞、礼县秦始皇先祖墓地大堡山、成县东汉时期的摩崖石刻《西峡颂》、礼县祁山武侯祠及三国古战场，以及诸葛亮六出祁山伐魏、姜维大战铁笼山、魏将邓艾“得陇灭蜀”、成县杜甫草堂、宋将吴玠吴麟抗击金兵、栗川宋代白塔、武都石门九天圣母庙、武都大禹治水祠堂大禹庙、武都五凤山道教圣地、宕昌红军长征哈达铺等，都是典型的历史文化遗产。
  陇南丰富的“交通遗存”，在秦陇与巴蜀之间，起着关键的连接作用，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行政建制或者交通要道而言，其在历史上均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完全符合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标准，是蜀道申遗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四川单方面将蜀道申报为世界双遗产，那么，陕西、甘肃、重庆境内符合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并与蜀道相连的古道，就很难被纳入联合国申遗的提名地。
  蜀道申遗已经进入冲刺期，很快将会被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纳入申遗大会进行投票表决。陕西、甘肃、重庆不能坐失良机，应加强与四川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义不容辞地共同做好蜀道申遗工作。
  第一，川、陕、甘、渝四省（市）要通力合作，共同助推蜀道申遗。蜀道集军事要道、商贸通道、交通命脉、文化长廊、生态奇观于一体，具有极高的原真性、完整性和独特性，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和交通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世界奇迹”。但自蜀道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开展以来，情况不容乐观。一方面，蜀道涉及川、陕、甘、渝四省（市）十一市（四川广元、绵阳、德阳、巴中、南充、达州，陕西汉中、宝鸡、安康，甘肃陇南，重庆涪陵），申遗工作协调难度大，整个申遗工作“热在市县，冷在省上”；加之沿线绝大多数城市为秦巴山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经济欠发达，人才缺乏，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制约了蜀道申遗。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文化遗迹保护意识薄弱，导致一些古道遗址和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损毁；同时，还有大量珍贵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尚未纳入保护视野。最为突出的是川、陕、甘、渝四省（市）严重缺乏沟通与合作，不仅认识不一致，而且行动不统一，对蜀道申遗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还对“蜀道申遗”的名称各持己见。现在，蜀道已被纳入联合国申遗的提名地，如果再不通力合作，就会失去申遗的机会。四川广元、陕西汉中、甘肃陇南三市应主动挑起蜀道申遗重任，加强省、市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建立申遗工作小组，落实申遗专项经费，踏勘古道现场，整理古道资料，制定保护措施，整治保护环境，恢复古道遗址。绝不能将陕西、甘肃境内与蜀道相连的古道排斥在蜀道申遗之外。陕西、甘肃更不能坐等其成，错失蜀道申遗良机，错失提升精品文化旅游线路的良好机会。特别是兰渝铁路、西成高铁开通后，古蜀道将是重要的文化旅游线路，如此，蜀道申遗更显得极为重要。古蜀道一旦申遗成功，那将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会吸引更多的中外游客。
  第二，尽快对现有遗存摸清家底，进行考察调研、考古发掘和学术研讨。世界遗产共有十项标准（自然遗产四项、文化遗产六项），申报项目若被联合国审定满足其中至少一项，就可申报成为世界遗产。而要入选双遗产，则需满足自然、文化遗产标准各一项。蜀道究竟符合哪些标准？川、陕、甘、渝四省（市）应安排专项经费，组织专家组和有关科研院所迅速开展现场踏勘、资料收集等工作，同时会同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数十位专家研讨，提出蜀道符合古代中国两河文明交流融合的杰出范例、中国西部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带与濒危物种栖息地等标准。陇南境内不少自然和文化遗产具有世界唯一性，市里应组织专家对古道进行现场踏勘，收集整理资料，弄清古道的走向和分布，查清古道沿线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包括驿铺、关隘、城池、古碑、古亭、古塔、古庙、古墓、古树、古街、古村落、古战场、古诗文、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民风民俗等，为编制、递交世界遗产申报文本提供第一手资料。申报文本是要摸清蜀道范围内各项资源家底，评估其与世界遗产标准的符合性，以便联合国专家“按图索骥”进行评审。专家提出蜀道要符合世界遗产标准，必须提供充足佐证，以证实其真实性。陇南市要尽快地对境内的古道进行现场勘查、考察调研、考古发掘和学术研讨，让负责蜀道申遗的国家专家认可，让国家建设部门和文物部门认可，把由一省负责的蜀道申遗提升为国家行动，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负责蜀道申遗工作。
  第三，对环境综合整治和保护从制度上给予支持。完成申报文本，还需三个附件，就是《蜀道总体保护规划》《蜀道环境综合整治大纲》和《蜀道保护管理办法》。这背后关注的则是如何还原并保护蜀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由于历史原因，蜀道保护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某旅游热门地段，一条仿古小径袅袅绕绕地延伸向前，而真正的蜀道却湮没在半人高的荒草中，没有任何标识。蜀道上的石板，常常被当地农民拿去修猪圈。综合整治，就是要还原蜀道本来的模样，与景致不符的瓷砖墙壁要拆除，被挪作他用的蜀道石板要追回，破损坍塌的古迹要恢复遗址。这并不意味着各地可自行其是，而是要按照环境综合整治大纲的统一标准进行，以免恢复不当、破坏资源。而制定总体保护规划、保护管理办法，将从制度上对其予以保护。三个附件就是各地开展综合整治、保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蜀道申报双遗产，只有准备工作充分，申报的时间才会大大缩短。原计划于2017年完成蜀道申遗的各项工作，正式递交申报文本并接受联合国专家现场评估，争取于2018年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审定。根据目前的进展情况来看，四川的进展势头放缓，陕西、甘肃呼声增大，蜀道申遗有可能延期，这有利于甘肃、陕西、重庆共同参与蜀道申遗，有利于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完善蜀道申遗文本和相关附件，更加有利于川、陕、甘、渝对古道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和保护并从制度上给予支持。
  第四，加强社会宣传引导，使蜀道申遗工作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要重视蜀道保护和申遗的宣传工作，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蜀道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价值、意义与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和基本知识，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要从历史、考古、文化、科技、交通、环境等各个不同角度，制作能充分反映蜀道自然和文化遗产内涵的丰富多样的宣传品，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和网络等各种媒体，面向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以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要加强宣传舆论引导，对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及时、主动地公布权威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通过中央、省市新闻宣传部门和媒体，广泛宣传蜀道申遗工作的重大意义，宣传报道蜀道申遗工作的进展情况，争取社会各方的支持，确保蜀道申遗成功。
  陇蜀道“申遗”与陇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
  赵琪伟
  20世纪末以来，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型文化遗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法国“南运河”、阿曼“乳香之路”等多项线性文化遗产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也包括我国的丝绸之路和大运河。另外，我国的秦驰道遗址、茶马古道、唐蕃古道、长城、徽商兴起路线、郑和下西洋路线、长征、青藏铁路等文化线路也陆续进入文化学者的视野，部分文化遗产也成为各地联袂“申遗”的重要载体。2009年11月，蜀道“申遗”活动正式启动，陇蜀道以及大量古代交通道路文化遗产也成为蜀道“申遗”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陇蜀道与蜀道文化遗产
  “蜀道”一词在我国历史上出现得很早。早在汉乐府古相和曲中就有《蜀道难》一曲，当时的“蜀道”同剑门关地理的险峻艰难联系在一起。从南朝到唐代已有十余首《蜀道难》诗作问世，特别是李白的《蜀道难》，使“蜀道”名扬天下。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界定“蜀道”一词，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蜀道”包括全国各地通往古蜀地的道路，而狭义的“蜀道”通常指连接成都平原与关中地区的通道，包括翻越秦岭到汉中（古时汉中属蜀国）的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和从汉中翻越大巴山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这七条主要道路。
  历史上甘肃通往四川的道路统称为陇蜀道。陇蜀道的主道有两条：一条是祁山道，起于天水，经平南、小天水、礼县盐官、祁山、西和长道、石堡、汉源（西和县城）、石峡、成县纸坊、成县县城、红川到达徽县县城，之后或南下经水阳姚坪翻越青泥岭到陕西略阳；或绕开青泥岭经徽县大河店、白水峡到陕西略阳。祁山道北连丝绸之路，南通陈仓道，直达金牛道。另一条阴平道为名副其实的甘川捷径，早在汉晋时已经是阴平郡境内的陇蜀通道①，三国时魏国大将邓艾经阴平道伐蜀成功更使其天下皆知。当时阴平道起于阴平郡，即今文县鸪衣坝（文县老城所在地），途径文县县城，翻越青川县境的摩天岭，经唐家河、阴平山、马转关、清道口，到达平武县的江油关（今南坝乡），与金牛道相接。后来阴平道从文县继续沿白龙江河谷北上，经武都、宕昌、岷县，最后抵达临洮，从成都直接连通陇西地区。①
  在祁山道与阴平道之间也有古道路相通。如从盐官西行经礼县县城、石桥、西和大桥、康县太石、平洛到望关；在成县也可以经西狭古栈道，翻越太石山，过康县平洛到望关；在望关既可以经安化到武都与阴平道相接，也可以经长坝、巩集、白马关、大南峪、窖坪出陇南，再经陕西木瓜园到略阳、汉中；还可以经长坝、黑马关、咀台（康县城）、岸门口、三河镇、铜钱、阳坝、托河出陇南，经陕西燕子砭南下四川，这些从陇南到川陕两省的道路无一例外都与狭义上的“蜀道”相接。再者，尽管四川通向周边的道路比较多，但命名中包含“蜀”字的除了关中通往成都的“蜀”道（有些地方称“秦巴道”或“川陕道”）之外就是甘肃通往成都的陇蜀道。而历史上四川通往周边地域的道路（广义的“蜀道”）均与“蜀”字无关，如成都向东通往湖北的称为“三峡路”，向南通往云南的称为“五尺道”（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向西南通往横断山区的称为“邛笮道”，唐宋以后向西与少数民族开展贸易的称为“茶马古道”（或“盐茶古道”）。从这些道路的命名来看，只有成都通关中的称蜀道，成都通甘肃的称陇蜀道，因此，将陇蜀道划归到“蜀道”文化遗产范围内自然无可非议。
  再退一步讲，就是狭义的“蜀道”文化遗产中，陈仓道已途经甘肃徽县和两当县境内，并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蜀道文化遗产。陈仓道起于宝鸡西南大散关，经凤县、两当县、徽县直达略阳、汉中，是修建较早的蜀道。②陈仓道在两当县、徽县的里程约一百二十公里，特别是徽县的青泥古道，更是远近闻名。李白《蜀道难》中“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等诗句写的就是青泥岭山势险峻、道路崎岖的实际情况。杜甫入蜀途径青泥岭时也发出“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功山》）的感叹。清《徽县志》记载：“青泥岭，（在县城）东南二十五里，其色如铁，又名铁山。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名青泥。唐时入蜀要路，宋始称铁山。”青泥岭东临嘉陵江，西接木皮岭，是古蜀道中最为艰难险阻的一段。陈仓道在徽县留下了丰富的古栈道遗址和与修此路有关的摩崖石刻及碑刻。古栈道遗址有瓦泉山栈道遗址、手扒崖栈道遗址、双龙崖栈道遗址等，摩崖石刻和碑刻有“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玄天神路”摩崖石刻、八渡沟修路摩崖石刻、徽州调停驿站碑记、“远通吴楚”碑刻、虞关义渡记碑等。③可见，蜀道“申遗”作为一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陇南不可或缺。
  二、陇蜀道与陇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
  陇蜀道在历史上既是甘川陕之间商品交换和物资交流的通道，也是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的走廊。笔者经调查发现，一些民间艺术、民间技艺、民俗活动就是通过陇蜀道先后传入陇南境内的。关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开展比较文化学研究，深入保护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一）由陇蜀道传入陇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陇南是我国历史上农耕文化、畜牧文化和渔猎文化交汇积淀的地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孕育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①，其中就有明确记载的经陇蜀道由外传入陇南的项目。
  1.玉垒花灯戏
  玉垒花灯戏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由四川迁居文县玉垒关的袁氏家族，将流传于四川的花灯戏带至文县与当地的民歌小调结合演唱而形成。其传播通道阴平道是由四川进入文县的“咽喉”通道。
  玉垒花灯戏入选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川花灯戏是一种社火小戏，因在春节正月十五开始演出，台前台后挂满各种彩灯，彩灯歌舞交相辉映，而得名为“花灯戏”。传入文县后，经过历代民间艺人的不断丰富完善，在表演程式上借鉴了秦腔、川剧的特点，唱腔上吸取了陇南民歌、当地小曲等音乐曲调，因而花灯戏从最初的秧歌剧中脱胎而出，成为一种较大型的民间戏曲。
  2.阶州唱书
  阶州唱书因武都古称阶州而得名，明朝末年由四川流传的“唱故事”演变而成，主要流行于武都、文县、康县等地。四川又是我国民间说唱艺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四川清音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百汪说唱、折嘎说唱、相书等入选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颇具影响力。阶州唱书是其中一种传入陇南的民间说唱艺术，其传播是沿陇蜀道随商贸驮队由文县传入武都的。
  阶州唱书入选陇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阶州唱书以唱为主，以说为辅，所唱内容大多是民间故事，非常有地域特色，贴近生活，深受群众欢迎。阶州唱书曾先后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民间唱书艺人，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随着一些民间老演唱艺人的“故去”，阶州唱书遗憾地“销声匿迹”。
  3.碧口评书
  碧口评书是流传于文县碧口镇的一种以四川方言为特点的说唱艺术，是传入陇南的传统曲艺“四川评书”。四川评书以四川方言评讲，明代以后流行于四川各地，已入选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传入文县碧口一带也是经阴平道。
  碧口评书入选陇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碧口作为白龙江上繁华的水运码头、甘川两省的物资集散地，被誉为甘肃的“小上海”。这里的语言、风俗与仅一江之隔的四川极其相似，人们乐于在街市茶馆中休憩、品茶和聊天，碧口评书在这一“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碧口评书的民间艺人众多，表演时艺人只需一方醒木、一张手巾和一把折扇，又说又演，亦述亦评，听众可以边品茗边听书，透出浓郁的巴蜀文化气息，广受甘川商人和周边民众喜爱。
  4.造纸术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在蔡伦以前的中国，书籍材质经历了从龟甲、兽骨到竹简、木牍的革新，但此类书籍极其笨重，尤其官方文书往来更是苦于竹简木牍之繁，虽然当时也有少数专用典籍书写在丝绸之上，但其造价过于昂贵，难以代替书简。东汉湖南耒阳人蔡伦以树皮、废麻、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采用锉、煮、浸、捣等法制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张植物纤维纸，因功被朝廷封为“龙亭侯”，食邑龙亭（今陕西汉中市洋县龙亭镇）。蔡伦人生的最后七年生活于此，死后长眠于此，他发明的造纸术自然也流传于此（洋县造纸术已入选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于陇南与陕南毗邻，再加上陇南的成县、西和、康县境内林密竹茂，具有良好的造纸条件，这一民间传统工艺也在康熙末年经蜀道传入陇南部分地区，成为当地覆盖面极广的传统手工技艺和群众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陕南造纸术进入陇南的途径为先由陕西洋县传入略阳，再通过祁山道传入成县纸坊、西和西高山一带，或者由陕西略阳经窖坪传入康中、康南地区。
  康县寺台造纸术入选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和西高山乡造纸术入选陇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县纸坊镇的造纸术入选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寺台造纸就地取材，以构皮、竹穰、稻草、石灰、麦草、油柏叶、五味子藤为原料，经备料、原料加工、挑拣、蒸穰、刀切、手搓、砸穰、淘穰、打捞、石子计数、榨水、上墙、撕下拥扎、刀切剪齐等几十道制作工序，抄制出不同品种的纸张，一度销往甘肃天水、陇东、兰州和青海西宁等地，极具代表性。
  （二）与陇蜀道传播交流有关的陇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陇南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些项目在历史上“可能”与陇蜀道有一定的关联，如四川的川江号子、川北媷草锣鼓、羌族羊皮鼓舞、广元石雕、广元刺绣以及巴中说春习俗等与陇南的洋汤号子、打锣鼓草、羊皮鼓舞、民间石雕、民间刺绣和春官歌说唱之间有无联系，目前还找不到明确的史料记载。但陇南的下列几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陇蜀道应该或多或少地“吸收”过四川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至少两地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信息交流。
  1.礼县盐官井盐制作技艺
  盐是维持人体及其他生命体内部机能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物质。礼县盐官的井盐制作始于秦人占据西垂之时，东汉时即在此设盐官管理井盐生产，后历代相承，营煮不辍，久而久之官名易为地名。盐官的井盐生产从肇始之时到新中国成立初，一直是当地重要的手工业和盐民主要经济来源。礼县井盐制作技艺有拌土、浇灌盐水、滤盐、熬盐等多道工序，世代相传延续至今，已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四川是我国最大的井盐产区。《华阳国志·蜀志》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识察水脉，穿广都（今成都市双流区）盐井。”到西汉中期，四川井盐产地达14处。唐代四川产盐区域发展更为迅速，达69个县，几乎遍及全川，盐井为640多口。被誉为“盐都”的四川自贡，东汉章帝年间便开始了井盐生产，唐宋时闻名四川。①据1968年探查表明，自贡井盐蕴藏量居世界第一位，盐矿的平均厚度达26米，最厚处达40米，估计至少还可开采二千多年。自贡利用人、畜、机械等动力，用钻头破碎岩石，向地层深处钻进成孔，并不断捞出岩屑，以达到获取盐卤资源的深度。井盐深钻汲制技艺（冲击式钻井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第五项发明”。②两地的井盐制作技艺在历史上通过陇蜀道应该存在一定的信息交流。
  2.金徽、红川等酒类的酿制技艺
  陇南素有“陇上酒乡”之称，白酒的生产源远流长，尤其徽县金徽酒与成县红川酒更以酿造技艺精湛、品质优良而久负盛名。金徽酒以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为原料，配方合理，泥窖生香，工艺精细。因其发酵周期短，工艺和贮酒特殊，口味自成一格。红川镇酿酒的历史已有一千多年。据史料记载，红川酒以优质高粱为主料，用“珍珠龙泉井”之水酿成，素以“酒色透明，状若清露，醇香四溢，味长回甜”而闻名，明代时有“烈酒产横川，盛名贯九州”之誉。红川酒采用传统的混蒸混烧法，经过立窖、破窖、顶窖、圆窖、插窖和挑窖六个过程和数十个生产环节精心勾调而成，具有浓香四溢、甘洌醇厚的独特风格。③金徽酒与红川酒酿造技艺已列入陇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四川是我国的产酒大省，名酒品牌众多，其中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剑南春、全兴大曲、郎酒、沱牌曲酒、水井坊、金六福、丰谷、小角楼等酒远销各地，在全国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四川各类酒的酿造技艺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泸州老窖酒酿制技艺、大泉源酒传统酿造技艺、宝丰酒传统酿造技艺、五粮液酒传统酿造技艺、水井坊酒传统酿造技艺、剑南春酒传统酿造技艺、古蔺郎酒传统酿造技艺、沱牌曲酒传统酿造技艺都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陇南的酿酒技艺通过陇蜀道也可能与川酒酿造技艺之间存在过“学习”和“借鉴”关系。
  3.文县与四川平武白马人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和四川平武县、九寨沟县境内生活着一支文化独特的人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界定为白马藏族，但风俗习惯、文化、宗教信仰都不同于藏族。众多的民族学学者和史学专家普遍认为，白马藏族是古代氐族的后裔。氐族是我国古代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早在西周时期，就活动在今天陕西、甘肃、四川一带。魏晋时，氏族社会得到空前的发展，曾建立了前后仇池国、前秦、后凉等地方政权，一度统治西北。后来，在西部各民族连年的征战中，氏族才逐渐走向衰落，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平武白马文化与文县白马人的文化在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如他们的宗教信仰均为原始多神教，即相信万物有灵，其中最大的神“白马老爷”是当地最著名的山神。当地还传说四川平武县的“白马老爷”就来自甘肃文县，是当地白马十八寨的总山神。再如文县白马人的民间舞蹈傩舞“池哥昼”①与平武白马人的民间舞蹈“跳曹舞”、九寨沟白马人的民间舞蹈“〓舞”（又叫“十二相舞”）都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县白马人与平武、九寨沟白马人在口头民间文学、民歌、彩绘面具制作、服饰（沙嘎帽、擀毡帽、花腰带制作等）、民间舞蹈（猫猫舞、圆圆舞和锅庄舞等）、民间婚俗等方面也有诸多相通之处，也可能通过阴平道存在相互传播和交流活动，这也需要史料证实。
  （三）在陇蜀道上产生的民歌《下四川》
  民歌是劳动人民流传下来的征服自然、激励意志、抒发感情、调节情绪的歌曲。旧时，甘肃与四川通过陇蜀道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甘肃盛产药材、鸦片，四川则以出产食盐、茶叶、丝绸、布匹而闻名。为了获取这些物资，甘肃一带的人们不得不千里迢迢下四川经商做买卖。这些长年赶牲口做贸易的人被称为“脚户”，他们在翻山越岭、日夜奔波往返于西北高原到四川盆地的漫漫路途中，吟唱起自编自创的山歌，以消除长途跋涉的寂寞和疲乏，久而久之流传下来许多旋律优美的民歌。其中《下四川》（脚户令）就是一首产生在陇蜀道上反映脚户生活的西北民歌。《下四川》流行于青甘川大部分地区，被人们称为“黄土高原的恋曲”。
  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是20世纪50年代青海“花儿王”朱仲禄先生来陇南采风时，无意间在礼县一位放羊老人的山歌中“淘得”的。听这首与陇蜀道有着血肉联系的民歌，能让人感到一种生离死别的眷恋，一种望乡早归的期盼。在高亢嘹亮、凄楚抒情的韵律中，仿佛能看到一个个脚夫，背着行李，赶着马帮，跋涉于陇蜀山水间。他们或仰天呐喊，或悲苦长叹，在思亲思乡中行走着，慢慢地消失在人们视野的尽头。
  综上所述，蜀道文化线路是各个历史时期与该道路密切关联的各类自然元素和文化元素的有机结合体。将陇蜀道纳入蜀道文化遗产范围，仅古代道路遗址就要增加诸多内容，如阴平古道上的宕昌邓桥古栈道遗址、武都险崖坝栈道遗址、文县阴平桥古栈道遗址、火烧关古栈道遗址、文县马尾墩摩崖石刻、文县碧口古镇等，祁山道上的西和石峡关古栈道遗址、鱼洞峡古栈道遗址、成县飞龙峡古栈道遗址和西和“新路颂”摩崖石刻、成县“西狭颂”摩崖石刻群、礼县盐官古镇等，再加上各类异彩纷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元素无疑能更进一步丰富蜀道文化的内容，为蜀道“申遗”增添分量。
  陇蜀古道两当县南山道路碑考述
  曹建国
  两当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的甘、陕交界处，汉代为故道县，南北朝时始有两当之名。两当县是由关中入川汉地区的主要通道之一，故道作为陈仓道的南段，与连云栈道、青泥古道连通。“故道”二字，既可指秦以前沟通秦蜀之间作为道路的“故道”，也可理解为汉代作为县级行政建制的“故道县”，故道县因故道而得名。境内历史文化遗迹丰富，是研究秦蜀、陇蜀古道不可忽视的一个区域。但是，两当县现存纂修于清代的三部《两当县志》均未述及有关两当县道路的内容。因此，近年来在秦蜀、陇蜀古道的研究中，故道（两当境内）未能引起理论界的足够重视。
  两当县南部山区是指站儿巷镇、泰山乡、云屏乡、广金工作站（原广金乡）所辖县境东南部地区，属南秦岭北缘。周边与陕西省凤县、勉县、略阳县，西北与甘肃省徽县毗邻。在沟通境内外的故道沿线遗留有几处民间修路摩崖和记事碑刻：泰山乡娘娘庙嘉庆十四年（1809）“万缘同归”修路碑；赶场垭道光十一年（1831）“募修道路碑记”碑；泰山乡与云屏乡交界处三通清代嘉庆年间、道光二年（1822）的“修路碑记”碑；同治九年（1870）“重修南天门大垭道路”碑；云屏乡观音峡古栈道处遗存的明代正德九年（1514）和清代嘉庆二十一年（1817）“济众”募修道路摩崖石刻；广金乡东河村清道光十一年（1831）“修路碑记”碑，同治六年（1867）“募修道路碑”。这些募修道路碑刻和摩崖石刻均位于往来商旅易见的故道旁边，记载着当地富商或县内外绅士募资开建补修道路的事迹。大道历经众人多次维修，一直延续使用到民国时期，有的道路至今还在使用。
  一、泰山娘娘庙“万缘同归”修路碑
  娘娘庙位于两当县泰山乡兴桃村，庙前有清代嘉庆年间记事碑一通，碑额楷书“万缘同归”四字（见图1）。通高1.35米，宽0.74米，厚0.12米。记事碑正文从右至左楷书竖写，约六百字。录文如下：
  盖闻善从人积，福从天降。兹者张胡沟原系古道，上通秦巩，中走凤邑宝鸡，下衢汉沔往来，总开之□启者。今皇上拾一年仲春三月中浣十六日，雷雨暴发，山崩地裂；洪水横行，古道截断；往来行人，个个悲悯；人不能行，马不堪乘。今吾众会首、信士公议，商量踌躇，功程浩大，独力难成。叩请文武大人台前赐给印薄，准会叩化十方绅士、客商，善男信女，大发慈悲。功程□□告竣，勒石刻碑，永垂不朽，是为序矣。
  特授两当县正堂徐瑶、儒学正堂、守营经厅、督补厅、督工承领总头、信士、会首等捐献钱包谷一百八十人等（后人名略），龙飞御极之嘉庆十四年岁次己巳孟仲孟兰月朔三日□立碑。
  图 1“万缘同归”修路碑
  此碑刻字口较浅，文字漫漶，不能全识。依部分文字内容可知，这是一通募修道路功德碑，记载了当时官方与民间共同参与的修路工程事迹，两当知县等一班人募捐修路资金。从碑记传递的信息判断，泰山乡境内有一条张胡沟古道。张胡沟由东向西，横卧在凤凰山、来龙山、天台山、鲁家山、猴娃山和黄虎山之间，延伸入嘉陵江。据清道光年间汉中知府严如煜成书于道光二年的《三省边防备览》（卷三·道路考）记述：“南二十里柳树垭，三十里张虎（胡）沟，五十里化坪，十五里铁门后川，四十里栈坝林，六十里火地（交陕西略阳县东北界，计程二百一十里。自铁门后川入老林，幽险难行）。”可见，张胡沟古道在当时是两当县连接陕南的一条重要通道。清嘉庆版《徽县志》（第十二·山隘要路）记载：“自关峡转东，北为园（元）山子，通两当后川子路，山高僻险，皆宵小出没之区。”一路是从泰山走张胡沟，过西坡镇三渡水，走凤县，入故道经两当、徽县西北去天水。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三·道路考）记述：“自两当县至秦州共程三百三十里，路极险峻，尚有未辟老林。”另外一路是从故道凤州至凤县，到两当西坡镇过三渡水，走张胡沟到泰山乡，过娘娘庙、泰山庙，向南翻越化坪梁，下化坪，穿铁门，行店子村，上黄崖，经过元山，翻越大殿山，可进入徽县境内。《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两当县：“在直隶秦州东南二百七十里，东西距六十里，南北距二百里。东至陕西汉中府凤县界三十里，西至徽县界三十里，南至汉中府沔县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本州界八十里。东南至凤县界四十里，西南至徽县界五十里，东北至陕西凤翔府陇州界二百二十里，西北至徽县界三十里。”此道路虽然不是官道，但也是故道与连云栈道之间的商道。
  二、赶场垭“募修道路碑记”碑
  “募修道路碑记”碑（见图2）原在赶场垭，位于两当县泰山乡与云屏乡交界处的山梁上，现存于泰山乡民俗馆。道路碑为青石质地，上圆下方，通高1.17米，宽0.64米，厚0.14米，碑额镌刻祥云花纹，“万善同归”四双钩大字，从右至左首题楷书“募修道路碑记”，正文竖写楷书，约四百字。录文如下：
  且向之道途平坦，是利如之安，曰二十八过沤。每考路岐之叹，况当闾里之孔道，尤为来往之要冲。
  今竹垭至柿树坝，上通巩秦徽两，下至兴汉二府。又至荒草峪，路途峡隘，行人难便。眾人商议后，兴工补砌，功程浩大，资征难成，因而募化四方，善男信女，各捐资财，以成胜事。化资不足，今使本镇关帝庙内钱七千有余。从此履道周行，成乐无疆之福。步趋坦适，群钦盖利之仁矣。是为序。会首岳腾福等五人各出钱一百文，长生裕号等十二商号及捐资者（后人名略）。道光十一年岁次辛卯荷月立。
  图2 “募修道路碑记”碑
  碑刻序后正文为募修道路人名单，按出资多少次序排列，当地12家商号进行了赞助，善男信女76人共捐款15570文。碑文又提到“关帝庙内钱七千有余”，本次修路共耗资两万余文。碑文虽短，但包含了地域之间交通的相互关联，说明由泰山这个交汇点可上至巩昌、天水、徽县、两当，下接略阳、汉中。东至云屏关灵子，入凤县瓦房坝，通连云栈道（路见凤县之西）；南出云屏山梁，通广金荒草峪（地图上为荒草片）、走龙王庙，过勉县张家河，到汉中、略阳；西去两当，须经泰山乡竹垭、站儿巷镇柿树坝，至嘉陵江河（南下入徽县境内，入青泥路），到两当，通秦州、巩昌；北通两当县西坡镇、兴化乡，走杨店乡入故道。
  三、南天门“重修南天门大垭道路”碑
  南天门大垭位于两当县云屏乡化坪村上化组，在泰山与云屏交界处的南天门下有山神庙一座，遗留修路碑三通（见图3）。此即清代嘉庆年间“千秋不朽”道路碑，通高1.16米，宽0.60米，厚0.13米，残存碑文：“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谓不朽。听帝君垂训，因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往来之……”“万古不朽”道路碑，通高1.13米，宽0.63米，厚0.10米，道光二年（1822）岁次壬六月十三日立。“永垂千古”碑，同治九年（1870）立。碑额为“重修南天门大垭道路”九字，上圆下方，通高0.80米，宽0.42米，厚0.05米。记事碑正文从右至左楷书竖写，大约514个字。碑文如下：
  常闻天地间：山川险隘，非路道难以通行。自古南天门大垭现有行迹，年今久远，山林最野，阻隔。触目长叹，独力难（□），举意同众，募化四维，上下仁人君子乐施，全美共立胜事。
  帝君曰：为善是福，积德累功。修崎岖之路、造来往之桥，慷慨捐资，凑针成斧，万古不朽，福缘善庆，于孙绵远。所有金名玉字列于后序。
  大清岁次同治久年九月初六日吉立。
  从故道上的两当县杨店走，过西坡入泰山，绕群峰山梁出黄疙瘩关灵子，进入陕西省凤县境内瓦房坝的长坪、庄房坝，再入两当县广金龙王庙，下行出放马坪，进入勉县张家河的老庄，继续南行，至张家河出勉县，与连云栈道南线相接，接沮水道抵汉中：或经今略阳境内的陈平道，至大安驿接金牛道入四川。另外一路进入西沟峡，上大崖窠，翻越大阳山，从右侧进入略阳县地界，左侧经大平，下勉县。两条路都是进入汉中的捷径。凤县连云寺，南渡野羊河入陈仓沟南下，到瓦房坝。陈仓道由勉县沮水向北经过百丈坡、观音寺、张家河、留坝县的火烧关、闸石口、凤县瓦房坝、陈仓沟口（即连云寺，与连云栈道南线相接）、留风关、凤县县城，出宝鸡大散关。
  四、云屏观音峡栈道遗迹和摩崖石刻
  观音峡是到云屏、广金的必经之地，山高峡深，险如刀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栈道遗迹和摩崖石刻（见图4）位于观音峡一线天（也叫“手扒崖”），栈道遗迹长约两百米。栈孔散布在河右面的峭壁石崖上，有横向方形和圆形石孔约五十个。在凹进去的悬崖峭壁下发现五处摩崖石刻，文字隐约。“碑”字形摩崖石刻，圆首长方形，通高1米，宽0.06米，碑额楷书“济众”，首题楷书“履险若夷”，正文从右至左楷书竖写。摩崖文字如下：
  盖谓后川堡，两邑有名之境，天门河上下，必由之衢也。奈中有涧谷道，地势险而深渊多，往来者恒有所阻。吾等不安，约问高菓，□□财□□路，更修木桥，为得人人而济，每人而悦。兹者功成告竣，是为之志，名以垂不朽云（后文字省略，为捐献钱粮财物人名）。嘉庆二十一年九月初八日立。
  文字记载了当时修建栈道，当地士绅百姓捐献钱粮财物等内容，嘉庆二十一年（1817）距今200年。在上游悬崖峭壁下另有一处摩崖石刻，高0.70米，宽0.55米，上书“正德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重修桥，义深引领。王普名杨昇李福元招”等字。明正德九年（1514）距今503年。这一重大发现，把云屏古栈道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五百多年，且是重修桥，由此说明，云屏古栈道的修建时间早于明代正德九年。从该摩崖石刻中发现，当时人们为了便利通行，遇到悬崖绝壁处，凿孔为穴，在河谷溪涧岩石壁立处架设栈道，取捷径沿河谷通行，避免爬山辛劳。这条古道从观音峡，过云屏，穿西沟峡，上大崖窠，翻越大阳山，穿垮石崖，顺大平河，到大平村，顺冷鱼河，进入勉县张家河镇；或者入西姑峡，进东沟，翻燕麦坪，下宝藏沟，到广金坝，过龙王庙（或进入凤县庄房坝、长坪、瓦房坝、到连云寺，通连云栈道），入勉县老庄、八庙河，走汉中；另外一条路上云屏，向东走黄疙瘩，出关岭子，进入凤县青龙寺、瓦房坝，通连云栈道。
  五、广金东河村“修路碑记”和东河口“募修道路碑”
  广金东河村“修路碑记”竖立于黑潭子路边岩石上，通高0.46米，上宽0.33米，下宽0.30米，厚0.09米。碑额横写“修路碑记”四字，正中竖写“大清道光十一年三月初二日吉日”，下部左右为落款，字迹模糊难辨（见图5）。另有“□□，□明明，李三孝，匠□”等39个字。清道光十一年为1831年，距今176年。
  东河口“募修道路碑”（见图6），朝大路靠倚在白石崖窠下。路碑为长方形，通高1.28米，宽0.71米，厚0.07米，圆形内单独阳刻碑额楷书“永垂万古”。碑面设计有横竖线条方格，行文依照常规碑刻，自上而下，自右而左，阴刻正楷字体，苍劲优美，碑文计24行，约五百字，兹录碑文：
  盖闻天地之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有村必有□□，所路道蹁嵊，河水谨急，今总领、会首募化功果，修崎岖之路，造往来善缘，但愿家□户户发达，是以为序。总领孙学禄，会首陈世坤等等为募修道路者人名（略），同治六年岁次。
  碑文记载了清同治六年（1867）当地百姓积善行德，自发组织整修古道，方便于民的史实，距今156年。这条大路以东河中心，向北上行出东河，过黑潭子，上韩家坪，西侧翻越摩天岭，下西河子，从广金坝的将军石出，连接云广路，入宝藏沟，翻燕麦坪，下东沟，入西姑峡，到云屏；另外一条路东侧翻吊沟梁到广金的炉坪，经二十里到龙王庙，进入凤县庄房坝、长坪、瓦房坝，到连云寺，通连云栈道；向南出东河口，进入冷鱼河，走勉县张家河，到汉中和四川。
  五、结论
  这些古道遗迹和碑记的发现，为研究两当古道开凿与古道交通提供了实物资料。依据对上述道路碑记和摩崖石刻的考证，可得出以下结论：
  （1）两当南部山区是故道、陈仓古道与连云栈道南线的重要节点，是陇蜀古道的分支。陈仓道由勉县沮水向北经百丈坡、观音寺、张家河、留坝的火烧关、闸口石、凤县瓦房坝、陈仓沟口（即连云寺，与连云栈道相接）、留凤关、凤县县城，出宝鸡大散关。据清代《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百三十七·汉中府·山川）记述：“古陈仓道由凤县桑坪铺入，经陈仓沟，至沔县百丈坡而出，为古陈仓道，今荒塞。”按此说法，“陈仓道”为古代陈仓县（宝鸡）逾散关至凤州，经桑坪铺、陈仓沟、百丈坡入沔县的道路。凤州折西经两当、徽县南去的道路为故道。光绪十八年（1892）《新修凤县志》（地理志卷一·山川）：“秦陇商贾云集，货产富饶，此途通畅，不惟蜀产易来，即远而云贵西藏渐次交达，利一。自凤县、两当、徽县老林绵亘千里，所产如药材、树木、铁、炭等类，藉此行远，瘠苦之区，渐可饶裕，利二。秦蜀或有兵事，恃此为转运后路，利三。兼此三者，功虽劳费，所得甚多。”此段陈述对象虽是凤县，但亦适用于介绍两当南部山区、徽县北部山区接壤处。明清时期，故道凤州以北一大段道路纳入“连云栈道”，故道被荒废，凤州经过两当至略阳县一段失去了驿路地位。虽然地处偏僻，不在主干线上，但一般行旅客商仍然往返于故道、陈仓古道与连云栈道南线的分支线上，故道并没有被完全阻塞废弃。两当县南部至汉中皆为山区，有五处八通募修道路碑和摩崖石刻以及在广金的龙王庙、放马坪和东河口一带实地勘察考证有多处栈道遗迹。由此可推知，当时，修路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山筑路循自然地势，“回山取势”，趋高就低，屈曲环绕而行，修筑的土石路面多为碥道。碥道也称碥路，缘坡岭行，使这一带交通面貌大为改观。今天道路的建设几乎因循了古道走向，甚至是在原有基础上的重建。
  （2）楚汉相争时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故道上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故道为“北定三秦”之路，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故道之名，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史记·高祖本纪》记述：“（汉元年）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史记·淮阴侯列传》也说：“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西汉的故道县在今甘肃省两当县与陕西省凤县之间，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山南西道凤州河池郡·下）记述：“两当县，东至州五十里，本汉故道县地，属武都郡。汉高帝从故道出袭雍，谓此也。”由于褒斜道较故道便捷，但山高林密，荒僻难行；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既是计谋，也是偷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符合用兵之道。光绪十八年（1892）《新修凤县志》（地理志卷一·栈道）：”又古之陈仓道，自县西南百里之桑坪入口，至沔县百丈坡出口，延亘二百余里，荒塞难通，是即韩信所暗度者。”①淮阴出定三秦由故道攻陈仓，盖自沔略出两当、凤县，非今路也。光绪十八年（1892）《新修凤县志》记载：“按：黑河界连接陕甘，甘之两当、徽县边境，陕则凤、留、沔、略，犬牙相错，林深山峻，其地势、民情有不可不详者。自紫柏山至沮口，与汉江合，盘折山内，纵长五百余里，衡四百里。唐宋栈道由凤县、两当、徽县、略阳白水江一路林坝道旁，故名‘栈坝老林’。”严如煜《汉中黑河图》记载：“黑河在汉中西界，连接陕、甘两省。甘之两当、徽县边境，陕则凤、留、沔、略，犬牙相错，林内河旁，寸趾皆山，间有平坝，不过宽数十丈。由凤县取径为瓦房坝，略阳取径为娘娘坝，徽县取径为白楼子沟，两当取径为常家河，皆翻两三重大山，羊肠一线，蟠曲悬崖之间，唯陈仓沟、枣木栏、娘娘坝三路稍夷……”明、清《略阳县志》、道光十七年（1837）《重修略阳县志》（卷一·舆地部·关隘）：“金池院在东北百二十里。傍依栈坝林，地极阻深，通徽、两路。五方杂处，棚民入山开箐，多由此进林。近年人颇稠，亦为要地。”“栈坝林，在东北二百二十里，由金池院小沟碓窝子至林，与黑河相通。数百里蒙茸蔽天，界连徽、两、凤、留、沔，最易藏奸，稽防不易。”①从以上文字和明清时期的道路碑文记载判断，今凤县连云寺、两当南部山区一带与勉县之间，确有一条古道，虽然不是主道路，缘谷伴水而行，而陈仓沟道在两当、凤县南部的大山之中是比较平夷的一条山间谷道。光绪十五年版《秦州直隶州新志》（卷八·发匪之乱）：“同治二年八月，发匪赖云光由略阳入两当南鄙大坪场，近场有穿心石洞，高百仞，乡民倚之避寇。”此道发生的围剿白莲教起义和后来太平天国起义残余部队等一系列事件均可说明此道当时的通行情况。战争既可破坏道路，也会促进道路的开通、发展以及一个地方城镇的兴起、建设和开拓，古道在历史上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3）两当南部山区的道路修建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南山古道路线如图7所示。两当南部山区的道路是故道出入陇蜀古道的支线，是茶马古道的组成部分。南部山区一带物产丰富，是商贸流通中枢驿站，是商贸集散地。张存恭、张存俭合编（1927年）《两当县乡土讲义》（二·总说）记述：“县之四出皆通大道，东之陕西，西之徽成，北之天水，南则入蜀汉之南栈道也。当白水江石路未开之时，蜀汉之人来陇南者，强半莫不由此，故商业颇称繁盛。”光绪十八年（1892）《新修凤县志》（地理志·卷一·栈道）：“小贸希避税务，间或由斜谷赴汉中，由凤、两、徽、略赴川，然客商大贾仍从驿站。他如沔县之百丈坡入，至境内之长坪出。”这一地区的繁华兴盛与清朝嘉庆至光绪年间的“棚民”密切相关。由于土地兼并、租税徭役与灾荒，川楚无地贫民来陕南老林烧荒垦植包谷、荞麦、洋芋、党参等，秋收后即驮运回乡。因多半年搭棚居住，故称棚民。所谓棚民，光绪十八年（1892）《新修凤县志》（赋役志·卷三·户口）：“盖客籍甚多，川楚及邻邑多投老林垦种，迁徙无定。嘉、道之间户口繁庶。光绪初年早荒，山外旷地多，老林地力渐薄，棚民辄外徙，势使然也。”后来，棚民逐渐成为常驻民，两当县泰山、云屏、广金，以及凤县南片乡镇部分棚民亦被称为“湖广广”。自明、清以来，外地客商在南山老林中开办了许多炼铁厂、伐木场、采矿场，开办煤矿、铁矿、铜矿，冶炼金银、制火硝、烧木炭，如松坪村的漆园子铁厂、响水村的钢场坪炼铁厂，据考证都是徽县、汉中富商的商号。特别是嘉庆至光绪年间泰山的赶场垭、云屏街道、西姑峡的半边街、广金大坪的五里长街、常家河、东河等，大商号有数十家之多，开有染坊、香坊、酒坊、纸坊、饭馆、客栈、铁货铺、杂货铺等。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交易粮油、茶叶、山货、盐巴、药材、布料等日常生活用品。南山古路一直延续使用至今，是连接陕南的经济商贸重要通道。捐资修路均为民间行为，体现了古道的重要性。
  （4）南山古路是秦陇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汇处。地域文化积淀深厚，文化特色鲜明，价值不可小觑。宋人张方平《赠赵抱一》诗云：“石门路已绝尘寰，紫柏高深不可攀。野色苍茫连远水，暮云惨淡裹寒山。琴棋有徇皆为役，松竹无情且共闲。卉醴一杯时自酿，陶然亦可发朱颜。”自注：“君隐居两当石门，后更人紫栢山，人迹绝矣。”专家考证张方平诗中的石门在两当县泰山乡，充分证明了在北宋真宗年代，这条道路是沟通甘、陕、川的交通要道。严如煜《黑河吟》：“丛丛风兴沔，磅礴三雄州。跨越徽两当，仇池当上头。四望几由句，连峰玉笋抽。盘折青泥路，十步九延休。棚居杂吴语，板屋半楚咻。气寒地硗确，稻黍种不收。苦荞紫洋芋，清风望有秋。以此侨徒人，不尽力田畴。铁炉排光火，矿石红于榴。斧斤纵栈坝，材木堆山邱。”诗歌包含的信息量很大，既高度概括了陕南凤县（凤州）、略阳县（兴州）、勉县（沔州）与甘肃陇南两当、徽县、成县等县之间的关联和青泥路的艰难崎岖，又生动形象地深入描述了南路山民在自然环境中生活劳作的真实场景。清人王志沂《栈道行》“凤县以南昔险阻，往往百里无人烟。行人多向成阶走，两当故道青泥口”的诗句无异于一个道路的指示牌。大阳山一带，在历史资料和传说故事中也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曾置“黑水县”。《三国志》记载：“朝发褒沔，暮宿黑水。”清朝顺治六年（1649），徽州知州杨三辰所著的《江河纪略》记载：“起天门山下，乃嘉陵江源。绝壁北向，有石门如城门状，即俗称铁门。后川云山之阳，有黑水县旧迹，四围多大木，船料于此取办焉。”民国《徽县新志》：“天门山，东南一百十里，接两当县南界。悬崖绝壁，中有石门，宛具阖辟，一俗谓铁门川，江水于此出焉。山之南，相传为黑水故城。”康熙版与乾隆版《两当县志》记载的“天门奇迹”在县南六十里。悬崖有大石门一开一合，故名。《两当县志》有诗赞云：“万仞崖头一阙痕，半开半合号天门。门中但见行云人，阍上常为宿鸟蹲。只宜行客抬头望，不许阍人着手扪。就里不知何所有，巍巍天际镇乾坤。”王志沂眼中的两当是这样的，“自入连云栈，云山处处深。人行唯鸟道，乡语杂蛮音”（《南星遇雨》），“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耕耘，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栈道山田》）。这些诗句真实地描绘出两当南部山区人口众多、驿站密布、商贾川流、经济贸易发达的繁荣景象，体现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棚民文化”。
  另外，南山地区庙宇佛刹和道观众多，有泰山庙、娘娘庙、中山庙、玉皇庙、观音院、山神庙、雷神庙、兴国寺、云屏寺、川主庙、莲花寺、观音寺、西姑庵、净池寺、龙王庙、骑龙寺、青龙寺、千佛洞、道江寺、东河寺等传统宗教建筑场所，印证了佛、道文化的兴盛和人类活动范围的广大。
  总之，两当南部山区的古道碑文和摩崖石刻，从艺术的角度看文采不佳，书法亦不规范；但是，碑刻文字所传递的信息为我们研究和探讨两当人文历史和交通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近年来，专家学者重视主道的研究，忽视了对故道历史文化（两当段）的研究与对秦陇山区间道和民间道路的发掘和探讨。笔者认为民间小道与主干道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不可分割，也应给予应有的关注。
  司马迁对秦蜀栈道的体验与书写
  梁中效
  中国西南的蜀汉大地，不仅是秦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更是西汉王朝发祥的圣地，还是司马相如等汉代文学大家的生长之地。因此，“少负不羁之才””耕牧河山之阳”的司马迁，渴望沿着秦蜀栈道考察大西南，解读秦汉成功的奥秘。
  一、一山两盆的“天府之国”
  岭南北的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雄踞于河、渭与江、汉的上游，背靠西部辽阔雄奇的高原，面向东部坦荡如砥的平原，高屋建瓴，形势险要，居高临下，虎视东方，是秦汉王朝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司马迁对秦陇与巴蜀在文明发祥和秦汉帝国发展壮大中的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
  首先，司马迁从秦之崛起，发现了秦蜀“雍州积高”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史记·六国年表》云：“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①从夏商周三代的更替，到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江、河上游的秦陇与巴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司马迁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奇特的现象，试图从天人关系上追寻其中的答案。他在《史记·天官书》中说：“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②实际上自先秦以来，就流行着“天道多在西北”的观点，《左传》襄公十八年曰：“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③天道，一方面有宗教、命运、道义、自然等方面的含义，有人本意识、天道自然的意识；另一方面明确表达了“人法天”的观念，即人应当效法自然。“西北”在地理文化上亦大有深意。古人为避水害，多择丘而居，天长日久，自然对山岳别有情怀，由此衍生出许多令人神往的山岳崇拜和神话。西北地高，故多神山。昆仑就是古神话中最重要的神山。“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①“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②古人认为天门就在西方，“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③昆仑之颠，悬圃之地，天门九重，其名阊阖，是上通天庭唯一途径。凡欲问道通天者，无不神往西北。华夏始祖黄帝，治理天下，“西至于空桐（崆峒山），登鸡头”④。黄帝为求“至道之精”，问道于广成子。《庄子·在宥》说：“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⑤透过昆仑山岳神话，可以发现对“天道多在西北”的另一解读：通天之道在西北，即“天门在西北”。《周礼·大司徒》疏引《河图括地象》曰：“天不足西北，……西北为天门。”《文选·谢惠连〈雪赋〉》注引《诗纬含神雾》亦云：“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故有龙衔火精以照天门中也。”⑥从“天道多在西北”到“西北为天门”，虽然尚未离天，但已落地。同时，西北还是阴间地狱之“幽门”。《淮南子·地形》：“西北方不周山，曰幽都之门。”⑦《史记·律书》说：“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⑧诚如史家所言，天人之际，关乎兴衰，不可不察。西北秦蜀之间，冈峦绵亘，为“天道”“天门”“幽门”之地，又是四岳古族居地。“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⑨。山岳育人，维岳降神，可以说，这是形成西北地域文化特色的最重要因素。降至汉代，司马迁仍称：“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⑩甘肃天水至陕西宝鸡之间。是华夏古文明的发祥地。《水经注·渭水》：“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帝太暤、庖牺所生之处也。”“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祸祠，庖羲之后有帝女娲焉，与神农为三皇矣。”渭水支流“又西北入泾谷水，乱流西北出泾谷峡，又西北，轩辕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轩辕溪，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成东七十里轩辕谷”。渭水经陈仓县西，《地理志》曰：“有上公、明星、黄帝孙、舜妻盲冢祠。”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牺生成纪，徙治陈仓。”“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⑪这似乎表明西北地域文化已经积淀为足以影响历史的持久传统。这里密集分布着太暤、女娲、黄帝、炎帝、舜妻等远古神灵和圣王的遗迹。天水至宝鸡间既是“神明之隩”，更是秦、陇、蜀三大版块的结合部，九州咽喉、天关地机之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陕西》：“章俊卿有言：自蜀江东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势，分为南北，故河北、江南，为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夫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据长江上游，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据黄河上游，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①川、陕挈南北之轻重，制南北之命者也，而联系川、陕的咽喉正是千里秦蜀栈道。
  其次，司马迁从秦、汉更替，发现了秦蜀“天府之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②项羽没有采纳定都关中的建议，虽有客观上的因素，但在战略上给刘邦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他和范增密谋之后，封刘邦为汉王，同时又立章邯、司马欣、董翳为三秦王，企图防止刘邦一统秦蜀，像秦国那样高屋建瓴统一天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③。但事与愿违，刘邦集团早有占据秦、蜀，统一天下的战略。①刘邦从武关进兵关中时，就派郦商统兵控制了巴蜀与汉中。《汉书·郦商传》：“从下宛、穰，定十七县。别将攻旬关，西定汉中。”④“旬关”，颜师古注曰：“汉中旬水上之关也，在今洵阳县。”“先言攻旬关，定汉中，然后云沛公为汉王，是则沛公从武关、蓝田而来，商时别从西道平定汉中。”⑤也就是说，刘邦主力在进占关中的同时，郦商也占领了汉中与巴蜀，这证明刘邦比项羽更重视秦蜀大关中的战略地位。②萧何劝刘邦先到汉中为汉王，再夺取关中争天下。“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⑥这证明萧何也极为重视秦、蜀之间咽喉要地汉中的地位。③张良帮助刘邦取得了汉中郡，打开了消灭三秦的门户。《史记·留侯世家》：“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正因为有了汉中，才有了汉王，才有了四百年汉室天下。④西汉定都关中，是秦蜀“天府之国”制衡天下的伟大实践。《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邦身边多山东人，主张定都洛阳。同样是关东人的张良则力主定都长安。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①定都关中的主要理由是：秦、蜀一体发达的农耕文明，“胡苑之利”广阔的游牧文明，“三面而守”“顺流而下”的险要地形。对此，首倡定都关中的刘敬讲得更形象：“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②汉六年，刘邦借游云梦而执楚王韩信，田肯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③刘邦帝业的成功和汉初三杰的智慧，都不约而同地利用了秦、蜀一体化与农、牧一体化，而这两个一体化的大动脉便是联系大西北与大西南的千里栈道。对此，司马迁有深刻的认识：“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因此，司马迁经行过栈道，对秦蜀栈道的认识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二、“无所不通”的千里栈道
  中华古典文明有一个自西向东、由西北到东南的推进过程，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有一个从沿海到内陆、从东南到西北的推进过程。汉唐是中华古代文明的极盛时期，这一文明的轴心就是秦、蜀千里栈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史记·河渠书》及相关人物传记中，展现出对千里栈道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首先，司马迁认为，秦、蜀千里栈道是战国秦汉“天府之国”的经济文化大动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秦、蜀、陇右作为大关中的“天府之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④司马迁将战国秦汉时期的华夏经济地理分为山东地区、山西地区、江南地区、龙门碣石以北四大地区，而大关中所在的山西地区，又分为关中盆地、巴蜀、陇右三大板块，在全国所占土地不到三分之一，人口不到十分之三，但财富却占全国的十分之六。而在大关中的“天府之国”中，褒斜栈道是沟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将“膏壤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与“巴蜀亦沃野”的四川盆地密切联系起来，“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将大西北与大西南贯通起来，打破了秦岭南北两大盆地的封闭，“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①。
  其次，司马迁记载了汉武盛世开凿褒斜道，促进南北交通的盛况。褒斜道作为沟通西北与西南的官驿大道，在战国秦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关东与关中、南方与关中的交通受制于“黄河砥柱之险”，“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索隐》曰：“谓从山东运漕而西入关也。”因此，有人建议开凿褒斜道水路，实现水陆大联运，将关东黄河中下游的漕粮赋税运到南阳，再由汉水支流唐、白河运到襄阳，将南方的漕粮赋税由长江溯汉江而上运到襄阳，再由襄阳溯汉江而上输送到汉中，然后再经过褒斜道水运、陆转到国都长安，这样既可避开黄河干流上东西交通的“砥柱之险”，又可以将汉中、巴蜀钱粮、物产顺利转运到长安。这是一项涉及西汉国家经济大动脉，确保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安全的大战略，也是栈道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开凿褒斜道漕运，所以汉武帝格外重视，亲自下令实施。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详实地记录了开凿的经过：“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印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正义》引“《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县北五十里。斜水源出褒城县西北九十八里衙岭山，与褒水同源而派流。’《汉书·沟洫志》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山东，谓河南之东，山南之东及江南、淮南，皆经砥柱运，今并从沔，便于三门之漕也。”②这是秦蜀千里栈道第一次大规模地开凿水运通道，虽没有达到漕运的目的，但使陆路更加畅通，成为南北方的经济大动脉和国都长安的生命线。
  再次，司马迁在秦汉帝王《本纪》和多个人物传记中，描写了秦蜀千里栈道与秦汉帝国创建发展的关系。由《史记·秦本纪》来看，秦国在春秋末、战国初年已开始向秦岭之南渗透。“（秦）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史记·六国年表》：“左庶长城南郑。”（秦）躁公二年，“南郑反”。（秦）惠公元年，“蜀取我南郑”。《史记·秦本纪》：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郑。”惠文君“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昭襄王十三年，以大力士“任鄙为汉中守”。十九年，任鄙卒。“二十年，王之汉中”。这些都证明，秦人由西北进入西南时，充分利用了栈道。《史记·张仪传》记载：苴蜀发生矛盾后互相攻击，给了秦国可乘之机。“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正义》引《华阳国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汉中，号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为仇，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于秦。秦遣张仪从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御之，败绩，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秦遂灭蜀，因取苴与巴焉。”实际上是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主张伐韩，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夺取了巴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①。因此，《史记·蔡泽传》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②刘邦由子午道就封汉王，由陈仓道出定三秦。千里栈道成就了刘邦的千秋帝业。公元前206年春，项羽与刘邦等诸侯各归封地。《史记·项羽本纪》：“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史记·高帝本纪》：“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正义》韦昭云：“杜，今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万年县东南十五里。汉杜陵县，宣帝陵邑也，北去宣帝陵五里。《庙记》云故杜伯国。”《集解》李奇曰：“蚀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蚀，入汉中道川谷名。”由上述记载可知，刘邦“从杜南入蚀中”，所经行的可能是子午道。在汉中褒斜道入口处的石门隧道中，有一块刻于东汉建和二年（148）的《石门颂》摩崖石刻，其明确记载：“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③刘邦“出散入秦”，由故道攻入关中，这在学界已是定论。张家山汉墓竹简则进一步证明了《史记》记载确凿。《张家山汉墓竹简·行书律》：“复蜀、巴、汉中、下辨、故道及鸡〓中五邮，邮人勿令繇（徭）戌，毋事其户，毋租其田一顷，勿令出租、刍稾。（简268）”④这条律文印证了刘邦由汉中挺进关中，行军路线为故道，因而才免除了故道线人“邮人”的徭役，也证明汉中是刘邦的革命根据地。
  三、“兴于蜀汉”的大汉雄风
  战国秦汉时期的汉中，由于千里栈道的畅通，从而有效地联系起秦陇与巴蜀，使得秦岭南北的关中盆地、汉中盆地与四川盆地成为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这里不仅成就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大秦帝国，而且也成为“高祖受命，兴于汉中”的汉家发祥之地。对此，司马迁有清醒的认识，提出“汉之兴，自蜀汉”的观点。⑤
  高帝元年（前206），二月，项羽分天下王诸将。“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路。”夏四月，汉王刘邦之国，八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雍王章邯迎击汉陈仓。刘邦实际在汉中为王的时间不到四个月。时间虽短，但刘邦集团干了五件大事：①转危为机，奠定了奋发有为的大汉雄风的基础。汉初名儒陆贾曾说：“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刘邦没有被项羽的气势和遏制的形势所压倒，正如司马迁所言：“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①刘邦这种奋发有为的精神，也受到了司马贞的称赞。“高祖初起，始自徒中。”“啸命豪杰，奋发材雄。”“王我巴蜀，实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东。”“威加四海，还歌大风。”②②还定三秦、一统天下的战略完成于汉中。控制关中、汉中与蜀中，争夺天下是刘邦的既定战略。而这一战略的设计者是张良，推动者是萧何、韩信，决策者及实施者是刘邦，最终完成则在汉中。在未入汉中前，张良通过项羽的叔父项伯，为刘邦争得了汉中郡这块战略要地，为其走出栈道、夺得天下奠定了基础。进入秦巴山地后，张良又提醒刘邦“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③。也就是通过烧毁栈道这项军事行动来麻痹项羽，隐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大战略。这一战略，在刘邦集团内部逐渐形成共识。韩王信对刘邦说：“项王王诸将近地，而王独远居此，此左迁也。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及其锋东向，可以争天下。”④③筑坛拜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行军谋略形成于汉中。萧何对刘邦说：“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刘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拜韩信为大将。韩信的《登坛对》坚定了刘邦的信心，“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⑤。④募发贵民，西汉王朝的民族融合政策奠定于汉中。巴人“天性劲勇”，是刘邦兵定三秦的急先锋。《华阳国志·巴志》说：“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故世谓‘三秦亡，范三侯’也。复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贵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⑥由此看来，刘邦军队的“前锋”是由寅民、氐羌等少数民族组成，他们既是还定三秦的功臣，又是刘邦民族融合政策成功的范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⑤在汉中、蜀中兴修水利，发展经济，足食足兵，建立了可靠的后方基地。《史记·萧相国世家》说：“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萧何在汉中盆地汉江支流褒河之上主持修建了著名的水利工程——山河堰，使汉中盆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粮仓。《华阳国志·蜀志》：“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①汉中及蜀地丰盈的粮草和充足的兵源，为刘邦击败三秦、统一天下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以上五大战略举措，实施的关键是“千里栈道”。司马迁在世界交通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展示了栈道的独特魅力，雄辩地证明了汉中是西汉王朝的发祥地。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东汉摩崖《石门颂》也说：“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司马迁向历史和未来证明了西汉王朝的建立与统一，与秦蜀千里栈道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西征巴蜀”的栈道之旅
  西南巴蜀大地不仅是司马家族的发祥地，是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建功立业之地，也是司马迁生命历程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最为风光的历史时期。刘邦君臣在蜀、汉大地崛起奋斗建立汉室天下的历史传奇，以及号称“辞宗”“赋圣”的司马相如走出西南的成功范例都深深地吸引着司马迁，于是，在汉代文学文化史与中华文明史上，汉武盛世二司马都在千里栈道上留下了他们跋涉的足迹。难怪鲁迅先生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②司马迁家族与西南大地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太史公自序》说：三皇五帝时代，“颛顼帝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隐》引张晏云：“南方，阳也。火，水配也。水为阴，故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职。”③《正义》引司马彪序云：“南正黎，后世为司马氏。”夏商时代，“重黎氏世序天地”，司马氏远祖世掌天文、史官。在西周，“司马氏世典周史”。而颛顼高阳帝与西南巴蜀关系密切，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④《史记·夏本纪》记载，“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⑤。扬雄《蜀王本纪》则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⑥这一切皆证明，颛顼高阳帝及其子孙皆发迹于西南巴蜀大地。有意思的是，“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故楚及司马氏皆重黎之后”⑦。但在秦楚两国的较量中，司马迁的先祖司马错在秦国夺取巴蜀、吞并楚国的统一大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司马错的栈道之旅，是从谋划吞并巴蜀开始的。《太史公自序》说：“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①从《史记·张仪列传》来看，“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袭秦”。秦惠王犹豫未决之时，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主张征韩。司马错以“得其地是以广国，取其财是以富民缮兵”为主要理由，说服了秦惠王伐蜀。夺取了巴蜀，将关中盆地、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通过千里栈道联系在一起，建立起秦国“立是西部，虎视东方”的战略基地。“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②在巩固大西南的过程中，司马错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史记·秦本纪》：秦惠王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昭襄王六年，“蜀侯辉反，司马错定蜀”。昭襄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司马错是杰出的战略大师，目光深远，谋略过人，他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灭蜀、平蜀、治蜀。在守蜀、攻楚的过程中，千里秦蜀栈道，是大秦帝国夺取西南、灭楚统一全国的战略大通道。大将司马错功勋卓著，让司马迁无比自豪，因而将其写进《太史公自序》中，也让青年司马迁对奇险富饶的大西南极为神住，对秦蜀栈道格外着迷。
  司马迁“西征巴蜀”的栈道之旅完成于汉武帝时代。《太史公自序》云：“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③《史记·河渠书》云：“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④这是司马迁栈道之旅最明确的两次自叙记载。二者相互印证，证明司马迁的栈道之旅确凿无疑。司马迁出士为郎中，在元狩五年（前118），时年28岁。⑤司马迁的栈道之旅在元鼎六年（前111）春，《汉书》记载武帝在这年“春，至汲新中乡（今河南汲县），得吕嘉首，上便下令征西南夷”⑥，35岁的司马迁作为郎中，正在侍从武帝，奉使出发“西征巴蜀”即在此时。⑦其向汉武帝复命为元封元年（前110）三、四月间，奉使前后约15个月。这个时间正处在汉武帝积极向四周开疆拓土的时段。就在司马迁出使西南之前的十年间，武帝开通了西域（前122），驱逐了匈奴（前119），平定了南越（前111），现在又下令征讨西南夷，这为司马迁经由栈道认识西南，破解刘邦与“汉初三杰”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奥秘创造了条件。时平35岁的司马迁进入人生事业的巅峰时期，他满怀着对祖先功业的自豪和对君王的感激，自信地踏上了千里栈道的途程。他由洛阳还长安，取道褒斜道经汉中入巴郡，与集结在且兰地区的汉军汇合。首先经略且兰，接着随军西进，经略夜郎，到达汉军未到的昆明夷地区。然后北上经略汉军刚征定的邛、笮等地，抵达成都。经略冉、白马夷后，返回复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这是司马迁青年时代出仕郎中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此次奉使之游可与二十壮游比肩相映。在司马迁之前，奉使西南夷的有司马相如、公孙弘，他们都是智能之士。此次任务重大，汉武帝在巡游途中派使者，他挑选司马迁为侍从，可谓知人善任。司马迁的栈道之旅收获颇丰，他不仅详细地考察了秦蜀“天府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大西南，而且亲身体验了西北与西南之间的千里栈道，对秦岭南北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和风俗民情、物产资源等方面的差异都有了切身的感受，为他撰写《货殖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得出“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的明确结论，加深了对秦汉帝国崛起于西部的认识。
  五、小结
  司马迁生长在中华文明大整合与大融合的汉武帝时代。秦岭南北“一山两盆”的天府之国，是中华文化进行域内整合和面向丝路融合西域文化的大舞台；“无所不通”的千里栈道，是大秦帝国与西汉王朝统一全国的战略大通道，是秦蜀“天府之国”的经济文化大动脉，是连接由长安向西和由成都向南的南北丝绸之路的纽带；“兴于蜀汉”的大汉雄风，既培育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汉兴战略，又孕育了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的高尚品德。司马迁“西征巴蜀”的栈道之旅，不仅完成了“经略西南、设置郡县”的直接任务，而且考察了汉中与栈道、成都与都江堰，进一步认清了汉中、成都平原在秦汉大一统过程中的地位，明确了“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的奥秘，确立了“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等一系列中华文明起源并发展于西部地区的观点，坚定了自己“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的明确结论。刘邦帝业的成功、汉初三杰的智慧和汉武大帝的向西开拓、丝绸之路的开通，都不约而同地利用了秦、蜀一体化与农、牧一体化，而这两个一体化的大动脉是联系大西北与大西南的千里栈道。所以，司马迁的栈道之旅，是对秦蜀千里栈道的第一次系统考察和完美展示，对建构自己以栈道为轴心的西部文明生成发展体系起到了重要的印证和促进作用。
  陆游在陈仓道及周边地区的军旅生活与诗歌创作
  李青石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浙江绍兴人。北宋徽宗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1125年11月13日）出生在安徽寿县淮河边的一条客船中，宋宁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逝世于浙江绍兴，是我国南宋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
  陆游少年时遭逢北宋国破，徽、钦二帝被掳，南宋初建的动乱时期，也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儿时万死避胡兵”（《戏遣老怀》）是他童年饱受颠沛流离、躲避战火兵燹生活的真实记录。受父辈爱国情怀的影响，受前人抗金业绩的激励，陆游从小就立志驰骋疆场、杀敌报国、恢复中原、洗雪国耻。“少年志欲扫胡尘”（《书叹》）是他立下的宏大志愿，“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但是陆游前半生命运乖蹇、仕途坎坷，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南宋乾道七年（1171）末，担任夔州通判即将任满卸任的陆游，因担心生计问题，给朝中宰相虞允文上了一封求职信。此前陆游官阶一直较低，加之为官清廉，如无俸禄收入，生活将难以为继，所以他给时任丞相兼枢密使的虞允文写信求职，期望能谋到更好的官职。他在《上虞丞相书》中说：“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阴，以贫悴逐禄于夔。其行矣，故时交友醵缗钱以遣之。峡中俸薄，其食指以百数，距受代不数月，行李萧然，固不能归。归又无所得食，一日禄不继，则无策也。”①从陆游的信中我们看到，做了两年多夔州通判的陆游，一旦卸任，不再任新的职务，连回故乡山阴的盘缠都没有。虞允文也是坚决主张抗战的国家重臣，曾于绍兴三十一年（116）十月，在采石矶指挥南宋溃败之残军打败金主完颜亮率领的十七万大军，挽救了即将灭亡的南宋王朝。虞允文虽未曾与陆游共事，但深知陆游是一位坚定的抗战派。但虞允文并没有给陆游安排新的职务。而时任四川宣抚使的主战派将领王炎对陆游比较赏识，乾道五年陆游任夔州通判时就接到过王炎的邀请信，当时陆游夔州任期未满，曾写《谢王宣抚启》回复王炎。
  一、陆游从戎南郑期间的北伐构想
  乾道八年（1172）正月，王炎聘陆游以左承议郎的职衔担任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检法官，进入自己的幕府。三月，陆游到汉中。
  到汉中之前，陆游对汉中已十分了解。他知道汉中处于秦岭、巴山之间，土地肥腴、物产丰饶、人民强豪，扼秦、蜀、陇之要冲。乾道八年三月十七日，陆游到达神往已久的南郑（今汉中市），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汉中的一切都令诗人感到新鲜。他直接感受到汉中“地接函秦气俗豪”（《山南行》）。秦王朝灭亡之后，项羽违约，高祖刘邦偏居汉中，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不拘一格，筑坛拜将。韩大将军，不负重托，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平定三秦，决战垓下，四面楚歌，逼得霸王泣别虞姬，自刎乌江，成就两汉四百年基业。在嶓冢山下，他瞻仰了汉高祖刘邦的试剑石；在南郑，他游览了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的拜将坛；又实地踏勘了张良为迷惑项羽建议烧毁的褒斜栈道，“筑坛访遗址，烧栈想烈焰”（《远游二十韵》）。三国时期的汉中又是蜀汉立国的根本。赤壁之战后，刘备君臣智取荆州，巧占益州，强夺汉中，形成天下鼎足三分之势。夷陵之战后，蜀汉政权丧失荆州，诸葛亮审时度势，采取东和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方针，以汉中为进攻曹魏的前进基地，五出祁山，震动华夏，鞠躬尽瘁，功败垂成。在汉中，他多次拜谒诸葛祠，登诸葛亮读书台，缅怀这位他无比崇敬的历史人物。他在《游诸葛武侯书台》一诗中赞叹道：“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
  从西汉三国的历史中，陆游认识到汉中在抗金大业中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他向王炎提出自己的抗金进取之策：“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事则守。”①陆游到汉中后所写的第一首诗《山南行》也表达了“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的战略主张。
  其实经营川陕、谋图中原、恢复失地，这种思想并不是陆游的首创，而是南宋初年许多士大夫的共识。早在建炎三年（1129）三月宋高宗渡江之初，和州防御使马扩就曾为高宗献上、中、下三策。马扩说：“愿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陕右之兵，留重臣以镇江南，委健吏以抚淮甸，破敌人之计，回天下之心，是为上策。”②建炎三年九月，宋高宗打算任命张浚为知枢密院事、宣抚处置使经营川陕。朝廷还未决议之前，时任承事郎监登闻检院事的汪若海拜会了张浚，对张浚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③十月戊戌日，张浚到达兴元，上书宋高宗曰：“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④张浚还说：“若欲致中兴，必自关陕始，又恐虏获先入陕陷蜀，则东南不能自保。”⑤乾道五年（1169），与陆游同时代的年轻人陈亮在上宋孝宗的《中兴五论》的开篇《中兴论》中谈到对金用兵时指出：“四川之帅亲率大军以待凤翔之虏。别命骁将出祁山以截陇右，偏将由子午以窥长安，金、房、开、达之师，入武关以镇三辅，则秦地可谋矣。”①张浚入陕以后发动的富平之战以失败而告终，宋军被迫退守秦岭一线。甚至在一段时期内，金军攻陷汉中，宋军不得不设立巴山防线。
  张浚立足汉中、经营川陕、夺取长安、收复中原的主张也影响了陆游。隆兴元年（1163），新登基的宋孝宗赵眘起用主张抗金的老将张浚任枢密使筹划北伐。时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的陆游也参与了北伐的准备工作，他曾为宰相陈康伯、枢密使张浚起草了许多准备北伐的文件，如《代二府与夏国主书》《蜡弹省札》等。他对张浚的抗金思想与主张十分了解。后陆游被贬出临安任镇江通判，张浚也曾到镇江视察，对陆游比较赏识，“顾遇甚厚”。陆游与张浚之子张栻、张浚的幕僚陈俊卿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张浚这次北伐失败后陆游也受到牵连，被免去官职回山阴老家赋闲。后来言官们弹劾陆游的主要罪状就是：“结交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②陆游对王炎提出的立足汉中、经营川陕、夺取长安、收复中原的战略思想是与张浚的思想一脉相承的。陆游的这一主张并不新颖，三国时诸葛亮北伐也是依照此思路。陆游的见解虽说有些纸上谈兵的意味，但也表明其一直在关注抗金恢复事业，充分地表现出高涨的抗金热情与决心。
  王炎是南宋时期一位务实干练、声望颇高，有“恢复”大志的封疆大吏。陆游的战略主张正符合他的意愿，王炎在前线也正是这样实施的。乾道五年三月，王炎以参知政事、左中大夫的头衔出任四川宣抚使。王炎在四川宣抚使任上脚踏实地做了许多有利于“恢复”的大事。
  首先他将宣抚使司衙门从益昌（今四川广元市昭化镇）迁到汉中，距秦岭防线更近，以便随时到前线视察防务、了解敌情和掌握动态。乾道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陆游所作的《静镇堂记》中说：“四川宣抚使故治益昌，枢密使清源公（王炎）始徙汉中。即以郡治为府。郡自兵火涤地之后，一切草创。公至未几，凡营垒厩库吏士之庐皆筑之。”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陆游对王炎将宣抚使府迁到汉中的做法大加赞赏。
  二、陆游在王炎幕府的职责
  陆游作为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检法官，我们从他的诗文及其他文献中可以看到陆游在南郑前线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项：
  （1）处理宣抚司日常文案，起草文件。当时与诗人一道处理文书的还有周颉、范仲芑等人。他说自己在王炎幕中就如曹操手下的阮瑀和王粲一样，起草军中书信文件，作些诗赋，“忆昨从戎丞相府，元瑜书檄钟宣诗”（《再用前韵不依次》）。陆游在《和周元吉右司过弊居追怀南郑相从之作》一诗中回顾了这段工作经历，诗中写道：“露布捷书天上去，军谘祭酒幄中谋。”露布、捷书都是向朝廷上报的文件，所以说是“天上去”。乾道八年九月，范仲芑被朝中虞允文征召到临安任职，陆游在《送范西叔赴召》其二中感慨道：“白头尚作书痴在，剩乞朱黄与校雠。”朱黄与校雠，指的就是文案工作。军书、公文少的时候，诗人还可以与幕中的同僚们一起打猎消遣：“狼烟不举羽书稀，幕府相从日打围。”（《怀旧》其三）在梁州的日子里，诗人最向往的就是写一份报捷文书，他淳熙五年（1178）路过庐山时写诗吟道：“从军忆在梁州日，心拟西征草捷书。”（《初见庐山》）但他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2）作为主帅王炎的幕僚，为主帅出谋划策，是陆游等人又一重要工作。陆游在幕府里经常”朝陪策画清油里，暮醉笙歌锦幄中”（《忆山南》），诗句中的“清油”代指军队的幕帐，当时军中幕帐多用油缣制作。他与同僚常常在军帐中谋划军事行动方案，“军谘祭酒幄中谋”（《和周元吉右司过弊居追怀南郑相从之作》）。从诗人的《观长安城图》自注中我们看到，陆游等人曾为王炎制定了进攻长安的军事计划，详细了解了长安的城防，但从谍报人员处获知金人环长安城开挖了三重堑壕，防守十分严密，所以进攻长安的计划并没有实施。陆游在南郑与王炎关系相处比较融洽，诗人在《怀南郑旧游》诗中说：“南山南畔昔从戎，宾主相期意气中。”但王炎离开南郑后幕府解散，陆游的主张也被束之高阁，这令他十分痛心，“画策虽工不见用，悲咤那复从军乐”（《三山杜门作歌》）。
  （3）陆游在秦岭前线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为宣抚司收集军事情报，为王炎的决策提供依据。从陆游的诗文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金人内部有宋军的卧底，他们常常给宋军司令部宣抚司传递情报。淳熙十四年（1187），陆游任严州知州时所写的《昔日》一诗中回忆道：“至今悲义士，书帛报番情。”诗人在这两句诗后自注道：“予在兴元日，长安将吏以申状至宣抚司，皆蜡弹，方四五寸绢，虏中动息必具报。”陆游的这段记载把传递情报的方法描述得很详细。陆游嘉泰元年（1201）所作的《追忆征西幕中旧事》四首之四中也写收到过敌占区送来的情报：“关辅遗民意可伤，蜡封三寸绢书黄。”诗人在诗末也有自注：“关中将校密报事宜，皆以蜡书至宣司。”有时陆游亲自到前线与卧底的情报人员接头，获取情报。《忆山南》中“结客渔阳时遣简，踏营渭北夜衔枚”两句，就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夜晚衔枚偷渡渭水进入敌占区与北方谍报人员秘密接头时的情形。
  （4）为了实现立足汉中、经营川陕、夺取长安、收复中原这一宏伟的战略构想，在汉中任王炎的幕僚的八个月时间里，陆游多次前往秦岭前线观察地形、踏勘道路、侦察敌情、把握民情。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足迹遍及秦岭南麓的陈仓道、祁山道、嘉陵水道、褒斜道、连云道、骆谷道、子午道等道路。
  三、陆游在秦岭前线的军旅生活
  （一）陆游在陈仓道及嘉陵江水道的军事活动
  陈仓道，从宝鸡益门镇起始，越过秦岭山脊，可抵达凤州，一是向南经嘉陵江水道过兴州入蜀；一是向东南经留坝的闸口石、火烧店、百丈坡，沿偃河到勉县；一是由凤州经连云栈道和褒斜道到汉中。
  从汉中出发许多路线都可到陈仓道上的大散关。陆游在南郑期间多次到大散关前线执行公务。陆游的许多诗都记录了诗人在大散关前线勘察地形、侦察敌情的活动，描述了诗人极具传奇色彩的冒险经历。“大散关头北望秦”（《追忆征西幕中旧事》）、“大散关头夜闻角”（《三山杜门作歌》）、“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忆昔从戎出渭滨，壶浆马首泣遗民”（《忆昔》）、“扬鞭大散关头日，曾看中原万里春”（《北园杂咏》其九）、“散关摩云俯贼垒，清渭如带陈军容”（《夜观秦蜀地图》）、“散关驿近柳迎马”（《春日登小台西望》）。从这些诗句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在不同的季节都到过秦岭前线。
  陆游离开南郑后多次提到汉中前线的难忘岁月，诗人在他的许多诗中都具体描述了多次军事行动中的生活细节：“昔者戍南郑，秦山郁苍苍。铁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鹅湖夜坐抒怀》）；“谁信梁州当日事，铁衣寒枕绿沉枪”（《冬夜泛舟，有怀山南戎幕》）；“恍如北戍梁州日，睡觉清霜满铁衣”（《南堂卧观月》）。翻越大散关，深入敌后的渭河北岸侦察是十分险恶、艰苦的。一次诗人率一小部分侦察部队蹚过已结冰的渭水侦察，为了隐蔽，不能埋锅做饭，有时一连多日吃不上一口热饭，吃的是夹有硌牙的沙子的山荞畲粟和发霉如土色的黑黍黄穈。晚年陆游回到故乡山阴，看着香喷喷的米饭出锅时，就想起汉中前线的艰难日子，他在《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一诗中写道：“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山荞畲粟杂沙碜，黑黍黄穈如土色。飞霜掠面寒压指，一寸赤心惟报国。”
  嘉陵江上游的水运自东汉时期就已形成。这条水路可直通古代故道，而故道为秦蜀间一条重要的通道。孙启祥先生认为：“故道是北起陈仓（今宝鸡市东），向西南越秦岭大散关沿故道水河谷行，过马岭关（今陕西凤县和甘肃两当间），经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南折兴州（今陕西略阳），向东南行抵汉中的道路。其得名于北端沿嘉陵江源头故道水河谷而行。”东汉时期虞诩任武都太守时，为了防御羌人叛乱，加强驻军的后勤供给，疏通从略阳到成州的嘉陵江航道。据《后汉书·虞诩传》记载：“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辩数十里中，皆烧石剪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诩始到郡，户裁盈万。……盐米丰贱，十倍于前。”
  唐代中期兴州刺史严砺再次疏通嘉陵江水道，柳宗元的《兴州江运记》详细描写了这次疏浚的情况。由于嘉陵江两岸“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颠沛腾藉，血流栈道”，疏浚的艰难情形可想而知。人们采用“转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醋，摧其坚刚，化为灰烬”的方法清除水道中的巨石，疏浚水道。严砺疏浚二百里水道后，嘉陵江边兴州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
  南宋时期嘉陵江上游的水路运输是宋军重要的后勤补给线，当初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时，宋军就是靠这条水路补给前线后勤物资的。这条水路可以通航到鱼关。鱼关在今甘肃徽县东南，是嘉陵江上的第一个水运码头，也是宋军军需物资的中转站。钱仲联先生引用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记载：“嘉陵江，《图经》云：‘其源出大散，至鱼关，始通舟楫。’”为大散关前线的将士运送粮草、武器等军需物资的船只常常云集在鱼关码头。陆游多次沿嘉陵江到鱼关，他用诗歌记述了鱼关军运的繁忙景象，“千艘冲雪鱼关晓”（《纵笔》其三）、“千艘粟漕鱼关北”（《怀南郑旧游》）。诗人还在距鱼关不远的秦岭深处的小县两当住过一晚，他在晚年回忆南郑经历时吟道：“乱山古驿经三折，小市孤城宿两当。”（《雪夜感旧》）诗人晚年在《顷岁从戎南郑，屡往来兴凤间，暇日追怀旧游有赋》一诗中回忆了当年行进在故道中的情形，“昔戍蚕丛北，频行凤集南。烽传戎垒密，驿远客程贪”。诗题中所说的“兴”指宋代的兴州（今陕西略阳），“凤”指凤州（今陕西凤县），“凤集”是指凤县境内的凤集山。诗人还描绘了当年所看到的嘉陵江的景色，“嘉陵江色嫩如蓝，凤集山光照马衔。杨柳梨花迎客处，至今时梦到城南”（《梨花》其三）。
  （二）陆游在祁山道上及陇山一带的军事活动
  祁山位于甘肃礼县东、西汉水北侧。古代从汉中西行，有一条经祁山到天水的道路可以迂回到陕西关中地区。三国时诸葛亮出祁山走的就是这条路。南宋时期，祁山道的北部是金人占领区。王炎任四川宣抚使时，川北、陕南、陇南都是他统辖的地域。从祁山道前往甘肃东南部视察军情与防务，也是王炎的重要工作。身为王炎下属的陆游也少不了前往祁山道侦察军情。他在诗中多次描写了在祁山道的活动。诗人在《纵笔》其三中写道：“行省当年驻陇头，腐儒随牒亦西游。”他还在《秋怀》一诗中描述了陪同王炎的活动，“朝看十万阅武罢，暮驰三百巡边行。马蹄度陇雹声急，士甲照日波光明”。检阅十万军阵后又飞马疾驰三百里巡察边防，行军至陇山时，时而冰雹大作，时而日光照甲。诗人晚年在《蒸暑思梁州述怀》一诗中回忆了戍守陕甘交界地区时军旅生活的情形，“最思出甲戍秦陇，戈戟彻夜相摩声”。陆游在《陇头水》诗中描写了驻守甘肃陇头一带宋军的艰苦生活及诗人对官兵们的安慰与勉励：“陇头十月天雨霜，壮士夜挽绿沉枪。卧闻陇水思故乡，三更起坐泪数行。我语壮士勉自强，男儿堕地志四方。裹尸马革固其常，岂若妇女不下堂？”诗人还写了宋军从甘肃东南部撤军时遗民依依不舍的情景，“昨忆王师戍陇回，遗民日夜望行台”（《追忆征西幕中旧事》）。
  （三）陆游在沮水道一带的军事活动
  沮水，陕西秦岭南北都有沮水。北部的沮水在陕西黄陵县，又称姬水。秦岭以南的沮水发源于秦岭紫柏山，流经略阳县境进入勉县，又称南沮水，今称黑河。从汉中到西县（今勉县），经沮水河谷上行，翻越煎茶岭，可达嘉陵江上游的抗金重镇兴州（今陕西略阳）。从兴州向西通祁山道，可以到成州（今甘肃成县）、武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向北有嘉陵水道和陈仓道，可以到鱼关、两当、凤州、大散关。
  陆游从戎南郑时常常行经这条路，他的许多诗都提到沮水或南沮水，如“沮水春流绿，嶓山晓色苍”（《晓发金牛》）、“沮水忆浮马，嶓山思射熊”（《初冬至近村》）、“夜涉南沮水，朝过小益城”（《感旧》其二）、“拥马涉沮水，飞鹰上中梁”（《鹅湖夜坐书怀》）、“忆从嶓冢涉南沮，笳鼓声酣醉胆粗”（《独酌有怀南郑》）等。陆游的《梨花》一诗中有“征西幕府煎茶地，一幅边鸾画折枝”两句，诗中的“煎茶地”应指从沮水道前往兴州途中的煎茶岭。
  汉中前线刺虎，是陆游一生最得意、最自豪、最为津津乐道的事，这事就发生在沮水边。《隋唐演义》中的雄阔海打虎、《水浒传》中武松打虎是虚构的文学故事，而陆游于汉中前线打虎则是真实的历史。诗人有近三十首诗说到在汉中打虎的壮举。这些诗中有的是实写，有的是虚写。有些诗泛泛提及打虎之事，有些诗则详尽描述了惊心动魄的打虎场面与过程。陆游来到汉中时，陕南、川北一带地广人稀，常有虎豹熊罴等猛兽出没。陆游于乾道八年九月至十月间从汉中到阆中公干，夜宿苍溪县青山铺时，也听闻猛虎吃人的惨剧，当时便写了《太息》一诗悲叹此事，诗中说：“白头乡万里，堕此虎豹宅。道边新食人，膏血染草棘。”当时西县长木铺一带也活动着一只猛虎，一直危害着这一带百姓的生命安全。长木铺，钱仲联先生的《剑南诗稿校注》为《长木晚兴》一诗注解时说：“长木，未详所在。”
  陆游诗中最早记叙打虎的是乾道八年十一月所作的《书事》，诗中写道：“云埋废苑呼鹰处，雪晴荒郊射虎天。”《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此诗，时且五鼓矣》是陆游淳熙十八年回到故乡山阴时，夜间做梦惊醒后所写的一首诗。诗中回忆了汉中刺虎的场面：“我时在幕府，来往无晨暮。夜宿沔阳驿，朝饭长木铺。雪中痛饮百榼空，蹴踏山林伐狐兔。耽耽北山虎，食人不知数。孤儿寡妇仇不报，日落风生行旅惧。我闻投袂起，大呼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诗人还有些诗句描写了这一打虎的过程：“挺剑刺乳虎，血溅貂裘殷；至今传军中，尚愧壮士颜”（《怀昔》），“忽忆南山射虎时”（《宿武连县驿》），“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三月十七日醉中作》），“南沮水边秋射虎”（《三山杜门歌》），“百骑河滩猎盛秋，至今血渍短貂裘”（《醉歌》之二），“叉鱼狼藉漾水浊，猎虎蹴蹋南山空”（《春感》），“怒虎吼山争雪刃，惊鸿出塞避雕弓”（《忆山南》）。
  综合这些诗句的描述，我们可以还原诗人打虎的情景。陆游打虎的地点是在从沔阳驿到长木铺之间的南沮水畔。陆游打虎的季节是秋末，当时已经是漫天大雪之时。时间是乾道八年秋末的一个上午。那时，从沔阳驿站到长木铺一带山林中常常有一只猛虎出没，闹得这一带民不聊生、家破人亡、路断人稀。一个大雪满山的早晨，陆游率领三十多名兵士在这一带山林里巡逻打猎，意在猎杀这只猛虎。陆游等人行进在沮水河边，不远处的山林中忽然传来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虎吼，他们与这只食人无数的恶虎相遇了。这只斑斓猛虎扑下山来，冲向宋军，众人四散而逃，只有陆游原地站立。猛虎一跃而起扑向陆游，陆游手执一柄长矛迎向恶虎，倒霉的老虎扑在陆游长矛刃上，挣扎了几下，便倒地毙命，虎血喷溅陆游一身。陆游刺虎的过程十分短暂，并没有过多的厮杀格斗。其他兵士惊魂未定之时，恶虎已被刺死，其刺虎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陆游之所以能战胜老虎，并不在于他的武功比别人高强多少，而在于他有临危不惧的胆魄与气势。当时许多人见证了陆游打虎的壮举：“至今传军中，尚愧壮士颜”“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的确，相比之下，与陆游同行的其他军人是有些汗颜。
  陆游离开南郑前最后一次走沮水道时写了一首《南沮水道中》，钱仲联先生《剑南诗稿校注》在这首诗的题解中说：“此诗乾道八年十一月离南郑后途中作。”钱先生在注《晓发金牛》一诗中引用郦道元《水经注》的说法，“沔水一名沮水”。沔水又称汉水，所以把沮水与汉水当作同一河流了。从汉中到四川，陆游所走的道路是沿汉水到嶓冢山下的金牛驿，翻越分水岭后再沿黑水（中国有许多条黑水，此处所说的黑水是宁强西北部的一条小河，嘉陵江的支流）到三泉县，换乘航船沿嘉陵江水路到益昌。这条路不沿沮水，只是在沮水与汉水汇合处见到沮水。陆游《南沮水道中》一诗写道：
  硙舍临湍濑，罾船聚小潭。山形寒渐瘦，雪意暮方酣。
  久客情怀恶，频来道路谙。家山空怅望，无梦到江南。
  诗中描写了沮水两岸的山形水色、磨坊农舍、湍濑小潭、罾网渔船。尽管这里风光尚好，颇有江南韵味，但久居他乡，难免有厌倦之意。诗人特别说到“频来道路谙”，可见，沮水道也是诗人常走的道路。
  陆游一生中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位跃马挥戈、叱咤战场的将军。南郑是他理想中成就经略关中、收复中原的政治主张、军事理想的地方。从《剑南诗稿》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戎南郑短短八个月时间内，陆游的足迹遍布秦岭。他渴望有一天从这些道路走上战场，夺取关中，收复中原，统一国家。曾经“匹马戍梁州”的诗人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乾元八年十一月，陆游调任成都路府安抚司参议官，因而离开南郑。披着蓑衣、骑一头瘦驴在濛濛细雨中走向剑门关，诗人的背影渐行渐远。回首遥望秦岭，诗人不理解为何“渭水岐山不出兵”，他只能“却携琴剑锦官城”。诗人无奈地吟道：“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生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连云栈道的开辟与名称溯源
  孙启祥
  连云栈道是元明清时自关中至汉中的一条主要栈道，又名秦栈、北栈。它的基本路线是，自长安西二百里的宝鸡西南入栈，越大散关，循嘉陵江上游河谷，经草凉驿、黄花驿、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镇）后，折向东南，翻凤岭、柴关岭至武休关，循褒水河谷南越鸡头关出栈，过褒城而抵汉中。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秦岭仇池区》、李之勤等《蜀道话古》、王开主编的《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刘庆柱等主编的《中国蜀道》第一卷《交通线路》（李久昌著）和第二卷《历史沿革》（王子今著）等专著对连云栈道都有论述，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郭荣章《褒斜道改道至回车考辨》系列文章①、高景明等《关中与汉中古代交通试探》、陈显远《贾汉复修复连云栈道》、冯岁平《清代张问陶连云栈之行及其蜀道诗》和《蜀道上的中国式记忆——以清栈道长卷为例》、李之勤《元明清连云栈道创始于北魏回车道说质疑》和《秦岭古道历史资料辑校12则》、刘洁《北魏褒斜道改道说质疑》等论文，对连云栈道的起源、通塞及人文活动进行了考证。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连云栈道形成的时代背景、开辟年代、名称演变及其相关问题做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连云栈道开辟于中唐
  连云栈道的前身是唐宋褒斜道。唐人所称的褒斜道开辟于中唐时文宗开成四年（839），由兴元府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主持，事见刘禹锡《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
  开成四年，梁州牧缺……（归融）既莅止，咨于群执事，求急病者先之。咸曰：“华阳黑水，昔称丑地，近者尝为王所。……唯驲遽之途，欹危隘束，其丑尚存，使如周道，在公颐指耳！”于是因年有秋，因府无事，军逸农隙，人思贾余。乃悬垦山刊木之庸募其力，揆钻凿橦柲之用庀其工，具舁辇畚锸之器膺其要。……我之提封居右扶风，触剑阁千一百里，自散关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门将贾黯董之。自褒而南逾利州至于剑门，次舍十有七，同节度副使石文颖董之。两将受命，分曹星驰。并山当蹊，顽石万状，坳者垤之，兀者铦之，磊落倾歌，波翻兽蹲。炽炭以烘之，严醯以沃之，溃为埃煤，一彗可埽。栈阁盘虚，下临咸尔呀。层崖峭绝，枘木亘铁。因而广之，限以钩阑。狭径深陉，衔尾相接。从而拓之，方驾从容。急宣之骑，霄夜不惑，郄曲稜层，一朝坦夷……驶行者忘其劳，吉行者徐其趋，孥行者家以安，货行者肩不病，徒行者足不茧，乘行者蹄不刓。公谈私咏，溢于人听。①
  文中“自散关抵褒城，次舍十有五”语，表明这次所修之路即后世连云栈道路线，因为此前褒斜道的路线为“自郿县抵褒城”，自斜谷入而从褒谷出，故道路线为“自散关抵西县”，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入而从西县（今陕西勉县西）出，只有连云栈道自宝鸡入而从褒城出。按三十里一驿计算，四百五十里也与散关、褒城间里程基本吻合。②文中对修路之时间、缘起、目标、措施以及最终效果都做了具体描述，可谓工程之详细记录。“驲遽之途，欹危隘束，其丑尚存”“并山当蹊，顽石万状，坳者垤之，兀者铦之”，说明确为初辟；“炽炭以烘之，严醯以沃之”，“栈阁盘虚，下临（咸尔）呀。层崖峭绝，枘木亘铁”，说明工程之艰巨。
  归融主持凿修的这条新路，北部大散关至凤州段利用故道，南部武休关至褒谷口利用汉晋褒斜道。唐人之所以仍将此路称为褒斜道，一则此道南段仍循旧褒斜道，且褒谷亦称斜谷，褒斜道亦名斜谷道③，所以用褒谷段之名代称全路亦无不可；二则古人有此习惯，即他们往往把令自己印象深刻或对自己影响深远的地名、习俗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无论是州县名称抑或山川村镇名称④。褒斜道作为新路之称，名不能副其实，因为原褒斜道系循斜水、褒水河谷而得名，新道远离了斜水河谷，只有南段一百多里循褒水河谷；至于它借用来的另一个名称斜谷道，更是难称恰当。但是，唐宋地理典章著作、文人歌赋，都用褒斜道、斜谷道来称呼这条新路。唐《通典》卷一七五、《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和宋《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中的“斜谷路”“褒斜道”皆指这条道路。
  刘禹锡在文中称这条道路为“驿路”，并称其间有“次舍十有五”，但宋初《太平寰宇记》中却用“驿路”指称故道⑤，显示它作为驿路的时间并不长。实际情况确也如此。这条驿路开通十年后，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在宣宗大中三年（849）又奏请开辟了北段利用故褒斜道，南段自西江口以下于旧道之东沿文川河而出汉中的“兴元新路”——文川道以代替此“褒斜旧路”。⑥只是由于文川道“颇不便人”，又发生了“山水摧损桥阁，使命停拥，馆驿萧条”①之事，大中四年（850），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敖应诏“修斜谷旧路”及沿线驿馆②，这条驿路方得以恢复。③但是，三十多年后的光启二年（886），因宦官和藩镇政权，僖宗被迫奔兴元，叛臣焚毁了散关至褒城间的栈道④，事后虽有神策军使晋晖屯黑水（今陕西汉中市西北褒河）“修栈道以通往来”⑤，但馆驿是否恢复亦难断言。随着五代战乱，褒斜道南北为不同的政权所控制，虽间或有修路之事，但唐褒斜道已完全失去驿路的辉煌，直至宋代自关中入蜀转而以行故道为主。当然，晚唐至两宋，褒斜道新线仍能通行，留有“十驿褒斜到处慵，眼前常似接灵踪”（薛能《褒斜道中》）、“大散关头春足雨，褒斜谷里夏犹寒”（雍陶《到蜀后记途中经历》）、“褒斜新路晚，鄠杜故园秋”（文同《送李坚甫中舍奉使还阙》）、“荷声策策秋来后，桂影团团月上时”（汪元量《凤州》）等脍炙人口的诗章和欧阳詹《栈道铭》、孙樵《书褒城驿壁》、晏袤《山河堰落成记》等才情并茂的文章。
  二、成为驿路前连云栈道即能通行
  道路的修筑往往是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进行的。典籍记载，秦蜀间谷道开辟于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⑥，但公元前3到5世纪秦蜀两地就多有交际；《汉书·王莽传》载“（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但《石门颂》摩崖却有“（汉）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之说；米仓道在汉末张鲁以“五斗米道”统治汉中时期方占据重要地位，但《玉堂闲话》却记录了汉初韩信打算翻越米仓山奔逃的传说和秦民王行言经此道贩盐于巴渠的史事。正如黄盛璋先生所论：“中国交通史上所谓‘开’‘通’云云，都不一定指的是‘始开’‘始通’，道路都是多年不断发展的结果，绝大多数都不是一次所能修建完备，而且修好以后，日后还必须经常加以修治，否则就会湮塞，特别在山区的道路更是如此。”⑦连云栈道（唐宋褒斜道）也不例外，它也是在长期利用的基础上由朝廷下诏修治才成驿路的。
  历史资料和相关研究表明，连云栈道发轫于唐初。李之勤先生等在《蜀道话古》中，分析初唐王勃总章二年（669）入蜀诗及诗序中的地理信息后认为，“王勃此行前段所走的是故道，但后半经过的是褒斜道。由此可以推断当时联系故道北段和褒斜道南段的这条蜀道新线，在唐代初年已经是入蜀的大道之一，并已承袭了褒斜道之名了”①，诚为严谨可信之考证。中唐诗人刘禹锡《送赵中丞参山南幕府》诗曰：“绿树满褒斜，西南蜀路赊。驿门临白草，县道过黄花。”其中黄花为治所在今陕西凤县东北的一个县，不在秦汉褒斜道沿线；行褒斜而过黄花，亦说明这条道已经被称为褒斜道。杜佑《通典》成书于归融治道前三十多年，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前二十多年，《通典》中“汉中郡……去西京，取……斜谷路九百三十三里”②之说，明显是就褒斜道新线而言，因为旧道只有七百多里③，而《元和郡县图志》也有“（兴元府）西取斜谷路至凤州三百八十里”④之记载，皆可证此道之渊源。
  褒斜道新线在归融修治之前即已可通行的著名事例莫过于唐玄宗经此道奔蜀。天宝十五载（756）六月丙午，因“安史之乱”而出奔的唐玄宗一行“次河池郡”⑤。在河池（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镇），玄宗得知蜀土丰稔，甲兵全盛，十分高兴，遂决定南越凤岭，循褒谷出汉中，并封赏随行大臣，以陇西郡公李禹“封汉中王，山南西道防御使”⑥，“前华州刺史魏犀为梁州长史”⑦，加强汉中防卫力量。六月底，玄宗“至汉中郡，下诏以（永王李）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⑧，旋向西入金牛道，奔往蜀郡（今四川成都）。
  玄宗在秦岭间所行道路，有论者以为故道⑨，笔者先前也曾持此观点⑩。但是，行故道之说与《旧唐书》和《册府元龟》中“六月至汉中郡”之记载不能吻合，一则行故道入蜀可径自汉中西之西县（今陕西勉县西老城）转入金牛道，不必绕道汉中，二则故道河池至汉中间有六百里之路程⑪，“六月丙午”为二十四日，六月二十四日抵河池，行故道当月内不能到达汉中⑫。且唐人笔记中关于玄宗幸蜀，有“上（玄宗）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雾甚晦”⑬“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⑭等记载，诗歌中有“寂寞銮舆斜谷里，是谁翻得《雨霖铃》”⑮之咏叹。宋人周麟之有《王秦川歌》：“羯鼓催花浑不记，曲中空唱《雨霖铃》”，其序文曰：“明皇幸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川”①，登山望秦川唱《雨霖铃》，当然只会在褒斜道中“望”，而不会发生在后人演化的剑阁道上。②可见，唐宋时认为玄宗所行为褒斜道新线。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九《汉唐褒斜驿道》于此亦有考证。玄宗出奔，“以韦谔充巡阁道使”③，应对道路有过修葺，但仓促之间，使其勉强通过即可，不可能对道路进行全面整治。
  三、连云栈道开辟的政治、经济和自然因素
  唐代之所以对褒斜道改线，使之形成后来的连云栈道，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首先，自晋室南迁至隋统一，全国的政治中心由关中移向江东。特别是南北朝时，秦岭南北为不同的分裂政权所管辖，而且多次更替，穿越秦岭的褒斜道常常成为南北政权较量的战场，栈道时通时塞，毁复无常。唐统一后，在兴修道路时，发现维修褒斜旧道困难太多，代价太高，因而“凤翔斜谷路馆驿停废”④，一度放弃此道。在褒斜道新线开通前，仅见于史籍记载的唐代两次对褒斜道的整治，相隔时间很近，且重点都在驿馆建设上。元和元年（806）正月，为平定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复置斜谷路馆驿”⑤，复置驿馆，当然要同时对道路进行必要的整修；仅仅过了二十年，到了宝历二年（826）正月，又有“兴元节度使裴度奏修斜谷道及馆驿”⑥，“创置驿三所”⑦。显然，褒斜道及其馆驿的损毁率很高。而整个褒斜谷道四百七十里，除了南口的褒城县（今陕西汉中市西北）和北口附近的郡县（今陕西眉县东），中途再无县级建置，若馆驿不全，就将成为一条“死路”。
  其次，盛唐时玄宗奔蜀，增加了褒斜道新线的权重。“安史之乱”中，唐玄宗经此道辗转入蜀，任命治路官员，委派宗室和亲信任职汉中，加强防卫力量，使褒斜道新线披上了特殊的政治色彩，提高了朝野对这条道路的关注度，使其“与骆谷、商岭同视为山南通关中之三大干线，而褒斜古道不与焉”⑧。故当兴元元年（784），唐德宗出奔至兴元后，陆贽奏曰：“商岭则道迂且遥，骆谷复为贼所扼，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艰，南北便成隔绝。”⑨自此，由朝廷下诏修筑道路已呼之欲出。
  同时，唐代的气候特点，也对旧褒斜道不利。气象专家研究表明，“4—7世纪中国（降水）连续偏少”“8—14世纪，中国的降水连续偏多”⑩，也就是说，从唐代开始，中国进入多雨的时期，这对多数路段傍水过河，在水中立柱、水上架桥的旧褒斜道来说，构成的威胁巨大。同时，行旅的心理需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旧褒斜道素称“阻险”“深险”，多数路段在高山之间，行经时心理压力很大，汉末曹操经此路到汉中，其感觉就是“南郑直为天狱中”①。唐代国力强盛，社会稳定，文化活跃，人们有愿望、有条件要求更好的出行道路。此时，千百年来主要作为军事通道的褒斜道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褒斜道新线在各种因素的促进下应运而生。褒斜道新线开通后，“急宣之骑，霄夜不惑，郄曲稜层，一朝坦夷”，极大地改善了交通状况，提高了利用率。自此而后，这条道一跃成为自关中经汉中到成都的首选之路，至近当代仍为通衢大道。
  四、连云栈道的开辟与“回车道”无关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连云栈道的前身唐宋褒斜道开辟于北魏，是在北魏“回车道”基础上修筑的。此说有渊源可考，但无史料支持，也背离了北魏的社会政治背景。其说起源于北魏《石门铭》的相关内容和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北宋《太平寰宇记》的含混记载。
  的这次工程的缘起、地点及路段为：“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自回车已南开创旧路……自回车至谷口二百余里。”此次修路由北魏梁秦二州刺史羊祉表请，左校令贾哲、贾三德主持。清人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中误以“自回车至谷口二百余里”为“三百多里”，因而给人造成“此回车与褒斜古道之北口东西相去极远，此回车道明为新开之道”②之错误印象。先是，黄盛璋先生在《褒斜道与石门石刻》文中论曰：“此次改修既有三百余里之多，必然要牵动全线面貌的改变……所以贾三德之改筑回车路亦必为唐宋褒斜道之始。”③随后，严耕望先生在《汉唐褒斜驿道》中考曰：“是羊公所开新道乃取陈仓、散关大道，由梁泉东南回车以达褒城。”④黄、严二位先生的错误，皆源于他们所依据的《石门铭》资料误以“二百余里”为“三百多里”，因而认为“回车”不在秦汉褒斜道上。其实，北魏“开创旧路”指修治秦汉褒斜道，与唐宋褒斜道无关；回车位于距褒谷口二百余里古三交城（今陕西留坝县）江口镇之江西营。这个问题，拙作《北魏“回车道”考疑》和李之勤《元明清连云栈道创始于北魏回车道说质疑》、王景元《关于回车和回车道的讨论》、刘洁《北魏褒斜道改道说质疑》都有论证，此不赘述。
  南北朝时梁大宝二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西魏对时属梁之梁州（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发动了一次进攻，雍州刺史达奚武入散关沿故道前进，攻降梁武兴（今陕西略阳）、白马（今陕西勉县西）守将，进围南郑。①这次战争本未与后来的连云栈道凤州以南发生关联，但《元和郡县图志》曰：“回车戍，在（梁泉）县西北六十里。梁太清五年，西魏遣雍州刺史达奚武……由陈仓路取回车戍入斜谷关，出白马道，谓此地。”②《太平寰宇记》所举战例相同，只是将回车戍做了“在（梁泉）县南一百六十六里”③的“调整”。其实，《志》《记》中不只回车戍位置南辕北辙，不能与道路实际吻合，“太清五年”之年份、“入斜谷关”之路线均系谬误，黄盛璋、严耕望先生依据这些矛盾抵牾的记载，论述“达奚武曾由散关出回车道入南郑”④，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的。
  所谓“回车道”，其实是一条子虚乌有之道。“回车道”之名最早出现于《资治通鉴》卷一六五：“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开回车路以通汉中”，记西魏崔猷“开梁汉旧路”之事。这里的“回车路”，与北魏《石门铭》中“回车”二字巧合，有人遂认为，西魏“梁汉旧路”即北魏“斜谷旧道”，既然西魏之路《资治通鉴》称回车路，北魏之路亦即“回车道”。但是，胡三省认为，《通鉴》中的“回（古作迴）车路”为“通车路”之讹，因为成书于前的《北史·崔猷传》的记载是“命猷开通车路”，而成书于后的《资治通鉴》记作“崔猷开回车路”，因“通”“迴”形近而误。查《周书·崔猷传》：“（崔猷）等五人率众开通车路，凿山堙谷五百余里，至于梁州”，“五百余里”也正是褒斜道里程之概数⑤，崔猷所开“梁汉旧路”，亦即秦汉褒斜道。“开通车路”之语，《北史》与《周书》的记载也一致。看来胡三省的观点可信，“回车路”之名出于讹误，根本就没有这条“回车道”。
  北魏没有开辟一条自散关、凤州到褒城的新路的事实很清楚，因为如前所述，道路修筑往往有前人探索、践踏之基础。在北魏永平之前，未见有人自散关、凤州行进到褒城的记录，而鲜卑拓跋部作为一个以掳掠为职业的落后集团，又处在“国政大坏”⑥“政治趋于腐败”⑦的宣武帝时期，没有原因，没有动力，也没有条件去开辟一条前人未曾履及的道路。郦道元的《水经注》是北魏时著名的地理著作，而《水经注》成书“必在公元五一五年以后，五二七年之前”⑧，也就是说，《水经注》成书晚于贾三德开褒斜旧路几年甚至十几年。《水经注》对褒斜道衙岭、赤崖、三交城、丙穴、石门等地名和栈道形制都有记载，却只字未提本国开回车道之事，这只能说明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同时也说明，正因为旧路经过了整治，所以《水经注》才能记载得那么具体、详细。
  五、宋代即有“连云栈道”之名
  形成于初唐，修凿于中唐，而享名于明清时期的“连云栈道”，其名称起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观点。陈显远先生曰：“至北魏时，……如由汉中北上，至今留坝县姜窝子改向西北行（原路由姜窝子向东北行），经今留坝县城、柴关岭、凤州，入宝鸡大散关至关中，形成了褒斜栈道的别道，名曰‘连云栈道’，亦名北栈。”①似乎北魏即有连云栈道之称，这当然是不正确的。高景明等先生曰：“连云栈道始见于北魏《石门铭》，而其名之初提出为《三国志·钟会传》集解引《眉县志》：‘斜谷在县西南三十里，入谷口二百二十里抵凤县界，出连云复百五十里出谷抵褒城，长四百七十里。’”②《三国志集解》为近人卢弼之著作，其所引《眉县志》高先生也未考证其年代，故“其名之初”仍模糊。此外，还有“至于这条道路之被称为连云栈，我们见到的最早的资料，是元代编修的《析津志·天下站名》”③，“‘连云栈’之名，始于明洪武年间”④等观点。
  与蜀道其他路线大都以地名命名不同的是，“连云”在地名专称外，又兼有形容词义。史料显示，连云栈道虽驰名于明清，但唐代已有“连云”地名，宋代已有“连云栈”道路名。
  《唐会要》载：“大中三年十一月，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渥、凤翔节度使李玭等奏：‘当道先准敕新开文川谷路。……其斜谷路创置驿五所：平州驿一所，连云驿一所，松岭驿一所，灵溪驿一所，凤泉驿一所，并已毕功讫。’”⑤这里所记即郑涯（《唐会要》因字形近而误为郑渥）开文川道之事。大中四年（850），著名文学家孙樵自扶风入斜谷关行文川道，撰《兴元新路记》，文中叙自北而南有“临溪驿”“松岭驿”“连云驿”“平川驿”等驿站⑥，其“连云驿”与《唐会要》所记应为一处，地当今陕西眉县与太白县交界地带。最迟在北宋时，“连云”已由驿站名“上升”为道路名，且由原褒斜道转至唐宋褒斜道。宝元元年（1038），嘉州军事判官石介赴任过蜀道，作《赴任嘉州初登栈道寄题姜潜至之读易堂》一诗，诗曰：“连云栈外四千里，读易堂中一帙书。”石介此行因有《过飞仙岭二首》诗⑦，可证其所经为故道而非连云栈道全程⑧。但故道大散岭至凤州段即属于连云栈道，显然当时已有其名，因为“读易堂”既为姜潜至之书斋名，根据诗义和格律诗对仗规律，“连云栈”亦当为一名词（道路名），而不可作“栈道与云齐”之形容词解。南宋乾道年间，著名诗人陆游任军职于汉中，有多首诗作提到连云栈道。《和高子长参议道中二绝》曰“大似无家老禅衲，打包还度栈云西”；《秋晚思梁益旧游》曰“如今历尽风波恶，飞栈连云是坦途”，诗中的“栈云”“飞栈连云”，既可作状栈道之连绵高耸解，也可作对连云栈道名称的诗化理解。而其《归次汉中境上》诗句“云栈屏山阅月游，马蹄初喜蹋梁州”中的“云栈屏山”，钱仲联先生就解作“连云栈”和“锦屏山”①。显然，宋代时连云栈道已屡屡见于诗人作品中，只是还未引起地理学家注意从而记入专著。所以，元代《析津志·天下站名》中的“入连云栈”②说，是现在所见第一次将连云栈作为道路名写入地理书。
  从此以后，连云栈道频繁现于历史、地理、游记著作。明代文坛领袖何景明过蜀道，在《雍大记》中提出“三谷四道”说，曰“从褒、凤出者为今之连云栈道”③，后来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清人王士镇《蜀道驿程记》、陶澍《蜀輶日记》、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均援引此说，而清末俞陛云《蜀輶诗记》亦曰“五百五十里连云栈”。明人之《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和《明实录·太祖实录》《明通鉴》卷三以及《明史》中徐达、冯胜、傅有德、张龙、金兴旺等多人之传都有关于连云栈道的记载。清人顾炎武《肇域志·陕西行都司·汉中府》、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六、滕天绶修《汉南郡志》以及《大清一统志》卷二四〇则对连云栈道有较详之记载。而清乾隆时张邦伸著作《云栈纪程》，道光时日人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皆以连云栈道而取名。
  明清时，连云栈道又被称为北栈、秦栈，发源于紫柏山的青羊河也被称为北栈河。与此对应，明清改线后的金牛道则被称为南栈、蜀栈。同时，连云栈道也进入了诗人词家笔端，感叹“万山入汉秦关险，孤栈连云蜀道难”（明·茅大方《送陈用中司训先生还汉中》）。就连散曲杂剧也频频传唱，元徐再思《朝天子·常山江行》曲中有“远山、近山，一片青无间，逆流泝上乱石滩，险似连云栈”，明沈采《千金记·北追》传奇“俺指望龙投大海驾天关，谁承望君骑勒马连云栈”的演唱，使连云栈道几乎家喻户晓。不过，在连云栈道、北栈、秦栈声名鹊起的同时，褒斜道之名仍在使用。明薛瑄《武侯墓》诗“丞相孤坟何处寻，褒斜西出汉江阴”、杨一清《出连云栈》诗“一水萦纡通汉沔，万峰回合控褒斜”，清王士禛《七盘岭》诗“七日行褒斜，目聩耳亦聋”、梁文煊《栈道行》诗“曾闻褒谷与斜谷，八百里间山重复”，诗中的褒斜即为道路旧称。
  南宋洪迈《夷坚志》口述历史价值笺证：以川陕吴玠抗金兵团为例
  陶喻之
  《夷坚志》是南宋中后期博物洽闻、学问淹通、论述弘富，尤谙于当朝社会掌故的文学家、学者和江湖派诗人洪迈（1123—1202），晚年根据日积月累形形色色逸闻轶事而整理、编纂完成的一部以反映当代神怪故事和异闻杂录以及市井生活为主的著名志怪小说集。书名取自《列子·汤问篇》的“夷坚闻而志之”，即记述尽属传闻、怪异之事；加之卷帙浩瀚丰富，内容曲折生动、惊险刺激，妖魔鬼怪纷呈，故颇为宋以后戏曲、小说家所取资，改编为舞台演绎的脚本。与此同时，显然是因为《夷坚志》出于稗官野史甚至街谈巷议，其口头文化色彩过于浓重，且神秘乃至出格，所以，哪怕某些故事中其实暗藏或蕴涵有足与南宋史实相对证的历史价值，人们也往往不以为然或怀疑其出自附会伪造，进而一并目为子不语怪力乱神类、小说家言而不足以凭信，尽管实际上并不尽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八章《从（酉阳杂俎〉到〈夷坚志〉》第一节《文人案头文学和南方习俗投影》中就曾指出：
  《夷坚志》成书于六十年之间，采取有闻即录的方法，一续再续，……更为内在的，是《夷坚志》讲究以史笔写异闻，笔墨简劲质实而难免拘谨。洪迈以学问文章受知于南宋孝宗皇帝，曾三度抄录《资治通鉴》，供职史馆后，又撰有《四朝国史》恭呈皇览，这种身份趣味使他即便敷叙奇闻怪事，也放不下君子式矜持的架子。①
  他认为洪迈撰著《夷坚志》还是带着理性或者说史学家辩证思维头脑的，故有一定的可取性。原《文学遗产》杂志副主编、已故张白山先生在《危楼散墨·读〈夷坚志〉札记》中也提到《夷坚志》：“虽以写鬼神出名，却也写了宋代作家、诗人的轶事和遗文。……托梦是假，谈（问题）是真的，洪迈是宋人，谈宋人事总是比后人所谈较为可靠。”②同样倾向于抹却梦魇般的虚幻成分，洪迈转载当事人或旁观者叙述故事的背后，还是具有某些真实性和可信度的。
  事实上，不啻当代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就《夷坚志》史学价值持较为宽容的认同感，古代学人心目中亦然。譬如与洪迈几乎同时，并且跟洪迈一样身兼诗词家和史学家双重身份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1125—1210），就非常推重《夷坚志》的史证作用，其《剑南诗稿》卷三十七《题〈夷坚志〉后》诗云：“笔近反离骚，书非支诺皋。岂惟堪史补，端足擅文豪。驰骋空凡马，从容立断鳌。陋儒那议得，汝辈亦徒劳。”几乎把《夷坚志》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相提并论，将非议《夷坚志》文史价值者比作徒劳无益的迂腐浅薄文人，足见他对于《夷坚志》的证史、补史作用是相当推崇的。另一位对《夷坚志》史料价值持肯定态度的学人，是清代历官所至以提倡学术、振兴文教为己任的道光朝体仁阁大学士阮元，他在《揅经室外集》卷三中这样评价《夷坚志》：“书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然而遗闻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于其间。”在他看来，《夷坚志》虽充斥荒谬不经的不实之词，但谛加审视，咀嚼辨别，又不尽然，一些耐人寻味的佚闻背后也很难说不能跟史事、人物对号入座。这一观点与后来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的看法倒有些接近。鲁迅认为：
  洪迈幼而强记，博极群书，然从二兄试博学宏词科独被黜，年五十始中第，为敕令所删定官。父皓曾忤秦桧，憾并及迈。……迈在朝敢于谠言，又广见洽闻，多所著述，考订辨证，并越常流，而《夷坚志》则为晚年遣兴之书。
  如果说鲁迅这番评论正是针对洪迈这部志怪小说而言，那么则表明他是十分欣赏《夷坚志》雅俗共赏、“并越常流”的识见和本事的。为进一步论证《夷坚志》文学价值以外的历史价值，以下谨选取其中描述南宋驻守川北门户汉中的抗金将领吴玠（1093—1139）及其将士掌故为例，以历史文献为查证考察标尺，予以鉴定确认。首先推出的《夷坚志》三志辛卷第四《伊宪文命术》条是关于吴玠父辈的记录。
  宣和中，熙州永洛城寨卒吴祈，因数与夏羌战，立功至指挥使，坐所部兵不战，为寨主挞治。祈天性宽仁，御众不尚威罚，或有过失，多全护之。既反遭杖责，颇羞愤。值术士经由到门，漫访以年命，亦姑欲陶写抑郁，初无荣望也，卦成，术士曰：“君此去当发，然所谓白骨封侯，身后方贵。”祈笑而不信。士问曰：“有子乎？”曰：“有两个儿子，颇习武艺。”遂出长子庚甲示之，惊曰：“贵不可言，成治国功名，异日当享王爵。”至看次子，又曰：“此尤胜前者，生当封王。”祈愈不信，送之去。回首言：“我姓伊，名宪文，河中府人，隐居首阳山下。今海内将乱，吾不可久此，善记吾言，无忘忠孝。”祈竟以战殁。二子延恩得官，长即玠，官至使相，死赠益王。次即璘，至太傅新安郡王，死追封信王。祈累赠至太师极品。
  案，《夷坚志》三志辛卷第四共十三事，俱出自以恩科入仕至峡州推官的武陵陈莘叔尹《松溪居士径行录》，洪迈不过转录代言而已。另据洪迈序《夷坚三志》辛卷，甚至他与一些故事亲历者还“尝识其面”，由此证明口述内容属实毋庸置疑。
  河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倩描先生在其专著《吴家将：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第一章《动乱年代一、籍里家世》中虽质疑《夷坚志》的可靠性，认为《伊宪文命术》条“所载多荒诞不经，且有笔误。如将吴扆记为‘吴祈’，将水洛城记为‘永洛城’等。另外，所记吴扆‘立功至指挥使’为宣和中事，以及吴扆死后‘二子延恩得官’等事也明显有误”。不过，他同时又援引《伊宪文命术》条，觉得“从洪迈《夷坚志》中，我们还能爬梳出吴扆的简单履历来”①，即部分承认《夷坚志》的史料价值。笔者以为，口头相传的口述出现某些跟历史真实“走样”情形在所难免，实属正常。除了故意编造或掩饰之外，个人记忆确实有局限性，误记、错记是常有之事；甚至同一件事，几个当事人视角不同，回忆起来也会有较大差别。但是这种偏差局限性并不影响口述历史的存在意义②，因为重要的是它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了解人物和事件来龙去脉的更多细节，更生动，更具现场感，能帮助人们从鲜活的感性层面理解历史。因而就《夷坚志》言，倘若不纠缠其中的迷信色彩和版刻错误，作为正史的参考或补充，依然不乏史学意义；何况梦兆、迷信乃今人不以为然的说辞，古人世界观里多信以为真。类似现象在本文以下论述中还会出现，这也正是笔者强调对于被定性为志怪小说的《夷坚志》的历史价值，必须参照严谨史学著述给予多方面，多视角，多重甄辨、爬梳的原因。
  接下来介绍的《夷坚志》甲志卷第十七《姚仲四鬼》条和丙志卷第二《罗赤脚》条，都是间接反映吴玠作战勇猛，并可与《宋史·吴玠传》互证者。前者概述时人路彬质夫叙说道：“姚仲，始为吴玠军大将，尝与敌人战，小衄，吴欲杀之。仲曰：‘以裨将四人引军先退，故败。’吴召四将斩之而释仲。”后者转述时人黄仲秉介绍曰：“罗赤脚名晏，阆中人。少时遇异人携以出，归而有所悟解。宣和中，或言于朝，赐封‘静应处士’，张魏公（张浚，1097—1164）宣抚陕、蜀，延致军中。金虏攻饶凤关（陕南石泉境内），尽锐迭出，大将吴玠御之，杀伤相当，犹坚持不去，公以为爱。”就这两则故事前半段表述而言，内容平实朴素，并不诡谲、造作，属于如实告白，就如洪迈在《夷坚乙志序》中所云：“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
  同样，《夷坚志》支丁卷第六《郭教授》条消息源于时人郭伋之子郭中：
  成都人郭某，原注：不知名（明代姚江吕胤昌刊本《夷坚志》作“不欲名”）。监兴州（陕南汉中略阳）大军仓，与戎帅吴挺（1138—1193）少保厚善。尝有军中驶卒，因请月粮，以语言忤郭。郭诉于吴，吴杀之。郭后锁厅，登绍熙癸丑（四年，1193）第，调兴元府（汉中）教授，未及赴。同郡王翊主簿，同年生也，梦为数吏追逮，趣其行甚遽。……翊觉，惘然莫测。又数日，闻郭君殂，访得兴州本末，乃与人言。
  这则秘闻透露了吴玠兄弟吴璘（1102—1167）之子吴挺在前线作战部队飞扬跋扈、动辄杀人的骄横作风。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史·吴璘传》所附《昊挺传》中非但没有吴挺大开杀戒的记录，反而褒扬说他“少起勋阀，弗居其贵，礼贤下士，虽遇小官贱吏，不敢怠忽。拊循将士，人人有恩。……挺累从征讨，功效甚著，有父风矣”。倒是在《宋史·陆游传》中才留下了与吴挺本传口径截然不同而更接近《夷坚志·郭教授》条指摘的蛛丝马迹。
  王炎宣抚川陕，辟（陆游）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吴璘子挺代掌兵，颇骄恣，倾财结士，屡以过误杀人，炎莫之何。游请以（吴）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谋，遇敌必败。”游曰：“使挺遇敌，安保其不败。就令有功，愈不可驾驭。”及挺子曦（1162—1207）叛，游言始验。
  对于《夷坚志》与《宋史·吴挺传》就其为人善恶的不一裁判，且让我们随目击证人陆游等证词仲裁于下。乾道八年（1172），陆游到汉中抗金大本营投笔从戎，与同在军中的吴玠之子吴拱、吴璘之子吴挺均相熟悉，特别是跟实为吴玠庶弟的吴拱私交密切①，对其为人较为了解，因而向驻守汉中的四川宣抚使王炎极力举荐委以重任。另外，其《老学庵笔记》卷五道及当时“隔在虏境”的昊玠葬所，《剑南诗稿》卷三十四庆元二年（1196）作于山阴（浙江绍兴）的《村饮示邻曲》还提到“西酹吴玠墓，南招宗泽魂”；尽管这并不说明陆游当年到过已属金兵沦陷区的吴玠墓，但他对吴玠墓的描绘，极有可能来自未沦陷时扶柩归葬回籍而身临其境的吴拱的介绍，这大抵是可以认定的。②同样，陆游就当时好逸恶战、不思进取的昊挺也有所了解，他作于汉中戎幕的《次韵子长题吴太尉云山亭》诗讽喻云：“参谋健笔落纵横，太尉清樽赏快晴。文雅风流虽可爱，关中遗虏要人平。”③
  案，“参谋”指当初同样投笔从戎的陆游亲戚高子长，《剑南诗稿》卷三有《和高子长参议道中二绝》诗可证。④“太尉”则指吴挺，“快晴”为东晋王羲之书帖临本之类，“云山亭”当为吴挺汉中私邸新筑的园林建筑。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三〇载：
  兴元自兵乱以来，城内生荆棘，官民皆茅屋，而帑藏寓僧舍。自太尉杨政再为帅，以次缮治，至是一新，户口浸盛，如承平时矣。
  陆游乾道八年在汉中为四川宣抚使王炎帅府作《静镇堂记》也指出：
  郡自兵火涤地之后，一切草创。公至未几，凡营垒、厩库、吏士之庐，皆筑治之，使坚壮便安，可以支久，而府独仍其故。南偏有便坐，日受群吏谒见，与筹边治军，燕劳将士，靡不在焉，而其坏尤甚。公既留三年，官属数以请，始稍加葺，易其倾挠，彻其蔽障，不费不劳，挟日而成。⑤
  可吴挺竟大兴土木，不时呼朋唤友，挥毫论字，这与王炎的居安思危、着意节俭形成鲜明对比。当时陆游在汉中军中屡“为（王）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①。亦诚如放翁诗所谓：“客游山南夜望气，颇谓王师当入秦”②“貂裘宝马梁州日……朝陪策画清油里”③“露布捷书天上去，军咨祭酒幄中谋”④“南山南畔昔从戎，宾主相期意气中”⑤“忆昔从戎丞相府，元瑜书檄仲宣诗”⑥。他对于吴挺在弭兵休战状态按兵不动，竟至毫无戒备之心和战斗能力的举措很不以为然。所以，陆游乘应邀在其别业云山亭聚会之时，赋诗劝谏吴挺切勿光顾了附庸风雅，玩物丧志；特别强调雅好鉴藏要一张一弛，以示文武兼备，无可厚非；但大敌当前，更应该秣马厉兵，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战来犯之敌而出师北伐。庆元元年（1195），陆游作于山阴追忆南郑（汉中）军旅生活的《春晚怀山南》诗云：“壮岁从戎不忆家，梁州裘马斗豪华。至今夜夜寻春梦，犹在吴园藉落花。”⑦此诗虽未直接道明吴挺军备松弛，军纪涣散，不以破敌为志，但字里行间犹传递了这么一个信息：当时吴挺汉中花园终日声色犬马，一派歌舞升平景象，丝毫没有备战克敌的紧张气氛，更与军事重镇长官威严庄重的戎帅府邸极不相称。另据前引陆游本传不难发现，当时吴挺居功自傲，即便对负责整个川陕地区抗金军政事务的宣抚使王炎也不放在眼里，以致王炎对他无可奈何，甚至敬而远之。因此，陆游《三山杜门作歌》诗有“画策虽工不见用，悲咤哪复从军乐”⑧的嗟叹。《初见庐山》诗又云：“从军忆在梁州日，心拟西征草捷书。……计谋落落知谁许？功业悠悠定已疏。”⑨
  据上插叙，足见《夷坚志·郭教授》有关吴挺大施淫威的报道，完全可视为《宋史·陆游传》关于吴挺刚愎自用，“屡以过误杀人”而酿成冤假错案记录的重要佐证。而正因为昊挺当年在抗金军中气焰嚣张，以致离心离德，士人为之侧目。其时性情刚直反对苟安，主张积蓄力量抵抗金人的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杨万里（1127—1206），在《诚斋集》卷一百二十《王淮神道碑》引用同为四大家之一四川制置使范成大（1126—1193）的《论吴挺疏》，当中就有“吴挺颇失士心”语。同样，《夷坚志》作者洪迈在他另一部立说精确审慎、兼有考订评骘的著名史料笔记《容斋三笔》卷第八《吾家四六》条录《吴挺兴州制》中说：“能得士心，吴起固西河之守：差强人意，广平开东汉之兴。”这两则旁证资料无疑是针对上述吴挺滥杀无辜提出的婉言告诫。案，《夷坚志·郭教授》因系当时知情者口述，或慑于郭教授乃吴挺党羽，此前军中驶卒即因“以语言忤郭”为挺所杀。为免受连累，遂故意隐去其名，但称“不知名”，实如《夷坚志》吕本注明“不欲名”。另据当时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楼钥（1137—1213）《攻媿集》卷八十五《王淮行状》援引蜀帅范成大《论郭钧疏》载：“郭钧驭众无术，几至生变。”宋孝宗因“钧、挺一人而毁誉二三”无从褒贬，遂向身任左右相的王淮（1126—1189）咨询，王亦答以“挺固未可遽宠，钧亦未宜遽用，此抑扬之理也”加以提醒。由此推考，《夷坚志》中吴挺袒护“不欲名”之郭教授恐怕就是郭钧。而从主战派王淮建议宋孝宗勿宠用吴挺、郭钧，并“荐蜀帅吴拱才可登用”，到跟陆游交情深厚的范成大上疏论挺，都充分表明当年主战派对吴挺其人的认识意见彼此心同。鉴于淳熙二年（1175）至四年（1177）陆游与范成大同在成都时相过从，所以，有关昊挺此前的所作所为，范成大很可能是通过向陆游了解而后于二年冬天弹劾郭钧并对吴挺加以制裁动议。唯因宋孝宗、光宗对吴挺倚重放任宠信依旧，以致为此后吴挺之子吴曦叛国投敌埋下祸根。而陆游对吴挺尾大不掉有先见之明，诚如陆游本传所云：“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验。”
  以上对照《宋史·吴挺传》与《夷坚志》就吴挺功过表述的不同口径足以发现，《夷坚志》的记叙显然更接近于当年有“识”之士对昊挺真实面目的揭露而少了后代史家的修饰成分。从这个意义出发，笔者对待《夷坚志》支乙卷第八《杨政姬妾》条与《宋史·杨政传》两种资料，似乎更愿意相信《杨政姬妾》条笔下的杨政其人。首先看《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根据《宋史》卷三百六十七列传一百二十六《杨政传》概括的生平事迹：
  杨政（1098—1157）宋原州临泾（今宁夏镇原）人，字直夫。宣和末，应募为弓箭手。建炎、绍兴间，从吴玠击金人，皆能随机应变，出奇制胜。于和尚原、仙人关等战役中，屡获战功，累迁至川陕宣抚副使司都统制。绍兴十年（1140），以凤翔之捷，拜武当军节度使。次年，会战仙人原，擒金万户将。守汉中十八年，修堰筑堤，颇便于民。官至御前诸军统制，加太尉。①
  而《杨政姬妾》条的故事则是这样的：
  杨政在绍兴间为秦中名将，威声与二吴埒，官至太尉。然资性惨忍，嗜杀人。帅兴元日，招幕僚宴会，李叔永中席起更衣，虞兵持烛，导往溷所，经历曲折，殆如永巷，望两壁间隐隐若人形影，谓为绘画，近视之，不见笔踪，又无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躯。疑不晓，扣虞兵，兵旁睨前后，知无来者，低语曰：“相公姬妾数十人，皆有乐艺，但少不称意，必杖杀之，面剥其皮，自手至足，钉于此壁上，直俟干硬，方举而掷诸水，此其皮迹也。”叔永悚然而出。杨最宠一姬，蒙专房之爱，晚年抱病，困卧不能兴，于人事一切弗问，独拳拳此姬，常使侍于侧，忽语之曰：“吾病势汫漉如此，决不复全生，我倾心吐胆只在汝身上，今将奈何？”是时气息仅属，语言大半不可晓。姬泣曰：“相公且强进药饵，脱若不起，愿相从往黄泉下。”杨大喜，索酒与姬，各饮一杯。姬返室沉吟，深悔前言之失，阴谋伏窜。杨奄奄且绝，瞑目，所亲大将诮之曰：“相公平生杀人如掐蚁虱，真大丈夫汉。今日运命将终，乃流连顾恋，一何无刚肠胆决也！”杨称姬名曰：“只候她先死，吾便去。”大将解其意，使绐语姬云：“相公唤予。”呼一壮士持骨索伏于榻后，姬至，立套其颈，少时而殂。陈尸于地，杨即气绝。
  关于《杨政姬妾》条演绎的这桩耸人听闻，几让人难以置信的惊悚恐怖剧情，杨义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认为：
  曾经声称“无意于纂述人事及称人之恶”的《夷坚志》，竟在《支乙卷第八》“杨政姬妾”（此条与史载杨政事迹不符。杨政为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对于支撑秦陇，保存川蜀，建有显赫战功。《宋史》本传称他在战争中能“抚定居民，秋毫无犯”，守汉中时兴修水利，“凡利于民者不敢以军旅废”。其为人亦谦恭谨慎，此条只能作为虚构故事来读）条，描写了怵目惊心的人间罪恶。……小说并没有正面描写“杖杀”和“剥皮”的血腥场面，而是侧面着墨，把众多血腥场面凝结成一个暗影幢幢的残酷而神秘的意象，于人物的疑惑和低语之间刻入读者心中，显示了入木三分的艺术功力。随之，作家又捕捉住极有特征的时刻和场合，已经官至太尉的杨政病危时，诱导有专房的爱姬说出“愿相从黄泉下”，爱姬反悔沉吟之际，他还不能瞑目，直到手下人用绳索勒杀爱姬，陈尸于地，他才气绝。这是《夷坚志》中极少数没有以因果报应来解释人物变态行为的作品之一，它以富有特征和力度的一侧一正的描写，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权贵家庭中生杀予夺的残忍性和绝情性。说到故事的起因，如果不是故事的传说者和同为权贵的故事撰定者，与那位已亡故三十余年的历史人物有宿怨，借小说以鞭尸，那么就是人间残忍性给作者留下过分浓密的恐怖的阴影了。①
  案，《杨政姬妾》条与同卷随后《宜兴官人》《张元斡梦》《骆将仕家》三则掌故，均出自北宋末期宣和六年（1124）为淮上宿州户曹，南宋绍兴中任江南常州知县的洛阳籍人张晋英涛次山陈述，属于跟杨政同时的当代人讲述当代事，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就张氏本人而言，《夷坚志》支丁卷第二还有其甥安劝口述的《张次山妻》故事。总之，张次山其人经查与杨政似乎并无过节恩怨和深仇大恨，进而要无中生有，恶意中伤杨政残害姬妾。况且洪迈在《夷坚支乙集序》中说得很明白：“天惠赐于我，耳力未减，客话尚能欣听；心力未歇，忆所闻不遗忘，笔力未遽衰，触事大略能述。群从姻党，宦游岘、蜀、湘、桂，得一异闻，辄相告语。……殊自喜也，则手抄录之，且识其岁月如此。”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具备透视历史人物尤其是正面人物在正史刻画背后不为人知的双重人格的勇气；只要大体浏览一番四川华蓥出土谋杀吴曦、平息叛乱投敌的抗金将领安丙（？一1221）墓，和下文将要涉及陕南洋县出土吴玠部将彭杲墓葬随葬品、乐伎俑等的奢华排场①，想必就不难窥见这些抗金英雄当年真实生活的另一面了。因而对于仿佛原始述状般的《杨政姬妾》条遗闻，笔者持宁信其有，恐非空穴来风的态度。
  举例探讨到此，我们不妨就以《夷坚志》为代表的古代口述历史话题做一个小结。很显然，历史研究永远不可能重构过去的全部，一个历史学家或多或少有其局限性，不可能了解历史真相的全貌。他的理解和表述总不免受到个人和时代局限性的制约。因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要比史学更为真实，因为文学更能揭示并表现人生的真实，这就是读野史要比只读正史更能使人窥见历史真相的原因，也是野史价值之所在。野史或出自当事者亲笔，或者是访谈后的记录，后者即口述历史；而后者往往比前者的回忆录更有价值。其所以可能如此，就取决于访谈者本人的水平。口述历史既然来自事件亲历者亲口传述，故总不失其原始史料价值。②其实，近代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口述史料的重要性。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指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也谈到出自口述的野史杂记的难能可贵。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
  现代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史料与史学》一书中更有这样的评述：
  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
  当然，像《夷坚志》这样的口述材料也不免有文过饰非的小说家言，从而使其真实性大打折扣。就此，洪迈倒并不回避或讳言，他在《夷坚支丁序》中坦言：
  支丁既成，姑摭其数端以证异，如合州吴庚擢绍兴丁丑科，襄阳刘过擢淳熙乙未科，考之登科记，则非也。……蜀僧智则代赵安化之死，世安有死而可代者，蕲州四祖塔石碣为郭景纯所志，而景纯亡于东晋之初，距是时二百余岁矣。凡此诸事，实为可议。予既悉书之，而约略表其说于下，爱奇之过，一至于斯。读者曲而畅之，勿以辞害意可也。
  由此提示读者不能把口述史料的确切程度绝对化。事实上，历史文献同样也是有选择性的，并非言必无懈可击；口述的所谓不足与缺陷实际上并非绝对，在做口述访谈时最常见的受访者遗忘和“虚拟”，在历史文献中也同样存在。①换言之，口述历史有其优势和缺陷，历史文献同样如此。因此，史学研究的最佳途径是将历史文献与口述史料互为补充，这样才能从各个侧面再现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然后经过独立思考和客观判断，最终得出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正确答案。以下就以正史与《夷坚志》关于吴玠死因的不一致记载作为具体个案详加辨析。
  关于吴玠之死，自南宋史学家李心传（1167—124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九高宗绍兴九年（1139）六月己巳载“然玠晚节嗜色，多蓄子女，饵金石，以故得咯血疾而死”后，举凡所有道及其死因的宋史著述，如元脱脱《宋史·昊玠传》、明钱士升《南宋书》卷十六《吴玠传》、明柯维骐《宋史新编》卷一三一《吴玠吴璘传》、清毕沅《续资治通鉴》、清李铭汉《续通鉴纪事本末》卷六十《吴玠吴璘保蜀》等，几无一不因循其说认为吴玠是死于贪淫而晚节不保，可见李心传说影响力之大。但笔者发现，1981年10月中华书局据涵芬楼编印《新校辑补〈夷坚志〉》出版的《夷坚志》补卷第十八《吴少师》条则有来自见证人的不同追忆。
  吴少师在关外，尝得疾，数月间肌肉消瘦，饮食下咽少时，腹中如万虫攒攻，且痒且痛，皆以为痨瘵也。有张锐者，名医，时在成都，吴遣驿召之。既至切脉，戒云：“明旦且忍饥，勿啖一物，俟锐来为之计。”旦而往，天方剧暑，白请选一健卒趋往十里外行路中黄土取一盆来。令厨人旋治面，时将干，乃得食。才放箸，取土者适至，于是温酒二升，投土搅于内，出药百粒，进饮之。觉肠胃掣痛，几不堪忍，急登溷，锐先密使别坎一穴，掖吴登之，暴下如注，秽恶斗许，有蚂蝗千余，宛转蟠结，其半已死矣。吴亦惫甚，扶憩榻上，移时进粥一器，三日平复。始忆去年正以夏夜出师，中途燥渴，命候兵持马孟取水，甫入口，似有物，未及吐，已入喉矣，自此遂得疾。锐曰：“虫入人肝脾，势须孳生，常日遇食时，则聚丹田间，吮咂精血，即散游四肢。苟知杀之而不能扫尽，亦无益也，故先请枵腹以诱之。此虫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饥毕集，故一药而空之耳。”吴大喜，厚赐金帛而送之归。张外舅说。
  据此述录足可判断，有关吴玠私生活荒淫无度、嗜食毒品云云俱属无稽之谈。因为《吴少师》条系当年替昊玠治病的成都名医张锐的外舅回顾，自然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这与《夷坚志》中其他子不语怪力乱神内容相比有本质的不同。按照“天方剧暑”推测，时值盛夏，而昊玠正是卒于绍兴九年六月仙人关任上。所以，这极可能是同年夏天吴玠旧病复发，气息奄奄的病灶反映；而所谓“使人渔色成都”云云，其实恐怕是昊玠上一年（1138）戎马倥偬，肌体免疫功能本已较低，兼以夏夜出师途中没有也不可能注意饮食卫生，病从口入，仓促间饮用了含有寄生虫卵的不洁生水，致使大则水蛭或蚂蝗等虫体乘虚而入，小则是一种名为“肺吸虫病”的“隐形杀手”潜入体内，逐渐潜滋暗长，繁殖成虫团，并日趋侵入肝脾胆肠；轻则出现咳嗽、咳痰、胸痛、发热等症状，重则造成穿孔加剧。鉴于该病属少见病，且临床上的表现既复杂又无特殊性，极易造成误诊，这才于九年夏天委派快骑南下成都速召名医张锐北上赴诊治疗的。
  其实，关于当年抗金将士在戎马生涯中积劳成疾的案例，稍做盘点就不难发现大有人在，譬如《宋史》岳飞和吴玠本传中就分别有岳飞“凡六年，皆盛夏行师，致目疾，至是，甚”，和吴玠、吴璘在仙人关、和尚原抗金前线常因“饷馈不继”风餐野炊的记载。另外，陆游《剑南诗稿》卷六十七《剧暑》诗，还有根据自己从军川陕的切身体验，回忆前方将士忍饥挨渴与金兵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六月暑方剧，喘汗不支持。逃之顾无术，惟望树影移。……淮汴方出师……行伍未尽食，大将不言饥；渴不先饮水，骤不先告疲。”因此，吴玠盛夏出师误饮不洁生水，进而感染急性或慢性寄生虫病，以致虫扰肌体腑脏，催生积疾并发，免疫功能骤然下降而死于非命，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妄加揣测。
  至于《宋史·吴玠传》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谓吴玠“喜饵丹石”说，实际上也许是张锐替吴玠治病而调制的黄泥白面丹丸。宋杜大圭《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卷十二（《琬琰集》删存目录作卷一）录宋人明庭杰《吴武安功绩记》载：
  （绍兴八年，1138年）上以侯功高，赐亲札，进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而侯已病，自以赏过功，固辞。优诏不许。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恻然忧之，命成都守胡世将（1085—1142）访蜀善医者治其疾。又驰国医往视。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已薨于军，享年四十七。
  由此可见，守护蜀口的重将重病缠身非同小可，故“天子恻然”，命在锦城的守将访得名医张锐北上诊治，又委派御医远赴治疗。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四载，吴璘也曾以同一症结服用类似丹药。乾道四年（1168）：“吴璘日夜描画以图攻取，事未可期，而其人平时多病，日饵丹砂数十百粒，比暴露之久，时复发作。前欲遣姚仲出秦州而身自攻关，最苦脏腑，脏腑稍安，又苦肾肠之疾，每疾剧时，亦颇危殆，几至死。以今月十五日下仙人原还兴州医治，却令姚仲在原上弹压兵马。强敌对垒，人心危惧，四川事势，可为寒心。蜀人前此恃以为安者，以其侄吴拱在此，缓急有赖。吴拱移襄阳，渠每以失助为忧。今疾病如此，岂可不预为之所之？”可见吴氏兄弟大抵同病相怜，这无疑是鞍马劳顿、生活作息缺乏规律所致，而跟渔色得咯血疾死亡浑然无关。但令人震惊的是，吴玠竟沉疴难起，天不假年，一代名将最终没有在兵戎交葛的抗金前沿阵地捐躯为国，却不幸让生命断送在吞噬一腔热血的小虫豸口腹中，这实在是令人徒唤无奈且扼腕痛心的一桩兵家悲剧。
  概而言之，由《夷坚志·吴少师》条我们大致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吴玠真正的死因，依症象诊断属急腹症，即胆道寄生虫病或急性寄生虫性肠梗阻。前者，中医称为“尤厥”，后者称为“肠结”。尤厥的发生是肠内寄生虫进入胆管，引起痉挛性绞痛和吐虫；肠梗阻则常使肠道瘀血坏死造成死亡，寄生虫是致病的罪魁祸首。据中医辨症：急腹症病因、病理可彼此相兼，也能相互转化。而吴玠之死正是腑脏食源性寄生虫穿孔反复发作而咯血，并引发多种其他疾病共同作用遂致元气耗尽的结果。
  顾吉辰先生在《也谈吴玠死因》一文中首先援引《宋史》等正史记载坚持吴玠死于渔色说；其次就《吴少师》条是否确信出自洪迈《夷坚志》表示怀疑。①其实，笔者前在《吴玠死因辩诬》引用《夷坚志》支戊卷第三《卫承务子》条已做详尽考辨②，即最初断言吴玠渔色的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疑似因这则掌故而误将其主人公狎游行径与《吴少师》条内容做了同类合并才有了吴玠渔色说；但因吴玠渔色说除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语带过外，并无实例细节逐一铺陈，这自然使得此说的确凿程度备受质疑。且先看《卫承务子》条是这样记述的：
  宁国人卫承务者，家素富。惟一子年少，好狎游。忽得疾，羸瘦如削，众以为瘵。治疗三年，愈甚无益。适刘大用过县，邀使视之。切其脉，亦谓瘵证。凡下药月余，略不效。问其致疾之因，久乃肯言曰：“尝以六月间饮娼家，与娼喧争，追醉，不复登榻，独困卧黑桌上。少醒而渴，求水不可得。其前有菖蒲盆，水极清洁，举而饮之，自是疾作。”刘默喜，密遣仆掘田涧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两盏，置几上，令随意而饮。卫子素厌苦其疾，不以秽为嫌，一饮而尽。俄肠胃间攻转搅入，久之始定。继投以宣药百粒，随即洞泄，下水蛭六十余枚，便觉胸抱豁然。刘曰：“此盖盆中所误吞也。蛭入人腹，藉膏血滋养，蓄育种类。每粘著五藏，牢不可脱。然久去污渠，思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卫子虽去其疾，然尫劣无力，别施药补理，至八十日乃平复。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绝相似云。右四事皆刘大用说。
  据来可泓先生《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梳理，李心传编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宋高宗朝《国史》《日历》为主，并参阅大量私家著述和史料笔记，其中就包括洪迈《夷坚志》。③所以，作为吴玠渔色信息发布的始作俑者，不排除是李心传将吴玠战时误服含虫生水致病暴亡发生的季节、场所、症候、医治方法，完全等同于好狎游、饮卧娼家而得类似疾病的卫承务子，遂误以为一，以讹传讹，形成昊玠亦狎游、渔色的错误观点；否则，想吴玠如果贪淫事出有因，且查有实据，料其笔下不致仅仅只字片言，适可而止那么简单，必定以详尽的取证资料为基础，娓娓道来，斟酌定论。但《宋史》等吴玠本传撰写者，很明显不分青红皂白，简单沿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一宋史原始素材，依旧得出了错误结论。这样，同为宋史学者的顾吉辰先生对《吴少师》条的怀疑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对李心传误导的深信不疑，以及被妖魔化了的《夷坚志》形成的负面印象，决定了会干扰和影响就吴玠死因的正确判断和立场并踏入误区，哪怕李心传的悖论极可能源出《夷坚志·卫承务子》条，哪怕洪迈转述《卫承务子》条原本说得非常清楚：“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绝相似云。”证明《昊少师》条应当撰写、排列在《卫承务子》条之前，未必如今从涵芬楼本编排秩序置于《夷坚志补》。案，《卫承务子》条列于《夷坚志》支戊卷，洪迈作此卷序于庆元二年（1196）七月初五日；换言之，《吴少师》条当作于庆元二年七月前几言之凿凿，根本没有理由怀疑它出于洪迈手笔。遗憾的是，顾先生就此避而不谈，只字未提，顾左右而言他，难怪顾此失彼，失之偏颇了。今以此质之顾先生，未知以为然否。
  种种迹象表明，如果说《夷坚志·杨政姬妾》条是含沙射影、血口喷人的污蔑诽谤；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说吴玠死于淫欲渔色，也是根据《夷坚志·卫承务子》条而捕风捉影、弄巧成拙造成的败笔。否则，烦请一一列举吴玠渔色的具体事实凭证。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吴少师》条和《卫承务子》条当被视为替吴玠洗刷渔色之冤的一条重要而且目前看来属于唯一的辩护确证，很值得引起治南宋抗金史或昊氏家族史学者的高度关注①，因为它起到了纠正宋代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宋史》等一系列正史著述不可饶恕的错讹记录的关键作用，意义非比寻常，不容忽视或轻率否定。
  而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同样能够发现，《夷坚志》中的某些记载不光可与宋人诗文相印证，而且还与见诸著录甚至出土的石刻文献相吻合。最突出的例证就是跟吴玠、吴璘、吴拱以及杨政等许多抗金将领在汉中褒城修筑山河六堰水利工程一样，另一位在汉中城固修筑至今造福城固、洋县水利工程——杨填堰的抗金将领杨从仪（1091—1169）虽《宋史》无传②，事迹散见于各纪传，但他于随昊玠于陕南抗击来犯金兵的间隙，曾在今石泉境内饶凤岭射杀猛虎一只，抵今有位于城固县安乐乡水北村乡墓前乾道五年（1169）墓志铭碑石记载为证③。今移置于五门堰文物管理所的《宋故和州防御使提举台州崇道观安康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七百户食实封一百户杨公墓志铭》云：
  公善射，发无不中。尝偕王人刘参赞子羽（1097—1146）行饶凤岭，有虎突出丛薄间，人皆辟易，公跃马而出，以一矢毙之，故射虎之名喧达都下。
  另据清严如熤《汉南续修府志》卷之二十八征引南宋丁运使《射虎行》诗，也即清万方田、罗秀书等辑注《褒谷古迹辑略》作《宋运使丁公佳什》碑赞曰：
  此刻在鸡头关（汉中褒城出入秦蜀必经之地的褒斜栈道南口）北天心桥，行书。总管太尉杨公，偕刘参赞行饶凤岭，有虎突出丛薄中，挟一矢殪之，旁观流汗辟易：“真古所谓英伟豪杰之士欤！”因作长句以纪其事。晋原丁□。猛虎眈眈威百步，一矢毙之侯甚武。当时得杰惊倒人，此事今无闻往古。孙郎登车方控弦，千钧竹弩伏道边。终日获彪何足数，中石没羽还徒然。岂如跳哮负林谷，跃马弯弓洞胸腹。须知勇锐敌万人，下视彪虎同麋鹿。声名藉藉宣上都，边头何忧羌与胡。愿凭顾陆丹青手，画作洋州射虎图。绍兴甲子（1144）十二月丁酉，石匠□成立，独孤圯刊，武经郎拨发诸□□兼提辖衙兵□超，武经大夫□参左使兼辖衙兵□□成立石。
  案，此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丁运使作于天心桥侧诗碑，今佚。不过，从这两段有关杨从仪饶凤岭射虎诗赞，尤其今存墓志铭可知，杨从仪射虎实有其事。耐人玩味的是，检《夷坚志》支丁卷第五《饶凤铺兵》条，剔除其间的灵异怪诞成分，保留虎患事实，竟然完全可与杨从仪饶凤岭射虎的背景信息相呼应。《饶凤铺兵》条曰：
  金洋之间，驿路萧条，但每十里一置。饶凤驿铺卒送文书，已逼暮，值虎从旁来，有攫噬意。卒窘甚，驻立语之曰：“我闻汝亦是灵物。我今所传文字，系朝廷机密下制置司者。汝吃我无可辞，此一筒制敕符命，如何分付？”虎弭耳低头，为耸听之状，径舍去。卒到他铺交递毕，因留宿，与彼中人言，自喜再生。明日，回至昨虎处，竟为所食。乃知命分当死于虎，畴昔之免，端为文书故云。右三事俌说。
  这里特别提请读者留意，让人啧啧称奇且匪夷所思的是，同卷《蜀梁二虎》条涉及汉中近郊虎患，甚至还能与当年身临其境在汉中刺虎的陆游遗事相验证。《蜀梁二虎》条曰：
  蜀峡山谷深夐，鸷兽成群，行人不敢独来往。万州尤为荒寂，略无市肆。……兴元府近郊，有农民持长刀将伐薪，行畲田狭径，其下皆沮洳。相去丈许，一虎在彼，望农至，欲奋迅登岸。农遽跳坐其背，以刀乱斫之。虎亦勃踯与相抗。里人环睨，不敢救，相率投戎帅乞援。帅命猎骑百辈，鸣金鼓驰往，至则人虎俱困。骑刺虎杀之，扶农归，遍体断裂成纹。盖尽力用刀，且惊怖故也。次日亦死。帅厚给其家钱粟，使葬之。①
  有关陆游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打虎诗和是否确曾在汉中有打虎壮举历来颇有争议，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间质疑。笔者就此曾有《陆游打虎初探》《陆游打虎再探》和《陆游刺虎公案》及《汉中历代虎患钩沉》②详予论述，有据可查，钱先生实际上因袭了清人曹贞吉的讹误，混淆了陆游打虎时地。关于这一议题，详见本人上述拙稿，在此不再展开。这里仅以陆游当年作于汉中《书事》诗的“雪暗荒郊射虎天”和《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词的“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略加阐释。①案，洪迈《夷坚志》支丁卷序作于庆元二年三月十九日，而陆游对于洪迈《夷坚志》的评述诗《读〈夷坚志》后》作于这部当年不失为畅销小说出版推出两年后的庆元四年（1198）春。我们能否做出这样的大胆假设，正因为陆游读了《夷坚志·蜀梁二虎》故事，才激发起就当年自己在汉中“截虎平川”“雪暗荒郊射虎天”的一番感慨，并为此写下赞叹《夷坚志》的诗歌；而《蜀梁二虎》条有关里人向戎帅府求援，骑刺虎杀之之事，正是陆游刺虎本事的原型呢？笔者对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持乐观态度；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陆游开禧二年（1206）作于山阴《醉歌》诗的“百骑河滩猎盛秋，至今血渍短貂裘”句②，跟《蜀梁二虎》条的“猎骑百辈”语境如此贴近呢？并且《蜀梁二虎》条提及万州市肆萧条，陆游从汉中到成都后作《偶忆万州戏作短歌》诗中同样有“峡中天下最穷处，万州萧条谁肯顾”句③，《老学庵笔记》卷五又曰：“忠州在峡路，与万州最号穷陋，岂复有为郡之乐？”④总之，《蜀梁二虎》条跟陆游汉中打虎以及读《夷坚志》有感题咏，似乎存在某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而不仅仅是出于巧合，这一谜团留待今后破解。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夷坚志》的实证作用很值得重新引起重视，绝不能仅仅由于其间充斥了稀奇古怪、牛鬼蛇神类的迷信内容，就忽略某些内容蕴藏的史料价值。应该剔除糟粕，提炼精华，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外而内地分辨是非曲直，开拓、发掘其证史、补史的史学内涵。因为《夷坚志》的内容出典几乎全部来自事主或局外旁听者以见证人姿态的口授传达，每则或每卷内容都注明某几桩事为某某亲口传述，以示信息出处渊源有自，并非凭空杜撰虚设，有人证甚至物证为凭，尽属亲历、亲见、亲闻者的口述证言。因此，排除口口相传“拷贝”走样等不确定因素，应该足以披沙拣金，获得较严肃史学更为活色生香的原生态史料。
  如果说人不只是社会和经济的存在体，还是故事讲述者的话，《夷坚志》传递的民间口述材料简直包罗万象，史学家可以从中发现历史的表述和再造；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能发现民间社会结构和功能；民间文艺学家可从中了解到口头诗学法则……总之，大家都惊喜地意识到新学术的切入点，寻找到解决学术疑难杂症的新钥匙。⑤现代人类学表达社会记忆时，非常强调叙述，它追求的是一种社会真实，而且构成了对文献、史学和知识的挑战。⑥当我们把以个人为主的口述看作是“点”，将文献记载的历史背景看作是“面”，置于大事件中小角色的感受时，才会感受到其间饶有兴味和蕴藏的学术价值。因为如果历史的某些环节被遗忘了，被遮蔽了，口述回忆恰到好处地弥补了这个缺环，则它具有特殊的史学意义。①而历史研究正是需要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案头工作和追问，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真相，即先以忠于口述者原意的方式将之记录在案，公之于众，供别人比较、考察、鉴别，提供深刻的历史反思，但又不苛求口述者都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历史加以反思。②在这方面，洪迈的《夷坚志》业已进行了前人难以想象的有益尝试，从而为当今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古代口述调查研究的良好范本，而洪迈本人正是以一种平常和包容的心态来对待讲述者的。
  话及《夷坚志》的史证价值，最后笔者愿以《夷坚志》记载的吴玠部将潘璋遗闻，结合近年汉中洋县出土的南宋另一位昊玠部将彭杲墓志的双重证据来见证《夷坚志》证史、补史的权威性。1991年12月14日，陕南洋县北纸坊乡石山梁村发现并出土的南宋抗金将领彭杲（1126—1191）墓碑——《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载：
  （淳熙）九年（1173），（彭杲）应诏，举所部武勇，以左军统制潘璋充选。后一岁，璋坐小法免，以举累降两官。寿王（宋孝宗）雅知公，姑以明法。寻以公久劳外服，军政修明，加吉州刺史，函复元官。继遣使赐，宸翰褒美，并赐金器、香茶。③
  而《夷坚志》支庚卷第六《潘统制妾》条曰：
  兴元统制潘璋，在临安时买一妾，携入汉中。为人妩媚柔和，举家怜爱。两岁后得疾，若怀孕者。始数日不食，渐至一月枵腹。经十旬，忽产一男子。越三月复然，又四月亦如之。是岁连举三子，闻见者莫不以为异。自是饮食疏数不齐，似有所凭附。预说其家祸福，往往多中。遂白主公主母，乞一净室学道，勿以事相关，昼夜掩户。或穴隙窥之，但趺坐诵经。璋尝排闼强造其处，则四壁环列皆佛书内典，至有天竺及外国所刊板籍。诘所从来，曰：“天女见与。”淳熙辛丑（1181），兵帅彭果（显然“彭杲”之误）选璋部西军赴殿岩，因剡荐其材。妾请从行。璋辞以法不许。舟次果州津溉，谒郡守还，马上望一女子沙上持诵，即之，乃妾也。骇其何自而来，曰：“思君之极，不觉魂飞。”璋亦喜，载与俱东。至鄂渚，其表弟秦奎干办戎幕，来相访。未至，妾已先知，曰：“秦都干至矣。”秦向者固已知之，是日觉其精爽比旧微为耸露，问璋曰：“兄本买妾，闻却遇仙。”璋备言其状，令取一小尊酒与秦饮。所贮才三升，各举十觞，而尚存其半。怪而叩之，曰：“近来学得一戏剧术，不足道也。”明日，秦邀到官舍，语次，及西州风物，曰：“兄留行都，正是春暮，必可饱食玉津樱桃。”妾曰：“此亦不难致，愿假一合往取。”合子至，布气数口，以手帕缄封，授老兵，使持往舟中，且祝勿擅启。少顷而回，樱桃溢合。宾主饫尝，遍及姨〓，唯一乳媪及小鬟不得食。曰：“渠不应飨此。”璋问秦：“建溪新茶已到未？”曰：“未有。”妾曰：“我揖能致之。”即于假山侧拈块土置掌内，揉碎嘘呵，付外碾细瀹之。即于假山畔尝，真奇品也。妾每出，必以虎子自随。俄暂起，曳窗屏蔽障。既退，媪鬟视其旋溺，香如麝脐，而色清洁，举而共饮之，妾在坐笑曰：“两人无良，窃饮吾溺。然亦何伤，不过费我几日工夫耳。”后至都城，璋登岸而返，失妾所在。方疑挠之际，一翁一妪来省女，璋无以对。执诣厢官，送于府，奏劾之。坐辄带妇人从军停官责本队自效。彭果（杲）以举官不当削秩。鄱阳吴溱，从妇翁胡德藻官于鄂，见秦生，目击其事。已而遇璋于庐州逆旅，访得本末甚详。又三年，溱往渝川，逢利路州钤辖吴汉英于夔府，因及璋踪，云：“妾生子皆俊慧，能读书。妾今在父母家，无恙。”
  上述碑文史实与《夷坚志·潘统制妾》所道及的“淳熙辛丑（八年，1181），兵帅彭果（显为“彭杲”之误）选璋部西军赴殿岩，因剡荐其材。妾请从行。璋辞以法不许。舟次果州津溉，谒郡守还，马上望一女子沙上持诵，即之，乃妾也。骇其何自而来，曰：‘思君之极。不觉魂飞。’璋亦喜，载与俱东。……后至都城，璋登岸而返，失妾所在。方疑挠之际，一翁一妪来省女，璋无以对。执诣厢官，送于府，奏劾之。坐辄带妇人从军停官责本队自效。彭果（杲）以举官不当削秩”完全吻合；而且洪迈在随后注明有关《潘统制妾》条的传闻出处，表明其既源于局内证人，更出自当事人的言传口授。正因为洪迈就此感觉有充分信任的把握，故而将其纳入《夷坚志》聊备一格。如果我们说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那么传统口述史的致命弱点恰恰是或者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述某种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情况，从而有损于作为主体的历史科学性。①然而通过上述对洪迈《夷坚志》口述历史价值的钩沉、梳理和疏证，可以充分证明，《夷坚志》关于川陕吴玠抗金兵团的记述具有跟文献史料同样重要的参考价值；而这在八百多年前的古代史学家洪迈身上相当难能可贵，特别是他那种如当代口述历史所倡导的闻录必予复议审核的先见之明与超前意识，显系史学家的严谨求实作风使然。
  顾吉辰先生在《也谈吴玠死因》中认为，“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十二、《琬琰集删存》卷一明庭杰《吴武安功绩记》以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五绍兴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条下中书舍人王纶为《吴玠墓志铭》《吴武安功绩记序》，均不获有关吴玠‘晚节嗜色，多蓄子女，饵金石，以故得咯血疾而死’的记载。但是古代或今天，人们为死者撰写墓志铭、神道碑、行状、哀悼文以及悼同时，往往多有赞美之词，少有贬词，这是一种习惯了，即只讲好话，不讲缺点”。检《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分明在彭杲身后墓志铭中检举了他擅自允许部将潘璋携眷随军入伍有违军纪遭受处分“以举累降两官”之事，只是未将前因后果具体化；而这一细节铺陈恰好由《夷坚志·潘统制妾》加以弥补填充，令读者得以由此了解事件真相的本末原委，可见顾先生的说法并不尽然，无法令人信服。
  恰好相反，正因为本文集中论证对象吴玠渔色说纯属查无实据的张冠李戴，故不为有鉴别眼光甚至比李心传更早了解吴玠死因底细的严谨史学家如徐梦莘（1126—1207）等采信。否则，倘若吴玠贪色而亡确有其事，势必如以后陆游在蜀中放浪形骸般播于人口被记录在案，不致默默无闻或缺乏具体案底，而仅存李心传三言两语；其实像著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的蜀籍史家，如果吴玠蜀中渔色确有其事，李心传应有充分的调查、发言权，决不会为尊者讳就不动声色，轻描淡写，点到为止，从而使其真实性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黯然失色。退一步讲，即便他不欲广为传播，料自有其他史料笔记加以披露而拍案惊起，谁能保证口无遮拦的众多知情好事者能一直守口如瓶，不广为扩散传播呢？所以，完全有理由断定，有关吴玠荒淫之说无非李心传“智者千虑”，只是根据《夷坚志·卫承务子》条而对吴玠渔色形成了主观臆测而误入歧途，罔顾事实，将吴玠推上了道德审判台加以谴责鞭挞，舍此几乎没有别的合理解释。至于笔者曾经列举的陆游渔色等无行文人般举动①，诚如顾吉辰先生所云固然与吴玠互不相干，没有前后因果关系；不过，笔者以陆游为例，正是为了说明李心传率先报道吴玠渔色缺乏事实根据，而陆游渔色则有同时及后世大量逸闻记载同时并存，并有陆游本人自陈坐实。据此愈加表明李心传孤证无援的不堪一击，不值辩驳而孤掌难鸣。
  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确立的以诗证史、诗史互证方法论，业已为学术界广泛公认并深受赞誉。对于本文将洪迈《夷坚志》当作南宋正史而外民俗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参考史料和古之口述历史一说，相信读者与笔者一样，已完全有同样足够的理由作如是观；或者把《夷坚志》视为跟洪迈《容斋随笔》一样，是一部内容精彩纷呈的史料笔记，而不完全是怪力乱神的异端鬼怪小说。因为典型如顾吉辰先生的《也谈吴玠死因》认为《夷坚志》乃志怪小说，就吴玠之死不能“以此（即《吴少师》条）为主要认定根据”，否则“恐怕不够牢固”说已经不攻自破。尤其是《夷坚志·潘统制妾》跟出土南宋涉案当事人石刻文献史料通过比对所显示出的完全一致性，就是轻视这部古代口述历史著作之人为之反思的绝好例证。事实上，口述史研究并没有多了不起，也并非要取代或者颠覆文献史，其史学观念和价值追求始终坚持不以既定结论剪裁史实，而是以鲜活的史实刷新历史成见，填补史学记载的空白，努力展示历史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不溢美，不隐恶；揭示历史事件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脸谱化；重视细节的力量，让细节凸显历史的真谛，拓宽史学的视野，再现历史的丰富多样性，以述为主，述论结合，包容不同意见的争鸣。
  顾吉辰先生是宋史研究专家，是笔者久仰敬重的前辈，其《〈宋史〉比事质疑》《宋代事始考录》和《〈宋史〉考证》①，均为本人极其佩服的宋史文献研究专著。只是就顾先生怀疑洪迈《夷坚志》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不容分说即否定其具有颠覆吴玠死因史观成见这一不可或缺的重要佐证作用一点，本人委实不敢苟同，特此敬请再赐教益为盼。与此同时，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口述历史研究行将或业已开始改变原先的史学研究方法，打破了过去仅仅以文献资料为根据，由历史学家撰写的传统史学叙述方式，让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直接讲述历史，将个体生命融入历史学中。既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又可以校正可能出现的认识误差；同时使历史呈现出有血有肉的个性特征，更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性、丰富性、生动性和可读性，这是传统史学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像《夷坚志》这样具有具体场景、细节描述和较高文本研究价值的口述历史材料，不仅可以借此丰富历史本身，而且凸显口述历史的特点，使历史的研究更加接近于真实。②
  本文撰写过程中，荷蒙来可泓先生指教，特此深致谢忱！
  渭河峡谷及其支流栈道与关陇古代交通主要路线分析
  王岁孝
  长期以来由于地域偏狭、资料乏载，史学界对关中通往西北的通道之一——陈仓渭水道及其支流辅道很少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即使是有限的几条记载，当中对其路线亦说法不一。故笔者欲以近年来实际调查的渭河峡谷古栈道遗迹为物证，结合文献记载来分析陈仓渭水道之主要路线及其在西北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关于陈仓渭水道
  在筑路水平有限的古代社会，交通运输主要以河谷水道为主。陈仓渭水道指陕西宝鸡（古陈仓）至甘肃天水（古秦州）之间，由巍峨的秦岭和绵长的陇山南北相夹形成的以渭河峡谷为主要路线的关中通西北的170余公里险峻道路。文献对此仅有零星记载。《尚书·禹贡》最早记载了全国水道交通网的基本轮廓，渭河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禹贡》叙述雍州“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其水运路线“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雍州在黄河上中游今陕、甘地区，当时的荆山、岐山治理以后，终南山（秦岭）、惇物（太白山）一直到渭河的发源地鸟鼠山都得到了治理。进贡的船只从积石山附近的黄河到达龙门、西河，与从渭河而上的船只会合在渭河以北。夏、商、周三代虽都邑屡迁，多滨于河。从《史记·秦始皇本纪》可知，秦时驰道西及陇西，其路线大略如下：西出咸阳，沿着泾、渭二水谷地，分路到鸡头山（今甘肃平凉市西）及陇西（今甘肃临洮县）。①《宝鸡市志》中也记载了这段重要的通道：“‘渭水峡道’是关陇间另一条古道，由左陈仓（今宝鸡市治）南关过渭水陈仓古渡，沿南岸西行，经太寅、献头领、码头，渡东岔河至三岔城，直通上邽。”②据《宝鸡县志》记载，宝鸡至天水是一条驮道，其基本路线是：“宝鸡、硖石—六川河—车辙镇—城隍庙—灵宝峡—香泉镇—赤沙镇—通河—黄家十字—通关河—白峪嘴—天水县。”③通关河在凤阁岭境内，白峪嘴即现北峪嘴栈道所在，此二地均位于渭河峡谷。
  近人研究渭河峡谷陈仓渭水道的论著也很少见，目前仅看到刘明科先生等的《渭河峡谷的秦文化遗存与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路线蠡测》①，徐日辉先生的《秦早期发展史》②、《秦文公兵进“汧渭之会”线路考》③等论著中提出“陈仓渭水道”或“渭水峡道”。刘明科先生等认为，“燔史关”（建河、三岔、凤阁岭一带，其地理位置“南控秦岭，北跨渭河，为陕川咽喉”④）向南可以到达麦积山再通汉中，在秦的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从拓石、凤阁岭往西逆渭河而上，渭河两岸地形逐步开阔。拓石往东虽有险阻，即不好继续再沿渭河而下，但往东北可进入香泉河谷和六川河谷，或者再向东进入金陵河谷，最终走出渭河峡谷。⑤徐日辉先生指出陈仓渭水道的具体路线：礼县（西垂宫）—天水—麦积山—吴砦—凤阁岭—晁峪—甘峪—硖石—宝鸡（汧渭之会）。也就是从甘肃礼县的西垂宫出发，经甘肃的天水、麦积山、吴砦至甘、陕交壤的陕西凤阁岭、晁峪、甘峪、硖石，最后达到宝鸡境内的汧渭之会。交通部《公路交通偏史研究》1984年5期说：从关中到天水“宝鸡峡渭水河谷”（安夷关道）是一条比“千陇通道”更古老的道路。“其路沿渭河出燔史关可直达中国腹地”。对此道研究最为深入和全面的当是陕西考古研究所张天恩教授，其在《古代关陇通道与秦人东进关中路线考略》⑥中认为从陈仓至吴砦的路线是：陈仓—硖石—六川河—车辙—城隍庙—赤沙—通洞—拓石（或凤阁岭）—吴砦；或者是：陈仓—太寅—甘峪—晁峪—坪头（或码头）—城隍庙，再到拓石渡渭河，经吴砦到天水。关于陈仓渭水道的以上记述众说不一，概有三类：一类表述比较粗略，路线不具体，如《尚书·禹贡》《史记·秦始皇本纪》《公路交通偏史研究》等；二类表述明确，路线与渭河峡谷部分重合，如《宝鸡县志》《渭河峡谷的秦文化遗存与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路线蠡测》《古代关陇通道与秦人东进关中路线考略》；三类表述明确，与渭河峡谷完全重合，如《宝鸡市志》《秦文公兵进“汧渭之会”线路考》等。对于以上种种情况，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何一种路线的选择都是古代人生产生活或军事的特殊需要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一般不会存在错误的记载，事实上这些路线都是人类所使用过的，只是使用早晚和频繁与否的问题，所以并不矛盾；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些路线中总会存在一条相对便捷和重要的路线。按照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当文献不足辨时，考古资料可以进一步佐证。渭河峡谷的古栈道遗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证明陈仓渭水道的主要路线及其重要性。
  二、渭河峡谷古栈道遗迹
  栈道是我国古代交通史上的一种创造性建筑，一般在河岸、岩壁上凿孔架木而成，是古代山区险要地段交通的主要形式。关于古栈道，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关中通往蜀汉的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陈仓道等，而对渭河峡谷的古栈道鲜有考论。笔者自幼生长于渭河峡谷，现又工作于渭水河畔，2005年至今，以地利与职业之便对宝鸡至天水渭河峡谷及其支流多处古栈道进行了实际考察，并撰写了《渭河峡谷古栈道初步考察》①等论文，其中详细介绍了渭河峡谷古栈道的基本情况、特点以及研究意义。2008年至今，在渭河主流及支流又发现了几处栈道遗迹，本文将依据考查资料勾画出陈仓渭水道的路线。
  渭河峡谷全长一百多公里，史家窝栈道、北峪嘴栈道、阎西栈道、麻家湾口栈道、关桃园栈道、金龙山栈道、板桥栈道、平套栈道、马宗山栈道、石门栈道、坪头栈道等遗迹就由西向东分布于其间元龙至坪头段的陡峭崖壁之上。
  1.史家窝栈道
  天水市麦积区三岔镇史家窝村处于渭河南岸，西距天水四十五公里，东距宝鸡一百二十五公里。宝兰二线、310国道都从村前经过。村西的栈道遗迹因修310国道已被炸毁。村东现存古栈道遗迹呈东西走向，距渭河河床约一百米，正好在宝兰二线史家窝隧道西口正上方二十米处。此处栈道东西长三十余米，遗迹风化严重，栈孔无法计数（见图1）。史家窝到葡萄园、元龙之间应该还有几处栈道遗迹，有待考察。
  图1 史家窝栈道遗址（由东向西拍摄）
  2.北峪嘴“挂牌处”栈道
  在史家窝对岸的北峪嘴现存有名曰“挂牌处”的栈道遗迹，呈东西走向，断续长约五百米。其中西边四百余米为木栈道、石碥路、土筑路和石凿路的结合路段。最东边几十米是保存最完好的石栈道，此栈道至今仍然使用（见图2）。
  3.阎西栈道
  天水市麦积区三岔镇阎西村西距天水五十五公里，东离宝鸡一百一十五公里，村东崖壁上修有古栈道。距离现路面3～4米，长约十余米，有近十个斜上圆栈孔，孔内插1.5～2米长的柏木棒，上铺木棒和土石，至今可用（见图3）。
  4.小川村麻家湾口栈道
  小川村位于宝鸡市陈仓区拓石镇以东五公里（按照310国道里程计算东距宝鸡103公里），与关桃园村相邻。小川村麻家湾口栈道共有水平方孔十二孔（见图4），顺渭河北岸崖壁由西北向东南分布。
  图4 麻家湾口部分栈道遗迹（由西北向东南拍摄）
  图5 关桃园崖道栈孔（由南向北拍摄）
  5.关桃园崖道古栈道
  关桃园村属拓石镇管辖。关桃园崖道栈道在小川村麻家湾口东五百米处。共有六个人工开凿的栈孔，其中两个为凿于倾斜45。石崖上的圆孔，4个为水平方孔（见图5）。该遗迹受自然力量破坏严重。
  6.金龙山栈道
  从关桃园沿渭河南岸向东六公里处（距宝鸡92公里）设有310国道金龙山收费站，此地原名白清。南距收费站二十米的崖壁上，有两个水平方形栈孔遗迹（见图6）。
  7.漆树崖“板桥”栈道
  位于宝鸡市西九十公里的陈仓区拓石镇石家滩村（在渭河北岸）以西一公里处的漆树崖上，有名曰“板桥”的古栈道遗迹（见图7）。共有23个栈孔，由西北向东北分布于呈半圆形突出的漆树崖崖壁上，跨度三十余米。
  8.平套北崖栈道
  在东距宝鸡七十余公里，西距天水一百公里的宝鸡市陈仓区东口和胡店中间有一处名为平套的地方，此处有矗立于渭河南北两岸的南崖和北崖（见图8）。渭河由西向东从两崖间呈“S”形流过。古栈道由西向东开凿于北崖崖壁之上，总长约四十米，由54个排列并不规则的水平方形栈孔和其下两行百余个水平圆形小栈孔构成。
  图8 北崖栈道地形（由西向东拍摄，左为北崖右为南崖）
  图9 马宗山栈孔（由北向南拍摄）
  9.马宗山栈道
  马宗山栈道位于正在修建的胡店镇颜家河村马宗山水电站以西渭河南岸崖壁上，有水平方栈孔十余个（见图9）。此栈道距离宝鸡六十多公里。
  10.石门栈道
  从胡店镇颜家河村马宗山栈道向东行两公里，就是由南北两座悬崖相对而立形成的渭河天然锁钥——石门，有15个水平方栈孔开凿于长三十余米的北崖上，南崖壁原也有栈道遗迹，从修路时炸塌的巨大石块之上的栈道孔可知（见图10）。
  11.坪头栈道
  在距宝鸡三十多公里的坪头镇渭河大桥到官竹园村之间数百米的渭河北岸石崖上，亦开凿有石砭道、方孔栈道等数处（见图11）。
  12.大沟河栈道
  大沟河古栈道遗迹位于东距宝鸡一百二十公里、西距天水六十多公里的天水市麦积区三岔镇太碌村西一公里的一条源于西秦岭北麓由西南向东北流入渭河、全长三十公里的渭河支流——大沟河河道两岸崖壁之上。栈道遗迹5处，栈孔66个。栈道最晚开凿于明清时期，栈孔保存较为完好（见图12、图13）。
  13.仙伦沟栈道
  仙伦沟是渭河支流，其古栈道遗迹位于东距宝鸡四十余公里、西距天水一百四十公里的胡店镇仙伦村仙伦沟河道两岸崖壁之上。栈道遗迹七处，栈孔二十余个，栈孔距离河床较近，有方形和圆形两种（见图14）。
  三、陈仓渭水道的路线及其重要地位
  据调查，渭河峡谷两岸以前有多处栈道遗迹，后为自然力或人力所破坏。但即使依据以上几处有限的栈道遗迹，亦可勾勒出陈仓渭水道的大体路线图。若将史家窝、北峪嘴、阎西、小川麻家湾口、关桃园崖道、金龙山、石家滩漆树崖、平套北崖、颜家河马宗山、颜家河石门、坪头等栈道遗迹连接起来，再把天水和宝鸡串联在一起，就构成了陈仓渭水道最基本、最重要的路线：天水—麦积山—元龙（北峪嘴栈道、史家窝栈道）—三岔（阎西栈道）或凤阁岭—拓石（麻家湾口、关桃园崖道栈道）—石家滩（漆树崖板桥栈道）—东岔或胡店（平套北崖栈道）—颜家河（仙伦沟栈道、马宗山栈道、石门栈道）—坪头（坪头栈道）—晁峪—甘峪—宝鸡。此外，渭河支流也形成了一些辅助通道，如东柯河、大沟河、小沟河、磨沟河、吴砦河、通关河、建沟河、通洞河、东岔河、香泉河、仙伦河、黑潭河、林光河、马宗山河等多有零星栈道遗迹。通过东柯河、大沟河、小沟河、东岔河、仙伦沟河、林光河、清姜河可向南翻越秦岭，经党川、利桥、黄牛铺等，再经凤县到汉中以通四川；亦可向西由墁坪经散岔、石咀头、麦积至天水；通过磨沟河、通关河、建沟河、香泉河、六川河、金陵河等，向东北经通洞、赤沙、香泉、六川、县功，到宝鸡；也可经山门镇、清水到张家川。这就证明了陈仓渭水道主道依渭河峡谷而行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其他辅助路线记载的合理性。
  史家窝、北峪嘴、阎西、小川麻家湾口、关桃园崖道、金龙山、石家滩漆树崖、平套北崖、马宗山、石门、坪头栈道以及渭河支流大沟、小沟、仙伦沟等栈道的开凿提升了渭河峡谷交通负载的能力和地位，使其成为沟通陇山东西和南下蜀地的重要通道。陈仓渭水道是我国古代开通最早的道路之一。渭河峡谷及其流域诸如大地湾遗址①、天水西山坪遗址②、天水师赵村遗址③、关桃园遗址④、北首岭遗址⑤、石嘴头遗址⑥等都是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也印证了史念海先生的精辟论断：“如果把这些遗址联系起来观察，显然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是以渭水河谷作为东西交通的要道。”⑦愚以为像内涵如此丰富成熟、传承如此绵延不绝的文化遗存，其前期发展至少在两三千年以上。也就是说，在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渭河峡谷及其两端渭河流域就已经有了人类文化的存在、碰撞和交流，因而也就有了交通的往来。通过交通，文明可以充分地传流、扩展，同时也能够促进本地文化对其他素质文化的吸收，为本地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增添新的活力。通过对渭河峡谷在历史时期联通关陇地区交通情况的考察，可以深刻地认识关陇地区文化具备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原因。中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几个盛世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都是以完善交通运输系统为前提的，也都对关陇地区道路建设投入了更多的心力。
  秦人的祖先非子可能通过陈仓渭水道为周王室输送马匹，因为周孝王曾诏非子在汧水、渭水之间大力发展养马业。徐日辉先生认为：“公元前762年，秦文公从西垂宫出发至‘汧渭之会’，走的正是此道。”①渭河峡谷有建河、八米原、毛家庄、鸭限岭、关桃园、甘峪、晁峪、福临堡、益门堡等众多秦墓遗址以及大量的出土器物可以佐证。其中在甘峪秦墓中出土的青铜釜，也叫铜鍑，造型较少见，高圈足，圆腹，平沿外折，立方耳，耳上有一圆柱，光素面。这种器物在西北草原文化中较多见，是春秋早期西北戎人同秦人文化融合的实物见证。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二十七年（前220），首次出巡，便溯渭水而上，直达陇西。然后越六盘山口到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从回中（今宁夏固原县境），再沿泾水回到咸阳。这说明渭河峡谷在秦代很受统治者重视。从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到汉武帝时期，再一次出现交通建设高潮，开通了东起长安，经天水到西域的古丝绸之路。汉代丝绸之路大致可认为是由长安出发，西行经陇西或固原至金城（兰州），然后经过河西走廊、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至罗布泊地区的楼兰。这一路线又分为东、中、西三段。渭河峡谷居于中段主要干线。中段的南线就是途经凤翔、天水、陇西、临安、乐都、西宁至张掖。“著名的丝绸之路南道亦从境内（宝鸡）通过。”③南线主要是顺渭河峡道一路西进。渭河峡谷在这里就起到了连接丝路东段与西段的重要作用。交通建设的成就为统一的汉文化发展提供了较优越的条件。东汉建安十九年（214），魏将夏侯渊讨伐马超经此道。三国时期，曹魏集团曾利用该道出奇制胜，成功地平复了陇右氐、羌、胡等少数民族的反叛，并于公元228年夏月在蜀相诸葛亮首次北伐中精心设计和组织的街亭战役中取胜，为维护陇右地区的安定，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④唐玄奘西行取经亦经过此道。宋绍兴元年（1131），吴玠、吴璘兄弟也曾迂回此道，并在古之“燔史关”⑤筑吴砦城抗击金兵。
  大沟河、小沟河、吴砦河、东岔河、仙伦河河谷零星栈道的存在则能够反映出由先秦、秦汉到宋元明清，特别是明清时期陕、甘、川交通方面，除了陈仓故道之外还有数条辅助道路。陈仓渭水道中部的元龙、吴砦、凤阁岭又是南北线的交汇点，可北上“秦汧”，南下“陇蜀”。当渭河涨水难以通行，或史家窝、元龙等重要关口为敌对势力所把守时，从凤阁岭、吴砦欲西上，吴砦河、小沟河、大沟河就成为绕开西陈仓渭水道，西通利桥、麦积至天水，南经利桥、凤县、汉中至四川非常重要的辅助通道。明初冯监生随其母由蜀入陇，定居于秦岭大沟冯家场，以三十多匹骡马的驼队往来于甘、陕、川地区就是重要证据之一。同时，被列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鸡西山凤阁岭酒歌中既有青海花儿，又有甘肃秧歌和宝鸡社火小调，更有四川号子和螃蟹拳，这也是一条重要的证据。
  从军事上来讲，若陈仓渭水道是一条隐蔽的东西通道，那么大沟河、小沟河、吴砦（三岔）河、东岔河、仙伦河河沟就是一条条更为隐蔽的小道。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松木板地图上将吴砦一带称为“燔史关”，也就是《天水县志》所谓的南控秦岭、北跨渭河的陕川咽喉，而这些沟河处于比较开阔的凤阁岭、毛家庄、吴砦、建河等以西地势骤然收缩形成锁钥的北峪嘴栈道和史家窝栈道以东不远处，为咽喉中之咽喉，在战争中选择渭河支流河谷为通道无疑是出奇制胜的重要因素。这些河沟处处是关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进可攻退可守，可谓万无一失。河沟里乍看有景无脉，不易生存，其实秦岭物产丰富，给养无忧。每逢乱世，这里就会成为周围群众躲避土匪掳掠和战火侵扰的风水宝地。在解放战争后期，就有西北土匪和国民党残兵败将躲进大沟河河谷内，以之为避难之所。
  文化遗存和历史事实相互印证，充分说明了陈仓渭水道及其支流辅道的历史性和重要性。这是连接古老的羲皇文化、姜炎文化与巴蜀文化的金桥，也是当下联结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纽带，更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交通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的历史与现状应该为后人所共知。
  论明清时期川陕甘毗邻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影响
  张辉
  明清时期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空前发展的时期，明朝初年，数次由统治者计划的、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移民甘肃的大约有五十万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落户于陇南各地。历史上，特别是清朝中后期，有大量逃荒、躲避兵乱的民众流落于川、陕、甘毗邻地区，他们扎根于川、陕、甘所毗邻各县，世代在这块土地上垦荒种田，繁衍生息。除种植相应农作物外，他们还大力发展党参、猪苓等药材的种植，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在陕、甘、川毗邻地区的开发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移民来自不同的地方，带来了各地的手工业技术，在与老家的联系中商品贸易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现象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明清时期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商品贸易内容、贸易道路交通情况以及贸易活动的辐射与影响等方面展开分析，以期对明清时期川陕甘毗邻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影响有较为深刻的了解。
  一、明清时期川陕甘毗邻地区商品贸易内容
  川陕甘毗邻地区在明清时期的行政划分不尽相同。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归属于龙安府、保宁府、巩昌府、凤翔府、汉中府、秦州、阶州以及松潘厅管理。①这里属秦巴山区，有秦岭、大巴山、米仓山等大山脉，还有嘉陵江、汉江、白龙江等水系，地势复杂，资源多样，出产的农副产品丰富。
  人们在漫长的农耕活动中，发现许多经济作物适合在此地种植，如两当、文县等地的党参，凤县、勉县等地的猪苓，以及川、陕、甘毗邻各地都有的木耳，它们在当时的商品贸易中占了很大的分量。乾隆十年，陕西巡抚陈宏谋在《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一文中写道：“我皇上于劝农教稼之外，更敕令地方有司时劝树植，广收地利以益民生。陕省山木丛杂之地……崇山峻岭，树木繁茂，其中如药材、竹笋、木耳、蘑菇、香蕈、核桃、栗子、棕树、构穰、桐漆、葛根之类亦自不少，但可食用，即可卖钱。小民生长山中，田地窄狭，衣食艰难，即此便是恒产。其无木之地，全在转相学习，以广生计。”②陈公的文章说明，在这一时期，陕南的经济作物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且种类繁多。《两当县志·物产》中有：“药之属，有红花、白芨、黄精、葛根、竹苓……苍术、杜仲、当归、柴胡、芍药、五味、羌活、谷精草，党参最多。”①另外，嘉庆版《徽县志》卷七《食货志·物产》中也记载有天门冬、白芨、黄精、山药、何首乌、葛根、猪苓、党参等。如此看来，经济作物中的木耳、蘑菇以及药材中的党参等物在贸易中占主要地位，特别是药材贸易，更是量大面宽。
  1.药材贸易
  单是清末民初文县一带的药材流通量就大得惊人。图1为民国初年由下级官员写给上级的一封书信，其中有这样的内容：“碧镇每年出口药材约三百载，每载一百二十包及一百三四十包不等，合计共有四万包之谱。由阶局临江填票者不过万包有零，其余近三万包全系文县及四川边界所产，概为碧局出口之货，但收厘而不填票。文县城距碧镇一百六十里，踞碧镇上游。每年城内所过药材，西南北三路，如四川之南坪，文县之中路河、马连河、钱娄乡一带计实将近万包之数。碧局之出口货极多者实以本邑别无局卡，若果于城内添一局卡，截收于碧局并无大损，而于公家实有大益。”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文县碧口镇每年所过药材有近四万包，其中阶州所填票只一万多包，加上文县城内所过一万包，文县武都一带的药材贸易量有五万包之多，在清末民国初年算是极为可观。这也印证了甘、川毗邻地区的药材贸易在其经济往来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一段内容：“为一网打尽之计，不惟于公家毫末有益而所损实大。临江一卡，关系紧要，固万不可移。既石磨河间有偷漏，碍难设卡，该处距城二百余里，人烟寥寥，镇摄为难，光绪十八年八月间设卡，九月间施行裁撤既其明证。果为公家计，惟于文县城内添一局卡，每年抽收三四千金，实操左券如原禀。”这里说光绪十八年曾在距离文县县城二百多里的石磨河设卡收税，但很快撤销，如在城内设卡，每年可收税金三四千金。仅药材一项，文县城内与碧口镇共可收取一万五千多金，如果加上其他经济作物的税金，文县每年的税收应该是非常可观的。
  《两当历史名人王正福家族流徙变迁考略》②中对两当县的党参种植和贸易有过阐述：当地百姓广为流传，嘉庆道光年间，原居两当县太阳寺后迁居秦州昊寨的大户王正福（王百万）经营党参为自己创出了辉煌家业，成为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王正福先收购贩卖，后组织种植，发展党参产业。他发动太阳寺村民种植党参，还从外地招募人到太阳寺种植党参，甘肃境内各地、陕西、四川、湖北、湖南人大批涌入两当县太阳寺，太阳寺由十几户人家迅速发展到几百户，而且还形成了党参贸易集市。现存于两当县前川二队的《羊头会规》是清道光丁未年（1847）太
  阳寺全境人所立，其中有关于党参的记载：“种党参是系将本作利之事，况且我境除麦子、包谷外出产极少。近有无良之流，不自行偷窃，即接买贼赃，假托买贩党参之名并伪称立查做药之客。”我们可以从这段文字中得到如下信息：种植党参有利可图，其利来自党参买卖。这说明，在道光年间或以前，两当太阳寺的党参种植与买卖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根据《王正福墓志》“复择甘肃两邑北路小沟创业置产，家道渐隆”“道光八年，又置秦州吴寨花庙子渭耳沟口建厦居住”可知，王正福（王百万）的盛年在嘉庆道光年间，他的事业——党参生意也正如日中天，他的商道以两当县太阳寺小沟为中心，向四周特别是川、陕、甘以及东南地区辐射开来。太阳寺的党参在上海曾畅销一时，而后又享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逐渐形成了一个商贸网络，川、陕、甘地区的党参贸易在王正福这里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诠释。
  2.茶马贸易
  茶马互市贸易最早开始于唐代，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至明代达到鼎盛。明代早期是川、陕、甘毗邻地区茶马贸易的繁荣时期，此时明朝的边防还不巩固，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认为“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就设立了官营茶马互市的管理机构——茶马司，专门管理川、陕等地的茶叶与西北地区（甘肃等地）羌戎等少数民族交换马匹的贸易活动。明朝廷开辟了西南和西北两处茶马互市场所，西北茶马互市主要集中在川、陕、甘毗邻地区，主要为汉中、保宁（今四川阆中市）一带：“中茶易马，唯汉中、保宁。”①汉中距离陇南徽州不远，四川、陕南的茶叶运到徽州一带，通过茶马互市的方式流通至西北番人手中。《徽郡志》记载：“戊戌（1538）之秋，应天沈君中甫奉命巡茶陕西，至火钻镇（今徽县高桥乡），叹曰：此地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岂可以五官守与公署哉。”②火钻镇在茶马贸易中至关重要，它“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关口要道，秦陇川茶马通道就是经由火钻镇而贯通的。《徽郡志·建置》里记载，“批检茶引所（明清时期关于茶叶的工商管理部门），原在火钻镇，移于州治西街。嘉靖三十七年（1558），巡茶御史梁公札改建白水江”③，嘉靖三十七年，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批检茶引所迁至徽州城内，巡茶御史（明清时期从都察院监察御史中派遣人员代表朝廷巡视茶法马政等事务。监察御史奉命巡视茶法马政时，一般称巡茶御史）梁公又下令改建于白水江。《明史·食货志四》中有“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陕西”，这一时期明朝廷对茶马贸易的监管力度很大。《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中记载：“然则火钻镇察院行台之建，岂可少且缓乎？君乃先行广宁、开城七苑，查见在大小儿骒驹马万有四千有零，其倒死、拐逃、被盗者皆备查，其数比之原额率亏损十三焉。”④从此记中得知，七苑中有马匹一万四千多，可见当时的茶马贸易规模之大。
  明清时期的茶马贸易是官方垄断式经营的，官方规定了具体价格和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为明代巩固边防、发展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明朝廷认为，茶叶不仅是贸易的商品，更是控制西番的重要战略物资。由于“西北多乳酪，乳酪滞服，而茶性通利，能荡涤之”，致使“番人嗜茶”“无茶则病”。而明朝初建，正处于统一全国的战争时期，需要大量的战争物品——马来平息四方的不安定因素，遂屯兵马以防范来自北方草原的威胁。另外，大明朝廷还需要大量战马作为军备。这两种因素共同促成了茶马互市的形成，一方面可以扩充政府的军备，另一方面可以满足番人嗜茶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茶马互市能体现明朝中央政权在地方的支配力，从而番汉联合，切断匈奴的右臂，以壮大明王朝的边防实力，在削弱对手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实力。所以明朝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长期把茶叶作为战略物资，由政府直接运营，专卖特供，茶马互市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睦邻不以金樽，控驭不以师旅，以市微物，寄疆场之大权，其惟茶乎？”①此话表明了明清茶马互市在汉番和睦、边疆巩固和稳定中所发挥出的极高的作用。川、陕、甘茶马互市贸易，实际上推动了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3，煤炭贸易
  陇南的煤炭矿产极少，全市以陇南市西坡煤业有限公司为最大，其前身就是两当县西坡乡亮池寺炭厂。《两当县乡土讲义》中记载：“石炭，窖窝子所产，质劣量微。大阳村炭煤，种类多而出产广，因距城较远，弃利于地。惟亮池寺之炭，可以供给邻封数县，将来工业发达，可以不感燃料上之困难也。”②两当现存的民生档案中，有三份契约涉及明清时期两当县西坡亮池
  寺炭厂的转让事宜。这是“亮池寺之炭”的有力佐证。亮池寺炭厂由多个小煤窑组成，煤炭的开采属于小型手工作坊式。在长期的开采过程中，他们实施并总结出小型煤炭开采的关键特点，“上有通风，中有马门，下有水泄”（清道光二十一年出租炭厂契约，见图2），这也是现代煤矿开采的必备条件。他们出产的煤炭，销往凤县、徽县、勉县等临近数县，加强了川、陕、甘毗邻地区的经济联系。
  二、明清时期川陕甘毗邻地区贸易道路交通情况
  在西秦岭的茫茫大山中，要完成药材、茶马和煤炭等密集贸易，而且运输又处在相对落后的历史阶段，因此，对于道路的寻找和踏勘就显得尤为重要。道路连接到哪里，贸易就发展到哪里。古往今来，史料中有记载的川、陕、甘毗邻地区商品贸易的道路大致有以下几条，其在川、陕、甘通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秦州经由两当、凤县到达汉中的商贸路线
  秦州通往凤县的捷径，一条路由党川南下，至梧林子，“梧林子，县（古凤州）北百六十里，交秦州界，为隘口到秦州必由之路，小峪河发源”①。然后随小峪河谷而出，经唐藏到凤县。另一路从利桥经庄家坪、焦园到达杨坪（这里是明清时期北上南下的重要商道），然后经太渠镇到凤州，或从杨坪直接到杨家店。秦州通往两当县的道路从党川到利桥，再经两当前川、太阳寺，沿广香水南下到两当。
  笔者曾对秦州、徽、凤经由两当入勉县的道路做过简析，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水路一条陆路。②“水路是沿嘉陵江而下，到陕西略阳连接嘉陵道，成为通往川蜀的古道。”这个论断合于《新修凤县志》中朱子春关于故道水的看法，“故道水，即嘉陵江之上游，秦、蜀之要津也……惟县（县址在古凤州）下三十里，方石铺（双石铺）有小峪河交汇（凤县丰禾山附近），水势渐大，由此至徽县仅二百余里，内有石峡二里许，河身稍窄，滩流平缓，量加刷汰，去其积石，嘉陵江船上溯方石铺，余以为有三利焉：秦蜀商贾云集，货产富饶，此途通畅，不惟蜀产易来，即远而云贵西藏渐次交达，利一”③。这条水路是凤县、两当通往徽县的捷径，它不但使“蜀产易来”，就连极远的云贵、西藏等地的货物也“渐次交达”，可见嘉陵江的运输能力之大。
  陆路实则是两条交汇为一条。一条即上南路（西坡、泰山一带），由凤县沿嘉陵江顺流而下；或由凤县翻过对窝山，下沟，再上大寨，从琵琶崖斜对面的小路下到河坝，到达线家堡（两当西坡），经张胡沟（两当泰山），上华坪梁，再折而向上，经山王庙，登上南天门，到黄疙瘩顶，再到云屏。这一条路要翻越南天门，如果负重行走，艰苦异常，它是两当沟通秦蜀的重要通道。发现于两当县云屏泰山交界地带的修路碑记有四通之多，《万缘同归》里记载“兹者张胡沟，原系古道，上通秦巩，中通凤邑、宝鸡，下卫汉沔，往来丝关之津启者”；《募修道路碑记》（图3）“上通巩秦徽两，下至兴汉二府”；《重修南天门大垭道路碑记》（泰山南天门）“自古南天门大垭现有形迹，年今久远，山林丛野，概行朽塌不能行走。山岩崎岖，彳亍阻隔，□目长叹”；《修路碑记》（千秋永垂）“今有南天门荒□□路道，原系徽两凤沔各□乡镇纸札□具，铁厂农器之局，俱□立多年。且关山难越，亦属率履循行必由之区，循以险僻湫隘，而蹂躏蹁跹之无托行旅商客”。这四通碑记的内容说明了两当泰山张胡沟一带在陇蜀古道商贸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条陆路经两当县太坝堡（今站儿巷）到后川堡（今两当县云屏乡），这里是两当途径太坝堡过后川堡到达勉县的必经之路。此路的关键所在——两当县云屏一线天公路下的石壁上有一处摩崖石刻群，现发现共有大小六通摩崖石刻，特别是明正德九年的重修桥石刻（图4），将此路之记载提前到明朝以前；镌刻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济众”摩崖石刻，记载有“天门河上下必由之衢也”，表明云屏内外必须经由此处连通。
  以上两条陆路到西沟峡（两当县国家AAAA级景区云屏三峡之一）一带交会为一，经大阳山到广金坝，再经龙王庙入勉县，与陈仓古道交会。以上六通修路碑记，表明川、陕、甘毗邻地区道路的多样性，在陇南所处的秦巴山区，有许多这样的道路，沟通着各地的联系，为川、陕、甘的经济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2.秦州经由徽县通往汉中的商贸路线
  关于秦州通往徽县的道路，在《徽县新志》中有“县东北四十里内黄河，自杨家河经卜池浴、徐家沟口，而至通秦州山岔”①的记载。另外，在《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梁数目》中有“州北六十里火站峪，系运茶要路。旧制设有花引所衙门在焉，其汉中府所属五州县课茶俱由此地运送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先年议在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处佥编运茶脚户刘文光等百有余名，住居本镇”②。徽县作为北上秦州、南下兴汉的枢纽之地，在唐代已有记载，柳宗元在《兴州江运记》里说：“自长举北至青泥山，又西抵成州，过栗亭川，逾宝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若是者绵三百里而余。自长举之西可以导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③长举驿在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中也有记载：“至和元年（1054）冬，利州路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长举驿，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④这段文字点明了长举驿的具体位置，更说明青泥道路在宋代就是官方修建的大道。多年以后，明代侍卫钟公在悬崖峭壁间又开凿了道路，后称钟公路。李白在《蜀道难》中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极言青泥路之难行；雷简夫感叹“大抵蜀道之难，自昔青泥岭称首”，此路如此难行，却不得不行，这些都说明了青泥路是秦陇沟通巴蜀的必由之路，更体现了徽县在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地位。
  《徽郡志·要道》中对徽县南部的道路有详细的记录：“县南八十里锅厂岩，自虞关西沿江六里，渡嘉陵江进小百沟而至略阳金池院路，山溪险绝，负贩者尚由此行。”“县东南百二十里山石关峡，自田家河逾江，经梨演头、思义川，而至入沔、略黑河路，石栈深沟，崇岗密箐。自关峡转东，北为圆山子，通两当后川子路。山高避险，皆宵小出没之区。”①前一条路是通往略阳金池院的路，属于民间小道，私人小贩经常背负商品从这里往来于川、甘之间，其在民间贸易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后一条路在山石关峡分为两路：一路南下，从田家河渡过嘉陵江，最终接上勉县、略阳的黑河路，这一路山高沟深，穿行于丛林之中；另一路从山石关峡往东，再转而往北，进入两当县云屏的元山，与前文所论的两当后川堡路合而为一，通往勉县。
  徽县作为“辐辏之地”“水陆之衢”，是四面八方交通的结点所在，居住着“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处佥编运茶脚户刘文光等百有余名”；水路“自长举之西可以导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比青泥岭路少一百余里；东北有“至通秦州山岔、两当入秦岭路”，虽然“崎岖幽仄”，但“山径四达”②，在川、陕、甘经济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汉中的商贸路线
  汉中地区古县志关于古蜀道的记载也不少。白水路在《道光重修略阳县志》中也有记载：“钟公路即白水路，宋时架阁为道，久而倾圮，行人苦之。明侍卫钟公作路于壁间，不期月而成，舆马仆卒，履若坦途，自下望之，恍然云霄之上，盖奇迹也。行旅父老请置丰碑。”③此段文字印证了略阳通往徽县的白水路在宋代就已经修建阁道，明代侍卫钟公又重修，这是一条连接陕、甘的商贸通道。
  道光版《续修宁羌州志》有载：“余观汉中地势险固，四塞若纳诸匮中，此可以为门户之扼，而不可以为宫室居也……其地乎而据巴蜀之粟，出秦陇之马，通荆襄之财，由来利之矣。”④宁羌向西北通往秦陇，向西南去往巴蜀，如同徽县青泥岭一样，也是秦蜀古道和茶马古道上不可或缺的关口。
  另外乾隆版《南郑县志》记载：“青石关（今略阳县小南海镇青石村），《通志》在县南九十里，系入山小路。《府志》明正德间置巡司，嘉靖二十一年，巡道李凤会议以南郑西乡界接四川，路险多盗，又通茶要道，籖乡民协同青石关及大巴盐场两巡司，在彼驻劄兼守，两省便之。”⑤青石关是连接川陕茶盐贸易的古关口，位于南郑县南九十里处，是进山的小路，但地理位置重要，沟通着茶盐要道，南郑县在此设有巡检司。
  三、明清时期川陕甘毗邻地区商贸活动的辐射与影响
  宋时白水路修成之后，入川道路“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廪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这些信息告诉我们，当年的青泥驿规模很大，邮兵驿马有“一百五十六人骑”，一年邮兵及官差商客所耗费粮食就有五千石，驿马消耗一万围草。粮食和草料最经济的来源是当地提供，那么，这些消耗就会在当地形成产业链，增加当地百姓的收入。由于秦蜀古道必经青泥岭，青泥驿一线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村镇，当时很是繁华，所以，青泥路要被废掉，“青泥土豪辈唧唧巧语，以疑行路”，以便保持青泥路上行客商旅如织、经济兴盛繁荣的状况。如果驿废则“客邸、酒垆为弃物矣”，那些终日“浮食游手”之人“安所仰耶”！可见，光行旅商客的往来就养活了许多当地百姓，带动了当地的饮食、娱乐、住宿等服务行业的发展。
  《徽县新志》中记载：“商业，操于陕西人之手。资本稍大之商店，皆山、陕人所经营，好中学徒亦十之七为陕籍。土人仅小本生意，如山货铺、饭店、饼店，及囤贱卖贵等。近年奔走负贩于川、汉之间者颇多，惟仅博蝇头之利，时作时辍耳。”①其中“奔走负贩于川、汉之间者颇多”，说明即使在清末民初时期，川、陕之间的经济联系依然很密切。再如文县的药材贸易，文县政府设立关卡，征收过关税，为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其贩运、贮藏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为百姓提供了生财之道，也可以说，文县的药材贸易为一大批百姓提供了生活之资。
  明清时期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商品贸易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当地人民的生活。茶马贸易带动了古蜀道上住宿、饮食、酿酒等行业的蓬勃发展；药材贸易和农产品贸易使川、陕、甘毗邻地区的种植业呈现出特色化区域的发展趋势，这一地区的药材种植特别是两当和文县的党参种植，以及各地都有的木耳养殖（有些地方形成了大规模集中养殖），成为当地经济作物的主打招牌。以陕南的木耳养殖为例，道光三年，陕西巡抚卢坤的调查记载中曾说“定远厅有耳厂十二处，西乡县有耳厂十八处，宁羌州有菌厂耳厂数处……在厂工匠不下数十人”（卢坤《秦疆治略》）。其调查显示，在陕南的广大土地上，出现了较为专业的耳厂。另外，可以想象，秦巴山区的千家万户，都有着家庭作坊式木耳生产，由此推测，当时当地的百姓及耳厂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木耳。特别是《南京条约》确定五口通商后，外国人对木耳的兴趣日益增加，需求量大增，木耳走向了国际贸易的舞台。
  综上所述，茶马商贸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了丰厚的文化财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四通八达的商贸交通，它带动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明清以来，南来北往的客商、官员、学者、僧侣等为茶马古道带来了商机，融入了活力，也留下了有形和无形的财富。茶马古道如同一条穿越大山热血沸腾的主动脉，带着本乡的特色贸易走向外界，日夜不息地向外界输送营养，促进着相关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些蜿蜒在古道间的梁峁沟壑，吸收着驿路贸易触角饱满的营养，哺育着一代代百姓。这些交通主干线和支线贯联着川、陕、甘毗邻地区的贸易网络，汇聚成茶马商贸的滚滚浪潮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陇蜀古道上的经典诗作歌谣
  王秋云 沈文辉
  无论古代或现代，蜀道在我国历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海上交通不发达的周、秦、汉、南北朝的漫长历史时期里，蜀道是历代王朝的政治中心——京都通往西南乃至通往与西南邻近国家的要道。在历史上，蜀道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团结、文化的交流和政权的巩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连接东西的丝绸古道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蜀道作为我国历史上沟通西北与西南地区的主要交通网络，其沿线不仅以奇险栈道著称于世，也以其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奇特珍贵的自然景观及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为人们所青睐向往，而蜀道沿途主线及支线的历史文物更是国之瑰宝，其沿途的民俗文化也丰富而独具特色，有着重要的旅游文化地理价值。陇南境内的蜀道是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我们可进一步称之为“陇蜀道”。陇蜀道，尤其是祁山道、陈仓道、阴平道，与茶马古道相互交错，在秦陇与巴蜀之间，起着连接纽带的作用。这里历史民俗文化丰富独特，比如社火唱词、武术、高抬、造纸技术、传神、木偶戏、灯影戏、高山戏、吹唢呐等在历史长河中相互交流发展，丰富了各路客商和当地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文试以陇蜀古道沿线产生的几首经典诗作歌谣为例，对其进行简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窥探出陇南在蜀道上的重要地位。
  一、陇蜀古道上的诗歌
  1.李白《蜀道难》
  陇蜀古道上最著名、流传最广的诗作，当属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作《蜀道难》。李白青年时期往返陇蜀，曾涉足陇南徽县城南25公里处的青泥岭（又名铁山，主峰海拔1946米）。《太平寰宇记》载：“息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遭泥泞，故曰青泥岭。”《蜀道难》诗中的“青泥何盘盘”之“青泥”，说的正是陇南境内的青泥岭。《蜀道难》，古乐府曲名，属《相和歌·瑟调曲》，古代诗人常用来描写蜀地道路的艰难。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一说：“《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止言其险，而不及其他。（李）白则兼采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等语用之，为恃险割据与羁留在佐逆者著戒。”这首诗作于天宝初年。虽然托题古调，但诗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有新颖独到之处。全诗描写了奇险壮丽的景象，将历史、现实、神话交织在一起，纵横捭阖，句式也随着感情的变化而参差，充满极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通篇紧扣一个“难”字，瑰丽而又神奇，怪不得诗人初人长安，贺知章一读此诗就大为赞赏，称之为“谪仙人”。这首诗后来也成为歌颂陇蜀道的不朽诗篇。
  2.唐刘得仁《送河池李明府之任》
  原诗如下：
  河池安所理，种柳与弹琴。自合清时化，仍资白首吟。
  程余行片月，公退入遥林。想得询民瘼，方称单父心。
  河池县，汉置，后汉建武十一年，公孙述使王元等据河池拒汉，后攻破之。即此，后魏曰广化，置广化郡。隋郡废，县复旧名，故城在今甘肃徽县西。宋移治固镇，元废，即今徽县治理古蛮地，唐羁縻智州地。宋初置河池县，改曰怀德，寻仍曰河池县，故城在今广西河池县东。明改州，徙今治，属广西庆远府。清因之。民国改州为县，原属广西。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赞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端能确守格律，揣治声病”。
  3.杜甫陇蜀道诗
  （1）《盐井》诗：
  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
  汲井岁榾榾，出车日连连。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
  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
  该诗描写的是今陇南市礼县盐关镇。这里盛产卤盐，三国时称卤城，诸葛亮六出祁山时，曾在这里与魏军多次激战。隋唐以后成为陇右主要产盐地，有盐井多口，供给秦、阶、成诸州。诗人在这里耳闻目睹了官家对盐农的重利盘剥，通过《盐井》一诗，抒发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深同情。
  （2）《寒峡》诗：
  行迈日悄悄，山谷势多端。云门转绝岸，积阻霾天寒。
  寒峡不可渡，我实衣裳单。况当仲冬交，溯沿增波澜。
  野人寻烟语，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辞路难。
  这首诗是杜甫由秦州往同谷，经今长道镇祁家峡口时所作的纪行诗，这里与前后几首诗一样也是描写古祁山道的主要行旅路线。在这首描写山川跋涉的纪行诗中，杜甫仍不时流露出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切关怀。
  （3）《发同谷县》诗：
  贤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况我饥愚人，焉能尚安宅。
  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
  忡仲去绝境，杳杳更远适。停骖龙潭云，回首虎崖石。
  临岐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
  平生懒拙意，偶值栖遁迹。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
  诗人杜甫在同谷仅徙居了一月左右，因生活所迫，当年十二月一日，又携家眷往成都徙居。旅途中，诗人写了一组共十二首以地名为题的纪行诗，其中有三首诗描写的景物仍在陇南（陇蜀道）境内。在《发同谷县》一诗中，诗人解释了他离开同谷的原因，虽然生活艰苦，但自己对同谷的秀丽景色仍十分流连，非常喜欢这里的偏僻安静；无奈因衣食之累，不得不开始一年当中的第四次远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杜甫这一生身懒意拙，偶尔碰到合适的地方就想隐居，然而留下和离去都和意愿相违背，仰首望着森林中那些自由的鸟儿，也只有惭愧的份儿。
  （4）《木皮岭》诗：
  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
  南登木皮岭，艰险不易论。汗流被我体，祁寒为之喧。
  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
  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闻虎豹斗，屡跼风水昏。
  高有度阁道，摧折如断辕。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长根。
  西崖特秀发，焕若灵芝繁。润聚金碧气，清无沙土痕。
  忆观昆仑图，目击玄圃存。时此欲何适，默伤垂老魂。①
  木皮岭位于同谷县（今成县）东南约十公里处。《徽县县志》：“木皮岭，西南三十里，一名柳树崖。脉与龙洞山联属，石径层沓，人马登陡崖坎，艰于行。”因其山上多木兰，其皮可人药（即厚朴），故名木皮岭。此诗通过着力刻画“木皮岭”壮美的自然风光，再次表达了杜甫对陇蜀道山水的依依惜别之情。
  （5）《白沙渡》诗：
  畏途随长江，渡口下绝岸。差池上舟揖，窈窕入云汉。
  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马向北嘶，山猿饮相唤。
  水清石礌礌，沙白滩漫漫。翛然洗愁辛，多病一疏散。
  高壁抵嵌崟，洪涛越凌乱。临风独回首，揽辔复三叹。
  白沙渡在今徽县西南大河乡约二十公里的白水峡内。杜甫通过叙写在“白沙渡”渡江的情景，表达了面对陇蜀道旅途奇险，心忧南行愁苦、未来渺茫的复杂心情。再到水会渡（今陕西省略阳县西北）后，越飞仙阁，过天险剑门关，最后到达成都。
  （6）《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
  寒城潮烟谈，山谷落叶赤。阴风千里来，吹汝江上宅。
  鹍鸡号枉渚，日色傍阡陌。借问持斧翁，几年长沙客。
  哀哀失木狖，矫矫避弓翮。亦知故乡乐，未敢思宿昔。
  ① 高天佑：《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昔在凤翔都，共通金闺籍。天子犹蒙尘，东郊暗长戟。
  兵家忌间谋，此辈常接迹。台中领举劾，君必慎剖析。
  不忍杀无辜，所以分白黑。上官权许与，失意见迁斥。
  朝廷非不知，闭口休叹息。仲尼甘旅人，向子识损益。
  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
  行迈心多违，出门无与适。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
  这首诗是杜甫写于两当县，叙写了他离别秦州前夕，只身赴两当县访吴郁“江上宅”的所见所感。他回忆在凤翔行都之时，自己身为左拾遗而没有能够积极疏救吴郁的原因，表达了愧对老友的忏悔心情，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诗人杜甫真诚笃厚的崇高品质。
  4.宋元之际汪元量《凤州歌》（二）
  原诗如下：
  去路迢迢入两当，三千三百到华阳。黄花川上黄花驿，千百猿声断客肠。
  据《诗渊》，诗题为“凤州歌二首”。元朝从至元初起，皇帝每年例遣使者代祀五岳四渎，汪元量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被命隆香，该诗作于赴秦、蜀、楚地祭祀的途中。
  在陇蜀纪行诗中，杜甫有45首之多。另外，还有王勃、陈子昂、王维、岑参、刘禹锡、李商隐、刘克庄等数十位诗人或多或少都写过与蜀道有关的诗歌，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二、陇蜀古道上的歌谣
  生活在大山深处的陇南人和外界的联系并不是太多，但为了生存，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也不得不背负着生活的重担和家人的希望走出大山行旅或谋生。他们与相邻的四川、陕西，甚至青海都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甘肃、青海盛产食盐、药材、鸦片，而四川则以出产茶叶、丝绸、布匹闻名。为了获取这些物资，这一带的人们不得不千里迢迢下四川经商做买卖，陇南的山歌里就多有反映。“走过高山走大湾，小哥哥拌茶下四川。走过高山走大弯湾，小哥哥办茶下四川。百五的背子棕绳绳捆，脖子背长腿背肿。山大沟深小路陡，三步一拐慢慢走。”“热头像火的入伏天，小郎吆脚下四川。骡子驮的油口袋，热火大天咋走来。”①这些山歌不仅将去四川干什么说得清清楚楚，还将行头、打扮，甚至出行的天气，以及去的艰难道了个明白。
  “想背背子下四川，家里有个心不甘。黄杨木的铲子把，走时莫把妹丢下。刮上一风透心凉，走时你把妹引上。碟碟舀水舀水浅的很，本是路程远得很。青阳峡的青石崖，扯心大着走不开。”①不论是背背子下四川办茶，还是到陕西去赶麦场，人总是活在情感和生活的矛盾之中，在想念心上人（妹）的同时，还想着四川的物品，如甜甜的冰糖。“莲花出水一朵朵，山歌一唱人快活。川路的冰糖嘴儿里咽，山歌越唱心越甜。”“小哥哥下了四川了，贤妹娃不得动弹了。郎打汉中场上哩，我打二人床上哩。出远门的你回来，二人床上我一块（个）。”“陕西坝里麦子黄，提把镰刀赶麦场。陕西坝里没麦了，赶到千阳陇川了。”要经过陕西到洛阳了，为了打发商旅中的劳累和寂寞，甚至还在沿途留下情感的种子。“骡子驮的藏红花，洛阳县里看去家。走在洛阳县里了，站在花儿的店里了。小哥到了洛阳城，打你走后再没人。骡子驮的油来了，长精神的人来了。榨油的胡麻黑霜杀，这趟生意没赚下。”四川、陕西、甘肃作为蜀道上的重镇，蜀道的影响力辐射至其境内的很多地区：“黄牛娃皮子做鼓哩，小哥哥兰州下苦哩。”“伏羌（甘谷）路上的挑子客，草帽贩到西和来。”省城兰州和天水甘谷都是最主要的去处，为了生计，年轻的男人们不得不背负起生活的重担，在遥远的省城兰州下苦出力：“尖角背篼双皮靽，小哥哥兰州背石炭（煤）。”有的甚至还要到更遥远的新疆、青海去谋生：“小哥哥新疆口外哩，有话我给谁带哩。”
  三、陇蜀古道上的经典歌曲
  1.脍炙人口的《下四川》
  《下四川》这首歌曾在20世纪50年代响彻中国大江南北，老百姓耳熟能详，被人们称为“黄土高原的恋曲”“出门人心底的歌”，其就采录自陇南礼县。礼县、西和县作为陇蜀道祁山道的主要途经区域，不仅是人类始祖伏羲的诞生地，也是秦先祖的发祥地，还演绎出“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牛郎织女的美好爱情神话故事。既有经久不衰的乞巧歌，又有粗犷古朴的“春官曲”，仇池山歌也分布在西汉水流域的各个村庄，各地的社火曲调融合当地民歌唱腔和青海花儿、洮岷花儿、陕西信天游等多种音乐的唱腔，音律丰富独特。已故西北花儿王朱仲禄老先生，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演唱过花儿，历任西北歌舞团、甘肃民族歌舞团独唱演员。据其回忆，1953年，他随西北歌舞团到陇东南地区采风，到礼县时，听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放羊老乡唱的山歌非常优美动听，便把词曲采集了下来。原词是这样的：“羊吃路边的青草哩，我唱山歌调调哩，掌柜手拿菜刀哩，要宰我的羊羔哩。”
  朱仲禄先生采完风回到歌舞团后，便对这首山歌进行了改编，并取名为《下四川》。据朱先生讲，这首山歌虽然经过改编而形成了常见的三段式结构，其歌词也用河州“花儿”的形式进行了再创作，但曲调基本还是礼县那位老乡唱的调子。朱先生说：“那位老乡所唱的山歌不但调子很优美，其歌词思想性也强，本身也是一首很不错的山歌。”朱先生一生创作出一千余首花儿歌词，改编创作了众多的花儿曲调，其中以《下四川》和《花儿与少年》最引人注目。而《下四川》正是陇蜀道上一朵靓丽的艺术奇葩，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改编后的歌词是：
  一溜山（来着哟噢），两（噢）溜溜山，三溜溜山啊，脚户哥下了四川，（噢哟哟啊）脚户哥下了这四川……今个子牵（来着哟噢），明（噢）个子牵，天天每日牵啊，夜夜的晚夕里梦见，（噢哟哟啊）夜夜的晚夕里梦见……脚踩上这大路（来着哟噢），心（噢）牵着你，心中牵着你啊，喝油也不长这肉了，（噢哟哟啊）喝油也不长这肉了……①
  歌曲曲调由三个乐句组成，第一乐句起于最低音，其节奏宽广，气势豪放，感情炽烈，像是对着漠漠苍天在呐喊；第二乐句蜿蜒回复至低音区，流露出内心的凄凉和沉闷；第三乐句变化重复了第二乐句，句首衬词“噢哟哟”上音阶式的急速下
  行，好似一声悲苦的长叹。歌曲的调式具有商调与羽调的双重特征，同时还有非同宫音（Do）系统的调式转换，色彩很浓，深化了歌者思想感情的表达。听这首民歌，仿佛看到荒山野地中，一个个饱经沧桑的脚夫，或孤独，或思念，或忧伤，背着行李，赶着马帮，跋涉于陇蜀山水之间。他们或仰天呐喊，或悲苦长叹，一边思亲思乡一边行走着，行走在天涯的尽头。这首民歌反映的正是生活在陇蜀道上的人们千里迢迢下四川经商做买卖的生活情景。
  2.经久不衰的“采花调”
  陇南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的编钟是中国礼乐的重要文物代表，是先秦时期秦人祭祀、出征、重大集会时使用的乐器。据专家论证，大堡子山编钟比曾侯乙编钟要早五百余年，这说明陇南音乐起步非常早。隋、唐、宋、元、明、清是陇南汉乐发展的主要时期，中国民乐的所有表现形式，都在这南北交融的地域中有所体现，并形成了北国山歌与南国丝竹刚柔相济、珠联璧合的奇观，形成了陇南音乐粗犷肆意与柔情似水兼容的特殊音乐风格，对当地各民族包容和谐共存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产于陇南文县的《采花》南坪小调，是当地群众祖祖辈辈在节庆休闲时一种聊以娱乐的弹唱曲调，是甘川蜀道上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群体活动形式。曲调吸收了川西北民歌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文化，形成并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曲种。“南坪小调”从唱词内容上可以分为历史典籍类、劳动生活类、情感类三大板块，尤以长篇叙事见长，利于叙事的五声宫调乐曲和民族调式的特征在此体现得极为鲜明。从曲调上来看，南坪小调可分为“花灯曲调”和“背宫曲调”两种，专门用来过年耍花灯时演唱的是“花灯曲调”，农闲小节庆日子演唱的是“背宫曲调”。就“南坪小调”包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反映的靠前而复杂的情感内容而言，可以说其当之无愧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的文化艺术奇葩。主要曲目有《孟姜女哭长城》《老爷挑袍》《绣荷包》《南桥担水》《放风筝》《十观灯》《货郎卖线》等。这些曲目在甘、陕、川多地的社火曲中非常流行。其中，《绣荷包》《南桥担水》《放风筝》《十观灯》等在陇南各地社火曲中极为流行。尤其以《采花》《盼红军》闻名于世，后来《采花》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唱舞台，成为世界级的名曲。可以说采花调是陇蜀道艺术殿堂里难得的精品。
  长期存在于陇蜀道上的文物遗迹、民俗现象、生活习惯等是多种文化相互促进、相互交流的结果。显然，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之下，陇蜀道上也产生了大量的俗语、俚语、谚语、歌谣等，本文仅以陇蜀道上的经典诗作、歌谣做简要罗列分析，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体现陇蜀道丰富的文化遗存和当地人的文化审美心态。

① 林向：《蜀道文化线路的保护与申遗中的几个问题》，《地方文化研究》（辑刊），2011年第5辑。 ② [东汉]班固：《后汉书》卷三十六《张霸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 ① 王子今：《蜀道文化线路的历史学认知》，《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① 张承荣、高天佑、蒲向明、苏海洋编：《“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① 汉中市博物馆编：《中国蜀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4年版。 ② 冯岁平主编：《蜀道宝藏：中国石门摩崖石刻》，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 ③ 刘庆柱、王子今主编：《中国蜀道》，三秦出版社，出版年代不一。 ① 《世界文化遗产公约》：UNESCOWorldHeritageCentre. ① 李万涛：《从考古遗存看蜀道的保护——以金牛道广元段为例》，《大众文艺》2016年第1期。 ②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WHC.08/01，Ⅱ.A，第13页49条。 ③ “昊家军”之称见于《宋史·留正传》，原文虽有贬义，但反映了事实。 ④ 孙启祥：《论陇南古道在蜀道申遗中的地位和优势》，《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⑤ UNESCO.PreparingWorldHeritageNominations1-R.Paris：UNESCO，2011. ① 《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2008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在加拿大古城魁北克通过。 ②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WHC.08/01，11.E，第18页8条。 ① 唐飞：《蜀道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刍议》，《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年第2期。 ② 段友文、张小丁：《“长城文化遗产廊道”：边关古村镇整体保护之构想》，《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①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Ⅱ.E完整性和/或真实性，http://whc.unesco.org。 ②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邓艾传》。 （晏波，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雍际春，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① 参见拙文《茶马古道话陇南》，《档案》2016年第12期。 ① 武都城南铁索桥是武都城居民同“河南里”交通往来唯一的一座桥。1963年重建，此前靠摩船（有铁索绷于两岸间，船头有绳挽于其上，船夫用手摩动）。还有的地方是用溜索为交通工具。1981年建成钢筋水泥大桥，1983年6月拆去铁索桥。 ① 陈启生：《陇南地方史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① 罗卫东：《陇南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刘瑞、杨永红：《两当县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梁晓明：《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① 赵琪伟：《陇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① 程龙刚：《自贡，盐味十足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第3期。 ② 陶喻之：《蜀道文化遗产保护纪实》，《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第6期。 ③ 胡祥庆：《成县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① 文县志编纂委员会：《文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版。 ① 梁晓明、张泓、曹鹏雁点校：《清代徽县志集校》，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① [清]朱志春、段澍霖编，袁永冰校注：《新修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①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37页。 ② 同上．第1156页。 ③ [春秋]左丘明：《左传》，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12页。 ①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②《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③《楚辞》，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86页。 ④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页。 ⑤《庄子》，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41页。 ⑥ [南朝梁]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8页。 ⑦ 胡安顺：《白话淮南子》，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⑧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84页。 ⑨ 金启华：《诗经》。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版，第645页。 ⑩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63页。 ⑪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288页。 ①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501～2502页。 ②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3页。 ③ 同上，第224页。 ④ [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04页。 ⑤ 同上。 ⑥ [西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554页。 ①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32页。 ② 同上，第2098页。 ③ 同上，第269页。 ④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67页。 ① 同上，第2467页。 ②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99页。 ①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00页。 ② 同上，第1894页。 ③ 薛凤飞：《褒谷摩崖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④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⑤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37页。 ① 同上，第2495页。 ② 同上，第277页。 ③ 同上，第1629页。 ④ 同上，第2039页。 ⑤ 同上，第2026～2027页。 ⑥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7页。 ①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14页。 ②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③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页。 ④ 同上，第15页。 ⑤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7页。 ⑥ 同上。 ⑦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87页。 ① 同上，第2484页。 ② 同上，第1800页。 ③ 同上，第2499页。 ④ 同上，第1202页。 ⑤ 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3页。 ⑥ [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4页。 ⑦ 张大可：《史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2页。 ① [宋]陆游：《上虞丞相书》，《陆放翁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九十五《陆游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②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〇四，岳麓书社2008年版。 ③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〇四《汪若海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④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〇六，岳麓书社2008年版。 ⑤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① 转引自邓广铭《陈龙川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②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九十五《陆游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① 郭荣章先生《北魏〈石门铭》考》（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褒斜道改道至回车考辨》（载《文博》1986年第6期）、《再论褒斜道改道的有关问题》（收入汉中市博物馆编：《石门——汉中文化遗产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等文章论述之重点都是连云栈道。 ① [唐]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211页。 ② 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引《旧志》：“大散关南至梁州五百里而近。”减去褒城至梁州（即汉中）间三十里，则大散关至褒城四百七十里。 ③ 《三国志·魏书·刘放传》裴注引曹操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褒中县……当斜谷大路。” ④ 有的学者认为斜谷的一些沟壑延伸至散关、凤州一带，故新路亦名褒斜，系牵强附会。斜谷本为一条河谷，将与其相连的沟壑也理解为斜谷，既无史料依据，亦不符合河谷命名规范和习惯。 ⑤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11页。⑥《旧唐书·宣宗纪》；李之勤：《唐代的文川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①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十六《道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6页。 ② 参见《旧唐书》卷十八《宣宗纪》，《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七《封敖传》，《唐会要》卷八十六《道路》。 ③ 《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卷八以大中四年“修斜谷旧路及驿馆”说明“（归》融之所修，至宣宗时而已废矣”（第212页），理解有误，事实相反。 ④ 参见《旧唐书·僖宗记》《新五代史·前蜀世家》。 ⑤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 ⑥ 参见汉扬雄《蜀王本纪》、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⑦ 黄盛璋：《褒斜道与石门石刻》，原载《文物》1963年第2期，收入其著《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9页。 ① 李之勤等著：《蜀道话古》，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② [唐]杜祐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百七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576页。 ③ 李之勤《秦岭古道历史资料辑校12则》对此有详细论证。见汉中市博物馆编：《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262页。 ④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8页。 ⑤ 《旧唐书·玄宗纪》。 ⑥ 《新唐书·三宗诸子传》。 ⑦ 《旧唐书·玄宗纪》。 ⑧ 《旧唐书·玄宗诸子传·永王璘》。《册府元龟》卷二百八十一《宗室部·领镇第四》也有相同记载。 ⑨ 参见梁中效：《唐朝皇帝与蜀道》，《成都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王兴锋：《唐玄宗奔蜀路线考述》，收入《唐史论丛》，2014年第3辑。 ⑩ 参见拙文《陆游汉中诗文的史料价值初探》，《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⑪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汉中至兴州二百五十里，兴州至凤州（河池郡）三百五十里。 ⑫ 据《大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度支员外郎”条，凡陆行之程及驴日五十里。按《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河池至汉中为三百八十里，玄宗一行为皇家车队，且处于奔逃中，自二十四日至月底尚有六日，行三百八十里应能实现，而行六百里则无可能。 ⑬ [唐]李德裕：《次柳氏耆闻》，《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70页。 ⑭ [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73页。 ⑮ [唐]崔道融：《羯鼓》，《全唐诗》卷七百一十四。 ① [宋]周麟之：《海陵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宋代以后有记载唐明皇作《雨霖铃》发生在剑阁道，今梓潼县上亭铺有清代所立“唐明皇幸蜀闻铃处”碑。 ③ 《旧唐书·玄宗纪》。 ④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38页。 ⑤ 《旧唐书·宪宗纪》。 ⑥ 《旧唐书·敬宗纪》。 ⑦ [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一《馆驿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页。 ⑧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十九《汉唐褒斜驿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31页。 ⑨ 《旧唐书·陆贽传》。 ⑩ 张家诚、林之光：《中国气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页。 ① 《三国志·魏书·刘放传》裴松之注引。 ②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十九《汉唐褒斜驿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14页。 ③ 黄盛璋：《褒斜道与石门石刻》，原载《文物》1963年第2期，收其著《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232页。 ④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十九《汉唐褒斜驿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13页。 ① 参见《周书·文帝纪》《梁书·杨乾运传》《北史·达奚武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四。 ②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第568页。 ③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三，第2618页。 ④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十九《汉唐褒斜驿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13页。 ⑤ 《史记·河渠书》：“天子……拜（张）汤子印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三国志·魏书·刘放传》裴注引曹操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⑥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0页。 ⑦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8页。 ⑧ 陈桥驿：《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① 陈显远：《贾汉复修复连云栈道》，《文博》1995年第2期。 ② 高景明、林剑鸣、张文立：《关中与汉中古代交通试探》，《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③ 李之勤等著：《蜀道话古》，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④ 王翰章、王丕忠：《汪灏〈栈道杂诗〉评释》，《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⑤ [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十六《道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5页。 ⑥ 参见[唐]孙樵：《兴元新路记》，《孙可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版。 ⑦ [宋]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7页。 ⑧ 飞仙岭位于连接故道与金牛道的陈平道上，不在连云栈道沿线。 ①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55页。 ② 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③ [明]何景明：《雍大记》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一百八十四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 ①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203页。 ② 张白山：《危楼散墨》，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62页。 ① 杨倩描：《吴家将：吴玠昊璘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② 王俊义、丁东主编：《口述历史》第一辑《编者的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①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吴玠福不逮吴璘》谓吴拱乃吴玠同父异母庶弟。 ②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禁中旧有丝鞋局，专挑供御丝鞋，不知其数。尝见蜀将昊拱被赐数百〓，皆经奉御者。” ③ 陆游《剑南诗稿》卷三。 ④ 参看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九《跋高大卿家书》；于北山：《陆游年谱》绍兴十年注解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⑤ 《渭南文集》卷十七。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九十五《陆游传》。 ② [宋]罗椅编：《放翁诗选》前集卷一《夏夜大醉醒后有感》。 ③ 《剑南诗稿》卷十一《忆山南》。 ④ 《剑南诗稿》卷二十一《和周元吉右司过弊居追怀南郑相从之作》。 ⑤ 《剑南诗稿》卷二十三《怀南郑旧游》。 ⑥ 《剑南诗稿》卷二十九《再用前韵不依次》。 ⑦ 《剑南诗稿》卷三十二《春晚怀山南》。 ⑧ 《剑南诗稿》卷三十八；《放翁逸稿》卷上《自闵赋》：“登高以望兮慷慨涕流，画策不见用兮宁钟釜之是求！” ⑨ 《剑南诗稿》卷十。 ① 《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本条目龚延明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①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八章《从〈酉阳杂俎》到〈夷坚志）》第三节《沉重的人生感受和宋人说鬼的道学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 ① 参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安市文物管理所、华蓥市文物管理所编著：《华蓥安丙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周忠庆：《〓水集·人物春秋·彭杲生平简介》，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彩页第4、5、6、7彭杲墓文物。 ② 何兆武：《谈口述历史》，载《口述历史》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① 《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口述中国，口述与文献谁能还原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① 顾吉辰：《也谈吴玠死因》，《汉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② 陶喻之：《吴玠死因辩诬》，《汉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③ 来可泓：《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98页。 ① 杨倩描：《吴家将：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巴蜀书社1995年版。 ② 陈显远编著：《汉中地区名胜古迹·城固县22、杨从仪墓和“杨填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70～72页；周忠庆：《〓水集·人物春秋·名将名知州杨从仪》，第97～110页。 ③ 著录见[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十九；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30页。 ① 《蜀梁二虎》《饶凤铺兵》及《建康空宅》诸条皆知文州李言侄孙俌子翼说。 ② 陶喻之：《陆游打虎初探》，载《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2期，第68～72页；陶喻之：《陆游打虎再探》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62～65，80页；陶喻之：《陆游打虎公案》，载《文史知识》2005年第11期，第81～86页；陶喻之：《汉中历代虎患钩沉》，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47～54页。 ① 参看《剑南诗稿》卷三和《渭南文集》卷四十九。 ② 《剑南诗稿》卷六十九。 ③ 《剑南诗稿》卷三。 ④ 跟陆游一样为诗慷慨有气节，多纪国亡北徙事，后人推为“诗史”的南宋末年汪元量诗《万州》云：“槎牙鸟道没人烟，狼虎交横马不前。回首青山藏白跖，万州城下草连天。”《兴元府》云：“秋风吹我入兴元，下马荒郊倚竹门。诗句未成云度水，酒杯方举月临轩。山川寂寞非常态，市井萧条似破村。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饿死弃儿孙。”载《汪元量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221页。 ⑤ 《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口述中国：口述与文献谁能还原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47页。 ⑥ 同上，第49～50页。 ①《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口述中国：口述与文献谁能还原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②王俊义、丁东主编：《口述历史》第四辑《编者的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③参看周忠庆《〓水集·人物春秋·彭杲生平简介·《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注释》，三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11～129页；汉中五千年丛书之五·郭鹏编著《汉中遗闻趣事》，汉中地方志办公室2002年3月版，第109～113页。 ①朱佳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在“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2004年12月1日）》，《口述历史》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①陶喻之：《陆游与庄浪昊氏》，见政协甘肃省庄浪县第四届委员会编：《吴玠吴璘研究资料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267页；陶喻之《陆游婚外情释证——〈钗头凤〉词背景、本事发微》，见中国陆游研究会编：《纪念陆游诞辰880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295页。 ① 分别见诸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黄山书社1994年版、华东华工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② 王俊义、丁东主编：《口述历史》第三辑《编者的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① [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② 宝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宝鸡市志》，三秦出版杜1998年版，第732～733页。 ③ 宝鸡县志编纂委员会：《宝鸡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页。 ① 刘明科，辛怡华：《渭河峡谷的秦文化遗存与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路线蠡测》，2008年2月2日检索，http://blog.sina.com.cn/s/blog＿4ed0757d01008jry.html。 ② 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8月版。 ③ 徐日辉：《秦文公兵进“汧渭之会”线路考》，《秦文化论丛》第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庄以绥：《天水县志》卷一，兰州国民印书局，民国二十八年本（1939年）。 ⑤ 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8月版。 ⑥ 张天恩：《古代关陇通道与秦人东进关中路线考略》，《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60页。 ① 王岁孝：《渭河峡谷古栈道初步考察》，《文博》2008年第3期。 ① 甘肃省博物馆等：《一九八〇年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省天水市西山坪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考古队：《甘肃天水师赵村史前文化遗址发掘》，《考古》1990年第7期。 ④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宝鸡市关桃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3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131页。 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宝鸡石嘴头遗址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 ⑦ 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页。 ① 徐日辉：《秦文公兵进“汧渭之会”线路考》，《秦文化论丛》第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高次若、王桂枝：《甘峪发现春秋秦墓》，《文博》1988年第4期。 ③ 宝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宝鸡市志》，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2～733页。 ④ 徐日辉：《“陈仓渭水道”与街亭战役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期。 ⑤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 ①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八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清]陈宏谋：《清经世文》卷二十八《户政》，光绪十二年（1886）思补楼重校本。 ① [清]德俊：《两当县志》道光二十年抄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印行，第70～71页。 ② 雷爱红：《两当历史名人王正福家族流徙变迁考略》，《档案》2016年第12期。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食货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② [明]郭从道撰，梁晓明等点校：《徽郡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45页。 ③ 同上，第33页。 ④ [明]郭从道撰，梁晓明等点校：《徽郡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46页。 ① [清]刘於义等编：《陕西通志》卷四十二《茶马》，沈青崖纂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② 张存恭、张存俭：《两当县乡土讲义》，甘肃省政府印刷局民国二十年（1931）刊印，第10页。 ① [清]朱子春纂修，袁永冰注：《新修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② 张辉：《秦陇川要道两当南路一线天明清摩崖石刻研究》，《档案》2017年第8期。 ③ [清]朱子春纂修，袁永冰注：《新修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① 董杏林纂修，梁晓明、田凌宇点校：《徽县新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44～145页。 ② [明]郭从道撰，梁晓明等点校：《徽郡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50～51页。 ③ 同上，第126页。 ④ 同上，第128页。 ① 董杏林纂修，梁晓明、田凌宇点校：《徽县新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44～145页。 ② 同上。 ③ [清]谭瑀：《道光重修略阳县志》卷一《舆地部》，清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第28页。 ④ [清]张廷槐：《道光续修宁羌州志》卷三《拾遗》，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复印本），第27～28页。 ⑤ [清]王行俭：《乾隆南郑县志》卷三《建置》，乾隆五十九年（1794）刻本，第14页。 ① [民国]董杏林纂修，梁晓明、田凌宇点校：《徽县新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88页。 ① 沈文辉：《陇南谣谚》，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 ① 杨克栋收集整理：《仇池凤》，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 ① 李玉明：《从礼县走向世界音乐殿堂的经典民歌〈下四川》》，《陇南日报》200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