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一、宋明时期汉中地区的茶马贸易
  在我国西北各省中，自古以来，只有陕西产茶；而陕西，只有秦岭以南的汉中、安康两地产茶。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巴山峡川生焉。”“梁州生金牛、褒城”，即今宁强、南郑、汉中、勉县一带。《新唐书·地理志》载：“兴元府土贡谷、红枣……柑、枇杷、茶。”当时把汉中茶称作山南茶。在《茶经》中，陆羽列举了当时全国八大产茶区，山南梁州（汉中）为其一，可见汉中产茶历史悠久。
  《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即为最初的茶马互市。全国八大产茶区中的汉中，因距甘陇最近，南有巴蜀茶区，东与荆襄茶区以汉水相通，于是自然就成了汉茶、川茶、襄茶运销西北的集散、转运地。
  宋代，汉中茶叶生产大发展，苏辙《栾城集》中说：洋州（今西乡、镇巴、洋县）、金州“人户以种茶为生”。《宋史》中有“汉中买茶，熙河易马”一说。熙河，即今甘肃临洮，是甘肃、青海、宁夏、陕北的交通要道。将汉中茶运往熙河换马，最为便捷。首倡茶马互市的是北宋大臣王绍。熙宁七年（1074），王绍率军收复熙河，并认为要制服西夏，关键在于“以恩安抚”，最好之法莫过于茶马互市。宋神宗采纳了王绍的建议。汉中郡靠近甘陇，宋朝就近以汉中茶、川茶换取马匹，以充军用，汉中成为茶马互市重要的茶叶收购地。同年，官府在陕西设卖茶场332处，从西乡等县收购茶叶十四万斤，用于换马。熙宁八年，在城固县油坝场设置茶场，专门经营茶马贸易。汉中茶叶贸易日渐兴隆，茶农“摘山以为茶，民之朝暮不可缺也”。此后十余年间，汉中茶区空前繁荣，“蜀茶场四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茶场三三二”。熙宁年问（1068—1077），朝廷实行榷茶（专卖）政策，到西北甘陇等地换马。榷茶，即强制性的统购统销，由官府派人收购、运销，官府定价，低价收进，高价卖出，以换回军队急需的马匹。国因马强，茶因马贵。当时一驮茶（约一百斤）可换回一匹马。陕西每年输边茶叶两万驮，可换回两万匹马。南宋时马匹增值，两万驮茶只能换三千匹马，朝廷每年购马一万一千九百匹之多。茶成为陕南农户衣食的重要来源，朝廷也赖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当时茶农有专门户籍，谓之“园户”，即“种茶专业户”，他们靠茶“赖以衣食，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朝廷为了杜绝私贩茶叶，实行严刑峻法，一旦查出即下狱，“五木巨械，钳首贯足，拷一逮十，拷十连百，囹圄无虚”。元符三年（1100），南郑县丞李新冒死呈《上皇帝万言书》为民请命，请求清除榷茶积弊。洋州每年须上解茶四十万斤，由茶农肩挑背驮至州郡上缴；其余茶叶，限运四川销售。而四川也盛产茶，遂致价贱难卖，积压霉变，茶农怨声载道。洋州知州文同上奏朝廷，废“榷茶”，洋州民大悦。宋朝汉中本地所产茶叶，加之荆襄、四川涌来的茶叶，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茶叶市场。周边各地商贩云集汉中，使汉中经济空前繁荣，客栈、酒楼、茶肆林立，商幡招展，郁货山积。每年税收高达42646贯，成为与国都开封和成都并列的全国三大税收城市。到宋哲宗时，汉中茶叶除供北方西夏、吐蕃、突厥、鲜卑、回纥等游牧民族之外，还远销或转销中西亚乃至欧洲。
  明初，朱元璋认为“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朝廷规定汉中府“岁办茶二万六千斤，兼以巡获私茶四、五万斤易马，其于远地一切停止。本地茶园人家，除约量本家岁用外，其余尽数官为收买”。汉中成为重要的茶马贸易市场和茶叶转运、加工集散地，民间交易较为频繁，私运茶叶出境者也较多。《明史·食货·茶法》中载：洪武四年（1371）“以茶易马，惟汉中、保宁”“以汉茶为主，湖茶左之”“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一百斤汉中茶可交换一匹回纥良马，可见当时汉中茶价之昂贵。朝廷为增加换马的茶叶，逼得茶农“昼夜制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西乡县志》），并限制私茶交易及民间饮茶。《续文献通考·征榷考·榷茶》中云：朝廷规定“私茶出境者与关隘失察者律并凌迟处死”“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朝廷令陕西“自三月至九月，每月差行人一员于陕西等处，省谕把隘关口头目，禁约私茶出境”。还在渔渡坝（今镇巴县境内）、四川的鸡猴坝（在今巴中市）两处设立府佐，率领州、县官兵把守，防止“私茶”出境，“若汉中私茶之禁尤严”。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明中叶，陕南的茶叶生产规模已十分可观，汉中（辖今安康）茶叶最高年产量达到五百万斤（1557），合两千五百吨。茶税加重，禁止私茶贩运，影响了茶农的种植积极性，出现“拔茶植桑”之事，茶马贸易渐衰。弘治中期，朝廷改革茶叶贸易法，允许通商，茶马贸易再度繁荣起来。汉中设有茶叶查验机构，茶商“经过汉中，专责理刑推官查照引内蓖斤，着实盘验”；又规定商人在产茶地收买茶后，官府必须“催发起程”，在茶引（运销证）上“注发年月日期印钤，运至汉中府辩验真假”。“年以汉中茶三万担，易军马三万匹”。汉中茶业之盛，极大地繁荣了汉中经济。《明史》上说，汉中“繁华虽不及长安，亦陕西第二大都会也”。
  二、蜀道金牛道是茶马贸易的主干道
  茶马贸易影响着今四川、陕西、甘肃、青海与西藏等地，其不仅以官办为主，交易数额巨大，更重要的是负载着富国强军、外事交往和民族团结的政治使命，其历史意义非一般的物资流通和商业贸易所能比拟。
  北宋诗人黄庭坚（1045—1105）的叔父黄濂，元祐初年奉朝廷之命出使川陕考察茶马之政，回去不久病故，黄作悼亡诗：“陇上千山汉节回，扫除民蜮不为灾，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蜀茶”北运，“胡马”西来，闭目遐想，那一路风尘是何等壮观的场面！明《汤显祖诗文集》卷二十记载了汤显祖奉命来汉中等地了解到的茶叶的种类、价格、计量单位和羌马、胡马不同等次的价值，以及交易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仅是诗文，更是有关茶马互市的史料。2009年，甘肃康县发现的“茶马贩通番捷路”字样残碑，以及在四川陕西交界处的古七盘遗存的石门、门闩、石凹以及石壁上模糊不清的图文，都说明蜀道就是陕甘茶马古道。
  蜀道的七条主要栈道是陕甘茶马古道网络中的基本干线。其中，金牛道是已经确认的茶马贸易的主干道。
  金牛道上有我国最早的交通规则“仪制令”。这块保存在略阳嘉陵江石壁上的仪制令刻着“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淳熙辛丑邑令主立石”，立令是因为交通拥堵。据苏辙《栾城集》卷三十六论“蜀茶五害状”载，“蜀道行于溪山之间，最为险恶，搬茶至陕西，人力最苦。元丰之初，以成都府厢军数百人贴铺搬运，不一二年，死亡略尽。茶官遂令州县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即差税户，其为骚挠不可胜言。后遂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间，破官钱一百五十贯，以益民力，仅乃得成，今已置百余铺矣。又茶道一人一日搬四驮，计四百余斤，往返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泞，人力不支，逃匿求死……沿途号茶铺为纳命场”。另一方面，运量十分巨大。据记载，最早蜀地输出茶叶两万余斤，到元祐七年（1092）从成都府、利州、兴州、兴元运往西北各榷杨的茶叶就达三百万缗（一千文约一缗）。到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岁以茶易川司马六千匹、秦司马五千九百匹，成都府马务每年转运给江上诸军五十八纲，每纲五十匹”。明成化十九年，朝廷“令保宁等府茶课每岁运十万斤至陕西交收，转运各茶司支用”（《明会典·茶课》）。
  除了官办贸易，还有民间私茶及丝绸等其他物资需要从这条路出川。“洪武中……驸马欧阳伦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货鬻……陕西布政司……索车五十辆”。这位驸马爷从四川走私茶的工具是马拉大车，一次五十辆。在这种路上，如此巨大的运输量单凭人背肩扛是不行的，必须得依托嘉陵江水陆联运。
  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周青铜器铭文所记“周道”即故道。东源的故道水与西源（今天水市平南镇）的西汉水汇集于陕西略阳成嘉陵水，唐以后称嘉陵江。它是连接故道与金牛道中间的一段极其重要的古道，也是诸多蜀道中唯一可通漕运、有栈道也有纤道的古蜀道。嘉陵江漕运历史久远，嘉陵道一直都是一条重要的水陆交替的官驿大道。
  虽然元代以后大官驿道改移褒斜道，但还是“络绎征帆聚，朝昏负贩稠”“疏浚炸礁，除壅导流”，一直为朝廷所重视。汉元初武都太守虞诩烧石剪木，开漕航运，后唐兴州刺史严砺疏导嘉陵江，清左宗棠取保宁、顺庆、汉中三库之粮，水路到达略阳米局后，“陆路经徽凤抵宝鸡达渭”。广元至略阳这一段嘉陵江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一条连接川陕的重要通道，也是金牛大官驿道中间的一段捷径，是一段重要的辅助道。
  昔日的武都郡、汉中郡、凉州、益州……无论属地怎样更替，秦蜀两地的联系始终离不开嘉陵江这条母亲河，离不开水陆联运的金牛道。从成都顺金牛道运输的物资在昭化集聚之后，除了陆路的金牛道之外，水路可上船沿白龙江至青川姚渡镇，然后走陆路转运至甘肃陇南一带。保宁府、利州府的物资一部分走陆路金牛道，一部分上船逆江而上，经明月峡、清风峡、大滩直达略阳的江神门码头；分别转陆上运输，经褒斜道、陈仓道、傥骆道等运送至西北各地。嘉陵江沿途至今还残存有纤道遗迹和“水观音庙”“江神庙”古迹。陆游在担任四川制置使王炎幕僚时，用8个月的时间走遍秦岭巴山中的条条栈道，了解驻军的艰苦生活。“千艘冲雪鱼关晓”就是陆游从嘉陵江水道至鱼关前线时对漕运繁忙景象的生动记录。
  明清以后，五丁关一线道路多次得以整修、开辟，沿嘉陵江的通道时断时续。到它为宝成铁路做完贡献后，施工的弃渣抬高了河床，致使航道完全停废。
  三、茶马互市说临洮
  丝绸之路进入甘肃境内，过天水后，分为南、北、中三线。中线走秦安、通渭、定西至兰州一线。北线经靖远过虎豹口黄河古渡，穿景泰可进入河西走廊民勤、武威。南线则经陇西、渭源至临洮，在炳灵寺或大河家渡黄河，进入青藏高原河湟谷地；还可穿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或向西直达新疆且末。这条线也是一条传统的商道，因为其连接着茶马互市的重镇——临洮。这也是由临洮所处位置决定的。就山形水势来讲，临洮是中国南北分界线秦岭的西部起点，也是秦长城的西部起点，还是青藏高原向关陇中原的过渡地段，是中国古代占据青藏高原与河湟一带的吐蕃、吐谷浑、胡羌等游牧民族进入内地的必经之地。临洮有洮河贯穿，形成开阔的河谷，山岭水草丰茂，谷地平整肥美，适宜游牧、农耕和渔猎养殖，恰处在古代先民生息繁衍时首选的二级阶地。临洮境内出土了大量彩陶，其被认为是马家窑、辛店、寺洼文化的代表与发祥之地。
  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陈陶《陇西行》）
  番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王建《凉州行》）
  最能体现民族交融的则是始于隋唐、盛于两宋、延续至明清，长达千年的茶马互市。
  由于汉中位于全国茶区最北一线，所以成为距西北游牧民族最近的茶区。有此优势，加之蜀道与汉江运输畅通，汉中因此成为沟通蜀地荆襄茶区与临洮马市的集散重地。《宋史》载“汉中买茶、熙河易马”，熙河即临洮。汉中方志记载，仅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汉中收购茶叶便达七百余万斤，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茶叶市场，客栈、酒楼、茶肆商幡招展，成为当时与开封、成都并列的全国三大税收城市。那么与汉中对应的临洮也会出现规模巨大的马市。可以想见，每当秋高马肥季节，吐蕃人、西夏人、吐谷浑人、蒙古人就会赶着马匹驮着帐篷汇聚到临洮；平坦河谷搭满帐篷，山坡上放着准备交易的马匹，马市上人头攒动吆喝不绝；各种饮食、酒店、茶肆商幡招展，各种艺人也闻讯而来，把这塞外高原城市挤得满满当当；白天市声喧嚣，入夜灯火万点；一拨满载着砖茶、谷物的吐蕃人刚刚离开，一拨赶着骏马的党项人又搭起了帐篷。这桩茶马买卖推演了千年之久。
  四、岷州境内的茶马古道
  古代岷州被称为旱码头。以岷州城为中心，向西可去甘南藏区，向北经梅川至陇西与丝绸之路接通，向南可至陇南，向东经茶埠驿（或茶埠峪）过马坞可到长安。
  岷州早就与甘南藏区、西南地区、河西走廊、中原地区进行贸易往来。距离岷州城15里的茶埠驿，其到东山区的马坞的道路，是岷州境内的一条茶马古道。茶埠驿是茶叶的储存之地；马坞与古代秦州接壤，是古代秦人养马、放马的地方。
  岷州境内的这条茶马古道，应该是宋代时期开通的。1073年，王韶率军与吐蕃军队作战，收复了包括今天的临洮、临夏、岷县在内的熙河地区，又在陇西、临洮、岷县等地设置市易司，资助商人开展贸易。以后，明朝政府先后在秦州、河州、洮州等地设置茶马司，专门管理对藏族的茶马交易。岷州城静远街建有茶马司衙门，可见地方政府对茶马交易的重视程度。岷州政府“在岷州卫东马厂（也写作马场，位于木寨岭之下、梅川镇境内）沟，在茶埠峪储茶”（景生魁《茶马互市促边贸》）。
  丁仲民的《茶马互市与岷县》说：“明清时期朝廷在西北设西宁、庄浪、甘州、河州、洮岷五处茶马司，对藏族茶马互市，在茶马区设茶课。岷州城关、马坞、梅川、茶埠等相继形成集镇。城关十天两营，届时临近数县客商云集，尤以茶马、皮毛、药材交易量最大。”从事茶马互市的商人多为汉族、藏族和回族人。他们用来驮货和乘骑的运输、交通工具多为骡马，马背上放着鞍子和马镫，马脖子上拴的串铃很考究，几里之外就能听见铃声。也有用骆驼驮货的。岷州境内的茶马互市至清朝乾隆年间政府撤去茶马司而逐渐衰落，省城兰州成为全国大茶商云集的城市。
  五、宋代秦州的茶马互市
  北宋初年，秦州即被宋与吐蕃划为两半，秦州成为边界地区。自夕阳镇（今北道新阳镇）渭河之北为吐蕃地区，称北秦州，有尚波干部、者龙族等29个部族数十万居民。北宋朝廷把秦州放在防御吐蕃、金、西夏族战略要冲的位置，欲以秦州为大本营，向西向北推进。
  除了具备军事战略地位以外，在北宋时期秦州还是重要的边境口岸。宋仁宗时在秦州设立交易市场，年支银四万两，绸绢一万五千匹，向少数民族购买良马八千匹。熙宁七年（1074），宋神宗在秦州、成都创造性地正式设立国家专门机构——茶马司，负责与吐蕃、西夏进行茶马交易。一时秦州商旅云集，“西人善马至边所，嗜唯茶。麝香、水银、牛黄、珍珠自西而来，丝绸、茶叶、金器、银器、漆器流西”。同时，秦州也是宋京师的木材基地，“渭河之南大洛门、小洛门多产良木……京师收获巨木之利”。
  秦州当时也是北宋重要的铁、银产地和铸钱之所。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仅秦凤路即开采铁13.76万斤、银483万两，这说明当时的采矿业十分发达。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在秦州专设了铁钱监，专铸铁钱。秦州经济大兴，人口一时达到4.86万户，12.3万人之众。
  南宋时，秦州又成了南宋与金国的边境，双方在皂郊堡、天水县、吴砦至陇城县一线形成对峙，南归宋，北属金。宋金时的秦州，无论官方贸易还是民间贸易，并未因战争而停止。金国曾在秦州西域设立榷场，专门组织贸易活动。历经272年，秦州在宋、吐蕃、金三国分治下生息，同时也在汉文化与吐蕃文化、金文化的交融中成长。
  六、明代河州的茶马互市
  古老的河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连接中原农区与青藏牧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枢纽之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河州很早就成为黄河上游的重要商埠。早在汉、隋唐及元代，河州的商业就已经非常发达。到了明代，这里又成为“茶马互市”的重要市场。
  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由来已久，以茶易马，很早就成为中原地区与游牧地区之间一桩重要的边贸事项。到了宋代，辽、宋、夏之间战火频起，军需特别是战马缺乏，朝廷鼓励地方政府与边民开展商贸活动。宋熙宁九年（1076），在河州设立了官办的买卖市场——榷场，由市易司专管，招募各地商人进行市场交易活动。南方的茶叶和西部的马匹生意是其中的大宗。朝廷下令秦州（今天水）、熙州（今临洮）、河州（今临夏）、岷州（今岷县）等处的牙行们，组织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资到专门市场上交易。商人也可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因此趋之若鹜。金、元时期，由于统治者是游牧民族，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耕畜和战马不缺。但是他们仍然需要茶叶和农产品，这些还须经交易来获取，此时贸易规模远不及宋代。
  把茶马贸易推向高峰的是明代。河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传统的经商优势而成为茶马互市之重地，并逐步发展为西北货物的集散地、旱码头。
  （一）河州设中心茶马司
  出于军事、政治意图，明朝政府对茶马互市十分重视，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设立庞大的机构，制定严密的制度，采取周密的管理手段，将茶马互市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其管理机构有茶马司，验茶有批验所，巡茶有御史，出茶有茶课司收税，贮放有茶仓，管马有苑马寺。岁遣钦差近使要员赍榜文于行茶所悬示，禁止私茶出境，拨派官军把守巡视。
  明代的茶马贸易是通过专门管理机构茶马司来实现的。而茶马司的设置数量、地点、时间随着明朝经济军事力量的变化而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河州始终是茶马贸易的中心。
  据《明史》记载，洪武四年（1371），“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洪武十六年（1383），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总之。茶马司设立以后，根据情势不断调整。明初有四大茶马司，后为五司。根据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相关资料，五司变为六司，“部议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交马共九千六百匹，著为令”。
  茶马司设司令、司丞。据《河州志》记载，管理茶马司的机构为“监督府”。“监督府，监督茶马之任也”，设同知一员，正五品；辖三十六族，四十四关；州卫指挥、千户俱听辖，可见其权力之大。土司响应招商选送马匹。苑马寺是管理马政的机构，有陕西苑马寺、甘肃苑马寺等。官职有卿、寺丞、主簿；下设有监，如熙春监、威远监等。官职有监正、录事；再下设苑，宫职有圉长。河州有康乐苑、凤林苑等，隶于熙春监。
  （二）河州为金牌信符施行重地
  金牌信符制度是明王朝对茶马贸易进行管理的有效手段。通过这种管理手段，来保证明朝中央政府对茶马贸易的国家垄断，以达到“控驭番民”的目的。此项制度始于明初，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代，止于正统十四年，共70余年。
  明王朝以金牌为差发马匹的凭证。实行金牌信符的最早时间，很多书中写作洪武七年（1374），其实应在洪武五年（1372）。据《河州志》记载：“洪武五年，设立茶马司，抽分商茶，比对金牌易马。”据《循化志》记载：“韩僧端月监藏系山外川卜族番僧，洪武六年（1373）奉勘合，同胞弟韩哈麻率领部番归附以招中茶马之劳。”而大量颁发金牌则可能是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制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入番，与诸番要约”。金牌信符共有41面，给洮州火把藏、思曩日等族颁发4面，河州必里卫二州七站西番29族颁发金牌21面，其余地区16面。一面金牌分为上、下两块。上为阳文，藏内府；下为阴文，给诸番。正面刻有“信符”二字，背面镌有”皇帝圣旨，合当差发，不信者斩”12个字。进行茶马贸易时，以内府阳文牌与番民的阴文牌勘合，验证无误，才可交易。
  明代河州卫管辖的范围内，有19个部族承担着向明政府纳马的职责。它们是：珍珠族、鸿化族、灵藏族、癿藏族、沙麻族、葱滩族、老鸦族、牙塘族、川撒族、打喇族、向化族、古都族、巴咱族、红崖族、端宫族、回回族、迭古族、仰化族、撒拉族。史书上称其为“招茶中马十九族”。19族中，除撒拉、向化、鸿化、灵藏几族外，其余均在河州二十四关之内。
  朝廷严格规定茶马贸易的时间和方式，对少数民族差发马匹加以制度化、强制化。每当茶马交易之时，“钦差近臣赍奉前来，会同镇守三司等官，统领官军，深入番境扎营，凋集夷番，比对金牌字号，收纳差发马匹，给与价茶”。洪武三十年（1397），发都司官军于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等入西番关口，巡禁私茶出境。在军队的控制下，驱赶番民聚集一处，大兵围境，弹压关口，然后定点就范，以规定数量和官定价格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武力镇压、剿讨。
  除“金牌信符制”以外，还有众多的诏谕、指令、条文、规定和制度，如“茶法”“马法”“茶引由九条条例”“稽查私茶人员规定”等，不一而足，都是为了巩固明王朝在茶马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为了保证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明王朝派遣了大量的近使、钦差、御史，甚至有时还派出尚书、公卿巡察管理。数量多，官爵重，说明此项工作的重要。《明史》记载：洪武五年岁末，派遣京官于每年“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雅，半年以内，遣二十四员，往来旁午”。有时三月一遣，有时半年一差，有时三年一次钦差。从零星资料搜集到明初派到河州一带督理茶马而有名姓者，有尚书一员，名郁新；公卿一员，李景隆；布政使一员，王敏；近使宦官三名，尚鹏太监而聂、司礼太监聂庆童、内使赵成；御史多人，有杨一清、邓文鉴、刘正、马文升、李润、王汝舟、翟唐、刘仑、刘良卿、脱镐、齐口、博音代等；镇抚刘正、都督刘钊等。这些都是有姓名的巡察人员，无名姓的何止数百人。
  （三）茶马交易的数量、价格
  在金牌信符制推行的七十余年中，或一年一征、一年数征，或三年一征。征马数量，一年数百匹，或数千匹，大部分时间征马7705匹。仅在河州等地粗略计算，合计在二十万匹以上。
  明代茶马互市中的马价，随着明朝政府对马匹的需求程度和国家对马市的垄断程度不同而常有些变化，但一般来说，往往实行带有强制性的官定价格，使广大少数民族深受盘剥之苦。承担纳马的百姓诉苦：“公家用几片烂树叶，骗去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良驹宝马。”
  明初，河州马价定列为：“凡上马一匹给茶四十斤，中三十斤，下二十斤。”万历二十年（1592），上马换三十筐茶叶（每筐约三斤），中马二十筐（合六十斤），下马十五六筐（合四十至五十斤）。清代前期，上马换一百斤左右茶叶，中马换八十斤左右茶叶，下马换六十斤左右茶叶。以上等马为例，顺治、雍正年间给十二筐（每筐十斤）；康熙年间改筐为封，上马十二封，每封十斤，合一百二十斤，合时价银7.2两。相比之下，清代的马价略高于明代，平均约以八十斤茶换一匹马；而明代，平均约四十斤左右换一匹马。这说明明代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经济剥削和资源掠夺更为严重。
  明代的茶马互市，完全属于国家垄断性质。在官方的高度控制之下，朝廷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不平等贸易，茶贵马贱，有时贱到以十几斤、二十斤茶叶换一匹马的程度。
  由于连续长时间大量差发马匹，民族地区的畜牧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明初，“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茶马交易时“万马腾骧，殆成云锦”，蔚为壮观。到了后来，由于官方指定官价，垄断买卖，茶贵马贱，牧民们以马换茶的热情大受损伤，官办贸易逐渐萧条。而民间茶马贸易日趋活跃，河州“南关客栈十八座，四方商贾云集焉”。
  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茶马互市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由于官府剥削惨重，茶马贸易难以持续，正统十四年（1449），金牌信符制不得不废止。“番人为北虏侵掠，徙内地，金牌散失，而茶司缘边棘军乏运，止以汉中岁办巡获私茶私盐四五万斤易马，其余边地一切停止，金牌不复给，听其以马来贡而已。”河州“茶马互市”的历史终于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