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以茶易马是唐宋以来许多王朝的边陲要政，而明代尤为突出。为了制衡少数民族，茶叶成为明朝官方的战略物资。在茶马互市过程中，无论是官茶还是商茶，从种到收、从加工到销售，都由政府直接控制，专门用来交换马匹，不得私自贩卖。
  明朝建立伊始，在北方面临着元朝蒙古残余势力的巨大军事压力。因此，朝廷非常重视茶马互市，一方面可以交换到大批战马，以此来对抗擅长骑兵作战的蒙古军队；另一方面针对“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的生活特点，继承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的国家战略，严格管控茶叶外销，无论官茶还是商茶，皆贮边易马。官茶间征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欲以此达到“以茶易马，固番人心”的目的。①所以有明一代，茶法马政与明王朝如影随形，相伴始终，成为明王朝“御番”的重要策略。
  明代茶法大致经历了太祖朱元璋的严厉、成祖朱棣的松弛、武宗朱厚照宠信番僧茶法败坏、世宗朱厚熜重新整顿茶法、神宗朱翊变通茶法及思宗朱由检的放任自流等几个阶段。
  明太祖初年，“太祖令商人于产茶地买茶，纳钱请引。引茶百斤，输钱二百，不及引曰畸零，别置由帖给之。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后又定茶引一道，输钱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输钱六百，照茶六十斤。既，又令纳钞，每引由一道，纳钞一贯”。洪武初年还规定：“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洪武四年，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四川巴茶三百一十五户，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朝廷采纳了户部建言，于是在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在秦、洮、河、雅渚州设置了茶马司，茶叶自碉门、黎、雅运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②
  而此前的制茶方法，“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太祖以其劳民，罢造，惟令采茶芽以进，复上供户五百家。③改团为散，简化了喝茶程序，节省了时间，影响中国人的饮茶习惯六百余年。人们把这种以茶叶原汁原味沸水冲泡的形式称为撮泡法，其得到了文人的极力推荐和社会各层的普遍认可。比起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点茶斗茶法，撮泡法更为实用，延伸到普通民众，普及到千家万户。
  其实，在元代的时候，游牧民族就喜欢饮用起来十分方便的散茶，而不喜欢造价颇高的“团茶”。为了用茶叶换取更多更好的蒙古马，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1391），朱元璋下令废除团茶，改为芽茶，就是“改团为散”，这就大大降低了制茶的成本。明朝政府希望百姓通过大量饮茶来抽茶税，增加税收。这一诏令不仅赢得了游牧民族的欢心，也受到了汉人的欢迎。下诏的这一年，也是中国人改变饮茶习惯的第一年。
  明正德时期成为茶法推行的分水岭，茶法从此江河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