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以往，众人以为“茶马古道”仅存在于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直至2009年，在康县望关乡发现了半截残存石碑，碑上刻有“茶马贩通番捷路”等字样。该石碑的发现，证明“茶马古道”不仅存在于西南地区，在陇原的崇山峻岭中，也绵延盘旋着一条“以茶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古老商贸通道”。该线路从四川、陕西进入甘肃，最远可达青海和西藏。
  从唐代茶马交易兴起后，茶马古道甘肃段便发挥着重要作用。甘肃境内的茶马古道大致走向如下：茶叶由四川进入文县，沿白龙江到达武都，经宕昌到岷县进而进入藏区；由陕西进入陇南，经徽县、成县、西和到天水，经甘谷、武山到达临洮，在此可以分出两条路径，向北可达兰州等地，往西可进入临夏，进而进入藏区。此外，在五代、宋、西夏时期，陇东地区存在着一条“灵州古道”：从西安出发经彬县、长武，北上经宁县、庆城、环县到宁夏盐池（盐州）、灵武（灵州），过黄河通往河西、西域，这也是当时茶、盐等与马交易的主要通道。还有通常所说的古“丝绸之路”，在黄河以东甘肃境内，大致自东南向西北延伸，即关陇北道、关陇南道，以不同的走向交错分布，途经庆阳、平凉、天水、白银、定西、兰州、临夏等地区，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着茶马互市贸易的交通功能；河西地区武威、张掖、酒泉占据河西走廊，作为古丝绸之路上唯一的交通走廊，也是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①
  陇南古道一直是“南茶”与“北马”交易的重要路段。目前，在陇南境内已经发现了几十处与茶马古道相关的历史遗存，包括石碑、摩崖石刻、廊桥、古宅院落和马帮用品等，为进一步研究陇南茶马古道提供了实物佐证。
  一、明代的茶法
  以茶易马是唐宋以来许多王朝的边陲要政，而明代尤为突出。为了制衡少数民族，茶叶成为明朝官方的战略物资。在茶马互市过程中，无论是官茶还是商茶，从种到收、从加工到销售，都由政府直接控制，专门用来交换马匹，不得私自贩卖。
  明朝建立伊始，在北方面临着元朝蒙古残余势力的巨大军事压力。因此，朝廷非常重视茶马互市，一方面可以交换到大批战马，以此来对抗擅长骑兵作战的蒙古军队；另一方面针对“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的生活特点，继承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的国家战略，严格管控茶叶外销，无论官茶还是商茶，皆贮边易马。官茶间征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欲以此达到“以茶易马，固番人心”的目的。①所以有明一代，茶法马政与明王朝如影随形，相伴始终，成为明王朝“御番”的重要策略。
  明代茶法大致经历了太祖朱元璋的严厉、成祖朱棣的松弛、武宗朱厚照宠信番僧茶法败坏、世宗朱厚熜重新整顿茶法、神宗朱翊变通茶法及思宗朱由检的放任自流等几个阶段。
  明太祖初年，“太祖令商人于产茶地买茶，纳钱请引。引茶百斤，输钱二百，不及引曰畸零，别置由帖给之。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后又定茶引一道，输钱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输钱六百，照茶六十斤。既，又令纳钞，每引由一道，纳钞一贯”。洪武初年还规定：“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洪武四年，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四川巴茶三百一十五户，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朝廷采纳了户部建言，于是在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在秦、洮、河、雅渚州设置了茶马司，茶叶自碉门、黎、雅运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②
  而此前的制茶方法，“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太祖以其劳民，罢造，惟令采茶芽以进，复上供户五百家。③改团为散，简化了喝茶程序，节省了时间，影响中国人的饮茶习惯六百余年。人们把这种以茶叶原汁原味沸水冲泡的形式称为撮泡法，其得到了文人的极力推荐和社会各层的普遍认可。比起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点茶斗茶法，撮泡法更为实用，延伸到普通民众，普及到千家万户。
  其实，在元代的时候，游牧民族就喜欢饮用起来十分方便的散茶，而不喜欢造价颇高的“团茶”。为了用茶叶换取更多更好的蒙古马，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1391），朱元璋下令废除团茶，改为芽茶，就是“改团为散”，这就大大降低了制茶的成本。明朝政府希望百姓通过大量饮茶来抽茶税，增加税收。这一诏令不仅赢得了游牧民族的欢心，也受到了汉人的欢迎。下诏的这一年，也是中国人改变饮茶习惯的第一年。
  明正德时期成为茶法推行的分水岭，茶法从此江河日下。
  二、徽县境内的茶马古道
  徽自汉魏以来为河池地，往迹可考。元属陕西行省巩昌总帅府。明兴，置郡。顾山河佳丽，风物宣朗。且介于陇蜀之间，天然四塞，实称形胜，视他郡亡多让焉，故首志舆地。①洪武二年四月直隶行省。领州三，县十四。东距布政司千六十里。洪武十年六月降为县，属府，后复升为州。东南有铁山，南有嘉陵江，又有河池水流入焉。又南有虞关巡检司。西南有小河关。西北距府四百八十里。领县一（两当县）。②
  徽县处于陇蜀之间茶马贸易通道重要节点上，是茶马古道向西北延伸段的主要站口。自唐宋以至元明清以来，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的西部茶马贸易，都绕不开徽县。
  据考证，徽县境内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从陕西略阳县白水江镇进入徽县境内，经过白水峡到达大河店镇，再一分为二，一条向西北经白沙渡，翻木皮岭，过栗亭，到达成县，再从祁山道到达天水；另一条从大河店向北至今黑沟门，过老庄，过马房坝，经十里墩到达徽县县城。第二条南起陕西略阳县九股树进入徽县境内的三关店，经十八盘过石峡栈道到八渡沟，或从中川过柳家河至锅厂崖翻桃园梁到八渡沟；然后到虞关过水会渡经太和庵至青泥村到达徽县。再从徽县城过银杏树镇到峡街村，沿峡谷直行，翻山到火钻；再从榆树乡到高桥乡，经渭儿沟翻山出白音峡，到天水地界的李子园；经骆驼巷、稍子坡到天水三十五里店。③
  文献记载，明代嘉靖年间新修的巡茶察院行台，建于徽州火钻镇的火站村（今徽县城北60里之榆树乡火站村），其是古代秦陇入蜀青泥道上的重要驿站。该行台由陕西巡茶御史沈越于嘉靖十八年五月主持动工修建，同年九月落成。包括正厅三楹，东西厢房共六楹。后厅三楹，东西厢房亦六楹，二门、大门各三楹。若大使之宅第则行台之西，亦不下一二十楹，器用诸物皆具。行台的建成化解了于所无衙、于官无事的困扰。此年七月，徽人恳请礼部侍郎吕柟撰文。吕柟听闻沈君美政，欣然挥毫撰写了《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其详细记载了明嘉靖年间徽州新修巡茶察院行台之缘由和经过，为研究明代茶马贸易之重要资史料，弥足珍贵。碑刻立于嘉靖十九年（1540）。由于年代久远，且屡屡遭受战火动乱与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如今，行台已不复存在，碑刻亦不知所终。
  嘉靖四十二年（1563），郭从道主笔编纂成《徽郡志》一书，最早录入《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其后清代、民国版诸志书俱录其文，为后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④
  新修巡茶察院行台建于明嘉靖年间，而明代是茶马互市的黄金时期，也是秦蜀道茶马互市最兴盛、最繁荣的时期。该记明令有六：一是令汉中府岁办地亩课茶五十四万，依期起运；禁茶园、店户盗卖欺隐；而中茶商人领引之后，不得辗转兴贩，别务生理，久不完销，以稽国课。二是令洮、河、西宁三道督察三茶马（司）官吏，于运到茶斤，不得收粗恶者于库内以易马，而以甘美之茶给商人。三是令守巡参将诸官责各衙门巡捕官，即理巡茶。而西戎土番、叠溪、松茂以至西宁、嘉峪诸处私贩茶徒，不得肆行潜通番人易其马。四是令甘肃二行太仆寺及陕西都行二司，严视官军马匹，不得走失。疮瘭而桩棚，地亩、马价亦皆及时完征。并禁官马不得驮载私物、减其粮料。五是令派定空闲牧军守候，茶马一到，即时表领，勿得守至旬月，致马瘦损，至啮柱槛。其各苑亦必相水草之宜，而腾驹游牝，各得其所。圉长、群头皆不得惰偷闲旷，以废其业。六是令苑马寺通行分管三路官员，亲诣各该监苑，巡视寨堡，务必高墙深堑，坚实完厚，保障地方，收敛马匹，勿致损失。六项政令，行之数年，效果颇佳，遂为之记，以彰其行。
  在世宗朱厚熜整顿茶法的倡导下，嘉靖十七年（1538），巡茶御史沈公越檄知州王时雍创建青泥道火钻镇巡茶察院行台。火钻镇御史行台有堂，有室，有门，有屏。分司在行台右，即批验所旧基。
  嘉靖三十七年（1558），巡茶御史梁公札来徽州巡视茶院事务，严禁川、汉茶通过青泥道、成州道走私入番地，强化茶引管理，遂将徽州城西街茶院迁至白水江口。嘉靖四十二年（1563），知州孟公鹏又在木庐镇修建了公馆，有亭，有序，有门。此后不久，出于交通、管理的缘由，将该巡茶察院行台迁至徽州城西街。
  当时徽山驿在北街，有堂。后堂东西序，有库狱，有门，竖驻节坊，驿丞一员（吏名）。虞关巡检司，在州南五十里，堂序门垣如制。巡检一员，吏一名。批检茶引所，原在火钻镇，移于州治西街。尽管机构健全，但其时茶法马政一如进入暮年的明王朝，已垂垂老矣，举步维艰。正如郭从道所说，尽管“徽，辐辏之地，水陆之衢也。往昔颇称繁华，大抵久则人情乐便。而近来川蜀之货，欲东者皆自阳平关出凤翔，欲西者皆自置口出临巩，登白江水而来徽者才十之二三耳。昔花马池之盐由徽入蜀者，全蜀食盐皆为之仰给。今蜀中有井盐，而盐利又阻矣。於戏！市井萧条，民无生理，殆不可以昔之徽视徽焉，可也”①。
  明代万历四十一年（1613），徽州知州左之祯奏请《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粮数目》，说州北六十里火钻峪系运茶要路，旧制在那里设有茶引所衙门，汉中府所属五州县课茶俱由此地运送至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左之祯在奏章中还说，早年在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处佥编运茶的脚户刘文光等百余人全都居住在本镇。这些运茶的脚户除支领工食外，政府还任由其开垦荒山，砍伐林木。自本镇至滴水崖，南北亘七十里，东西阔二十里，地未入册，粮未起科，相传那些土地都是茶夫地。后运茶议罢，而茶户之子姓相沿开垦，遂为世业，并未征粮。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西乡县复运茶到州，议添运茶脚户。前任知州申请布政司批允在本州一十八里每年派银二百六两三分，纳入一条鞭法的规则之内，遂为岁额。州民苦之，王秉查知前地，于三十八年（1610）间状告。两院批行，分巡道董暨本府刑厅转委礼县知县尹焕，不惮劳瘁，履亩丈量。计实在川地共一万二千九百一拾六亩七分四厘，每亩折银三厘，核银三十八两七钱五分二毫二丝；坡地共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七亩九分七厘三毫，每亩折银二厘，核银六十六两八钱九分五厘九毫四丝六忽；陡地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三亩四分三厘，每亩折银一厘，核银一十一两五钱二分三厘四毫三丝。以上三则共核银一百一十七两一钱六分九厘五毫九丝六忽，其中除去有主原粮一十一石四斗一升九合四勺，每斗核价银一钱四分，共银一十六两一厘一毫六丝外，实核征银一百一两一钱六分八厘四毫三丝六忽。每年征收在官，如遇汉中府运茶官到州，令茶店户照数支领，取领状附卷以备查盘。如无茶到，将银贮库，以听申请。茶院别项支销永不派及，阖州百姓呈府转道，申请两院。先蒙按院徐批茶夫田地如议三等，起科永为遵守。又蒙茶院张批火站峪茶夫田地，从来远矣。后茶夫虽撤，茶地故在。小民视为闲田，开垦耕种据为恒产，不纳官租，以致运茶脚价贻累州民。官吏曾不查其原委，岁岁编派。刘印等耕无粮之地，而阖州民有额外之征，此王秉等不平而鸣也。今该道着意清查，再三批驳。尹知县不避劳怨，履亩丈量，使六万余湮没之田、数十年不决之事，一旦清明，舆情大快。据议三等起科，甚为妥当，仍立碑入志以垂永远。杜异日告辩之端，缴本州知州左之祯遵奉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间，督刊附入。①
  该碑文反映了茶院初设时运茶脚户生产生活的基本现状，以及在万历年间茶院发展壮大、当地政府对茶运的关注等具体情况。
  三、明朝的马政和茶马司
  史载：“初，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马，屡遣使市于四方。正元寿节，内外藩封将帅皆以马为币”“……以时入贡”。此后“狃于承平，驾驭之权失，马无外增，惟恃孳生岁课。重以官吏侵渔，牧政荒废，军民交困矣。盖明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而马政其一云。”②
  从永乐年间开始设马市。马政属内厩者，曰御马监，牧于官者，为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及各军司；牧于民者，大致在应天、山东、河南等府。牧地又有草场、熟地之分。民牧生驹，尚有免除草粮之半的惠政。嘉靖六年，营马专仰秣司农，岁费至十八万，户部为诎，而草场益废。议者争以租佃取赢，侵淫至神宗时，弊坏极矣。草场的兴废，马市的兴起，边防军务的急需，以致马政弊端丛生，到神宗万历朝时，马政已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至于茶马司，洪武年间就在川陕设立了机构，听任西番纳马易茶，赐金牌信符，以防诈伪。每三岁，遣廷臣召诸番合符交易，上马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而番人之市马也，不能辩权衡，止订篦中马。篦大，则官亏其直；小，则商病其繁。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酌为中制，每千斤为三百三十篦。①
  为了控制茶叶出口，朝廷严禁私茶出境，以私茶出者罪死，虽勋戚无贷。如洪武三十年，明太祖朱元璋的驸马欧阳伦因“数遣私人赐茶出境”，经人告发后，被朱元璋赐死。足见当时茶法之严格，皇亲国戚亦无幸免。太祖之禁私茶也，自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雅。半年以内，遣二十四员，往来旁午。到洪武末年，易马至万三千五百余匹。宣德十年，乃定三月一遣。永乐中，禁稍弛，易马少。乃命严边关茶禁，遣御史巡督，停止金牌信符。未几，番人为北狄所侵掠，徙居内地，金牌散失。而茶司亦以茶少，止以汉中茶易马，且不给金牌，听其以马入贡而已……正统末，罢金牌，岁遣行人巡察，边氓冒禁私贩者多。景泰中，罢遣行人。成化间，定差御史一员，领敕专理，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陕西。番人不乐御史，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专，兵部言其害，乃复遣御史，岁一更，著为令。又以岁饥待振，复令商纳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银五钱。商课折色自此始……十六年取回御史，以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兼理之……弘治间，大学士李东阳言：“金牌制废，私茶盛，有司又屡以敝茶绐番族，番人抱憾，往往以羸马应。宜严敕陕西官司揭榜招谕，复金牌之制，严收良茶，颇增马直，则得马必蕃。”
  正德元年，（杨）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领价者，以半与商，令自卖。遂著为例永行焉。一清又言金牌信符之制当复，且请复设巡茶御史兼理马政。乃复遣御史，而金牌以久废。卒不能复。后武宗宠番僧，许西域人例外带私茶。自是，茶法遂坏。面对前任武宗朱厚照宠信番僧败坏的茶法，世宗朱厚熜不遗余力地对茶法进行了整顿，同时上体国难，下忧民困，十分节俭。及杨一清督理苑马，遂命其并理盐茶。（杨）一清申旧制，禁私贩，种官茶。四年间易马九千余匹，而茶尚积四十余万斤。正德初，请令巡茶御史兼理马政，行太仆、苑马寺官听其提调，朝廷认可。御史翟唐岁收茶七十八万余斤，易马九千有奇。后法复弛。嘉靖初，户部请揭榜禁私茶，凡（茶）引俱南户部印发，府州县不得擅印。三十年，诏给番族勘合，然初制讫不能复矣。
  嘉靖三年，御史陈讲认为商茶低伪，建议悉征黑茶，但黑茶地产有限，乃第茶为上中二品，印烙篦上，书商名而考之。不久印制四川茶引五万道，其中二万六千道为腹引，二万四千道为边引。芽茶引三钱，叶茶引二钱。中茶至八十万斤而止，不得太滥。但食肉饮酪的游牧民族对茶叶的需求实在太旺盛，于是在嘉靖十五年时御史刘良卿言：“‘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盖西陲藩篱，莫切于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洪武初年，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备振，或以储边，然未尝禁内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减通番之罪，止于充军。禁内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课茶，悉聚于三茶马司。夫茶司与番为邻，私贩易通，而禁复严于内郡，是驱民为私贩而授之资也。以故大奸阑出而漏网，小民负升斗而罹法。今计三茶马司所贮，洮河足三年，西宁足二年，而商、私、课茶又日益增，积久腐烂而无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之机在我。今茶司居民，窃易番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及官易时，而马反耗矣。请敕三茶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当发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夹带。令茶价踊贵，番人受制，良马将不可胜用。且多开商茶，通行内地，官榷其半以备军饷，而河、兰、阶、岷诸近番地，禁卖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责边备道，临洮、兰州责陇右分巡，西宁责兵备，各选官防守。失察者以罢论。”朝廷采纳了御史刘仑、总督尚书王以旅等的奏请，虽未请复给诸番金牌信符，乃议定发勘合予之。此后，“茶法稍饬矣”。①
  终明一朝，除了一以贯之地践行完善茶法马政之外，亦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巡茶御史制度。
  巡茶御史，明清时期朝廷与西藏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茶换马的茶马贸易，除设有茶马司、茶课司负责茶马贸易事务外，又查禁私茶，还从都察院监察御史中派遣人员代表朝廷巡视茶法马政等事务。监察御史奉命巡视茶法马政时，一般称巡茶御史。因茶马贸易主要在陕西（明代陕西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故茶马御史也称为陕西巡茶御史。明朝的巡茶御史虽然也曾有过裁撤变动，但总的来说还是坚持了下来。明代巡茶御史的职能主要有：查禁私茶，整肃茶纪；茶引挂号；审计茶务；招番易马，均平茶课；兼理马政；建言茶政。而清朝仅在初期顺治、康熙年间设有专门的巡茶御史，后来即将茶马事宜交由当地督抚管理。
  “宣宗时期派遣巡抚‘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已成定制。巡抚之制始于洪武二十四年敕‘懿文太子巡抚陕西’，这些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若兼领其他专项事务，则称总督、提督等，权力比巡按御史更大，有‘便宜从事’之权。另外他们还有权处理地方事务，如劝课农桑、勘察灾情、兴修水利等本该由地方官员处理的事务，他们也有权过问。到明中期前后，出于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平定‘南倭北虏’的需要，这些总督、巡抚还可以提督军务……明朝监察官员位卑权重，因而吏部、都察院，甚至皇帝对其人选都非常重视，除了有严格的选任、考课、签转制度规定外，对监察官员本身亦有严格要求，如清廉耿介、刚正不阿、富有学识、熟谙法令，能表率官常，识达大体等。明朝言官大多由学识渊博者充任，这保证了监察官员有较高的素质。因此，他们能对朝廷大事和皇帝的过失多所匡正，有很大的发言权。明朝御史能行其职权，不避权贵，受到言官弹劾而丢掉官职甚至身家性命的官员不计其数，上有公子王孙、宗室贵戚，下有州郡县官，为明朝的吏治澄清、维护皇权起了很大的作用。”②
  《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中的巡茶刘君、沈中甫等，就是嘉靖时期陕西巡茶御史的代表人物。
  四、关于新修巡茶察院行台官员
  （一）关于碑文撰书者吕柟
  吕柟，《明史》中有传①，该传精当地概括了他的传奇人生。吕柟（1479—1542），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其启蒙老师是薛敬之。吕柟为正德年间进士，授翰林修撰。因宦官刘瑾窃政，引疾返乡，筑东郭别墅、东林书屋，以文会友，结交天下学者。刘瑾被诛杀后官复原职，进入史馆纂修《正德实录》。后来贬官为山西解州判官，代理知州，居住在解梁书院，从事讲学，来自吴、楚、闽、越等地的弟子多达百余人。嘉靖六年（1527）升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尚宝司卿，公务之余在柳湾精舍、鹫峰寺讲学，传道授业解惑。嘉靖十一年，升南京太常寺少卿，又在任所讲学。嘉靖十四年调任国子监祭酒，因为整顿监规维护朝纲，以至豪门显贵官宦之家的子弟纷纷前来聆听而声名大振。次年升南京礼部侍郎，仍在任所讲学。嘉靖十八年致仕返乡，再讲学于北泉精舍。终其一生以讲学为幸事，大江南北门生合约千余人。当时王阳明的心学广为流行，只有吕柟的学说可以与阳明心学相提并论。当时学有所成、仕途顺风顺水的后起之秀，相当一部分都是吕柟的门生。他为学注重躬行实践，“以格物为穷理”，强调“即事即学，即学即事”。提倡广见博闻，认为“四方上下山川草木皆书册”。针对科举弊端，提出“安贫改过”。“安贫”即不为科举陷溺，以务实为本；“改过”为脱去旧习，做“克己功夫”。主张教人“因人变化”，要依其资质高低、学问深浅而异，不可一概而教。他著述宏富，有《周易说翼》等。
  （二）碑文涉及修建巡茶察院行台的官员
  碑文涉及茶法马政的汉中府、茶马司官吏、守巡参将诸官、巡捕官、太仆寺、陕西都行二司、苑马寺等地方各级管理机构。有名有姓的人物3人：
  （1）巡茶刘君：即刘希龙（1494—1547），字仁甫，号云山，山东安丘人。正德九年（1514）甲戌科进士。初任工部主事，在监督乾清宫工程时，因不屈服于宦官刘养敷，被锦衣卫逮捕入狱。有人劝他贿免，仁甫曰：“我当直毙，何事栓全？”不久被贬为河间通判。刘养敷死后被启用为户部主事，负责运输军饷到辽东。又视察天津仓库，所经手的黄金数千两，一无所染，升为本部郎中。任内督粮储，严惩不法奸商。嘉靖五年出任卫辉知府，后任河南按察司副使。两年后终被谣言所伤，挂冠而归。
  （2）沈中甫：即沈越（1501—1570），字中甫，南京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罗田令，邑大治。移令平江（今江苏苏州市），擢山东道监察御史。平江民为之立碑，罗田亦祀于名宦。为御史，持廉秉公，厘奸革弊。嘉靖二十三年以试事忤旨落职。出任开封府判，稍迁卫辉府推官，再迁德安府同知。因不附权贵，竟致归里。隆庆四年（1570）卒，年七十。著有《麓村诗草》《新亭漫稿》等，为明代诗人。
  嘉靖二十三年以试事忤旨落职，即指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科场大案。涉案当事人位居当朝首辅，涉罪案犯累及十余人，甚至录取授职的都要追查到底。案发后，嘉靖帝大怒之下将会试时副主考江汝壁和作弊考生家长、首席大学士翟銮削职为民。负责会试纠察的监察御史王珩、沈越失职，各降一级，调任地方官。
  （3）徽守刺史王时雍：字允化，号石村，垣曲（今山西省垣曲县）胡村人。明正德十一年进士。曾任陕西省山阳县知县、咸宁知县、武城令尹、华阴知县。在山阳县爱民如子，借粮施粥、严惩恶吏、巧息匪患，口碑极佳。省署巡抚寇大人荐语：“才识明敏而政务修举，操持严慎而吏民畏服。”任华阴县令时，曾率民整修道路，政绩显赫，贤声尤佳，连获优良荐语七纸。嘉靖十六年（1537）升任徽州知州。剖决明敏，与人言无遁情。当是时囹圄空虚，人多畏服，一时称才能者皆云王徽州。闻在山阳时，百姓谓之清王即其，在徽亦不失其所守。然不屈谄上官，尤人情所难者。后又官拜奉政大夫、西安府同知之显职。暮年，挂绶辞职，返回故里。教书育人，怡享田园之乐。
  （三）《徽郡志》编纂主笔郭从道
  郭从道，字省亭，一字汝能，徽州（今徽县伏镇古称栗亭）人，正德丙子年（1516）举人，被授任直隶大名府判，后升任山西应州知州，转任潞安府同知。时遇母丧丁忧，服满后被补授为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同知。他到顺德府上任时，顺德府古北口一带常有战事发生。顺德府是中央直隶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保一方百姓安宁，主动捐出自己的俸禄，并发动地方士绅出资修复了古北口马岭关的长城，使古北口防务得到加强，百姓生活恢复安宁。当地百姓十分感念他的功德，将他修复的这段长城以他的名字命名，并刻石立碑将他修复长城的经过如实记录，其中有“宇宙不雕经国绩，姓名永勒郭公关”之句。后升任户部员外郎，又转任贵州按察同兵备佥事。后因年老辞官，归乡赋闲。嘉靖四十一年（1562），河南洛阳人孟鹏年由滦州知州调任徽州知州，为创修《徽郡志》，遂敦请省亭先生主笔。省亭踏遍徽州山山水水，并搜寻、参考残存的古老典籍，倾全力编纂，完成了最早、最完备的徽县地方志书，为弘扬地方文化做出了贡献。①
  五、《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的学术价值
  往事如烟，世事沧桑。数百年后，行台不在，碑刻难觅。唯有传世华章为我们提供了有据可查的文字依据，使今人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社会形态、茶马互市历史演变、巡茶御史所作所为，以及新修巡茶察院行台的壮美和历史作用。
  （1）为研究明后期茶马互市、茶马贸易以及陕西巡茶御史发展演变，提供了翔实的背景资料。碑铭的作者及碑铭中人物的传世文集，为发掘地方文化，了解明代文人交游和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2）青泥道上众多的古代交通遗存和碑铭、诗歌、民谣、民俗文化等能再现历史场景，对复原古建筑、古栈道、古民居，保护摩崖碑刻，实现文化与旅游的高度融合，打造文化徽州、魅力徽州，提升旅游文化的历史厚重感和含金量等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明代《徽郡志》主笔郭从道，为保一方百姓安宁，主动捐出自己的俸禄，并发动地方士绅出资修补了古北口的长城，使古北口防务得到加强，百姓生活恢复安宁。其为民请命、恪尽职守的精神值得后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