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古老的河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连接中原农区与青藏牧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枢纽之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河州很早就成为黄河上游的重要商埠。早在汉、隋唐及元代，河州的商业就已经非常发达。到了明代，这里又成为“茶马互市”的重要市场。
  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由来已久，以茶易马，很早就成为中原地区与游牧地区之间一桩重要的边贸事项。到了宋代，辽、宋、夏之间战火频起，军需特别是战马缺乏，朝廷鼓励地方政府与边民开展商贸活动。宋熙宁九年（1076），在河州设立了官办的买卖市场——榷场，由市易司专管，招募各地商人进行市场交易活动。南方的茶叶和西部的马匹生意是其中的大宗。朝廷下令秦州（今天水）、熙州（今临洮）、河州（今临夏）、岷州（今岷县）等处的牙行们，组织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资到专门市场上交易。商人也可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因此趋之若鹜。金、元时期，由于统治者是游牧民族，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耕畜和战马不缺。但是他们仍然需要茶叶和农产品，这些还须经交易来获取，此时贸易规模远不及宋代。
  把茶马贸易推向高峰的是明代。河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传统的经商优势而成为茶马互市之重地，并逐步发展为西北货物的集散地、旱码头。
  （一）河州设中心茶马司
  出于军事、政治意图，明朝政府对茶马互市十分重视，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设立庞大的机构，制定严密的制度，采取周密的管理手段，将茶马互市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其管理机构有茶马司，验茶有批验所，巡茶有御史，出茶有茶课司收税，贮放有茶仓，管马有苑马寺。岁遣钦差近使要员赍榜文于行茶所悬示，禁止私茶出境，拨派官军把守巡视。
  明代的茶马贸易是通过专门管理机构茶马司来实现的。而茶马司的设置数量、地点、时间随着明朝经济军事力量的变化而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河州始终是茶马贸易的中心。
  据《明史》记载，洪武四年（1371），“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洪武十六年（1383），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总之。茶马司设立以后，根据情势不断调整。明初有四大茶马司，后为五司。根据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相关资料，五司变为六司，“部议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交马共九千六百匹，著为令”。
  茶马司设司令、司丞。据《河州志》记载，管理茶马司的机构为“监督府”。“监督府，监督茶马之任也”，设同知一员，正五品；辖三十六族，四十四关；州卫指挥、千户俱听辖，可见其权力之大。土司响应招商选送马匹。苑马寺是管理马政的机构，有陕西苑马寺、甘肃苑马寺等。官职有卿、寺丞、主簿；下设有监，如熙春监、威远监等。官职有监正、录事；再下设苑，宫职有圉长。河州有康乐苑、凤林苑等，隶于熙春监。
  （二）河州为金牌信符施行重地
  金牌信符制度是明王朝对茶马贸易进行管理的有效手段。通过这种管理手段，来保证明朝中央政府对茶马贸易的国家垄断，以达到“控驭番民”的目的。此项制度始于明初，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代，止于正统十四年，共70余年。
  明王朝以金牌为差发马匹的凭证。实行金牌信符的最早时间，很多书中写作洪武七年（1374），其实应在洪武五年（1372）。据《河州志》记载：“洪武五年，设立茶马司，抽分商茶，比对金牌易马。”据《循化志》记载：“韩僧端月监藏系山外川卜族番僧，洪武六年（1373）奉勘合，同胞弟韩哈麻率领部番归附以招中茶马之劳。”而大量颁发金牌则可能是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制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入番，与诸番要约”。金牌信符共有41面，给洮州火把藏、思曩日等族颁发4面，河州必里卫二州七站西番29族颁发金牌21面，其余地区16面。一面金牌分为上、下两块。上为阳文，藏内府；下为阴文，给诸番。正面刻有“信符”二字，背面镌有”皇帝圣旨，合当差发，不信者斩”12个字。进行茶马贸易时，以内府阳文牌与番民的阴文牌勘合，验证无误，才可交易。
  明代河州卫管辖的范围内，有19个部族承担着向明政府纳马的职责。它们是：珍珠族、鸿化族、灵藏族、癿藏族、沙麻族、葱滩族、老鸦族、牙塘族、川撒族、打喇族、向化族、古都族、巴咱族、红崖族、端宫族、回回族、迭古族、仰化族、撒拉族。史书上称其为“招茶中马十九族”。19族中，除撒拉、向化、鸿化、灵藏几族外，其余均在河州二十四关之内。
  朝廷严格规定茶马贸易的时间和方式，对少数民族差发马匹加以制度化、强制化。每当茶马交易之时，“钦差近臣赍奉前来，会同镇守三司等官，统领官军，深入番境扎营，凋集夷番，比对金牌字号，收纳差发马匹，给与价茶”。洪武三十年（1397），发都司官军于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等入西番关口，巡禁私茶出境。在军队的控制下，驱赶番民聚集一处，大兵围境，弹压关口，然后定点就范，以规定数量和官定价格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武力镇压、剿讨。
  除“金牌信符制”以外，还有众多的诏谕、指令、条文、规定和制度，如“茶法”“马法”“茶引由九条条例”“稽查私茶人员规定”等，不一而足，都是为了巩固明王朝在茶马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为了保证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明王朝派遣了大量的近使、钦差、御史，甚至有时还派出尚书、公卿巡察管理。数量多，官爵重，说明此项工作的重要。《明史》记载：洪武五年岁末，派遣京官于每年“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雅，半年以内，遣二十四员，往来旁午”。有时三月一遣，有时半年一差，有时三年一次钦差。从零星资料搜集到明初派到河州一带督理茶马而有名姓者，有尚书一员，名郁新；公卿一员，李景隆；布政使一员，王敏；近使宦官三名，尚鹏太监而聂、司礼太监聂庆童、内使赵成；御史多人，有杨一清、邓文鉴、刘正、马文升、李润、王汝舟、翟唐、刘仑、刘良卿、脱镐、齐口、博音代等；镇抚刘正、都督刘钊等。这些都是有姓名的巡察人员，无名姓的何止数百人。
  （三）茶马交易的数量、价格
  在金牌信符制推行的七十余年中，或一年一征、一年数征，或三年一征。征马数量，一年数百匹，或数千匹，大部分时间征马7705匹。仅在河州等地粗略计算，合计在二十万匹以上。
  明代茶马互市中的马价，随着明朝政府对马匹的需求程度和国家对马市的垄断程度不同而常有些变化，但一般来说，往往实行带有强制性的官定价格，使广大少数民族深受盘剥之苦。承担纳马的百姓诉苦：“公家用几片烂树叶，骗去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良驹宝马。”
  明初，河州马价定列为：“凡上马一匹给茶四十斤，中三十斤，下二十斤。”万历二十年（1592），上马换三十筐茶叶（每筐约三斤），中马二十筐（合六十斤），下马十五六筐（合四十至五十斤）。清代前期，上马换一百斤左右茶叶，中马换八十斤左右茶叶，下马换六十斤左右茶叶。以上等马为例，顺治、雍正年间给十二筐（每筐十斤）；康熙年间改筐为封，上马十二封，每封十斤，合一百二十斤，合时价银7.2两。相比之下，清代的马价略高于明代，平均约以八十斤茶换一匹马；而明代，平均约四十斤左右换一匹马。这说明明代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经济剥削和资源掠夺更为严重。
  明代的茶马互市，完全属于国家垄断性质。在官方的高度控制之下，朝廷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不平等贸易，茶贵马贱，有时贱到以十几斤、二十斤茶叶换一匹马的程度。
  由于连续长时间大量差发马匹，民族地区的畜牧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明初，“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茶马交易时“万马腾骧，殆成云锦”，蔚为壮观。到了后来，由于官方指定官价，垄断买卖，茶贵马贱，牧民们以马换茶的热情大受损伤，官办贸易逐渐萧条。而民间茶马贸易日趋活跃，河州“南关客栈十八座，四方商贾云集焉”。
  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茶马互市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由于官府剥削惨重，茶马贸易难以持续，正统十四年（1449），金牌信符制不得不废止。“番人为北虏侵掠，徙内地，金牌散失，而茶司缘边棘军乏运，止以汉中岁办巡获私茶私盐四五万斤易马，其余边地一切停止，金牌不复给，听其以马来贡而已。”河州“茶马互市”的历史终于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