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茶马贸易是指唐宋以后中国内地农业地区与西南边疆游牧地区之间进行的以茶和马为代表性商品的贸易。茶马贸易源于唐朝，到了宋朝成为一项稳定的国家制度，并在宋朝发展繁荣。“考之前代，自唐时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至宋熙宁间，乃有以茶易虏马之制。”①《甘肃通志》亦载：“自唐回纥入贡，以马易茶，宋熙宁间相继行之，所谓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有明定制金牌差发，假市易以羁縻控驭，为制番上策。”②宋王朝的所有对手都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宋王朝在多次战役中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宋王朝骑兵较弱小，因此“以茶易马”成为最好的选择。
  徽州在两宋和明清时期都是茶马交易的重要地区。明初在徽州火钻镇（今徽县榆树乡火站村）设立了批验茶引所和巡茶察院行台，专门负责秦蜀道茶马贸易及茶引检验等事务，又在徽州虞关（今徽县虞关乡）和高桥（今徽县高桥乡）设立了巡检司，仅虞关巡检司就有“弓兵三十名”③。繁盛的茶马贸易活动对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明郭从道《徽郡志》为主要考察对象，就其中有关茶马贸易的内容逐一进行梳理。
  一、茶马贸易与徽州政治
  （一）巡茶察院行台及其他与茶马贸易有关的行政机构
  察院行台设立在徽州火钻镇，“火钻站明初置茶院行台（与秦州稍子店同设），按验茶马于此”④。“御史行台在火钻镇，有堂有室有门有屏，嘉靖十七年巡茶御史沈公越，檄知州王时雍创建。礼部侍郎吕楠记。”“分司在行台右即批验所旧基。”“分馆在木庐镇，有厅有序有门，嘉靖四十二年值周孟公鹏年。”⑤火钻镇是茶马交易的必经之地，“徽州火钻镇，旧设批验所，与秦州骆驼巷、稍子镇同，后至巡茶刘君俱奏革去。惟火钻镇，官虽革而印未缴也”①。正统五年，明英宗要求无茶课的批验所均应裁减，而火钻峪茶引批验所不在裁减之列。由于火钻镇独特的地理位置，南来茶叶必须在火钻取得准运茶叶的“茶引”，否则茶叶运到秦州将无法交割，设于火钻镇的批验所得以长期保留，可见其在茶马互市中的重要性。
  嘉靖十七年（1538），巡茶御史沈越巡茶来到徽州火钻镇，面对“于所无衙、于官无事，如虚衔”的批验茶引所感慨万千，“此地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岂可以无官守与公署哉”，况且“御虏在士，奋士在马，畜马在茶，行茶在公署。公署不立，而欲茶之行者鲜矣。茶课不足，而欲马之畜者鲜矣。马力不齐，而欲士之奋者鲜矣”②。更是将茶马贸易提高到关系国家安危的角度。于是知州王时雍新修茶院行台“正厅三楹，东西厢房共六楹；后厅三楹，东西厢房亦六楹；二门、大门各三楹。若大使之宅地，则行台之西亦不下一二十楹”③。修建完工后又请正德三年状元、一代大儒、礼部侍郎吕楠撰写了《新修巡察茶院行台记》，着重论述了茶马互市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意义、修建火钻巡察茶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沈越新修茶院行台的情形。
  察院巡台后来又移到州城，“察院在东街，有中堂、后堂，左希仁厅，右小景厅，堂前为台、为墀、为东西序、为仪门、大门”④。茶引所后来移到白水江，“批验茶引所，原在火钻镇，移于州治西街，嘉靖三十七年巡茶御史梁公札改建白水江。大使一员、攒典一名”⑤。
  除了察院和茶引所外，当时徽州还设立有两处巡检司，一处是“虞关巡检司，在州南五十里，堂序门垣如制”⑥。“鱼关铁山西南麓，唐置鱼关驿，为蜀口要隘。宋曰虞关，设转运使于此，为明巡检司治，国初裁缺”⑦。另一处是“高桥关，与秦州接壤，旧有高桥巡检司，今裁”⑧。巡检司一职始于五代，明朝时一般设于关津要道，归当地州县管辖，驻有巡检、吏各一员，统领相应数量的弓兵，负责稽查往来行人，打击走私，缉捕盗贼，是地方性军事机构。朱元璋曾敕谕天下巡检说：“朕设巡检于关津，扼要道，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但到了明嘉靖年间，俱已破败不可考，“旧志税课大使局在西街，批验茶引所在火钻镇，嘉靖间改建白水江。徽山驿在北街，有堂有序，门竖驻节坊。虞关巡检司在虞关镇。案税课批验两大使，万里间先后裁缺，驿丞寻废，巡检亦缺。国初亦奉裁革。今其遗址皆无可考。”⑨“旧志公署有察院在东街，按察分司在南新街，府馆在州治，西街御史行台，分司行台在火钻镇，又有木庐镇分馆，顺治间知州杨三辰重修，今皆无考”①。
  在徽州担任过批验茶大使、有名可考的有“白士泰（保定人）、李应清（梓潼人）、李福、孙镗（颖上人）”②，担任过巡检的有“虞关巡检艾忠、董全、孙继宗（沂州人）、石廷荣（石州人）、汪时新（岳池人）、胡熙训、梁尚父（河间人）”③，“巡检徐光祐浙江靳县人，顺治年任；程熹安徽歙县人，顺治年任；王学贤浙江海盐人，顺治十四年任，十七年裁缺改调”④。
  （二）《徽州调停驿站碑记》中的茶马贸易管理
  现保存于徽县文化馆的《徽州调停驿站碑记》，通高1.34米，宽0.66米，厚0.19米。碑阳，为明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所刻的“申革市民碑”；碑阴即“徽州调停驿站碑记”，清顺治八年（1651）镌刻，额题篆书“徽州调停驿站碑记”，尾题“大清顺治八年正月吉日”。
  碑文详细记述了“调停站法”的实施过程：一是购买骡马，“本州自五年闰四月十二日到任起，与阖州乡耆悉心筹划，欲照本州昔在晋中官养官应之法，相与讲求料理月余而论始定，马骡方始买补完足”⑤。二是日常饲养，在草料方面足额定量，“细查本州额站银八百两，通盘打算每一马、骡日食料豆三升，三十匹、头合支九斗，每十日合支九石，每一百日合支九十石，岁计用豆三百余石”⑥。在人员配备方面，“今议上五甲每甲公议一人，仍择义民一人以总其事，照管十日，交付下五甲照管十日。一甲止搨二日，一里止搨二十日，便已了结一年苦差。又恐距远里分，一时传唤不到，于轮应完日，酌定义民小头后，照里先令原差传唤到州投递，认保分给小牌，各于接管先一日至州，投认轮换，下里亦然”⑦。保证喂料充足，水草依时。三是日常管理，“至于过差使客凡有索难，及按茶两院、道府按临大差，本州悉自出站银以应之，不令重苦吾民”⑧，这一具有创造性的举措，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今行已三年，阖州士民称便”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碑文所说的“守巡两道”，指分守、分巡诸道之官，其主要职责就是巡视各区粮食之运输、兵备之整饬事务。碑文所说的“按茶两院”就是指“巡按御史、巡茶御史（巡茶侍御）”，茶马贸易有巡茶御史专职负责。每年又有巡按御史，对此进行监察考核。关于“巡茶”，就是巡察茶政。古代茶税为重要的国课，明朝曾专设巡茶御史负责监察茶叶的销售。
  碑记清初巩昌府徽州“调停站法”事宜的大致过程，其文字反映出清初顺治时期徽州地区官府对“茶马贸易”的邮驿、递铺管理的重视性，也正好印证了清初在陕、甘二省置茶马御史专管其事，又有巡按御史每年对此进行监察考核，监督管理茶马事宜的史实。①
  （三）茶马贸易与徽州治安
  郭从道《徽郡志》载：“董颜威，绍兴中河池尉，岂弟爱民。一日，盗至，邑人大震。彦威无慑惧，徐遣民兵御之，弗克。益以茶商百余，遂捕之。”②徽州南北二山俱属于高山峻岭，时有强人猛兽出没，及至清代牛运震在《空山堂文集》卷一《徽县寄兖郡亲友书》中写道：“县之北界，旧虎是宅，有山焉曰大小山，有峡焉曰青羊峡，皆猛虎之所踞卧啸舞也。自秦趋徽，必于是乎取道焉。……陇人有事于徽，必且结伴、祷山神、持械刃，然后而过。三者一不具，事虽亟犹将裹足而不敢动也。”来往茶商均为人数众多的马帮驼队，有着必要的安全防护，以至于州城遇盗，兵民弗克，在百余茶商的帮助下竟然可以打败强盗。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茶商之多、运输保卫力量之强。
  总之，徽州境内察院巡台、巡检司、茶引所等茶马贸易机构的设置和“调停站法”的有效实施，都极大地提高了徽州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新修察院巡台，“徽县火钻镇自此成为巡茶御史的官署之地，也就成为全国茶马交易的管理中心”③。
  二、茶马贸易与徽州经济
  （一）茶夫地与茶脚费
  明嘉靖年间，徽州火钻镇新修巡察茶院行台，对茶马贸易进行专门管理，“州北六十里火钻峪，系运茶要路。旧制设有花引所衙门在焉，其汉中府所属五州县课茶俱由此地运送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④。由于贸易繁盛，就“在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处佥编运茶脚户刘文光等百有余名，住居本镇”⑤。这些茶脚户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和地方百姓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粮数目》一文给出了部分答案。
  茶脚户们“除支领工食外，任其开垦荒山，砍伐林木”⑥，划给他们耕种范围，“自本镇至滴水崖，南北亘七十里，东西阔二十里，地未入册，粮未起科，是以相传为茶夫地云”⑦，开垦荒山必就近进行，划了七十里长、二十里阔的范围，由此可知当时徽州境内的茶脚户当在数百人之多。后来茶马贸易一度中落，但茶脚户们的茶夫地则由子孙继承，成为祖业，历代耕种，并未征粮。
  “至万历三十三年，西乡县复运茶到州，议添茶脚。前任知州申请布政司批允在本州一十八里每年派银二百六两三分，刻入条鞭规则内，遂为岁额，州民苦之。”①“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提出，张居正于万历九年推广到全国。新法把茶脚户们的运茶费用摊到徽州老百姓的头上，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而茶脚户们则继续耕种茶夫地且不用征粮。于是王秉等知情人士状告到两院，这就有了礼县知县尹焕查明茶夫地的经过。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里将土地分为川地、坡地、陡地三等，共计茶夫地57888亩，每亩又分别折合银两为三厘、二厘、一厘，“共该银一百一十七两一钱六分九厘五毫九丝六忽，内除去有主原粮一十一石四斗一升九合四勺，每斗该价银一钱四分，共银一十六两一厘一毫六丝外，实该征银一百一两一钱六分八厘四毫三丝六忽”②。茶夫地应征银两几乎占全县派银的一半，可见茶脚费用之巨、茶夫之多、运茶数量之大。查明亩数、折合银两后，“每年征收在官，如遇汉中府运茶，官到州令茶店户照数支领，取领状附卷以查盘；如无茶到将银贮库，以听申请。茶院别项支销，永不派及”③。
  （二）付给驿站、茶印工资
  明郭从道《徽郡志》有关茶马贸易人员俸禄分类梳理如下：
  黑松林驿馆夫五名，银三十两；
  徽山驿馆夫三名，每名准银四两；
  九股树弓兵一十五名，银七十五两；
  虞关巡检司弓兵三十名，每名准银二两五钱；
  茶引所秤子六名，每名准银二两五钱；
  安山递运所防夫二十五名，银二百二十五两；
  茶夫，银二百六两三分；
  察院门子二名，每名准银一两五钱；
  火钻公馆门子，每名各准银三钱。④
  从这份俸禄名单中，可以看出不同职位茶马人员的俸禄情况，由茶引所秤子六名也可以窥见徽州茶马贸易的规模。
  （三）明嘉靖年间徽州经济衰落的原因
  郭从道曰：“徽，辐辏之地，水陆之衢也。往昔颇称繁华，大抵久则人情乐便。而近来川蜀之货，欲东者皆自阳平关出凤翔，欲西者皆自置口出临巩，登白水江而来徽者才十之二三耳。昔花马池之盐由徽入蜀者，全蜀食盐皆为之仰给。今蜀中有井盐，而盐利又阻矣。於戏，市井萧条、民无生理，殆不可以昔日之徽视徽焉可也。”①
  从郭从道的感叹中可以看出，交通路线的变更、物产的变化，导致了明嘉靖年间经济的急剧衰退。
  三、茶马贸易与徽州文化、教育
  茶马贸易的繁盛给徽州文化带来了繁荣，最为明显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与茶马贸易相关的各类碑记
  一是修路碑记，计有《新修白水路记》《钟公路》《石梯崖修路碑记摩崖》《徽县大河店修路碑》《远通吴楚碑》《虞关义渡记》《许清修路》摩崖、《石峡修路》摩崖、《玄天神路》摩崖、等大量以修路为主要内容的摩崖、碑刻。
  二是茶马管理碑记，最具代表性的《徽州调停驿站碑记》的内容和作用已见于前文，此不赘述。
  这些碑刻既是茶马古道的有力物证，又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是古蜀道兴废变迁的历史还原和如实记述，是丝绸之路秦陇段运输状况的真实记载，除文中所列几通碑文外，仍矗立于青泥古道旁的《徽州调停驿站碑记》《江河纪略》《兴州江运记》等碑文，不但文字优美，富含文学元素，同时记述了古人开山凿壁、沟通水陆两种运输形式，打破蜀道难神话的伟大壮举。作为交通碑刻，除了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之外，更显明了秦陇道在沟通南北交通运输中的巨大作用。”②
  （二）茶马古道沿途诗歌
  作为明清时期茶马贸易的要道，巡茶特使和地方官员常常奔波于这条古道之上，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如甘茹《高桥次韵》、秦武域《麻沿河》《大小山》、陈棐《火钻岭辞》、王邦瑞《宿火钻行台》、张伯魁《火钻道中》、郭凤鸣《榆树坝》《大焦山》、赵抃《过青泥岭》、刘长卿《虞关道中》、张方平《鱼关诗》等，对徽州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都有描绘。
  这些诗歌一方面既是对沿途风景的描述和心情感受，另一方面更是寻找古道线路走向的标识。
  如陈棐的《火钻岭辞》：
  山尖石丹兮，火钻巃嵸而在旁。春馆一宿兮，寒气栗烈而侵床。阴风吹林兮，孤月照窗。仇池洞兮陈元光，剡藤灿兮兔颖霜。呵冻疾书兮缩袖忙，晨旆北出兮惊颷凉。悬流晒雪兮怪石如房。岩峦亏蔽兮势飞张。卉木胶轕兮兼丛篁。石枣兮间乌桑，铁杠兮杂黄杨，檞叶干兮蔓荆长。不见天日兮虎豹藏，白狐立兮或跳梁，时挂树兮崖之羊。人上慄兮怵彷徨，转折胶岭忽开豁兮，北瞰万垒而青苍。瞻蓬莱之楼观兮，红云一望以迷茫。明堂拱勋华之圣兮，皋夔列布于岩廊。孔无辜之或杀兮，致矜恤于遐方。叮咛纶命兮分遣刑郎，布德宣意兮和气靡伤，顾尔狞恶之兽兮吮血牙枪，使一夫被尔吞噬兮，是抗万乘之天王；宜鳄鱼之戮逐兮，锁支祁于隍洋；枯树崩崖兮蟒横虬僵，愿取此木为薪燎兮，散边隅寒苦之乡。使家如温室兮比屋春阳，留蒨欝之松盖兮斤斧勿戕，结茯苓之千岁兮琥珀凝光，采菖蒲于太华兮，□黄精于商洛；并持献于圣主兮，俾万寿之延长；稍分金匕之羹兮贻我慈堂，使萱寿纪蟠桃之历兮，海内同不老之方；副圣主好生之德兮，遍万里而周八荒。
  辞曰：
  山高林深势险恶兮驱兽焚林，
  下民攸□兮献太平乐兮，俾万年祚兮。
  （是日谈王虎谷平生得意最爱深山踏雪行之句。）①
  这首楚辞体的诗歌从火钻岭的风景写起，将寒冷、孤寂、相思的情绪写得奇瑰富丽，极尽想象与夸张之能事。
  （三）茶马贸易与徽州教育
  明清时期从都察院监察御史中派遣人员代表朝廷巡视茶法马政等事务。监察御史奉命巡视茶法马政时，一般称巡茶御史。巡茶御史的职能主要包括：查禁私茶，维护茶纪；茶引挂号，审计茶务；招蕃易马，平均茶课；兼理马政，建言茶政等。巡茶御史大多为饱学之士，对徽州教育事业亦十分重视。
  吏部尚书前提学副使唐龙在嘉靖年间视学关西，“夏四月莅徽州，其学圮矣。怃然兴嗟，亟令所司撤而新之。时之长吏，莫之能举也。明年，御史郑维新监督茶税至州，发官帑银三百有奇，爱饬知州白松以经始焉。又明年，御史陈讲嗣至。发米百斛有奇，用备饩廪”②。后“知州朱纯代之，勤综理之责，严省试之程。四年春二月，乃用讫于成，轮奂孔饬，规绪用新，宫墙严严，齐庑翼翼，二三子心怿神怡，挟策鼓笥，洋洋而兴焉”③。
  “嘉靖丙申，侍御新野刘公来董茶马之政，以学舍湫隘，召诸生指示之，曰：‘此可以居子矣。’乃发茶课若干缗，属之知州莫汝高，度地抡材，建堂分号，榜曰‘徽山书院’。”④第二年正月，“侍御宁陵胡公巡按至徽，弭节山椒，凝睇院堧，犹病弗宏，爰议增拓。维是边备宪副马君直卿、分巡佥宪白君应衡，议以克合，乃发公帑银以两计者五十，汝高奉以周旋，使吏目刘锡监护厥工”⑤。增修后的徽山书院，前厅五楹，外门三楹，仪门三楹，肃矩范、昭期待、资多识、警昏惰，日常功能一应俱全，于徽州之教育功莫大焉。
  他们不仅仅是建学校，而且为徽州学子延聘名师，对其殷殷教导，给予了很高的期望。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极好的榜样。撰写《重修庙学记》的西安府武功县人康海在弘治十五年（1502）参加会试，顺利通过殿试对策称旨，遂登进士第一，大魁天下，任翰林院修撰、充经筵讲官，以诗文名列明朝“前七子”之首，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号称“七才子”，亦即文学史上的明代“前七子”。
  四、茶马贸易与徽州宗教、民俗
  （一）茶马贸易与徽州佛教
  徽州的茶马贸易与宗教亦有着莫大的关系，榆树乡火站村珠临寺摩崖中有“茶印所”“知州左”等字样，这应该是茶印所为珠临寺重修布施后的功德印记。佛教与茶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他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融入“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开释精神。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即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联结起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
  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特别是在南方寺庙，几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根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我国古今众多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炒制的。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亦作“仙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因其品质优异，被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茶宴形式、茶文化对外传播方面，佛教都有巨大贡献。
  （二）徽州的关羽崇拜
  从高桥到党政的一百多里路上，就有三座关帝庙。麻沿河镇新店村的关帝庙，距今亦有数百年，精美的砖雕、木雕，墙壁上残存的壁画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与三国故事相关。村里流传下来的签书，也是以汉朝的故事来解释今天人们心中的疑惑。85岁的袁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骡马往来的情形。
  关羽一生忠义勇武，坚贞不二，不为金银财宝所动，商人们更是敬佩关公的忠诚和信义，把关公作为他们发财致富的守护神，奉为武财神。商人选择关公当财神，看重的是他的忠义形象和惩恶扬善、佑民护民的万能神格，他们非常希望关公能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安全。在艰险的陇蜀古道上行走的商人们，更需要这样的心理慰藉。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在经济交往中恪守诚信精神，才能真正获得财富。而那些投机取巧之徒，即使一时得利，也不会长久，最终只能一败涂地。关羽成为行业保护神，实际上是新兴工商界有识之士的一种追求”①，他们看重的恰恰是“信”和“义”的道德原则。因此，徽州境内茶马古道上的关帝庙依然有着很旺的香火。
  （三）徽州罐罐茶
  罐罐茶因熬茶采用小型粗陶罐而得名，一笼火、一只茶盅、一撮茶叶，几样常用的材料，古老而又讲究。喝一杯浓酽醇香的罐罐茶，享受其带来的美好时光，已是如今徽县人生活的一部分。
  徽州罐罐茶分清茶和炒茶两种。清茶的煮法非常简单，装半罐茶，添满水，置于火炉上，煮沸之后将茶水倒入茶杯即可饮用。徽州人多饮炒茶，而这炒茶就讲究了。先把茶罐煨热，然后放入清油加热，再放入碾碎的核桃末、茶叶翻炒。将核桃等炒得发黄的时候再放少量的白面。加面的时候根据个人对罐罐茶浓稠度的爱好添加，速度不要太快，以防止面粉结块；加面后继续炒。等面炒熟后倒水，由于罐中温度很高，刚倒下去的水伴随着“滋”的一声脆响，腾起一片蒸汽。此时放入花椒，也可以随个人爱好不同，放入藿香叶或薄荷叶，这样制作出来的罐罐茶别有风味。熬茶的时候，空气是暖的，人心是静的，陶罐里的水咕嘟咕嘟作响，稍煮片刻，一壶散发着浓烈茶味和面香味的罐罐茶就做好了。
  （王义，甘肃徽县教育局职员；熊双平，甘肃中道旅游文化发展公司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