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一、唐宋时代青泥岭地区的古道通行情况
  （一）青泥岭
  青泥岭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唐代以来的国家地理志和相关地方志有明确记述。《元和郡县图志》：“青泥岭：在（兴州长举）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即今通路，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青泥岭。”①《太平寰宇记》：“接溪山本县（长举）西北，五十三里。”②《元丰九域志》：“兴州有青泥岭，山顶常有烟云霰雪，中岩间有龙洞，其岭上入蜀之路。”③《陕西通志》：“青泥岭，在（略阳）县北百五十里，古栈道也。”④明代嘉靖版《略阳县志》记述，“青泥岭：在北一百五十里，《九域志》‘兴州有青泥岭，乃入蜀之路’。《舆地广记》：‘青泥岭，在沔州长举县西北五十里，上多云雨，行者多逢泥淖。’《郡国志》：‘青泥岭，在兴州长举县西北，接溪山东，即今通路，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名青泥。’《蓝田志》：‘青泥岭有二：一名峣山；一在汉中略阳县。’按：青泥岭南最高为巾子山、岭支山也，唐时入蜀要路，李供奉经此作《蜀道难巾子山》。唐名青泥，宋称铁山，通鉴、梁。”⑤嘉靖版《徽郡志》、清代康熙版《徽州志》、乾隆版与光绪版《秦州直隶州新志》、嘉庆版《徽县志》、民国版《徽县新志》又记，“巾子山：（徽县）东南四十里，其山巅望之形似巾子，故名。其色如铁，又名铁山。唐谓青泥，宋始称铁山。陡壁直上约五、六里至其巅，俯瞰城郭。西南倚山一角，有虞关镇。”清代翰林国史纂修、文渊阁校理徽县人张绶《铁山铸钟记》描述铁山环境：“铁山在城南四十里，双峰桌起，时出云雨……刘子羽谓蜀口有铁山栈道之隘，即此焉。自下而上约十里，路仅容足，步步险绝。其下为太平庵。虞关、青泥岭、嘉陵江，林壑奇峭，我徽一大观也”⑥。
  由史志与前人的文献记载可知，青泥岭介于古兴州长举县、成州同谷县、凤州河池县之间。在兴州长举县西北，长约五十三里，小部分位于今略阳县白水江镇，大部分位于徽县大河店镇、虞关乡、嘉陵镇、水阳镇境内，即史书所记青泥岭。
  “蜀道”是中国历史上四川以外地区通往古代蜀地的各种道路的总称。目前，学术界按照通蜀古道主体在陕西省、甘肃省分布地界上的区别，将蜀道分为“秦蜀道”与“陇蜀道”。
  与青泥岭关系密切的“秦蜀道”是故道。故道是古代一条由关中经散关，越秦岭，过故道县，南下汉中、巴蜀的南北通道。王国维结合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宝鸡附近“周道谷”的记载，考证得出《散氏盘》中所谓“周道”即故道的结论，可见，故道在周代时期已开通。故道北端从古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启程，沿汧水（今清姜河）、大散关越秦岭，再顺沿嘉陵江南行至黄牛埔、红花铺、双石铺等凤州地界，西经故道川（两当）、河池（徽县），折而南达兴州（略阳）、沔州（勉县）、褒城，再到南郑（汉中），全长五百余公里。这条通道因北起陈仓，又在凤州以南途经西汉故道县，故有陈仓道与故道之名。又因早期的故道南段循故道水、嘉陵江通行，因而又有嘉陵道之别名。故道经青泥岭地区后，在汉中南部续接勉县至广元剑门关长约二百公里的金牛道，实现了秦蜀之间的沟通。
  陈仓故道虽然在汉中北部的四条通蜀道路中路径最长，但比较平坦，且有嘉陵江水运之便，因此，故道青泥岭地区在周秦时代已有贸易往来于陇蜀之间。《史记》记载，“秦自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①；《汉书》记载，“（汉王）元年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②。汉武帝开通褒斜道皆因“抵蜀从故道，多坂、回远”③，这也说明在汉武帝之前，故道已是自秦雍经故道县、河池县沿故道水嘉陵栈道入蜀的要道，是有历史记载的秦蜀之间最早的通行古道。汉以前甘肃陇南地区为氐、羌游牧民族聚居区，中原汉族政权的民族政策促使陇南氐、羌民族多与四川等地交往。《甘肃公路交通史》记载：“陇南故道在上邽（今天水市）以南，是甘入陕、入川的重要道路。”“陇南山区的河池（徽县）和武阶（文县碧口镇）是故道上的枢纽。”④隋、唐定都于长安，长安、南郑、成都间的来往频繁，秦岭一嘉陵道沿线驿站连续不断，仅大散关至宝鸡一段，不到一百公里的路程驿站就有15处之多。《宝鸡古代道路志》记述隋唐五代两宋时期“故道驿程及驿站设置”：“故道至凤州后，折西南行，三十五里至马岭寨。马岭寨又西十五里至两当县（今两当县东三十五里）置驿。由两当西南行，七十里至固镇（今徽县城关镇），又十五里至河池县（今徽县西十五里银杏树村）；又二十七里至青泥岭；又东南五十三里至兴州长举县（今略阳西北一百二十里长丰村）；又东南一百二十里至兴州治所顺政县（今略阳县）；又东南经兴城关、大城戍、分水岭，渡沮水至西县（今勉县西）；又西县东行，经褒城县至兴元府；再折西南经百牢关至金牛县，借金牛道入蜀。”①由此可知，故道是秦蜀通道，宋、元以来秦岭中的川、陕交通多趋向于故道。
  （二）青泥道
  青泥岭地区是入蜀故道南段的必经之地，盘桓于青泥岭的青泥古道即故道的青泥岭地段。隋、唐以前，路经凤州河池县与兴州顺政县（略阳）的故道顺嘉陵江河谷南下时，采用在江岸绝壁修筑双梁无柱式连阁栈道与石碥道的方式通行。《汉中府志》记载：“略阳西北渡嘉陵江，二十里至横现河，又二十里至置口……又三十里至青泥河，可通白水江……为古之栈阁路也。”②至今，在嘉陵江河谷沿线仍可看到多处双梁无柱式连阁栈道与拉纤碥道遗迹，如徽县嘉陵镇双龙崖栈道遗迹、略阳县白水江镇马莲垭栈道遗迹、略阳县徐家坪镇周家坝村古郁阁颂摩崖与郙阁桥遗址，以及与郙阁桥遗迹隔江相望的徐家坪镇朱儿坝村白崖砭栈道遗迹。这四处遗迹沿河东西两岸延伸线的江岸绝壁上遗留有多处单排或双排古栈道孔和多段用于拉纤的石碥道。唐代开始，在政府主导下，故道南段的通行方式由途经嘉陵江河谷的连阁栈道改为通行于岭上的石碥道，故道在凤县西转为与故道县、河池县相接的陆上交通。自两当县（杨店—广香镇—簸箕湾）—徽县永宁镇（杏树垭—玉堂山）—石佛一线抵达河池县城，然后转登青泥岭上新辟的青泥古道，经青泥驿—仙人关—白水江镇入兴州地界，故道南段的嘉陵道也由此始有青泥道之称。
  与青泥岭有关的“陇蜀道”主要有两条：一是自天水秦州西南（店镇—天水镇）—陇南礼县（盐官—祁山堡）—西和县（青阳峡—坦途关）—成县（府城村—店村）—徽县（栗亭川—木皮岭—大河店—青泥岭—八渡沟）—略阳—线入蜀的“祁山—木皮岭—青泥岭”古道；二是自秦州南下（经皂郊堡—稍子镇—南峪—李子园—白音峡）至徽县（乏牛坡—渭儿沟—高桥—木芦—榆树—火站镇—峡门—城关镇）的河池古道。
  唐代青泥道由河池县城（今县城西十五里银杏树村）出发，南经牟坝、石家峡、店华山，抵达青泥驿；南经孟滩、关坪山至青泥岭主峰铁山脚下的太和庵、青云驿；再南经甘树桠、炭沟抵虞关；渡嘉陵江，入八渡沟，接略阳金池院路。
  青泥岭是陇蜀之间一处遮挡南北的险阻要冲，因高峻盘曲、泥淖难行著称于世，南北朝时期的诗词里已有《蜀道难》的歌赋词调，后世许多行旅诗词里多有关于青泥岭蜀道难的描述慨叹。青泥岭西北接木皮岭，东南临嘉陵江，相夹于嘉陵江、白水江、仇鸠水、河池水之间，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三十余公里。青泥古道东南方向与兴州长举县白水江镇老爷岭古道相接，西段经大河店镇、栗川镇之间的木皮岭古道与成州通秦州的祁山道、关陇大道相接，是唐宋以来由陇入蜀的官道。唐代柳宗元《兴州江运记》记述：“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过栗亭川，逾宝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颠踣腾藉，血流栈道。糗粮刍藁，填谷委山。马牛群畜，相藉物故。运夫毕力，守卒延颈。嗷嗷之声，其可哀也……绵三百里而余。”①这段记述明确了青泥岭的行政区域地理位置，指明了自兴州长举北经青泥岭到成州的官道走向，也展现了青泥古道艰险难涉的通行状况。陇南成县石碑寨现存南宋吴挺《世功保蜀忠德之碑》，碑文记述：“（淳熙）十二年（1185）春，丁庆国夫人忧。公委节去，护葬同谷。”“及（庆国夫人）归葬，过青泥坂，泥淖陷胫。公扶畀上下，肩足皆胝，路人瞻望欷歔。”②由此可知，南宋中晚期青泥岭上，青泥道仍然是兴州通成州的必经之路。
  青泥古道在青泥岭南侧嘉陵江边的起始点是马家梁下的老虞关，通过老虞关渡、八渡沟接通自略阳金池院南来通徽道路。青泥道在西北承接祁山道木皮道的路线，则自大河店小地坝、小河村、官桥坝、五里坡、文家池、佛爷崖、纸坊坡、青泥店，与自徽县城的东来路线交汇于青泥驿站。
  史地文献中留存有大量与青泥道有关的战事记载。汉建武九年（33），征西大将军冯异于河池青泥岭大败蜀郡公孙述大将王元。汉建安二十年（215）四月，曹操攻汉中，经陈仓、散关来河池。河池氐人窦茂率万余氐人于青泥岭阻挡曹军。五月，曹军占领河池，继而攻取汉中地区。三国时期，魏、蜀相争，诸葛亮率军自汉中向西，二出祁山北伐，连接木皮道通往下辨（成县）的西狭道是蜀军的行军路线之一。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凤州人仇周贡、魏兴领导凤州农民反抗朝廷，义军攻占广化郡（北魏时河池地置广化县，又于广化县置广化郡），分兵西进，围攻广业、修城二郡。武州刺史赵昶率军救援，双方在浊水、青泥山激战。赵昶领军追杀义军至泥阳川（今徽县泥阳镇）收兵。公元757年，“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借道青泥岭南下入蜀避难。公元880年，黄巢攻占长安，唐僖宗经青泥道越青泥岭南下入蜀。因吐蕃连年东侵，唐政府在青泥岭前设青泥驿，驻军守卫。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剑南节度使李岐（李茂贞）叛唐，进犯兴州，山南节度使李道率军阻挡岐兵于青泥岭（今徽县南之铁山），两军相持，李岐退兵。前蜀、后唐、后蜀、后周时期，围绕青泥岭均有许多战事发生。后梁太祖开平三年（909），后梁同州公刘知俊叛梁投靠李岐，被任命为泾州节度使。李歧令其率军由阶、成攻打固镇（今徽县城），夺取前蜀在固镇的粮仓，又进军攻打兴元。次年，前蜀王建任命王宗侃为北路都统，宗佑、宗贺、唐袭为三面招讨使，共讨李岐，两军战于青泥岭。前蜀兵败，刘知俊乘机夺取兴、凤二州，并包围前蜀王宗侃部于西县（今陕西汉中地区）。王建亲率大军救援，方解西县之围。王建率军由兴元回蜀川，徽县地归李岐所有。乾化元年（911）十一月，前蜀王建派兵攻岐，蜀将王宗翰引兵至青泥岭，岐兵败北。梁乾化二年（912）八月，歧王李茂贞谋复汉中，“使刘知俊、李继崇将兵袭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贺、唐道袭、王宗绍与之战于青泥岭，蜀兵大败”③。梁贞明元年（915），“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岭，克固镇，与秦州守将郭守谦战于泥阳川”①。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后周王景等攻蜀，“王景遣裨将张建雄将兵二千抵黄花，又遣千人趣唐仓，扼蜀归路。蜀染院使王峦将兵出唐仓，与建雄战于黄花。蜀兵败，奔唐仓，遇周兵，又败，虏峦及其将士三千人。马岭、白涧兵皆溃，李廷珪、高彦俦等退保青泥岭”②。南宋端平年间的沔州都统制栗亭人曹友闻在青泥岭、白水峡、青野原抗蒙，成为这一地区极为著名的历史战事。
  河池县“岩山环峙，江水合流；东接连云，西盘百顷；关隘扼喉，溪谷张翼，为秦陇之藩屏，控巴蜀之门户。县接秦陇，而地控天水、连汉中，称为要害。陇蜀有事，河池在所必争”③。历史上河池县境内有“东往两当，南达略阳，西接成县，北通秦州”的四条古道，以青泥岭为中心坐标的“县南境通略阳青泥古道，县北境通秦州河池古道，县东境通关中陈仓故道，县西境通成州木皮古道”将通往周边地区的嘉陵古道、阴平古道、祁山古道、陈仓故道紧密衔接起来，是沟通秦蜀、陇蜀地区的大官驿道交汇点，是秦陇与巴蜀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各种往来交流与沟通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古代西北和西南地区之间的古道交通枢纽与进行茶马贸易的主要通道。青泥岭与青泥古道作为“蜀门”“蜀口”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使得在汉末至南北朝及宋元明清时期，关中、巴蜀之间的南北战争与行旅往来多数沿青泥岭、嘉陵江、故道一线进行。宋代与明代的官方茶马盐铁贸易更是沿陇蜀古道上的青泥道、木皮道、成州道、祁山道进行。
  青泥岭因青泥古道而著名，但因为青泥岭“悬崖万仞，山多云雨”，青泥古道常常遭受自然毁坏，交通不畅，时有断续。为此，唐、宋时期政府督导青泥驿道上的铺兵不时对青泥官道进行拓筑维修，或对青泥古道实施避险改道工程。宋代初年已在青泥岭西侧的白水峡新开白水驿路；延及明、清时期，官方与民间多次实施维修改造，保证了青泥岭地区官方驿道的畅通。
  “景德二年（1005）九月四日，诏兴州青泥旧路依旧置馆驿并驿兵、递辅等。其新开白水路亦任商旅往来。先是，屡有言新路便近。亦有言青泥驿虽远一驿，然经久难于改易者。故下诏俱存之。”④北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碑文记载：“初，景德元年，尝通此路。未几而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巧语，以疑行路。且驿废则客邸酒垆为弃物矣。”⑤这两段文献说明，宋代初期，青泥岭地区不仅有通行于岭上的青泥古道，且在岭西白水江峡谷开辟出了白水新路。两路同时并存，同时发挥着官道通衢作用。大中祥符三年（1010）正月九日，“诏利州路转运使，自今命官、使臣欲修易栈阁者，具述经久厉害待报，无得擅行。先是，川陕多建议修路以邀恩奖，或经水潦，即坠石隔碍旧路，又随而废。至是，利州以新改阁道，其原规划使臣、军校乞加酬奖，帝知其弊，故条约之”⑥。五年（1012）七月十七日，“诏剑州、利州修栈阁路”①。天禧元年（1017）四月，“诏川陕转运完葺桥阁、无致因循”②。庆历三年（1043）七月二十七日，“知兴元府褒城县窦充言：‘窃见入川大路，自凤州至利州剑门关，直入益州，路遥远，桥阁约九万余间，每年系铺分兵士近山采木修整通行。近年深入山林三二十里外，采斫辛苦。欲乞于入川路沿官道两旁，令逐铺兵士每年栽种所宜林木，准备向去修葺桥阁。免致缓急阻妨人马纲运。’诏令陕西及益州路转运使相度实施”③。由这些文献可知，朝廷不时颁发修路诏令并规范着通蜀官道上由地方官员主持的修路行为。
  基于朝廷和地方有司对青泥岭地区通蜀道路的重视，青泥岭地区的道路通行在宋代嘉祐二年（1057）有了重大改善。现存于徽县大河店镇王家河行政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碑文记述：“至和元年冬，利州路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至秋七月始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新路矣，十二月诸功告毕。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邮亭、营屋、纲院三百八十三间。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廪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该摩崖碑文详述了白水新路的修建缘由、史实，介绍了历史上围绕青泥岭的两条古道的通行情况，为研究青泥古道的邮驿部署、兴废变迁及古代交通运输状况、组织状况提供了实物资料。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二月二十四日，利州路提刑司言，“准朝旨宋下李杞奏：成都府至凤州大驿路，自金牛入青阳驿，至兴州，虽兴元府界亦有褒斜路，久来使命、客旅任便往来”④。“今兴州一路直通秦州，以至凤州河池县界首，甚有桥阁约二万余间，兵士数少，（虽）难褒斜新路自金牛驿至褒城县驿计三程，悉系平川，别无桥阁。旷今收买川茶，正由此路”。又成都府提刑司言：“旧路自凤州入，两当至金牛驿十程，计四百九里，阁道平坦，驿舍马铺完备，道店稠密，行旅易得饮食，不为艰苦。新路自凤州由白涧至金牛驿，计三百八十五里，虽减两驿，比旧路只少二十四里，随山崎岖，登陟甚难，复少居民，又无食物，人情以此厌劳。如发川纲往秦州，只从旧路行至故驿，便可直入成州。今茶纲见行旧路，客商皆由此出。二者较之，利害甚明。”⑤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二十一日，知三泉县庄黄裳上奏：“本县当益、梓、利、夔四路之冲，昨议者请废北路，复褒斜故道，今日较之，为害甚于前日。”“诏委刘忱、李稷同比较，继而忱等言：褒斜新道视兴州旧路虽名减两程，其铺兵、递马皆增于旧。今若行河池旧路，迁复马递铺官舍亭驿，略加修整，即目如故。”“熙宁七年，利州路提点刑狱范百禄建言，废北路，复褒斜道。至是，黄裳疏其利害，下忱等比较，从黄裳所请也。”⑥这几篇朝臣的奏议通过将故道与褒斜道进行比较，从官方角度肯定了故道河池旧路在大驿通行与政府管理方面的优点与长处，肯定了青泥岭官道的社会价值与不可替代的交通要道作用。
  不仅上述文献有关于青泥古道的记载，在今青泥岭附近也遗留有若干关于古道的碑刻。今徽县虞关乡吴王城遗址南嘉陵江对岸的长丰寺遗址有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的摩崖一方，题刻“碧玉新岁，岐山杨元礼、临邛计次祖、眉山苏伯茂、成都刘师圣连日载酒一游。淳熙丙申八月初三日题。景云独孤倚刊，僧法缘上石”字样。长丰寺位于唐宋时期青泥道上的仙人关处，系当年镇守长丰县仙人关的吴家军所修佛教寺院。由摩崖题记中南北不同地域的四人“连日载酒一游”等语判断，当时这里正是青泥古道的经行处。
  历史上，基于青泥岭山脉与青泥古道“大抵蜀道之难，自夕以青泥岭称首”的特殊状况，以青泥岭为题材的古代诗词文献繁多，描写青泥岭青泥古道的诗文多达二百余篇。唐代有李白《蜀道难》《送友人入蜀》、杜甫《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武元衡《夜宿嘉陵江》、韦应物《嘉陵江闻水声寄深上人》、郑谷《兴州江馆》、张文琮《蜀道难》、卢照邻《早度分水岭》《奉使益州至长安发钟阳驿》《晚渡渭桥寄示京邑游好》、王周《路次覆盆驿》、刘长卿《虞关道中》、元稹《青云驿》《嘉陵水二首》《使东川嘉陵江二首》《使东川·嘉陵驿二首》《使东川·江楼月》等诗；宋代有赵抃《过铁山》《过青泥岭》、文同《水硙》《长举》《长举驿楼》、张方平《兴州长举县飞石阁》《鱼关》《青泥岭》《杜鹃》《兴州长举县飞石阁》、杨粹中《题青泥驿》等。①
  （三）白水路
  “白水峡，西南六十里，江岸石壁镌宋李虞卿《新修白水路记》，明高应夔（注：梦夔张应登）有诗。”“白水江，西南五十里。自下店之西，两川合流。东行里许，南达李家河，石渚峪细流入焉。自此入山口，经木皮、地坝诸山，左麓绕出大河堡，又折东南流达白水峡，曰白水江，入略阳界。又迂回而东十五里，乃与嘉陵江合而南流。《水经注》：浊水南经盘头郡东，而南合凤溪水。案浊水，今白水江上游，凤溪即嘉陵江。舟楫所经也。”“城西南十五里姚家坪，又五里马房坝，又二十里大河店。自此折东南行，五里王家河，又东南十五里至大石碑，距城七十里（自王家河经大石碑至江口，人马厉度，单身负贩者由石碥行）交汉中府略阳县界。”②
  白水峡位于徽县西南四十余华里的大河店镇境内，东北接青泥岭山脉，南通嘉陵江白水江口，西北连木皮岭地坝诸山。峡谷长六十余华里，因内有白水江而得名。白水在《水经注》等史地文献中被称为浊水，“横川、栗亭两水会合，是为白水上游，旧志称浊水，取白而浑浊之意”③。白水自栗川合河口入峡，曲折南行，经官桥坝、小河关、大河堡，接纳源自木皮岭之南的左溪水、地坝水，再经王家河、大石碑，于略阳县白水江镇汇合嘉陵江。
  白水峡一带自古以来是陇右沟通荆、楚、巴、蜀的必经之道和兵家必争之地。西汉武都太守虞诩入武都，东汉大将冯异出击隗嚣，三国诸葛亮兵出祁山北伐，南北朝时河池氐杨氏政权与刘宋、北魏之间的战事，宋代吴玠抗金，曹友闻抗蒙斗争均发生于此。唐僖宗时期为防御黄巢起义军入蜀，王铎在此置小河关、木皮关。这些历史，见证了白水峡路径的重要历史地位。
  在位于今大河店乡北部的小河铁厂（古称兰皋戍、盘头）白水中游小河村有古渡口，白沙古渡口是自成州道、木皮道东来跨越白水江必经的渡口。成县飞龙峡有成州知州晁说之宣和六年（1124）三月撰写的杜公祠碑文《发兴阁记》，其中载：“（杜甫祠）庙之东有地可建小阁，其南则栈道窈窕，抵凤凰台，往西崖以及白沙渡，实杜子美入蜀之道也。”①小河村古渡口因大诗人杜甫乾元二年自成州栗亭镇出发远赴成都时途经此地并遗诗《白沙渡》而闻名天下。《杜甫与徽县》一书记载：“白沙渡，系指洛河中游的官桥坝渡口。过去这里沙滩为茫茫一片白沙，随手一抓，白沙如水一般从指缝滑落。‘官桥坝’别称‘白沙渡’，因杜甫的《白沙渡》诗而得新名。”②按晁说之《发兴阁记》的记载与杜甫《白沙渡》诗的写实性记述，白水峡西段西连木皮道、东接青泥道的白水路旧路是客观存在的。不过以公元1055年为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与节点，以李虞卿主持新修白水路为标志，通往嘉陵江的具体走向发生了改变。北宋至和二年（1055），利州路水陆计度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主持改道新修白水路，此路北起凤州河池县西十五里的银杏镇河池驿（今银杏树村），经河池县城、观沟、五里铺、十里墩、佛爷崖、文家池、照壁崖、王半山、赵家沟而入白水峡，再经大河店、王家河至大石碑处路线折上瓦泉山，经石坎栈道翻山，抵达嘉陵江边位于虞关（仙人关）下的长举驿（今白水江镇长丰村），全长五十余华里。经过青泥道改道修通的白水路，自河池驿—大河店—大石碑—长举驿抵达嘉陵江边，路径相较于青泥旧路短而平易，减省了青泥旧路的通行里程与养护开支，降低了通行难度，保障了古蜀道在青泥岭地区的畅通，为当时官方邮驿的传递、陇蜀茶马经济贸易的发展与文化的交流繁荣提供了交通保障。正因如此，新修的白水路与青泥旧路相较，“一旦避险即安，宽民省费，斯利害断然易晓，乌用听其悠悠之谈邪！”③青泥岭地区的两条道路先后成为官方首选的通蜀官道。
  凤州河池驿在西汉所置河池县治所在地，驿站北接经冬青峡（峡门）、火站、高桥至秦州的河池古道。宋开宝三年（970），河池县城向东移至固镇（今徽县城关镇先农），但驿站仍留在银杏镇原址。关于兴州长举驿，据《汉中府志》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置苌举县，在沔州（略阳）北八十里，属盘头郡。北周武帝（宇文邕）时，废盘头郡，苌举县改属落丛郡。隋改“苌举”为“长举”。传为长丰县所在地。唐贞观二年（628），迁移县治于兴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元至元二十年（1283）并长举入略阳。又据《徽县志》记载：“长举旧县在仙人关下临江岸。宋初无此县，开禧中复置长举县，隶属沔州顺镇郡。在长举驿旧址上。”①清代嘉庆年间，张伯魁《白水峡》诗后四句云：“踏遍青泥岭外程，枝枝叶叶送秋声。讹传旧有长丰县，半在江边半在城。”今略阳白水江镇北二十里的长峰自然村传为长举故址，此地紧邻宋代仙人关、吴王城，江对岸东侧台地有宋代长丰寺寺院遗址，遗留有若干与长丰寺、仙人关、嘉陵江沿江古道有关的历史信息。
  白水路白水峡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在白水新路取代青泥旧路沟通南北交通后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条峡谷连同白水新路在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个朝代演绎了众多的历史故事。
  在大河店乡王家河村瓦泉社北距“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一公里处有栈道遗空一排，栈道孔距全长25米，现存栈孔13个，栈孔分上下两排，该遗址为白水古路的重要见证。王家河下游白水路路径起初在瓦泉山上，其原因在于通过栈道翻越瓦泉山抵达嘉陵江边的长举县、长举驿是一条捷径。宋代以后，随着虞关西南侧长举县的废弃，驿站改建江镇（今白水江镇），故而通往嘉陵江边的路线改由王家河以下沿白水峡顺流抵达白水江镇驿站。白水路至略阳白水江镇后，一方面可与江镇南侧小八渡山（今大梁子老爷岭）的通略大道相通，经栒林驿、磨坝、吴家营南下兴州略阳；另一方面，也可沿略阳地界的嘉陵江河道走向，由两河口—明水坝（今徐家坪）—街口驿站—周家坝—白崖栈道—横现河镇路线，最后抵达兴州略阳、利州广元。在今白水江镇九家山小河村对面，北距江镇古街600米处的嘉陵江东岸马莲垭口绝壁上有南北走向的栈孔16个，孔径20～24厘米，间距1～2米不等，距水面2～3米。遗迹呈一字形线状排列，长30余米，位于江镇与封家坝之间。栈孔上方约3米高处，沿江走向又有石碥道一条。这段古栈道遗迹当为嘉陵古道的一段，是嘉陵江行船的拉纤“纤道”。江镇自古以来就是陕、甘、川交通中转站，是蜀道上一个重要的水陆码头，无论是唐代的“青泥道”还是宋代的“白水路”，江镇都是其必经之地。江镇古街上今遗存古城门一座，门内外分别砖刻“秦蜀襟带”“嘉陵保障”四字。从江镇古街越东南方向的马莲垭口，进入麻柳塘沟大路口，沿河沟向东翻过老爷岭可到达略阳，为古“徽略”（徽县—略阳县）大路。顺着这条古栈道，沿江向南两公里左右为封家坝，其西侧是麻柳塘沟大路口。至此，青泥道与兴州地界古道接通。
  （四）河池古道
  西汉以来的河池县治在宋代开宝三年（970）由银杏镇移治于固镇后，仍保留河池驿于银杏镇。宋代《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1085）年间，河池县设有两乡及河池、固镇、高桥三镇。镇作为一种行政建制，起源于军队在关津要隘处驻兵防守或镇守边关以充实边备。高桥位于宋代秦州南境李子园与凤州河池县北境的交界地带，古来设有军队驻守的高桥关。依此推断，北宋时期或已存在经河池驿北上榆树火站、高桥、李子园而达秦州的路径。这条古道即后世明代嘉靖版《徽郡志》与清代嘉庆版《徽县志》记载的徽州通秦州三十五里店的茶马古道，是清代《秦州直隶州乡土志·道路》①记载的由秦州南下经皂郊堡、梢子镇、娘娘坝、白蜡峡、乏牛坡至高桥，再“至木梨川出州界入徽县境南抵巴蜀之孔道”，也是2003版《徽县志》记载的延续使用至20世纪50年代的河池古道。
  二、唐宋时期青泥岭地区的茶马贸易
  青泥岭地区唐宋时代的古道在战争时期是用兵之道，在和平时期则是官方邮驿之道与茶马贸易商道。
  唐宋时代的茶马贸易是政府主导下以产自川汉地区的茶叶换取甘南、青海、西藏、新疆等番族牧区马匹的贸易行为，即“茶马互市”。汉族政权实施这种贸易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作为战略物资的军马，完备军事力量。唐代实行“马政”制度，军马主要来源于政府官方“马监”饲养的马匹。在中央设太仆寺主管，在陇右及其他地区设置国家牧监（养马场），置陇右诸监牧使、群牧都使、闲厩使等，具体负责战马的牧养、管理与供给。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始设“互市监”，茶叶开始销边，出现茶马互市。“安史之乱”后，陇右地区被吐蕃占领，牧监全部丧失，政府主要以高价购买回鹘等少数民族入贡马匹以供军需。虽然番汉两族之间有官方以马易茶的行为，但茶马贸易并不发达。唐中期茶叶贸易始为政府管理下的专营行为。《唐会要》记述：“贞元五年（785），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什税一。是岁得缗四十一万。茶之有税，自滂始也。”“大中六年（865）五月，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又立税茶之法。凡十二条陈奏，上大悦。”②因此，以唐中期开始，政府对茶叶贸易实行茶引征税贸易管理制度。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至乾元元年（758），回纥人驱马开始在蒙古和回纥地区与唐人进行茶马交易。唐政府在今秦州地区设有主持马政的“南使”（南市），负责管理政府养马事务和与吐蕃、回纥的茶马互市。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嘉祐五年（1060）八月，诏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专领本路监牧及买马公事，仍相度于原州、渭州、德顺军置买马场。”③建炎三年，张浚节制川、陕，承制以同主管川、秦茶马。宋、元、明时期，朝廷在秦州设置“榷场”，专门用于中原王朝与吐蕃、藏、西夏、蒙古等牧区之间的茶马、盐铁贸易。宋仁宗时在秦州设立交易市场，年支银四万两，绸绢一万五千匹，向少数民族购良马八千匹。熙宁七年（1074），宋神宗在秦州、成都设立“茶马司”，专门负责与吐蕃、西夏进行茶马交易。“神宗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已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博马。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西人善马至边所，嗜唯茶。麝香、水银、牛黄、珍珠自西而来，丝绸、茶叶、金器、银器、漆器流西。”①南宋初年，宋与金国在秦州皂郊堡、天水县、吴砦至陇城县一线形成对峙，金国曾在秦州西域设立榷场，专门组织贸易活动。北马与南茶的交易，正是由青泥岭地区的青泥道、白水路将川陕大驿路与成县、西和县、礼县通秦州的祁山大道连通实现的。
  青泥岭地区的茶业贸易在宋代进入繁荣时期，实行官方主导下的茶叶专卖制度。政府垄断贸易，严禁民间私贩，使茶税收入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宋会要》记述，“太祖乾德五年（967），诏：客旅于官场买到茶，如于禁榷地分卖者，并从不应为复位断”②。乾德六年，颁布《禁私贩茶诏》：“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百钱以上，杖七十，八贯、加役流。主吏私以贸易者，计其直五百钱，流二千里；一贯五百及持仗贩易私茶为官司擒捕者，皆死。”③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林特《上茶法条贯序》记述：”夫邦国之本，财赋优先；山泽之利，茶茆居最。实经野之宏略，富国之远图也。顷以边陲之备，兵食为先。而乃许折缗钱，以入谷米，给彼茶茗，便于商人笼货物之饶，助军国之用。”④宋嘉祐四年二月四日颁《通商茶法诏》：“敕：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自唐末流，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使田闾不安其业，商贾不通于行……朕心恻然，愿驰榷法，岁入之课，以时上官。划去禁条，俾通商贾。”⑤“绍兴元年二月十七日，户部仕郎兼提举榷货务都茶场孟庾言：‘据提辖任点申：建炎三年九月内承朝旨，别印造一等食茶小引，每引五贯文，许贩茶六十斤，不得出本州岛界货卖。’”“四月九日，任点言：‘勘会客贩茶经过去处，依法长引经州、短引经县验察，别无私贩，许放行，不得过一日。’”“五月十七日，孟庾言：‘茶客买到文引，在法令先于合同场勘验，请买笼篰，就往山场园户处买茶装盛入城，赴合同场称制，封印批发。今昌法规利之徒，买到茶入城，多不往合同场称制，便经赴茶磨户牙人之家贱价货卖，再执文引出城买茶，往来影贩，从来关防未尽。欲乞今后令州县出给印历，责付监门官吏遇客人买到茶入城，即验引抄上，实时具客名、料例、字号、茶笼篰斤重数目，关报合同场照会称发，及令主管茶事官，每十日一次参照检察，所贵关防周尽，杜绝私贩之弊。’从之。”⑥这几则文献说明宋代政府对茶叶贸易实行文引管理制度，介绍了当时茶叶贸易方面对政令的严格执行情况。
  《宋会要》记述：“神宗熙宁九年（1077）十一月六日，提举成都府、利州、秦凤、熙河等路司状：‘已准朝旨立法，令尽数收买茶货。勘会新法内阶、成州系次边境地分，又西路秦、凤州，西南入利州路以西并为川蜀出茶地分。’”“神宗熙宁二十五年四月三日，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司言：‘秦凤路副总管夏元几用禁军回易私茶，侵害茶法。’诏转运司劾之。”①文献涉及的宋代阶州即今陇南市武都地区，成州即今陇南市成县、西和县及徽县部分辖区。由当时的行政区划与军事管理情况来看，陇南地区系宋代边境地区，是官方确定的川蜀茶叶的销售地。
  陇右道辖区有“熙、秦、岷、河、阶州、通远军、永宁寨”七处茶场。“秦州在城及清水县、陈成县、百家镇、铁冶镇、伏羌城、甘谷城、三阳寨、安宁寨、弓门寨、鸡川寨、陇城寨、永宁寨，熙宁八年四月置。成州：在城及府城场、栗亭场、泥阳场，熙宁九年十二月置。阶州：在城及将利县、西故城镇、峰贴峡寨，熙宁八年八月置。”“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设场，收卖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称发。至于今不易，公私便之。”②成州辖区包括今陇南市成县、西和县及徽县栗川镇，泥阳镇一隅，成州栗亭县旧址在今徽县栗川镇，因此，栗亭场在徽县栗川镇，泥阳场在徽县泥阳镇。这说明，宋代时期青泥岭地区的徽县栗川镇、泥阳镇是当时政府设立并管理的重要的川汉之茶销售市场。
  有宋一代，政府不仅实行文引规范下的商业化茶叶贸易政策，而且茶叶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重点用于同西北少数民族牧区进行马匹交换，以保障军马供给。为保障同牧区之间茶马交换的正常进行，政府在西北地区设立专营茶马贸易的榷场，设立茶马司专门负责茶马贸易。“太平兴国四年（979），诏市吏民马十七万匹，以备征讨。”③“六年十二月诏：岁与边境市马，偿以善价。如闻富人皆私市之，自今一切禁之，私市者论其罪。”④“宝元元年（1038）七月十二日，诏保安、镇戎军榷场，岁各市马千匹。”“至和元年（1054）十二月，群牧司言：旧制，陕西、河东路十七州军市马，自西事后，止置场于秦州。今内外诸军皆阙马，欲请于环州、保安、德顺军仍旧市马。”⑤“嘉祐五年（1060）八月，诏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专领本路监牧及买马公事，仍相度于原州、渭州、德顺军置买马场。九月，薛向言：祖宗朝，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军，九处置场市马。”⑥“绍兴七年闰十月五日诏：川陕茶当转以博马，闻吴璘军前尚或以博马易珠及红发之类。艰难之际，战马为急，可札下约束。”⑦“十一月九日，又喻吴玠，以茶博易珠玉、红发、毛缎之物悉痛禁之。”⑧“五代监牧多废，官失其守，国马无复蕃息。国初，始务兴葺，遣使岁诣边益市马。凡市马之处，河东则府州、岢岚军，陕西则秦、渭、泾原、仪、环、庆、阶、文州、镇戎军，川陕则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军。皆置务，遣官以主之。岁得五千余匹，以布帛、茶、他物准其直。就运铜钱给之，太平兴国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钱悉销融铸为器，及定此制……景佑三年四月，再定诸州买马额。秦州蕃部马万八千七十匹，省马五百匹……又有招马之处，秦、渭、阶、文州则有吐蕃。回纥。“崇宁四年（1105）六月十二日诏：昨降指挥，令陕西茶马司支茶五万，于年额收买战马二万匹。”“十二月十一日，尚书省札子：检会熙宁、元丰，川茶惟以博马，不将他用。盖欲因羌人必用之物，使国马不乏，骑兵足用。窃虑浅见官司，趋一时之急，陈乞别将支费，有害熙宁马政。欲修立下条：‘诸州茶非博马，辄陈请乞他用者，以违制令。’从之。”①这些文献实录记述了宋代在西北、西南地区设置“马务”“马场”，规定市马的地点，茶叶来源、茶马交易数量、对象，以及茶叶必须专用于交换战马，不得挪作他用。
  陇南地区在宋代不仅是重要的茶叶销售市场，也是重要的军马集散地。前述文献中的阶州在今陇南武都，文州在今文县，秦州在今天水，环州、庆州在今庆阳地区，镇戎军在今宁夏。由此可推知，陇南武都、宕昌县、礼县、西和县及天水周边地区曾存在宋代官方设立的负责茶马交易的茶马司机构，在陇南范围的阶州峰贴峡、宕昌寨分别设有专门收购马匹的“马场”。
  “乾道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户部言：茶马司申‘宕昌峰铁峡买马以前立定赏罚，止是该说顺政、长举两县收发茶数外，余将利、福津两县不系茶运经过地，所以未有赏罚。今来本司自绍兴初运茶怀马，系于西和州管下宕昌寨、阶州管下峰铁峡置场，其茶运却从兴州置口以去摆铺运发，系经由兴州顺政县、长举县，阶州将利、福津县前去临江茶场交纳，应副博马之用。’户部状：‘都大榷茶司申：乞应成都府排岸司，兴州长举县装卸库，凤州转般库监官，绵州巴西，利州昭化、三泉，兴州顺政、长举、西县，兴元府南郑知县任满，收发过茶无失陷、欺弊，提举司保明，每四万驮与减磨勘二年。’”“乾道八年六月初一，礼工部言：‘都大茶马司申：西和州置添差通判一员，以本司干办公事兼之，专任宕昌监视买马。上见窠阙，系是创置。年额买马，几近万匹。出纳钱物浩瀚，乞铸铜印。并宕昌买马所支马价钱，旧在临江置场支给。于乾道四年内本司措置，就宕昌置库，收支买马钱粮，茶绢数百万贯，乞铸铜印。今欲乞拨以‘西和州宕昌买马之印’九字为文，又欲依本司已拟到‘茶马司宕昌茶帛库记’九字为文，铸造施行。’从之。”②
  “绍兴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殿前都指挥使知事杨存中言：宕昌寨、峰贴峡马场至兴州兴元府马务团纲二十程，旧来买到马，和顾人夫牵送，并不用心养喂，致有损坏。送本部勘当，本部欲行下茶马司，和顾人夫，将所买马自宕昌寨、峰贴峡牵送五程，交付吴璘所差官兵牵送七程，连接姚仲牵送八程，至兴元府马务团纲施行。”“乾道九年六月十八日，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友直言：内取宕昌人马到西和州，系离宕昌六程，至兴元府一十四程。取峰铁峡马，使臣到阶州，系离峰铁峡四程，至兴元府一十六程。”③
  这几则文献中所提及的宋代兴元府即今陕西汉中市，兴州顺政县即今略阳县城关镇，置口在今略阳县徐家坪镇，长举县在今青泥岭地区略阳县白水江镇长丰村与徽县大河店镇一带，西和州在今西和县、礼县，将利县在今武都区，福津县在今武都区东南。依文献可知，西和州管下宕昌寨马场用于交易马匹的茶叶取之于兴州顺政县、长举县嘉陵江沿岸茶场，宕昌寨马场以茶所易马匹，又由兴州置口装船南运至兴元府，起纲实施远途水运。期间连通兴州顺政县、置口、长举县、西和州的古道恰是介于兴州与成州之间的青泥古道和西接成州的木皮古道，以及成州与西和州之间的祁山古道。
  另外，驻守兴州的都统吴挺于淳熙二年四月十六日上言：“本司诸军战马，除茶马司得岁额纲马六百五疋外，岁于宕昌以来自行收买。”四月又言：“乞于皂郊、威远镇、东柯、太平监等处北马驿，许相兼收马。”①另按《宋会要》记述：“乾道八年七月二日，诏令诸军于沿边熟户等处收买好马，不得私相贩卖。仍经由河池县茶马印验，发付诸军，申（宣）抚司照会，觉察施行。以臣僚言，四川诸军于宕昌及熟户处买马。私贩出川界，于襄阳一带转卖铜钱，致使诸军马数亏少。故有是命。”②这些记述足以说明，位于青泥古道核心地区的河池县宋代曾设有茶马印验的官方机构，青泥岭地区的青泥古道是当年茶马贸易的必经官道。
  三、明清时期青泥岭地区的古道通行情况
  明清时期，徽县东境有官道经永宁铺、玉堂山通两当县，南境青泥岭地区有青泥道与白水路并行且畅通，县西境有栗坡道经下店子通成州，县北境有河池古道通往秦州。清代《三省边防备览·栈道》记述：“一由略阳（古兴州）经甘肃徽县、两当出凤县而至宝鸡、利州、兴州达凤翔之路也……唐宋以来，凤岭、紫柏、青桥各险，山石塞断。长安赴蜀者由凤翔趋两当，徽、成，明皇幸蜀但记河池之逢迎；吴武安兄弟拒金亦在略阳、仙人关一路。”③这段文字说明，沿今凤翔、宝鸡穿凤县、两当，经过徽县（青泥岭、虞关）再到达略阳、广元（利州）的这条线路是唐代至清代一直在使用的由陕西关中进入蜀川的古道之一。
  由于以青泥岭为交通枢纽的古道在沟通南北交通方面的作用重大，宋以来历代对于徽县境内的古道都进行过一定的维修管护。在今徽县大河店镇、虞关乡境内古道沿线遗留下了若干处官方与民间修路的记事碑刻，这些题刻是：大河店镇王家河村宋代嘉祐二年（1056）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虞关乡虞关村明代成化三年（1467）巡检许清“虞关修路摩崖碑记”；水阳镇泰山村“十字坪”明代嘉靖六年（1527）“徽州重修石梯崖路记”；大河店镇王家河村明代万历十七年（1588）郭元桂记述巡按御史钟文陆整修白水路的“白水石路记”；大河店镇青泥村明代万历二十九年（1601）“玄天神路”摩崖石刻；虞关乡八渡沟村明代万历四十二年（1614）“石硖修路”摩崖石刻；清嘉庆十六年（1811）“远通吴楚”碑与“修路碑记”；清光绪二十年（1894）总督秦陇使者杨昌濬撰书“大河店修路碑”；虞关乡虞关村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军胡宗南陆军师第一旅旅长李铁军撰题“虞关义渡记”。这些修路碑刻碑文记载了宋代至明清民国时期的千余年里，官方与民间对青泥岭地区古道的维修情况，是徽县青泥岭地区古道古今通行的历史见证。
  徽州北境的河池古道在明代史志中已有明确记载。明嘉靖版《徽郡志·舆地》记载：“峡口，北三十里。火站峪，北六十里，有御史行台。木芦，北一百一十里。”①《徽县新志》（舆地·里至）记载，“北八铺：银杏、冻青、峡门、火站、木芦、高桥、糜渚、伏虎。里至：城北少东十里银杏镇，又二十里峡门，又一十里火钻站，又二十里榆树坝，又二十里大沙坡，又五里小沙坡，又五里木芦川，又十里高桥，交秦州界，距城一百里”②。明代与民国徽县方志对河池古道沿线村镇与里程的记载说明，明清时期徽县曾存在经县北境过火站、高桥通秦州的古道。这条古道由徽县城向北经榆树、火站峪（今火站）、高桥、李子园抵达秦州，向南接青泥岭地区的青泥道、白水峡白水路南下兴州略阳入汉川。
  依据明、清官方文献与徽县地方志的记载推断，青泥道、白水路与河池古道仍然是明清时期官方使用的沟通秦州与汉中的茶马贸易通道。由此，遗留有若干与这三条古道有关的诗文，如明代伍福《过铁山》，王云凤《过铁山》，杨一清《咏蜀道》《过仙人关》《过铁山》《虞关道中》，张应登《过白水硖读摩崖碑诗一首》，刘良卿《虞关道中》，王邦瑞《宿火站行台》，陈棐《火钻岭辞》，甘茹《高桥次韵》等诗以及吕楠《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左之祯《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量数目》；清代周书《游白水江》，张伯魁《登青泥岭》《仙人关》《白水峡》《地坝山》《木皮岭》《大河店途中》《大小山》《火钻道中》，张绶《登铁山》，方铸《栗亭道中》《徽县道中》，蒋薰《八渡山下早起》《上八渡关沿岭涉溪西北行四十里之白水江》《望铁山》，郭凤鸣《晓发徽县》《大焦山》《榆树坝》，秦武域《自两当至徽县》《包家峡》《麻沿河》《大小山》等③。
  四、明清时期青泥岭地区的茶马贸易
  鉴于茶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和明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以及马是必需的战略装备，明政府严格控制茶叶的产销，严禁私贩茶马，茶马交易历经元代的衰落后在明代再次得到发展。明朝建立后，依旧施行以川、汉茶叶易换番马的“南茶易北马”国策。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管理茶禁与茶叶购销事务。在临近西北的关津大肆建茶、马巡检站所，专营茶马贸易。《明会要》记述：“洪武二年，始于关隘冲要之处设巡检司，以警奸盗，后逐增置各处。”敕谕天下巡检：“朕设巡检于关津，扼要道，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①巡检司通常稽查无路引外出之人，缉拿奸细、截获脱逃军人及囚犯，打击走私活动，维护正常的商旅往来。“太祖五年二月癸未，置四川茶盐都转运使。”②在秦州设立茶马司，严格茶叶经营管理。“明制：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官茶间征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初，太祖令商人与产茶地买茶，纳钱请引。引茶百斤，输钱二百。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洪武初，令买茶之地，宣课司三十取一。户部言：陕西、四川茶宜十取其一。以易番马。于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洪武五年，立茶马司与川、陕，听西番纳马易茶，赐金牌信符以防诈伪。每三岁遣廷臣召诸番合符交易。上马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以私茶出境者罪死，虽勋戚无贷。三十年，改设秦州茶马司于西宁。檄秦、蜀二府发都司官军于入西番关口外，巡禁私茶出境者。”③明洪武时，驸马都尉欧阳伦使西域，因贩私茶，赐死罪。为此，徽县嘉陵镇严坪村五征窑有关于明代安庆公主因之出家礼佛修行的传说，出土有明万历二十五年“皇帝开建敕修寺院，造立石塔”的铭文砖刻。
  明政府在今甘肃天水、临潭、临夏和四川雅安等地设有茶马司，专管茶马贸易事宜。公元1375年，又将秦州茶马司改设于青海西宁。至此，历经元代停滞的茶马互市再度得到恢复。“永乐七年，申茶禁，增设茶马司。”“成化三年，命御史巡查陕西。”“弘治十二年，御史王宪言：自中茶禁开，私茶莫遏，易马不利。遂停中茶之制。”“十五年，命杨一清督理陕西马政，遂并理盐茶。因奸人多挟私茶，阑出为利，番马不时至。一清严为禁，尽笼茶利于官，以服致诸番，番马大集。十六年，都御史杨一清监理马政，复议开中（茶之制），言：召商买茶，官贸其三之一。每岁茶五六十万斤，可得马万匹。”“嘉靖十五年六月，巡茶御史刘良卿言：旅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盖西陲藩篱莫切于诸蕃。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非可以常法论也。’请敕三茶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当发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无得夹带。且多开商茶，通行内地，官榷其半以备军饷。”④
  《徽郡志》（建置·杂属）记载：“御史行台在火钻镇。嘉靖十七年（1538），巡茶御史沈公越檄、知州王时雍创建，礼部尚书吕楠有记。分司在行台右，即批验所旧址。公馆在木芦镇。”“批验茶引所，原在火站镇，移于州治西街。嘉靖三十七年（1558），巡茶御史梁公札改建白水江。大使一员，攒点一名。”清代乾隆版《四库全书》记述，“历代茶法：明陕西置茶马司四：河州、洮州、西宁、甘州；各府并赴徽州茶引所批验。洪武初，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晒一蓖，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每上引仍给附茶七百斤，中引五百六十斤，下引四百二十斤，名曰酬劳。经过地方，责令掌印官监验，佐贰官催运。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客课司，验茶有批验所。岁潜遣行人，张榜文于行茶所在，悬示禁约私茶出境。拨官军把守巡视，但有私茶，即拿解治罪。”①这些记载说明，“火站、高桥”是明清时期徽州通往秦州的古道上的重要关津，当时，徽县经火站、高桥通秦州的河池古道涉及茶马贸易。明代官方曾在这条古道上的徽州火站设管理茶叶转运事务的批验茶引所，这条古道是当时南北茶马交易的官道。
  巡检司为元、明、清县级衙门下的基层组织。元朝首创，以军事管理功能为主。明朝依例沿用，佐以行政权。明代嘉靖年间，政府在徽县北通秦州的高桥设有巡检司，在高桥关附近的木芦镇置巡检司公馆，在榆树火钻镇置御史行台。明朝在陇蜀茶马道上的徽州火钻、县城西街与白水江镇先后设批验茶引所，在高桥、虞关先后置巡检司，严防茶叶、马匹走私。清初，徽县三处巡检司最终裁撤。火站峪又名火钻峪，位于北距今徽县城六十里的榆树乡火站村。明朝在此设批验茶引所，汉中府所属五州县当时的课茶需经此地运至秦州三十五里店（今秦州区太京镇），然后才可上市交易，转运金城，分赴青、新等少数民族地区。茶过火站茶院时必须领取准运茶叶的“茶引”，否则茶运到秦州无法交割。火站茶院代表国家管理着陇蜀道上的茶叶专营贩运。
  《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记述：“徽州火站镇，旧设批验所，与秦州骆驼巷、稍子镇同，后至巡茶刘君俱奏革去。惟火站镇，官虽革而印未缴也。嘉靖戊戌，犹铨注一大使，然而于所无衙，于官无事，如虚衔耳。戊戌（1538）之秋，应天沈君中甫奉命巡茶陕西，至火站镇，叹曰：‘此地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岂可以无官守与公署哉？’况虏酋一寇，众逾十万。近者吉囊俺答之种最号精强，而哈喇慎亦黠虏也，不时南侵，墙堵而来，虽有秦、巩、临、平、甘、宁、固、靖诸路之兵，然众寡不敌，又多软脆，望尘奔遁，莫敢支持，人徒以为虏强而我弱也。殊不知御虏在士，奋士在马，畜马在茶，行茶在公署。公署不立，而欲茶之行者鲜矣。茶课不足，而欲马之畜者鲜矣。马力不齐，而欲士之奋者鲜矣。军士不奋，外欲攘敌以却虏，内欲安夏以保邦者，未之前闻也。然则火站镇察院行台之建，岂可少且缓乎？君乃先行广宁、开城七苑，查见在大小儿骒驹马万有四千有零，其倒死、拐逃、被盗者皆备查，其数比之原额率亏损十三焉。如是而茶课犹缩，保寨犹敝，马之不寝耗以亡者几希。虽有塞源之心，其如云锦之群何哉？尔乃令汉中府岁办地亩、课茶五十四万，依期起运。禁茶园、店户盗卖欺隐，而中茶商人领引之后，不得辗转兴贩，别务生理。久不完销，以稽国课。虽山西诸处，各该原籍亦必监候家属。又令洮、河、西宁三道督察三茶马，官吏于运到茶斤，不得收粗恶者于库内以易马，而以甘美之茶给商人。又令守巡参将诸官责各衙门巡捕官，即理巡茶。而西戎土番，叠溪、松茂以至西宁、嘉峪诸处私贩茶徒，不得肆行潜通番人易其马。又令各驿递衙门于发到摆站嘹哨，茶徒纳工拘役及贫病者各有所处。又令甘肃二行太仆寺及陕西都行二司，严视官军马匹，不得走失。疮瘭而桩朋，地亩、马价亦皆及时完征。并禁官马不得驮载私物，减其粮料。又令派定空闲牧军守候，茶马一到即时表领，勿得守至旬月，致马瘦损，至啮柱槛。其各苑亦必相水草之宜，而腾驹游牝，各得其所。圉长群头皆不得惰偷闲旷，以废其业。又令苑马寺通行分管三路官员，亲诣各该监苑，巡视寨堡，务必高墙深堑，坚实完厚，保障地方收敛，马匹勿致损失。夫汉茶有招马之令，番人有市马之乐，监苑有饲马之实，寨堡有护马之所，行之数年，虽骤牝千亿，亦可睹也。比物四骊，不啻言矣。徽守刺史王时雍言沈君存心正大，行事严明，合省官员皆敬慕之。宜其锡马，蕃庶强壮，边圉如此也。行台正厅三楹，东西厢房共六楹。后厅三楹，东西厢房亦六楹，二门、大门各三楹，若大使之宅第则行台之西亦不下一二十楹，器用诸物皆具。是役也，始于嘉靖十八年五月初十日，落成于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未几，沈君已竣事去还朝矣。去行台之第二年庚子七月，徽人来速记。予遂述其所闻，美政一二，以告后来。沈君讳越，中甫其字也，别号鹿村。南京锦衣卫人起家，嘉靖壬辰进士。”①文献说明，嘉靖十八至十九年（1538—1539），朝廷派来徽州负责监察茶院事务的官员沈越主持新修了火站镇巡茶察院行台。火站镇巡茶察院行台地处徽州至秦州的必经关口上，嘉靖戊戌（1538）年秋，朝廷派沈越（字中甫）来陕西巡视茶院事务，他十分重视火站巡茶察院，与地方一同修复荒废的茶院衙门，使茶院各项事务恢复正常。因地方偏僻，管理不便，不久该茶院即迁至徽州城西街。嘉靖三十七年（1557），巡茶御史梁札来徽州巡视茶院事务，为严防川、汉茶叶通过白水道、成州道走私入甘南、定西，进一步加强了对茶引的管理，巡茶御史梁札遂将徽州城西街茶院迁至白水江口。
  明代徽州知州左之祯撰《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粮数目》：“州北六十里火站峪，系运茶要路。旧制设有茶引所衙门在焉，其汉中府所属五州县课茶俱由此地运送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先年议在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处佥编运茶脚户刘文光等百有余名，住居本镇。除支领工食外，任其开垦荒山，砍伐林木。自本镇至滴水崖，南北亘七十里，东西阔二十里，地未入册，粮未起科，是以相传为茶夫地云。后运茶议罢，而茶户之子姓相沿开垦，遂为世业，并未征粮。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西乡县复运茶到州，议添茶脚。前任知州申请布政司批允在本州一十八里每年派银二百六两三分，刻入条鞭规则内，遂为岁额。州民苦之，王秉查知，前地于三十八年（1610）间状告。两院批行，分巡道董暨本府刑厅转委，礼县知县尹焕，不惮劳瘁，履亩丈量……尹知县不避劳怨，履亩丈量，使六万余湮没之田、数十年不决之事一旦清明，舆情大快。据议三等起科，甚为舀当，仍立碑入志以垂永远。杜异日告辩之端，缴本州知州左之祯遵奉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间，督刊附入。”②这篇文章说明，茶院最初设立时，从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地挑选出以刘文光为首的运茶脚户百余人，长期居住于火站镇，负责茶运事务。其正常开销工食由官府发放，同时允许在火站镇周围开垦荒山，砍伐树木，以拓宽经费来源。这反映了明代万历年间徽州火站镇茶院茶夫生活开支有大片茶夫地保障的情况，反映了徽县与秦州、秦安、清水、礼县、陕西汉中西乡县之间的运茶关系，体现了当时政府对茶运的重视，佐证了明代徽县通秦州茶马古道的存在。
  火站镇开凿有珠临寺石窟，所遗留的青砖与方块灰陶莲花刻砖具备宋明时期的特点。村西绝壁上有摩崖题刻一处。由“重建珠临寺院□持常住地”与“大明国陕西布政巩昌府徽州邵□□珠临寺□□寺”“万历岁次癸丑年春仲月壬子日书记”等文字落款推知，珠临寺重建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阴历二月二十四日（1613年4月13日）。“珠临寺院□持常住地、徽州左、茶印所”等摩崖文字，佐证了历史文献有关徽州知州左之祯在万历四十一年奉两院查明茶夫地粮数目的记载与这条茶马古道存在的真实性。珠临寺附近另一处刻于万历十七年有关民间买卖田地的地契摩崖文字，旁证了万历四十一年左之祯奉两院查明茶夫地粮数目的客观原因。
  明代嘉靖时兵部尚书、凤泉人王邦瑞在《宿火站行台》中概括出火站镇的古老历史以及古道的南北路径走向。文冈人都御史刑部郎中陈棐的《火钻岭辞》则极尽夸张地描写了火站镇周围古朴的自然环境。张伯魁《火钻道中》《大小山》诗中写到的“火钻道”即当年徽县北通秦州的河池古道，“大小山”即当年徽县北通秦州道上的“大沙坡”“小沙坡”。
  清初，茶叶贸易管理上沿用明律，仍实行政府专营政策。明文规定：“凡通接西番关隘处所，拨官军巡守，遇有夹带私茶出境者，拿解治罪，番僧亦许沿途官司盘验，如有夹带奸人私茶，则茶货入官，伴送夹带人送官治罪。”康熙四十三年以后的管理虽有所放松，但也只许出界人带茶十斤以内。若驴驮车载，乃按私茶治罪。同治十三年（1874），陕甘总督左宗棠制定茶叶经销试行章程八节，规定茶叶采运均先办引票，待运至兰州检验后方可行销。由于清朝将北方广袤的蒙古草原纳入了大清版图，通过向牧区征调马匹即可实现军马供应，因此，唐宋以来延续多年的“茶马互市”日渐被“边茶贸易”取代，原有的茶马古道沿线民问贸易日渐繁荣兴盛。
  清顺治八年（1651）正月徽州知州杨三辰所撰的《徽州调停驿站碑记》记载：“巩昌府徽州……西上成县仅九十里，即为近差；东送两当无站，直抵凤州为路二百里，北送秦州三百余里，南下略阳二百里。”碑文记述了清初巩昌府徽州“调停站法”事宜的大致过程及徽州地区驿道的走向、距离，官府对邮驿、递铺的管理，印证了清初青泥岭地区商贸古道的存在。
  五、近代以来青泥岭地区的道路通行与民间贸易
  据《徽县志》记载，徽县古驿道与马帮驮道四通八达。与秦汉故道河池段路线大致一致的“华双”公路1938年通行前，其境内即有“北通天水，南达略阳；东往两当，西接成县”的四条官方驿道与马帮驮道。北行过银杏镇、庆寿寺、杨家店、峡街、冻青峡、西坡、火站、榆树、沙坡、木庐川至高桥，再由渭儿沟出白音峡到李子园、骆驼巷、娘娘坝、稍子坡镇、徐家店、皂角堡（皂郊镇）、秦州、三十五里店的古道为北大道，也称河池古道。①河池古道与南境的青泥古道和白水路使徽境南北成为通途，是西南、西北地区经济文化往来，如进行物资贸易、传递文书信件的主要动脉。清代与民国时期，青泥岭地区古道沿线的驿站、集镇、旅店，供行商食宿与集散物资。川汉地区的茶叶，西北地区的马匹、宁夏花马池与青海的食盐、药材、清油、生姜、布匹、日用百货为来徽的主要货物；经徽县输出的货物有来自南方的茶叶，徽县栗亭川的烧锅酒，大河店的铁锅、铁铧，城郊各乡的棉花、药材、麻纸等。古道沿线至今遗留有许多古旧门店、石马槽、石栈以及与古道密切相关的地名实物。古道沿途徽县北境银杏树乡“杨店”，榆树乡“火站”“苟店”，高桥乡“木庐”，秦州区“徐家店”“三十店子”，徽县南境水阳乡“五里铺”“十里墩”“滩店”，大河店乡“青泥店”“大河店”等地名都与此古道相关联。
  《秦城区志》记载：“民国八年（1919）开始，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以天水围中心，新修向周围各县辐射的大车道。九年，陇南地区大地震后，政府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征调民工兴修了从天水经罗家堡、盐官、长道、西河县城至洛峪集、麒麟山、王家楞的大车道，长三百余华里。十一年秋，兴修了从天水经兴隆镇、娘娘坝至江洛，再东行经徽县、永宁达两当的大车道，长五百余华里。”②《秦州直隶州土志·道路》记述：“（自秦州）南出大城南门，过藉水傍南山西行五里，折而南入赤峪谷水。南行五里至小寨，再南十里至兴隆镇，再东南十里至梢子坡，南逾齐寿山。东南行十里至沿川子，再东南十里至娘娘坝，再东南十里至马家店，再东南十里至野鹊窝，再东南五里过驼阳沟水，又五里过南峪河至骆驼项。再东南过花园沟水，十里至石关子。再东南过小岭，十里至碎石子，再东南过碎石山，十里过白蜡峡水至白蜡峡，再东南十里至乏牛坡。过坡东南十里至高桥，再东南十里至木梨川，出州界入徽县境，南抵巴蜀之孔道也。”③这条道即《徽县志》与《徽县交通志》记述的民国以来一直保持通行的河池古道。至今在高桥镇渭儿沟社乏牛坡古道上遗留刻有“民国十一年，裁员，路政工赈监修”字样的修路石刻一处。民国十一年六月，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佑任为与孙中山会晤，由关中绕道甘肃陇南（今天水），从秦州秘密南下，沿李子园、高桥、榆树、城关、青泥、铁山、虞关一线过境徽县，其间写下《徽县早发闻耕者叹息声》《白水江》纪行诗。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发动“成徽两康战役”，后沿这一线北上秦州西达会宁会师。1949年8月，榆树乡海龙山的陇南地下党北山游击队“北山突围”时，也取此道经白音峡抵达天水地区。
  为适应抗战的需要，1938年，天水通往凤县的大车道被改造提升为通行汽车的“华双”公路（陇西华家岭—凤县双十铺），白水峡中的白水路被改造提升为通行汽车的“徽白”公路（徽县城关镇—白水江镇）。1954年，“华双”公路又被改造提升为316国道，基于修建“宝成”铁路的需要，“徽白”公路再一次得到了提升与改造。1956年，徽县境内开通了前往榆树乡、高桥乡，全长62公里的“剡麻”公路（剡坝—高桥—麻沿河），历史上进峡门过火站到高桥至秦州的古道终被遗弃。汽车等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出现使马帮驮队退出历史舞台。
  千余年来，青泥岭地区的古道承载了茶马贸易的重任。1957年7月11日纵贯嘉陵江的“宝成”铁路的通行与2015年10月1日横穿白水峡的“十天”高速公路的开通使青泥岭地区“天堑变通途”，使人们不再有“蜀道难”的感叹。青泥岭周围日益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保障和促进了区域性经济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