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道路不仅用于交通，也承载着历史，遗存着文物，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由陇蜀古道、秦蜀古道和蜀道组成的古蜀道整体网络系统，因历史上的茶马贸易而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内涵。
  古蜀道的历史记忆既悠久又丰富多彩，从三千多年前古蜀国的故事，到先秦古栈道文化，再到三国故事，为中国历史画卷遗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数代风流人物曾演绎了众多的历史故事，均凝结在古蜀道的历史记忆中。
  发轫于宋代的茶马贸易，开启了古蜀道茶马贸易历史。
  关于茶马贸易的起始时间，古今学者大多依据唐代小说家封演在《封氏闻见记》卷六中的《饮茶》所说“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②，认为茶马贸易始于唐代。且茶马贸易始于唐代之说从宋代一直沿用至清代，如欧阳修在《新唐书》及清前期的《甘肃通志》和《四川通志》等中都沿用此说。但当代有学者在梳理史料后提出了另外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陈光国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茶马互市始于唐开元十九年（731），唐与吐蕃在双方分界地赤岭（今西宁西）进行了茶马贸易；③一是以方健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茶马贸易始于宋初太祖时期，但宋太祖时北宋与契丹的贸易尚未设官置司，有确切记载是在宋太宗时期，太平兴国二年（977）设官置司主榷务，与契丹的贸易中有茶。形成茶马贸易制度是在宋真宗接位之初的公元998年。①方健先生还认为，唐人封寅的小说家之言不可信，它并不反映真实的历史。本人认为，方健先生的考证是可信的，茶马贸易当始于宋初。
  从宋前期一百二十多年的榷场以茶易马，到神宗七年（1074）至北宋末的榷川茶博马，再到南宋的茶引法，两宋三百多年的茶马贸易画卷与古蜀道紧密相连。南宋昊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说：“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尝从万里来。”②胡马能从万里来，依赖的是从四川运送大量的茶叶到西北的熙河、秦州等路，开展以茶博马的商贸活动。史载神宗七年后榷川茶博马，每年通过古蜀道运川茶四万至五万驮，即四百到五百万斤，到熙河、秦凤等路博马，每年可得马两万匹左右；神宗七年前的易马是“岁仅得五千匹”；南宋虽偏安江南，但仍在川秦设置八场及茶马官进行茶马互市，每年易马一万匹左右。③
  古蜀道见证了军民运茶的艰辛，苏辙在《论蜀茶五害状》中谈搬茶之苦：“蜀道行于溪山之间，最号险恶。搬茶至陕西，人力最苦。”“洋州搬茶人，以疲劳不堪告诉。”④朝廷所能做的就是改善山路状况和运输工具，修缮军士住宿的递铺，增加运茶军士报酬。如在天禧元年（1017）七月，“遣使市小车给凤翔府至锦州递铺，仍为增葺庐舍，悯其劳也”⑤。至和元年（1054）七月，“诏陕西转运司，自永兴州至益州，递铺卒方冬苦寒，挽运军器不息，其各赐缗钱有差”⑥。
  川茶禁榷以后，官府在四川至熙秦沿途设置水陆茶递铺，把川茶搬运至凤州，转运熙河路卖出。大致路线为：由成都府北行至利州、兴州，入陕西经凤州转运熙、秦州买马场。沿途搬茶由当地厢军充役，人烟稀少地则强制性招募百姓搬运。北宋吕陶《净德集》载：“李稷、蒲宗闵、陆师闵等贪功急利，侵刻远民，阻节商旅，增添岁课，欺罔朝廷，希窃恩赏，借置乖谬，遐方之人不胜其苦，为弊之极，凡有十端。”①苏辙《栾城集》载：“元丰（1078—1085）之初，始以成都府路厢军数百人贴铺搬运，不一二年，死亡略尽。茶官遂令州县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即差税户，甚为搔扰，不可胜言”；运夫“逃匿求死，嗟怨满道”，“沿路号茶铺为纳命场”。②《宋会要辑稿》记载水运状况为：“百料船三十只，差操舟士兵六十人，军大将一人管押。”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元年十一月”载：“成都府路置场榷买诸州茶，尽以入官最为公私之害。初李杞倡行敝法，夺民利未甚多，故为患稍浅；及刘佐攘代其任，增息钱至倍，无他方术，惟割剥于下，而人不聊生矣。大抵在蜀则园户所苦，压其斤两支钱，侵其价直；在熙秦，则官价太高而民间犯法不可禁止。又搬运不逮，糜费步乘，堆积日久，风雨损烂，弃置道左，同于粪壤。兼所至不通客旅，惟资无赖小民，结连群党，持仗私贩，亏失征税，茶司认虚额。又侵盗相继，刑罚日滋，致数千里之害，可为深虑。”④元丰七年陆师闵上言：“应系搬茶大路并置车子递铺，臣昨来已行计置，自成都府至利州；自兴元府至兴州、凤翔府；自商州、上津至永兴军三处稍有次序。”⑤元祐元年（1086）朝廷特派黄廉入川峡：“既至，得知马为利，运茶为害。及奏乞置铺兵官运茶，以宽民力。”朝廷准奏，于是“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间。”但依然苦：“茶递一人，搬茶四驮，计四百余斤。回车却载解盐，往返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满道。”⑥
  尽管道路艰险，搬茶极其艰辛，但依赖古蜀道，当地军民完成了两宋三百多年间的茶马贸易。历史虽然远去，但古蜀道沉淀的历史让后人难以忘却。
  明朝两百七十多年间，从明洪武五年（1372）起，朝廷在秦州、洮州、河州、兰州等地专设“茶马司”，负责用四川、汉中出产的茶换取西宁卫、河州卫、甘州卫等地出产的马，拉开了明代茶马贸易的序幕，直到明末。明前期实行金牌符信制，严禁茶叶走私。后明弘治三年（1490）废茶叶专卖制度，实行“茶引”制，招商经营。到明朝后期，官方茶马贸易衰落，民间私市兴起。明代茶马贸易历史悠久，壮观的运茶场景早已经远去，我们只能通过简略的文字去感知当年古蜀道上运茶的艰难与繁忙，如明洪武年间最大的一次茶马交易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二月，“曹国公李景隆还自西番。先是上命景隆赍符往西番以茶易马，凡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一万三千五一十八匹”①。一次性就用去五十余万斤茶，试想，在蜀地险峻的山道和湍急的水流中运送如此多的茶，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毫无疑问是令人感叹的。在明代前期，茶马交易不仅量大而且较为频繁，古蜀道对于茶马贸易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明初的茶禁十分严格，明太祖为禁私茶处死驸马都尉欧阳伦的故事，成为明洪武年间茶马贸易严厉禁私茶的经典案例。明永乐年间，茶禁较洪武年间略为松弛，走私茶与番人的贸易增多，但官府用于茶马贸易的茶叶量仍十分巨大。宣德、正统、成化、弘治、嘉靖、隆庆、万历七朝，茶叶走私严重，朝廷屡禁不止，严重影响官府主持的茶马贸易。但此时由官府主持的茶马贸易用茶量仍然巨大，如正统九年，三卫番族例纳差发马14050匹，运四川茶叶843060斤以偿其价。正统十二年，又以茶125430斤征纳西宁等处番马2946匹。正统十三年（1448），陕西洮茶马司奏：“本司额收四川官茶，三年一次，易买番马三千匹。”②嘉靖十一年（1532）陕西巡按御史郭圻言：“西宁洮河三茶马司税茶至二十九万一千五百一十篦，散块私茶亦十余万斤，徽、阶二州、西安等卫积贮尤多。”③
  明代的茶马贸易和宋代一样，持续时间长，交易规模大，对西北陕甘和西南四川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可以说，承载茶马贸易的古蜀道在宋明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清初继续实行“茶马互市”制度，顺治二年（1645）设西宁、甘州等5个茶马司，由陕西茶马御史督理；康熙七年（1668）裁撤陕西茶马御史，茶马事务由巡抚兼理；康熙四十四年（1705）中止以茶易马事务，改征茶叶税款，准予商人自由贸易；雍正九年因用兵新疆，恢复“茶马互市”，仍设西宁茶马司；新疆战事结束，延续千年的茶马互市也就在雍正十三年（1735）宣告结束。
  清代由官方控制的茶马贸易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也不短，间歇性地持续了九十年左右，并且茶马交易量仍然颇大，每次易马少则一千多匹，多则万匹。无论是用汉中茶还是湖南茶，抑或四川茶，仍然需要通过古蜀道系统来运茶。尽管已不是军运，而是商运，清代时古蜀道仍在茶马贸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持续千年的茶马贸易在古蜀道上遗存了众多的历史文化文物，如摩崖石刻、碑刻等，都是古蜀道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