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唐朝乃我国古代强盛、统一的封建王朝。在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统治之下，帝国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以及民族关系得到空前的发展。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对隋唐宋三代之交通有过这样的评价：“一方面，则由于国内的统一，而唐宋州郡干线路，往返交织；其他方面，则由于民族地位的优越，隋唐的域外交通大见昌盛。这两方面，无论就哪一方面说，隋唐宋盛时的情形都较秦汉时代为进步。”②
  诚然，这一时期的阴平道仍然颇为重要。《唐六典》将阴平道之石门关列为二十六要关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安史之乱”后，中原多故，藩镇林立，战争频繁，国力锐减，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趁机控制了陇右十八州及安西四镇，曾一度攻陷都城长安，给唐王朝以巨大威胁。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再度爆发唐蕃战争，吐蕃数路攻唐。一路出扶州、文州，沿白水江经方维（今甘肃陇南市文县碧口镇）、白坝侵蜀地。③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循白水河谷西进，与吐蕃战于芳州及黑水堡，焚其积聚，并献首虏。④
  唐末五代时期，阴平小路成为一交通要道。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文州“东取山路至龙州三百六十里”⑤。同书卷三十三又载，龙州“北至渝州取文州路三百三十里”⑥。贺次君先生点校时指出：“渝州在龙州东南，不北行，何由文州？乐史作：‘北踰山至文州’，此传钞误也。”⑦贺次君先生虽然就龙州至渝州取道文州产生怀疑，惜未做进一步的考证。蓝勇先生认为渝州当为武州⑧。按蓝勇先生之语，龙州北至武州仅三百三十里。《元和郡县图志》明载，文州“东取山路至龙州三百六十里。……北至武州二百五十里”。如此，龙州至武州当以六百一十里为是，非蓝勇先生之三百三十里也。笔者以为，此渝州似应为文州为妥。即龙州北至文州取文州路三百三十里。虽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的两州相距三百六十里略有出入，但是古代测量技术与工具较现代落后，所测量出来的里程当为约数，略有出入不足为奇。《新唐书·地理志》载龙州应灵郡江油县（今平武县南坝）有涪水关①，《唐六典》将涪水关列为唐朝二十六要关七下关之一②，这足以说明在唐代阴平道的军事地理价值。五代前期，藩镇割据，中原丧乱。晋王李克用攻灭朱氏王朝，嗣后，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后唐政权，遣使西来，侮辱前蜀，傲慢无礼。前蜀重臣宋光葆认为唐、蜀两国必将交战，应早做军事部署，于是向蜀主王建上表云：“万人屯利州，应援文州及安远城。”③按当时形势推之，从利州应援文州，似应取阴平道。果不其然，后唐长兴元年（930），明宗李嗣源遣石敬瑭伐蜀，破剑门，两川危急。于是孟知祥遣赵廷隐屯剑州，又别遣永平节度使李筠率四千人屯龙州，守要害之处，防止唐军取阴平偏道南下。孟知祥所料甚是。嗣后，石敬瑭果然分兵“趣文州，将袭龙州”④，为孟知祥大将潘福超、沙延祚所败。《资治通鉴》云：“自文州青塘岭至龙州一百五十里。郡志云：‘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负，谓之左担路，邓艾伐蜀所由之路也。’”⑤可知后唐军伐蜀之一线取阴平道无疑。
  唐末五代时期，阴平道不仅在军事上有着重要地位，在经济上的价值也逐渐凸显。阴平道作为秦蜀茶马古道重要支线之一，是一条陇右入川的捷道。顾名思义，茶马古道就是古代汉地茶叶同蕃地马匹相互交易的商道。自云南大学木霁弘教授提出“茶马古道”一名以来，其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早在西汉时期，阴平道沿线的武都郡就有茶叶贸易。西汉辞赋家王褒《僮约》中就有“武都买茶（茶），杨氏担荷”⑥之言，这是陇南地区茶叶贸易见于文献较早之记载。“茶”在唐以前被写作“茶”或“槚”，俗称“苦茶”。到了唐代，人们才将“茶”写成“茶”。如白居易《琵琶行》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⑦的诗句，这时的“茶”就不再写为“茶”或“槚”了。茶的别称较多，唐人陆羽《茶经》言：“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蕃，四曰茗，五曰荈。”⑧
  古代武都地区乃氐羌族聚居区，因其“土地险阻”，多以游牧业为主，粮食、盐、茶叶等生活必需品较为缺乏。他们发挥地利优势，用该地盛产的良马、牛、羊与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巴蜀地区所产的粮食、茶叶进行交换，互取所需，逐渐形成稳定的市场，今人称之为茶马贸易。但这一地区的茶马贸易究竟起于何时，史无确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⑨范晔《后汉书》虽未言及茶马互市，按该地“土地险阻”的形势推之，似乎可以说明至迟在汉代陇蜀地区已经有了茶马互市的雏形。到了唐代，唐政府在秦、成二州之间设置了马邑州。《新唐书·地理志》：“马邑州，开元十七年（729）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间。宝应元年（762）徙于成州之盐井故城。”①马邑州的设置可能与此地盛产良马有关。盐井，即今甘肃省陇南市礼县盐关镇。唐末五代，割据巴蜀地区的王建极为重视骑兵的建设，开放边地诸州进行互市。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载，“王（建）以骑将起家，故得蜀之后，于文、黎、维、茂等州多市蕃马，十年之间，遂及兹数”②。阴平道上茶马贸易之兴盛可见一斑。
  两宋时期，在唐五代基础之上开凿了青塘岭大道，抵达成都共十二程。据宋人王象之《太平寰宇记》载，龙州“北至踰山至文州三百三十里”③。光绪《江油县志》记载，起初宋人建议由文州凿径路通向陕西，但是文州通判蒲卣却认为：“洮岷积石，至文甚迩。自文州出江油，邓艾取蜀故道也。曩时隗嚣从此窥蜀，畏其险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为之通道乎？”④故加以阻止。到了南宋孝宗时期，为了“引商贩，冀收其算”，于是下令开凿青塘岭道，其路“不由剑阁，别驾栈道”⑤，但不久宋政府又以“边境萌隙，奏悉撤之”⑥。蒲规《修造记》云：“（龙州）通阶、秦路，禁出入，与剑门关为比。”⑦南宋政府之所以严禁在阴平道上出入，且设置诸多关隘，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考量。当时南宋王朝周边的形势颇为严峻，北方有女真族建立的强盛的金朝，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皆对南方的宋王朝虎视眈眈。南宋名将高稼曾将四川战区的东西两线比作一盘棋。《宋史·高稼传》：“今日之事如弈棋，所校者先后尔。苟以分水、三泉、米仓为可保，敌兵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将孰御之？”⑧宋人祝穆更言：“今天下根本在蜀，蜀屏翳在文州。”⑨如此，阴平道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此外，两宋时期的阴平道仍然起着促进陇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的作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载，太宗朝吏部尚书宋琪曾在西川为官多年，经历江山，备见形胜要害。他指出：“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过桔柏江，去剑门百里，东南去阆州，水陆二百余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龙州入川大路，邓艾于此路破蜀，至今庙貌存焉。”⑩庙宇是民间信仰的体现，邓艾庙在宋代阴平道上仍存在，说明了其修缮的频繁程度以及阴平道上人口的流动。宋初，西北地区的秦、原、渭三州以及德顺军等地是各民族进行贸易的场所，同时也是宋朝以茶易马的主要场所。不过，“国初博易戎马，或以铜钱，或以布帛……或以银绢”①的贸易方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茶马贸易。直到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以我蜀产（茶），易彼上乘”②的贸易方式开始后，茶马贸易才真正开展起来。“熙宁以来，讲摘山之利，得充厩之良，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戎人得茶不能为我害，彼以食肉饮酪之性所嗜惟茶。”③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亦云：
  宋雍熙、端拱间，阶、文、成州皆市马。其后置场，则阶州、文州市吐番马，取良弃驽。初以铜钱给马值，有司言“戎人得钱，销铸为器”，乃以市帛、盐钞、茶及他物易之。④
  由于宋初以铜钱易马，番人将铜钱销铸为兵器，严重威胁到宋王朝的边地安全。于是，宋廷改变了贸易方式，以布帛、盐钞、茶等物品交换番人之良马，茶马贸易逐渐繁荣。仅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陇右诸州买额中，“阶州蕃部马五十（千）匹，省马千匹。……文州蕃部马二十（千）匹，省马七百二十匹”⑤。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熙河经略使王韶拓边河湟地区，曾上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而乏茶与之为市”⑥。于是宋廷将茶马贸易扩大到熙河地区，“自是国马专仰市于熙河、秦凤矣”⑦。至此，宕昌、凤州、阶州、文州等地战马名扬天下。史载：
  盖南渡前，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陲，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⑧
  川、秦马司互市之地，惟西和、阶州并是西马，比诸州为最上。⑨
  南宋将榷场进一步扩大到阶、文等八州，以巴蜀之地盛产的茶叶、蜀锦来换取西北地区的良马。《宋史》对此记载颇为详细：
  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今甘肃镇原县）、渭（今甘肃平凉市）、德顺（今甘肃静宁县）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南渡以来，文（今甘肃文县）、黎（今四川汉源北）、珍（今四川正安县东北）、叙（今四川宜宾市）、南平（今贵州平塘县）、长宁（今四川珙县）、阶（今甘肃武都县）、和（今安徽和县）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今甘肃临潭县）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今甘肃叠部县）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①
  这表明，南宋孝宗乾道至淳熙年间，边地榷场曾一度兴盛。阶、文二州进行茶马贸易当取阴平道无疑，这也从侧面突出了阴平道的重要性。后因边境战事起，南宋地方政府“奏悉撤之”，榷场渐渐衰落。
  南宋后期，蒙古崛起于北方草原之上，联合南宋灭掉了雄踞中原的金国。嗣后，宋蒙（元）边界交接。蒙古为了灭亡偏居一隅的南宋政权，曾多次取阴平道南下攻宋。南宋名士魏了翁谈及蒙古取道犯宋时则言：“今若取道西蕃，径抵文、龙，竟上则绵、汉内郡指曰受兵，而成都已在掌股中矣。邓艾由此捣蜀，犹是缒崖攀木。今伐山通道已久，又多造大斧，所至斫开，可容骑卒。”②其实，经过了唐末五代的战乱，至北宋初年，阴平道西段交通已经甚为难行了。宋人张舜民在《画墁录》中记载：
  凡自岷州趋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夫山中，入栈路，或百十步复出。
  略崖嵌崟，不可乘骑，必步。至临江寨，得白江。至阶州，须七八日，其所经皆使传所不可行。③
  直到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熙河经略使王韶为平定羌人叛乱，曾引兵伐木，对阴平道西段交通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使之成为坦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盖洮、岷、叠、宕连青唐玛尔巴山，林木翳荟交道，陿阻不可行，（王）韶欲为兵除道，乃先遣人以伐木为名，令青唐羌为卫，以大兵驻谷口镇之。至是，可连数骑以行。④
  故南宋魏了翁所谓“今伐山通道已久，又多造大斧，所至斫开，可容骑卒”，当是指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王韶对阴平道西段交通大规模修整之事。
  正因为有了北宋时期对阴平道大规模的修整，才使得南宋与蒙（元）对峙时期对阴平道及其沿线控制权的争夺愈发激烈。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蒙古伐宋，皇子出大散关，宗王穆直等出阴平郡，大将按竺迩率军破宕昌、残阶州、攻文州，渡白水江入龙州，克成都。⑤按竺迩认为：“陇州县方平，人心犹贰，西汉阳当陇、蜀之卫，宋及吐蕃利于入寇，宜得良将以镇之。”宗王穆直赞同他的建议。于是按竺迩命“侯和尚南戍沔州之石门，术鲁西戍阶州之两水，谨斥堠，严巡逻”，致使“西南诸州不敢犯之”①。待蒙古大军北返后不久，成都仍叛蒙归宋。淳祐十年（1250），蒙军从元帅塔海率诸翼军再次伐蜀，与按竺迩联合破西川二十余城，文州降将王德新趁余玠攻兴元之机，自阶州叛，“执扈、牛二镇将，领众千余人走江油”②。以当时形势推知，王德新自阶州叛走江油当取阴平道。有元一代，人们常言：“若出景谷达江油，又蜀地之噤喉也。”③可见，宋元时期的阴平道仍然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