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阴平道作为陇蜀交通要道之一，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价值。自三国时期邓艾取之伐蜀，不战定蜀后，阴平道声名远播，成为历代军事家出奇制胜的战略要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部分学者注意到其重要价值并展开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其名作《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中，对阴平正道、偏道、捷径的路线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开启了阴平道交通的专题研究。①嗣后，鲜肖威先生以探讨邓艾伐蜀所经之阴平道为主，旁及其余，对阴平道路线做了进一步探讨，并对严耕望先生的“阴平捷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②继之，蓝勇先生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对争论颇多的阴平正道、斜道的路线问题做了某些修补。③曾穷石先生对江油戍（江油关）设置时间、具体地望以及设关意义等有关史实做了考辨。④万娇先生对“阴平道”与“左担道”名称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⑤笔者曾对阴平道所经之白水关、葭萌关以及历代有关阴平道取用事迹做了梳理。⑥本文拟在前贤时俊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文献梳理的角度出发，探究从先秦迄民国时期阴平道交通兴衰的历史脉络，以期对蜀道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先秦至两汉时期的阴平道
  阴平道所经之地主要为古代氐族活动区。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诗经·商颂》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⑦这是氐族见于史籍最早之记载，但是为氐、羌二族合称。《山海经》中则单独提到“氐人国”。关于氐人的种族及其分布，魏收《魏书·氐传》做出了如下解释：“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以其地为武都郡。”①《晋书·江统传》云：“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种，反其旧土。”②氐人的迁徙与流动在历史上起步甚早。有学者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羌氐族群的先民就从甘肃地区向西南地区迁徙。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氐人又逐渐移居今四川西部和云南地区”③。高天佑先生亦认为：“绵延横亘于陇南南部边境的西倾山、岷山、摩天岭及秦岭西部支脉与嘉陵江及其支流西汉水、白龙江、白水江，还有……川陕峡谷区，便是古代西北与中原、西南民族迁徙和进行文化、经济交流的天然通道。”④这说明，作为陇蜀古道之一的阴平道在先秦时期已经投入使用之中。
  到了两汉时期，在封建大一统国家的推动下，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快，氐族迁徙活动逐步活跃。汉武帝时期，氐人“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⑤。说明西汉武帝时期氐族定居于河池（今甘肃成县西）。另据《阴平国考·种族考》载，“东汉以前……其在阴平者，白马氐而已。东汉以后，羌氐错杂，而以氐为主。隋唐以后，则氐与羌不复可分矣”⑥。氐族由河池向阴平迁徙，当取阴平道而行。2006年10月，绵阳市文物局对平武县响岩镇涪江村四社（俗称大松树）一带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发现了六个宋代（或宋代以后）龙窑以及大量西汉墓葬。史载，唐宋时期在平武县南坝设立了龙州府并修建大量龙窑，为州府官员及百姓生产生活提供陶瓷制品。西汉时期的大松树正好处于涪江大峡谷与四川盆地的交界处，历代均有士兵把守。发掘者推测，“这些汉人墓是当时镇守四川盆地的士兵的墓，而大松树很可能是当时的军事要塞”⑦。由于大松树所在的平武县南坝乡是三国“阴平道”江油戍（江油关）所在地，因此这次发掘的西汉墓葬为阴平道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实物证据。
  东汉时期，阴平道取用较为频繁。与西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阴平道与战事紧密相连。建武元年（25），公孙述割据巴蜀以称帝，遣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南郑。⑧建武六年（30），割据天水的陇右大族隗嚣趁公孙述兵犯南郡、无暇北顾之机，从天水伐蜀。隗嚣认为：“白水险阻，栈阁绝败”，于是在白水上“多设支阂”⑨。安帝永初二年（108），羌人谋乱，火烧阴平郡城，郡人退住白水（今汉水）。⑩顺帝阳嘉二年（133），“（李固）出为广汉洛令，至白水关，解印绶，还汉中”⑪。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阴平道
  为了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笔者将这一时期的上限限定在东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即黄巾大起义爆发之首年，正所谓广义上的三国之上限；这一时期的下限仍为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即隋灭陈完成统一止。这一时期，阴平道处于兴盛期，取用颇为频繁。
  汉献帝建安十七年至十八年（212—213），刘备沿金牛道入葭萌关回击白水关，斩益州牧刘璋麾下大将杨怀、高沛。①建安十九年（214），张鲁遣马超北取凉州失利，加之张鲁将杨白欲加害超，于是马超从武都逃入氐中，后奔蜀。②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见刘备尽有益州牧刘璋之地，必北争益州咽喉汉中之地，于是先发制人，亲率大军“西征张鲁，至陈仓，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张郃、朱灵等破之”③。两汉时期，氐人逐渐由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向广汉北部都尉（曹魏改阴平郡，治今甘肃文县）南迁；到汉末三国时期，氐人当多集中于今甘肃文县之地。马超、张郃、朱灵由“武都入氐”，似应取阴平道而行。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遣陈式（一说陈戒）沿白水进兵汉中，绝马鸣阁道，为曹魏名将徐晃所破。④《太平御览》记魏武帝曹操之言：“此阁过汉中之阴平，乃咽喉之要路。”⑤《蜀鉴》引《寰宇记》云：“在今利州昭化县。”⑥蓝勇先生考证指出：“马鸣阁即广元七里乡之七里砭，又名鲁班岩。”⑦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纳法正之言挥师北上夺取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为曹公所没”⑧，处于不利之势。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军事集团于定军山斩杀曹魏名将夏侯渊之后，一举攻占了阳平关，逆转局势，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曹操闻夏侯渊兵败被杀，汉中危急，于是亲自领军从褒斜道入以争汉中。但是刘备拒险不出，曹军与刘备军对峙数月，无利，遂放弃汉中，汉中终为刘备所据。嗣后，中原多故，先是曹操病逝洛阳，后曹丕篡汉自立，忙于内政。割据巴蜀、汉中之地的刘备也于公元221年称帝。直到蜀汉建兴七年（229），诸葛亮、陈式取阴平道平武都、阴平二郡⑨，为蜀图陇右创造了条件。曹魏正始十年（249），司马懿趁曹爽陪同曹芳拜谒明帝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诛杀曹氏集团，曹魏大权落入司马氏之手。司马懿以郭淮取代征西将军夏侯玄驻长安，夏侯霸与郭淮素来不和，怕祸害及身，于是南下投蜀。《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注引《典略》云：“（夏侯霸）南趋阴平而失道……蜀闻之，乃使人迎霸。”①疑夏侯霸南下亦当取阴平道奔蜀。
  早在曹魏伐蜀之前，屯驻沓中的姜维就曾上表后主刘禅，希望后主加强蜀地各关口以及阴平道的防守，防范魏军南下，可惜后主听信宦官黄皓谗言，未予采纳。
  （景耀）六年（263），（姜）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黄）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败，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②
  待魏军展开全面攻势之后，孤立无援的姜维只能仓促应战，受挫于邓艾。因姜维汉中军事策略的调整，使魏军轻易进入汉中盆地，全力攻打汉（今陕西勉县）、乐（今陕西城固县）二城。形势危急之下，姜维取阴平道经阴平、桥头、白水关、葭萌关迅速南下，与张翼、董厥二军合守剑阁天险，阻钟会主力于剑阁。邓艾抓住时机，绕过剑阁天险，“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迅速南下，迫使蜀汉投降。
  三国时期，阴平道也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典略》载，“（刘）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③。道路的整修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军事的征伐以及民族融合的加强。正如香港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所言：“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合，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交通建设亦居诸般建设之首位。”④
  西晋时期，国家再一次实现了大一统，阴平道上获得了暂时的平静。直到西晋末年，“五胡”入华，中原大乱。先为十六国纷争，后演变成南北朝对峙。世居今陇南、陕西西南、川北之间的氐族杨氏趁机发展势力，先后建立了前、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五个割据政权，纵横捭阖于南朝、北朝之间，使蜀道在南北争夺中更趋复杂。
  仇池地区地处阴平道咽喉，战略位置颇为重要。先是东晋与前秦围绕仇池地区以及阴平道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杨难敌还武都据险不服，李雄遣李稚出白水、李寿出阴平讨伐之，杨难敌据之，不得进。李稚、李琀趋下辨，因粮草不继，为杨难敌所杀。⑤晋成帝咸和六年（331），李寿再次率军北上以争武都、阴平二郡，杨难敌不敌，遂降于东晋。⑥前秦基本统一北方后，不愿看到仇池国与东晋政权亲近以威胁其统治，建元七年（371），苻坚遣苻雅、杨安、姚苌等共伐仇池，杨统率武都之众降，杨纂亦降秦。①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之宋、齐、梁与北朝之北魏为争夺汉中、仇池及阴平道的控制权展开了更为频繁的争夺。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432），武都杨难当遣司马飞龙取阴平道寇蜀，逐阴平太守，益州刺史刘道济破之。②元嘉十九年（442），刘真道遣司马夏侯穆季西取白水路入武都，并与裴方明分兵攻武兴、下辨，皆克之。③元嘉二十年（443），杨保宗谋叛魏，杀之。宋立杨文德为武都王，屯守阴平道上之葭芦城（在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至陇南市文县碧口镇之间的白龙江边），武都、阴平氐多归之。④元嘉二十五年（448），杨文德据葭芦城，招降、引诱氐羌人，武都等五郡皆应之，魏大将皮豹子统诸军击之，杨文德战败奔汉中。⑤元嘉二十七年（450），杨文德为辅国将军，引兵自汉中西入，平阴平郡、平武（县）二地，以杨头戍葭芦城。⑥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刘义隆遣萧道成、王虬、马光等入汉中，又别令杨文德、杨头率氐羌围武都。⑦杨文德、杨头屯葭芦城，率氐羌围武都当是溯阴平正道之白龙江而行。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二年（455），以杨头为辅国将军，戍葭芦城，王玄谟请以杨头为西秦州刺史，安辑氐羌之众，以稳定人心。王玄谟同时指出：“若葭芦不守，汉川亦不可立矣”⑧，惜宋孝武帝未予采纳。亦可说明阴平道上葭芦城的重要性。梁武帝天监十五年（516），梁将张齐与魏将元景隆战于葭萌，大破之，遂围武兴；后张齐又为魏名将傅竖眼所败，退守白水关，复攻葭萌关。⑨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1），氐酋杨法琛据黎州附北魏，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遣大将杨乾运伐之，拔剑阁，杨法琛退保石门，进据南阴平。⑩《资治通鉴》注引《五代志》云：“义城郡，梁曰黎州，唐之利州是也。”⑪由此可知：南朝梁时之黎州为唐代的利州，即今四川省广元市。关于石门的地望，《读史方舆纪要》云：“《舆地纪胜》：‘龙州江油县东百里有石门戍’，《唐志》：‘利州景谷县西有石门关，即此石门也。’”⑫说明当时氐酋杨法琛战败，仍溯白龙江沿阴平正道由今广元退往今青川县白水街以西地区。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文州阵阳族人发动叛乱，督文、利、沙三州刺史豆卢永思取阴平道击破之。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益州总管王谦起兵于蜀，反对杨坚擅权，杨法琛之子上柱国杨永安煽动利、兴、武、文、沙、龙等六州氐羌及汉人响应王谦，杨坚遣大将达奚长儒伐之，阴平国亡。①史籍虽未明载达奚长儒伐阴平国之路线，按阴平国治甘肃文县推知，此次进军路线似亦取阴平道。
  三、唐宋时期的阴平道
  唐朝乃我国古代强盛、统一的封建王朝。在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统治之下，帝国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以及民族关系得到空前的发展。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对隋唐宋三代之交通有过这样的评价：“一方面，则由于国内的统一，而唐宋州郡干线路，往返交织；其他方面，则由于民族地位的优越，隋唐的域外交通大见昌盛。这两方面，无论就哪一方面说，隋唐宋盛时的情形都较秦汉时代为进步。”②
  诚然，这一时期的阴平道仍然颇为重要。《唐六典》将阴平道之石门关列为二十六要关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安史之乱”后，中原多故，藩镇林立，战争频繁，国力锐减，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趁机控制了陇右十八州及安西四镇，曾一度攻陷都城长安，给唐王朝以巨大威胁。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再度爆发唐蕃战争，吐蕃数路攻唐。一路出扶州、文州，沿白水江经方维（今甘肃陇南市文县碧口镇）、白坝侵蜀地。③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循白水河谷西进，与吐蕃战于芳州及黑水堡，焚其积聚，并献首虏。④
  唐末五代时期，阴平小路成为一交通要道。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文州“东取山路至龙州三百六十里”⑤。同书卷三十三又载，龙州“北至渝州取文州路三百三十里”⑥。贺次君先生点校时指出：“渝州在龙州东南，不北行，何由文州？乐史作：‘北踰山至文州’，此传钞误也。”⑦贺次君先生虽然就龙州至渝州取道文州产生怀疑，惜未做进一步的考证。蓝勇先生认为渝州当为武州⑧。按蓝勇先生之语，龙州北至武州仅三百三十里。《元和郡县图志》明载，文州“东取山路至龙州三百六十里。……北至武州二百五十里”。如此，龙州至武州当以六百一十里为是，非蓝勇先生之三百三十里也。笔者以为，此渝州似应为文州为妥。即龙州北至文州取文州路三百三十里。虽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的两州相距三百六十里略有出入，但是古代测量技术与工具较现代落后，所测量出来的里程当为约数，略有出入不足为奇。《新唐书·地理志》载龙州应灵郡江油县（今平武县南坝）有涪水关①，《唐六典》将涪水关列为唐朝二十六要关七下关之一②，这足以说明在唐代阴平道的军事地理价值。五代前期，藩镇割据，中原丧乱。晋王李克用攻灭朱氏王朝，嗣后，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后唐政权，遣使西来，侮辱前蜀，傲慢无礼。前蜀重臣宋光葆认为唐、蜀两国必将交战，应早做军事部署，于是向蜀主王建上表云：“万人屯利州，应援文州及安远城。”③按当时形势推之，从利州应援文州，似应取阴平道。果不其然，后唐长兴元年（930），明宗李嗣源遣石敬瑭伐蜀，破剑门，两川危急。于是孟知祥遣赵廷隐屯剑州，又别遣永平节度使李筠率四千人屯龙州，守要害之处，防止唐军取阴平偏道南下。孟知祥所料甚是。嗣后，石敬瑭果然分兵“趣文州，将袭龙州”④，为孟知祥大将潘福超、沙延祚所败。《资治通鉴》云：“自文州青塘岭至龙州一百五十里。郡志云：‘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负，谓之左担路，邓艾伐蜀所由之路也。’”⑤可知后唐军伐蜀之一线取阴平道无疑。
  唐末五代时期，阴平道不仅在军事上有着重要地位，在经济上的价值也逐渐凸显。阴平道作为秦蜀茶马古道重要支线之一，是一条陇右入川的捷道。顾名思义，茶马古道就是古代汉地茶叶同蕃地马匹相互交易的商道。自云南大学木霁弘教授提出“茶马古道”一名以来，其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早在西汉时期，阴平道沿线的武都郡就有茶叶贸易。西汉辞赋家王褒《僮约》中就有“武都买茶（茶），杨氏担荷”⑥之言，这是陇南地区茶叶贸易见于文献较早之记载。“茶”在唐以前被写作“茶”或“槚”，俗称“苦茶”。到了唐代，人们才将“茶”写成“茶”。如白居易《琵琶行》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⑦的诗句，这时的“茶”就不再写为“茶”或“槚”了。茶的别称较多，唐人陆羽《茶经》言：“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蕃，四曰茗，五曰荈。”⑧
  古代武都地区乃氐羌族聚居区，因其“土地险阻”，多以游牧业为主，粮食、盐、茶叶等生活必需品较为缺乏。他们发挥地利优势，用该地盛产的良马、牛、羊与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巴蜀地区所产的粮食、茶叶进行交换，互取所需，逐渐形成稳定的市场，今人称之为茶马贸易。但这一地区的茶马贸易究竟起于何时，史无确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⑨范晔《后汉书》虽未言及茶马互市，按该地“土地险阻”的形势推之，似乎可以说明至迟在汉代陇蜀地区已经有了茶马互市的雏形。到了唐代，唐政府在秦、成二州之间设置了马邑州。《新唐书·地理志》：“马邑州，开元十七年（729）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间。宝应元年（762）徙于成州之盐井故城。”①马邑州的设置可能与此地盛产良马有关。盐井，即今甘肃省陇南市礼县盐关镇。唐末五代，割据巴蜀地区的王建极为重视骑兵的建设，开放边地诸州进行互市。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载，“王（建）以骑将起家，故得蜀之后，于文、黎、维、茂等州多市蕃马，十年之间，遂及兹数”②。阴平道上茶马贸易之兴盛可见一斑。
  两宋时期，在唐五代基础之上开凿了青塘岭大道，抵达成都共十二程。据宋人王象之《太平寰宇记》载，龙州“北至踰山至文州三百三十里”③。光绪《江油县志》记载，起初宋人建议由文州凿径路通向陕西，但是文州通判蒲卣却认为：“洮岷积石，至文甚迩。自文州出江油，邓艾取蜀故道也。曩时隗嚣从此窥蜀，畏其险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为之通道乎？”④故加以阻止。到了南宋孝宗时期，为了“引商贩，冀收其算”，于是下令开凿青塘岭道，其路“不由剑阁，别驾栈道”⑤，但不久宋政府又以“边境萌隙，奏悉撤之”⑥。蒲规《修造记》云：“（龙州）通阶、秦路，禁出入，与剑门关为比。”⑦南宋政府之所以严禁在阴平道上出入，且设置诸多关隘，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考量。当时南宋王朝周边的形势颇为严峻，北方有女真族建立的强盛的金朝，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皆对南方的宋王朝虎视眈眈。南宋名将高稼曾将四川战区的东西两线比作一盘棋。《宋史·高稼传》：“今日之事如弈棋，所校者先后尔。苟以分水、三泉、米仓为可保，敌兵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将孰御之？”⑧宋人祝穆更言：“今天下根本在蜀，蜀屏翳在文州。”⑨如此，阴平道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此外，两宋时期的阴平道仍然起着促进陇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的作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载，太宗朝吏部尚书宋琪曾在西川为官多年，经历江山，备见形胜要害。他指出：“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过桔柏江，去剑门百里，东南去阆州，水陆二百余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龙州入川大路，邓艾于此路破蜀，至今庙貌存焉。”⑩庙宇是民间信仰的体现，邓艾庙在宋代阴平道上仍存在，说明了其修缮的频繁程度以及阴平道上人口的流动。宋初，西北地区的秦、原、渭三州以及德顺军等地是各民族进行贸易的场所，同时也是宋朝以茶易马的主要场所。不过，“国初博易戎马，或以铜钱，或以布帛……或以银绢”①的贸易方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茶马贸易。直到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以我蜀产（茶），易彼上乘”②的贸易方式开始后，茶马贸易才真正开展起来。“熙宁以来，讲摘山之利，得充厩之良，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戎人得茶不能为我害，彼以食肉饮酪之性所嗜惟茶。”③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亦云：
  宋雍熙、端拱间，阶、文、成州皆市马。其后置场，则阶州、文州市吐番马，取良弃驽。初以铜钱给马值，有司言“戎人得钱，销铸为器”，乃以市帛、盐钞、茶及他物易之。④
  由于宋初以铜钱易马，番人将铜钱销铸为兵器，严重威胁到宋王朝的边地安全。于是，宋廷改变了贸易方式，以布帛、盐钞、茶等物品交换番人之良马，茶马贸易逐渐繁荣。仅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陇右诸州买额中，“阶州蕃部马五十（千）匹，省马千匹。……文州蕃部马二十（千）匹，省马七百二十匹”⑤。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熙河经略使王韶拓边河湟地区，曾上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而乏茶与之为市”⑥。于是宋廷将茶马贸易扩大到熙河地区，“自是国马专仰市于熙河、秦凤矣”⑦。至此，宕昌、凤州、阶州、文州等地战马名扬天下。史载：
  盖南渡前，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陲，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⑧
  川、秦马司互市之地，惟西和、阶州并是西马，比诸州为最上。⑨
  南宋将榷场进一步扩大到阶、文等八州，以巴蜀之地盛产的茶叶、蜀锦来换取西北地区的良马。《宋史》对此记载颇为详细：
  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今甘肃镇原县）、渭（今甘肃平凉市）、德顺（今甘肃静宁县）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南渡以来，文（今甘肃文县）、黎（今四川汉源北）、珍（今四川正安县东北）、叙（今四川宜宾市）、南平（今贵州平塘县）、长宁（今四川珙县）、阶（今甘肃武都县）、和（今安徽和县）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今甘肃临潭县）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今甘肃叠部县）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①
  这表明，南宋孝宗乾道至淳熙年间，边地榷场曾一度兴盛。阶、文二州进行茶马贸易当取阴平道无疑，这也从侧面突出了阴平道的重要性。后因边境战事起，南宋地方政府“奏悉撤之”，榷场渐渐衰落。
  南宋后期，蒙古崛起于北方草原之上，联合南宋灭掉了雄踞中原的金国。嗣后，宋蒙（元）边界交接。蒙古为了灭亡偏居一隅的南宋政权，曾多次取阴平道南下攻宋。南宋名士魏了翁谈及蒙古取道犯宋时则言：“今若取道西蕃，径抵文、龙，竟上则绵、汉内郡指曰受兵，而成都已在掌股中矣。邓艾由此捣蜀，犹是缒崖攀木。今伐山通道已久，又多造大斧，所至斫开，可容骑卒。”②其实，经过了唐末五代的战乱，至北宋初年，阴平道西段交通已经甚为难行了。宋人张舜民在《画墁录》中记载：
  凡自岷州趋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夫山中，入栈路，或百十步复出。
  略崖嵌崟，不可乘骑，必步。至临江寨，得白江。至阶州，须七八日，其所经皆使传所不可行。③
  直到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熙河经略使王韶为平定羌人叛乱，曾引兵伐木，对阴平道西段交通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使之成为坦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盖洮、岷、叠、宕连青唐玛尔巴山，林木翳荟交道，陿阻不可行，（王）韶欲为兵除道，乃先遣人以伐木为名，令青唐羌为卫，以大兵驻谷口镇之。至是，可连数骑以行。④
  故南宋魏了翁所谓“今伐山通道已久，又多造大斧，所至斫开，可容骑卒”，当是指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王韶对阴平道西段交通大规模修整之事。
  正因为有了北宋时期对阴平道大规模的修整，才使得南宋与蒙（元）对峙时期对阴平道及其沿线控制权的争夺愈发激烈。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蒙古伐宋，皇子出大散关，宗王穆直等出阴平郡，大将按竺迩率军破宕昌、残阶州、攻文州，渡白水江入龙州，克成都。⑤按竺迩认为：“陇州县方平，人心犹贰，西汉阳当陇、蜀之卫，宋及吐蕃利于入寇，宜得良将以镇之。”宗王穆直赞同他的建议。于是按竺迩命“侯和尚南戍沔州之石门，术鲁西戍阶州之两水，谨斥堠，严巡逻”，致使“西南诸州不敢犯之”①。待蒙古大军北返后不久，成都仍叛蒙归宋。淳祐十年（1250），蒙军从元帅塔海率诸翼军再次伐蜀，与按竺迩联合破西川二十余城，文州降将王德新趁余玠攻兴元之机，自阶州叛，“执扈、牛二镇将，领众千余人走江油”②。以当时形势推知，王德新自阶州叛走江油当取阴平道。有元一代，人们常言：“若出景谷达江油，又蜀地之噤喉也。”③可见，宋元时期的阴平道仍然十分重要。
  四、明清至民国时期的阴平道
  明清时期，大一统再一次出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较快，民族融合进入新的阶段。这一时期，阴平道在军事上的利用见于史籍记载相对较少。
  明初，太祖令傅友德伐蜀，傅友德所取之道与三国时期邓艾所取之道颇为相似：
  （洪武四年）……（傅友德）充征虏前将军，与征西将军汤和分道伐蜀。和率廖永忠等以舟师攻瞿塘，友德帅顾时等以步卒出秦、陇。太祖谕友德曰：“蜀人闻我西伐，必悉精锐东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师。若出不意，直捣阶、文，门户既堕，腹心自溃。兵贵神速，患不勇耳。”友德急驰至陕，集诸军声言出金牛，而潜引兵趋陈仓，攀援岩谷，昼夜行。抵阶州，败蜀汉将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断白龙江桥，友德修桥以渡，破五里关，遂拔文州。渡白水江，趋绵州。……及闻友德破阶、文，捣江油，始分兵援汉州，以保成都。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将向大亨于城下……遂拔汉州，进围成都。④
  傅友德行军路线：阶州—文州—白水江—江油—绵州—汉州—成都，亦当是取阴平道伐蜀破成都的光辉战事。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白马族发动叛乱，明朝用兵五千分五路而进，一路由阶州、文州入。⑤
  有清一代，据笔者所查阅的资料来看，阴平道用于军事行动的事件似仅有一次。嘉庆元年（1796），四川、陕西、湖北三省爆发了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反抗清王朝的起义。在清王朝的强力镇压之下，起义军受到重创。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起义军首领苟文明合各路起义军余部至阶州，取阴平道下广元。⑥明清时期，虽然阴平道较少用于军事行动，但是这一时期旅游盛行，不少文人墨客途经阴平道，留下了较多名诗、名词。明代诗人李梦阳《阴平诗》：“日落文台远，光摇太白山。无人说蜀魏，来往渔樵间。”①道出了明代阴平道的荒凉、经济的落后。而清代洮岷细看昊永谦《重修阴平桥碑记》后云：“秦梁汉柱，不知几历废兴于兹。……愿假公余，按辔阴平，策筇杖，衣鹤氅，携文人墨士把酒其上，瞻玉垒之秀气，回锦江之波澜，临风回音，恍动乡心。”②透露出一种轻快、豪爽的文人气质。明人王云凤《文南径道》：“绝壁重流力挽扳，西巡第一此程难。河经五渡犹余渡，山尽八盘更有盘。马惯如临周大道，人愁疑渡鬼门关。文州几载逢冠盖，羌汉争先睹客颜。崖梯石磴晚仍攀，半是江流半是山。却忆曾登大石顶，始知此地路尤难。”③诗人王云凤所比喻的“鬼门关”乃阴平道之玉垒关，其险峻可与金牛道之剑门关相匹敌，有“巴蜀咽喉”之称。前文已述，此不赘言。
  清光绪三十年（1904），阶州文县（今甘肃文县）人程天锡中进士后返乡作《阴平道歌》：
  阴平道，远在陇南龙绵西。万峰高插天，上与白云齐。桓水北来更东下，南挟白水走鲸鲵。掀天波浪风怒号，云连蹬道怯马蹄。……武都直下三百里，钩连石栈与天梯。况复青塘不能容匹马，玉垒可以封丸泥。……其险也如此，能勿使远道之人酸心脾。……阴平道，风雨凄，旧日王孙不归去，愁杀陌上草萋萋。我亦歌此曲声苦，感叹今昔一涕洟。④
  程天锡将阴平道之高、险、奇展现得淋漓尽致，其文采可与唐代大诗人李白一较高下。程天锡《阴平道歌》与李白《蜀道难》均堪称讴歌蜀道的千古绝唱。
  民国时期，解放军在解放大西南之战中取阴平道为行军路线之一。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逆转，国共两党由合作抗日、共赴国难渐渐发展为内战。三大战役后，国民党主力被消灭殆尽，中国大陆除西南一隅外基本解放。蒋介石集团收缩在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企图依靠胡宗南部以四川为基地进行反攻。国民党当局认为：“鄂西北虽有一部分共产党游击队活动，但兵力微弱，解放军不像有从东南向四川进攻的势态。……在取得兰州后，必然利用这支部队挥戈南下，采取邓艾伐蜀度阴平、出碧口直取成都的战略部署。”基于此，国民党将西南防御重点转移到川西北地区，“命令罗广文率部星夜兼程，向青川、平武一带开拔，沿川陕甘边境紧急布防，并相机向甘肃境内白龙江方向派出部队，阻止解放军南下”⑤。解放军对解放大西南却采取了三路进军、关门打狗的军事策略。一方面，刘邓大军取贵阳、涪陵、重庆后，分精锐西进宜宾、乐山，围堵敌人退路；另一方面，贺龙所部取金牛道直逼成都，另一部解放军由武都、文县、碧口南循阴平道经青川、江油趋绵竹，进而合围成都。当解放军一部抵达文县时，按理当取唐宋以来的阴平小道直接南下摩天岭至青川县，这样最为便捷，但是“摩天岭的道路被冰雪封固，无法通行”，于是被迫“改道碧口、青川”①。阴平道从文州经摩天岭至青川县一段人烟稀少，“路最崎岖”，尽管在清末民国时期仍有驿站存在，但是该道的繁荣程度已远不及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唐宋时期了。
  五、结语
  阴平道作为蜀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是历代兵家必争、必守之道。阴平道之白水关、江油关、玉垒关扼蜀地咽喉，其成败与蜀地命运紧密相连，历代统治者尤为倚重。阴平道的利用几乎贯穿了蜀地的整个发展过程，尤其是三国时期，自曹魏大将邓艾取之伐蜀，不战定蜀后，阴平道更是名扬天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割据，阴平道的军事价值不断凸显，促使其逐渐繁荣。唐宋时期，尤其是南宋，由于茶马贸易的兴盛，阴平道走向鼎盛。明清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北迁、经济重心南移，加之蜀道沿线生态系统的破坏，带来的是包括阴平道在内的整个蜀道系统地位的下降。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近代交通的兴起与建设，历史时期作为沟通陇蜀两地交通要道的阴平道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其生命并未因此而终结。时至今日，阴平道因其本身及其沿线历史悠久、形式多样的遗存与文化景观，继续彰显着特殊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