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在茶马贸易的千年历史中，南宋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在南宋西部茶马贸易体系中，陇南地区是茶马贸易的窗口与中心。
  一、“秦陇之马，天下大计”
  北宋末年，在金兵围困开封的危急关头，天章阁待制唐重就主张用秦、蜀甲兵与战马保卫国都开封，“关中公私之积已尽，甲马全无。又闻西夏侵略鄜延为腹背患”。“今莫若移檄蜀帅及川峡四路使者，输财用，辇军器，市战马，以资关中守御之备，合秦、蜀以卫王室。”①在“合秦、蜀以卫王室”的战略中，关键在于陇南的枢纽与物资。北宋灭亡之后，金国大兵乘势南下，宋军“率望风奔溃，盖未尝接战也”②。《宋史·礼十七》载：建炎三年（1129），高宗诏曰：“国家遭金人侵逼，无岁无兵。”“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会稽，播迁之远，极于海隅。卑词厚礼，使介相望。以至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于藩臣，遣使哀祈，无不曲尽。假使金石无情，亦当少动。累年卑屈，卒未见从。”③以赵构为首的南宋小朝廷惊魂未定，“当建炎之三年，宋之不亡如缕”④。为挽救危局，秦陇、川蜀就成为牵制金兵南下、确保南宋国家安全的战略要地。
  宋金对峙于秦岭、淮河一线，为防御金兵再次南侵，南宋布防了川陕、荆襄、江淮三大战区。建炎三年（1129）五月，政治家汪若海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⑤而沟通秦陇与川蜀的通道是秦蜀、陇蜀古道。熟悉西部的洪咨夔说：“东南立国之势，腹心江浙，腰膂荆襄，维蜀道之山川，如人身之头目。”⑥在川陕、荆襄、江淮三大战区中，唯川陕战区地处江汉上游，有着极为独特的战略地位。建炎三年，张浚宣抚川陕，拉开了南宋经略秦陇与川蜀的序幕。他认为秦陇茶马，是收复中原的必备条件。“窃见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①据守汉中，拥关陕精兵，得秦陇良马，仰蜀中物产，通荆襄之财，足可成就大业。张浚之议，赞者颇多。胡寅说：“奉迎大驾，西幸梁秦，以图关中者，中兴之宏规也。”②朱松说：“汉中之胜，背负巴蜀，左控关陇，西连氐羌，兵劲用饶，形利势便，进可以据上流之阻，退可以待四方之变。”③喻汝砺说：“汉中之地，险塞沃野，土壤膏腴，物力浩广，高祖因之以基汉业，德宗资之以复唐祚，昔人以为蜀之股臂也。”④
  汉中盆地位于秦、陇、蜀三大战略要地的结合部，是茶马贸易的枢纽，有条件集中三大地带的物资。高宗朝的直秘阁喻汝砺上书：“论天下形势，必资之秦；论秦雍军需，必资之蜀。秦与蜀，壤界之国也。拥四川之饶，据五路之强，而中兴之大势定矣。”⑤据有秦陇与川蜀交界地带，可以将精兵良马与丰饶物产相结合，形成江河上流的建瓴之势。如果陇南门户洞开，则汉中与蜀地危矣。“蜀，罢国也。左无秦、陇以为隐蔽，右无襄、邓以为垣墉。”“金引兵下青泥岭，薄仙人关，前眺铁山，我无东北，蜀之飞鸟不踰河池，则惴惴之蜀，岂不甚病也哉？”⑥（自注：铁山属兴州，河池属凤州，正当川、陕两界。）因此，陇南联系起秦、蜀，才能形成屏障江南的江汉上游战略要地。南宋李文子说：“秦、蜀一体，非以其地西接崤函，南连荆吴，扼关河之胜，则为右府之固。合吾蜀之长，则据上流之重，险要虽控制一隅，而形胜实关于天下欤！中兴南渡，首吴尾蜀，有常山之势；前褒后剑，得金城之险。乃眷西顾，护蜀如头目，保蜀如元气。”⑦秦陇、川蜀联手，是南宋立国江南的根本屏障，得之则安，失之则危。“秦地形胜，精兵良马之所出，实军国之根本。”⑧“出秦甲，下蜀货，而血气周流矣。”⑨在“周流”的经济血脉中，最畅通的是茶马贸易。
  陇南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秦巴山区，东接陕西，南通四川，扼陕、甘、川三省要冲，素称“秦陇锁钥，巴蜀咽喉”。陇南包括宋代的阶州、成州、文州、西和州等地，在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四州与凤州、龙州隶属利州西路，治所在兴州（今陕西汉中略阳县）。陇南地处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的过渡带上，因而是农耕之“茶”与游牧之“马”贸易的窗口与通道。南宋的“战马”主要买之陇南的宕昌寨与峰贴峡。《宋史·马政》记载：南宋买马，“悉仰于秦、川、广三边焉。”⑩而这里的“秦”是指买马的秦陇和茶马司中的“秦司”。南宋“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羁縻马每纲五十，其间良者不过三五，中等十数，余皆下等，不可服乘。守贰贪赏格，以多为贵”①。两相比较，三种马中，陇南的秦马最为优良。《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盖祖宗时所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边，强壮阔大，可备战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于西南诸蛮，格尺短小，不堪行阵。”②由此观之，“秦马”是南宋武装力量必不可少的装备，可谓“秦陇之马，天下大计”。
  二、“关外四州，为蜀要害”
  在南宋川陕防线上，阶、成，兴、凤与梁、洋，金、房八州府构成战略节点，是捍卫川蜀、俯瞰秦陇的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南宋开国皇帝赵构格外关注蜀口安全，甚至有巡幸川陕的设想。“朕谓倚雍之强，资蜀之富固善。但张浚秦汉中止可备万人粮，恐太少。两浙若委付得人，钱帛犹可溯流而西，至于粮斛，岂可漕运。”③实际上，早在南宋立国的前夜，知同州（今陕西铜川）的唐重就曾上疏：“今急务有四，大患有五。所谓急务者，大率以车驾西幸为先。”④建炎元年五月，他提出了救国治敌的上中下三策，其上策就是“镇抚关中以固根本，然后营屯于汉中，开国于西蜀”⑤。南宋建国之后，张浚身担陕、蜀之事，请高宗西幸汉中，“陛下如以陕西之众，扈跸西来，早据形势，益究自治之策，天下大事定矣”（《论自治之策》）⑥。大将马扩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出发，主张“天子幸蜀”。他认为，“速谋幸蜀，据其形胜，用其壮勇，则恢复可图”⑦。金国也怕“天子幸蜀”。“金人之族深矣，谓中国独西兵可用，今以尼堪一军下太原，取洛阳，要绝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⑧由此可见，天下形势，川陕为上，雄踞西部，虎视东南。尽管南宋皇帝虽未巡幸川陕，但其战略地位仍不可忽视。南宋的政治家、军事家格外关注蜀口安全⑨，他们认为，“蜀以汉中、金、洋为咽喉”⑩。因此，南宋川陕十万大军，镇守在兴元府、兴州、金州等地。“西蜀之兵，分为三路。金州当其东，兴元制其西，兴州当其北，各据一面。三路之中，兴元最为要害。盖进则当陕之凤翔，退则据蜀之咽喉，故重兵不可不置于此，事势不可不力于此，大帅不可不设于此。”“是以南渡之初，国家深知其然，镇以重臣，开宣司于汉中。”（卷八《杂记》）。①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川陕大军十万人的布防是：“兴州都统司六万人，兴元都统司一万七千人，金州都统司一万一千人。”②吴玠死后，“吴璘以二万人守兴州，杨政以二万人守兴元，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而玠之中部、选锋二万人分屯仙人关里外。”“自休兵后，三大将之兵就粮分屯十七郡（兴、成、阶、凤、文、龙、利、阆、金、洋、绵、房、西和州、大安军、兴元、隆庆、潼川府）。至乾道末，有名籍者凡九万七千三百三十八人，马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匹”③，证明了南宋川陕防区十万大军驻扎在西起陇南、东到鄂西北的广阔地域。而在南宋广大辽阔的川陕防御体系之中，“关外四州”是联系关陇、梁洋与川蜀的纽带，其战略地位不可替代。
  南宋川陕战区的西部，在嘉陵江、西汉水流域分布着“关外四州”，即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如果加上天水军，则构成了完整的川陕西部防区。关外四州不仅是川陕战区联系陇右的大通道，是茶马贸易的大走廊，更是抵御金、蒙进攻的前沿阵地，是川陕防线稳定的关键。对此，南宋人有清醒的认识。南宋学者袁燮说：“阶、成、和、凤，蜀之垣墉也。其地险绝，为吾障蔽，则关内诸郡，虽不立城壁，自然安固。”（卷四《论蜀札子》）④关外四州与梁洋、川蜀成犄角之势，“近代宋保蜀，以南制北，阶、成、岷、凤为藩篱，汉中为门户”（卷三《封略自然之险》）⑤。富平之战国，关陕尽失，金兵迫近蜀口，吴玠主张“关外，蜀之门户，不可轻弃，金人所以不敢轻入者，恐玠议其后耳。若相与居下，敌必随入险反守，徐取间道，则吾势日蹙，大事去矣。”（《要录》卷六三，绍兴二年二月。）⑥吴玠以军事家的眼光说明了关外四州的战略价值。
  阶州（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地处川陕战区前沿，西接吐蕃，东连蜀地，是南宋战路重镇。“武阶为州，倚山并江。”“白江横其前，赤沙翼其左。”⑦地位重要，“要据关右”，其“山奇而水秀，人杰而俗阜，其惟江山迤逦”⑧，“东接梓潼，道通陇蜀，土地险阻”⑨。阶州是川陕战区西端的战略屏障，境内的杨家崖是战略要地。“即阶州家计寨，控白江、月掌山之路。建炎、绍兴间，吴玠兄弟继为大将，保蜀口。时四州未有城，命逐州各择地为寨。而家计寨最控扼险阻，又素有积粟水泉之类，寇至常不能破。”⑩
  成州（今甘肃陇南市成县），是秦、蜀之间的交通要道。南宋人认为，“成州与?秦州接境，正系控扼紧要去处”（兵二九之一二）①。“虽云关外之偏州，实亦国西之要地。”②成州是南北之间的交通孔道，“背山面河，襟带秦陇”，“关外四州，地望独隆于同谷”③。宋人晁说之《发兴阁记》云：“其南，则栈道窈窕，抵凤凰台，望西崖以极白沙渡，实杜子美入蜀之道也。”④成州是四川的屏障，“同谷僻在秦陇之一隅，地连全蜀，富于山水”⑤。
  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县），旧称岷州，绍兴十四年改为西和州，是南宋疆域的西北端，与金国的临洮路、凤翔路接壤，是南宋战略前沿与屏障。“关表西州，襟带秦陇，实全蜀之保障，而西和最为要冲”⑥。西和州屹立前沿，“北望祁山，烟云吞吐，岗亦起伏，武侯之遗烈可想也；西望熙洮，联亘湟中，营平经理之规犹存者；东望长安，慨然感叹，卷三秦以定天下，汉所由兴乎”⑦。西和坚如磬石，“内培元气，外伏天险，五年用蜀，蜀安且固，其有德于蜀远矣”⑧。西和是关陇进入川蜀的门户，“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乃三州不可战而复矣”⑨。
  凤州（今陕西凤县），下辖梁泉、两当与河池（甘肃徽县），是秦陇与巴蜀交通的枢纽之地。“大散扼其东，武休障其西。”“万山盘踞，关隘险固。”“重峦叠嶂，亭障联络，隐然为蜀门之重。”⑩“关外四州”在吴玠、吴璘的守护之下，坚如磬石，屏障川蜀与东南。“保川陕共百十六，以重上流之势，屏瀚王室，屹如长城。”⑪
  开禧三年（1207），吴曦之变，为取悦金国，将关外之地献给金兵，巴蜀门户洞开，形势危机。平定吴曦之后，有识之士主张收复关外诸州，认为“曦死，贼胆已破，关外四州为蜀要害，盍乘势复取”。其中杨巨源“力言四州不取，必有后患”⑫，得到平定吴曦之变功臣安丙的支持，“此不可缓也，缓则彼守益固，蜀唇亡齿寒矣。乃悉遣同功诸猛将，分道出师，克期进取。义旗所至，以次悉平”⑬。南宋收取关外诸州后，确保了蜀口的安全。宋、金对峙的历史证明，关外四州是南宋不可或缺的军事要地。“蜀之有关外四州，犹朝廷之有四蜀也。蜀据上流，有四蜀而后朝廷重。四州介在关表，有四州而后蜀重。”（李鸣复《论措置蜀事疏》）⑭南宁以陇南为核心、以四州为基地，北起大散关，南到剑门关，设置了重重关隘，确保川陕防线固若金汤。和尚原，位于宝鸡西南，南宋初年护蜀要冲，宋金划界后属金国。大散关，位于宝鸡市南郊秦岭北麓，自古为“川陕咽喉”。仙人关，位于今甘肃省徽县东南，西临嘉陵江，南接略阳北界，北有虞关紧接铁山栈道，被称为“秦陇锁钥”和“川蜀门户”，是关中、天水进入汉中的要地，也是由陕入川的重要咽喉。饶凤关，地处今陕西石泉县与西乡县之间的饶凤岭，是汉江东西通道上由安康盆地进入汉中盆地的门户。南宋绍兴三年（1133），宋军在饶凤关与金军大战，宋知兴元府刘子羽急派统制官田晟率兵扼守饶凤关，以阻金军来路，并驰报吴玠请援。吴玠当即率部自河池（今甘肃徽县）日夜兼程300里赶至饶凤关。饶凤关与仙人关一东一西，是川陕战区的门户。南宋人吴泳说：“蜀之险固多岐，而饶凤一关，汉中屏蔽；仙人一原，西河之衿喉。”（卷一五《绍兴吴玠守蜀关二事》）①七方关，位于今甘肃康县东北。南宋人称：“蜀之形势以三关为险，隶于梁曰武休，隶于沔曰仙人，曰七方。”（李鸣复《论措置蜀事疏》）②武休关，位于今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中部的武关驿，宋绍兴三年，金将撒离喝入兴元，由斜谷北去，刘子羽谋邀之于武休，即此。武休关也是褒斜道上的咽喉，《方舆胜览》：“褒斜谷旁连武休关。”南宋川陕战区的防御体系，正是以兴州、兴元府、金州三府州为屯驻中心，以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天水军为屏障，以大散关、仙人关、武休关、饶凤关为门户，依托山川形势之险，凭借川陕十万大军的战斗力，而形成天人合一、综合严密的军事体系。南宋末年，蒙古兵欲突破川陕秦岭防线，占领四川，沿江而下灭亡南宋。由于当时的四川制置使桂如渊畏敌如虎，不顾川陕防线向来有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的战斗经验，轻率地做出了弃五州（成州、阶州、西和州、凤州、天水军）、保三关（仙人关、七方关、武休关）的决定，致使三关之外惨遭蒙军蹂躏，埋下了南宋灭亡的祸根。
  三、“摘山煮海，以佐国用”
  守卫蜀口，保护东南，关键在于川陕战区的“劲兵健马”③。茶马贸易就成为南宋立国东南的国策之一。《宋史·职官志》云：“提举茶盐司掌摘山煮海之利，以佐国用。”
  宋代买马地在西北，买马用茶只能就近取给于川蜀。宋代的“兴元府三泉县人户，以种茶为生”④，洋州“西乡县产茶，亘陵谷八百余里”⑤，茶户“采茶货卖，以充衣食”。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成为蜀道线上重要的经济文化活动，如“洋州西乡县茶，旧与熙河、秦凤路蕃汉为市”。“盖汉茶色嫩，蕃茶色老，雅州之名山自兰州入邈川，至于于阗。兴元之大竹自阶州入欧家，自河州入水波。洋州之西乡茶自河州入水波，至于赛音隆和”。这里的“于阗”是指西域地区，即今新疆境内的和田，而“欧家”“水波”“赛音隆和”，显然不是西域的地名，而是西亚、欧洲的地名无疑。“兴元之大竹自阶州入欧家，自河州入水波。”阶州，即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河州，即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这说明汉中茶是从陇南进入草原和沙漠，蜀地、汉中茶率先是从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宋朝设“茶马司”买茶易马。“成都、利州路买茶，秦凤、熙河路博马，始于熙宁之七年。是时李杞置司秦州，蒲宗闵置司成都，而川司、秦司之分则始于此。”①茶主要买于成都至汉中的蜀道沿线。产茶区收购茶叶的地方称茶场或山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②。北宋政府为了买马，在熙宁年间实行茶叶专买政策，“其始，岁课三十万，李稷为提举，增至五十万缗。其后，岁益多，至百万缗”，严重损害了茶农和商人的利益。南宋建炎初年，成都府转运使赵应祥上奏：“榷茶、买马五害，请用嘉祐故事，尽罢榷茶，仍令漕司买马。或未能然，亦当痛减额以苏园户，轻立价以惠行商，如此则私贩衰而盗贼息矣。”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主管川、陕茶马”。建炎二年十一月，赵应祥上任，“遂大更茶法，官买官卖并罢，仿蔡京都茶场法，印给茶引，使商人即园户市茶，置合同场以稽出入，重私商之禁。其法，每斤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市利、头子在外”。但后来引钱加重，“绍兴后，提举官又旋增引钱，至十四年，每引收十二道三百文，比应祥初立法又增一倍。于是茶司一年遂收二百万，而买马之数复不加多，故当此时，茶马司之富，甲于天下”③。南宋继承了北宋的茶马贸易制度。“绍兴七年，四川都大茶马李迨奏请合为一司，总治成都。从之。其后或分或合，合则总治成都，分则川司治成都，秦司治兴元，俱称都大茶马。宝庆中，分为两司，而秦司不复专官，惟以兴元帅兼领焉。”④《图经》云：“秦司置司兴元，属官一员掌之，职在收宕昌、峰帖峡、文州所买马，类聚发纲及受本府南郑、城固、洋州之西乡茶引钱及利路州军博马物帛，发马岁凡一百三十纲六千五百匹。”⑤《建炎以来朝野杂礼》云：“今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处茶场，岁产二千一百二万斤，通博马物帛，岁收茶约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余缗。”“川、秦八场额市马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⑥实际上，川、秦买马超过此数。“川、秦马旧二万匹，乾道间，川、秦买马之额，岁为万有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黎、叙、文、长宁、南平五州军），秦司五千九百（宕昌寨五千一百，峰贴峡八百）。益、梓、利三路漕司，岁应副博马绸绢十万四千匹。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秦司六千一百二十（宕昌寨三千九百二十，文州千五百，峰贴峡寨七百），合两司为万有一千十有六匹，此庆元初之额也。嘉泰末，川司五场又增为五千一百九十六匹，秦司三场增为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两司为万有二千九百九十四匹。”①由以上文献资料可知，南宋在陇南地区的买马场由最初的宕昌寨、峰贴峡两处，后又增加文州一处，买马数也由“一百三十纲六千五百匹”，增加至“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实际上，陇南买马从北宋就开始了。宋神宗元丰六年四月三日，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言：“文州与阶州接境，有博马及卖茶场，龙州旧许通商。乞以文、龙二州为禁地，其秦州本司差官一员造帐，计置川路羡茶入陕西路出卖，仍于成都府置博买都茶场。”朝廷采纳了陆师闵的意见。
  南宋王朝极为重视陇南地区的茶马贸易。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诏西和州管下宕昌马场添买马官一员。从本路诸司请也”。朝廷在宕昌寨等买马场设有“买马官一员”。后来，又设置“通判一员”，监督宕昌买马。乾道八年六月一日，礼工部言：“都大茶马司申，西和州置添差通判一员，以本司干办公事兼之，专任宕昌监视买马。上件窠阙，系是创置。年额买马，几近万匹，出纳钱物浩瀚，乞铸铜印。并宕昌买马所支马价钱，旧在临江置场支给。于乾道四年内，本司措置，就宕昌置库，收支买马钱粮、茶绢数百万贯，乞铸铜印。今欲乞拨以‘西和州宕昌买马之印’九字为文，又欲依本司已拟到‘茶马司宕昌茶帛库记’九字为文，铸造施行。”同时，对“马纲”牵马人等也有严格要求。宋孝宗乾道四年二月十四日，提举茶马监牧公事张松言：“见措置，将宕昌马场买到马赤寸，于马项下印烙引卖人姓字火印，排纲起发。若将来到行在内有短寸匹数，及齿岁不同，乞看验火印姓字降下，责凭根究，追理短寸亏官价钱。”这一切都体现出陇南在南宋时期茶马贸易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