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鉴于茶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和明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以及马是必需的战略装备，明政府严格控制茶叶的产销，严禁私贩茶马，茶马交易历经元代的衰落后在明代再次得到发展。明朝建立后，依旧施行以川、汉茶叶易换番马的“南茶易北马”国策。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管理茶禁与茶叶购销事务。在临近西北的关津大肆建茶、马巡检站所，专营茶马贸易。《明会要》记述：“洪武二年，始于关隘冲要之处设巡检司，以警奸盗，后逐增置各处。”敕谕天下巡检：“朕设巡检于关津，扼要道，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①巡检司通常稽查无路引外出之人，缉拿奸细、截获脱逃军人及囚犯，打击走私活动，维护正常的商旅往来。“太祖五年二月癸未，置四川茶盐都转运使。”②在秦州设立茶马司，严格茶叶经营管理。“明制：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官茶间征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初，太祖令商人与产茶地买茶，纳钱请引。引茶百斤，输钱二百。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洪武初，令买茶之地，宣课司三十取一。户部言：陕西、四川茶宜十取其一。以易番马。于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洪武五年，立茶马司与川、陕，听西番纳马易茶，赐金牌信符以防诈伪。每三岁遣廷臣召诸番合符交易。上马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以私茶出境者罪死，虽勋戚无贷。三十年，改设秦州茶马司于西宁。檄秦、蜀二府发都司官军于入西番关口外，巡禁私茶出境者。”③明洪武时，驸马都尉欧阳伦使西域，因贩私茶，赐死罪。为此，徽县嘉陵镇严坪村五征窑有关于明代安庆公主因之出家礼佛修行的传说，出土有明万历二十五年“皇帝开建敕修寺院，造立石塔”的铭文砖刻。
  明政府在今甘肃天水、临潭、临夏和四川雅安等地设有茶马司，专管茶马贸易事宜。公元1375年，又将秦州茶马司改设于青海西宁。至此，历经元代停滞的茶马互市再度得到恢复。“永乐七年，申茶禁，增设茶马司。”“成化三年，命御史巡查陕西。”“弘治十二年，御史王宪言：自中茶禁开，私茶莫遏，易马不利。遂停中茶之制。”“十五年，命杨一清督理陕西马政，遂并理盐茶。因奸人多挟私茶，阑出为利，番马不时至。一清严为禁，尽笼茶利于官，以服致诸番，番马大集。十六年，都御史杨一清监理马政，复议开中（茶之制），言：召商买茶，官贸其三之一。每岁茶五六十万斤，可得马万匹。”“嘉靖十五年六月，巡茶御史刘良卿言：旅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盖西陲藩篱莫切于诸蕃。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非可以常法论也。’请敕三茶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当发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无得夹带。且多开商茶，通行内地，官榷其半以备军饷。”④
  《徽郡志》（建置·杂属）记载：“御史行台在火钻镇。嘉靖十七年（1538），巡茶御史沈公越檄、知州王时雍创建，礼部尚书吕楠有记。分司在行台右，即批验所旧址。公馆在木芦镇。”“批验茶引所，原在火站镇，移于州治西街。嘉靖三十七年（1558），巡茶御史梁公札改建白水江。大使一员，攒点一名。”清代乾隆版《四库全书》记述，“历代茶法：明陕西置茶马司四：河州、洮州、西宁、甘州；各府并赴徽州茶引所批验。洪武初，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晒一蓖，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每上引仍给附茶七百斤，中引五百六十斤，下引四百二十斤，名曰酬劳。经过地方，责令掌印官监验，佐贰官催运。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客课司，验茶有批验所。岁潜遣行人，张榜文于行茶所在，悬示禁约私茶出境。拨官军把守巡视，但有私茶，即拿解治罪。”①这些记载说明，“火站、高桥”是明清时期徽州通往秦州的古道上的重要关津，当时，徽县经火站、高桥通秦州的河池古道涉及茶马贸易。明代官方曾在这条古道上的徽州火站设管理茶叶转运事务的批验茶引所，这条古道是当时南北茶马交易的官道。
  巡检司为元、明、清县级衙门下的基层组织。元朝首创，以军事管理功能为主。明朝依例沿用，佐以行政权。明代嘉靖年间，政府在徽县北通秦州的高桥设有巡检司，在高桥关附近的木芦镇置巡检司公馆，在榆树火钻镇置御史行台。明朝在陇蜀茶马道上的徽州火钻、县城西街与白水江镇先后设批验茶引所，在高桥、虞关先后置巡检司，严防茶叶、马匹走私。清初，徽县三处巡检司最终裁撤。火站峪又名火钻峪，位于北距今徽县城六十里的榆树乡火站村。明朝在此设批验茶引所，汉中府所属五州县当时的课茶需经此地运至秦州三十五里店（今秦州区太京镇），然后才可上市交易，转运金城，分赴青、新等少数民族地区。茶过火站茶院时必须领取准运茶叶的“茶引”，否则茶运到秦州无法交割。火站茶院代表国家管理着陇蜀道上的茶叶专营贩运。
  《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记述：“徽州火站镇，旧设批验所，与秦州骆驼巷、稍子镇同，后至巡茶刘君俱奏革去。惟火站镇，官虽革而印未缴也。嘉靖戊戌，犹铨注一大使，然而于所无衙，于官无事，如虚衔耳。戊戌（1538）之秋，应天沈君中甫奉命巡茶陕西，至火站镇，叹曰：‘此地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岂可以无官守与公署哉？’况虏酋一寇，众逾十万。近者吉囊俺答之种最号精强，而哈喇慎亦黠虏也，不时南侵，墙堵而来，虽有秦、巩、临、平、甘、宁、固、靖诸路之兵，然众寡不敌，又多软脆，望尘奔遁，莫敢支持，人徒以为虏强而我弱也。殊不知御虏在士，奋士在马，畜马在茶，行茶在公署。公署不立，而欲茶之行者鲜矣。茶课不足，而欲马之畜者鲜矣。马力不齐，而欲士之奋者鲜矣。军士不奋，外欲攘敌以却虏，内欲安夏以保邦者，未之前闻也。然则火站镇察院行台之建，岂可少且缓乎？君乃先行广宁、开城七苑，查见在大小儿骒驹马万有四千有零，其倒死、拐逃、被盗者皆备查，其数比之原额率亏损十三焉。如是而茶课犹缩，保寨犹敝，马之不寝耗以亡者几希。虽有塞源之心，其如云锦之群何哉？尔乃令汉中府岁办地亩、课茶五十四万，依期起运。禁茶园、店户盗卖欺隐，而中茶商人领引之后，不得辗转兴贩，别务生理。久不完销，以稽国课。虽山西诸处，各该原籍亦必监候家属。又令洮、河、西宁三道督察三茶马，官吏于运到茶斤，不得收粗恶者于库内以易马，而以甘美之茶给商人。又令守巡参将诸官责各衙门巡捕官，即理巡茶。而西戎土番，叠溪、松茂以至西宁、嘉峪诸处私贩茶徒，不得肆行潜通番人易其马。又令各驿递衙门于发到摆站嘹哨，茶徒纳工拘役及贫病者各有所处。又令甘肃二行太仆寺及陕西都行二司，严视官军马匹，不得走失。疮瘭而桩朋，地亩、马价亦皆及时完征。并禁官马不得驮载私物，减其粮料。又令派定空闲牧军守候，茶马一到即时表领，勿得守至旬月，致马瘦损，至啮柱槛。其各苑亦必相水草之宜，而腾驹游牝，各得其所。圉长群头皆不得惰偷闲旷，以废其业。又令苑马寺通行分管三路官员，亲诣各该监苑，巡视寨堡，务必高墙深堑，坚实完厚，保障地方收敛，马匹勿致损失。夫汉茶有招马之令，番人有市马之乐，监苑有饲马之实，寨堡有护马之所，行之数年，虽骤牝千亿，亦可睹也。比物四骊，不啻言矣。徽守刺史王时雍言沈君存心正大，行事严明，合省官员皆敬慕之。宜其锡马，蕃庶强壮，边圉如此也。行台正厅三楹，东西厢房共六楹。后厅三楹，东西厢房亦六楹，二门、大门各三楹，若大使之宅第则行台之西亦不下一二十楹，器用诸物皆具。是役也，始于嘉靖十八年五月初十日，落成于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未几，沈君已竣事去还朝矣。去行台之第二年庚子七月，徽人来速记。予遂述其所闻，美政一二，以告后来。沈君讳越，中甫其字也，别号鹿村。南京锦衣卫人起家，嘉靖壬辰进士。”①文献说明，嘉靖十八至十九年（1538—1539），朝廷派来徽州负责监察茶院事务的官员沈越主持新修了火站镇巡茶察院行台。火站镇巡茶察院行台地处徽州至秦州的必经关口上，嘉靖戊戌（1538）年秋，朝廷派沈越（字中甫）来陕西巡视茶院事务，他十分重视火站巡茶察院，与地方一同修复荒废的茶院衙门，使茶院各项事务恢复正常。因地方偏僻，管理不便，不久该茶院即迁至徽州城西街。嘉靖三十七年（1557），巡茶御史梁札来徽州巡视茶院事务，为严防川、汉茶叶通过白水道、成州道走私入甘南、定西，进一步加强了对茶引的管理，巡茶御史梁札遂将徽州城西街茶院迁至白水江口。
  明代徽州知州左之祯撰《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粮数目》：“州北六十里火站峪，系运茶要路。旧制设有茶引所衙门在焉，其汉中府所属五州县课茶俱由此地运送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先年议在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处佥编运茶脚户刘文光等百有余名，住居本镇。除支领工食外，任其开垦荒山，砍伐林木。自本镇至滴水崖，南北亘七十里，东西阔二十里，地未入册，粮未起科，是以相传为茶夫地云。后运茶议罢，而茶户之子姓相沿开垦，遂为世业，并未征粮。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西乡县复运茶到州，议添茶脚。前任知州申请布政司批允在本州一十八里每年派银二百六两三分，刻入条鞭规则内，遂为岁额。州民苦之，王秉查知，前地于三十八年（1610）间状告。两院批行，分巡道董暨本府刑厅转委，礼县知县尹焕，不惮劳瘁，履亩丈量……尹知县不避劳怨，履亩丈量，使六万余湮没之田、数十年不决之事一旦清明，舆情大快。据议三等起科，甚为舀当，仍立碑入志以垂永远。杜异日告辩之端，缴本州知州左之祯遵奉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间，督刊附入。”②这篇文章说明，茶院最初设立时，从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地挑选出以刘文光为首的运茶脚户百余人，长期居住于火站镇，负责茶运事务。其正常开销工食由官府发放，同时允许在火站镇周围开垦荒山，砍伐树木，以拓宽经费来源。这反映了明代万历年间徽州火站镇茶院茶夫生活开支有大片茶夫地保障的情况，反映了徽县与秦州、秦安、清水、礼县、陕西汉中西乡县之间的运茶关系，体现了当时政府对茶运的重视，佐证了明代徽县通秦州茶马古道的存在。
  火站镇开凿有珠临寺石窟，所遗留的青砖与方块灰陶莲花刻砖具备宋明时期的特点。村西绝壁上有摩崖题刻一处。由“重建珠临寺院□持常住地”与“大明国陕西布政巩昌府徽州邵□□珠临寺□□寺”“万历岁次癸丑年春仲月壬子日书记”等文字落款推知，珠临寺重建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阴历二月二十四日（1613年4月13日）。“珠临寺院□持常住地、徽州左、茶印所”等摩崖文字，佐证了历史文献有关徽州知州左之祯在万历四十一年奉两院查明茶夫地粮数目的记载与这条茶马古道存在的真实性。珠临寺附近另一处刻于万历十七年有关民间买卖田地的地契摩崖文字，旁证了万历四十一年左之祯奉两院查明茶夫地粮数目的客观原因。
  明代嘉靖时兵部尚书、凤泉人王邦瑞在《宿火站行台》中概括出火站镇的古老历史以及古道的南北路径走向。文冈人都御史刑部郎中陈棐的《火钻岭辞》则极尽夸张地描写了火站镇周围古朴的自然环境。张伯魁《火钻道中》《大小山》诗中写到的“火钻道”即当年徽县北通秦州的河池古道，“大小山”即当年徽县北通秦州道上的“大沙坡”“小沙坡”。
  清初，茶叶贸易管理上沿用明律，仍实行政府专营政策。明文规定：“凡通接西番关隘处所，拨官军巡守，遇有夹带私茶出境者，拿解治罪，番僧亦许沿途官司盘验，如有夹带奸人私茶，则茶货入官，伴送夹带人送官治罪。”康熙四十三年以后的管理虽有所放松，但也只许出界人带茶十斤以内。若驴驮车载，乃按私茶治罪。同治十三年（1874），陕甘总督左宗棠制定茶叶经销试行章程八节，规定茶叶采运均先办引票，待运至兰州检验后方可行销。由于清朝将北方广袤的蒙古草原纳入了大清版图，通过向牧区征调马匹即可实现军马供应，因此，唐宋以来延续多年的“茶马互市”日渐被“边茶贸易”取代，原有的茶马古道沿线民问贸易日渐繁荣兴盛。
  清顺治八年（1651）正月徽州知州杨三辰所撰的《徽州调停驿站碑记》记载：“巩昌府徽州……西上成县仅九十里，即为近差；东送两当无站，直抵凤州为路二百里，北送秦州三百余里，南下略阳二百里。”碑文记述了清初巩昌府徽州“调停站法”事宜的大致过程及徽州地区驿道的走向、距离，官府对邮驿、递铺的管理，印证了清初青泥岭地区商贸古道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