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茶马之道：茶马古道功能论（提要）
  易华
  照叶树林文化传播带和骑马民族国家假说是阐释东亚文明形成与国家诞生的两大学说，前者以茶为标志，后者以马为象征；而茶马古道将二者联系起来，则可以更完美地解释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国家巩固的历程。
  东亚、东南亚定居农业文化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明显不同。中尾佐助、佐佐木高明等从气象、地理、生态和民俗文化诸方面出发，历经多年的实地考察研究，发现了南亚，东南亚，中国西南、东南和日本植被与文化的类似性，提出照叶树林文化传播带假说，揭示了这些地区文化的共同性。他们认为不仅是日本的稻作栽培技术，其他许多文化习俗都来自中国西南的“半月弧”。渡部忠世的《稻米之路》具体探讨了中国西南和日本以水稻为中心的文化要素——稻米、茶、绢、豆酱、漆、紫苏、曲酒。照叶树林文化传播带学说揭示了东亚文化的共同底层，即夷文化。众夷特别是百越的稻作农业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确立了东亚文化的基调。
  青铜时代来自中亚或西亚的游牧文化，部分覆盖了本土文化，构成了东亚文化的表层。江上波夫几十年来致力于用“骑马民族—游牧国家—征服王朝学说”来解释日本的文化来源、民族形成和国家性格。莱迪亚德（Ledyard）认为，“骑马民族说”（Horseridertheory）是解释东亚历史和文化的一家之言，指出夫余征服马韩建立百济后，继续东进，到日本列岛建立了征服王朝。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表明，夫余、高句丽可能是骑马民族征服政权，但汉江以南的马韩、辰韩和弁韩则不是；其在三国时代受游牧文化和汉文化双重影响，才形成了有效的军事组织。
  家马起源于中亚或南俄草原，不怕干冷，喜欢凉爽气候；高山云雾出好茶，茶叶主要产于温暖潮湿的长江流域。陇南地区是罕见的既产茶叶也出骏马的地方，亦是茶马古道要冲，对于理解和研究茶马古道之功能具有重要价值。古道遗迹寄托了茶马精神，茶马古道具有如下三大功能：
  首先是经济和军事功能，二者互通有无，互利互补。茶叶助消化，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改善了牧区人民的生活；马是古代重要的战略装备和运输工具，不仅有助于巩固中原王朝统治，还可以改善内地交通。二者互利共赢，茶马古道形成了世界性网络。
  然后是政治功能。元、清统一中国之后，长城内外是一家，马的战略功能逐渐淡化，茶马古道上无须茶马互市。清代马和驴、骡一起，被用作主要的运输工具，茶马古道还以“熬茶”的形式运行。蒙古人皈依佛教，通过熬茶礼布施西藏寺院；清朝政府补助鼓励，密切了蒙藏关系，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治。
  更重要但还很少有人认识到的是宗教和文化功能。禅茶一味，茶不仅与藏传佛教结缘，亦与汉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促进佛教在东亚落地生根。佛教严禁杀生，反对战争，为人类走向和平指明了方向。吐蕃王国曾经骁勇善战，威震东亚，彻底皈依佛教之后，青藏高原成了宗教圣地。蒙古人在皈依佛教之前更是威震欧亚大陆，到了清代亦日益温柔，佛教与饮茶习俗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纵观历史可知，茶马古道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国家巩固之道，亦是互利安邦清静和平之道。
  论茶马贸易与古蜀道的历史文化价值
  施由明
  茶马贸易即茶马互换的贸易形式，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贸易，它固定了茶与马的互换，而且以官方控制和直接经营下的茶马互换为主要形式，商人经营的茶马互换和走私茶马的互换为补充形式。换马的茶主要来自四川，部分来自陕西汉中；换茶的马来自西北的藏族等。官方控制下的茶马互换的地点由官方指定在西北的甘肃、青海等地。从四川和汉中运茶到西北甘肃、青海的贸易点，翻山越岭，道路艰险，所依赖的是古蜀道系统。也正因为茶马贸易，古蜀道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关于古蜀道
  古蜀道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古蜀道即古代四川境内的道路，主要指从成都北上至广元七盘关这大约450公里的路程；广义的古蜀道由蜀道、秦蜀古道和陇蜀古道三部分组成（见图1、图2）。
  从以上图片可知，由祁山道、陈仓道、阴平道组成的陇蜀古道，由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组成的秦蜀古道，由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组成的蜀道，是一个连通一体的道路交通网络系统；同时，又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系统，割裂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其历史文化都将不再完整。因为从宋至清延续了近八百年的茶马贸易，都依赖于这三部分道路组成的网络系统来完成，少了其中任何一个部分，茶马贸易的历史都将是残缺的。而茶马贸易对西南和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到重要作用，茶马贸易所积淀的历史文化在西南和西北的历史中有着重要地位。
  二、茶马贸易使古蜀道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内涵
  道路不仅用于交通，也承载着历史，遗存着文物，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由陇蜀古道、秦蜀古道和蜀道组成的古蜀道整体网络系统，因历史上的茶马贸易而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内涵。
  古蜀道的历史记忆既悠久又丰富多彩，从三千多年前古蜀国的故事，到先秦古栈道文化，再到三国故事，为中国历史画卷遗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数代风流人物曾演绎了众多的历史故事，均凝结在古蜀道的历史记忆中。
  发轫于宋代的茶马贸易，开启了古蜀道茶马贸易历史。
  关于茶马贸易的起始时间，古今学者大多依据唐代小说家封演在《封氏闻见记》卷六中的《饮茶》所说“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②，认为茶马贸易始于唐代。且茶马贸易始于唐代之说从宋代一直沿用至清代，如欧阳修在《新唐书》及清前期的《甘肃通志》和《四川通志》等中都沿用此说。但当代有学者在梳理史料后提出了另外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陈光国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茶马互市始于唐开元十九年（731），唐与吐蕃在双方分界地赤岭（今西宁西）进行了茶马贸易；③一是以方健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茶马贸易始于宋初太祖时期，但宋太祖时北宋与契丹的贸易尚未设官置司，有确切记载是在宋太宗时期，太平兴国二年（977）设官置司主榷务，与契丹的贸易中有茶。形成茶马贸易制度是在宋真宗接位之初的公元998年。①方健先生还认为，唐人封寅的小说家之言不可信，它并不反映真实的历史。本人认为，方健先生的考证是可信的，茶马贸易当始于宋初。
  从宋前期一百二十多年的榷场以茶易马，到神宗七年（1074）至北宋末的榷川茶博马，再到南宋的茶引法，两宋三百多年的茶马贸易画卷与古蜀道紧密相连。南宋昊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说：“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尝从万里来。”②胡马能从万里来，依赖的是从四川运送大量的茶叶到西北的熙河、秦州等路，开展以茶博马的商贸活动。史载神宗七年后榷川茶博马，每年通过古蜀道运川茶四万至五万驮，即四百到五百万斤，到熙河、秦凤等路博马，每年可得马两万匹左右；神宗七年前的易马是“岁仅得五千匹”；南宋虽偏安江南，但仍在川秦设置八场及茶马官进行茶马互市，每年易马一万匹左右。③
  古蜀道见证了军民运茶的艰辛，苏辙在《论蜀茶五害状》中谈搬茶之苦：“蜀道行于溪山之间，最号险恶。搬茶至陕西，人力最苦。”“洋州搬茶人，以疲劳不堪告诉。”④朝廷所能做的就是改善山路状况和运输工具，修缮军士住宿的递铺，增加运茶军士报酬。如在天禧元年（1017）七月，“遣使市小车给凤翔府至锦州递铺，仍为增葺庐舍，悯其劳也”⑤。至和元年（1054）七月，“诏陕西转运司，自永兴州至益州，递铺卒方冬苦寒，挽运军器不息，其各赐缗钱有差”⑥。
  川茶禁榷以后，官府在四川至熙秦沿途设置水陆茶递铺，把川茶搬运至凤州，转运熙河路卖出。大致路线为：由成都府北行至利州、兴州，入陕西经凤州转运熙、秦州买马场。沿途搬茶由当地厢军充役，人烟稀少地则强制性招募百姓搬运。北宋吕陶《净德集》载：“李稷、蒲宗闵、陆师闵等贪功急利，侵刻远民，阻节商旅，增添岁课，欺罔朝廷，希窃恩赏，借置乖谬，遐方之人不胜其苦，为弊之极，凡有十端。”①苏辙《栾城集》载：“元丰（1078—1085）之初，始以成都府路厢军数百人贴铺搬运，不一二年，死亡略尽。茶官遂令州县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即差税户，甚为搔扰，不可胜言”；运夫“逃匿求死，嗟怨满道”，“沿路号茶铺为纳命场”。②《宋会要辑稿》记载水运状况为：“百料船三十只，差操舟士兵六十人，军大将一人管押。”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元年十一月”载：“成都府路置场榷买诸州茶，尽以入官最为公私之害。初李杞倡行敝法，夺民利未甚多，故为患稍浅；及刘佐攘代其任，增息钱至倍，无他方术，惟割剥于下，而人不聊生矣。大抵在蜀则园户所苦，压其斤两支钱，侵其价直；在熙秦，则官价太高而民间犯法不可禁止。又搬运不逮，糜费步乘，堆积日久，风雨损烂，弃置道左，同于粪壤。兼所至不通客旅，惟资无赖小民，结连群党，持仗私贩，亏失征税，茶司认虚额。又侵盗相继，刑罚日滋，致数千里之害，可为深虑。”④元丰七年陆师闵上言：“应系搬茶大路并置车子递铺，臣昨来已行计置，自成都府至利州；自兴元府至兴州、凤翔府；自商州、上津至永兴军三处稍有次序。”⑤元祐元年（1086）朝廷特派黄廉入川峡：“既至，得知马为利，运茶为害。及奏乞置铺兵官运茶，以宽民力。”朝廷准奏，于是“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间。”但依然苦：“茶递一人，搬茶四驮，计四百余斤。回车却载解盐，往返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满道。”⑥
  尽管道路艰险，搬茶极其艰辛，但依赖古蜀道，当地军民完成了两宋三百多年间的茶马贸易。历史虽然远去，但古蜀道沉淀的历史让后人难以忘却。
  明朝两百七十多年间，从明洪武五年（1372）起，朝廷在秦州、洮州、河州、兰州等地专设“茶马司”，负责用四川、汉中出产的茶换取西宁卫、河州卫、甘州卫等地出产的马，拉开了明代茶马贸易的序幕，直到明末。明前期实行金牌符信制，严禁茶叶走私。后明弘治三年（1490）废茶叶专卖制度，实行“茶引”制，招商经营。到明朝后期，官方茶马贸易衰落，民间私市兴起。明代茶马贸易历史悠久，壮观的运茶场景早已经远去，我们只能通过简略的文字去感知当年古蜀道上运茶的艰难与繁忙，如明洪武年间最大的一次茶马交易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二月，“曹国公李景隆还自西番。先是上命景隆赍符往西番以茶易马，凡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一万三千五一十八匹”①。一次性就用去五十余万斤茶，试想，在蜀地险峻的山道和湍急的水流中运送如此多的茶，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毫无疑问是令人感叹的。在明代前期，茶马交易不仅量大而且较为频繁，古蜀道对于茶马贸易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明初的茶禁十分严格，明太祖为禁私茶处死驸马都尉欧阳伦的故事，成为明洪武年间茶马贸易严厉禁私茶的经典案例。明永乐年间，茶禁较洪武年间略为松弛，走私茶与番人的贸易增多，但官府用于茶马贸易的茶叶量仍十分巨大。宣德、正统、成化、弘治、嘉靖、隆庆、万历七朝，茶叶走私严重，朝廷屡禁不止，严重影响官府主持的茶马贸易。但此时由官府主持的茶马贸易用茶量仍然巨大，如正统九年，三卫番族例纳差发马14050匹，运四川茶叶843060斤以偿其价。正统十二年，又以茶125430斤征纳西宁等处番马2946匹。正统十三年（1448），陕西洮茶马司奏：“本司额收四川官茶，三年一次，易买番马三千匹。”②嘉靖十一年（1532）陕西巡按御史郭圻言：“西宁洮河三茶马司税茶至二十九万一千五百一十篦，散块私茶亦十余万斤，徽、阶二州、西安等卫积贮尤多。”③
  明代的茶马贸易和宋代一样，持续时间长，交易规模大，对西北陕甘和西南四川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可以说，承载茶马贸易的古蜀道在宋明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清初继续实行“茶马互市”制度，顺治二年（1645）设西宁、甘州等5个茶马司，由陕西茶马御史督理；康熙七年（1668）裁撤陕西茶马御史，茶马事务由巡抚兼理；康熙四十四年（1705）中止以茶易马事务，改征茶叶税款，准予商人自由贸易；雍正九年因用兵新疆，恢复“茶马互市”，仍设西宁茶马司；新疆战事结束，延续千年的茶马互市也就在雍正十三年（1735）宣告结束。
  清代由官方控制的茶马贸易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也不短，间歇性地持续了九十年左右，并且茶马交易量仍然颇大，每次易马少则一千多匹，多则万匹。无论是用汉中茶还是湖南茶，抑或四川茶，仍然需要通过古蜀道系统来运茶。尽管已不是军运，而是商运，清代时古蜀道仍在茶马贸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持续千年的茶马贸易在古蜀道上遗存了众多的历史文化文物，如摩崖石刻、碑刻等，都是古蜀道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语
  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古蜀道已由川、陕、甘三省联合申遗，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的目的是让世界认可古蜀道的价值，更好地保护和研究它。如前所述，陇蜀古道、蜀道和秦蜀古道是一个沟通川、陕、甘三省的道路网络系统，从茶马贸易的视角看，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分割任何一方，历史的记忆都不再完整，历史的内涵都将残缺，古蜀道的历史文化价值都将叙述不清。所以，三省联合申遗是明智的选择，是对历史的尊重，有利于后人完整地记录历史和保护文化遗产。
  茶马古道说陇南
  赵逵夫
  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叶原产地。周朝时，茶叶为岁时祭祀的供品。秦朝以后，饮茶习俗传至陕甘各地及东南一带，京都上层社会及文人、僧侣多有饮茶的习惯。另外，陇南一带西与诸羌相邻，更西则与吐蕃相连。西部少数民族的饮食结构以肉为主，少蔬菜酼酱，为帮助消化和生活调剂方面的原因，普遍“嗜酒及茶”（《宋史·吐蕃传》）。一方面陇南正与四川相邻，古蜀道由此向南经剑阁与蜀中各茶叶销售地相接；另一方面，中原王朝的军用马与官府用马均来自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及西域一带，多经由丝绸之路获得。这就使得处于丝绸之路中段与秦蜀道北端的陇南、天水一带在明代以前成为茶马互易的中心地带。
  从唐代开始，朝廷便用汉代“盐铁专卖”的办法将茶、马贸易加以垄断，由官府组织经营。即便是云南茶，一般也得通过川北至陕甘的秦蜀道运到北方。蜀道的险要，因李白《蜀道难》中的描写而为人所熟知。
  陇南市成县的东汉《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摩崖石刻成于汉灵帝建宁四年，其中说：
  郡西狭中道，危难阻峻，缘崖俾阁，两山壁立，隆崇造云。下有不测之溪，阨笮促迫，财容车骑，进不能济，息不得驻，数有颠覆陨墜之害。过者创楚，惴惴其慄。
  后李翕践其险而加以谋划，派员修建，终到“坚固广大，可以夜涉”的程度。
  成县的《武都太宋李翕天井道记》说天井道：“斯道狭阻，有坂危峻。天井临深之阨，冬雪则冻渝；夏雨滑汰，顿踬伤害。民苦拘驾推排之役，勤劳无已。”同样是由李翕加以修建。由这些可以看出唐代以前陇南人民为不断开拓秦蜀交通所做的努力。
  西和县坦途关石崖上唐开元年间的《新路颂》也写出了当时的状况：“石蹬临空，连白云而斜垂；危梁跨道，倚青[天]而高悬。劳驷骑，弊征轩，悽伤路隅，叹息江边。”所谓“新路”每一代都有，每一代都在这些路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断地对其加以修理、开拓、完善。从西和县青羊峡开始，经康县、文县，沿途峡谷高处石崖上留有很多修过栈道的方孔。徽县宋代、明代的有关碑文也可以帮助我们设想当年茶马古道的状况。秦蜀道上茶马古道的具体路线及路程在《明经世文编》卷一〇六《梁端肃公（梁材）奏议五》之《议处茶运疏》中有所论列①，此处不细述。
  陇南的茶马古道如此之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茶叶由蜀地进入陇南之后要分运各处。北宋时官方置市及与吐蕃进行贸易的一个重要地点是秦州，在今西和县、徽县之北。由秦州入川之路与诸葛亮出祁山伐魏及杜甫入川之路大体一致，是今甘肃境内的主干道。宋王朝曾在西和州（今西和县）设茶马场，又先后在渭州（今平凉）、原州（今镇原）、环州（今环县）、庆州（今庆阳）、阶州（今武都）、文州（今文县）设买马场。周边蕃、羌等少数民族“非只将马一色兴贩”，而是以此“博买茶货转贩入蕃”。②因此，以上这些地方都形成了大小不一的茶马市场。又先后在凤州（陕西凤县）、熙州（今临洮）、河州（今临夏）、兰州、岷州（今岷县）、湟州（今青海乐都）设置市易务或榷场。所谓“榷场”，就是蕃商以马匹等进行合法交易的市场。当然这样也就形成了茶叶的大宗交易市场。因为茶马市场的布局更广，所以在进入陇南之后秦蜀主干道之外的茶马商道也很多。二是官府虽将茶马销售垄断，但因其中利润很高，所以私贩茶马的也不少。这些人是能走小路则不走大路，因而也就形成了一些额外的岔道。
  宋朝曾多次颁布茶禁，对贩、停、藏、运私茶等惩处十分严厉。宋与西夏的战争爆发之后，由于党项人善于骑射，宋王朝也就不得不加强骑兵训练以应战，于是战马的需求量大增，岁至二万匹。在榷场贸易中，官府将马价压得很低，致使茶马走私现象十分严重。熙宁三年（1070），同管勾秦凤路经略使便宜行事王韶上言：“沿边州郡，惟秦凤一路与西蕃诸国连接”“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建议沿边置场。同时，朝廷加大了对茶马走私的打击力度。
  由于茶、马需求范围的扩大和西北一带同周边商业交通状况的逐步完善，到了明代，秦蜀道北端连起了几个大的市场，茶马互市达到鼎盛时期。明朝在洮州（今临潭）、秦州、河州分别设立了茶马司，负责茶马交易事务，并严禁茶马走私，洪武十三年诏“关隘并偏僻处所，着拨官军严谨把守巡视。但有将私茶出境，即拿解负官治罪”。永乐元年，规定有透露私茶、缎匹等出境者，“拿获到官，将犯人与把关头目，各凌迟处死，家迁化外，货物入官。有能自首，免罪”。（俱见《明会典》）。
  前些年在康县望关乡石猫梁上发现一石碑，额书“察院明文”，碑文多残。其中有“一应经商人等”“茶马贩通番捷路”等语，看来是立于茶马通道偏僻路口的通告。这是当年茶马古道上民间大量补充交易渠道存在的证明。
  明嘉靖十五年，朝廷决定允许内地茶叶贸易，以息私贩，但严禁与番地之人私行茶马交易。嘉靖十七年，监察御史沈越奉命巡察陕西茶马交易，在徽州火钻镇（在今徽县榆树乡）修建巡茶察院行台，可见当时陇南在茶马交易中的重要地位。
  无论茶马生意是官营或私营，南北道路通畅都是基础。没有这一点，一切都是空谈。而且，即使没有茶马生意，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总还存在，比如丝绸贸易。由于川中大量丝绸由东西蜀道（一在陕西，一在甘肃）运往长安、秦州等地，才形成了从长安、秦州等地至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丝绸之路。所以，蜀道（秦蜀道）即宋代以后所谓“茶马古道”，在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蜀道支撑了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今存徽县大河店乡白水峡的《新修白水路记》对我们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有很大意义。碑文的开头说：
  至和元年冬，利州路转运史、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
  碑文接着说：“明年春，选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领桥阁并邮兴五百余人，因山伐木，积于路处，遂籍其人，用讫是役。”这当中牵扯到相邻州、府、县间的联合与互助，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主管官员的调动与衔接，不能一一细说。让人惊异的是“然八月行者已走新路矣”，当时完成的工程有多大呢？碑文中说：
  十二月诸功告毕，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邮亭、营屋、纲院三百八十三间，减旧路三十三里。
  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这真是令人惊叹。这部分工程带来的效益是，“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廪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史三十余人”，后由转运使、工部郎中、集贤校理田谅至完成收尾工作。读碑文，不能不对这些为民兴利造福的官吏表示由衷的敬意。他们不仅仅着眼于本州本县，更从大处着眼，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做出了贡献。我们也特别钦佩这些修路者，他们以勤劳的双手和无与伦比的智慧在悬崖石壁上凿出道路，在半空中搭起栈道。
  碑文还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另一面：
  初，景德元年，尝通此路。未几而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巧语，以疑行路。且驿废，则客邸、酒垆为废物矣，浮食游手安所仰邪？小人居常争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坐要路，无有在我，迟行人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贵，顾肯默默邪？造作百端，理当然尔。
  可以看出，地方恶势力对南北交通、蜀道的维护建设的阻碍与破坏，及因而形成的要挟欺诈现象，胥吏和代为帮运传递者更是乘人之急加以勒索。这篇碑文围绕青泥岭一带蜀道，从不同角度概括而具体地反映出古代南北交通中的历史。
  徽县虞关老街嘉陵江边北岸山崖上明成化三年（1406）的摩崖，同样反映了徽县交通的艰险与亲民官吏的作为：
  虞关巡检许清，字文澄。因见山路数处崎岖陡峻，往来乘驴策马，驮轻负重，挨排难行，坠落崖河，伤死者甚多。澄发心令男许琳、许瑛，司吏卜连率领兵牌人等，用工开修，更异平坦。
  我觉得这些文献不仅对研究陇南以至西北的交通史有着很大的意义，当今之行政官员也能从中受到深刻的启发与教育，从而多做实事，惠及百姓。
  无论在隋唐以前的早期西南西北的丝绸贸易和其他的经济、文化交流中，还是在宋代以后的茶马交易阶段，茶马古道都对促进南北民族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情感沟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宋代以后，在供给朝廷军马、保障社会稳定方面起的作用更大。
  青藏高原茶叶的考古发现及输入路线问题（提要）
  全涛
  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者在西藏西部地区发现了一些疑似茶叶的考古遗物，经过中科院专家的一系列分析，确定其为茶叶。这些茶叶在西藏的出现，刷新了青藏高原人们饮茶的最早记录，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当时饮茶的方式如何？这些茶叶具体来源于何处？是通过什么渠道输入西藏西部地区的？本文通过对茶叶的出土环境和装盛器物的分析、伴出物品的来源分析以及对周边地区发现的同类物品进行联系和比对，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初步的分析认为，这些茶叶可能来自汉晋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通过传统的丝绸之路输入中国新疆南部地区，然后通过穿越阿里高原的丝绸之路输入西藏西部地区。这应该是青藏高原地区最早接触到茶叶，也很可能由此开创了后来藏民族的饮茶习俗。
  试论陇南在南宋茶马贸易中的地位
  梁中效
  在茶马贸易的千年历史中，南宋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在南宋西部茶马贸易体系中，陇南地区是茶马贸易的窗口与中心。
  一、“秦陇之马，天下大计”
  北宋末年，在金兵围困开封的危急关头，天章阁待制唐重就主张用秦、蜀甲兵与战马保卫国都开封，“关中公私之积已尽，甲马全无。又闻西夏侵略鄜延为腹背患”。“今莫若移檄蜀帅及川峡四路使者，输财用，辇军器，市战马，以资关中守御之备，合秦、蜀以卫王室。”①在“合秦、蜀以卫王室”的战略中，关键在于陇南的枢纽与物资。北宋灭亡之后，金国大兵乘势南下，宋军“率望风奔溃，盖未尝接战也”②。《宋史·礼十七》载：建炎三年（1129），高宗诏曰：“国家遭金人侵逼，无岁无兵。”“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会稽，播迁之远，极于海隅。卑词厚礼，使介相望。以至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于藩臣，遣使哀祈，无不曲尽。假使金石无情，亦当少动。累年卑屈，卒未见从。”③以赵构为首的南宋小朝廷惊魂未定，“当建炎之三年，宋之不亡如缕”④。为挽救危局，秦陇、川蜀就成为牵制金兵南下、确保南宋国家安全的战略要地。
  宋金对峙于秦岭、淮河一线，为防御金兵再次南侵，南宋布防了川陕、荆襄、江淮三大战区。建炎三年（1129）五月，政治家汪若海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⑤而沟通秦陇与川蜀的通道是秦蜀、陇蜀古道。熟悉西部的洪咨夔说：“东南立国之势，腹心江浙，腰膂荆襄，维蜀道之山川，如人身之头目。”⑥在川陕、荆襄、江淮三大战区中，唯川陕战区地处江汉上游，有着极为独特的战略地位。建炎三年，张浚宣抚川陕，拉开了南宋经略秦陇与川蜀的序幕。他认为秦陇茶马，是收复中原的必备条件。“窃见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①据守汉中，拥关陕精兵，得秦陇良马，仰蜀中物产，通荆襄之财，足可成就大业。张浚之议，赞者颇多。胡寅说：“奉迎大驾，西幸梁秦，以图关中者，中兴之宏规也。”②朱松说：“汉中之胜，背负巴蜀，左控关陇，西连氐羌，兵劲用饶，形利势便，进可以据上流之阻，退可以待四方之变。”③喻汝砺说：“汉中之地，险塞沃野，土壤膏腴，物力浩广，高祖因之以基汉业，德宗资之以复唐祚，昔人以为蜀之股臂也。”④
  汉中盆地位于秦、陇、蜀三大战略要地的结合部，是茶马贸易的枢纽，有条件集中三大地带的物资。高宗朝的直秘阁喻汝砺上书：“论天下形势，必资之秦；论秦雍军需，必资之蜀。秦与蜀，壤界之国也。拥四川之饶，据五路之强，而中兴之大势定矣。”⑤据有秦陇与川蜀交界地带，可以将精兵良马与丰饶物产相结合，形成江河上流的建瓴之势。如果陇南门户洞开，则汉中与蜀地危矣。“蜀，罢国也。左无秦、陇以为隐蔽，右无襄、邓以为垣墉。”“金引兵下青泥岭，薄仙人关，前眺铁山，我无东北，蜀之飞鸟不踰河池，则惴惴之蜀，岂不甚病也哉？”⑥（自注：铁山属兴州，河池属凤州，正当川、陕两界。）因此，陇南联系起秦、蜀，才能形成屏障江南的江汉上游战略要地。南宋李文子说：“秦、蜀一体，非以其地西接崤函，南连荆吴，扼关河之胜，则为右府之固。合吾蜀之长，则据上流之重，险要虽控制一隅，而形胜实关于天下欤！中兴南渡，首吴尾蜀，有常山之势；前褒后剑，得金城之险。乃眷西顾，护蜀如头目，保蜀如元气。”⑦秦陇、川蜀联手，是南宋立国江南的根本屏障，得之则安，失之则危。“秦地形胜，精兵良马之所出，实军国之根本。”⑧“出秦甲，下蜀货，而血气周流矣。”⑨在“周流”的经济血脉中，最畅通的是茶马贸易。
  陇南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秦巴山区，东接陕西，南通四川，扼陕、甘、川三省要冲，素称“秦陇锁钥，巴蜀咽喉”。陇南包括宋代的阶州、成州、文州、西和州等地，在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四州与凤州、龙州隶属利州西路，治所在兴州（今陕西汉中略阳县）。陇南地处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的过渡带上，因而是农耕之“茶”与游牧之“马”贸易的窗口与通道。南宋的“战马”主要买之陇南的宕昌寨与峰贴峡。《宋史·马政》记载：南宋买马，“悉仰于秦、川、广三边焉。”⑩而这里的“秦”是指买马的秦陇和茶马司中的“秦司”。南宋“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羁縻马每纲五十，其间良者不过三五，中等十数，余皆下等，不可服乘。守贰贪赏格，以多为贵”①。两相比较，三种马中，陇南的秦马最为优良。《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盖祖宗时所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边，强壮阔大，可备战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于西南诸蛮，格尺短小，不堪行阵。”②由此观之，“秦马”是南宋武装力量必不可少的装备，可谓“秦陇之马，天下大计”。
  二、“关外四州，为蜀要害”
  在南宋川陕防线上，阶、成，兴、凤与梁、洋，金、房八州府构成战略节点，是捍卫川蜀、俯瞰秦陇的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南宋开国皇帝赵构格外关注蜀口安全，甚至有巡幸川陕的设想。“朕谓倚雍之强，资蜀之富固善。但张浚秦汉中止可备万人粮，恐太少。两浙若委付得人，钱帛犹可溯流而西，至于粮斛，岂可漕运。”③实际上，早在南宋立国的前夜，知同州（今陕西铜川）的唐重就曾上疏：“今急务有四，大患有五。所谓急务者，大率以车驾西幸为先。”④建炎元年五月，他提出了救国治敌的上中下三策，其上策就是“镇抚关中以固根本，然后营屯于汉中，开国于西蜀”⑤。南宋建国之后，张浚身担陕、蜀之事，请高宗西幸汉中，“陛下如以陕西之众，扈跸西来，早据形势，益究自治之策，天下大事定矣”（《论自治之策》）⑥。大将马扩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出发，主张“天子幸蜀”。他认为，“速谋幸蜀，据其形胜，用其壮勇，则恢复可图”⑦。金国也怕“天子幸蜀”。“金人之族深矣，谓中国独西兵可用，今以尼堪一军下太原，取洛阳，要绝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⑧由此可见，天下形势，川陕为上，雄踞西部，虎视东南。尽管南宋皇帝虽未巡幸川陕，但其战略地位仍不可忽视。南宋的政治家、军事家格外关注蜀口安全⑨，他们认为，“蜀以汉中、金、洋为咽喉”⑩。因此，南宋川陕十万大军，镇守在兴元府、兴州、金州等地。“西蜀之兵，分为三路。金州当其东，兴元制其西，兴州当其北，各据一面。三路之中，兴元最为要害。盖进则当陕之凤翔，退则据蜀之咽喉，故重兵不可不置于此，事势不可不力于此，大帅不可不设于此。”“是以南渡之初，国家深知其然，镇以重臣，开宣司于汉中。”（卷八《杂记》）。①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川陕大军十万人的布防是：“兴州都统司六万人，兴元都统司一万七千人，金州都统司一万一千人。”②吴玠死后，“吴璘以二万人守兴州，杨政以二万人守兴元，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而玠之中部、选锋二万人分屯仙人关里外。”“自休兵后，三大将之兵就粮分屯十七郡（兴、成、阶、凤、文、龙、利、阆、金、洋、绵、房、西和州、大安军、兴元、隆庆、潼川府）。至乾道末，有名籍者凡九万七千三百三十八人，马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匹”③，证明了南宋川陕防区十万大军驻扎在西起陇南、东到鄂西北的广阔地域。而在南宋广大辽阔的川陕防御体系之中，“关外四州”是联系关陇、梁洋与川蜀的纽带，其战略地位不可替代。
  南宋川陕战区的西部，在嘉陵江、西汉水流域分布着“关外四州”，即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如果加上天水军，则构成了完整的川陕西部防区。关外四州不仅是川陕战区联系陇右的大通道，是茶马贸易的大走廊，更是抵御金、蒙进攻的前沿阵地，是川陕防线稳定的关键。对此，南宋人有清醒的认识。南宋学者袁燮说：“阶、成、和、凤，蜀之垣墉也。其地险绝，为吾障蔽，则关内诸郡，虽不立城壁，自然安固。”（卷四《论蜀札子》）④关外四州与梁洋、川蜀成犄角之势，“近代宋保蜀，以南制北，阶、成、岷、凤为藩篱，汉中为门户”（卷三《封略自然之险》）⑤。富平之战国，关陕尽失，金兵迫近蜀口，吴玠主张“关外，蜀之门户，不可轻弃，金人所以不敢轻入者，恐玠议其后耳。若相与居下，敌必随入险反守，徐取间道，则吾势日蹙，大事去矣。”（《要录》卷六三，绍兴二年二月。）⑥吴玠以军事家的眼光说明了关外四州的战略价值。
  阶州（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地处川陕战区前沿，西接吐蕃，东连蜀地，是南宋战路重镇。“武阶为州，倚山并江。”“白江横其前，赤沙翼其左。”⑦地位重要，“要据关右”，其“山奇而水秀，人杰而俗阜，其惟江山迤逦”⑧，“东接梓潼，道通陇蜀，土地险阻”⑨。阶州是川陕战区西端的战略屏障，境内的杨家崖是战略要地。“即阶州家计寨，控白江、月掌山之路。建炎、绍兴间，吴玠兄弟继为大将，保蜀口。时四州未有城，命逐州各择地为寨。而家计寨最控扼险阻，又素有积粟水泉之类，寇至常不能破。”⑩
  成州（今甘肃陇南市成县），是秦、蜀之间的交通要道。南宋人认为，“成州与?秦州接境，正系控扼紧要去处”（兵二九之一二）①。“虽云关外之偏州，实亦国西之要地。”②成州是南北之间的交通孔道，“背山面河，襟带秦陇”，“关外四州，地望独隆于同谷”③。宋人晁说之《发兴阁记》云：“其南，则栈道窈窕，抵凤凰台，望西崖以极白沙渡，实杜子美入蜀之道也。”④成州是四川的屏障，“同谷僻在秦陇之一隅，地连全蜀，富于山水”⑤。
  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县），旧称岷州，绍兴十四年改为西和州，是南宋疆域的西北端，与金国的临洮路、凤翔路接壤，是南宋战略前沿与屏障。“关表西州，襟带秦陇，实全蜀之保障，而西和最为要冲”⑥。西和州屹立前沿，“北望祁山，烟云吞吐，岗亦起伏，武侯之遗烈可想也；西望熙洮，联亘湟中，营平经理之规犹存者；东望长安，慨然感叹，卷三秦以定天下，汉所由兴乎”⑦。西和坚如磬石，“内培元气，外伏天险，五年用蜀，蜀安且固，其有德于蜀远矣”⑧。西和是关陇进入川蜀的门户，“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乃三州不可战而复矣”⑨。
  凤州（今陕西凤县），下辖梁泉、两当与河池（甘肃徽县），是秦陇与巴蜀交通的枢纽之地。“大散扼其东，武休障其西。”“万山盘踞，关隘险固。”“重峦叠嶂，亭障联络，隐然为蜀门之重。”⑩“关外四州”在吴玠、吴璘的守护之下，坚如磬石，屏障川蜀与东南。“保川陕共百十六，以重上流之势，屏瀚王室，屹如长城。”⑪
  开禧三年（1207），吴曦之变，为取悦金国，将关外之地献给金兵，巴蜀门户洞开，形势危机。平定吴曦之后，有识之士主张收复关外诸州，认为“曦死，贼胆已破，关外四州为蜀要害，盍乘势复取”。其中杨巨源“力言四州不取，必有后患”⑫，得到平定吴曦之变功臣安丙的支持，“此不可缓也，缓则彼守益固，蜀唇亡齿寒矣。乃悉遣同功诸猛将，分道出师，克期进取。义旗所至，以次悉平”⑬。南宋收取关外诸州后，确保了蜀口的安全。宋、金对峙的历史证明，关外四州是南宋不可或缺的军事要地。“蜀之有关外四州，犹朝廷之有四蜀也。蜀据上流，有四蜀而后朝廷重。四州介在关表，有四州而后蜀重。”（李鸣复《论措置蜀事疏》）⑭南宁以陇南为核心、以四州为基地，北起大散关，南到剑门关，设置了重重关隘，确保川陕防线固若金汤。和尚原，位于宝鸡西南，南宋初年护蜀要冲，宋金划界后属金国。大散关，位于宝鸡市南郊秦岭北麓，自古为“川陕咽喉”。仙人关，位于今甘肃省徽县东南，西临嘉陵江，南接略阳北界，北有虞关紧接铁山栈道，被称为“秦陇锁钥”和“川蜀门户”，是关中、天水进入汉中的要地，也是由陕入川的重要咽喉。饶凤关，地处今陕西石泉县与西乡县之间的饶凤岭，是汉江东西通道上由安康盆地进入汉中盆地的门户。南宋绍兴三年（1133），宋军在饶凤关与金军大战，宋知兴元府刘子羽急派统制官田晟率兵扼守饶凤关，以阻金军来路，并驰报吴玠请援。吴玠当即率部自河池（今甘肃徽县）日夜兼程300里赶至饶凤关。饶凤关与仙人关一东一西，是川陕战区的门户。南宋人吴泳说：“蜀之险固多岐，而饶凤一关，汉中屏蔽；仙人一原，西河之衿喉。”（卷一五《绍兴吴玠守蜀关二事》）①七方关，位于今甘肃康县东北。南宋人称：“蜀之形势以三关为险，隶于梁曰武休，隶于沔曰仙人，曰七方。”（李鸣复《论措置蜀事疏》）②武休关，位于今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中部的武关驿，宋绍兴三年，金将撒离喝入兴元，由斜谷北去，刘子羽谋邀之于武休，即此。武休关也是褒斜道上的咽喉，《方舆胜览》：“褒斜谷旁连武休关。”南宋川陕战区的防御体系，正是以兴州、兴元府、金州三府州为屯驻中心，以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天水军为屏障，以大散关、仙人关、武休关、饶凤关为门户，依托山川形势之险，凭借川陕十万大军的战斗力，而形成天人合一、综合严密的军事体系。南宋末年，蒙古兵欲突破川陕秦岭防线，占领四川，沿江而下灭亡南宋。由于当时的四川制置使桂如渊畏敌如虎，不顾川陕防线向来有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的战斗经验，轻率地做出了弃五州（成州、阶州、西和州、凤州、天水军）、保三关（仙人关、七方关、武休关）的决定，致使三关之外惨遭蒙军蹂躏，埋下了南宋灭亡的祸根。
  三、“摘山煮海，以佐国用”
  守卫蜀口，保护东南，关键在于川陕战区的“劲兵健马”③。茶马贸易就成为南宋立国东南的国策之一。《宋史·职官志》云：“提举茶盐司掌摘山煮海之利，以佐国用。”
  宋代买马地在西北，买马用茶只能就近取给于川蜀。宋代的“兴元府三泉县人户，以种茶为生”④，洋州“西乡县产茶，亘陵谷八百余里”⑤，茶户“采茶货卖，以充衣食”。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成为蜀道线上重要的经济文化活动，如“洋州西乡县茶，旧与熙河、秦凤路蕃汉为市”。“盖汉茶色嫩，蕃茶色老，雅州之名山自兰州入邈川，至于于阗。兴元之大竹自阶州入欧家，自河州入水波。洋州之西乡茶自河州入水波，至于赛音隆和”。这里的“于阗”是指西域地区，即今新疆境内的和田，而“欧家”“水波”“赛音隆和”，显然不是西域的地名，而是西亚、欧洲的地名无疑。“兴元之大竹自阶州入欧家，自河州入水波。”阶州，即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河州，即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这说明汉中茶是从陇南进入草原和沙漠，蜀地、汉中茶率先是从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宋朝设“茶马司”买茶易马。“成都、利州路买茶，秦凤、熙河路博马，始于熙宁之七年。是时李杞置司秦州，蒲宗闵置司成都，而川司、秦司之分则始于此。”①茶主要买于成都至汉中的蜀道沿线。产茶区收购茶叶的地方称茶场或山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②。北宋政府为了买马，在熙宁年间实行茶叶专买政策，“其始，岁课三十万，李稷为提举，增至五十万缗。其后，岁益多，至百万缗”，严重损害了茶农和商人的利益。南宋建炎初年，成都府转运使赵应祥上奏：“榷茶、买马五害，请用嘉祐故事，尽罢榷茶，仍令漕司买马。或未能然，亦当痛减额以苏园户，轻立价以惠行商，如此则私贩衰而盗贼息矣。”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主管川、陕茶马”。建炎二年十一月，赵应祥上任，“遂大更茶法，官买官卖并罢，仿蔡京都茶场法，印给茶引，使商人即园户市茶，置合同场以稽出入，重私商之禁。其法，每斤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市利、头子在外”。但后来引钱加重，“绍兴后，提举官又旋增引钱，至十四年，每引收十二道三百文，比应祥初立法又增一倍。于是茶司一年遂收二百万，而买马之数复不加多，故当此时，茶马司之富，甲于天下”③。南宋继承了北宋的茶马贸易制度。“绍兴七年，四川都大茶马李迨奏请合为一司，总治成都。从之。其后或分或合，合则总治成都，分则川司治成都，秦司治兴元，俱称都大茶马。宝庆中，分为两司，而秦司不复专官，惟以兴元帅兼领焉。”④《图经》云：“秦司置司兴元，属官一员掌之，职在收宕昌、峰帖峡、文州所买马，类聚发纲及受本府南郑、城固、洋州之西乡茶引钱及利路州军博马物帛，发马岁凡一百三十纲六千五百匹。”⑤《建炎以来朝野杂礼》云：“今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处茶场，岁产二千一百二万斤，通博马物帛，岁收茶约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余缗。”“川、秦八场额市马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⑥实际上，川、秦买马超过此数。“川、秦马旧二万匹，乾道间，川、秦买马之额，岁为万有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黎、叙、文、长宁、南平五州军），秦司五千九百（宕昌寨五千一百，峰贴峡八百）。益、梓、利三路漕司，岁应副博马绸绢十万四千匹。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秦司六千一百二十（宕昌寨三千九百二十，文州千五百，峰贴峡寨七百），合两司为万有一千十有六匹，此庆元初之额也。嘉泰末，川司五场又增为五千一百九十六匹，秦司三场增为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两司为万有二千九百九十四匹。”①由以上文献资料可知，南宋在陇南地区的买马场由最初的宕昌寨、峰贴峡两处，后又增加文州一处，买马数也由“一百三十纲六千五百匹”，增加至“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实际上，陇南买马从北宋就开始了。宋神宗元丰六年四月三日，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言：“文州与阶州接境，有博马及卖茶场，龙州旧许通商。乞以文、龙二州为禁地，其秦州本司差官一员造帐，计置川路羡茶入陕西路出卖，仍于成都府置博买都茶场。”朝廷采纳了陆师闵的意见。
  南宋王朝极为重视陇南地区的茶马贸易。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诏西和州管下宕昌马场添买马官一员。从本路诸司请也”。朝廷在宕昌寨等买马场设有“买马官一员”。后来，又设置“通判一员”，监督宕昌买马。乾道八年六月一日，礼工部言：“都大茶马司申，西和州置添差通判一员，以本司干办公事兼之，专任宕昌监视买马。上件窠阙，系是创置。年额买马，几近万匹，出纳钱物浩瀚，乞铸铜印。并宕昌买马所支马价钱，旧在临江置场支给。于乾道四年内，本司措置，就宕昌置库，收支买马钱粮、茶绢数百万贯，乞铸铜印。今欲乞拨以‘西和州宕昌买马之印’九字为文，又欲依本司已拟到‘茶马司宕昌茶帛库记’九字为文，铸造施行。”同时，对“马纲”牵马人等也有严格要求。宋孝宗乾道四年二月十四日，提举茶马监牧公事张松言：“见措置，将宕昌马场买到马赤寸，于马项下印烙引卖人姓字火印，排纲起发。若将来到行在内有短寸匹数，及齿岁不同，乞看验火印姓字降下，责凭根究，追理短寸亏官价钱。”这一切都体现出陇南在南宋时期茶马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北宋后期陆上丝绸之路与川茶贸易
  苏海洋 李小敏
  宋太祖乾德五年（967）至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在西北吐蕃地区行销的主要是东南茶。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王韶收复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叠州和宕州后，发现这些地方畜牧业发达，马匹众多，但仍然缺少所需要的茶叶。卭蜀盛产茶叶，但找不到销售市场。正如宋神宗时河南监牧使吕希道所言：“川茶、色帛，蕃部资以为急用。卭蜀茶岁出不胜计，积久，贱即弃之。内帑缣帛新压故，不时泄且坏。请以西川上贡银易茶，帛渍损者变绊绿，转致塞下以易马。诏即行之。”①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有人上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而乏茶与之为市，请趣买马司买之。”②为了保证用茶叶换取更多马匹，朝廷开始在蜀地榷茶，以换取战马、充实国防。从此川茶入陕，买马与售茶联系起来。川茶不仅通过蜀道北销蕃部，还沿秦州道、青唐道，以中继贸易的形式运往中亚各地。本文就北宋后期川茶经秦州西运中亚的线路和贸易方式发表一孔之见。
  一、唐末至北宋时期地缘政治与丝绸之路线路的变化
  在9世纪中期至13世纪初期蒙古西征的近四百年内，丝路西段与东段因大国衰落，割据政权林立而同时走向衰落。在丝路西段，9世纪中期以后，阿拉伯帝国度过了其百年“黄金时代”，各地诸侯和突厥将领日渐壮大，割据称雄，帝国版图上先后出现了阿拔斯王朝、伊德利斯王朝、法蒂王朝、图伦王朝、绿衣大食、黑衣大食、布维希王朝、塔黑尔王朝、萨法尔王朝、萨曼王朝。几乎在阿拉伯帝国解体的同时，蒙古高原上的回鹘汗国统治崩溃，其部众分为三支西迁：一支西迁河西走廊，建立甘州回鹘政权，后为西夏攻灭；一支在新疆建立西州回鹘政权；一支西奔中亚，在10世纪初期建立哈拉汗王朝。此后加兹尼王朝、古尔王朝、赛尔柱突厥帝国、西辽、花刺子模先后在丝路西段展开角逐。在丝路东段，9世纪中期，吐蕃帝国的统治由于内讧而土崩瓦解。张仪潮于大中二年（848）乘机发动起义，大中五年（851）携河西、陇右十一州归唐。大中三年（849），唐朝收复秦（治今天水市）、原（治今固原）、安乐（治今中卫）等州。然而，由于唐王朝势力衰微，河陇各地处于群雄割据的半独立状态。半个世纪后，大唐帝国由于藩镇割据而解体，中原王朝进入了五代十国割据与辽、宋、夏、金分裂对峙时期。由于受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的线路和贸易主体、贸易特点及市场分布都发生了变化。
  安史之乱（755—763）后，因吐蕃占领陇右、河西，传统的秦陇南道、河西丝路干道通西域的交通受阻，唐通西域被迫改走回鹘道。回鹘道从长安出发，北经坊州（治今黄陵）、鄜州（治今富县）、延州（治今延安）、夏州（治今白城子）至丰州（治今五原）①，此道与严耕望先生考证的河上军城通回纥的道路在中受降城相连接②，构成长安北通回纥的主道，此道一度成为唐与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
  武宗会昌（841—846）以后，回鹘、吐蕃王国相继瓦解，回鹘一部南下迁居甘州（今甘肃张掖），建立政权。宣宗大中二年（848），张议潮在沙州（今敦煌）起义，以瓜（今甘肃安西县）、沙地区归唐，唐封其为归义军节度使。河西大镇凉州（今甘肃武威）则由吐蕃人团聚为六谷族建立地方政权。传统的秦陇南道仍然被散处于秦陇地带的吐蕃各部族隔断，灵州遂成为联结河西的交通枢纽。灵州道由东京开封西行，经洛阳至西京长安，由此北上至邠州（治今陕西彬县），循马岭河而上经庆州（治今甘肃庆阳）、环州（治今陕西环县）至朔方节度使治所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自灵州渡黄河，出贺兰山口西行，穿越瀚海（今腾格里沙漠），趋白亭海（今石羊河终端湖，已干涸）、白亭河至凉州（治今武威），或穿越巴丹吉林沙漠，溯额济纳河（今黑河）南下至张掖绿洲，然后顺河西旧路经肃州（治见甘肃酒泉）、瓜州（治今甘肃安西）、沙州（治今甘肃敦煌）抵西域。③五代十国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也并未完全中断，中西贸易仍在继续进行，只是贸易路线稍有变化，贸易额已经不能与唐时相比了。从贸易路线看，主要变化在东段，西段的路线仍然沿袭着传统的路线。东段主要与秦州的归属变化直接相关，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在唐末五代初期归岐王李茂贞管辖，李茂贞与后梁对峙，不与其通声气。后唐、后晋时期，秦州虽然隶属于中原王朝，但时隔不久，又被前蜀夺去，直到后周显德年间，又重新归于中原王朝。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故经过秦州进入关中的道路并不十分畅通。在秦州道阻之时，由于灵州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有效控制之下，遂使这里成为这一时期通往中国内地的必经之处，灵州道逐渐发展成为唐末五代乃至北宋初年的丝绸之路的干线路段。④
  北宋初年，西域贡使、商旅、僧侣主要取灵州道抵达宋境。宋初因与夏州李氏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故由夏州亦可以通往西域。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迁叛，此后和宋朝的交往时断时续。淳化五年（994），宋朝放弃夏州，还其民于绥、银等州。夏州道即被西夏隔绝。⑤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西夏李继迁大集蕃部，攻陷宋西北重镇灵州，从此灵州道隔绝。
  夏州、灵州二道被阻绝之后，宋朝通往河西的道路以故原州（唐代原州）即宋代镇戎军为枢纽，东南至渭州（今平凉）、泾州（今泾川），西北至凉州（今武成）以通西域。北宋朝廷为了恢复中西交通，镇抚西北吐蕃，招徕西域商旅，在开通泾原路的同时，逐步打通了秦州路与青唐道。宋朝建国之初，自秦州伏羌寨（今甘谷城）以西沿渭水过洮水直至青唐城，均有吐蕃部族分居。仁宗皇祐四年（1052），宋朝力量延伸至古渭州，筑古渭寨。宝元元年（1038），西夏元昊称帝，大举攻宋，宋遣使臣诏谕唃厮啰出兵，从侧面牵制西夏。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宋将王韶开拓熙河，从其行军路线，得悉这条路径的详细走向，即从古渭寨至渭源城，分两路：一路越鸟鼠山（指高城岭）经庆平堡，循东峪沟到临洮城（吐蕃称武胜军，宋朝改称熙州）；一路经竹牛岭（渭水与洮水支流抹邦河的分水岭，在今五竹乡），循抹邦山过会川城至临洮城。过洮西则又合为一路，经康乐寨、当川堡至定羌城（今广河县城），往西越南阳城入牛精谷（今地名仍旧）到河州。由河州经北塬至安乡城（旧永靖县城，今没入刘家峡水库），由炳灵寺渡河（渡口在寺东一里处，今没入水库），上一条山梁经现在的杨塔（有古城名宋家城）、川城至邈川，循湟水至青唐城。经陈守忠先生调查，宋代康乐寨（今康乐县城北六里处）出土了大量汉瓦片，最早为汉城。汉大夏县在今广河县城西十华里古大夏河西岸。由康乐至今临夏市，又由今永靖县盐锅峡以西经杨塔、川城直至乐都有一条烽隧线，每十里一烽墩，现均保存，为汉代保护交通线的军事设施。自河西走廊被西夏阻隔，青唐城（在今西宁）及其西四十里之林金城（在今西宁市西多巴镇），就成为西来的贡使、商人往来宋朝必经之中转枢纽。
  从林金城出发，过日月山至青海湖南面的大草原（唐代称大非川），然后循昆仑山北麓、柴达木盆地南沿，一直向西至茫崖镇以西，穿越阿尔金山至新疆若羌、且末以达于阗。①秦州路、青唐道与伊吾（治今哈密）路相连接，确保了河西南侧新交通路线的畅通。唃厮哕、于阗、龟兹、高昌、回纥商人和东罗马帝国（拂菻）使臣多经青唐道、秦州路至北宋境内。李远《青唐录》：“自青唐西行四十里至林金城，城去青海，善马三日可到。……海西皆平衍无垄断。其人逐善水草，以牧放射猎为生，多不粒食。至百铁堠，高丈余，羌云，此以识界。自铁堆西皆黄沙。无人居，西行逾两月。即入回鹘、于阗界。”另据《长编》记载，元丰四年（1081），拂菻国（西亚地中海沿岸地）贡方物。其贡使尔厮孟令厮孟判言其东来的行程是：“东至西大食，及于阗新福州，次至旧于阗，次至约昌城，乃于阗界。次东至黄头回纥，又东至种楹，又东至董氈所居。次至林檎城，又东至青唐，乃至中国界。”②“西大食”当为大食国西部，看来大食国当时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根据拂菻使者所经国家和地区看，“大食国”也在于阗国以西的不远处；“新福州”又译作“新复州”，其地在旧于阗之西，当在今新疆喀什市或叶城县一带；“旧于阗”故址在今
  的古城；“黄头回纥”为撒里畏兀儿（SarigUigur）的意译，指当时的龟兹回鹘国，位于罗布泊南；鞑靼为蒙古高原的鞑靼部族分支，又称“草头（黄头）鞑靼”，当时是黄头回纥的属部；“种榅”又译为仲云、众熨、重云，由臣属于回鹘汗国的西突厥处月部落演变而来，当时立国于罗布泊东南的草原中；“董毡”是青海地区的吐蕃首领，因其政治中心在青唐城，历史上又称之为青唐政权；“林檎城”故址在今青海多巴镇，“青唐城”故址则在西宁市区：“中国”指宋朝。从拂菻使者的行程看，他们一过大食国，即走西域南道和青海道。
  二、区域市场与川茶贸易
  由于受到地缘政治以及民族格局的影响，北宋时期丝路贸易中的长途贩运不如前朝，但割据形势造就了中继贸易的兴盛，并促成了贸易网络的形成。隋唐时期，中原政权不仅与西域诸胡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而且还与东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以及阿拉伯人有着密切的经济交往。有史可征的波斯帝国与唐朝的朝贡就达27次。①但至北宋时期，有迹可循的仅有“大食”从陆路朝贡的三次。西域诸番如于阗、回鹘等就成了宋、辽最远的顾客。在长途贩运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川茶经兴州（治今略阳）、凤州河池（治今徽县）、成州（治今成县）、岷州白石镇（今西和县）、盐官镇（礼县盐官镇）、秦州铁冶镇（天水镇）、皂角堡至秦州城，沿秦州路与青唐道，经秦州市场、古渭寨市场、熙州市场、青唐市场，辗转向西运往中亚各地。
  （1）秦州市场。宋代国防要地有两个：一是抵御辽和金的北面防线，二是抵御西夏和吐蕃的西面防线，宋人称为“二边”。秦州为西面防线的咽喉地带。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开边前，湟（青海乐都）、鄯（今西宁）、廓（青海化隆）、河（甘肃临夏）、岷（甘肃岷县）、洮（临潭）等州处于吐蕃唃厮罗地方政权的控制之下，秦州处于西北国防的前沿阵地。为适应国防安全的需要，秦州守臣韩琦扩建秦州城。《宋会要辑稿·方域》记载，庆历元年（1041），守臣韩琦“增筑外城，乃广外城十一里，与内城合为一城，高三丈五尺，秦民德之，号韩公城”②。秦州城跃居西北各城镇之首，是当时西北最大的都会。
  当时的秦州是唃厮哕和西域诸国使者歇息之地及蕃货集散的主要场所，吞吐量仅次于青唐城。王安石曾对宋神宗说：“秦州蕃货四流”，“今蕃户富者往往有二三十万缗钱”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五天禧四年（1020）条记载，宋王朝“令西凉府回鹘，自今贡奉并由秦州路出入”④。西凉府（甘肃武威）是吐蕃六谷部首领波罗支所建地方政权的府邑，常遣使贡献良马。秦州又是吐蕃属户的聚居地带。
  《韩魏公集》卷十九说：“吐蕃族帐，四路唯秦号最盛。”因此，秦州唃家位（驿站）不仅最为密集，而且宋王朝还在有些唃家位为青唐吐蕃“置屋贮财”，如在永宁寨“以官屋五十间给唃厮哕收贮财物”①。可见，秦州汉蕃互市的规模相当可观。因秦州在丝绸东路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故宋人把出大震关过陇山、经秦州及古渭寨而入青唐城的道路，称之为“秦州路”。
  神宗熙宁七年（1074）北宋政府颁布茶马法后，极大地促进了秦州市场的茶马贸易。秦州所建诸多镇堡寨中都设有卖茶场，以便于招引蕃部贸易。熙宁八年（1075），于秦州置市易司②，并在州城及清水县（今甘肃清水县）、百家镇（今甘肃清水县东北六十里百家乡）、陇城县（今天水市东三十五里）、铁冶镇（今天水市天水镇）、伏羌城（今甘肃甘谷县）、甘谷城（今甘谷县北）、三阳寨（今甘肃天水市西北）、安宁寨（今址不详）、弓门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南恭门镇）、鸡川寨、陇城寨（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九十里陇城镇）、永宁寨置茶场③。这些茶场除了满足当地蕃部的需要外，还以回赐的形式流入唃厮哕、于阗商人的手中。据《宋史》卷四百九十《于阗传》记载：“于阗国，自汉至唐，皆入贡中国。安史之乱绝，不复至。晋天福中，其王李圣天自称唐之宗属，遣使来贡。”东喀喇汗王朝大约于1006年击灭了于阗李氏王朝，此后汉文史料中多以“于阗黑汗王”的名称出现，又称“新复州于阗”，其在丝绸之路上颇为活跃。大中祥符二年，于阗黑汗王使臣向宋廷讲：“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阗，道路清谧，行旅如流。”④宋朝熙宁开边以后，于阗进入中原的道路畅通无阻，便掀起了一个朝贡贸易的小高潮。“熙宁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⑤据统计，从元丰八年到北宋灭亡（1084—1127）的五十三年中，于阗朝贡达23次之多。唃厮啰死后，董毡即位，“（熙宁）十年（1077）
  毡贡珍珠、乳香、象牙、玉石、马，赐以银、〓、茶、服、缗钱。”⑥于阗、青唐等国使团不一定要至京师贡献方物，往往是秦州守臣奉命代表朝廷行权宜之计，对番使就地予以回赐，回赐物品中应该包括蜀茶。
  （2）古渭寨市场。古渭寨（今甘肃陇西县）位于秦州以西的渭河上游，东距秦州三百里。嘉祐八年（1063年），宰臣韩琦说：“秦州永宁砦旧以钞市马，自修古渭砦，在永宁之西，而蕃汉多互市其间。”⑦因渭寨“正居要冲……为陇右根本”⑧。所以，熙宁五年（1072），“割秦之古渭寨以为通远军”⑨。古渭寨为秦州通往熙河的前沿。《续资治通鉴长编》上说：“时拓土临洮自古渭始。”①因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古渭寨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熙宁九年（1076），“诏赐通远军钱万缗，令回易收息，以助公使”②。熙宁十年（1077），“诏……熙河、岷州、通远军各置榷场，贸易百货，以来远人，获利助边”③。通远军榷场不仅满足了当地吐蕃部族的日常需求，还吸引了“远人”（远方商人）来此交易。元丰二年（1079），“卢甘、丁吴、于阗、西蕃，旧以麝香、水银、硃砂、牛黄、真珠、生金、犀玉、珊瑚、茸褐、驼褐、三雅褐、花蕊布、兜罗绵、碉砂、阿魏、木香、安息香、黄连、氂牛尾、狨毛、羚羊角、竹牛角、红绿皮交市，而博买牙人与蕃部私交易，由小路入秦州，避免商税打扑。乞诏秦熙河岷州、通远军五市易务，募博买牙人，引致蕃货赴市易务中卖，如敢私市，许人告，每估钱一千，官给赏钱二千，如此则招来远人，可以牢笼遗利，资助边计”④。从这条记载看，远人指来自“卢甘、丁吴、于阗、西蕃”的商人。卢甘为青海东南部黄河源附近的羌人部落⑤；丁吴当为于阗与卢甘之问的部族，可能在青海境内；西蕃是对以唃厮哕政权为代表的河湟吐蕃部族的称呼。
  （3）熙州市场。熙州地处洮河中游，距渭水源头很近，是宋由渭河流域向洮河流域转运物资的重要枢纽。王安石曾说：“洮西必为内地，武胜更移市易即必为都会，洮河据夏国上游，足以制其死命。”⑥熙河之役后，由于秦州吐蕃对宋的仇视，秦州的茶马贸易受到影响，而洮水流域的熙州成为当时西北最大的茶马贸易中心。
  熙宁五年（1072）八月，熙州收复后，北宋政府于“镇洮军置市易司，赐钱帛五十万，其管勾官令缘边安抚司保举以闻”，“以司农寺钱二十万缗赐秦凤路缘边安抚司，又以三司钱三十万缗赐镇洮军，并为常平本。”⑦同年九月，以镇洮军”并边新造之地，宜有储积，以待警急，愿以其事下张诜、张穆之使并置博折务，仍分十五万与通远，七万与镇洮军”⑧。政府对茶马贸易高度重视，实现了“牢笼遗利，资助边计”的目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向者是熙河每岁籴军粮二十二万石、马料一十万石，买草八十万束，以本路市易茶盐场息钱并酒税课利充籴本。”⑨
  为防止吐蕃获取银、铜等金属铸造武器，宋政府采用榷禁蜀茶专用于博马的政策。熙宁七年（1074），在成都设榷茶司，在秦州设买马司，分管四川茶叶与吐蕃马匹的互市事宜。不久，又以提举茶事的官员兼管买马。自成都榷茶司设置以来，“每年欲起发茶四万驮赴秦州、熙河路依市价卖。”⑩熙宁十年（1077），各卖茶场卖茶实际数额为：秦州5924驮，熙州10379驮，通远军6960驮，永宁军7091驮，岷州3386驮。元丰元年政府规定应卖茶额：秦州6500驮，熙州10900驮，通远军7600驮，永宁军7500驮，岷州4000驮。①熙河路实际销售量和预计销售量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据统计，从熙宁七年（1074）至元丰六年（1083），熙河路以茶为主要支尝物购马12万余匹。元祐元年（1086）至宣和五年（1123），购马38.7万余匹。②熙州市场在茶马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见一斑。
  （4）青唐市场。11世纪初叶，河湟吐蕃首领唃厮啰统一河湟吐蕃诸部，以宗哥城（今乐都）为根据地，“东南至永宁九百一十五里，东北至西凉府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东至兰州三百里，南至河州四百一十五里。又东至龛谷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至青海四百里，又东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明道（1032—1033）初年，唃厮哕徙居青唐城（今西宁）建立政权。据李远《青唐录》记载，青唐城广二十里，由东、西两座相连的城组成。西城集中了唃厮罗的所有政权机构，王室的议事大殿、国相厅事和国王亲属厅事等，东城则是商业区和居民区。因青唐吐蕃第一任国主嘉勒斯赉生于高昌，其在位期间唃厮罗政权与回鹘、于阗友好往来，于阗、回鹘商人开始进入青唐。唃厮哕晚年，其幼子董毡娶于阗女章穆辖卜为侍婢，有恩宠，由是，于阗商人开始侨迁青唐城。董毡晚年，鄂特凌古在位期间（1087—1096），于阗进贡使团和商队骤然增多，云集青唐城，居时少则岁余，多则数年，有的长住不返，成为当地新移民。甚至有元丰年间宋王朝大批雇用于阗人畜运输军需之事。据《宋会要辑稿·蕃夷》记载，元丰六年五月，熙河路守臣言：“西贼犯兰州，破西关，虏掠和雇运粮于阗人骆驼。诏虏掠于阗人畜，令制置司优恤之。”③除了于阗人外，青唐城还有为数不少的回鹘人。景祐（1034—1038）年间，唃厮罗打败西夏的进攻，“潘罗支旧部往往归厮罗，得回纥种人数万”④。后回鹘商人继续东迁，定居秦陇间。
  自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月，唃厮罗等西蕃首领联合遣使贡名马，此后唃厮罗频繁遣使朝贡。唃厮哕死后，继任者董毡延续了与北宋友好交往的政策。熙宁十年（1077），“董毡贡珍珠、乳香、象牙、玉石、马”⑤。唃厮罗政权统治区并不出产珍珠、乳香、象牙、玉石，把它们与《宋史·于阗传》中记载的熙宁十年（1077）于阗人给宋朝的贡物“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龙盐、西锦、玉鞦辔马、腽肭脐、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⑥相对照，发现绝大部分源于于阗商人。它们应该是唃厮哕政权与于阗商人交换得来的。作为交换另一方的于阗商人也从唃厮罗商人那里得到了中原的丝绸、茶叶等商品，并运销西域及中西亚国家。以唃厮罗政权为核心的青唐市场起到了中国与域外贸易中转站的作用。蜀茶，正是以青唐市场为最重要的中继站，不断地进入中亚市场。
  三、小结
  宋政府采用榷禁蜀茶专用博马的政策后，蜀茶成为丝绸之路上流通的重要商品。川茶经兴州（治今略阳）、凤州河池（治今徽县）、成州（治今成县）、岷州白石镇（今西和县）、盐官镇（礼县盐官镇）、秦州铁冶镇（天水镇）、皂角堡运至秦州城后，以茶马互易的形式，经秦州市场、古渭寨市场、熙州市场、青唐市场流入西北吐蕃诸部和于阗商人手中。于阗商人还通过与唃厮哕交易的方式获得蜀茶。蜀茶经于阗商人之手辗转运往新疆和中亚。川茶西运中亚的路线是由秦州西行经伏羌城（今甘肃甘谷县）、永宁寨（甘谷西四十里）至古渭寨（陇西）、渭源城（今渭源县），翻越高城岭至庆平堡（今庆平镇）；循东峪沟到狄道（临洮），过洮西，经康乐寨、当川堡至定羌城（今广河县）；往西越南阳山入牛精谷到河州（今临夏市）；由河州经北塬至安乡城（旧永靖县城）；由此渡河，上一条山梁经今杨塔、川城至邈川（今湟水河谷），循湟水经青唐城（西宁）至林金城（在今西宁市西多巴镇）；从林金城出发，过日月山至青海湖南面的大草原（唐代称大非川）；然后循昆仑山北麓、柴达木盆地南沿，一直向西至茫崖镇以西；穿越阿尔金山至新疆若羌、且末以达于阗及其以远。
  青泥岭地区的古道与唐宋以来的茶马贸易
  曹鹏雁
  一、唐宋时代青泥岭地区的古道通行情况
  （一）青泥岭
  青泥岭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唐代以来的国家地理志和相关地方志有明确记述。《元和郡县图志》：“青泥岭：在（兴州长举）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即今通路，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青泥岭。”①《太平寰宇记》：“接溪山本县（长举）西北，五十三里。”②《元丰九域志》：“兴州有青泥岭，山顶常有烟云霰雪，中岩间有龙洞，其岭上入蜀之路。”③《陕西通志》：“青泥岭，在（略阳）县北百五十里，古栈道也。”④明代嘉靖版《略阳县志》记述，“青泥岭：在北一百五十里，《九域志》‘兴州有青泥岭，乃入蜀之路’。《舆地广记》：‘青泥岭，在沔州长举县西北五十里，上多云雨，行者多逢泥淖。’《郡国志》：‘青泥岭，在兴州长举县西北，接溪山东，即今通路，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名青泥。’《蓝田志》：‘青泥岭有二：一名峣山；一在汉中略阳县。’按：青泥岭南最高为巾子山、岭支山也，唐时入蜀要路，李供奉经此作《蜀道难巾子山》。唐名青泥，宋称铁山，通鉴、梁。”⑤嘉靖版《徽郡志》、清代康熙版《徽州志》、乾隆版与光绪版《秦州直隶州新志》、嘉庆版《徽县志》、民国版《徽县新志》又记，“巾子山：（徽县）东南四十里，其山巅望之形似巾子，故名。其色如铁，又名铁山。唐谓青泥，宋始称铁山。陡壁直上约五、六里至其巅，俯瞰城郭。西南倚山一角，有虞关镇。”清代翰林国史纂修、文渊阁校理徽县人张绶《铁山铸钟记》描述铁山环境：“铁山在城南四十里，双峰桌起，时出云雨……刘子羽谓蜀口有铁山栈道之隘，即此焉。自下而上约十里，路仅容足，步步险绝。其下为太平庵。虞关、青泥岭、嘉陵江，林壑奇峭，我徽一大观也”⑥。
  由史志与前人的文献记载可知，青泥岭介于古兴州长举县、成州同谷县、凤州河池县之间。在兴州长举县西北，长约五十三里，小部分位于今略阳县白水江镇，大部分位于徽县大河店镇、虞关乡、嘉陵镇、水阳镇境内，即史书所记青泥岭。
  “蜀道”是中国历史上四川以外地区通往古代蜀地的各种道路的总称。目前，学术界按照通蜀古道主体在陕西省、甘肃省分布地界上的区别，将蜀道分为“秦蜀道”与“陇蜀道”。
  与青泥岭关系密切的“秦蜀道”是故道。故道是古代一条由关中经散关，越秦岭，过故道县，南下汉中、巴蜀的南北通道。王国维结合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宝鸡附近“周道谷”的记载，考证得出《散氏盘》中所谓“周道”即故道的结论，可见，故道在周代时期已开通。故道北端从古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启程，沿汧水（今清姜河）、大散关越秦岭，再顺沿嘉陵江南行至黄牛埔、红花铺、双石铺等凤州地界，西经故道川（两当）、河池（徽县），折而南达兴州（略阳）、沔州（勉县）、褒城，再到南郑（汉中），全长五百余公里。这条通道因北起陈仓，又在凤州以南途经西汉故道县，故有陈仓道与故道之名。又因早期的故道南段循故道水、嘉陵江通行，因而又有嘉陵道之别名。故道经青泥岭地区后，在汉中南部续接勉县至广元剑门关长约二百公里的金牛道，实现了秦蜀之间的沟通。
  陈仓故道虽然在汉中北部的四条通蜀道路中路径最长，但比较平坦，且有嘉陵江水运之便，因此，故道青泥岭地区在周秦时代已有贸易往来于陇蜀之间。《史记》记载，“秦自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①；《汉书》记载，“（汉王）元年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②。汉武帝开通褒斜道皆因“抵蜀从故道，多坂、回远”③，这也说明在汉武帝之前，故道已是自秦雍经故道县、河池县沿故道水嘉陵栈道入蜀的要道，是有历史记载的秦蜀之间最早的通行古道。汉以前甘肃陇南地区为氐、羌游牧民族聚居区，中原汉族政权的民族政策促使陇南氐、羌民族多与四川等地交往。《甘肃公路交通史》记载：“陇南故道在上邽（今天水市）以南，是甘入陕、入川的重要道路。”“陇南山区的河池（徽县）和武阶（文县碧口镇）是故道上的枢纽。”④隋、唐定都于长安，长安、南郑、成都间的来往频繁，秦岭一嘉陵道沿线驿站连续不断，仅大散关至宝鸡一段，不到一百公里的路程驿站就有15处之多。《宝鸡古代道路志》记述隋唐五代两宋时期“故道驿程及驿站设置”：“故道至凤州后，折西南行，三十五里至马岭寨。马岭寨又西十五里至两当县（今两当县东三十五里）置驿。由两当西南行，七十里至固镇（今徽县城关镇），又十五里至河池县（今徽县西十五里银杏树村）；又二十七里至青泥岭；又东南五十三里至兴州长举县（今略阳西北一百二十里长丰村）；又东南一百二十里至兴州治所顺政县（今略阳县）；又东南经兴城关、大城戍、分水岭，渡沮水至西县（今勉县西）；又西县东行，经褒城县至兴元府；再折西南经百牢关至金牛县，借金牛道入蜀。”①由此可知，故道是秦蜀通道，宋、元以来秦岭中的川、陕交通多趋向于故道。
  （二）青泥道
  青泥岭地区是入蜀故道南段的必经之地，盘桓于青泥岭的青泥古道即故道的青泥岭地段。隋、唐以前，路经凤州河池县与兴州顺政县（略阳）的故道顺嘉陵江河谷南下时，采用在江岸绝壁修筑双梁无柱式连阁栈道与石碥道的方式通行。《汉中府志》记载：“略阳西北渡嘉陵江，二十里至横现河，又二十里至置口……又三十里至青泥河，可通白水江……为古之栈阁路也。”②至今，在嘉陵江河谷沿线仍可看到多处双梁无柱式连阁栈道与拉纤碥道遗迹，如徽县嘉陵镇双龙崖栈道遗迹、略阳县白水江镇马莲垭栈道遗迹、略阳县徐家坪镇周家坝村古郁阁颂摩崖与郙阁桥遗址，以及与郙阁桥遗迹隔江相望的徐家坪镇朱儿坝村白崖砭栈道遗迹。这四处遗迹沿河东西两岸延伸线的江岸绝壁上遗留有多处单排或双排古栈道孔和多段用于拉纤的石碥道。唐代开始，在政府主导下，故道南段的通行方式由途经嘉陵江河谷的连阁栈道改为通行于岭上的石碥道，故道在凤县西转为与故道县、河池县相接的陆上交通。自两当县（杨店—广香镇—簸箕湾）—徽县永宁镇（杏树垭—玉堂山）—石佛一线抵达河池县城，然后转登青泥岭上新辟的青泥古道，经青泥驿—仙人关—白水江镇入兴州地界，故道南段的嘉陵道也由此始有青泥道之称。
  与青泥岭有关的“陇蜀道”主要有两条：一是自天水秦州西南（店镇—天水镇）—陇南礼县（盐官—祁山堡）—西和县（青阳峡—坦途关）—成县（府城村—店村）—徽县（栗亭川—木皮岭—大河店—青泥岭—八渡沟）—略阳—线入蜀的“祁山—木皮岭—青泥岭”古道；二是自秦州南下（经皂郊堡—稍子镇—南峪—李子园—白音峡）至徽县（乏牛坡—渭儿沟—高桥—木芦—榆树—火站镇—峡门—城关镇）的河池古道。
  唐代青泥道由河池县城（今县城西十五里银杏树村）出发，南经牟坝、石家峡、店华山，抵达青泥驿；南经孟滩、关坪山至青泥岭主峰铁山脚下的太和庵、青云驿；再南经甘树桠、炭沟抵虞关；渡嘉陵江，入八渡沟，接略阳金池院路。
  青泥岭是陇蜀之间一处遮挡南北的险阻要冲，因高峻盘曲、泥淖难行著称于世，南北朝时期的诗词里已有《蜀道难》的歌赋词调，后世许多行旅诗词里多有关于青泥岭蜀道难的描述慨叹。青泥岭西北接木皮岭，东南临嘉陵江，相夹于嘉陵江、白水江、仇鸠水、河池水之间，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三十余公里。青泥古道东南方向与兴州长举县白水江镇老爷岭古道相接，西段经大河店镇、栗川镇之间的木皮岭古道与成州通秦州的祁山道、关陇大道相接，是唐宋以来由陇入蜀的官道。唐代柳宗元《兴州江运记》记述：“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过栗亭川，逾宝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颠踣腾藉，血流栈道。糗粮刍藁，填谷委山。马牛群畜，相藉物故。运夫毕力，守卒延颈。嗷嗷之声，其可哀也……绵三百里而余。”①这段记述明确了青泥岭的行政区域地理位置，指明了自兴州长举北经青泥岭到成州的官道走向，也展现了青泥古道艰险难涉的通行状况。陇南成县石碑寨现存南宋吴挺《世功保蜀忠德之碑》，碑文记述：“（淳熙）十二年（1185）春，丁庆国夫人忧。公委节去，护葬同谷。”“及（庆国夫人）归葬，过青泥坂，泥淖陷胫。公扶畀上下，肩足皆胝，路人瞻望欷歔。”②由此可知，南宋中晚期青泥岭上，青泥道仍然是兴州通成州的必经之路。
  青泥古道在青泥岭南侧嘉陵江边的起始点是马家梁下的老虞关，通过老虞关渡、八渡沟接通自略阳金池院南来通徽道路。青泥道在西北承接祁山道木皮道的路线，则自大河店小地坝、小河村、官桥坝、五里坡、文家池、佛爷崖、纸坊坡、青泥店，与自徽县城的东来路线交汇于青泥驿站。
  史地文献中留存有大量与青泥道有关的战事记载。汉建武九年（33），征西大将军冯异于河池青泥岭大败蜀郡公孙述大将王元。汉建安二十年（215）四月，曹操攻汉中，经陈仓、散关来河池。河池氐人窦茂率万余氐人于青泥岭阻挡曹军。五月，曹军占领河池，继而攻取汉中地区。三国时期，魏、蜀相争，诸葛亮率军自汉中向西，二出祁山北伐，连接木皮道通往下辨（成县）的西狭道是蜀军的行军路线之一。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凤州人仇周贡、魏兴领导凤州农民反抗朝廷，义军攻占广化郡（北魏时河池地置广化县，又于广化县置广化郡），分兵西进，围攻广业、修城二郡。武州刺史赵昶率军救援，双方在浊水、青泥山激战。赵昶领军追杀义军至泥阳川（今徽县泥阳镇）收兵。公元757年，“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借道青泥岭南下入蜀避难。公元880年，黄巢攻占长安，唐僖宗经青泥道越青泥岭南下入蜀。因吐蕃连年东侵，唐政府在青泥岭前设青泥驿，驻军守卫。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剑南节度使李岐（李茂贞）叛唐，进犯兴州，山南节度使李道率军阻挡岐兵于青泥岭（今徽县南之铁山），两军相持，李岐退兵。前蜀、后唐、后蜀、后周时期，围绕青泥岭均有许多战事发生。后梁太祖开平三年（909），后梁同州公刘知俊叛梁投靠李岐，被任命为泾州节度使。李歧令其率军由阶、成攻打固镇（今徽县城），夺取前蜀在固镇的粮仓，又进军攻打兴元。次年，前蜀王建任命王宗侃为北路都统，宗佑、宗贺、唐袭为三面招讨使，共讨李岐，两军战于青泥岭。前蜀兵败，刘知俊乘机夺取兴、凤二州，并包围前蜀王宗侃部于西县（今陕西汉中地区）。王建亲率大军救援，方解西县之围。王建率军由兴元回蜀川，徽县地归李岐所有。乾化元年（911）十一月，前蜀王建派兵攻岐，蜀将王宗翰引兵至青泥岭，岐兵败北。梁乾化二年（912）八月，歧王李茂贞谋复汉中，“使刘知俊、李继崇将兵袭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贺、唐道袭、王宗绍与之战于青泥岭，蜀兵大败”③。梁贞明元年（915），“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岭，克固镇，与秦州守将郭守谦战于泥阳川”①。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后周王景等攻蜀，“王景遣裨将张建雄将兵二千抵黄花，又遣千人趣唐仓，扼蜀归路。蜀染院使王峦将兵出唐仓，与建雄战于黄花。蜀兵败，奔唐仓，遇周兵，又败，虏峦及其将士三千人。马岭、白涧兵皆溃，李廷珪、高彦俦等退保青泥岭”②。南宋端平年间的沔州都统制栗亭人曹友闻在青泥岭、白水峡、青野原抗蒙，成为这一地区极为著名的历史战事。
  河池县“岩山环峙，江水合流；东接连云，西盘百顷；关隘扼喉，溪谷张翼，为秦陇之藩屏，控巴蜀之门户。县接秦陇，而地控天水、连汉中，称为要害。陇蜀有事，河池在所必争”③。历史上河池县境内有“东往两当，南达略阳，西接成县，北通秦州”的四条古道，以青泥岭为中心坐标的“县南境通略阳青泥古道，县北境通秦州河池古道，县东境通关中陈仓故道，县西境通成州木皮古道”将通往周边地区的嘉陵古道、阴平古道、祁山古道、陈仓故道紧密衔接起来，是沟通秦蜀、陇蜀地区的大官驿道交汇点，是秦陇与巴蜀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各种往来交流与沟通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古代西北和西南地区之间的古道交通枢纽与进行茶马贸易的主要通道。青泥岭与青泥古道作为“蜀门”“蜀口”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使得在汉末至南北朝及宋元明清时期，关中、巴蜀之间的南北战争与行旅往来多数沿青泥岭、嘉陵江、故道一线进行。宋代与明代的官方茶马盐铁贸易更是沿陇蜀古道上的青泥道、木皮道、成州道、祁山道进行。
  青泥岭因青泥古道而著名，但因为青泥岭“悬崖万仞，山多云雨”，青泥古道常常遭受自然毁坏，交通不畅，时有断续。为此，唐、宋时期政府督导青泥驿道上的铺兵不时对青泥官道进行拓筑维修，或对青泥古道实施避险改道工程。宋代初年已在青泥岭西侧的白水峡新开白水驿路；延及明、清时期，官方与民间多次实施维修改造，保证了青泥岭地区官方驿道的畅通。
  “景德二年（1005）九月四日，诏兴州青泥旧路依旧置馆驿并驿兵、递辅等。其新开白水路亦任商旅往来。先是，屡有言新路便近。亦有言青泥驿虽远一驿，然经久难于改易者。故下诏俱存之。”④北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碑文记载：“初，景德元年，尝通此路。未几而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巧语，以疑行路。且驿废则客邸酒垆为弃物矣。”⑤这两段文献说明，宋代初期，青泥岭地区不仅有通行于岭上的青泥古道，且在岭西白水江峡谷开辟出了白水新路。两路同时并存，同时发挥着官道通衢作用。大中祥符三年（1010）正月九日，“诏利州路转运使，自今命官、使臣欲修易栈阁者，具述经久厉害待报，无得擅行。先是，川陕多建议修路以邀恩奖，或经水潦，即坠石隔碍旧路，又随而废。至是，利州以新改阁道，其原规划使臣、军校乞加酬奖，帝知其弊，故条约之”⑥。五年（1012）七月十七日，“诏剑州、利州修栈阁路”①。天禧元年（1017）四月，“诏川陕转运完葺桥阁、无致因循”②。庆历三年（1043）七月二十七日，“知兴元府褒城县窦充言：‘窃见入川大路，自凤州至利州剑门关，直入益州，路遥远，桥阁约九万余间，每年系铺分兵士近山采木修整通行。近年深入山林三二十里外，采斫辛苦。欲乞于入川路沿官道两旁，令逐铺兵士每年栽种所宜林木，准备向去修葺桥阁。免致缓急阻妨人马纲运。’诏令陕西及益州路转运使相度实施”③。由这些文献可知，朝廷不时颁发修路诏令并规范着通蜀官道上由地方官员主持的修路行为。
  基于朝廷和地方有司对青泥岭地区通蜀道路的重视，青泥岭地区的道路通行在宋代嘉祐二年（1057）有了重大改善。现存于徽县大河店镇王家河行政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碑文记述：“至和元年冬，利州路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至秋七月始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新路矣，十二月诸功告毕。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邮亭、营屋、纲院三百八十三间。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廪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该摩崖碑文详述了白水新路的修建缘由、史实，介绍了历史上围绕青泥岭的两条古道的通行情况，为研究青泥古道的邮驿部署、兴废变迁及古代交通运输状况、组织状况提供了实物资料。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二月二十四日，利州路提刑司言，“准朝旨宋下李杞奏：成都府至凤州大驿路，自金牛入青阳驿，至兴州，虽兴元府界亦有褒斜路，久来使命、客旅任便往来”④。“今兴州一路直通秦州，以至凤州河池县界首，甚有桥阁约二万余间，兵士数少，（虽）难褒斜新路自金牛驿至褒城县驿计三程，悉系平川，别无桥阁。旷今收买川茶，正由此路”。又成都府提刑司言：“旧路自凤州入，两当至金牛驿十程，计四百九里，阁道平坦，驿舍马铺完备，道店稠密，行旅易得饮食，不为艰苦。新路自凤州由白涧至金牛驿，计三百八十五里，虽减两驿，比旧路只少二十四里，随山崎岖，登陟甚难，复少居民，又无食物，人情以此厌劳。如发川纲往秦州，只从旧路行至故驿，便可直入成州。今茶纲见行旧路，客商皆由此出。二者较之，利害甚明。”⑤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二十一日，知三泉县庄黄裳上奏：“本县当益、梓、利、夔四路之冲，昨议者请废北路，复褒斜故道，今日较之，为害甚于前日。”“诏委刘忱、李稷同比较，继而忱等言：褒斜新道视兴州旧路虽名减两程，其铺兵、递马皆增于旧。今若行河池旧路，迁复马递铺官舍亭驿，略加修整，即目如故。”“熙宁七年，利州路提点刑狱范百禄建言，废北路，复褒斜道。至是，黄裳疏其利害，下忱等比较，从黄裳所请也。”⑥这几篇朝臣的奏议通过将故道与褒斜道进行比较，从官方角度肯定了故道河池旧路在大驿通行与政府管理方面的优点与长处，肯定了青泥岭官道的社会价值与不可替代的交通要道作用。
  不仅上述文献有关于青泥古道的记载，在今青泥岭附近也遗留有若干关于古道的碑刻。今徽县虞关乡吴王城遗址南嘉陵江对岸的长丰寺遗址有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的摩崖一方，题刻“碧玉新岁，岐山杨元礼、临邛计次祖、眉山苏伯茂、成都刘师圣连日载酒一游。淳熙丙申八月初三日题。景云独孤倚刊，僧法缘上石”字样。长丰寺位于唐宋时期青泥道上的仙人关处，系当年镇守长丰县仙人关的吴家军所修佛教寺院。由摩崖题记中南北不同地域的四人“连日载酒一游”等语判断，当时这里正是青泥古道的经行处。
  历史上，基于青泥岭山脉与青泥古道“大抵蜀道之难，自夕以青泥岭称首”的特殊状况，以青泥岭为题材的古代诗词文献繁多，描写青泥岭青泥古道的诗文多达二百余篇。唐代有李白《蜀道难》《送友人入蜀》、杜甫《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武元衡《夜宿嘉陵江》、韦应物《嘉陵江闻水声寄深上人》、郑谷《兴州江馆》、张文琮《蜀道难》、卢照邻《早度分水岭》《奉使益州至长安发钟阳驿》《晚渡渭桥寄示京邑游好》、王周《路次覆盆驿》、刘长卿《虞关道中》、元稹《青云驿》《嘉陵水二首》《使东川嘉陵江二首》《使东川·嘉陵驿二首》《使东川·江楼月》等诗；宋代有赵抃《过铁山》《过青泥岭》、文同《水硙》《长举》《长举驿楼》、张方平《兴州长举县飞石阁》《鱼关》《青泥岭》《杜鹃》《兴州长举县飞石阁》、杨粹中《题青泥驿》等。①
  （三）白水路
  “白水峡，西南六十里，江岸石壁镌宋李虞卿《新修白水路记》，明高应夔（注：梦夔张应登）有诗。”“白水江，西南五十里。自下店之西，两川合流。东行里许，南达李家河，石渚峪细流入焉。自此入山口，经木皮、地坝诸山，左麓绕出大河堡，又折东南流达白水峡，曰白水江，入略阳界。又迂回而东十五里，乃与嘉陵江合而南流。《水经注》：浊水南经盘头郡东，而南合凤溪水。案浊水，今白水江上游，凤溪即嘉陵江。舟楫所经也。”“城西南十五里姚家坪，又五里马房坝，又二十里大河店。自此折东南行，五里王家河，又东南十五里至大石碑，距城七十里（自王家河经大石碑至江口，人马厉度，单身负贩者由石碥行）交汉中府略阳县界。”②
  白水峡位于徽县西南四十余华里的大河店镇境内，东北接青泥岭山脉，南通嘉陵江白水江口，西北连木皮岭地坝诸山。峡谷长六十余华里，因内有白水江而得名。白水在《水经注》等史地文献中被称为浊水，“横川、栗亭两水会合，是为白水上游，旧志称浊水，取白而浑浊之意”③。白水自栗川合河口入峡，曲折南行，经官桥坝、小河关、大河堡，接纳源自木皮岭之南的左溪水、地坝水，再经王家河、大石碑，于略阳县白水江镇汇合嘉陵江。
  白水峡一带自古以来是陇右沟通荆、楚、巴、蜀的必经之道和兵家必争之地。西汉武都太守虞诩入武都，东汉大将冯异出击隗嚣，三国诸葛亮兵出祁山北伐，南北朝时河池氐杨氏政权与刘宋、北魏之间的战事，宋代吴玠抗金，曹友闻抗蒙斗争均发生于此。唐僖宗时期为防御黄巢起义军入蜀，王铎在此置小河关、木皮关。这些历史，见证了白水峡路径的重要历史地位。
  在位于今大河店乡北部的小河铁厂（古称兰皋戍、盘头）白水中游小河村有古渡口，白沙古渡口是自成州道、木皮道东来跨越白水江必经的渡口。成县飞龙峡有成州知州晁说之宣和六年（1124）三月撰写的杜公祠碑文《发兴阁记》，其中载：“（杜甫祠）庙之东有地可建小阁，其南则栈道窈窕，抵凤凰台，往西崖以及白沙渡，实杜子美入蜀之道也。”①小河村古渡口因大诗人杜甫乾元二年自成州栗亭镇出发远赴成都时途经此地并遗诗《白沙渡》而闻名天下。《杜甫与徽县》一书记载：“白沙渡，系指洛河中游的官桥坝渡口。过去这里沙滩为茫茫一片白沙，随手一抓，白沙如水一般从指缝滑落。‘官桥坝’别称‘白沙渡’，因杜甫的《白沙渡》诗而得新名。”②按晁说之《发兴阁记》的记载与杜甫《白沙渡》诗的写实性记述，白水峡西段西连木皮道、东接青泥道的白水路旧路是客观存在的。不过以公元1055年为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与节点，以李虞卿主持新修白水路为标志，通往嘉陵江的具体走向发生了改变。北宋至和二年（1055），利州路水陆计度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主持改道新修白水路，此路北起凤州河池县西十五里的银杏镇河池驿（今银杏树村），经河池县城、观沟、五里铺、十里墩、佛爷崖、文家池、照壁崖、王半山、赵家沟而入白水峡，再经大河店、王家河至大石碑处路线折上瓦泉山，经石坎栈道翻山，抵达嘉陵江边位于虞关（仙人关）下的长举驿（今白水江镇长丰村），全长五十余华里。经过青泥道改道修通的白水路，自河池驿—大河店—大石碑—长举驿抵达嘉陵江边，路径相较于青泥旧路短而平易，减省了青泥旧路的通行里程与养护开支，降低了通行难度，保障了古蜀道在青泥岭地区的畅通，为当时官方邮驿的传递、陇蜀茶马经济贸易的发展与文化的交流繁荣提供了交通保障。正因如此，新修的白水路与青泥旧路相较，“一旦避险即安，宽民省费，斯利害断然易晓，乌用听其悠悠之谈邪！”③青泥岭地区的两条道路先后成为官方首选的通蜀官道。
  凤州河池驿在西汉所置河池县治所在地，驿站北接经冬青峡（峡门）、火站、高桥至秦州的河池古道。宋开宝三年（970），河池县城向东移至固镇（今徽县城关镇先农），但驿站仍留在银杏镇原址。关于兴州长举驿，据《汉中府志》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置苌举县，在沔州（略阳）北八十里，属盘头郡。北周武帝（宇文邕）时，废盘头郡，苌举县改属落丛郡。隋改“苌举”为“长举”。传为长丰县所在地。唐贞观二年（628），迁移县治于兴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元至元二十年（1283）并长举入略阳。又据《徽县志》记载：“长举旧县在仙人关下临江岸。宋初无此县，开禧中复置长举县，隶属沔州顺镇郡。在长举驿旧址上。”①清代嘉庆年间，张伯魁《白水峡》诗后四句云：“踏遍青泥岭外程，枝枝叶叶送秋声。讹传旧有长丰县，半在江边半在城。”今略阳白水江镇北二十里的长峰自然村传为长举故址，此地紧邻宋代仙人关、吴王城，江对岸东侧台地有宋代长丰寺寺院遗址，遗留有若干与长丰寺、仙人关、嘉陵江沿江古道有关的历史信息。
  白水路白水峡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在白水新路取代青泥旧路沟通南北交通后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条峡谷连同白水新路在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个朝代演绎了众多的历史故事。
  在大河店乡王家河村瓦泉社北距“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一公里处有栈道遗空一排，栈道孔距全长25米，现存栈孔13个，栈孔分上下两排，该遗址为白水古路的重要见证。王家河下游白水路路径起初在瓦泉山上，其原因在于通过栈道翻越瓦泉山抵达嘉陵江边的长举县、长举驿是一条捷径。宋代以后，随着虞关西南侧长举县的废弃，驿站改建江镇（今白水江镇），故而通往嘉陵江边的路线改由王家河以下沿白水峡顺流抵达白水江镇驿站。白水路至略阳白水江镇后，一方面可与江镇南侧小八渡山（今大梁子老爷岭）的通略大道相通，经栒林驿、磨坝、吴家营南下兴州略阳；另一方面，也可沿略阳地界的嘉陵江河道走向，由两河口—明水坝（今徐家坪）—街口驿站—周家坝—白崖栈道—横现河镇路线，最后抵达兴州略阳、利州广元。在今白水江镇九家山小河村对面，北距江镇古街600米处的嘉陵江东岸马莲垭口绝壁上有南北走向的栈孔16个，孔径20～24厘米，间距1～2米不等，距水面2～3米。遗迹呈一字形线状排列，长30余米，位于江镇与封家坝之间。栈孔上方约3米高处，沿江走向又有石碥道一条。这段古栈道遗迹当为嘉陵古道的一段，是嘉陵江行船的拉纤“纤道”。江镇自古以来就是陕、甘、川交通中转站，是蜀道上一个重要的水陆码头，无论是唐代的“青泥道”还是宋代的“白水路”，江镇都是其必经之地。江镇古街上今遗存古城门一座，门内外分别砖刻“秦蜀襟带”“嘉陵保障”四字。从江镇古街越东南方向的马莲垭口，进入麻柳塘沟大路口，沿河沟向东翻过老爷岭可到达略阳，为古“徽略”（徽县—略阳县）大路。顺着这条古栈道，沿江向南两公里左右为封家坝，其西侧是麻柳塘沟大路口。至此，青泥道与兴州地界古道接通。
  （四）河池古道
  西汉以来的河池县治在宋代开宝三年（970）由银杏镇移治于固镇后，仍保留河池驿于银杏镇。宋代《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1085）年间，河池县设有两乡及河池、固镇、高桥三镇。镇作为一种行政建制，起源于军队在关津要隘处驻兵防守或镇守边关以充实边备。高桥位于宋代秦州南境李子园与凤州河池县北境的交界地带，古来设有军队驻守的高桥关。依此推断，北宋时期或已存在经河池驿北上榆树火站、高桥、李子园而达秦州的路径。这条古道即后世明代嘉靖版《徽郡志》与清代嘉庆版《徽县志》记载的徽州通秦州三十五里店的茶马古道，是清代《秦州直隶州乡土志·道路》①记载的由秦州南下经皂郊堡、梢子镇、娘娘坝、白蜡峡、乏牛坡至高桥，再“至木梨川出州界入徽县境南抵巴蜀之孔道”，也是2003版《徽县志》记载的延续使用至20世纪50年代的河池古道。
  二、唐宋时期青泥岭地区的茶马贸易
  青泥岭地区唐宋时代的古道在战争时期是用兵之道，在和平时期则是官方邮驿之道与茶马贸易商道。
  唐宋时代的茶马贸易是政府主导下以产自川汉地区的茶叶换取甘南、青海、西藏、新疆等番族牧区马匹的贸易行为，即“茶马互市”。汉族政权实施这种贸易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作为战略物资的军马，完备军事力量。唐代实行“马政”制度，军马主要来源于政府官方“马监”饲养的马匹。在中央设太仆寺主管，在陇右及其他地区设置国家牧监（养马场），置陇右诸监牧使、群牧都使、闲厩使等，具体负责战马的牧养、管理与供给。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始设“互市监”，茶叶开始销边，出现茶马互市。“安史之乱”后，陇右地区被吐蕃占领，牧监全部丧失，政府主要以高价购买回鹘等少数民族入贡马匹以供军需。虽然番汉两族之间有官方以马易茶的行为，但茶马贸易并不发达。唐中期茶叶贸易始为政府管理下的专营行为。《唐会要》记述：“贞元五年（785），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什税一。是岁得缗四十一万。茶之有税，自滂始也。”“大中六年（865）五月，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又立税茶之法。凡十二条陈奏，上大悦。”②因此，以唐中期开始，政府对茶叶贸易实行茶引征税贸易管理制度。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至乾元元年（758），回纥人驱马开始在蒙古和回纥地区与唐人进行茶马交易。唐政府在今秦州地区设有主持马政的“南使”（南市），负责管理政府养马事务和与吐蕃、回纥的茶马互市。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嘉祐五年（1060）八月，诏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专领本路监牧及买马公事，仍相度于原州、渭州、德顺军置买马场。”③建炎三年，张浚节制川、陕，承制以同主管川、秦茶马。宋、元、明时期，朝廷在秦州设置“榷场”，专门用于中原王朝与吐蕃、藏、西夏、蒙古等牧区之间的茶马、盐铁贸易。宋仁宗时在秦州设立交易市场，年支银四万两，绸绢一万五千匹，向少数民族购良马八千匹。熙宁七年（1074），宋神宗在秦州、成都设立“茶马司”，专门负责与吐蕃、西夏进行茶马交易。“神宗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已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博马。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西人善马至边所，嗜唯茶。麝香、水银、牛黄、珍珠自西而来，丝绸、茶叶、金器、银器、漆器流西。”①南宋初年，宋与金国在秦州皂郊堡、天水县、吴砦至陇城县一线形成对峙，金国曾在秦州西域设立榷场，专门组织贸易活动。北马与南茶的交易，正是由青泥岭地区的青泥道、白水路将川陕大驿路与成县、西和县、礼县通秦州的祁山大道连通实现的。
  青泥岭地区的茶业贸易在宋代进入繁荣时期，实行官方主导下的茶叶专卖制度。政府垄断贸易，严禁民间私贩，使茶税收入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宋会要》记述，“太祖乾德五年（967），诏：客旅于官场买到茶，如于禁榷地分卖者，并从不应为复位断”②。乾德六年，颁布《禁私贩茶诏》：“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百钱以上，杖七十，八贯、加役流。主吏私以贸易者，计其直五百钱，流二千里；一贯五百及持仗贩易私茶为官司擒捕者，皆死。”③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林特《上茶法条贯序》记述：”夫邦国之本，财赋优先；山泽之利，茶茆居最。实经野之宏略，富国之远图也。顷以边陲之备，兵食为先。而乃许折缗钱，以入谷米，给彼茶茗，便于商人笼货物之饶，助军国之用。”④宋嘉祐四年二月四日颁《通商茶法诏》：“敕：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自唐末流，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使田闾不安其业，商贾不通于行……朕心恻然，愿驰榷法，岁入之课，以时上官。划去禁条，俾通商贾。”⑤“绍兴元年二月十七日，户部仕郎兼提举榷货务都茶场孟庾言：‘据提辖任点申：建炎三年九月内承朝旨，别印造一等食茶小引，每引五贯文，许贩茶六十斤，不得出本州岛界货卖。’”“四月九日，任点言：‘勘会客贩茶经过去处，依法长引经州、短引经县验察，别无私贩，许放行，不得过一日。’”“五月十七日，孟庾言：‘茶客买到文引，在法令先于合同场勘验，请买笼篰，就往山场园户处买茶装盛入城，赴合同场称制，封印批发。今昌法规利之徒，买到茶入城，多不往合同场称制，便经赴茶磨户牙人之家贱价货卖，再执文引出城买茶，往来影贩，从来关防未尽。欲乞今后令州县出给印历，责付监门官吏遇客人买到茶入城，即验引抄上，实时具客名、料例、字号、茶笼篰斤重数目，关报合同场照会称发，及令主管茶事官，每十日一次参照检察，所贵关防周尽，杜绝私贩之弊。’从之。”⑥这几则文献说明宋代政府对茶叶贸易实行文引管理制度，介绍了当时茶叶贸易方面对政令的严格执行情况。
  《宋会要》记述：“神宗熙宁九年（1077）十一月六日，提举成都府、利州、秦凤、熙河等路司状：‘已准朝旨立法，令尽数收买茶货。勘会新法内阶、成州系次边境地分，又西路秦、凤州，西南入利州路以西并为川蜀出茶地分。’”“神宗熙宁二十五年四月三日，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司言：‘秦凤路副总管夏元几用禁军回易私茶，侵害茶法。’诏转运司劾之。”①文献涉及的宋代阶州即今陇南市武都地区，成州即今陇南市成县、西和县及徽县部分辖区。由当时的行政区划与军事管理情况来看，陇南地区系宋代边境地区，是官方确定的川蜀茶叶的销售地。
  陇右道辖区有“熙、秦、岷、河、阶州、通远军、永宁寨”七处茶场。“秦州在城及清水县、陈成县、百家镇、铁冶镇、伏羌城、甘谷城、三阳寨、安宁寨、弓门寨、鸡川寨、陇城寨、永宁寨，熙宁八年四月置。成州：在城及府城场、栗亭场、泥阳场，熙宁九年十二月置。阶州：在城及将利县、西故城镇、峰贴峡寨，熙宁八年八月置。”“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设场，收卖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称发。至于今不易，公私便之。”②成州辖区包括今陇南市成县、西和县及徽县栗川镇，泥阳镇一隅，成州栗亭县旧址在今徽县栗川镇，因此，栗亭场在徽县栗川镇，泥阳场在徽县泥阳镇。这说明，宋代时期青泥岭地区的徽县栗川镇、泥阳镇是当时政府设立并管理的重要的川汉之茶销售市场。
  有宋一代，政府不仅实行文引规范下的商业化茶叶贸易政策，而且茶叶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重点用于同西北少数民族牧区进行马匹交换，以保障军马供给。为保障同牧区之间茶马交换的正常进行，政府在西北地区设立专营茶马贸易的榷场，设立茶马司专门负责茶马贸易。“太平兴国四年（979），诏市吏民马十七万匹，以备征讨。”③“六年十二月诏：岁与边境市马，偿以善价。如闻富人皆私市之，自今一切禁之，私市者论其罪。”④“宝元元年（1038）七月十二日，诏保安、镇戎军榷场，岁各市马千匹。”“至和元年（1054）十二月，群牧司言：旧制，陕西、河东路十七州军市马，自西事后，止置场于秦州。今内外诸军皆阙马，欲请于环州、保安、德顺军仍旧市马。”⑤“嘉祐五年（1060）八月，诏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专领本路监牧及买马公事，仍相度于原州、渭州、德顺军置买马场。九月，薛向言：祖宗朝，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军，九处置场市马。”⑥“绍兴七年闰十月五日诏：川陕茶当转以博马，闻吴璘军前尚或以博马易珠及红发之类。艰难之际，战马为急，可札下约束。”⑦“十一月九日，又喻吴玠，以茶博易珠玉、红发、毛缎之物悉痛禁之。”⑧“五代监牧多废，官失其守，国马无复蕃息。国初，始务兴葺，遣使岁诣边益市马。凡市马之处，河东则府州、岢岚军，陕西则秦、渭、泾原、仪、环、庆、阶、文州、镇戎军，川陕则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军。皆置务，遣官以主之。岁得五千余匹，以布帛、茶、他物准其直。就运铜钱给之，太平兴国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钱悉销融铸为器，及定此制……景佑三年四月，再定诸州买马额。秦州蕃部马万八千七十匹，省马五百匹……又有招马之处，秦、渭、阶、文州则有吐蕃。回纥。“崇宁四年（1105）六月十二日诏：昨降指挥，令陕西茶马司支茶五万，于年额收买战马二万匹。”“十二月十一日，尚书省札子：检会熙宁、元丰，川茶惟以博马，不将他用。盖欲因羌人必用之物，使国马不乏，骑兵足用。窃虑浅见官司，趋一时之急，陈乞别将支费，有害熙宁马政。欲修立下条：‘诸州茶非博马，辄陈请乞他用者，以违制令。’从之。”①这些文献实录记述了宋代在西北、西南地区设置“马务”“马场”，规定市马的地点，茶叶来源、茶马交易数量、对象，以及茶叶必须专用于交换战马，不得挪作他用。
  陇南地区在宋代不仅是重要的茶叶销售市场，也是重要的军马集散地。前述文献中的阶州在今陇南武都，文州在今文县，秦州在今天水，环州、庆州在今庆阳地区，镇戎军在今宁夏。由此可推知，陇南武都、宕昌县、礼县、西和县及天水周边地区曾存在宋代官方设立的负责茶马交易的茶马司机构，在陇南范围的阶州峰贴峡、宕昌寨分别设有专门收购马匹的“马场”。
  “乾道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户部言：茶马司申‘宕昌峰铁峡买马以前立定赏罚，止是该说顺政、长举两县收发茶数外，余将利、福津两县不系茶运经过地，所以未有赏罚。今来本司自绍兴初运茶怀马，系于西和州管下宕昌寨、阶州管下峰铁峡置场，其茶运却从兴州置口以去摆铺运发，系经由兴州顺政县、长举县，阶州将利、福津县前去临江茶场交纳，应副博马之用。’户部状：‘都大榷茶司申：乞应成都府排岸司，兴州长举县装卸库，凤州转般库监官，绵州巴西，利州昭化、三泉，兴州顺政、长举、西县，兴元府南郑知县任满，收发过茶无失陷、欺弊，提举司保明，每四万驮与减磨勘二年。’”“乾道八年六月初一，礼工部言：‘都大茶马司申：西和州置添差通判一员，以本司干办公事兼之，专任宕昌监视买马。上见窠阙，系是创置。年额买马，几近万匹。出纳钱物浩瀚，乞铸铜印。并宕昌买马所支马价钱，旧在临江置场支给。于乾道四年内本司措置，就宕昌置库，收支买马钱粮，茶绢数百万贯，乞铸铜印。今欲乞拨以‘西和州宕昌买马之印’九字为文，又欲依本司已拟到‘茶马司宕昌茶帛库记’九字为文，铸造施行。’从之。”②
  “绍兴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殿前都指挥使知事杨存中言：宕昌寨、峰贴峡马场至兴州兴元府马务团纲二十程，旧来买到马，和顾人夫牵送，并不用心养喂，致有损坏。送本部勘当，本部欲行下茶马司，和顾人夫，将所买马自宕昌寨、峰贴峡牵送五程，交付吴璘所差官兵牵送七程，连接姚仲牵送八程，至兴元府马务团纲施行。”“乾道九年六月十八日，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友直言：内取宕昌人马到西和州，系离宕昌六程，至兴元府一十四程。取峰铁峡马，使臣到阶州，系离峰铁峡四程，至兴元府一十六程。”③
  这几则文献中所提及的宋代兴元府即今陕西汉中市，兴州顺政县即今略阳县城关镇，置口在今略阳县徐家坪镇，长举县在今青泥岭地区略阳县白水江镇长丰村与徽县大河店镇一带，西和州在今西和县、礼县，将利县在今武都区，福津县在今武都区东南。依文献可知，西和州管下宕昌寨马场用于交易马匹的茶叶取之于兴州顺政县、长举县嘉陵江沿岸茶场，宕昌寨马场以茶所易马匹，又由兴州置口装船南运至兴元府，起纲实施远途水运。期间连通兴州顺政县、置口、长举县、西和州的古道恰是介于兴州与成州之间的青泥古道和西接成州的木皮古道，以及成州与西和州之间的祁山古道。
  另外，驻守兴州的都统吴挺于淳熙二年四月十六日上言：“本司诸军战马，除茶马司得岁额纲马六百五疋外，岁于宕昌以来自行收买。”四月又言：“乞于皂郊、威远镇、东柯、太平监等处北马驿，许相兼收马。”①另按《宋会要》记述：“乾道八年七月二日，诏令诸军于沿边熟户等处收买好马，不得私相贩卖。仍经由河池县茶马印验，发付诸军，申（宣）抚司照会，觉察施行。以臣僚言，四川诸军于宕昌及熟户处买马。私贩出川界，于襄阳一带转卖铜钱，致使诸军马数亏少。故有是命。”②这些记述足以说明，位于青泥古道核心地区的河池县宋代曾设有茶马印验的官方机构，青泥岭地区的青泥古道是当年茶马贸易的必经官道。
  三、明清时期青泥岭地区的古道通行情况
  明清时期，徽县东境有官道经永宁铺、玉堂山通两当县，南境青泥岭地区有青泥道与白水路并行且畅通，县西境有栗坡道经下店子通成州，县北境有河池古道通往秦州。清代《三省边防备览·栈道》记述：“一由略阳（古兴州）经甘肃徽县、两当出凤县而至宝鸡、利州、兴州达凤翔之路也……唐宋以来，凤岭、紫柏、青桥各险，山石塞断。长安赴蜀者由凤翔趋两当，徽、成，明皇幸蜀但记河池之逢迎；吴武安兄弟拒金亦在略阳、仙人关一路。”③这段文字说明，沿今凤翔、宝鸡穿凤县、两当，经过徽县（青泥岭、虞关）再到达略阳、广元（利州）的这条线路是唐代至清代一直在使用的由陕西关中进入蜀川的古道之一。
  由于以青泥岭为交通枢纽的古道在沟通南北交通方面的作用重大，宋以来历代对于徽县境内的古道都进行过一定的维修管护。在今徽县大河店镇、虞关乡境内古道沿线遗留下了若干处官方与民间修路的记事碑刻，这些题刻是：大河店镇王家河村宋代嘉祐二年（1056）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虞关乡虞关村明代成化三年（1467）巡检许清“虞关修路摩崖碑记”；水阳镇泰山村“十字坪”明代嘉靖六年（1527）“徽州重修石梯崖路记”；大河店镇王家河村明代万历十七年（1588）郭元桂记述巡按御史钟文陆整修白水路的“白水石路记”；大河店镇青泥村明代万历二十九年（1601）“玄天神路”摩崖石刻；虞关乡八渡沟村明代万历四十二年（1614）“石硖修路”摩崖石刻；清嘉庆十六年（1811）“远通吴楚”碑与“修路碑记”；清光绪二十年（1894）总督秦陇使者杨昌濬撰书“大河店修路碑”；虞关乡虞关村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军胡宗南陆军师第一旅旅长李铁军撰题“虞关义渡记”。这些修路碑刻碑文记载了宋代至明清民国时期的千余年里，官方与民间对青泥岭地区古道的维修情况，是徽县青泥岭地区古道古今通行的历史见证。
  徽州北境的河池古道在明代史志中已有明确记载。明嘉靖版《徽郡志·舆地》记载：“峡口，北三十里。火站峪，北六十里，有御史行台。木芦，北一百一十里。”①《徽县新志》（舆地·里至）记载，“北八铺：银杏、冻青、峡门、火站、木芦、高桥、糜渚、伏虎。里至：城北少东十里银杏镇，又二十里峡门，又一十里火钻站，又二十里榆树坝，又二十里大沙坡，又五里小沙坡，又五里木芦川，又十里高桥，交秦州界，距城一百里”②。明代与民国徽县方志对河池古道沿线村镇与里程的记载说明，明清时期徽县曾存在经县北境过火站、高桥通秦州的古道。这条古道由徽县城向北经榆树、火站峪（今火站）、高桥、李子园抵达秦州，向南接青泥岭地区的青泥道、白水峡白水路南下兴州略阳入汉川。
  依据明、清官方文献与徽县地方志的记载推断，青泥道、白水路与河池古道仍然是明清时期官方使用的沟通秦州与汉中的茶马贸易通道。由此，遗留有若干与这三条古道有关的诗文，如明代伍福《过铁山》，王云凤《过铁山》，杨一清《咏蜀道》《过仙人关》《过铁山》《虞关道中》，张应登《过白水硖读摩崖碑诗一首》，刘良卿《虞关道中》，王邦瑞《宿火站行台》，陈棐《火钻岭辞》，甘茹《高桥次韵》等诗以及吕楠《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左之祯《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量数目》；清代周书《游白水江》，张伯魁《登青泥岭》《仙人关》《白水峡》《地坝山》《木皮岭》《大河店途中》《大小山》《火钻道中》，张绶《登铁山》，方铸《栗亭道中》《徽县道中》，蒋薰《八渡山下早起》《上八渡关沿岭涉溪西北行四十里之白水江》《望铁山》，郭凤鸣《晓发徽县》《大焦山》《榆树坝》，秦武域《自两当至徽县》《包家峡》《麻沿河》《大小山》等③。
  四、明清时期青泥岭地区的茶马贸易
  鉴于茶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和明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以及马是必需的战略装备，明政府严格控制茶叶的产销，严禁私贩茶马，茶马交易历经元代的衰落后在明代再次得到发展。明朝建立后，依旧施行以川、汉茶叶易换番马的“南茶易北马”国策。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管理茶禁与茶叶购销事务。在临近西北的关津大肆建茶、马巡检站所，专营茶马贸易。《明会要》记述：“洪武二年，始于关隘冲要之处设巡检司，以警奸盗，后逐增置各处。”敕谕天下巡检：“朕设巡检于关津，扼要道，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①巡检司通常稽查无路引外出之人，缉拿奸细、截获脱逃军人及囚犯，打击走私活动，维护正常的商旅往来。“太祖五年二月癸未，置四川茶盐都转运使。”②在秦州设立茶马司，严格茶叶经营管理。“明制：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官茶间征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初，太祖令商人与产茶地买茶，纳钱请引。引茶百斤，输钱二百。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洪武初，令买茶之地，宣课司三十取一。户部言：陕西、四川茶宜十取其一。以易番马。于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洪武五年，立茶马司与川、陕，听西番纳马易茶，赐金牌信符以防诈伪。每三岁遣廷臣召诸番合符交易。上马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以私茶出境者罪死，虽勋戚无贷。三十年，改设秦州茶马司于西宁。檄秦、蜀二府发都司官军于入西番关口外，巡禁私茶出境者。”③明洪武时，驸马都尉欧阳伦使西域，因贩私茶，赐死罪。为此，徽县嘉陵镇严坪村五征窑有关于明代安庆公主因之出家礼佛修行的传说，出土有明万历二十五年“皇帝开建敕修寺院，造立石塔”的铭文砖刻。
  明政府在今甘肃天水、临潭、临夏和四川雅安等地设有茶马司，专管茶马贸易事宜。公元1375年，又将秦州茶马司改设于青海西宁。至此，历经元代停滞的茶马互市再度得到恢复。“永乐七年，申茶禁，增设茶马司。”“成化三年，命御史巡查陕西。”“弘治十二年，御史王宪言：自中茶禁开，私茶莫遏，易马不利。遂停中茶之制。”“十五年，命杨一清督理陕西马政，遂并理盐茶。因奸人多挟私茶，阑出为利，番马不时至。一清严为禁，尽笼茶利于官，以服致诸番，番马大集。十六年，都御史杨一清监理马政，复议开中（茶之制），言：召商买茶，官贸其三之一。每岁茶五六十万斤，可得马万匹。”“嘉靖十五年六月，巡茶御史刘良卿言：旅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盖西陲藩篱莫切于诸蕃。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非可以常法论也。’请敕三茶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当发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无得夹带。且多开商茶，通行内地，官榷其半以备军饷。”④
  《徽郡志》（建置·杂属）记载：“御史行台在火钻镇。嘉靖十七年（1538），巡茶御史沈公越檄、知州王时雍创建，礼部尚书吕楠有记。分司在行台右，即批验所旧址。公馆在木芦镇。”“批验茶引所，原在火站镇，移于州治西街。嘉靖三十七年（1558），巡茶御史梁公札改建白水江。大使一员，攒点一名。”清代乾隆版《四库全书》记述，“历代茶法：明陕西置茶马司四：河州、洮州、西宁、甘州；各府并赴徽州茶引所批验。洪武初，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晒一蓖，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每上引仍给附茶七百斤，中引五百六十斤，下引四百二十斤，名曰酬劳。经过地方，责令掌印官监验，佐贰官催运。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客课司，验茶有批验所。岁潜遣行人，张榜文于行茶所在，悬示禁约私茶出境。拨官军把守巡视，但有私茶，即拿解治罪。”①这些记载说明，“火站、高桥”是明清时期徽州通往秦州的古道上的重要关津，当时，徽县经火站、高桥通秦州的河池古道涉及茶马贸易。明代官方曾在这条古道上的徽州火站设管理茶叶转运事务的批验茶引所，这条古道是当时南北茶马交易的官道。
  巡检司为元、明、清县级衙门下的基层组织。元朝首创，以军事管理功能为主。明朝依例沿用，佐以行政权。明代嘉靖年间，政府在徽县北通秦州的高桥设有巡检司，在高桥关附近的木芦镇置巡检司公馆，在榆树火钻镇置御史行台。明朝在陇蜀茶马道上的徽州火钻、县城西街与白水江镇先后设批验茶引所，在高桥、虞关先后置巡检司，严防茶叶、马匹走私。清初，徽县三处巡检司最终裁撤。火站峪又名火钻峪，位于北距今徽县城六十里的榆树乡火站村。明朝在此设批验茶引所，汉中府所属五州县当时的课茶需经此地运至秦州三十五里店（今秦州区太京镇），然后才可上市交易，转运金城，分赴青、新等少数民族地区。茶过火站茶院时必须领取准运茶叶的“茶引”，否则茶运到秦州无法交割。火站茶院代表国家管理着陇蜀道上的茶叶专营贩运。
  《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记述：“徽州火站镇，旧设批验所，与秦州骆驼巷、稍子镇同，后至巡茶刘君俱奏革去。惟火站镇，官虽革而印未缴也。嘉靖戊戌，犹铨注一大使，然而于所无衙，于官无事，如虚衔耳。戊戌（1538）之秋，应天沈君中甫奉命巡茶陕西，至火站镇，叹曰：‘此地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岂可以无官守与公署哉？’况虏酋一寇，众逾十万。近者吉囊俺答之种最号精强，而哈喇慎亦黠虏也，不时南侵，墙堵而来，虽有秦、巩、临、平、甘、宁、固、靖诸路之兵，然众寡不敌，又多软脆，望尘奔遁，莫敢支持，人徒以为虏强而我弱也。殊不知御虏在士，奋士在马，畜马在茶，行茶在公署。公署不立，而欲茶之行者鲜矣。茶课不足，而欲马之畜者鲜矣。马力不齐，而欲士之奋者鲜矣。军士不奋，外欲攘敌以却虏，内欲安夏以保邦者，未之前闻也。然则火站镇察院行台之建，岂可少且缓乎？君乃先行广宁、开城七苑，查见在大小儿骒驹马万有四千有零，其倒死、拐逃、被盗者皆备查，其数比之原额率亏损十三焉。如是而茶课犹缩，保寨犹敝，马之不寝耗以亡者几希。虽有塞源之心，其如云锦之群何哉？尔乃令汉中府岁办地亩、课茶五十四万，依期起运。禁茶园、店户盗卖欺隐，而中茶商人领引之后，不得辗转兴贩，别务生理。久不完销，以稽国课。虽山西诸处，各该原籍亦必监候家属。又令洮、河、西宁三道督察三茶马，官吏于运到茶斤，不得收粗恶者于库内以易马，而以甘美之茶给商人。又令守巡参将诸官责各衙门巡捕官，即理巡茶。而西戎土番，叠溪、松茂以至西宁、嘉峪诸处私贩茶徒，不得肆行潜通番人易其马。又令各驿递衙门于发到摆站嘹哨，茶徒纳工拘役及贫病者各有所处。又令甘肃二行太仆寺及陕西都行二司，严视官军马匹，不得走失。疮瘭而桩朋，地亩、马价亦皆及时完征。并禁官马不得驮载私物，减其粮料。又令派定空闲牧军守候，茶马一到即时表领，勿得守至旬月，致马瘦损，至啮柱槛。其各苑亦必相水草之宜，而腾驹游牝，各得其所。圉长群头皆不得惰偷闲旷，以废其业。又令苑马寺通行分管三路官员，亲诣各该监苑，巡视寨堡，务必高墙深堑，坚实完厚，保障地方收敛，马匹勿致损失。夫汉茶有招马之令，番人有市马之乐，监苑有饲马之实，寨堡有护马之所，行之数年，虽骤牝千亿，亦可睹也。比物四骊，不啻言矣。徽守刺史王时雍言沈君存心正大，行事严明，合省官员皆敬慕之。宜其锡马，蕃庶强壮，边圉如此也。行台正厅三楹，东西厢房共六楹。后厅三楹，东西厢房亦六楹，二门、大门各三楹，若大使之宅第则行台之西亦不下一二十楹，器用诸物皆具。是役也，始于嘉靖十八年五月初十日，落成于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未几，沈君已竣事去还朝矣。去行台之第二年庚子七月，徽人来速记。予遂述其所闻，美政一二，以告后来。沈君讳越，中甫其字也，别号鹿村。南京锦衣卫人起家，嘉靖壬辰进士。”①文献说明，嘉靖十八至十九年（1538—1539），朝廷派来徽州负责监察茶院事务的官员沈越主持新修了火站镇巡茶察院行台。火站镇巡茶察院行台地处徽州至秦州的必经关口上，嘉靖戊戌（1538）年秋，朝廷派沈越（字中甫）来陕西巡视茶院事务，他十分重视火站巡茶察院，与地方一同修复荒废的茶院衙门，使茶院各项事务恢复正常。因地方偏僻，管理不便，不久该茶院即迁至徽州城西街。嘉靖三十七年（1557），巡茶御史梁札来徽州巡视茶院事务，为严防川、汉茶叶通过白水道、成州道走私入甘南、定西，进一步加强了对茶引的管理，巡茶御史梁札遂将徽州城西街茶院迁至白水江口。
  明代徽州知州左之祯撰《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粮数目》：“州北六十里火站峪，系运茶要路。旧制设有茶引所衙门在焉，其汉中府所属五州县课茶俱由此地运送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先年议在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处佥编运茶脚户刘文光等百有余名，住居本镇。除支领工食外，任其开垦荒山，砍伐林木。自本镇至滴水崖，南北亘七十里，东西阔二十里，地未入册，粮未起科，是以相传为茶夫地云。后运茶议罢，而茶户之子姓相沿开垦，遂为世业，并未征粮。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西乡县复运茶到州，议添茶脚。前任知州申请布政司批允在本州一十八里每年派银二百六两三分，刻入条鞭规则内，遂为岁额。州民苦之，王秉查知，前地于三十八年（1610）间状告。两院批行，分巡道董暨本府刑厅转委，礼县知县尹焕，不惮劳瘁，履亩丈量……尹知县不避劳怨，履亩丈量，使六万余湮没之田、数十年不决之事一旦清明，舆情大快。据议三等起科，甚为舀当，仍立碑入志以垂永远。杜异日告辩之端，缴本州知州左之祯遵奉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间，督刊附入。”②这篇文章说明，茶院最初设立时，从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地挑选出以刘文光为首的运茶脚户百余人，长期居住于火站镇，负责茶运事务。其正常开销工食由官府发放，同时允许在火站镇周围开垦荒山，砍伐树木，以拓宽经费来源。这反映了明代万历年间徽州火站镇茶院茶夫生活开支有大片茶夫地保障的情况，反映了徽县与秦州、秦安、清水、礼县、陕西汉中西乡县之间的运茶关系，体现了当时政府对茶运的重视，佐证了明代徽县通秦州茶马古道的存在。
  火站镇开凿有珠临寺石窟，所遗留的青砖与方块灰陶莲花刻砖具备宋明时期的特点。村西绝壁上有摩崖题刻一处。由“重建珠临寺院□持常住地”与“大明国陕西布政巩昌府徽州邵□□珠临寺□□寺”“万历岁次癸丑年春仲月壬子日书记”等文字落款推知，珠临寺重建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阴历二月二十四日（1613年4月13日）。“珠临寺院□持常住地、徽州左、茶印所”等摩崖文字，佐证了历史文献有关徽州知州左之祯在万历四十一年奉两院查明茶夫地粮数目的记载与这条茶马古道存在的真实性。珠临寺附近另一处刻于万历十七年有关民间买卖田地的地契摩崖文字，旁证了万历四十一年左之祯奉两院查明茶夫地粮数目的客观原因。
  明代嘉靖时兵部尚书、凤泉人王邦瑞在《宿火站行台》中概括出火站镇的古老历史以及古道的南北路径走向。文冈人都御史刑部郎中陈棐的《火钻岭辞》则极尽夸张地描写了火站镇周围古朴的自然环境。张伯魁《火钻道中》《大小山》诗中写到的“火钻道”即当年徽县北通秦州的河池古道，“大小山”即当年徽县北通秦州道上的“大沙坡”“小沙坡”。
  清初，茶叶贸易管理上沿用明律，仍实行政府专营政策。明文规定：“凡通接西番关隘处所，拨官军巡守，遇有夹带私茶出境者，拿解治罪，番僧亦许沿途官司盘验，如有夹带奸人私茶，则茶货入官，伴送夹带人送官治罪。”康熙四十三年以后的管理虽有所放松，但也只许出界人带茶十斤以内。若驴驮车载，乃按私茶治罪。同治十三年（1874），陕甘总督左宗棠制定茶叶经销试行章程八节，规定茶叶采运均先办引票，待运至兰州检验后方可行销。由于清朝将北方广袤的蒙古草原纳入了大清版图，通过向牧区征调马匹即可实现军马供应，因此，唐宋以来延续多年的“茶马互市”日渐被“边茶贸易”取代，原有的茶马古道沿线民问贸易日渐繁荣兴盛。
  清顺治八年（1651）正月徽州知州杨三辰所撰的《徽州调停驿站碑记》记载：“巩昌府徽州……西上成县仅九十里，即为近差；东送两当无站，直抵凤州为路二百里，北送秦州三百余里，南下略阳二百里。”碑文记述了清初巩昌府徽州“调停站法”事宜的大致过程及徽州地区驿道的走向、距离，官府对邮驿、递铺的管理，印证了清初青泥岭地区商贸古道的存在。
  五、近代以来青泥岭地区的道路通行与民间贸易
  据《徽县志》记载，徽县古驿道与马帮驮道四通八达。与秦汉故道河池段路线大致一致的“华双”公路1938年通行前，其境内即有“北通天水，南达略阳；东往两当，西接成县”的四条官方驿道与马帮驮道。北行过银杏镇、庆寿寺、杨家店、峡街、冻青峡、西坡、火站、榆树、沙坡、木庐川至高桥，再由渭儿沟出白音峡到李子园、骆驼巷、娘娘坝、稍子坡镇、徐家店、皂角堡（皂郊镇）、秦州、三十五里店的古道为北大道，也称河池古道。①河池古道与南境的青泥古道和白水路使徽境南北成为通途，是西南、西北地区经济文化往来，如进行物资贸易、传递文书信件的主要动脉。清代与民国时期，青泥岭地区古道沿线的驿站、集镇、旅店，供行商食宿与集散物资。川汉地区的茶叶，西北地区的马匹、宁夏花马池与青海的食盐、药材、清油、生姜、布匹、日用百货为来徽的主要货物；经徽县输出的货物有来自南方的茶叶，徽县栗亭川的烧锅酒，大河店的铁锅、铁铧，城郊各乡的棉花、药材、麻纸等。古道沿线至今遗留有许多古旧门店、石马槽、石栈以及与古道密切相关的地名实物。古道沿途徽县北境银杏树乡“杨店”，榆树乡“火站”“苟店”，高桥乡“木庐”，秦州区“徐家店”“三十店子”，徽县南境水阳乡“五里铺”“十里墩”“滩店”，大河店乡“青泥店”“大河店”等地名都与此古道相关联。
  《秦城区志》记载：“民国八年（1919）开始，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以天水围中心，新修向周围各县辐射的大车道。九年，陇南地区大地震后，政府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征调民工兴修了从天水经罗家堡、盐官、长道、西河县城至洛峪集、麒麟山、王家楞的大车道，长三百余华里。十一年秋，兴修了从天水经兴隆镇、娘娘坝至江洛，再东行经徽县、永宁达两当的大车道，长五百余华里。”②《秦州直隶州土志·道路》记述：“（自秦州）南出大城南门，过藉水傍南山西行五里，折而南入赤峪谷水。南行五里至小寨，再南十里至兴隆镇，再东南十里至梢子坡，南逾齐寿山。东南行十里至沿川子，再东南十里至娘娘坝，再东南十里至马家店，再东南十里至野鹊窝，再东南五里过驼阳沟水，又五里过南峪河至骆驼项。再东南过花园沟水，十里至石关子。再东南过小岭，十里至碎石子，再东南过碎石山，十里过白蜡峡水至白蜡峡，再东南十里至乏牛坡。过坡东南十里至高桥，再东南十里至木梨川，出州界入徽县境，南抵巴蜀之孔道也。”③这条道即《徽县志》与《徽县交通志》记述的民国以来一直保持通行的河池古道。至今在高桥镇渭儿沟社乏牛坡古道上遗留刻有“民国十一年，裁员，路政工赈监修”字样的修路石刻一处。民国十一年六月，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佑任为与孙中山会晤，由关中绕道甘肃陇南（今天水），从秦州秘密南下，沿李子园、高桥、榆树、城关、青泥、铁山、虞关一线过境徽县，其间写下《徽县早发闻耕者叹息声》《白水江》纪行诗。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发动“成徽两康战役”，后沿这一线北上秦州西达会宁会师。1949年8月，榆树乡海龙山的陇南地下党北山游击队“北山突围”时，也取此道经白音峡抵达天水地区。
  为适应抗战的需要，1938年，天水通往凤县的大车道被改造提升为通行汽车的“华双”公路（陇西华家岭—凤县双十铺），白水峡中的白水路被改造提升为通行汽车的“徽白”公路（徽县城关镇—白水江镇）。1954年，“华双”公路又被改造提升为316国道，基于修建“宝成”铁路的需要，“徽白”公路再一次得到了提升与改造。1956年，徽县境内开通了前往榆树乡、高桥乡，全长62公里的“剡麻”公路（剡坝—高桥—麻沿河），历史上进峡门过火站到高桥至秦州的古道终被遗弃。汽车等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出现使马帮驮队退出历史舞台。
  千余年来，青泥岭地区的古道承载了茶马贸易的重任。1957年7月11日纵贯嘉陵江的“宝成”铁路的通行与2015年10月1日横穿白水峡的“十天”高速公路的开通使青泥岭地区“天堑变通途”，使人们不再有“蜀道难”的感叹。青泥岭周围日益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保障和促进了区域性经济的繁荣发展。
  一部清初茶马贸易的实录
  ——姜图南及其《关陇集》
  冯岁平
  明清时期，茶马贸易关系着一方乃至全国的稳定与发展，始终被统治者视为管理和有效控制边陲地区的要务之一。这种南与北、东与西之间的贸易及运输，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穿越秦岭与巴山的诸多交通要道来完成，贯通西北与西南、中南的连云栈道，汉水与嘉陵江的水运等成为其必选的路径之一。明代杨一清（1454—1530）曾督理陕西茶马贸易，《石淙诗稿》卷之四《西巡类》即其巡查时所作①。到了清初顺治年间，姜图南也曾巡视陕西茶马贸易，撰成《关陇集》四卷，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关陇地区的茶马贸易，堪称这一时期一部弥足珍贵的茶马贸易实录。
  一、姜图南其人其事
  姜图南，字汇思，号真源，江浙钱塘人。一生处于明清交替之际，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官河南睢陈道。民国《杭州府志》详细叙述了其生平履历：
  姜图南，字汇思，钱塘人，大兴籍。顺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御史。时大学士吕宫恃恩偃蹇，劾其表词淫亵，无人臣礼，且庸愞不可尸鼎席，宫由是罢。巡茶马关陇，廉得吴三桂跋扈状、露章奏之者，三力言尾大不掉，恐为异日患。三桂气，索大将以下咸惕息，至门谢过，直声震天下。巡两淮盐务，革桅封，革关胜桥厅税，革除盐豪，右敛手为忌者。所中转外台，由参议为江西南瑞道。出巡方御史，御史中坐两司，皆旁侍图南引故事力争，谓外台与内台雁行列可也。无属吏礼，旋擢副使，为山东济南道。丁内艰起，补河南睢陈道，未几缺裁，兼以病去官。家贫，老屋数椽，升斗告匮，故交皆匿影，不往问，顑颔而卒。图南性高简英，迈负气岸，重然诺，爱宾客，所至车马辐辏，毅然以英杰自命。自江左拥立，三上书，言事不报，拂衣去。入国朝，为词臣居言路，益自负。喜谈经济，诗、古文词纵横苍莽，盘空排奡，似其为人。有
  《关陇》《维扬》《有客堂》诸集行世。①
  其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比较少。按照《顺治实录》的记载，这里梳理出姜图南在顺治时期的履历及其相关活动，列表如下：
  如上表所示，顺治八年八月，姜图南被委任巡视陕西茶马。“自九月初一日陛辞，兼程就道，于十月初八日入关，与前差茶臣吴达交代受事，并即将国重务。”②巡视期间，姜图南奔走于关陇诸地。“当臣入境，首历凤翔。”③但姜图南在顺治九年的巡查明显增多。四月曾驱车抵达汉中④，五月间道出汉南⑤，十一月初四日，“臣驻泾阳汇造，复命文册。”①五月十七日，至茶溪滩等赶茶②，也曾云游过四川③，对武州及游苑寺也特别重视：“本院于役一载，周历三陲武州，控直北上。游苑寺七监开设于此，则考牧一政，尤为关系。”④在巡查过程中，姜图南目睹了各地茶民饱经战乱的困苦现状，对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同情。如在西乡、洋县看到的：
  弟以招中之役，躬历兴元赶茶。五月十七日至茶溪滩，大雨横江，屋瓦皆走。入西乡、洋县，百姓扶老携幼，号控水灾，情状颠连，令人酸楚。山地既不堪耕，其可种者皆在陂陁山麓，顷者冰雹，叠见木石乱流布。种田禾，悉成白地。时已夏至，不能再耕，力穑无秋，终年安望？弟确守茶法，不敢越端，而驱车所过，又不忍佛民之隐、老道长民瘼关心，敬以道路所接，原词汇封送览，分别酌夺。⑤
  姜图南巡视茶马之政，亦曾于顺治九年（1652）途经成县：“十六日入成县界，骤雨湓集，山涧涨流，人马俱行泽国，单骑冒雨，入城隍祠，追忆来时于此会台下话言。”⑥此后十九日由白水江泛舟南下，至略阳。他在致王雪枢的函中云：
  弟月十九日由白水江舟行之略阳，中途见群辈哀号，水涯涉水灭顶，执词赴诉。阅其词，乃略民诉召买苦累一事。略阳自大兵入蜀，造舟造仓，运粮百责，俱萃于略，筋力尽矣。昨者大疏题甦召买，想已得当。第輓运之苦，略民较他县独任之，则召买一事，或不能免之。他县在略，不可不稍宽也。此事非关茶马，特以身亲目击，用推广老道长之意，以原词行关南道，酌议用是，专闻以实。⑦
  按照“内议大差、中差，以一年六个月为期，皆照例。三月前报满，钦遵在案。臣于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北至平凉，接邸抄都察院题为酌定差期事”⑧的规定，姜图南于顺治九年十一月结束了这次陕西的茶马巡视。
  二、姜图南《关陇集》述评
  曩者有学者认为姜图南诸书“今皆不传。邹漪选《名家诗选》，辑其诗一卷，康熙七年刻，上海图书馆藏。金烺《观文堂诗钞剩稿》、顾如华《西献合稿》有其所作序”①。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清代诗文集汇编时，收入顺治刻本《关陇集》第六十九册，其存否已了然若揭。
  在自序中，姜图南这样交代他编辑、刊行此书的缘起：
  岁辛卯八月，余自台列奉命于役，深悲夫法纪未立，职掌虚悬，即所云若干勤、若干匹者，觔不过以数十万计，匹不过以数千计，持斧建牙，巡行塞上，乃岁报成事，仅仅若此，揆诸前人剏制，殊未惬焉。余性朴拙，义不辞难，于是繙阅掌故，根寻要领，期年之间，疏凡二十余。上俱蒙报可，渐见施行。然此第见在职行耳。
  然兀兀经年，稿凡四易，究尚未能成书，况见诸施行乎。癸巳（十年，1653）冬，余解绣归武林，闭门无事，间有友人索余塞人职行者，因自为裁订。凡章疏之近于例，报公移之。近于例行，概不敢存其章疏。公移之不能详者，往往于笔札及之，故附书启，风教所关，遇事偶有所著，故附杂文。
  岁辛卯当为辛巳，即顺治八年。从落款看，此书完成于顺治十年冬，其刊刻当在此后。
  《关陇集》分为四卷，卷一、二《奏议》，卷三《文移》，卷四《书启》。其中卷一《奏议》共十一件：《为恭报微臣入境受事日期，以祈圣鉴事》《题为茶法已经极弊，地方积习难疗，仰祈天鉴严饬责成事》《题为盘获大伙马贩，据实纠举，以祈圣断事》《题为川马招中已毕，敬申属番事宾，仰祈圣鉴，以大一统柔远人事》《题为直源私贩之所由来，请严礼制，以示政治事》《题为蜀省文移初至，谨酌茶法修举之宜，恭请圣裁事》《题为微臣巡历汉南茶商，万分艰苦，谨述先今附茶通例，仰祈圣鉴事》《题为地亩、马价、钱粮通查，全无画一，谨据到册直陈，仰祈勅部严行稽核，以襄国家实用事》《题为马政关系边防经理，俱宜详慎谨推考本末，恭请勅定，以重邦计事》《题为彝情事，顺治九年四月初六日奉本院勘札，准兵部咨陕西总督孟前事内称》《新旨报满，以期覆经酌定，微臣谨遵新旨报满，以昭职守事》。
  卷二《奏议》凡十二件：《题为微臣周巡毕役，目击茶牧情形，拟行补救，谨分疏详阵，恳乞圣明勅覆，以垂永利事》《题为酌议开垦牧地之法，以稗牧政事》《题为酌议变通牧军之法，以实监圉事》《题为酌赶湖茶并行边茶，以裕茶法事》《题为招中已行，请酌马数，以程岁额事》《题为纠劾不职方面，以肃计典事》《题为纠劾不职有司，以肃计典事》《题为循例荐举陕西方面官员事》《题为循例举劾陕西有司官员事》《题为循例举劾陕西将领官员事》《题为循例荐举川湖文献有司事》《题为循例易买种马并报抚赏番族事》。
  卷三《公移》四十六件：《行凤刑官》《示各属》《行临洮府》《手本军门孟》（三）、《行临巩道》《行兴安副将》《行固原道》《行河州监收官》《示汉中》（五）、《手本陕抚马》《行兴安紫阳石泉汉阴西乡》《行西甘肃凉四道》《行洮西庄甘凉肃七道》《行苑马寺》《行分巡关南道》《示兴安》（二）、《行洮临西庄四道》《行兴安州》《手本汉兴镇赵》《行分巡下荆南道》《行分巡川北道》《示洮岷》《示岷州》（二）、《行汉刑官》《示河州》（三）、《刊渝河州番族》《示河北》《手本甘肃总镇张》《刊谕庄浪番族》《刊谕西宁番族》《示静宁州》《行马政同知》《示平凉》《行马政同知》《示泾阳》《手本陕西督抚甘肃抚按》。
  卷四《书启》二十七件：《启平西王》（二）、《复平西王》《与王雪枢》《与郭生洲》《答金紫汾》《与朱奉徽》《致王雪枢》（二）、《答刘威伯》《答柯显庭》《与李培之蜀抚》《与赵虹野》《答李景纯》《答冀公冶》《答柯显庭》《答苏玉铉》《答赵同知》《答庄浪鲁参将》《侯孟心亭总督》《答何玉水》《答王雪枢年节》《与金显吾沅抚》《与赵圣若郧抚》《答越虹野兴镇》《侯王介公》（二）。
  书中所录，并非姜图南巡视陕西茶马之全部。今北京文物研究所藏有顺治八年十二月《为特纠贪劣有司以起茶法之积玩事》揭帖。①
  顺治二年，“四川、湖广皆切近陕西。今蜀有献寇，楚有老回回等寇，及郧阳、德安、荆州、襄阳等处，流孽未靖，土寇尚繁有能倡先投顺者，文武官员仍与委任其带领兵马，及以城池来归者，仍量功大小，升擢赏赍，军民人等，一体恩养。”②所以茶马贸易出现了诸多流弊，地方积习难改，为此姜图南上奏了五种流弊：
  臣自入境报闻，查旧额茶商凡千余名。兵燹之余，仅存一百零六名。人少赀微，茶本不裕，极弊一也。旧有川湖额茶，岁行辨置。今茶路不通，止向襄阳水贩手中接买，并于西、紫二县采办。茶价及转运一切脚费，十倍往时，极弊二也。旧时五司恒有存剩茶篦，搀新搭旧，可供途抹。今茶商筋力已尽，茶司扫地无余，册籍空存，无凭招中，极弊三也。茶篦既少，开中不时，兼之西番种类繁多，抚赏恩威，全未修举，市巷贾心恣睢，偃蹇招之不至，极弊四也。更有大伙私贩，非倚营将，则托东入市茶易马，公然四出，有司既缩，恧无措，土豪复相率勾连，私贩既行，官商益滞，极弊五也。③
  明代有川茶、汉茶、湖茶等，陕南汉中府及兴安州“产茶有限，且层岩复岭，山程不便，商人大抵浮汉江于襄阳接买。”④但往往从湖北接买较难，因此“汉南为产茶要区，私贩率由此发源。”⑤“兴元重镇在本境为茶株土产，在湖襄为茶运咽喉，而紫阳系茶商蹗篦盘险收买之地。”“平、洵、白、紫一带虚莽泽葵，依井荒葛罥途，石泉萧萧，虎蛇叠迹，民生之苦至此极矣。”⑥对于主要产茶地汉中府来讲，当时茶商仅存106名，“比经面行散引，老羸疲瘵强半，又欲告销。”“再四劝勉尉谕，凡力可补救，俱不惮拮据图之。二月后，茶芽盛长，臣恐或有延缓致误，招中即单车亲历汉南催赶，绝?悬崖，更无公馆可以栖止。”
  当时禁戢私贩茶马，成为首当其冲的要务。其私贩，“或无引买茶，或私银市马。”另“有等奸棍，假充满州及标将各色，大队公行，竟将私茶拦出换马地方。”①对此，姜图南采取的办法是：各地方有司将领，实实督察，而他则单车直指，综核其间。②对于湖广茶接买艰难，川北通、巴地区私贩较多，则行文开晓，按属严查。
  当时关陇地区的汉中府及兴安州为茶商走集地区，而临巩、洮岷、庄浪、西宁四道辖五司中马，为官茶归宿要地。姜图南认为：“使茶路有一线之通，即是地方无一日之警，是清茶路，即所以靖地方。”③“商人自汉、兴至巩昌，登山涉水，艰难益甚，脚资转运，十倍往时。”④
  针对茶马贸易的流弊和乱象，姜图南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所属各地官员良莠不一，他在茶言茶，循例计开应荐陕西有司官二十九员：知府一员、同知四员、通判一员、推官三员、知州四员、知县一十六员。如知州中有阶州知州于道行，姜图南奏其：
  阶为西秦门户，塘报川贼，震邻本官，保又固圉，示以安静一切，卫军牧粮情词，中理井井，足称能吏。⑤
  知县中有略阳知县诸保宥：
  略为水陆茶运交关之地，山恶水险，川饷频湎，绥靖地方，催輓商运至苦，而以甘出之，槃槃大才。⑥
  姜图南还奏请应劾的陕西司官二员，分别是庆阳府同知贾锐、石泉知县刘之祯。对陕西将领官员也循例荐举或举劾，计开应荐将领十四员，分别有都司一员、副总兵四员、参将五员、游击三员、守备一员。如对阶州营副总兵褚云龙的评价：
  当臣入境之时，正本官任庄浪参将之日，调番中马，拮据不辞。阶、文为三秦门户，以彼苦心，良足胜任。⑦
  对略阳署参将管游击事梁加琦的认识：
  白水江为汉、徽水陆咽喉，八渡、冰沟尤为险峻，撒塘防护，俾商人度如袵席，可谓胸有甲兵。⑧
  此外还按例荐举川湖方面有司事。
  被后人屡屡道及的是，姜图南对当时如日中天的平西王吴三桂“据实纠举”的奏请。顺治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临洮府狄道县盘出投歇马一百五匹，“系平西王所买马匹，并无牌票”。十一月二十六日，关山“盘出西来马八十六匹”，“买官马七十六匹，俱有印烙放行。内夹带十匹，查无引票，又无印烙”，持票与平西王有关。十二月初四日，临巩道查出平西王差官“自河西买来马六百七十二匹”，无印信、牌票，亦未奉有谕旨。这样，在姜图南巡视茶马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稽查吴三桂买马八百六十三匹，这还不算未上任之时。令他更为担忧的是，在巡视巩、汧阳、秦州途中，“次遇马或二三百匹，或五六百匹不等，成群络绎间，问之咸曰是吴王马，皆直冲臣道，不容详询”。这样，“成千累百，大伙公行，既无令牌，又无印票”①，从而认为吴三桂故行犯禁。尽管姜图南如此据理奏请，但朝廷对之态度不痛不痒，最终在康熙年间酿成了一场灾祸。
  综上所述，茶马贸易一直是西北地区与西南、中南之间的重要政治、经济活动，被视为非常重要的政务之一，但存世文献并不是很多。而姜图南在顺治八年十月至九年十一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巡视陕西茶马贸易，尽管处于清朝创建初期，但其书全面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关陇地区茶马贸易的状态，无疑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随之成为研究西北地区茶马贸易的一部实录。
  西北茶马古道刍议
  魏泽民
  一、过境双龙寨的商旅曾经支撑起一方的繁荣
  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和县城北约十里的双龙寨（见图1）曾经十分繁华。那时双龙寨共计有四十五家店铺，部分如下：既可住人也可以喂牲口的脚骡店8户，只住人的单人店10户，经销各类生活用品的杂货铺10户，染坊2户，药店1户，给马打马掌、钉马掌的铁匠铺1户，豆腐坊、醋坊、
  油坊和油馍铺各1户，鸦片秘密销售点1个。这其中属双龙客栈规模最大。双龙客栈是西和上寨子人李德茂兄弟开的老字号，店址
  在今天西峪镇上寨子上大路的下店里。双龙客栈在清末民初是商旅途中的马帮和背脚子歇息和补充给养的一个重要站点。还有很大一部分流动商贩，有卖烧鸡、油馍、豌豆、旱烟、草鞋的，也有给人理发、修脸的。而烧鸡这类相对较贵的食物只有马帮和脚户的老板们才能买得起。
  另外，在上大路的集市向县城方向有买卖粮食的集市和打短工的人力市场；下大路的下城背后道路口以下是蔬菜市场和柴草市场。②骡马店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又叫过载栈、行栈；唐时叫邸店，是集客栈、货栈、中间商于一体的商业贸易组织，是由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催生的一个特定机构，可以为买卖双方的物资整合提供较为便捷的交易渠道。同时，又通过这一中介为交易各方建立起了良好稳定的商业往来关系。骡马店往往有一个大院落，养着不少驴马，代客运货。资本比较丰厚的骡马店也代客买卖运到的货物。
  骡马店的主要功能有二：①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和脚户，为他们安排人畜的住食；②代客买卖，收取佣金，在传统中国社会能体现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服务领域包括住宿，组织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接受代买、代卖或代运业务，也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同时兼营自营业务，是区域商品交易的媒介，所以明代以后甚至通称牙行，曾在中国商业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①
  当然，由于资本的丰厚程度不同，各骡马店的主营业务也呈现出一些不同特点，也就是说，他们的经营各有侧重。一般情形下，资金较多的骡马店主要经营批发和向周边地区拓展商贸业务活动，且往往消息灵通，熟悉市面，了解商品的购销情形，知道哪些商品可能脱销，哪些商品可能滞销，在周边地区有很大的活动能力，同外地的盐商、布商、棉商、烟商等都有来往。骡马店的老板也往往知道什么地方产什么东西，产多少东西；还知道什么人要卖什么东西，要多少东西；甚至知道哪个地方的货物便宜，哪个地方的货价昂贵，所以他们可以用较少的资本做较大的生意。资金较少的骡马店与外界的商业往来较少，经营形式也较为单一，他们一方面在外面跑生意，另一方面靠卖饭增添用度。而规模更小一些的骡马店，因为资本薄弱，其经营形式就只能是出力多而盈利薄的饭店。这些以卖饭为生的骡马店，兼有半农半商的性质，往往是按季节开设的。
  为安全起见，马帮和背脚子（见图2）出门在外，说话有自己的帮话（行业术语），有自己的帮规，也有相对固定的吃饭和休息站点。而过境西和县城的马帮和背脚子吃饭和休息的站点，基本上固定在今天的西和县西峪镇上寨子的双龙客栈。
  马帮驮运货物，每天行走约六十里，效率较高，但出行要有比较雄厚的资金，包括采购大宗货物的货款、牲口草料钱以及雇佣脚户的佣金。因此，马帮多为实力雄厚的商家雇佣；背脚子是苦力，大都是被资本较少的商家雇佣，但背脚子也是有组织、有帮规的，他们每天行走三十里左右的路程，上路前和购货后要由东家招待，吃喝一顿。
  对这些流动性很大的马帮和背脚子，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地方政府主要采用收税的手段进行管理。地方政府雇佣计税员在脚骡店里收税，每天晚上要清点住店的背脚子和牲口数量，根据背脚子和牲口数量的多少计税，又从税收收入中抽取很低廉的费用作为计税员的劳务报酬。一些外来客商就和熟悉的骡马店店主通谋，逃避税费。而骡马店为了拉拢客商，拓展业务，也总是愿意给客商一些方便，迅速成交货物并迅速离去，使税局不能发现，以图全部逃税。①
  另外，骡马店内有一定的行市，往往每日要挂招牌。货物一经卖出，骡马店就要收取斗捐，即手续费。如果卖出的是粮食和食盐，每斗分别收取粮食和盐三合，就是值百抽三。其他商品则按价收款，一般是值百抽二。
  但即便如此，脚骡店因住店背脚子多，过境的马帮多，客人要吃饭休息，骡马要吃草料，生意仍很红火。不仅客栈赚了个盆满钵满，还带动了一系列为马帮和背脚子服务的行业的发展，活跃了地方经济。
  当然，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骡马店有时也会采取撒合子的办法，低价收买，高价卖出，以此剥削外来客商。撒合子就是在用斗过粮或盐时，故意往斗外撒粮食或盐巴；撒在斗外的粮食或盐巴归商人，撒多少完全由商人自己掌控，因此，骡马店得到的收入一般比斗捐要多。除此之外，客商住宿还要交伙食费用，牲口则要交草料钱。
  骡马店在兼顾买卖双方利益的前提下，从实际情况出发，首先对卖方负责，因为他吃了一次亏，下次就不来了，这就断了货源。为此，在某种货物滞销，一时卖不出去，而卖主又急于要走的情况下，店家就按市价把货买下来，或答应代销，这就赢得了客商的信赖。
  为了笼络客商，招揽生意，骡马店店家往往会走出一二里外接客，客商一进店，立即帮助他们卸驮子、喂牲口；为了让客商休息好，第二天好走远路，冬天总是把炕烧得暖暖和和的，有时还把自己的热炕让给客商睡。此外，他们还廉价供给客商牲畜草料，足秤足斗，从不缺斤短两，也绝不卖坏草坏料。有时客商自带草料和食物借宿，他们也从不拒绝其入住客栈。而且当客商在路费方面有困难时，他们也会慷慨解囊。
  在清末民初，西和县双龙寨除了著名的双龙客栈外，还有两家比较有影响力的商号，那就是下城的“协通源”商号和上城的“德义隆”商号。
  协通源商号创立于晚清，其创始人起初是在陇南大地上走街串巷的货郎，后来在宕昌县贩卖药材发家致富，创立了协通源商号。协通源商号早期主要经营药材生意，发家致富以后，发现过境西和、从北方南下采购茶叶等货品的客商很多，特别是从西南北上，赶往天水、西宁、兰州及经河西走廊进入西蒙和新疆的马帮和背脚子，都需要住店歇脚、补充给养，于是，他们就在西和上寨子开始经营骡马店和其他商铺；同时兼营水烟生产和染坊等，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协通生”商号，但仍以经营骡马店和商铺为主。
  德义隆商号创立的具体时间已难以知晓，其创始人是民国时期的李启清和李启瑞兄弟俩，主要经营骡马店，同时组织马帮驮队从事长途运输水烟和杂货的买卖。他们有自己的马帮驮队，并且在县城有自己的商铺。李启瑞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弃商从戎，在吉鸿昌将军麾下当兵，之后德义隆就主要靠其兄李启清经营。
  新中国成立前，德义隆商号和协通源商号不仅经营商铺，也出租土地，上寨子的大多数土地都是德义隆和协通源的，这也是他们长期经营脚骡店和商铺的结果。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过境住店歇脚、补充给养的马帮和背脚子数量之多，客栈盈利之丰。
  现在，双龙寨曾经的繁华景象虽已不复存在，但其痕迹和影响仍在，背脚马帮的脚户和背脚子住店时的鼾声和骡马吃草料时的铃铛声仍留存于人们的记忆里。正如著名学者余秋雨所说：“每个体面门庭的花岗岩门槛上都有两道很深的车辙印痕，可以想见当年这儿是如何车水马龙地热闹。这些车马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境之外，驮载着金钱，驮载着风险，驮载着扬鞭千里的英武气，驮载着远方的风土人情和方言，驮载出一个南来北往经济血脉的大流畅。”①
  二、祁山—嘉陵道与西北茶马古道
  祁山—嘉陵道是西北茶马古道的重要分支，是川陕茶叶进入青藏、新疆和西蒙的重要通道，也是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线路。
  先说西北茶马古道。
  1987年，云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木霁弘和学生徐湧涛得知金沙江边有一条通往西藏的古道，认为这是古代西南茶叶进入康藏地区的主要通道，定名为“茶马古道”。此后，茶马古道的概念进一步扩大，指从唐宋一直到民国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形式，汉、藏、西番各族之间以茶叶和马匹相互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商贸通道。这条古代商贸通道也是中国西部经济、文化、民族和宗教交流传播的重要走廊，还是一条历史文化遗存最丰厚、自然风光最壮观的旅游线路，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而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陇南境内的古道交通线路是茶马古道向西北的延伸段，也可称为西北茶马古道，是西南茶马古道与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连接线。
  唐德宗贞元末年（785—805），唐朝政府正式同回鹘开始了茶马互市，“时回鹘入朝，始驱马市茶”，这是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文字记载。史料记载，两宋时的川茶年产量约为三千万斤，占全国产茶量的57％～62％，其中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用于茶马互市。宋番茶马交易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和陕西的汉中地区，而所易之马主要为西北番区的战马，承担运送茶叶和输送马匹任务的秦蜀道也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茶马商道。另外，秦蜀道在宋朝抗击辽、西夏、金的斗争过程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宋史·食货志》记载：“南渡前，市马分为二，其一曰战马，其二曰羁縻马。”榷茶主要是交易西北的战马，在军事上保证战争需要，通过茶马互市，在政治上保持与西北番族的友好关系，维护边境安宁。其次才是买羁縻马。所谓“羁縻”，就是笼络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使其不生异心，不反对宋王朝。羁縻马产于西南，不及西北马马体健壮高大，奔驰敏捷。羁縻马挑选后，只有一小部分用于补充战场需要，买这种马的目的，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安抚边疆民族，遏止战争。所以对愿意归顺称臣的少数民族就卖茶买马，否则就不卖茶不买马，即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来达到羁縻西南少数民族的目的。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茶马互市的黄金时期，也是秦蜀道茶马互市最兴盛、最繁荣的时期。明代建立伊始，在北方面临着元代蒙古残余势力的巨大军事压力。因此，朝廷非常重视茶马互市，一方面可以交换到“资于国用甚大”的大批战马，这是因为面对擅长柒佰（骑兵）作战的蒙古军队，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优良战马，御边和进行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朝廷也想“用茶易马，固番人心”，达到“且以强中国”的目的。“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人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
  明代茶马交易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和陕西汉中。四川地区所产的茶叶在明代称为“川茶”或“蜀茶”“巴茶”。官府将所得茶叶储存起来，主要用于与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互市。
  明朝初年对茶马交易管理严格，处罚十分严厉。朝廷也曾经数次大力整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茶马私贩问题一直没有根绝，康县望关发现的茶马古道碑就是这段历史的实物证明。在康县望关乡政府西北100米处山垭的石猫梁上发现的《察院明文》残碑（见图3），证明那里在古代曾有一条天水—西和—成县—康县—武都的重要的客商通道（今康县望关段茶马古道遗迹如图4所示）。石猫梁东面斜坡石路上开凿有石台阶，现存二十级，长11米。西南坡石上开凿有台阶路和石砌路基，共长20多米。山垭上现存半截石碑，残宽70厘米，高90厘米，厚18厘米，有可辨认的碑额“察院明□”和碑文“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示知一应经商人等……茶马贩通番捷路”，有力地证明了明代这条“茶马贩通番捷路”民间贩运茶叶的繁忙景象。官民争利，察院才出台政策，过往客商要接受驻关官兵的检查，严禁民间茶叶贩运。也因此，明代中后期茶马交易日益废弛，西北地区首当其冲。明朝政府为了垄断茶马贸易，首先就要严禁私商贩运茶叶。
  除了康县望关那条陕甘出入蜀川的古道之外，还有一条由陕西略阳县到甘肃徽县的古道。这条古道沿嘉陵江北上，经白水江镇、大河店乡到徽县城，再北上到榆树乡（火钻峪）、高桥乡，再折向西北进入天水的大门乡，再向西行到达礼县的盐官镇（盐关）。此道据说是唐玄宗时期就已通行，是唐中央政府对藏区赏赐茶叶，换取马匹、麝香等的最早的茶马通道。
  清代西北茶马互市虽然已经没有明代那么辉煌，但从整体上看，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仍然比较活跃。清初，由于统一全国的战争正在进行，对军马的需求量很大，朝廷承袭明制，照样依赖于茶马贸易而获马。随着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巩固、疆域的扩大及民间贸易的繁盛，茶马贸易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到顺治末年，茶马贸易出现衰落的征兆。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政府决定将“西宁等处所征茶篦停止易马，将茶变价银量充饷”，这样，茶马贸易彻底停止了。于是，自唐代以来实行了1000多年的官茶垄断贸易，到乾隆初年便宣告终结了。但是民间茶叶贸易仍在正常进行。秦蜀道虽然没有了官方茶马贸易的内容，但茶叶等物品的交易依然存在，南方的茶叶、丝绸、布匹和白酒等经此源源北上，而北方的食盐、水烟、皮毛、药材等由此南下，历经数百年，秦蜀道起到的运输作用依旧。
  三、秦陇茶马古道的历史地位
  秦陇茶马古道（又称秦蜀道）是将西南茶叶输送到西北最早的商道。据《史记》记载，殷商通蜀的古道秦以前称故道，汉代称陈仓道和嘉陵道。
  祁山道北连丝绸之路，南通陈仓道，直达金牛道。祁山道与广义的阴平道之间也有道路相通。从盐官向西经礼县城后，或北上武山马坞与武山县城相连，西行经礼县石桥、西和大桥、康县太石、平洛到望关；也可以在成县经西狭古栈道，翻越太石山，过康县平洛到望关。在望关既可以经安化到武都与阴平道相接，也可以经长坝、巩集、白马关、大南峪、窑坪出陇南；再经陕西木瓜园到略阳，继续往东到汉中。还可以经长坝、黑马关、咀台（康县城）、岸门口、铜钱、阳坝、托河出陇南，经陕西燕子砭南下四川。
  康县望关是北上秦州、西进藏区、南下四川和陕南的“茶马古道”支线的重要中转站，其中北线大致是：康县望关—康县平洛镇（中寨古镇—团庄龙凤桥—药铺沟三功桥）—康县太石乡（沿西汉水北上，经仇池山西侧）—西和县大桥镇（西汉水南岸峭壁，鱼洞峡古栈道）—礼县石桥镇—礼县城—礼县盐关镇，北上进入天水，与丝绸之路连接；或者经过康县望关乡，过康县平洛镇—翻越康县太石山（过巩家山廊桥）—成县西狭（西狭古栈道）—成县城—成县纸坊镇—西和县石峡镇（沿石峡河北上，有唐开元年间“新路颂”摩崖石刻）—西和县城—西和县石堡镇（五台山有北魏开凿法镜寺石窟）—西和县长道镇（古长道县）—礼县盐官镇—天水，与丝绸之路连接。这条古道在唐宋时期就是接续洮、岷一直到长安的商贸古道南道，从马务（今马坞）向东南经今礼县，再折向东北经祁山堡、盐关（今盐官）到秦州（今天水市秦州区）。此道在西和境内分作东、西两道，中间以仇池山、西高山两高山左右分隔，在两山之间是洛峪河。在洛峪河和石峡河之间的西高山、八峰崖，有唐宋以来开凿的八峰崖石窟寺，八峰崖对面即为著名的仇池古国遗址。
  鱼洞峡古代栈道遗址（见图5）位于西和县大桥镇河口村牛儿台至赵沟段西汉水的峡谷中，在西汉水南岸峭壁上，残存栈道孔三处，共63孔：一号栈道处49孔，距水面0～2米，方形孔，孔径20厘米左右，孔间距50～80厘米：二号栈道处14孔，距河面约3～4米；三号栈道处孔眼因距离远，暂时无法估计。栈道始建与废弃时间不详，木制构件已毁。现已在栈道对面的悬崖峭壁上新开辟了公路龙昌路（大桥龙凤至武都昌河坝）。鱼洞峡古栈道的发现，为研究西和大桥地区古代河流、道路的变迁和古代商贸往来提供了重要资料。①
  图5 西和县鱼洞峡西汉水崖壁上的古栈道遗址（袁智慧拍摄）
  唐开元年间的“新路颂”摩崖石刻，位于西和县石峡镇坛土关村西南两百米，刻于石峡河西岸青石崖壁光滑平整的石面上。距地面0.5米，幅宽0.8米，高0.9米。字体楷书竖行12行，计210字，部分字迹漫漶不清，能辨者一百九十余字，碑文记载唐开元年间开凿石峡新道的过程及歌颂修路官汉阳郡太守赵承功绩。尾题“时开元□□□□”。①
  西汉水峡谷中的鱼洞峡栈道遗址和石峡河岸的“新路颂”摩崖石刻，分别位列东西两条河流峡谷的古道之中，分别印证了东、西两条古道支线的历史存在。
  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秦蜀古道及散关道不仅在茶马交易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是数千年来联系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纽带和民族、宗教纽带，具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宋明时期陇南周边地区的茶马贸易
  李永康
  一、宋明时期汉中地区的茶马贸易
  在我国西北各省中，自古以来，只有陕西产茶；而陕西，只有秦岭以南的汉中、安康两地产茶。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巴山峡川生焉。”“梁州生金牛、褒城”，即今宁强、南郑、汉中、勉县一带。《新唐书·地理志》载：“兴元府土贡谷、红枣……柑、枇杷、茶。”当时把汉中茶称作山南茶。在《茶经》中，陆羽列举了当时全国八大产茶区，山南梁州（汉中）为其一，可见汉中产茶历史悠久。
  《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即为最初的茶马互市。全国八大产茶区中的汉中，因距甘陇最近，南有巴蜀茶区，东与荆襄茶区以汉水相通，于是自然就成了汉茶、川茶、襄茶运销西北的集散、转运地。
  宋代，汉中茶叶生产大发展，苏辙《栾城集》中说：洋州（今西乡、镇巴、洋县）、金州“人户以种茶为生”。《宋史》中有“汉中买茶，熙河易马”一说。熙河，即今甘肃临洮，是甘肃、青海、宁夏、陕北的交通要道。将汉中茶运往熙河换马，最为便捷。首倡茶马互市的是北宋大臣王绍。熙宁七年（1074），王绍率军收复熙河，并认为要制服西夏，关键在于“以恩安抚”，最好之法莫过于茶马互市。宋神宗采纳了王绍的建议。汉中郡靠近甘陇，宋朝就近以汉中茶、川茶换取马匹，以充军用，汉中成为茶马互市重要的茶叶收购地。同年，官府在陕西设卖茶场332处，从西乡等县收购茶叶十四万斤，用于换马。熙宁八年，在城固县油坝场设置茶场，专门经营茶马贸易。汉中茶叶贸易日渐兴隆，茶农“摘山以为茶，民之朝暮不可缺也”。此后十余年间，汉中茶区空前繁荣，“蜀茶场四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茶场三三二”。熙宁年问（1068—1077），朝廷实行榷茶（专卖）政策，到西北甘陇等地换马。榷茶，即强制性的统购统销，由官府派人收购、运销，官府定价，低价收进，高价卖出，以换回军队急需的马匹。国因马强，茶因马贵。当时一驮茶（约一百斤）可换回一匹马。陕西每年输边茶叶两万驮，可换回两万匹马。南宋时马匹增值，两万驮茶只能换三千匹马，朝廷每年购马一万一千九百匹之多。茶成为陕南农户衣食的重要来源，朝廷也赖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当时茶农有专门户籍，谓之“园户”，即“种茶专业户”，他们靠茶“赖以衣食，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朝廷为了杜绝私贩茶叶，实行严刑峻法，一旦查出即下狱，“五木巨械，钳首贯足，拷一逮十，拷十连百，囹圄无虚”。元符三年（1100），南郑县丞李新冒死呈《上皇帝万言书》为民请命，请求清除榷茶积弊。洋州每年须上解茶四十万斤，由茶农肩挑背驮至州郡上缴；其余茶叶，限运四川销售。而四川也盛产茶，遂致价贱难卖，积压霉变，茶农怨声载道。洋州知州文同上奏朝廷，废“榷茶”，洋州民大悦。宋朝汉中本地所产茶叶，加之荆襄、四川涌来的茶叶，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茶叶市场。周边各地商贩云集汉中，使汉中经济空前繁荣，客栈、酒楼、茶肆林立，商幡招展，郁货山积。每年税收高达42646贯，成为与国都开封和成都并列的全国三大税收城市。到宋哲宗时，汉中茶叶除供北方西夏、吐蕃、突厥、鲜卑、回纥等游牧民族之外，还远销或转销中西亚乃至欧洲。
  明初，朱元璋认为“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朝廷规定汉中府“岁办茶二万六千斤，兼以巡获私茶四、五万斤易马，其于远地一切停止。本地茶园人家，除约量本家岁用外，其余尽数官为收买”。汉中成为重要的茶马贸易市场和茶叶转运、加工集散地，民间交易较为频繁，私运茶叶出境者也较多。《明史·食货·茶法》中载：洪武四年（1371）“以茶易马，惟汉中、保宁”“以汉茶为主，湖茶左之”“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一百斤汉中茶可交换一匹回纥良马，可见当时汉中茶价之昂贵。朝廷为增加换马的茶叶，逼得茶农“昼夜制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西乡县志》），并限制私茶交易及民间饮茶。《续文献通考·征榷考·榷茶》中云：朝廷规定“私茶出境者与关隘失察者律并凌迟处死”“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朝廷令陕西“自三月至九月，每月差行人一员于陕西等处，省谕把隘关口头目，禁约私茶出境”。还在渔渡坝（今镇巴县境内）、四川的鸡猴坝（在今巴中市）两处设立府佐，率领州、县官兵把守，防止“私茶”出境，“若汉中私茶之禁尤严”。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明中叶，陕南的茶叶生产规模已十分可观，汉中（辖今安康）茶叶最高年产量达到五百万斤（1557），合两千五百吨。茶税加重，禁止私茶贩运，影响了茶农的种植积极性，出现“拔茶植桑”之事，茶马贸易渐衰。弘治中期，朝廷改革茶叶贸易法，允许通商，茶马贸易再度繁荣起来。汉中设有茶叶查验机构，茶商“经过汉中，专责理刑推官查照引内蓖斤，着实盘验”；又规定商人在产茶地收买茶后，官府必须“催发起程”，在茶引（运销证）上“注发年月日期印钤，运至汉中府辩验真假”。“年以汉中茶三万担，易军马三万匹”。汉中茶业之盛，极大地繁荣了汉中经济。《明史》上说，汉中“繁华虽不及长安，亦陕西第二大都会也”。
  二、蜀道金牛道是茶马贸易的主干道
  茶马贸易影响着今四川、陕西、甘肃、青海与西藏等地，其不仅以官办为主，交易数额巨大，更重要的是负载着富国强军、外事交往和民族团结的政治使命，其历史意义非一般的物资流通和商业贸易所能比拟。
  北宋诗人黄庭坚（1045—1105）的叔父黄濂，元祐初年奉朝廷之命出使川陕考察茶马之政，回去不久病故，黄作悼亡诗：“陇上千山汉节回，扫除民蜮不为灾，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蜀茶”北运，“胡马”西来，闭目遐想，那一路风尘是何等壮观的场面！明《汤显祖诗文集》卷二十记载了汤显祖奉命来汉中等地了解到的茶叶的种类、价格、计量单位和羌马、胡马不同等次的价值，以及交易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仅是诗文，更是有关茶马互市的史料。2009年，甘肃康县发现的“茶马贩通番捷路”字样残碑，以及在四川陕西交界处的古七盘遗存的石门、门闩、石凹以及石壁上模糊不清的图文，都说明蜀道就是陕甘茶马古道。
  蜀道的七条主要栈道是陕甘茶马古道网络中的基本干线。其中，金牛道是已经确认的茶马贸易的主干道。
  金牛道上有我国最早的交通规则“仪制令”。这块保存在略阳嘉陵江石壁上的仪制令刻着“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淳熙辛丑邑令主立石”，立令是因为交通拥堵。据苏辙《栾城集》卷三十六论“蜀茶五害状”载，“蜀道行于溪山之间，最为险恶，搬茶至陕西，人力最苦。元丰之初，以成都府厢军数百人贴铺搬运，不一二年，死亡略尽。茶官遂令州县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即差税户，其为骚挠不可胜言。后遂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间，破官钱一百五十贯，以益民力，仅乃得成，今已置百余铺矣。又茶道一人一日搬四驮，计四百余斤，往返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泞，人力不支，逃匿求死……沿途号茶铺为纳命场”。另一方面，运量十分巨大。据记载，最早蜀地输出茶叶两万余斤，到元祐七年（1092）从成都府、利州、兴州、兴元运往西北各榷杨的茶叶就达三百万缗（一千文约一缗）。到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岁以茶易川司马六千匹、秦司马五千九百匹，成都府马务每年转运给江上诸军五十八纲，每纲五十匹”。明成化十九年，朝廷“令保宁等府茶课每岁运十万斤至陕西交收，转运各茶司支用”（《明会典·茶课》）。
  除了官办贸易，还有民间私茶及丝绸等其他物资需要从这条路出川。“洪武中……驸马欧阳伦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货鬻……陕西布政司……索车五十辆”。这位驸马爷从四川走私茶的工具是马拉大车，一次五十辆。在这种路上，如此巨大的运输量单凭人背肩扛是不行的，必须得依托嘉陵江水陆联运。
  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周青铜器铭文所记“周道”即故道。东源的故道水与西源（今天水市平南镇）的西汉水汇集于陕西略阳成嘉陵水，唐以后称嘉陵江。它是连接故道与金牛道中间的一段极其重要的古道，也是诸多蜀道中唯一可通漕运、有栈道也有纤道的古蜀道。嘉陵江漕运历史久远，嘉陵道一直都是一条重要的水陆交替的官驿大道。
  虽然元代以后大官驿道改移褒斜道，但还是“络绎征帆聚，朝昏负贩稠”“疏浚炸礁，除壅导流”，一直为朝廷所重视。汉元初武都太守虞诩烧石剪木，开漕航运，后唐兴州刺史严砺疏导嘉陵江，清左宗棠取保宁、顺庆、汉中三库之粮，水路到达略阳米局后，“陆路经徽凤抵宝鸡达渭”。广元至略阳这一段嘉陵江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一条连接川陕的重要通道，也是金牛大官驿道中间的一段捷径，是一段重要的辅助道。
  昔日的武都郡、汉中郡、凉州、益州……无论属地怎样更替，秦蜀两地的联系始终离不开嘉陵江这条母亲河，离不开水陆联运的金牛道。从成都顺金牛道运输的物资在昭化集聚之后，除了陆路的金牛道之外，水路可上船沿白龙江至青川姚渡镇，然后走陆路转运至甘肃陇南一带。保宁府、利州府的物资一部分走陆路金牛道，一部分上船逆江而上，经明月峡、清风峡、大滩直达略阳的江神门码头；分别转陆上运输，经褒斜道、陈仓道、傥骆道等运送至西北各地。嘉陵江沿途至今还残存有纤道遗迹和“水观音庙”“江神庙”古迹。陆游在担任四川制置使王炎幕僚时，用8个月的时间走遍秦岭巴山中的条条栈道，了解驻军的艰苦生活。“千艘冲雪鱼关晓”就是陆游从嘉陵江水道至鱼关前线时对漕运繁忙景象的生动记录。
  明清以后，五丁关一线道路多次得以整修、开辟，沿嘉陵江的通道时断时续。到它为宝成铁路做完贡献后，施工的弃渣抬高了河床，致使航道完全停废。
  三、茶马互市说临洮
  丝绸之路进入甘肃境内，过天水后，分为南、北、中三线。中线走秦安、通渭、定西至兰州一线。北线经靖远过虎豹口黄河古渡，穿景泰可进入河西走廊民勤、武威。南线则经陇西、渭源至临洮，在炳灵寺或大河家渡黄河，进入青藏高原河湟谷地；还可穿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或向西直达新疆且末。这条线也是一条传统的商道，因为其连接着茶马互市的重镇——临洮。这也是由临洮所处位置决定的。就山形水势来讲，临洮是中国南北分界线秦岭的西部起点，也是秦长城的西部起点，还是青藏高原向关陇中原的过渡地段，是中国古代占据青藏高原与河湟一带的吐蕃、吐谷浑、胡羌等游牧民族进入内地的必经之地。临洮有洮河贯穿，形成开阔的河谷，山岭水草丰茂，谷地平整肥美，适宜游牧、农耕和渔猎养殖，恰处在古代先民生息繁衍时首选的二级阶地。临洮境内出土了大量彩陶，其被认为是马家窑、辛店、寺洼文化的代表与发祥之地。
  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陈陶《陇西行》）
  番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王建《凉州行》）
  最能体现民族交融的则是始于隋唐、盛于两宋、延续至明清，长达千年的茶马互市。
  由于汉中位于全国茶区最北一线，所以成为距西北游牧民族最近的茶区。有此优势，加之蜀道与汉江运输畅通，汉中因此成为沟通蜀地荆襄茶区与临洮马市的集散重地。《宋史》载“汉中买茶、熙河易马”，熙河即临洮。汉中方志记载，仅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汉中收购茶叶便达七百余万斤，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茶叶市场，客栈、酒楼、茶肆商幡招展，成为当时与开封、成都并列的全国三大税收城市。那么与汉中对应的临洮也会出现规模巨大的马市。可以想见，每当秋高马肥季节，吐蕃人、西夏人、吐谷浑人、蒙古人就会赶着马匹驮着帐篷汇聚到临洮；平坦河谷搭满帐篷，山坡上放着准备交易的马匹，马市上人头攒动吆喝不绝；各种饮食、酒店、茶肆商幡招展，各种艺人也闻讯而来，把这塞外高原城市挤得满满当当；白天市声喧嚣，入夜灯火万点；一拨满载着砖茶、谷物的吐蕃人刚刚离开，一拨赶着骏马的党项人又搭起了帐篷。这桩茶马买卖推演了千年之久。
  四、岷州境内的茶马古道
  古代岷州被称为旱码头。以岷州城为中心，向西可去甘南藏区，向北经梅川至陇西与丝绸之路接通，向南可至陇南，向东经茶埠驿（或茶埠峪）过马坞可到长安。
  岷州早就与甘南藏区、西南地区、河西走廊、中原地区进行贸易往来。距离岷州城15里的茶埠驿，其到东山区的马坞的道路，是岷州境内的一条茶马古道。茶埠驿是茶叶的储存之地；马坞与古代秦州接壤，是古代秦人养马、放马的地方。
  岷州境内的这条茶马古道，应该是宋代时期开通的。1073年，王韶率军与吐蕃军队作战，收复了包括今天的临洮、临夏、岷县在内的熙河地区，又在陇西、临洮、岷县等地设置市易司，资助商人开展贸易。以后，明朝政府先后在秦州、河州、洮州等地设置茶马司，专门管理对藏族的茶马交易。岷州城静远街建有茶马司衙门，可见地方政府对茶马交易的重视程度。岷州政府“在岷州卫东马厂（也写作马场，位于木寨岭之下、梅川镇境内）沟，在茶埠峪储茶”（景生魁《茶马互市促边贸》）。
  丁仲民的《茶马互市与岷县》说：“明清时期朝廷在西北设西宁、庄浪、甘州、河州、洮岷五处茶马司，对藏族茶马互市，在茶马区设茶课。岷州城关、马坞、梅川、茶埠等相继形成集镇。城关十天两营，届时临近数县客商云集，尤以茶马、皮毛、药材交易量最大。”从事茶马互市的商人多为汉族、藏族和回族人。他们用来驮货和乘骑的运输、交通工具多为骡马，马背上放着鞍子和马镫，马脖子上拴的串铃很考究，几里之外就能听见铃声。也有用骆驼驮货的。岷州境内的茶马互市至清朝乾隆年间政府撤去茶马司而逐渐衰落，省城兰州成为全国大茶商云集的城市。
  五、宋代秦州的茶马互市
  北宋初年，秦州即被宋与吐蕃划为两半，秦州成为边界地区。自夕阳镇（今北道新阳镇）渭河之北为吐蕃地区，称北秦州，有尚波干部、者龙族等29个部族数十万居民。北宋朝廷把秦州放在防御吐蕃、金、西夏族战略要冲的位置，欲以秦州为大本营，向西向北推进。
  除了具备军事战略地位以外，在北宋时期秦州还是重要的边境口岸。宋仁宗时在秦州设立交易市场，年支银四万两，绸绢一万五千匹，向少数民族购买良马八千匹。熙宁七年（1074），宋神宗在秦州、成都创造性地正式设立国家专门机构——茶马司，负责与吐蕃、西夏进行茶马交易。一时秦州商旅云集，“西人善马至边所，嗜唯茶。麝香、水银、牛黄、珍珠自西而来，丝绸、茶叶、金器、银器、漆器流西”。同时，秦州也是宋京师的木材基地，“渭河之南大洛门、小洛门多产良木……京师收获巨木之利”。
  秦州当时也是北宋重要的铁、银产地和铸钱之所。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仅秦凤路即开采铁13.76万斤、银483万两，这说明当时的采矿业十分发达。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在秦州专设了铁钱监，专铸铁钱。秦州经济大兴，人口一时达到4.86万户，12.3万人之众。
  南宋时，秦州又成了南宋与金国的边境，双方在皂郊堡、天水县、吴砦至陇城县一线形成对峙，南归宋，北属金。宋金时的秦州，无论官方贸易还是民间贸易，并未因战争而停止。金国曾在秦州西域设立榷场，专门组织贸易活动。历经272年，秦州在宋、吐蕃、金三国分治下生息，同时也在汉文化与吐蕃文化、金文化的交融中成长。
  六、明代河州的茶马互市
  古老的河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连接中原农区与青藏牧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枢纽之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河州很早就成为黄河上游的重要商埠。早在汉、隋唐及元代，河州的商业就已经非常发达。到了明代，这里又成为“茶马互市”的重要市场。
  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由来已久，以茶易马，很早就成为中原地区与游牧地区之间一桩重要的边贸事项。到了宋代，辽、宋、夏之间战火频起，军需特别是战马缺乏，朝廷鼓励地方政府与边民开展商贸活动。宋熙宁九年（1076），在河州设立了官办的买卖市场——榷场，由市易司专管，招募各地商人进行市场交易活动。南方的茶叶和西部的马匹生意是其中的大宗。朝廷下令秦州（今天水）、熙州（今临洮）、河州（今临夏）、岷州（今岷县）等处的牙行们，组织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资到专门市场上交易。商人也可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因此趋之若鹜。金、元时期，由于统治者是游牧民族，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耕畜和战马不缺。但是他们仍然需要茶叶和农产品，这些还须经交易来获取，此时贸易规模远不及宋代。
  把茶马贸易推向高峰的是明代。河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传统的经商优势而成为茶马互市之重地，并逐步发展为西北货物的集散地、旱码头。
  （一）河州设中心茶马司
  出于军事、政治意图，明朝政府对茶马互市十分重视，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设立庞大的机构，制定严密的制度，采取周密的管理手段，将茶马互市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其管理机构有茶马司，验茶有批验所，巡茶有御史，出茶有茶课司收税，贮放有茶仓，管马有苑马寺。岁遣钦差近使要员赍榜文于行茶所悬示，禁止私茶出境，拨派官军把守巡视。
  明代的茶马贸易是通过专门管理机构茶马司来实现的。而茶马司的设置数量、地点、时间随着明朝经济军事力量的变化而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河州始终是茶马贸易的中心。
  据《明史》记载，洪武四年（1371），“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洪武十六年（1383），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总之。茶马司设立以后，根据情势不断调整。明初有四大茶马司，后为五司。根据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相关资料，五司变为六司，“部议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交马共九千六百匹，著为令”。
  茶马司设司令、司丞。据《河州志》记载，管理茶马司的机构为“监督府”。“监督府，监督茶马之任也”，设同知一员，正五品；辖三十六族，四十四关；州卫指挥、千户俱听辖，可见其权力之大。土司响应招商选送马匹。苑马寺是管理马政的机构，有陕西苑马寺、甘肃苑马寺等。官职有卿、寺丞、主簿；下设有监，如熙春监、威远监等。官职有监正、录事；再下设苑，宫职有圉长。河州有康乐苑、凤林苑等，隶于熙春监。
  （二）河州为金牌信符施行重地
  金牌信符制度是明王朝对茶马贸易进行管理的有效手段。通过这种管理手段，来保证明朝中央政府对茶马贸易的国家垄断，以达到“控驭番民”的目的。此项制度始于明初，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代，止于正统十四年，共70余年。
  明王朝以金牌为差发马匹的凭证。实行金牌信符的最早时间，很多书中写作洪武七年（1374），其实应在洪武五年（1372）。据《河州志》记载：“洪武五年，设立茶马司，抽分商茶，比对金牌易马。”据《循化志》记载：“韩僧端月监藏系山外川卜族番僧，洪武六年（1373）奉勘合，同胞弟韩哈麻率领部番归附以招中茶马之劳。”而大量颁发金牌则可能是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制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入番，与诸番要约”。金牌信符共有41面，给洮州火把藏、思曩日等族颁发4面，河州必里卫二州七站西番29族颁发金牌21面，其余地区16面。一面金牌分为上、下两块。上为阳文，藏内府；下为阴文，给诸番。正面刻有“信符”二字，背面镌有”皇帝圣旨，合当差发，不信者斩”12个字。进行茶马贸易时，以内府阳文牌与番民的阴文牌勘合，验证无误，才可交易。
  明代河州卫管辖的范围内，有19个部族承担着向明政府纳马的职责。它们是：珍珠族、鸿化族、灵藏族、癿藏族、沙麻族、葱滩族、老鸦族、牙塘族、川撒族、打喇族、向化族、古都族、巴咱族、红崖族、端宫族、回回族、迭古族、仰化族、撒拉族。史书上称其为“招茶中马十九族”。19族中，除撒拉、向化、鸿化、灵藏几族外，其余均在河州二十四关之内。
  朝廷严格规定茶马贸易的时间和方式，对少数民族差发马匹加以制度化、强制化。每当茶马交易之时，“钦差近臣赍奉前来，会同镇守三司等官，统领官军，深入番境扎营，凋集夷番，比对金牌字号，收纳差发马匹，给与价茶”。洪武三十年（1397），发都司官军于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等入西番关口，巡禁私茶出境。在军队的控制下，驱赶番民聚集一处，大兵围境，弹压关口，然后定点就范，以规定数量和官定价格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武力镇压、剿讨。
  除“金牌信符制”以外，还有众多的诏谕、指令、条文、规定和制度，如“茶法”“马法”“茶引由九条条例”“稽查私茶人员规定”等，不一而足，都是为了巩固明王朝在茶马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为了保证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明王朝派遣了大量的近使、钦差、御史，甚至有时还派出尚书、公卿巡察管理。数量多，官爵重，说明此项工作的重要。《明史》记载：洪武五年岁末，派遣京官于每年“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雅，半年以内，遣二十四员，往来旁午”。有时三月一遣，有时半年一差，有时三年一次钦差。从零星资料搜集到明初派到河州一带督理茶马而有名姓者，有尚书一员，名郁新；公卿一员，李景隆；布政使一员，王敏；近使宦官三名，尚鹏太监而聂、司礼太监聂庆童、内使赵成；御史多人，有杨一清、邓文鉴、刘正、马文升、李润、王汝舟、翟唐、刘仑、刘良卿、脱镐、齐口、博音代等；镇抚刘正、都督刘钊等。这些都是有姓名的巡察人员，无名姓的何止数百人。
  （三）茶马交易的数量、价格
  在金牌信符制推行的七十余年中，或一年一征、一年数征，或三年一征。征马数量，一年数百匹，或数千匹，大部分时间征马7705匹。仅在河州等地粗略计算，合计在二十万匹以上。
  明代茶马互市中的马价，随着明朝政府对马匹的需求程度和国家对马市的垄断程度不同而常有些变化，但一般来说，往往实行带有强制性的官定价格，使广大少数民族深受盘剥之苦。承担纳马的百姓诉苦：“公家用几片烂树叶，骗去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良驹宝马。”
  明初，河州马价定列为：“凡上马一匹给茶四十斤，中三十斤，下二十斤。”万历二十年（1592），上马换三十筐茶叶（每筐约三斤），中马二十筐（合六十斤），下马十五六筐（合四十至五十斤）。清代前期，上马换一百斤左右茶叶，中马换八十斤左右茶叶，下马换六十斤左右茶叶。以上等马为例，顺治、雍正年间给十二筐（每筐十斤）；康熙年间改筐为封，上马十二封，每封十斤，合一百二十斤，合时价银7.2两。相比之下，清代的马价略高于明代，平均约以八十斤茶换一匹马；而明代，平均约四十斤左右换一匹马。这说明明代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经济剥削和资源掠夺更为严重。
  明代的茶马互市，完全属于国家垄断性质。在官方的高度控制之下，朝廷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不平等贸易，茶贵马贱，有时贱到以十几斤、二十斤茶叶换一匹马的程度。
  由于连续长时间大量差发马匹，民族地区的畜牧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明初，“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茶马交易时“万马腾骧，殆成云锦”，蔚为壮观。到了后来，由于官方指定官价，垄断买卖，茶贵马贱，牧民们以马换茶的热情大受损伤，官办贸易逐渐萧条。而民间茶马贸易日趋活跃，河州“南关客栈十八座，四方商贾云集焉”。
  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茶马互市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由于官府剥削惨重，茶马贸易难以持续，正统十四年（1449），金牌信符制不得不废止。“番人为北虏侵掠，徙内地，金牌散失，而茶司缘边棘军乏运，止以汉中岁办巡获私茶私盐四五万斤易马，其余边地一切停止，金牌不复给，听其以马来贡而已。”河州“茶马互市”的历史终于终结。
  茶马贸易与徽州述略
  ——以明郭从道《徽郡志》为主要考察对象
  王义熊 双平
  茶马贸易是指唐宋以后中国内地农业地区与西南边疆游牧地区之间进行的以茶和马为代表性商品的贸易。茶马贸易源于唐朝，到了宋朝成为一项稳定的国家制度，并在宋朝发展繁荣。“考之前代，自唐时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至宋熙宁间，乃有以茶易虏马之制。”①《甘肃通志》亦载：“自唐回纥入贡，以马易茶，宋熙宁间相继行之，所谓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有明定制金牌差发，假市易以羁縻控驭，为制番上策。”②宋王朝的所有对手都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宋王朝在多次战役中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宋王朝骑兵较弱小，因此“以茶易马”成为最好的选择。
  徽州在两宋和明清时期都是茶马交易的重要地区。明初在徽州火钻镇（今徽县榆树乡火站村）设立了批验茶引所和巡茶察院行台，专门负责秦蜀道茶马贸易及茶引检验等事务，又在徽州虞关（今徽县虞关乡）和高桥（今徽县高桥乡）设立了巡检司，仅虞关巡检司就有“弓兵三十名”③。繁盛的茶马贸易活动对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明郭从道《徽郡志》为主要考察对象，就其中有关茶马贸易的内容逐一进行梳理。
  一、茶马贸易与徽州政治
  （一）巡茶察院行台及其他与茶马贸易有关的行政机构
  察院行台设立在徽州火钻镇，“火钻站明初置茶院行台（与秦州稍子店同设），按验茶马于此”④。“御史行台在火钻镇，有堂有室有门有屏，嘉靖十七年巡茶御史沈公越，檄知州王时雍创建。礼部侍郎吕楠记。”“分司在行台右即批验所旧基。”“分馆在木庐镇，有厅有序有门，嘉靖四十二年值周孟公鹏年。”⑤火钻镇是茶马交易的必经之地，“徽州火钻镇，旧设批验所，与秦州骆驼巷、稍子镇同，后至巡茶刘君俱奏革去。惟火钻镇，官虽革而印未缴也”①。正统五年，明英宗要求无茶课的批验所均应裁减，而火钻峪茶引批验所不在裁减之列。由于火钻镇独特的地理位置，南来茶叶必须在火钻取得准运茶叶的“茶引”，否则茶叶运到秦州将无法交割，设于火钻镇的批验所得以长期保留，可见其在茶马互市中的重要性。
  嘉靖十七年（1538），巡茶御史沈越巡茶来到徽州火钻镇，面对“于所无衙、于官无事，如虚衔”的批验茶引所感慨万千，“此地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岂可以无官守与公署哉”，况且“御虏在士，奋士在马，畜马在茶，行茶在公署。公署不立，而欲茶之行者鲜矣。茶课不足，而欲马之畜者鲜矣。马力不齐，而欲士之奋者鲜矣”②。更是将茶马贸易提高到关系国家安危的角度。于是知州王时雍新修茶院行台“正厅三楹，东西厢房共六楹；后厅三楹，东西厢房亦六楹；二门、大门各三楹。若大使之宅地，则行台之西亦不下一二十楹”③。修建完工后又请正德三年状元、一代大儒、礼部侍郎吕楠撰写了《新修巡察茶院行台记》，着重论述了茶马互市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意义、修建火钻巡察茶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沈越新修茶院行台的情形。
  察院巡台后来又移到州城，“察院在东街，有中堂、后堂，左希仁厅，右小景厅，堂前为台、为墀、为东西序、为仪门、大门”④。茶引所后来移到白水江，“批验茶引所，原在火钻镇，移于州治西街，嘉靖三十七年巡茶御史梁公札改建白水江。大使一员、攒典一名”⑤。
  除了察院和茶引所外，当时徽州还设立有两处巡检司，一处是“虞关巡检司，在州南五十里，堂序门垣如制”⑥。“鱼关铁山西南麓，唐置鱼关驿，为蜀口要隘。宋曰虞关，设转运使于此，为明巡检司治，国初裁缺”⑦。另一处是“高桥关，与秦州接壤，旧有高桥巡检司，今裁”⑧。巡检司一职始于五代，明朝时一般设于关津要道，归当地州县管辖，驻有巡检、吏各一员，统领相应数量的弓兵，负责稽查往来行人，打击走私，缉捕盗贼，是地方性军事机构。朱元璋曾敕谕天下巡检说：“朕设巡检于关津，扼要道，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但到了明嘉靖年间，俱已破败不可考，“旧志税课大使局在西街，批验茶引所在火钻镇，嘉靖间改建白水江。徽山驿在北街，有堂有序，门竖驻节坊。虞关巡检司在虞关镇。案税课批验两大使，万里间先后裁缺，驿丞寻废，巡检亦缺。国初亦奉裁革。今其遗址皆无可考。”⑨“旧志公署有察院在东街，按察分司在南新街，府馆在州治，西街御史行台，分司行台在火钻镇，又有木庐镇分馆，顺治间知州杨三辰重修，今皆无考”①。
  在徽州担任过批验茶大使、有名可考的有“白士泰（保定人）、李应清（梓潼人）、李福、孙镗（颖上人）”②，担任过巡检的有“虞关巡检艾忠、董全、孙继宗（沂州人）、石廷荣（石州人）、汪时新（岳池人）、胡熙训、梁尚父（河间人）”③，“巡检徐光祐浙江靳县人，顺治年任；程熹安徽歙县人，顺治年任；王学贤浙江海盐人，顺治十四年任，十七年裁缺改调”④。
  （二）《徽州调停驿站碑记》中的茶马贸易管理
  现保存于徽县文化馆的《徽州调停驿站碑记》，通高1.34米，宽0.66米，厚0.19米。碑阳，为明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所刻的“申革市民碑”；碑阴即“徽州调停驿站碑记”，清顺治八年（1651）镌刻，额题篆书“徽州调停驿站碑记”，尾题“大清顺治八年正月吉日”。
  碑文详细记述了“调停站法”的实施过程：一是购买骡马，“本州自五年闰四月十二日到任起，与阖州乡耆悉心筹划，欲照本州昔在晋中官养官应之法，相与讲求料理月余而论始定，马骡方始买补完足”⑤。二是日常饲养，在草料方面足额定量，“细查本州额站银八百两，通盘打算每一马、骡日食料豆三升，三十匹、头合支九斗，每十日合支九石，每一百日合支九十石，岁计用豆三百余石”⑥。在人员配备方面，“今议上五甲每甲公议一人，仍择义民一人以总其事，照管十日，交付下五甲照管十日。一甲止搨二日，一里止搨二十日，便已了结一年苦差。又恐距远里分，一时传唤不到，于轮应完日，酌定义民小头后，照里先令原差传唤到州投递，认保分给小牌，各于接管先一日至州，投认轮换，下里亦然”⑦。保证喂料充足，水草依时。三是日常管理，“至于过差使客凡有索难，及按茶两院、道府按临大差，本州悉自出站银以应之，不令重苦吾民”⑧，这一具有创造性的举措，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今行已三年，阖州士民称便”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碑文所说的“守巡两道”，指分守、分巡诸道之官，其主要职责就是巡视各区粮食之运输、兵备之整饬事务。碑文所说的“按茶两院”就是指“巡按御史、巡茶御史（巡茶侍御）”，茶马贸易有巡茶御史专职负责。每年又有巡按御史，对此进行监察考核。关于“巡茶”，就是巡察茶政。古代茶税为重要的国课，明朝曾专设巡茶御史负责监察茶叶的销售。
  碑记清初巩昌府徽州“调停站法”事宜的大致过程，其文字反映出清初顺治时期徽州地区官府对“茶马贸易”的邮驿、递铺管理的重视性，也正好印证了清初在陕、甘二省置茶马御史专管其事，又有巡按御史每年对此进行监察考核，监督管理茶马事宜的史实。①
  （三）茶马贸易与徽州治安
  郭从道《徽郡志》载：“董颜威，绍兴中河池尉，岂弟爱民。一日，盗至，邑人大震。彦威无慑惧，徐遣民兵御之，弗克。益以茶商百余，遂捕之。”②徽州南北二山俱属于高山峻岭，时有强人猛兽出没，及至清代牛运震在《空山堂文集》卷一《徽县寄兖郡亲友书》中写道：“县之北界，旧虎是宅，有山焉曰大小山，有峡焉曰青羊峡，皆猛虎之所踞卧啸舞也。自秦趋徽，必于是乎取道焉。……陇人有事于徽，必且结伴、祷山神、持械刃，然后而过。三者一不具，事虽亟犹将裹足而不敢动也。”来往茶商均为人数众多的马帮驼队，有着必要的安全防护，以至于州城遇盗，兵民弗克，在百余茶商的帮助下竟然可以打败强盗。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茶商之多、运输保卫力量之强。
  总之，徽州境内察院巡台、巡检司、茶引所等茶马贸易机构的设置和“调停站法”的有效实施，都极大地提高了徽州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新修察院巡台，“徽县火钻镇自此成为巡茶御史的官署之地，也就成为全国茶马交易的管理中心”③。
  二、茶马贸易与徽州经济
  （一）茶夫地与茶脚费
  明嘉靖年间，徽州火钻镇新修巡察茶院行台，对茶马贸易进行专门管理，“州北六十里火钻峪，系运茶要路。旧制设有花引所衙门在焉，其汉中府所属五州县课茶俱由此地运送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④。由于贸易繁盛，就“在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处佥编运茶脚户刘文光等百有余名，住居本镇”⑤。这些茶脚户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和地方百姓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粮数目》一文给出了部分答案。
  茶脚户们“除支领工食外，任其开垦荒山，砍伐林木”⑥，划给他们耕种范围，“自本镇至滴水崖，南北亘七十里，东西阔二十里，地未入册，粮未起科，是以相传为茶夫地云”⑦，开垦荒山必就近进行，划了七十里长、二十里阔的范围，由此可知当时徽州境内的茶脚户当在数百人之多。后来茶马贸易一度中落，但茶脚户们的茶夫地则由子孙继承，成为祖业，历代耕种，并未征粮。
  “至万历三十三年，西乡县复运茶到州，议添茶脚。前任知州申请布政司批允在本州一十八里每年派银二百六两三分，刻入条鞭规则内，遂为岁额，州民苦之。”①“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提出，张居正于万历九年推广到全国。新法把茶脚户们的运茶费用摊到徽州老百姓的头上，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而茶脚户们则继续耕种茶夫地且不用征粮。于是王秉等知情人士状告到两院，这就有了礼县知县尹焕查明茶夫地的经过。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里将土地分为川地、坡地、陡地三等，共计茶夫地57888亩，每亩又分别折合银两为三厘、二厘、一厘，“共该银一百一十七两一钱六分九厘五毫九丝六忽，内除去有主原粮一十一石四斗一升九合四勺，每斗该价银一钱四分，共银一十六两一厘一毫六丝外，实该征银一百一两一钱六分八厘四毫三丝六忽”②。茶夫地应征银两几乎占全县派银的一半，可见茶脚费用之巨、茶夫之多、运茶数量之大。查明亩数、折合银两后，“每年征收在官，如遇汉中府运茶，官到州令茶店户照数支领，取领状附卷以查盘；如无茶到将银贮库，以听申请。茶院别项支销，永不派及”③。
  （二）付给驿站、茶印工资
  明郭从道《徽郡志》有关茶马贸易人员俸禄分类梳理如下：
  黑松林驿馆夫五名，银三十两；
  徽山驿馆夫三名，每名准银四两；
  九股树弓兵一十五名，银七十五两；
  虞关巡检司弓兵三十名，每名准银二两五钱；
  茶引所秤子六名，每名准银二两五钱；
  安山递运所防夫二十五名，银二百二十五两；
  茶夫，银二百六两三分；
  察院门子二名，每名准银一两五钱；
  火钻公馆门子，每名各准银三钱。④
  从这份俸禄名单中，可以看出不同职位茶马人员的俸禄情况，由茶引所秤子六名也可以窥见徽州茶马贸易的规模。
  （三）明嘉靖年间徽州经济衰落的原因
  郭从道曰：“徽，辐辏之地，水陆之衢也。往昔颇称繁华，大抵久则人情乐便。而近来川蜀之货，欲东者皆自阳平关出凤翔，欲西者皆自置口出临巩，登白水江而来徽者才十之二三耳。昔花马池之盐由徽入蜀者，全蜀食盐皆为之仰给。今蜀中有井盐，而盐利又阻矣。於戏，市井萧条、民无生理，殆不可以昔日之徽视徽焉可也。”①
  从郭从道的感叹中可以看出，交通路线的变更、物产的变化，导致了明嘉靖年间经济的急剧衰退。
  三、茶马贸易与徽州文化、教育
  茶马贸易的繁盛给徽州文化带来了繁荣，最为明显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与茶马贸易相关的各类碑记
  一是修路碑记，计有《新修白水路记》《钟公路》《石梯崖修路碑记摩崖》《徽县大河店修路碑》《远通吴楚碑》《虞关义渡记》《许清修路》摩崖、《石峡修路》摩崖、《玄天神路》摩崖、等大量以修路为主要内容的摩崖、碑刻。
  二是茶马管理碑记，最具代表性的《徽州调停驿站碑记》的内容和作用已见于前文，此不赘述。
  这些碑刻既是茶马古道的有力物证，又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是古蜀道兴废变迁的历史还原和如实记述，是丝绸之路秦陇段运输状况的真实记载，除文中所列几通碑文外，仍矗立于青泥古道旁的《徽州调停驿站碑记》《江河纪略》《兴州江运记》等碑文，不但文字优美，富含文学元素，同时记述了古人开山凿壁、沟通水陆两种运输形式，打破蜀道难神话的伟大壮举。作为交通碑刻，除了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之外，更显明了秦陇道在沟通南北交通运输中的巨大作用。”②
  （二）茶马古道沿途诗歌
  作为明清时期茶马贸易的要道，巡茶特使和地方官员常常奔波于这条古道之上，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如甘茹《高桥次韵》、秦武域《麻沿河》《大小山》、陈棐《火钻岭辞》、王邦瑞《宿火钻行台》、张伯魁《火钻道中》、郭凤鸣《榆树坝》《大焦山》、赵抃《过青泥岭》、刘长卿《虞关道中》、张方平《鱼关诗》等，对徽州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都有描绘。
  这些诗歌一方面既是对沿途风景的描述和心情感受，另一方面更是寻找古道线路走向的标识。
  如陈棐的《火钻岭辞》：
  山尖石丹兮，火钻巃嵸而在旁。春馆一宿兮，寒气栗烈而侵床。阴风吹林兮，孤月照窗。仇池洞兮陈元光，剡藤灿兮兔颖霜。呵冻疾书兮缩袖忙，晨旆北出兮惊颷凉。悬流晒雪兮怪石如房。岩峦亏蔽兮势飞张。卉木胶轕兮兼丛篁。石枣兮间乌桑，铁杠兮杂黄杨，檞叶干兮蔓荆长。不见天日兮虎豹藏，白狐立兮或跳梁，时挂树兮崖之羊。人上慄兮怵彷徨，转折胶岭忽开豁兮，北瞰万垒而青苍。瞻蓬莱之楼观兮，红云一望以迷茫。明堂拱勋华之圣兮，皋夔列布于岩廊。孔无辜之或杀兮，致矜恤于遐方。叮咛纶命兮分遣刑郎，布德宣意兮和气靡伤，顾尔狞恶之兽兮吮血牙枪，使一夫被尔吞噬兮，是抗万乘之天王；宜鳄鱼之戮逐兮，锁支祁于隍洋；枯树崩崖兮蟒横虬僵，愿取此木为薪燎兮，散边隅寒苦之乡。使家如温室兮比屋春阳，留蒨欝之松盖兮斤斧勿戕，结茯苓之千岁兮琥珀凝光，采菖蒲于太华兮，□黄精于商洛；并持献于圣主兮，俾万寿之延长；稍分金匕之羹兮贻我慈堂，使萱寿纪蟠桃之历兮，海内同不老之方；副圣主好生之德兮，遍万里而周八荒。
  辞曰：
  山高林深势险恶兮驱兽焚林，
  下民攸□兮献太平乐兮，俾万年祚兮。
  （是日谈王虎谷平生得意最爱深山踏雪行之句。）①
  这首楚辞体的诗歌从火钻岭的风景写起，将寒冷、孤寂、相思的情绪写得奇瑰富丽，极尽想象与夸张之能事。
  （三）茶马贸易与徽州教育
  明清时期从都察院监察御史中派遣人员代表朝廷巡视茶法马政等事务。监察御史奉命巡视茶法马政时，一般称巡茶御史。巡茶御史的职能主要包括：查禁私茶，维护茶纪；茶引挂号，审计茶务；招蕃易马，平均茶课；兼理马政，建言茶政等。巡茶御史大多为饱学之士，对徽州教育事业亦十分重视。
  吏部尚书前提学副使唐龙在嘉靖年间视学关西，“夏四月莅徽州，其学圮矣。怃然兴嗟，亟令所司撤而新之。时之长吏，莫之能举也。明年，御史郑维新监督茶税至州，发官帑银三百有奇，爱饬知州白松以经始焉。又明年，御史陈讲嗣至。发米百斛有奇，用备饩廪”②。后“知州朱纯代之，勤综理之责，严省试之程。四年春二月，乃用讫于成，轮奂孔饬，规绪用新，宫墙严严，齐庑翼翼，二三子心怿神怡，挟策鼓笥，洋洋而兴焉”③。
  “嘉靖丙申，侍御新野刘公来董茶马之政，以学舍湫隘，召诸生指示之，曰：‘此可以居子矣。’乃发茶课若干缗，属之知州莫汝高，度地抡材，建堂分号，榜曰‘徽山书院’。”④第二年正月，“侍御宁陵胡公巡按至徽，弭节山椒，凝睇院堧，犹病弗宏，爰议增拓。维是边备宪副马君直卿、分巡佥宪白君应衡，议以克合，乃发公帑银以两计者五十，汝高奉以周旋，使吏目刘锡监护厥工”⑤。增修后的徽山书院，前厅五楹，外门三楹，仪门三楹，肃矩范、昭期待、资多识、警昏惰，日常功能一应俱全，于徽州之教育功莫大焉。
  他们不仅仅是建学校，而且为徽州学子延聘名师，对其殷殷教导，给予了很高的期望。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极好的榜样。撰写《重修庙学记》的西安府武功县人康海在弘治十五年（1502）参加会试，顺利通过殿试对策称旨，遂登进士第一，大魁天下，任翰林院修撰、充经筵讲官，以诗文名列明朝“前七子”之首，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号称“七才子”，亦即文学史上的明代“前七子”。
  四、茶马贸易与徽州宗教、民俗
  （一）茶马贸易与徽州佛教
  徽州的茶马贸易与宗教亦有着莫大的关系，榆树乡火站村珠临寺摩崖中有“茶印所”“知州左”等字样，这应该是茶印所为珠临寺重修布施后的功德印记。佛教与茶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他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融入“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开释精神。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即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联结起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
  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特别是在南方寺庙，几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根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我国古今众多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炒制的。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亦作“仙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因其品质优异，被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茶宴形式、茶文化对外传播方面，佛教都有巨大贡献。
  （二）徽州的关羽崇拜
  从高桥到党政的一百多里路上，就有三座关帝庙。麻沿河镇新店村的关帝庙，距今亦有数百年，精美的砖雕、木雕，墙壁上残存的壁画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与三国故事相关。村里流传下来的签书，也是以汉朝的故事来解释今天人们心中的疑惑。85岁的袁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骡马往来的情形。
  关羽一生忠义勇武，坚贞不二，不为金银财宝所动，商人们更是敬佩关公的忠诚和信义，把关公作为他们发财致富的守护神，奉为武财神。商人选择关公当财神，看重的是他的忠义形象和惩恶扬善、佑民护民的万能神格，他们非常希望关公能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安全。在艰险的陇蜀古道上行走的商人们，更需要这样的心理慰藉。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在经济交往中恪守诚信精神，才能真正获得财富。而那些投机取巧之徒，即使一时得利，也不会长久，最终只能一败涂地。关羽成为行业保护神，实际上是新兴工商界有识之士的一种追求”①，他们看重的恰恰是“信”和“义”的道德原则。因此，徽州境内茶马古道上的关帝庙依然有着很旺的香火。
  （三）徽州罐罐茶
  罐罐茶因熬茶采用小型粗陶罐而得名，一笼火、一只茶盅、一撮茶叶，几样常用的材料，古老而又讲究。喝一杯浓酽醇香的罐罐茶，享受其带来的美好时光，已是如今徽县人生活的一部分。
  徽州罐罐茶分清茶和炒茶两种。清茶的煮法非常简单，装半罐茶，添满水，置于火炉上，煮沸之后将茶水倒入茶杯即可饮用。徽州人多饮炒茶，而这炒茶就讲究了。先把茶罐煨热，然后放入清油加热，再放入碾碎的核桃末、茶叶翻炒。将核桃等炒得发黄的时候再放少量的白面。加面的时候根据个人对罐罐茶浓稠度的爱好添加，速度不要太快，以防止面粉结块；加面后继续炒。等面炒熟后倒水，由于罐中温度很高，刚倒下去的水伴随着“滋”的一声脆响，腾起一片蒸汽。此时放入花椒，也可以随个人爱好不同，放入藿香叶或薄荷叶，这样制作出来的罐罐茶别有风味。熬茶的时候，空气是暖的，人心是静的，陶罐里的水咕嘟咕嘟作响，稍煮片刻，一壶散发着浓烈茶味和面香味的罐罐茶就做好了。
  （王义，甘肃徽县教育局职员；熊双平，甘肃中道旅游文化发展公司监事）
  历史时期陇南地区的商业贸易与市集浅探
  马强 陈蕊
  陇南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秦巴山区，扼陕、甘、川三省要冲，素称“秦陇锁钥，巴蜀咽喉”，辖武都区和宕昌县、文县、康县、成县、徽县、礼县、西和县、两当县，从地理流域上看处于嘉陵江上游，包括嘉陵江支流的西汉水流域。陇南礼县盐官镇早在先秦、秦汉时期因产盐和贩盐闻名遐迩，一度成为嘉陵江上游的经济聚集中心。武都氐羌杂居，历史上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往武都，卖给西北少数民族，武都曾是以茶马为主要交易品的中原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的重要市场。唐代“盐官骡马市场一亩，集日上市，骡马百十余头”。北宋时，阶、成、文三州置茶马市，南宋文、阶、西和三州置茶马场。后南宋吴玠又在宕昌置茶马场，在当时全国边境十余处茶马场中，陇南就有四个。宋乾道初年朝廷在陇南茶马市上购马每年九千余匹，淳熙后每年达一万一千多匹。由四川经陇南通陇右的祁山古道，接通了四川至北方的丝绸之路，其由北、中、南三段组成：北段起于天水，经铁堂峡支道、木门支道和阳谷支道翻越北秦岭至礼县长道镇；中段经寒峡支道和黑谷支道穿越仇池山区至成县；南段由覆津道经武都接阴平道入川，或经鸣水道、青泥河道、木皮岭道、白水路和青泥岭道至陕西略阳①。可见嘉陵江上游曾是我国西部盐道、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纵向考察历史，可知商业贸易往来促进了陇南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的繁荣。
  一、陇南历史上的朝贡与商贸活动考略
  朝贡是我国从汉代开始出现的属国向中央王朝进贡地方名特产品的经济现象，至隋唐时发展成为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制度。我国古代贸易，秦到宋以前，受官府严格管制和限制，主要以朝贡贸易为主；宋朝时期，官府放宽限制，嘉陵江上游茶马贸易等商业活动空前发展。
  （一）朝贡贸易
  唐宋时期陇南即以“紫泥”入贡而史籍有载。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引《陇右记》谓：“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贡之，用封玺书。故诏诰有紫泥之美。”此即著名的阶州紫泥，应该属嘉陵江上游丹砂的一种。《宋史·蛮夷四》载：“白马氐，在汉为武都郡，今阶州，汶州……自治平之末（1064）讫于靖康（1126）大抵皆通互市，奉职贡。”这说明，在北宋时，白马氐族仍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实体，与中原贸易往来，而且向宋朝进奉纳贡。嘉陵江上游的三泉县，在宋平蜀以后当要冲，申奏公事，直隶朝廷。朝贡贸易往来比较频繁，唐时贡红花、胭脂、夏蒜、冬笋、糟瓜、药物，宋时亦贡红花、胭脂和益蜀纸等。文州、凤州“无可耕野”“种植甚微”“土少桑麻，妇人无机杼之勤。至于井税之布帛，口食之盐酪，皆资于他郡焉”。老林物产富饶，朝贡也有麝香、蜡烛、羚羊角、雄黄之类，其中尤以金丝柳出名：“杨柳垂金丝，风动如飞盖。”元丰间有旨下本州岛。取香醪百瓶，（金丝柳）百根。唐宋时期朝贡主要以原材料或初级加工半成品为主，明清时期则主要以产品为主（见表1）。
  由于陇南地处陇蜀要道，林木资源丰富，盛产几百种中药材，明前历代多设以茶易马市、木材市场、药材市场，不仅在当地交易，还多运往陕西、四川、南方各地。去礼县贩盐的盐客也甚多，明代以降，出现了由当地或外籍商人经营的各种中药铺。
  （二）茶马贸易
  天水、武都早在先秦时期就是西北著名的畜牧区，以产良马闻名于世。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载“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马牛羊漆蜜。自非子牧马封爵，王建以骑将起家，得蜀之后于文、黎等州多市番马，十年之间遂得马万余匹。宋雍熙端拱间，阶、文、成州皆市马”①，以铜钱交换引进吐蕃的良种，吐蕃人又以铜钱交换得到茶和盐。南宋时期，文、阶两州共有八个茶马场，即兴、黎、珍、叙、南平、长、宁、西和。后又在宕昌、黎州、文州等地设茶马司，“市马万二千余匹”。康熙《岷州志·茶马》云“岷州茶政，始于宋元祐中，以川茶易马”，又在阶州、成州、西和和宕昌先后开设四个茶马市场，与金及西部边境的木波等草原民族进行边境贸易。在吴挺驻防兴州（今陕西略阳）时，仅宕昌茶马市场购进的战马每年就有七百匹。为适应军队和当地群众经济生活需要，南宋绍兴七年（1137），川陕宣抚使吴玠在河池（甘肃今徽县）发行“银会子”（即银票），等同白银使用，这是中国最早的银本位货币，充分说明宋金战争时期陇南商品经济的活跃与繁荣。
  宋代畜牧由茶马司主管，明清时期畜牧改为民商自由贸易。2010年甘肃省第三次文物普查验收组在甘南舟曲县进行验收工作时，认定舟曲县石门沟栈道为茶马古道遗址，同时发现有北宋皇祐四年的摩崖题记，记载了皇祐四年十月尚书屯田员外郎兼判阶州事朱处仁一行经石门沟栈道巡查关隘城寨的情况。这说明在北宋时期，这里已经是重要的茶马古道交通路线，因而认定舟曲县石门沟栈道遗址为茶马古道遗址。有学者认为，舟曲县西南部的大峪、武坪一带在汉魏时期号为“沓中”，是陇蜀道西线上的战略要地，石门沟古道是通往古沓中乃至蜀地的必经之地。唐宋以来，这里又逐渐成为“茶马古道”的重要路段。行走在这条道上的多是以马骡驮运或人扛肩挑，以贩运茶叶、蕃马药材、皮毛等为主的客商，交易十分活跃，因此可以初步判定，石门沟残存栈道是茶马古道的遗址。该古遗址以及北宋皇祐四年题记的发现，为研究古代陇蜀道路交通、民族关系、茶马商贸、文化交流等课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通过对“秦岭遥感卫星三维立体图”的观察，笔者发现陈仓道起于宝鸡陈仓，经汉中略阳入蜀，“陈仓道即故道，大致沿嘉陵江河谷而行，北始陈仓，南经凤县、甘肃徽县、陕西略阳，沿途平夷，居民稠密，使用时间较长”①。嘉陵江故道水流域贸易中心往往沿故道零星点缀。如兴州（陕西略阳县）虽大山环抱，但因是蜀道必经之地，经济也很繁荣。兴州矿产资源丰富，宋真宗景德三年在此设济众铁钱监，铸造铁钱，号称“利西之巨镇”②。北宋由国都开封经洛阳、长安达汉中、成都的大驿路也经大散关、凤州、两当、兴州（陕西略阳县）、三泉（陕西宁强县），过利州（四川广元市）至成都。而以茶马、茶盐贸易为龙头的商品流通潮③，使西北秦陇市场和西南川蜀市场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
  二、陇南嘉陵江地段的市镇经济
  （一）嘉陵江上游集市的兴起
  以县城论，有县有城，市镇贸易方可诞生。嘉陵江上游市镇在魏晋南北朝以后便初具规模。魏晋南北朝时期，宕昌羌人开始过定居生活，沿岷江两岸的老爷坟、白水川、大堡子川、官鹅沟口、高庙山、大寺里、旧城村以及城关附近的村寨都在以旧城村为中心进行集市贸易活动。宕昌国时期四周民众积聚宕昌，人口已达10万；宕昌国建立以后，古城一带的空地便成为集市贸易交换的中心。但是贸易产品品种单一，主要为简单的农具和日常生活用品，如各种动物的毛皮，交易方式为以物易物。自东汉以来，嘉陵江上游各种名贵药材逐渐由野生发展为家种，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产量增加，药材交易市场慢慢出现了。晋永嘉年间，药乡宕昌开始设立药材交易市场。除大宗药材外，间有朱砂、雄黄、白石胆、熊胆、麝香等名贵矿物、动物药材上市交易；同时还参与朝贡贸易，宕昌王曾派官子桥上奏表贡献朱砂、雄黄、白石胆等。除宕昌城中，城外像理川寨、新城子等处都设有小市。到了宋代，宕昌城设茶马集，茶马贸易繁荣，一年出售良马一千多匹。
  宋代是“我国城镇体系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内，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职能普遍加强，草市向商业集镇的演化和港口商业贸易城市的大量出现，从而导致了城镇等级规模结构日趋完善，基本上形成了州县两级城镇网”④。嘉陵江上游是西北边防重镇和边贸中心，既有官方的茶马贸易，更有民间的互市贸易。“蕃中物货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
  嘉陵江上游的市镇经济主要是依靠农业逐渐的商品化过程和处在陕、甘、川三大经济网络之间的水利优势所承担的经济通道功能而得以发展的。集市乃“商贾辐射之地，即货物云屯之区，古者日中为市，交易而退，以便民也，市之积而为集。集者聚也，聚四方货物于一处而销售之”①。集市贸易是一种民间的贸易活动，一般都是定期进行，交易完毕后散场。这种集市贸易是民间主要的交换活动，在中国有相当古老的历史，南方称为墟、场，北方称为集市。“这些农村集市是农民之间以及农民和商贩之间进行交易的立足点，是一种初级的市场形态”②，其沟通城市与乡村，维系着乡村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商人买卖商品的基地，也是民间互通有无的场所，明清时期更趋繁荣。流域内基本没有比较大的繁华城市，主要定期进行一些集市贸易。对于嘉陵江上游而言，集市是沟通各地经济的主要渠道。作为农村初级市场，集市在乡村之间，最贴近农民的生活。集市交易的商品大多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生产所用百货。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
  （二）明清时期集市贸易及地域分布
  集市作为我国传统市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是明清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集中体现。明中期以后，在农业与手工业商品化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大地上各个区域间的商品交换逐步扩大，大量的市镇开始勃兴。农村集市密集出现，传统市场向现代市场演变，中国的市镇经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下文将以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对明清以来嘉陵江上游集市发展、制约机制进行微观个案研究。
  我国古代官府为传递公文和供官、驿使往来投宿、换马，三十里设一驿站。宋代每十里、二十里设一铺舍。明代将驿站、铺舍合二为一，铺舍时兴。清代康熙年间，铺舍经修葺整理，得以恢复和发展。铺舍由驿站发展而来，聚落渐扩，逐渐形成集市。像徽成、西礼、两当等地的集市大都是明代兴盛起来的，大部分由具有军事、政治等功用的场所转变而来。即因政治、军事所需而设立，后发展为市集、贸易中心，如官亭，原名“接官厅”，是阶州和岷州的通道。清代以前，朝廷学台每两年赴阶州视察一次，府州官员一年或几年视察城防事物一次；为此，西固所在此地设接官亭，接待过往官员，故名“接官厅”，后去掉“接”字，改“厅”为“亭”。③因森林资源丰富，当地群众在农闲时用杂木、竹子制作小农具并在市场上销售。而嘉陵江上游历来政治、军事因素占主导，其市集往往由驿站、铺舍演变而来，相应的各个县的总铺便成为中心市集、市镇。嘉陵江上游除西固所以外，其余各县在县城及其附近设总铺（见表2）。
  上述统计集市（见表3）中阳平关集市都开，西和县何家坝、打虎坝、落峪河、青羊硖、纸坊镇有小市无集，其市场的周期性起到了补充处于相对原始状态的交通条件的作用。商业活跃，一方面出现了一批新的专业化集市和重要商镇，如宕昌哈达铺，理川的当归市场，礼县铃水的大黄市场，文县中塞的党参市场，成县纸坊的麻纸市场，略阳的碾子坝、南坝等集市，附近村民在集市上用农副产品换回食盐、布等生活必需品，这种集市主要是满足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山区所产的木材、桐油、生漆、木耳、黄花、桃仁等土特产品从这里沿嘉陵江源源外运，南方的烟酒，湖广、江浙的工业品和北方骆驼队贩运的食盐，都在这里集散”②，而在这些集会中规模最大的当属药材集散地的一些市镇。这种市镇是多种商品的集散地和转运地。文县碧口镇在明清时期有四条商路通往陕、甘、宁、青，每年南下到重庆的十五吨货船在三百只以上，运出货物总量超过五千吨。徽县阳坝镇历来为南部最大的商贸市场，陕西、四川等地商贾云集阳坝镇经商。从传统市镇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基层市场的形成为市镇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已有学者研究了凤县、宁羌的市镇集市列表③，并推算出凤县和宁羌在当时的市镇密度分别为9.4和12，认为这两个地区的市镇密度已经大大超过当时的全国市镇平均密度，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均高于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平。在那个时代条件下，地处西北内陆的嘉陵江流域，能有如此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这不能不说出乎意料，令人惊奇。
  （三）清末民初中心集镇的发展
  清代后期嘉陵江流域市镇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贸易中心，可以称它们为中心市镇。中心市镇是境内同外地经济往来的重要关卡，民国以来逐渐发展演变成集镇、乡镇、市镇。凤县双石铺是嘉陵江上游最大的市镇之一，其流通商品数量和种类相对较多，经济辐射范围较广，是区域贸易的中心。以商品集散和转运为主，属于商业型市镇，其货物流通之大，与外界联系之广泛，是其他市镇无法比拟的。双石铺的商业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各自的县城。此外还有宕昌县的良恭，其跻身为当时宕昌县的第二大经济文化中心（见表4）。
  表4 民国时期宕昌县集镇统计表
  民国以来流域内市镇由兴起到繁盛的过程，初步奠定了今天市场经济发展的雏形，市镇中商品种类繁多，并且出现了个别中心市镇，这些都说明，明清嘉陵江流域内市镇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大多数市镇的经济规模和作用较小，绝大部分是商业型市镇且无发达的手工业辅助，专业型市镇太少，其市镇经济的发达程度与同时期的江南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本区内缺乏能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和城镇，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地域封闭，市镇功能不全，经济发展明显落后、缓慢，越是远离城市，水、陆交通不便的地区越贫困。总之，交通不便是造成该区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一个主要原因。自古以来，甘肃这个深居内陆的贫困省区，其经济交流，如物资交易，主要是以集市贸易的形式来实现的。重要的集镇，如文县的碧口镇、礼县盐官镇、凤县的双石铺、徽县大河镇等，其中地处陕、甘、川交界地区的阳平关和文县碧口镇历来都是陕、甘、川重要的货物中转站和水路码头，沟通着甘川两省的药材、山货、丝绸、茶叶、酒类和日用工业品的流通交易，各种集镇均有其特色。所以从历史沿革看，发展商品经济，首先要发展中心城市，而今天的中心城市必须要具备过去那种集市贸易镇的作用，同时也要具备今天开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的作用。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分析，陇南要发展现代经济，都必须加快城市建设，不断完善交通、通讯、服务等基础产业，早日形成具备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作用的中等城市，同时建设与本地资源相配套的交易市场。
  阴平道兴衰的历史脉络
  蒋晓春 李龙
  阴平道作为陇蜀交通要道之一，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价值。自三国时期邓艾取之伐蜀，不战定蜀后，阴平道声名远播，成为历代军事家出奇制胜的战略要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部分学者注意到其重要价值并展开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其名作《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中，对阴平正道、偏道、捷径的路线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开启了阴平道交通的专题研究。①嗣后，鲜肖威先生以探讨邓艾伐蜀所经之阴平道为主，旁及其余，对阴平道路线做了进一步探讨，并对严耕望先生的“阴平捷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②继之，蓝勇先生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对争论颇多的阴平正道、斜道的路线问题做了某些修补。③曾穷石先生对江油戍（江油关）设置时间、具体地望以及设关意义等有关史实做了考辨。④万娇先生对“阴平道”与“左担道”名称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⑤笔者曾对阴平道所经之白水关、葭萌关以及历代有关阴平道取用事迹做了梳理。⑥本文拟在前贤时俊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文献梳理的角度出发，探究从先秦迄民国时期阴平道交通兴衰的历史脉络，以期对蜀道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先秦至两汉时期的阴平道
  阴平道所经之地主要为古代氐族活动区。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诗经·商颂》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⑦这是氐族见于史籍最早之记载，但是为氐、羌二族合称。《山海经》中则单独提到“氐人国”。关于氐人的种族及其分布，魏收《魏书·氐传》做出了如下解释：“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以其地为武都郡。”①《晋书·江统传》云：“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种，反其旧土。”②氐人的迁徙与流动在历史上起步甚早。有学者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羌氐族群的先民就从甘肃地区向西南地区迁徙。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氐人又逐渐移居今四川西部和云南地区”③。高天佑先生亦认为：“绵延横亘于陇南南部边境的西倾山、岷山、摩天岭及秦岭西部支脉与嘉陵江及其支流西汉水、白龙江、白水江，还有……川陕峡谷区，便是古代西北与中原、西南民族迁徙和进行文化、经济交流的天然通道。”④这说明，作为陇蜀古道之一的阴平道在先秦时期已经投入使用之中。
  到了两汉时期，在封建大一统国家的推动下，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快，氐族迁徙活动逐步活跃。汉武帝时期，氐人“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⑤。说明西汉武帝时期氐族定居于河池（今甘肃成县西）。另据《阴平国考·种族考》载，“东汉以前……其在阴平者，白马氐而已。东汉以后，羌氐错杂，而以氐为主。隋唐以后，则氐与羌不复可分矣”⑥。氐族由河池向阴平迁徙，当取阴平道而行。2006年10月，绵阳市文物局对平武县响岩镇涪江村四社（俗称大松树）一带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发现了六个宋代（或宋代以后）龙窑以及大量西汉墓葬。史载，唐宋时期在平武县南坝设立了龙州府并修建大量龙窑，为州府官员及百姓生产生活提供陶瓷制品。西汉时期的大松树正好处于涪江大峡谷与四川盆地的交界处，历代均有士兵把守。发掘者推测，“这些汉人墓是当时镇守四川盆地的士兵的墓，而大松树很可能是当时的军事要塞”⑦。由于大松树所在的平武县南坝乡是三国“阴平道”江油戍（江油关）所在地，因此这次发掘的西汉墓葬为阴平道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实物证据。
  东汉时期，阴平道取用较为频繁。与西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阴平道与战事紧密相连。建武元年（25），公孙述割据巴蜀以称帝，遣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南郑。⑧建武六年（30），割据天水的陇右大族隗嚣趁公孙述兵犯南郡、无暇北顾之机，从天水伐蜀。隗嚣认为：“白水险阻，栈阁绝败”，于是在白水上“多设支阂”⑨。安帝永初二年（108），羌人谋乱，火烧阴平郡城，郡人退住白水（今汉水）。⑩顺帝阳嘉二年（133），“（李固）出为广汉洛令，至白水关，解印绶，还汉中”⑪。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阴平道
  为了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笔者将这一时期的上限限定在东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即黄巾大起义爆发之首年，正所谓广义上的三国之上限；这一时期的下限仍为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即隋灭陈完成统一止。这一时期，阴平道处于兴盛期，取用颇为频繁。
  汉献帝建安十七年至十八年（212—213），刘备沿金牛道入葭萌关回击白水关，斩益州牧刘璋麾下大将杨怀、高沛。①建安十九年（214），张鲁遣马超北取凉州失利，加之张鲁将杨白欲加害超，于是马超从武都逃入氐中，后奔蜀。②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见刘备尽有益州牧刘璋之地，必北争益州咽喉汉中之地，于是先发制人，亲率大军“西征张鲁，至陈仓，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张郃、朱灵等破之”③。两汉时期，氐人逐渐由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向广汉北部都尉（曹魏改阴平郡，治今甘肃文县）南迁；到汉末三国时期，氐人当多集中于今甘肃文县之地。马超、张郃、朱灵由“武都入氐”，似应取阴平道而行。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遣陈式（一说陈戒）沿白水进兵汉中，绝马鸣阁道，为曹魏名将徐晃所破。④《太平御览》记魏武帝曹操之言：“此阁过汉中之阴平，乃咽喉之要路。”⑤《蜀鉴》引《寰宇记》云：“在今利州昭化县。”⑥蓝勇先生考证指出：“马鸣阁即广元七里乡之七里砭，又名鲁班岩。”⑦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纳法正之言挥师北上夺取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为曹公所没”⑧，处于不利之势。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军事集团于定军山斩杀曹魏名将夏侯渊之后，一举攻占了阳平关，逆转局势，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曹操闻夏侯渊兵败被杀，汉中危急，于是亲自领军从褒斜道入以争汉中。但是刘备拒险不出，曹军与刘备军对峙数月，无利，遂放弃汉中，汉中终为刘备所据。嗣后，中原多故，先是曹操病逝洛阳，后曹丕篡汉自立，忙于内政。割据巴蜀、汉中之地的刘备也于公元221年称帝。直到蜀汉建兴七年（229），诸葛亮、陈式取阴平道平武都、阴平二郡⑨，为蜀图陇右创造了条件。曹魏正始十年（249），司马懿趁曹爽陪同曹芳拜谒明帝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诛杀曹氏集团，曹魏大权落入司马氏之手。司马懿以郭淮取代征西将军夏侯玄驻长安，夏侯霸与郭淮素来不和，怕祸害及身，于是南下投蜀。《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注引《典略》云：“（夏侯霸）南趋阴平而失道……蜀闻之，乃使人迎霸。”①疑夏侯霸南下亦当取阴平道奔蜀。
  早在曹魏伐蜀之前，屯驻沓中的姜维就曾上表后主刘禅，希望后主加强蜀地各关口以及阴平道的防守，防范魏军南下，可惜后主听信宦官黄皓谗言，未予采纳。
  （景耀）六年（263），（姜）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黄）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败，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②
  待魏军展开全面攻势之后，孤立无援的姜维只能仓促应战，受挫于邓艾。因姜维汉中军事策略的调整，使魏军轻易进入汉中盆地，全力攻打汉（今陕西勉县）、乐（今陕西城固县）二城。形势危急之下，姜维取阴平道经阴平、桥头、白水关、葭萌关迅速南下，与张翼、董厥二军合守剑阁天险，阻钟会主力于剑阁。邓艾抓住时机，绕过剑阁天险，“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迅速南下，迫使蜀汉投降。
  三国时期，阴平道也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典略》载，“（刘）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③。道路的整修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军事的征伐以及民族融合的加强。正如香港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所言：“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合，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交通建设亦居诸般建设之首位。”④
  西晋时期，国家再一次实现了大一统，阴平道上获得了暂时的平静。直到西晋末年，“五胡”入华，中原大乱。先为十六国纷争，后演变成南北朝对峙。世居今陇南、陕西西南、川北之间的氐族杨氏趁机发展势力，先后建立了前、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五个割据政权，纵横捭阖于南朝、北朝之间，使蜀道在南北争夺中更趋复杂。
  仇池地区地处阴平道咽喉，战略位置颇为重要。先是东晋与前秦围绕仇池地区以及阴平道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杨难敌还武都据险不服，李雄遣李稚出白水、李寿出阴平讨伐之，杨难敌据之，不得进。李稚、李琀趋下辨，因粮草不继，为杨难敌所杀。⑤晋成帝咸和六年（331），李寿再次率军北上以争武都、阴平二郡，杨难敌不敌，遂降于东晋。⑥前秦基本统一北方后，不愿看到仇池国与东晋政权亲近以威胁其统治，建元七年（371），苻坚遣苻雅、杨安、姚苌等共伐仇池，杨统率武都之众降，杨纂亦降秦。①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之宋、齐、梁与北朝之北魏为争夺汉中、仇池及阴平道的控制权展开了更为频繁的争夺。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432），武都杨难当遣司马飞龙取阴平道寇蜀，逐阴平太守，益州刺史刘道济破之。②元嘉十九年（442），刘真道遣司马夏侯穆季西取白水路入武都，并与裴方明分兵攻武兴、下辨，皆克之。③元嘉二十年（443），杨保宗谋叛魏，杀之。宋立杨文德为武都王，屯守阴平道上之葭芦城（在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至陇南市文县碧口镇之间的白龙江边），武都、阴平氐多归之。④元嘉二十五年（448），杨文德据葭芦城，招降、引诱氐羌人，武都等五郡皆应之，魏大将皮豹子统诸军击之，杨文德战败奔汉中。⑤元嘉二十七年（450），杨文德为辅国将军，引兵自汉中西入，平阴平郡、平武（县）二地，以杨头戍葭芦城。⑥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刘义隆遣萧道成、王虬、马光等入汉中，又别令杨文德、杨头率氐羌围武都。⑦杨文德、杨头屯葭芦城，率氐羌围武都当是溯阴平正道之白龙江而行。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二年（455），以杨头为辅国将军，戍葭芦城，王玄谟请以杨头为西秦州刺史，安辑氐羌之众，以稳定人心。王玄谟同时指出：“若葭芦不守，汉川亦不可立矣”⑧，惜宋孝武帝未予采纳。亦可说明阴平道上葭芦城的重要性。梁武帝天监十五年（516），梁将张齐与魏将元景隆战于葭萌，大破之，遂围武兴；后张齐又为魏名将傅竖眼所败，退守白水关，复攻葭萌关。⑨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1），氐酋杨法琛据黎州附北魏，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遣大将杨乾运伐之，拔剑阁，杨法琛退保石门，进据南阴平。⑩《资治通鉴》注引《五代志》云：“义城郡，梁曰黎州，唐之利州是也。”⑪由此可知：南朝梁时之黎州为唐代的利州，即今四川省广元市。关于石门的地望，《读史方舆纪要》云：“《舆地纪胜》：‘龙州江油县东百里有石门戍’，《唐志》：‘利州景谷县西有石门关，即此石门也。’”⑫说明当时氐酋杨法琛战败，仍溯白龙江沿阴平正道由今广元退往今青川县白水街以西地区。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文州阵阳族人发动叛乱，督文、利、沙三州刺史豆卢永思取阴平道击破之。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益州总管王谦起兵于蜀，反对杨坚擅权，杨法琛之子上柱国杨永安煽动利、兴、武、文、沙、龙等六州氐羌及汉人响应王谦，杨坚遣大将达奚长儒伐之，阴平国亡。①史籍虽未明载达奚长儒伐阴平国之路线，按阴平国治甘肃文县推知，此次进军路线似亦取阴平道。
  三、唐宋时期的阴平道
  唐朝乃我国古代强盛、统一的封建王朝。在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统治之下，帝国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以及民族关系得到空前的发展。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对隋唐宋三代之交通有过这样的评价：“一方面，则由于国内的统一，而唐宋州郡干线路，往返交织；其他方面，则由于民族地位的优越，隋唐的域外交通大见昌盛。这两方面，无论就哪一方面说，隋唐宋盛时的情形都较秦汉时代为进步。”②
  诚然，这一时期的阴平道仍然颇为重要。《唐六典》将阴平道之石门关列为二十六要关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安史之乱”后，中原多故，藩镇林立，战争频繁，国力锐减，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趁机控制了陇右十八州及安西四镇，曾一度攻陷都城长安，给唐王朝以巨大威胁。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再度爆发唐蕃战争，吐蕃数路攻唐。一路出扶州、文州，沿白水江经方维（今甘肃陇南市文县碧口镇）、白坝侵蜀地。③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循白水河谷西进，与吐蕃战于芳州及黑水堡，焚其积聚，并献首虏。④
  唐末五代时期，阴平小路成为一交通要道。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文州“东取山路至龙州三百六十里”⑤。同书卷三十三又载，龙州“北至渝州取文州路三百三十里”⑥。贺次君先生点校时指出：“渝州在龙州东南，不北行，何由文州？乐史作：‘北踰山至文州’，此传钞误也。”⑦贺次君先生虽然就龙州至渝州取道文州产生怀疑，惜未做进一步的考证。蓝勇先生认为渝州当为武州⑧。按蓝勇先生之语，龙州北至武州仅三百三十里。《元和郡县图志》明载，文州“东取山路至龙州三百六十里。……北至武州二百五十里”。如此，龙州至武州当以六百一十里为是，非蓝勇先生之三百三十里也。笔者以为，此渝州似应为文州为妥。即龙州北至文州取文州路三百三十里。虽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的两州相距三百六十里略有出入，但是古代测量技术与工具较现代落后，所测量出来的里程当为约数，略有出入不足为奇。《新唐书·地理志》载龙州应灵郡江油县（今平武县南坝）有涪水关①，《唐六典》将涪水关列为唐朝二十六要关七下关之一②，这足以说明在唐代阴平道的军事地理价值。五代前期，藩镇割据，中原丧乱。晋王李克用攻灭朱氏王朝，嗣后，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后唐政权，遣使西来，侮辱前蜀，傲慢无礼。前蜀重臣宋光葆认为唐、蜀两国必将交战，应早做军事部署，于是向蜀主王建上表云：“万人屯利州，应援文州及安远城。”③按当时形势推之，从利州应援文州，似应取阴平道。果不其然，后唐长兴元年（930），明宗李嗣源遣石敬瑭伐蜀，破剑门，两川危急。于是孟知祥遣赵廷隐屯剑州，又别遣永平节度使李筠率四千人屯龙州，守要害之处，防止唐军取阴平偏道南下。孟知祥所料甚是。嗣后，石敬瑭果然分兵“趣文州，将袭龙州”④，为孟知祥大将潘福超、沙延祚所败。《资治通鉴》云：“自文州青塘岭至龙州一百五十里。郡志云：‘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负，谓之左担路，邓艾伐蜀所由之路也。’”⑤可知后唐军伐蜀之一线取阴平道无疑。
  唐末五代时期，阴平道不仅在军事上有着重要地位，在经济上的价值也逐渐凸显。阴平道作为秦蜀茶马古道重要支线之一，是一条陇右入川的捷道。顾名思义，茶马古道就是古代汉地茶叶同蕃地马匹相互交易的商道。自云南大学木霁弘教授提出“茶马古道”一名以来，其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早在西汉时期，阴平道沿线的武都郡就有茶叶贸易。西汉辞赋家王褒《僮约》中就有“武都买茶（茶），杨氏担荷”⑥之言，这是陇南地区茶叶贸易见于文献较早之记载。“茶”在唐以前被写作“茶”或“槚”，俗称“苦茶”。到了唐代，人们才将“茶”写成“茶”。如白居易《琵琶行》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⑦的诗句，这时的“茶”就不再写为“茶”或“槚”了。茶的别称较多，唐人陆羽《茶经》言：“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蕃，四曰茗，五曰荈。”⑧
  古代武都地区乃氐羌族聚居区，因其“土地险阻”，多以游牧业为主，粮食、盐、茶叶等生活必需品较为缺乏。他们发挥地利优势，用该地盛产的良马、牛、羊与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巴蜀地区所产的粮食、茶叶进行交换，互取所需，逐渐形成稳定的市场，今人称之为茶马贸易。但这一地区的茶马贸易究竟起于何时，史无确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⑨范晔《后汉书》虽未言及茶马互市，按该地“土地险阻”的形势推之，似乎可以说明至迟在汉代陇蜀地区已经有了茶马互市的雏形。到了唐代，唐政府在秦、成二州之间设置了马邑州。《新唐书·地理志》：“马邑州，开元十七年（729）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间。宝应元年（762）徙于成州之盐井故城。”①马邑州的设置可能与此地盛产良马有关。盐井，即今甘肃省陇南市礼县盐关镇。唐末五代，割据巴蜀地区的王建极为重视骑兵的建设，开放边地诸州进行互市。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载，“王（建）以骑将起家，故得蜀之后，于文、黎、维、茂等州多市蕃马，十年之间，遂及兹数”②。阴平道上茶马贸易之兴盛可见一斑。
  两宋时期，在唐五代基础之上开凿了青塘岭大道，抵达成都共十二程。据宋人王象之《太平寰宇记》载，龙州“北至踰山至文州三百三十里”③。光绪《江油县志》记载，起初宋人建议由文州凿径路通向陕西，但是文州通判蒲卣却认为：“洮岷积石，至文甚迩。自文州出江油，邓艾取蜀故道也。曩时隗嚣从此窥蜀，畏其险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为之通道乎？”④故加以阻止。到了南宋孝宗时期，为了“引商贩，冀收其算”，于是下令开凿青塘岭道，其路“不由剑阁，别驾栈道”⑤，但不久宋政府又以“边境萌隙，奏悉撤之”⑥。蒲规《修造记》云：“（龙州）通阶、秦路，禁出入，与剑门关为比。”⑦南宋政府之所以严禁在阴平道上出入，且设置诸多关隘，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考量。当时南宋王朝周边的形势颇为严峻，北方有女真族建立的强盛的金朝，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皆对南方的宋王朝虎视眈眈。南宋名将高稼曾将四川战区的东西两线比作一盘棋。《宋史·高稼传》：“今日之事如弈棋，所校者先后尔。苟以分水、三泉、米仓为可保，敌兵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将孰御之？”⑧宋人祝穆更言：“今天下根本在蜀，蜀屏翳在文州。”⑨如此，阴平道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此外，两宋时期的阴平道仍然起着促进陇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的作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载，太宗朝吏部尚书宋琪曾在西川为官多年，经历江山，备见形胜要害。他指出：“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过桔柏江，去剑门百里，东南去阆州，水陆二百余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龙州入川大路，邓艾于此路破蜀，至今庙貌存焉。”⑩庙宇是民间信仰的体现，邓艾庙在宋代阴平道上仍存在，说明了其修缮的频繁程度以及阴平道上人口的流动。宋初，西北地区的秦、原、渭三州以及德顺军等地是各民族进行贸易的场所，同时也是宋朝以茶易马的主要场所。不过，“国初博易戎马，或以铜钱，或以布帛……或以银绢”①的贸易方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茶马贸易。直到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以我蜀产（茶），易彼上乘”②的贸易方式开始后，茶马贸易才真正开展起来。“熙宁以来，讲摘山之利，得充厩之良，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戎人得茶不能为我害，彼以食肉饮酪之性所嗜惟茶。”③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亦云：
  宋雍熙、端拱间，阶、文、成州皆市马。其后置场，则阶州、文州市吐番马，取良弃驽。初以铜钱给马值，有司言“戎人得钱，销铸为器”，乃以市帛、盐钞、茶及他物易之。④
  由于宋初以铜钱易马，番人将铜钱销铸为兵器，严重威胁到宋王朝的边地安全。于是，宋廷改变了贸易方式，以布帛、盐钞、茶等物品交换番人之良马，茶马贸易逐渐繁荣。仅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陇右诸州买额中，“阶州蕃部马五十（千）匹，省马千匹。……文州蕃部马二十（千）匹，省马七百二十匹”⑤。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熙河经略使王韶拓边河湟地区，曾上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而乏茶与之为市”⑥。于是宋廷将茶马贸易扩大到熙河地区，“自是国马专仰市于熙河、秦凤矣”⑦。至此，宕昌、凤州、阶州、文州等地战马名扬天下。史载：
  盖南渡前，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陲，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⑧
  川、秦马司互市之地，惟西和、阶州并是西马，比诸州为最上。⑨
  南宋将榷场进一步扩大到阶、文等八州，以巴蜀之地盛产的茶叶、蜀锦来换取西北地区的良马。《宋史》对此记载颇为详细：
  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今甘肃镇原县）、渭（今甘肃平凉市）、德顺（今甘肃静宁县）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南渡以来，文（今甘肃文县）、黎（今四川汉源北）、珍（今四川正安县东北）、叙（今四川宜宾市）、南平（今贵州平塘县）、长宁（今四川珙县）、阶（今甘肃武都县）、和（今安徽和县）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今甘肃临潭县）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今甘肃叠部县）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①
  这表明，南宋孝宗乾道至淳熙年间，边地榷场曾一度兴盛。阶、文二州进行茶马贸易当取阴平道无疑，这也从侧面突出了阴平道的重要性。后因边境战事起，南宋地方政府“奏悉撤之”，榷场渐渐衰落。
  南宋后期，蒙古崛起于北方草原之上，联合南宋灭掉了雄踞中原的金国。嗣后，宋蒙（元）边界交接。蒙古为了灭亡偏居一隅的南宋政权，曾多次取阴平道南下攻宋。南宋名士魏了翁谈及蒙古取道犯宋时则言：“今若取道西蕃，径抵文、龙，竟上则绵、汉内郡指曰受兵，而成都已在掌股中矣。邓艾由此捣蜀，犹是缒崖攀木。今伐山通道已久，又多造大斧，所至斫开，可容骑卒。”②其实，经过了唐末五代的战乱，至北宋初年，阴平道西段交通已经甚为难行了。宋人张舜民在《画墁录》中记载：
  凡自岷州趋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夫山中，入栈路，或百十步复出。
  略崖嵌崟，不可乘骑，必步。至临江寨，得白江。至阶州，须七八日，其所经皆使传所不可行。③
  直到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熙河经略使王韶为平定羌人叛乱，曾引兵伐木，对阴平道西段交通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使之成为坦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盖洮、岷、叠、宕连青唐玛尔巴山，林木翳荟交道，陿阻不可行，（王）韶欲为兵除道，乃先遣人以伐木为名，令青唐羌为卫，以大兵驻谷口镇之。至是，可连数骑以行。④
  故南宋魏了翁所谓“今伐山通道已久，又多造大斧，所至斫开，可容骑卒”，当是指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王韶对阴平道西段交通大规模修整之事。
  正因为有了北宋时期对阴平道大规模的修整，才使得南宋与蒙（元）对峙时期对阴平道及其沿线控制权的争夺愈发激烈。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蒙古伐宋，皇子出大散关，宗王穆直等出阴平郡，大将按竺迩率军破宕昌、残阶州、攻文州，渡白水江入龙州，克成都。⑤按竺迩认为：“陇州县方平，人心犹贰，西汉阳当陇、蜀之卫，宋及吐蕃利于入寇，宜得良将以镇之。”宗王穆直赞同他的建议。于是按竺迩命“侯和尚南戍沔州之石门，术鲁西戍阶州之两水，谨斥堠，严巡逻”，致使“西南诸州不敢犯之”①。待蒙古大军北返后不久，成都仍叛蒙归宋。淳祐十年（1250），蒙军从元帅塔海率诸翼军再次伐蜀，与按竺迩联合破西川二十余城，文州降将王德新趁余玠攻兴元之机，自阶州叛，“执扈、牛二镇将，领众千余人走江油”②。以当时形势推知，王德新自阶州叛走江油当取阴平道。有元一代，人们常言：“若出景谷达江油，又蜀地之噤喉也。”③可见，宋元时期的阴平道仍然十分重要。
  四、明清至民国时期的阴平道
  明清时期，大一统再一次出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较快，民族融合进入新的阶段。这一时期，阴平道在军事上的利用见于史籍记载相对较少。
  明初，太祖令傅友德伐蜀，傅友德所取之道与三国时期邓艾所取之道颇为相似：
  （洪武四年）……（傅友德）充征虏前将军，与征西将军汤和分道伐蜀。和率廖永忠等以舟师攻瞿塘，友德帅顾时等以步卒出秦、陇。太祖谕友德曰：“蜀人闻我西伐，必悉精锐东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师。若出不意，直捣阶、文，门户既堕，腹心自溃。兵贵神速，患不勇耳。”友德急驰至陕，集诸军声言出金牛，而潜引兵趋陈仓，攀援岩谷，昼夜行。抵阶州，败蜀汉将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断白龙江桥，友德修桥以渡，破五里关，遂拔文州。渡白水江，趋绵州。……及闻友德破阶、文，捣江油，始分兵援汉州，以保成都。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将向大亨于城下……遂拔汉州，进围成都。④
  傅友德行军路线：阶州—文州—白水江—江油—绵州—汉州—成都，亦当是取阴平道伐蜀破成都的光辉战事。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白马族发动叛乱，明朝用兵五千分五路而进，一路由阶州、文州入。⑤
  有清一代，据笔者所查阅的资料来看，阴平道用于军事行动的事件似仅有一次。嘉庆元年（1796），四川、陕西、湖北三省爆发了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反抗清王朝的起义。在清王朝的强力镇压之下，起义军受到重创。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起义军首领苟文明合各路起义军余部至阶州，取阴平道下广元。⑥明清时期，虽然阴平道较少用于军事行动，但是这一时期旅游盛行，不少文人墨客途经阴平道，留下了较多名诗、名词。明代诗人李梦阳《阴平诗》：“日落文台远，光摇太白山。无人说蜀魏，来往渔樵间。”①道出了明代阴平道的荒凉、经济的落后。而清代洮岷细看昊永谦《重修阴平桥碑记》后云：“秦梁汉柱，不知几历废兴于兹。……愿假公余，按辔阴平，策筇杖，衣鹤氅，携文人墨士把酒其上，瞻玉垒之秀气，回锦江之波澜，临风回音，恍动乡心。”②透露出一种轻快、豪爽的文人气质。明人王云凤《文南径道》：“绝壁重流力挽扳，西巡第一此程难。河经五渡犹余渡，山尽八盘更有盘。马惯如临周大道，人愁疑渡鬼门关。文州几载逢冠盖，羌汉争先睹客颜。崖梯石磴晚仍攀，半是江流半是山。却忆曾登大石顶，始知此地路尤难。”③诗人王云凤所比喻的“鬼门关”乃阴平道之玉垒关，其险峻可与金牛道之剑门关相匹敌，有“巴蜀咽喉”之称。前文已述，此不赘言。
  清光绪三十年（1904），阶州文县（今甘肃文县）人程天锡中进士后返乡作《阴平道歌》：
  阴平道，远在陇南龙绵西。万峰高插天，上与白云齐。桓水北来更东下，南挟白水走鲸鲵。掀天波浪风怒号，云连蹬道怯马蹄。……武都直下三百里，钩连石栈与天梯。况复青塘不能容匹马，玉垒可以封丸泥。……其险也如此，能勿使远道之人酸心脾。……阴平道，风雨凄，旧日王孙不归去，愁杀陌上草萋萋。我亦歌此曲声苦，感叹今昔一涕洟。④
  程天锡将阴平道之高、险、奇展现得淋漓尽致，其文采可与唐代大诗人李白一较高下。程天锡《阴平道歌》与李白《蜀道难》均堪称讴歌蜀道的千古绝唱。
  民国时期，解放军在解放大西南之战中取阴平道为行军路线之一。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逆转，国共两党由合作抗日、共赴国难渐渐发展为内战。三大战役后，国民党主力被消灭殆尽，中国大陆除西南一隅外基本解放。蒋介石集团收缩在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企图依靠胡宗南部以四川为基地进行反攻。国民党当局认为：“鄂西北虽有一部分共产党游击队活动，但兵力微弱，解放军不像有从东南向四川进攻的势态。……在取得兰州后，必然利用这支部队挥戈南下，采取邓艾伐蜀度阴平、出碧口直取成都的战略部署。”基于此，国民党将西南防御重点转移到川西北地区，“命令罗广文率部星夜兼程，向青川、平武一带开拔，沿川陕甘边境紧急布防，并相机向甘肃境内白龙江方向派出部队，阻止解放军南下”⑤。解放军对解放大西南却采取了三路进军、关门打狗的军事策略。一方面，刘邓大军取贵阳、涪陵、重庆后，分精锐西进宜宾、乐山，围堵敌人退路；另一方面，贺龙所部取金牛道直逼成都，另一部解放军由武都、文县、碧口南循阴平道经青川、江油趋绵竹，进而合围成都。当解放军一部抵达文县时，按理当取唐宋以来的阴平小道直接南下摩天岭至青川县，这样最为便捷，但是“摩天岭的道路被冰雪封固，无法通行”，于是被迫“改道碧口、青川”①。阴平道从文州经摩天岭至青川县一段人烟稀少，“路最崎岖”，尽管在清末民国时期仍有驿站存在，但是该道的繁荣程度已远不及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唐宋时期了。
  五、结语
  阴平道作为蜀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是历代兵家必争、必守之道。阴平道之白水关、江油关、玉垒关扼蜀地咽喉，其成败与蜀地命运紧密相连，历代统治者尤为倚重。阴平道的利用几乎贯穿了蜀地的整个发展过程，尤其是三国时期，自曹魏大将邓艾取之伐蜀，不战定蜀后，阴平道更是名扬天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割据，阴平道的军事价值不断凸显，促使其逐渐繁荣。唐宋时期，尤其是南宋，由于茶马贸易的兴盛，阴平道走向鼎盛。明清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北迁、经济重心南移，加之蜀道沿线生态系统的破坏，带来的是包括阴平道在内的整个蜀道系统地位的下降。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近代交通的兴起与建设，历史时期作为沟通陇蜀两地交通要道的阴平道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其生命并未因此而终结。时至今日，阴平道因其本身及其沿线历史悠久、形式多样的遗存与文化景观，继续彰显着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明代青泥道《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及相关问题考述
  袁兴荣
  以往，众人以为“茶马古道”仅存在于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直至2009年，在康县望关乡发现了半截残存石碑，碑上刻有“茶马贩通番捷路”等字样。该石碑的发现，证明“茶马古道”不仅存在于西南地区，在陇原的崇山峻岭中，也绵延盘旋着一条“以茶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古老商贸通道”。该线路从四川、陕西进入甘肃，最远可达青海和西藏。
  从唐代茶马交易兴起后，茶马古道甘肃段便发挥着重要作用。甘肃境内的茶马古道大致走向如下：茶叶由四川进入文县，沿白龙江到达武都，经宕昌到岷县进而进入藏区；由陕西进入陇南，经徽县、成县、西和到天水，经甘谷、武山到达临洮，在此可以分出两条路径，向北可达兰州等地，往西可进入临夏，进而进入藏区。此外，在五代、宋、西夏时期，陇东地区存在着一条“灵州古道”：从西安出发经彬县、长武，北上经宁县、庆城、环县到宁夏盐池（盐州）、灵武（灵州），过黄河通往河西、西域，这也是当时茶、盐等与马交易的主要通道。还有通常所说的古“丝绸之路”，在黄河以东甘肃境内，大致自东南向西北延伸，即关陇北道、关陇南道，以不同的走向交错分布，途经庆阳、平凉、天水、白银、定西、兰州、临夏等地区，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着茶马互市贸易的交通功能；河西地区武威、张掖、酒泉占据河西走廊，作为古丝绸之路上唯一的交通走廊，也是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①
  陇南古道一直是“南茶”与“北马”交易的重要路段。目前，在陇南境内已经发现了几十处与茶马古道相关的历史遗存，包括石碑、摩崖石刻、廊桥、古宅院落和马帮用品等，为进一步研究陇南茶马古道提供了实物佐证。
  一、明代的茶法
  以茶易马是唐宋以来许多王朝的边陲要政，而明代尤为突出。为了制衡少数民族，茶叶成为明朝官方的战略物资。在茶马互市过程中，无论是官茶还是商茶，从种到收、从加工到销售，都由政府直接控制，专门用来交换马匹，不得私自贩卖。
  明朝建立伊始，在北方面临着元朝蒙古残余势力的巨大军事压力。因此，朝廷非常重视茶马互市，一方面可以交换到大批战马，以此来对抗擅长骑兵作战的蒙古军队；另一方面针对“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的生活特点，继承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的国家战略，严格管控茶叶外销，无论官茶还是商茶，皆贮边易马。官茶间征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欲以此达到“以茶易马，固番人心”的目的。①所以有明一代，茶法马政与明王朝如影随形，相伴始终，成为明王朝“御番”的重要策略。
  明代茶法大致经历了太祖朱元璋的严厉、成祖朱棣的松弛、武宗朱厚照宠信番僧茶法败坏、世宗朱厚熜重新整顿茶法、神宗朱翊变通茶法及思宗朱由检的放任自流等几个阶段。
  明太祖初年，“太祖令商人于产茶地买茶，纳钱请引。引茶百斤，输钱二百，不及引曰畸零，别置由帖给之。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后又定茶引一道，输钱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输钱六百，照茶六十斤。既，又令纳钞，每引由一道，纳钞一贯”。洪武初年还规定：“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洪武四年，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四川巴茶三百一十五户，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朝廷采纳了户部建言，于是在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在秦、洮、河、雅渚州设置了茶马司，茶叶自碉门、黎、雅运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②
  而此前的制茶方法，“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太祖以其劳民，罢造，惟令采茶芽以进，复上供户五百家。③改团为散，简化了喝茶程序，节省了时间，影响中国人的饮茶习惯六百余年。人们把这种以茶叶原汁原味沸水冲泡的形式称为撮泡法，其得到了文人的极力推荐和社会各层的普遍认可。比起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点茶斗茶法，撮泡法更为实用，延伸到普通民众，普及到千家万户。
  其实，在元代的时候，游牧民族就喜欢饮用起来十分方便的散茶，而不喜欢造价颇高的“团茶”。为了用茶叶换取更多更好的蒙古马，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1391），朱元璋下令废除团茶，改为芽茶，就是“改团为散”，这就大大降低了制茶的成本。明朝政府希望百姓通过大量饮茶来抽茶税，增加税收。这一诏令不仅赢得了游牧民族的欢心，也受到了汉人的欢迎。下诏的这一年，也是中国人改变饮茶习惯的第一年。
  明正德时期成为茶法推行的分水岭，茶法从此江河日下。
  二、徽县境内的茶马古道
  徽自汉魏以来为河池地，往迹可考。元属陕西行省巩昌总帅府。明兴，置郡。顾山河佳丽，风物宣朗。且介于陇蜀之间，天然四塞，实称形胜，视他郡亡多让焉，故首志舆地。①洪武二年四月直隶行省。领州三，县十四。东距布政司千六十里。洪武十年六月降为县，属府，后复升为州。东南有铁山，南有嘉陵江，又有河池水流入焉。又南有虞关巡检司。西南有小河关。西北距府四百八十里。领县一（两当县）。②
  徽县处于陇蜀之间茶马贸易通道重要节点上，是茶马古道向西北延伸段的主要站口。自唐宋以至元明清以来，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的西部茶马贸易，都绕不开徽县。
  据考证，徽县境内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从陕西略阳县白水江镇进入徽县境内，经过白水峡到达大河店镇，再一分为二，一条向西北经白沙渡，翻木皮岭，过栗亭，到达成县，再从祁山道到达天水；另一条从大河店向北至今黑沟门，过老庄，过马房坝，经十里墩到达徽县县城。第二条南起陕西略阳县九股树进入徽县境内的三关店，经十八盘过石峡栈道到八渡沟，或从中川过柳家河至锅厂崖翻桃园梁到八渡沟；然后到虞关过水会渡经太和庵至青泥村到达徽县。再从徽县城过银杏树镇到峡街村，沿峡谷直行，翻山到火钻；再从榆树乡到高桥乡，经渭儿沟翻山出白音峡，到天水地界的李子园；经骆驼巷、稍子坡到天水三十五里店。③
  文献记载，明代嘉靖年间新修的巡茶察院行台，建于徽州火钻镇的火站村（今徽县城北60里之榆树乡火站村），其是古代秦陇入蜀青泥道上的重要驿站。该行台由陕西巡茶御史沈越于嘉靖十八年五月主持动工修建，同年九月落成。包括正厅三楹，东西厢房共六楹。后厅三楹，东西厢房亦六楹，二门、大门各三楹。若大使之宅第则行台之西，亦不下一二十楹，器用诸物皆具。行台的建成化解了于所无衙、于官无事的困扰。此年七月，徽人恳请礼部侍郎吕柟撰文。吕柟听闻沈君美政，欣然挥毫撰写了《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其详细记载了明嘉靖年间徽州新修巡茶察院行台之缘由和经过，为研究明代茶马贸易之重要资史料，弥足珍贵。碑刻立于嘉靖十九年（1540）。由于年代久远，且屡屡遭受战火动乱与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如今，行台已不复存在，碑刻亦不知所终。
  嘉靖四十二年（1563），郭从道主笔编纂成《徽郡志》一书，最早录入《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其后清代、民国版诸志书俱录其文，为后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④
  新修巡茶察院行台建于明嘉靖年间，而明代是茶马互市的黄金时期，也是秦蜀道茶马互市最兴盛、最繁荣的时期。该记明令有六：一是令汉中府岁办地亩课茶五十四万，依期起运；禁茶园、店户盗卖欺隐；而中茶商人领引之后，不得辗转兴贩，别务生理，久不完销，以稽国课。二是令洮、河、西宁三道督察三茶马（司）官吏，于运到茶斤，不得收粗恶者于库内以易马，而以甘美之茶给商人。三是令守巡参将诸官责各衙门巡捕官，即理巡茶。而西戎土番、叠溪、松茂以至西宁、嘉峪诸处私贩茶徒，不得肆行潜通番人易其马。四是令甘肃二行太仆寺及陕西都行二司，严视官军马匹，不得走失。疮瘭而桩棚，地亩、马价亦皆及时完征。并禁官马不得驮载私物、减其粮料。五是令派定空闲牧军守候，茶马一到，即时表领，勿得守至旬月，致马瘦损，至啮柱槛。其各苑亦必相水草之宜，而腾驹游牝，各得其所。圉长、群头皆不得惰偷闲旷，以废其业。六是令苑马寺通行分管三路官员，亲诣各该监苑，巡视寨堡，务必高墙深堑，坚实完厚，保障地方，收敛马匹，勿致损失。六项政令，行之数年，效果颇佳，遂为之记，以彰其行。
  在世宗朱厚熜整顿茶法的倡导下，嘉靖十七年（1538），巡茶御史沈公越檄知州王时雍创建青泥道火钻镇巡茶察院行台。火钻镇御史行台有堂，有室，有门，有屏。分司在行台右，即批验所旧基。
  嘉靖三十七年（1558），巡茶御史梁公札来徽州巡视茶院事务，严禁川、汉茶通过青泥道、成州道走私入番地，强化茶引管理，遂将徽州城西街茶院迁至白水江口。嘉靖四十二年（1563），知州孟公鹏又在木庐镇修建了公馆，有亭，有序，有门。此后不久，出于交通、管理的缘由，将该巡茶察院行台迁至徽州城西街。
  当时徽山驿在北街，有堂。后堂东西序，有库狱，有门，竖驻节坊，驿丞一员（吏名）。虞关巡检司，在州南五十里，堂序门垣如制。巡检一员，吏一名。批检茶引所，原在火钻镇，移于州治西街。尽管机构健全，但其时茶法马政一如进入暮年的明王朝，已垂垂老矣，举步维艰。正如郭从道所说，尽管“徽，辐辏之地，水陆之衢也。往昔颇称繁华，大抵久则人情乐便。而近来川蜀之货，欲东者皆自阳平关出凤翔，欲西者皆自置口出临巩，登白江水而来徽者才十之二三耳。昔花马池之盐由徽入蜀者，全蜀食盐皆为之仰给。今蜀中有井盐，而盐利又阻矣。於戏！市井萧条，民无生理，殆不可以昔之徽视徽焉，可也”①。
  明代万历四十一年（1613），徽州知州左之祯奏请《奉两院批允查明茶夫地粮数目》，说州北六十里火钻峪系运茶要路，旧制在那里设有茶引所衙门，汉中府所属五州县课茶俱由此地运送至秦州三十五里店交割。左之祯在奏章中还说，早年在秦州、秦安、清水、礼县四处佥编运茶的脚户刘文光等百余人全都居住在本镇。这些运茶的脚户除支领工食外，政府还任由其开垦荒山，砍伐林木。自本镇至滴水崖，南北亘七十里，东西阔二十里，地未入册，粮未起科，相传那些土地都是茶夫地。后运茶议罢，而茶户之子姓相沿开垦，遂为世业，并未征粮。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西乡县复运茶到州，议添运茶脚户。前任知州申请布政司批允在本州一十八里每年派银二百六两三分，纳入一条鞭法的规则之内，遂为岁额。州民苦之，王秉查知前地，于三十八年（1610）间状告。两院批行，分巡道董暨本府刑厅转委礼县知县尹焕，不惮劳瘁，履亩丈量。计实在川地共一万二千九百一拾六亩七分四厘，每亩折银三厘，核银三十八两七钱五分二毫二丝；坡地共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七亩九分七厘三毫，每亩折银二厘，核银六十六两八钱九分五厘九毫四丝六忽；陡地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三亩四分三厘，每亩折银一厘，核银一十一两五钱二分三厘四毫三丝。以上三则共核银一百一十七两一钱六分九厘五毫九丝六忽，其中除去有主原粮一十一石四斗一升九合四勺，每斗核价银一钱四分，共银一十六两一厘一毫六丝外，实核征银一百一两一钱六分八厘四毫三丝六忽。每年征收在官，如遇汉中府运茶官到州，令茶店户照数支领，取领状附卷以备查盘。如无茶到，将银贮库，以听申请。茶院别项支销永不派及，阖州百姓呈府转道，申请两院。先蒙按院徐批茶夫田地如议三等，起科永为遵守。又蒙茶院张批火站峪茶夫田地，从来远矣。后茶夫虽撤，茶地故在。小民视为闲田，开垦耕种据为恒产，不纳官租，以致运茶脚价贻累州民。官吏曾不查其原委，岁岁编派。刘印等耕无粮之地，而阖州民有额外之征，此王秉等不平而鸣也。今该道着意清查，再三批驳。尹知县不避劳怨，履亩丈量，使六万余湮没之田、数十年不决之事，一旦清明，舆情大快。据议三等起科，甚为妥当，仍立碑入志以垂永远。杜异日告辩之端，缴本州知州左之祯遵奉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间，督刊附入。①
  该碑文反映了茶院初设时运茶脚户生产生活的基本现状，以及在万历年间茶院发展壮大、当地政府对茶运的关注等具体情况。
  三、明朝的马政和茶马司
  史载：“初，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马，屡遣使市于四方。正元寿节，内外藩封将帅皆以马为币”“……以时入贡”。此后“狃于承平，驾驭之权失，马无外增，惟恃孳生岁课。重以官吏侵渔，牧政荒废，军民交困矣。盖明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而马政其一云。”②
  从永乐年间开始设马市。马政属内厩者，曰御马监，牧于官者，为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及各军司；牧于民者，大致在应天、山东、河南等府。牧地又有草场、熟地之分。民牧生驹，尚有免除草粮之半的惠政。嘉靖六年，营马专仰秣司农，岁费至十八万，户部为诎，而草场益废。议者争以租佃取赢，侵淫至神宗时，弊坏极矣。草场的兴废，马市的兴起，边防军务的急需，以致马政弊端丛生，到神宗万历朝时，马政已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至于茶马司，洪武年间就在川陕设立了机构，听任西番纳马易茶，赐金牌信符，以防诈伪。每三岁，遣廷臣召诸番合符交易，上马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而番人之市马也，不能辩权衡，止订篦中马。篦大，则官亏其直；小，则商病其繁。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酌为中制，每千斤为三百三十篦。①
  为了控制茶叶出口，朝廷严禁私茶出境，以私茶出者罪死，虽勋戚无贷。如洪武三十年，明太祖朱元璋的驸马欧阳伦因“数遣私人赐茶出境”，经人告发后，被朱元璋赐死。足见当时茶法之严格，皇亲国戚亦无幸免。太祖之禁私茶也，自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雅。半年以内，遣二十四员，往来旁午。到洪武末年，易马至万三千五百余匹。宣德十年，乃定三月一遣。永乐中，禁稍弛，易马少。乃命严边关茶禁，遣御史巡督，停止金牌信符。未几，番人为北狄所侵掠，徙居内地，金牌散失。而茶司亦以茶少，止以汉中茶易马，且不给金牌，听其以马入贡而已……正统末，罢金牌，岁遣行人巡察，边氓冒禁私贩者多。景泰中，罢遣行人。成化间，定差御史一员，领敕专理，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陕西。番人不乐御史，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专，兵部言其害，乃复遣御史，岁一更，著为令。又以岁饥待振，复令商纳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银五钱。商课折色自此始……十六年取回御史，以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兼理之……弘治间，大学士李东阳言：“金牌制废，私茶盛，有司又屡以敝茶绐番族，番人抱憾，往往以羸马应。宜严敕陕西官司揭榜招谕，复金牌之制，严收良茶，颇增马直，则得马必蕃。”
  正德元年，（杨）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领价者，以半与商，令自卖。遂著为例永行焉。一清又言金牌信符之制当复，且请复设巡茶御史兼理马政。乃复遣御史，而金牌以久废。卒不能复。后武宗宠番僧，许西域人例外带私茶。自是，茶法遂坏。面对前任武宗朱厚照宠信番僧败坏的茶法，世宗朱厚熜不遗余力地对茶法进行了整顿，同时上体国难，下忧民困，十分节俭。及杨一清督理苑马，遂命其并理盐茶。（杨）一清申旧制，禁私贩，种官茶。四年间易马九千余匹，而茶尚积四十余万斤。正德初，请令巡茶御史兼理马政，行太仆、苑马寺官听其提调，朝廷认可。御史翟唐岁收茶七十八万余斤，易马九千有奇。后法复弛。嘉靖初，户部请揭榜禁私茶，凡（茶）引俱南户部印发，府州县不得擅印。三十年，诏给番族勘合，然初制讫不能复矣。
  嘉靖三年，御史陈讲认为商茶低伪，建议悉征黑茶，但黑茶地产有限，乃第茶为上中二品，印烙篦上，书商名而考之。不久印制四川茶引五万道，其中二万六千道为腹引，二万四千道为边引。芽茶引三钱，叶茶引二钱。中茶至八十万斤而止，不得太滥。但食肉饮酪的游牧民族对茶叶的需求实在太旺盛，于是在嘉靖十五年时御史刘良卿言：“‘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盖西陲藩篱，莫切于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洪武初年，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备振，或以储边，然未尝禁内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减通番之罪，止于充军。禁内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课茶，悉聚于三茶马司。夫茶司与番为邻，私贩易通，而禁复严于内郡，是驱民为私贩而授之资也。以故大奸阑出而漏网，小民负升斗而罹法。今计三茶马司所贮，洮河足三年，西宁足二年，而商、私、课茶又日益增，积久腐烂而无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之机在我。今茶司居民，窃易番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及官易时，而马反耗矣。请敕三茶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当发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夹带。令茶价踊贵，番人受制，良马将不可胜用。且多开商茶，通行内地，官榷其半以备军饷，而河、兰、阶、岷诸近番地，禁卖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责边备道，临洮、兰州责陇右分巡，西宁责兵备，各选官防守。失察者以罢论。”朝廷采纳了御史刘仑、总督尚书王以旅等的奏请，虽未请复给诸番金牌信符，乃议定发勘合予之。此后，“茶法稍饬矣”。①
  终明一朝，除了一以贯之地践行完善茶法马政之外，亦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巡茶御史制度。
  巡茶御史，明清时期朝廷与西藏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茶换马的茶马贸易，除设有茶马司、茶课司负责茶马贸易事务外，又查禁私茶，还从都察院监察御史中派遣人员代表朝廷巡视茶法马政等事务。监察御史奉命巡视茶法马政时，一般称巡茶御史。因茶马贸易主要在陕西（明代陕西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故茶马御史也称为陕西巡茶御史。明朝的巡茶御史虽然也曾有过裁撤变动，但总的来说还是坚持了下来。明代巡茶御史的职能主要有：查禁私茶，整肃茶纪；茶引挂号；审计茶务；招番易马，均平茶课；兼理马政；建言茶政。而清朝仅在初期顺治、康熙年间设有专门的巡茶御史，后来即将茶马事宜交由当地督抚管理。
  “宣宗时期派遣巡抚‘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已成定制。巡抚之制始于洪武二十四年敕‘懿文太子巡抚陕西’，这些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若兼领其他专项事务，则称总督、提督等，权力比巡按御史更大，有‘便宜从事’之权。另外他们还有权处理地方事务，如劝课农桑、勘察灾情、兴修水利等本该由地方官员处理的事务，他们也有权过问。到明中期前后，出于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平定‘南倭北虏’的需要，这些总督、巡抚还可以提督军务……明朝监察官员位卑权重，因而吏部、都察院，甚至皇帝对其人选都非常重视，除了有严格的选任、考课、签转制度规定外，对监察官员本身亦有严格要求，如清廉耿介、刚正不阿、富有学识、熟谙法令，能表率官常，识达大体等。明朝言官大多由学识渊博者充任，这保证了监察官员有较高的素质。因此，他们能对朝廷大事和皇帝的过失多所匡正，有很大的发言权。明朝御史能行其职权，不避权贵，受到言官弹劾而丢掉官职甚至身家性命的官员不计其数，上有公子王孙、宗室贵戚，下有州郡县官，为明朝的吏治澄清、维护皇权起了很大的作用。”②
  《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中的巡茶刘君、沈中甫等，就是嘉靖时期陕西巡茶御史的代表人物。
  四、关于新修巡茶察院行台官员
  （一）关于碑文撰书者吕柟
  吕柟，《明史》中有传①，该传精当地概括了他的传奇人生。吕柟（1479—1542），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其启蒙老师是薛敬之。吕柟为正德年间进士，授翰林修撰。因宦官刘瑾窃政，引疾返乡，筑东郭别墅、东林书屋，以文会友，结交天下学者。刘瑾被诛杀后官复原职，进入史馆纂修《正德实录》。后来贬官为山西解州判官，代理知州，居住在解梁书院，从事讲学，来自吴、楚、闽、越等地的弟子多达百余人。嘉靖六年（1527）升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尚宝司卿，公务之余在柳湾精舍、鹫峰寺讲学，传道授业解惑。嘉靖十一年，升南京太常寺少卿，又在任所讲学。嘉靖十四年调任国子监祭酒，因为整顿监规维护朝纲，以至豪门显贵官宦之家的子弟纷纷前来聆听而声名大振。次年升南京礼部侍郎，仍在任所讲学。嘉靖十八年致仕返乡，再讲学于北泉精舍。终其一生以讲学为幸事，大江南北门生合约千余人。当时王阳明的心学广为流行，只有吕柟的学说可以与阳明心学相提并论。当时学有所成、仕途顺风顺水的后起之秀，相当一部分都是吕柟的门生。他为学注重躬行实践，“以格物为穷理”，强调“即事即学，即学即事”。提倡广见博闻，认为“四方上下山川草木皆书册”。针对科举弊端，提出“安贫改过”。“安贫”即不为科举陷溺，以务实为本；“改过”为脱去旧习，做“克己功夫”。主张教人“因人变化”，要依其资质高低、学问深浅而异，不可一概而教。他著述宏富，有《周易说翼》等。
  （二）碑文涉及修建巡茶察院行台的官员
  碑文涉及茶法马政的汉中府、茶马司官吏、守巡参将诸官、巡捕官、太仆寺、陕西都行二司、苑马寺等地方各级管理机构。有名有姓的人物3人：
  （1）巡茶刘君：即刘希龙（1494—1547），字仁甫，号云山，山东安丘人。正德九年（1514）甲戌科进士。初任工部主事，在监督乾清宫工程时，因不屈服于宦官刘养敷，被锦衣卫逮捕入狱。有人劝他贿免，仁甫曰：“我当直毙，何事栓全？”不久被贬为河间通判。刘养敷死后被启用为户部主事，负责运输军饷到辽东。又视察天津仓库，所经手的黄金数千两，一无所染，升为本部郎中。任内督粮储，严惩不法奸商。嘉靖五年出任卫辉知府，后任河南按察司副使。两年后终被谣言所伤，挂冠而归。
  （2）沈中甫：即沈越（1501—1570），字中甫，南京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罗田令，邑大治。移令平江（今江苏苏州市），擢山东道监察御史。平江民为之立碑，罗田亦祀于名宦。为御史，持廉秉公，厘奸革弊。嘉靖二十三年以试事忤旨落职。出任开封府判，稍迁卫辉府推官，再迁德安府同知。因不附权贵，竟致归里。隆庆四年（1570）卒，年七十。著有《麓村诗草》《新亭漫稿》等，为明代诗人。
  嘉靖二十三年以试事忤旨落职，即指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科场大案。涉案当事人位居当朝首辅，涉罪案犯累及十余人，甚至录取授职的都要追查到底。案发后，嘉靖帝大怒之下将会试时副主考江汝壁和作弊考生家长、首席大学士翟銮削职为民。负责会试纠察的监察御史王珩、沈越失职，各降一级，调任地方官。
  （3）徽守刺史王时雍：字允化，号石村，垣曲（今山西省垣曲县）胡村人。明正德十一年进士。曾任陕西省山阳县知县、咸宁知县、武城令尹、华阴知县。在山阳县爱民如子，借粮施粥、严惩恶吏、巧息匪患，口碑极佳。省署巡抚寇大人荐语：“才识明敏而政务修举，操持严慎而吏民畏服。”任华阴县令时，曾率民整修道路，政绩显赫，贤声尤佳，连获优良荐语七纸。嘉靖十六年（1537）升任徽州知州。剖决明敏，与人言无遁情。当是时囹圄空虚，人多畏服，一时称才能者皆云王徽州。闻在山阳时，百姓谓之清王即其，在徽亦不失其所守。然不屈谄上官，尤人情所难者。后又官拜奉政大夫、西安府同知之显职。暮年，挂绶辞职，返回故里。教书育人，怡享田园之乐。
  （三）《徽郡志》编纂主笔郭从道
  郭从道，字省亭，一字汝能，徽州（今徽县伏镇古称栗亭）人，正德丙子年（1516）举人，被授任直隶大名府判，后升任山西应州知州，转任潞安府同知。时遇母丧丁忧，服满后被补授为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同知。他到顺德府上任时，顺德府古北口一带常有战事发生。顺德府是中央直隶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保一方百姓安宁，主动捐出自己的俸禄，并发动地方士绅出资修复了古北口马岭关的长城，使古北口防务得到加强，百姓生活恢复安宁。当地百姓十分感念他的功德，将他修复的这段长城以他的名字命名，并刻石立碑将他修复长城的经过如实记录，其中有“宇宙不雕经国绩，姓名永勒郭公关”之句。后升任户部员外郎，又转任贵州按察同兵备佥事。后因年老辞官，归乡赋闲。嘉靖四十一年（1562），河南洛阳人孟鹏年由滦州知州调任徽州知州，为创修《徽郡志》，遂敦请省亭先生主笔。省亭踏遍徽州山山水水，并搜寻、参考残存的古老典籍，倾全力编纂，完成了最早、最完备的徽县地方志书，为弘扬地方文化做出了贡献。①
  五、《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的学术价值
  往事如烟，世事沧桑。数百年后，行台不在，碑刻难觅。唯有传世华章为我们提供了有据可查的文字依据，使今人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社会形态、茶马互市历史演变、巡茶御史所作所为，以及新修巡茶察院行台的壮美和历史作用。
  （1）为研究明后期茶马互市、茶马贸易以及陕西巡茶御史发展演变，提供了翔实的背景资料。碑铭的作者及碑铭中人物的传世文集，为发掘地方文化，了解明代文人交游和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2）青泥道上众多的古代交通遗存和碑铭、诗歌、民谣、民俗文化等能再现历史场景，对复原古建筑、古栈道、古民居，保护摩崖碑刻，实现文化与旅游的高度融合，打造文化徽州、魅力徽州，提升旅游文化的历史厚重感和含金量等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明代《徽郡志》主笔郭从道，为保一方百姓安宁，主动捐出自己的俸禄，并发动地方士绅出资修补了古北口的长城，使古北口防务得到加强，百姓生活恢复安宁。其为民请命、恪尽职守的精神值得后人景仰。

① 引自曹志政、陈功章《探秘陇蜀古道之青泥遭》，《甘肃经济日报》，2015年11月13日。 ① 引自王玉贵《蜀道“申遗”南充与沿线城市结盟》，《南充日报》，2009年11月3日。 ②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六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参见陈光国：《青海藏族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① 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卷四十三。参见方健：《茶马互市之始考》，《农业考古》1997年第4期。 ②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事实·蜀运茶马利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关于茶马贸易，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可参见方健《宋代茶事管理机构述略》（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王晓燕《宋代官营茶马贸易兴起的原因分析》（载《中国藏学》2008年3期）、方文逑《宋代官营茶马贸易制度的建构》（载《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况腊生《浅析宋代茶马贸易制度》（载《兰州学刊》2008年5期）等；郭孟良《略论明代茶马贸易的历史演变》（载《齐鲁学刊》1989年第6期）、郭孟良《明代茶马贸易的展开及其管理制度》（载《汉中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施由明《明代茶马互市述论》（载《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张学亮《明代茶马贸易与边政探析》（载《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等；王晓燕《论清代官营茶马贸易的延续及其废止》（载《中国边疆史研究》2007年第2期）、朴文焕《清代茶马贸易衰落及其原因探析》（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施由明《清代茶马政策与茶马互市》（载《农业考古》1993年第2期）等。 ④ [宋]苏辙：《栾城集》卷三十六《右司谏时论事十首·论蜀茶五害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页。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六《真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90页。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七《仁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42页。 ① [宋]吕陶：《净德集》卷三《奏状·奏为缴连先知彭州日三次论奏买川茶不便并条述今来利害事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〇九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② [宋]苏辙：《栾城集》卷三十六《神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一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6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一五，中华书局195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326页。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四《神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一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4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二四，中华书局195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330页。 ⑥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事实·蜀运茶马利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五〇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32页。 ① 《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五六，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8年校堪本，第3698页。 ② 《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一六三，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8年校堪本，第3158页。 ③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一三七，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8年校堪本，第3225～3226页。 ① [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一〇六《梁端肃公奏议五·议处茶马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60～963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274～3333页。 ①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页。 ②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50页。 ③ [清]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④ [宋]洪咨夔：《平斋文集》卷二五《上安宣抚启》，四部丛刊续编。 ⑤ [清]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⑥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①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63页。 ② [宋]胡寅：《斐然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③ [宋]朱松：《韦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08页。 ⑤ [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⑥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07页。 ⑦ [宋]郭允蹈著，赵炳清校注：《蜀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⑧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10页。 ⑨ 同上，第934页。 ⑩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①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②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25页。 ③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37页。 ④ 同上，第133页。 ⑤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186页。 ⑥ [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53页。 ⑦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04页。 ⑧ 同上，第167页。 ⑨ 梁中效：《汉中安康在南宋时期的战略地位》，《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⑩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516页。 ① [宋]周南：《山房集》，涵芬楼秘笈本，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②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05页。 ③ 同上，第406页。 ④ [宋]袁燮：《絜斋集》，永乐大典本。 ⑤ [宋]罗璧：《罗氏识遗》，丛书集成本。 ⑥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72页。 ⑦ 罗卫东、刘永胜编著：《陇南古代碑铭》，中国文史出版杜2013年版，第268页。 ⑧ 同上，第261页。 ⑨ [宋]祝穆：《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33页。 ⑩ 同上。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② [宋]孙应时：《烛湖集》，四库全书。 ③ [宋]祝穆：《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25页。 ④ 罗卫东、刘永胜编著：《陇南古代碑铭》，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⑤同上，第18页。 ⑥ 同上，第206页。 ⑦ 同上。 ⑧ 同上。 ⑨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199页。 ⑩ [宋]祝穆：《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13页。 ⑪ 罗卫东、刘永胜编著：《陇南古代碑铭》，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 ⑫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196页。 ⑬ 蔡东洲：《安丙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64～165页。 ⑭[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3页 ① [宋]昊泳：《鹤林集》，四库全书本。 ② [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3页。 ③ [宋]李纲：《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638页。 ④ [宋]苏辙：《栾城集》，中华书局1987版。 ⑤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①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99页。 ②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③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5页。 ④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99页。 ⑤ 同上。 ⑥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6页。 ①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25页。 ① [清]陆心源撰，吴伯雄点校：《宋史翼》卷一《吕西道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②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69页。 ① 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05～411页。 ②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所1985年版，第608～618页。 ③ 赵祯：《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辑。 ④ 杜文玉：《唐末五代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特点》，《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 ⑤ 陈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① 陈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十七，神宗元丰四年十月己未条。 ① 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3～374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八之二二。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三，熙宁三年七月己亥。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五，天禧四年三月壬申。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五，庆历二年二月庚辰。 ②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下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51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一四。 ④ 《宋史》卷四百九《于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06～14107页。 ⑤ 同上，第14109页。 ⑥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九十二《吐蕃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64页。 ⑦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九十八《兵志十二·马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935页。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熙宁五年二月乙亥。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八，熙宁五年九月丙午。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一，熙宁五年十二月己亥。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四，熙宁九年四月己酉。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六，熙宁十年十二月丁西。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元丰二年七月庚辰。 ⑤ 汤开建、吴玉娴：《卢甘国考》，《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七，熙宁五年八月壬辰。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七，熙宁五年八月己已。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九，熙宁五年九月丙午。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二，熙宁九年正月乙亥。 ⑩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二，熙宁九年五月庚午条。 ①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九，绍兴三年十月壬辰。 ② 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8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七。 ④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九十二《吐蕃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61页。 ⑤ 同上，第14146页。 ⑥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九《于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08页。 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二十一《山南道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7页。 ② [宋]乐史：《太平囊宇记》。 ③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 ④ [清]刘于义：《陕西通志》雍正七年版。 ⑤ [明]李遇春：《略阳县志》嘉靖版。 ⑥ [清]张伯魁：《徽县志》嘉庆版。 ① [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② [东汉]班固：《汉书·高帝纪》。 ③ [西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 ④ 陈琦：《甘肃公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7年版。 ① 王开：《宝鸡古代道路交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清]严如熤：《汉南续修府志》嘉庆十九年刻本。 ①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明]郭从道：《徽郡志·艺文》嘉靖版。 ② [清]黄泳：《成县新志·艺文》乾隆六年刻本。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 ③ [清]张伯魁：《徽县志·疆域志·形胜》嘉庆版。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道路·驿传杂录》，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⑤ [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见《徽郡志·艺文，，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道路·驿传杂录》，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道路·驿传杂录》，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① 参见《全宋文》《徽郡志·艺文》《徽县志·艺文》《徽县新志·艺文》。 ② 董杏林主修，赵钟灵纂：《徽县新志·舆地》。 ③ 同上。 ① [宋]晁说之：《发兴阁记》，见《阶州志·艺文》。 ② 吕兴才：《杜甫与徽县》，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 [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见《徽郡志·艺文》，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 ① [清]张伯魁：《徽县志·疆域志·形胜》嘉庆版。 ① 清宣统二年，秦州知州徐普纂《秦州直隶州乡土志·道路》。 ②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十七《转运盐铁总叙》。 ③ 《宋会要·兵》二二《买马》。 ① [元]脱脱等：《宋史》志一百三十四《食货下三》。 ② 《宋会要·食货》三十《茶法杂录上》。 ③ 《全宋文》卷二《宋太祖七五，， ④ 《全宋文》卷一〇七。 ⑤ [清]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卷二九三《食货典》。 ⑥ 《宋会要·食货》三十《茶法杂录下》。 ① 《宋会要·食货》三十《茶法杂录上》。 ② 《宋会要·食货》二九《卖茶场》。 ③ 《宋会要·兵》二二《买马》。 ④ 《宋会要·兵》二二《买马》。 ⑤ 《宋会要·兵》二二《买马》。 ⑥ 《宋会要·兵》二二《买马》。 ⑦ 《宋会要，兵》二二《买马》。 ⑧ 《宋会要·兵》二二《买马》。 ① 《宋会要·兵》二四《马政杂录》。 ② 《宋会要·兵》二二《买马下》。 ③ 《宋会要·兵》二二《买马下》。 ① 《宋会要·兵》二二《买马下》。 ② 《宋会要·兵》二二《买马下》。 ③ [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栈道》。 ① [明]孟鹏年主修，郭从道编纂：《徽郡志·舆地》。 ② 董杏林主修，赵钟灵纂：《徽县新志·舆地》。 ③ 参见《全宋文》《徽郡志·艺文》《徽县志·艺文》《徽县新志·艺文》。 ①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四十《职官十三·巡检司》。 ②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四十《职官十三·巡检司》。 ③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五五《食货三·茶法》。 ④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五五《食货三·茶法》。 ① [清]乾隆版《四库全书》史部十一《甘肃通志》。 ① [明]吕柟：《徽郡志·艺文》。 ② 万历四十一年（1613）左之祯附入《徽郡志·田赋志》。 ① 梁晓明编：《徽县志》附录五《碑记类》，2003年版。 ② 秦城区地方志办公室：《秦城区志》（公路），2001年版。 ③ 清宣统二年，秦州知州徐普纂《秦州直隶州乡土志·道路》。 ① [明]杨一清：《石淙诗稿》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四十册，第394～414页。 ① 民国《杭州府志》卷一百二十五《名臣三》，浙江府县志辑第三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122页。 ② 《关陇集》卷一《为恭报微臣入境受事日期，以祈圣鉴事》。又，卷一《题为马政关系边防经理，俱宜详慎谨推考本末，恭请勅定，以重邦计事》亦言：“臣自去年十月入境。” ③ 《关陇集》卷二《题为循例举劾陕西有司官员事》。 ④ 《关陇集》卷一《题为蜀省文移初至，谨酌茶法修举之宜，恭请圣裁事》：“臣自驱车历汉途次，接四川龙安府知府刘梦熊文册到。臣及抵汉中，复接署茶法道事叙马道赵显宗分巡川北道。” ⑤ 《关陇集》卷二《题为酌议变通牧军之法，以实监圉事》：“臣于五月间，道出汉南，因牧军纷纷，陈告行署。” ① 《关陇集》卷二《题为纠劾不职方面，以肃计典事》。 ② 《关陇集》卷四《致王雪枢》。 ③ 《关陇集》卷一《题为招中已行，请酌马数，以程岁额事》：“臣入川给川马及陆续给发过马匝，岁见已三千余匹，俱另有清册汇报外，然于岁额不可不酌也。” ④ 《关陇集》卷三《示静宁州》。 ⑤ 《关陇集》卷四《致王雪枢》，第717b～718a页。 ⑥ 《关陇集》卷四《答李景纯》。 ⑦ 《关陇集》卷四《致王雪枢》，第716页。 ⑧ 《关陇集》卷一《新旨报满，以期覆经酌定，微臣谨遵新旨报满，以昭职守事》。 ① 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①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清姜图南、张嘉两巡按揭帖》略考，《北京文博》。 ② 《顺治实录》卷十四。 ③ 《关陇集》卷一《题为茶法已经极弊，地方积习难疗，仰祈天鉴严饬责成事》。 ④ 《关陇集》卷二《题为酌赶湖茶并行边茶，以裕茶法事》。 ⑤ 《关陇集》卷三《示汉中》。⑥《关陇集》卷三《示兴安》。 ① 《关陇集》卷一《为恭报微臣入境受事日期，以祈圣鉴事》。 ② 《关陇集》卷一《题为茶法已经极弊，地方积习难疗，仰祈天鉴严饬责成事》。 ③ 同上。 ④ 《关陇集》卷一《题为微臣巡历汉南茶商万分艰苦，谨述先今附茶通例，仰祈圣鉴事》。 ⑤ 《关陇集》卷二《题为循例举劾陕西有司官员事》。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同上。 ① 《关陇集》卷一《题为盘获大伙马贩据实纠举，以祈圣断事》。 ① 此平面示意图由李谋红提供。 ② 李谋红编著：《双龙寨纪事》，即将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① 李晓英：《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过载栈》，《历史教学》（高校版）2016年第10期。 ② 图片资料来自网络。 ① 李晓英：《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过载栈》，《历史教学》（高校版）2016年第10期。 ① 余秋雨：《文化苦旅·抱愧山西》（新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页。 ① 郑国穆：《甘肃“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考察之一》，《丝绸之路》2011年第16期。 ① 蔡副全：《唐〈新路颂并序）摩崖释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① [明]《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4页。 ② 《甘肃通志》卷十九，四库全书本。 ③ [明]郭从道：《徽郡志》明嘉靖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0年版，第49页。 ④ 同上，第69页。 ⑤ 同上，第29页。 ① [明]郭从道：《徽郡志》明嘉靖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0年版，第207页。 ② 同上，第208～209页。 ③ 同上，第212页。 ④ 同上，第28页。⑤同上，第31页。 ⑥ 同上，第30页。 ⑦ [清]张伯魁：《徽县志》清嘉庆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6年版，第68页。 ⑧ 同上，第69页。 ⑨ 同上，第169页。 ① [清]张伯魁：《徽县志》清嘉庆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6年版，第171页。 ② [明]郭从道：《徽郡志》明嘉靖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0年版，第119页。 ③ 同上，第118页。 ④ [清]张伯魁：《徽县志》清嘉庆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6年版，第232～233页。 ⑤ 吴景山：《丝绸之路交通碑铭》，民族出版社1995版，第188～189页。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同上。 ⑨ 同上。 ① 详见郑国穆：《甘肃陇南地区有关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考察和研究——甘肃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考察之一》，《丝绸之路》2011年第16期，第25～26页。 ② [明]郭从道：《徽郡志》明嘉靖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0年版，第83页。 ③ 罗卫东：《茶马古道“陇蜀道”探析》，见张承荣、高天佑、蒲向明、苏海洋编：《“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页。 ④ [明]郭从道：《徽郡志》明嘉靖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0年版，第59～63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① [明]郭从道：《徽郡志》明嘉靖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0年版，第59～6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明]郭从道：《徽郡志》明嘉靖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0年版，第48～50页。 ① [明]郭从道：《徽郡志》明嘉靖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0年版，第51页。 ② 邵郁、安建军：《丝绸之路青泥古道交通碑刻的文学意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① [清]张伯魁：《徽县志》清嘉庆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6年版，第627～629页。 ② [明]郭从道：《徽郡志》明嘉靖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0年版，第192～195页。 ③ 同上。 ④ [明]郭从道：《徽郡志》明嘉靖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0年版，第202～207页。 ⑤ 同上。 ① 苏海洋、雍际春：《从考古看丝绸之路祁山道的形成》，《考古与考察》2009年第14期。 ① 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引自《十国春秋王建纪》。 ①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中国国家地理》（陕西专辑），2005年第6期。 ② [宋]吴泳：《鹤林集》，四库全书本。 ③ 据《甘肃通志·茶马》卷记载：“自唐回纥入贡以马易茶，宋熙宁间相继行之。所谓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有。” ④ 参阅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① 民国《新纂康县县志》卷十三《市集》。 ②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22页。 ③ 宕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宕昌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6页。 ④ 据《巩昌府志》卷十建置中铺舍（清）纪元补纂，康熙二十六年刊本。 ① 资料来源：《凤县志》清光绪十八年刊本，朱子春等撰修；《重修宁州志》清光绪十四年，马毓华撰。其中部分有明确史料记载，有一部分为明代所设的铺、驿。两当、宕昌没有明确记载市集，笔者据县志材料，与现实结合，从现有乡镇沿革推算估计而得。由于精力、学识有限，未能一一考证，错误在所难免。粗略统计明清时期嘉陵江上游共计有158个基层集市，平均每个县至少10个，每100平方公里约4个。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开市频率是衡量集市贸易程度的主要指标。集市的开市日期一般在一、四、七，或二、五、八，或二、六、九，相间错开，方便民众赶集，也便于商品流通。 ② 光绪《凤县志》卷八《物产》。 ③ 邰景涛：《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西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①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年版，第907～924页。 ② 鲜肖威：《阴平道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期，第17～29页。 ③ 蓝勇：《历史上的阴平正道和阴平斜道》，《文博》1994年第2期，第43～48页。 ④ 曾穷石：《对江油戍有关史实的考辨》，《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37～43页。 ⑤ 万娇：《“阴平道”与“左担道”名称考证》，《四川文物》2010年第6期，第37、38、79页。 ⑥ 李龙：《阴平道考略》，《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22～25页。 ⑦ [汉]毛亨撰、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毛诗》卷二十，四部丛刊景宋本。 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〇一《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7页。 ② [唐]房玄龄：《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2页。 ③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7期，第1～20页。 ④ 高天佑：《陇蜀古道考略》，《文博》1995年第2期，第60～68页。 ⑤ [清]瞿中溶：《集古官印考》卷九，同治十三年刻本。 ⑥ [民国]韩定山：《阴平国考》，刘醒初主编：《甘肃文史精粹》（学术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页。 ⑦ 刘宇男：《平武发现“阴平道”遗存》，《四川日报》2006年11月2日，第6版。 ⑧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36页。 ⑨ 同上，第526页。 ⑩ [东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二《汉中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66页。 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三《李固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78页。 ①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七《蜀书·庞统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55页；[东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96～497页。 ②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马超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46页。 ③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页。 ④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十七《魏书·徐晃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9页。 ⑤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七《州郡部·利州》，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815页。 ⑥ [宋]郭允蹈撰，赵炳清校注：《〈蜀鉴〉校注》卷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⑦ 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 ⑧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84页。 ⑨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24页。 ①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渊传》注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3页。 ②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十四《蜀书·姜维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65～1066页。 ③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87页。 ④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京都关内区》序，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版，第1页。 ⑤ [宋]郭允蹈撰，赵炳清校注：《〈蜀鉴〉校注》卷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⑥ 同上，第132页。 ① [宋]郭允蹈撰，赵炳清校注：《〈蜀鉴〉校注》卷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② 同上，第136页。 ③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十八《氐胡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08页。 ④ [北齐]魏收：《魏书》卷五十一《皮豹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30页；[宋]郭允蹈撰，赵炳淸校注：《〈蜀鉴〉校注》卷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⑤ [宋]郭允蹈撰，赵炳清校注：《《蜀鉴〉校注》卷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⑥ 同上。 ⑦ [北齐]魏收：《魏书》卷五十一《皮豹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31页。 ⑧ [宋]郭允蹈撰，赵炳清校注：《〈蜀鉴〉校注》卷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页。 ⑨ 同上，第152页。 ⑩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三，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九月乙亥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054页。 ⑪同上。 ⑫[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三《四川八·龙安府》，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页。 ① [唐]李延寿：《北史》卷七十三《达奚长儒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20页。 ② 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7～108页。 ③ [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45页。 ④ 同上，第5258页。 ⑤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山南道三·文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74页。 ⑥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剑南道下·龙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66页。 ⑦ 同上，第882页。 ⑧ 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 ①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四十二《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90页。 ②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六《刑部·司门郎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6页。 ③ [清]董浩：《全唐文》卷九百九十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41页。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七，明宗长兴元年十一月己卯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051～9052页 ⑤ 同上，第9052页。 ⑥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集《全汉文》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34页。 ⑦ [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十二，四部丛刊本。 ⑧ [唐]陆羽：《茶经》，宋百川学海本。 ⑨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59页。 ① [宋]宋祁、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36页。 ② [清]昊任臣：《十国春秋》卷三十五《前蜀一·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7页。 ③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四《剑南东道三·龙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81页。 ④ [清]武丕文等：《江油县志》卷二十三《外纪志》，光绪二十九年刻本，第590页。 ⑤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四《利州路·官吏》，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743页。 ⑥ [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七十《利州西路·文州》，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28页。 ⑦ 同上，第1230页。 ⑧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四十九《高稼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231页。 ⑨ [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七十《利州西路·文州》引《古今记》，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27页。 ⑩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五，淳化五年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0页。 ① [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卷四十四《兵门·马政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清]叶恩沛等：《阶州直隶州续志》卷十四《物产》，光绪十二年刻本，第325～326页。⑤[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清稿本。 ⑥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八十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98页。 ⑦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九十八《兵十二·马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950页。⑧同上，第4955页。 ⑨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清稿本。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八十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11页。 ② [宋]魏了翁：《鹤山全集》卷三十一《睿府书·知安吉州蒋左史》，四部丛刊景宋本。 ③ [宋]张舜民：《画墁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79页。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七，熙宁六年十月庚辰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022页。 ⑤ [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卷三《乞调重兵应援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二十一《按竺迩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984页。 ① [明]宋濂：《元史》卷一百二十一《按竺迩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984页。 ② [明]宋濂：《元史》卷一百二十一《按竺迩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985页；[清]嵇璜：《续通志》卷四百八十八《阿勒楚尔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陕西八·龙安府》，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页。 ④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二十九《傅友德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801页。 ⑤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三《边防记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民国]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三百四十四《额勒登保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152页。 ① [清]长赟修，刘健纂：《文县志》卷八《艺文》，光绪二年刻本。 ② [清]叶恩沛等：《阶州直隶州续志》卷三十一《艺文志中》，光绪十二年刻本。 ③ [清]长赟修，刘健纂：《文县志》卷八《艺文》，光绪二年刻本。 ④ 文丕谟：《陇南五千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32页。 ⑤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3页。 ① 王新亭：《王新亭回忆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418页。 ① 李欣瑶、周者军、罗卫东：《茶马古道：穿越千年的商贸走廊》，《甘肃日报》2013年12月31日。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二志第十八《食货志四·茶法》，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明]郭从道主编，梁晓明等点校：《徽郡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二志第十八《地理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③ 张承荣主编：《图说徽县茶马古道》，2017年10月内刊本。 ④ [明]郭从道主编，梁晓明等点校：《徽郡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① [明]郭从道主编，梁晓明等点校：《徽郡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① [明]郭从道主编，梁晓明等点校：《徽郡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九十二志第六十八《兵志四·马政》，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二志第十八《食货志四·茶法》，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二志第十八《食货志四·茶法》，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② 谢俊美、田玉洪：《中国古代官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180页。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儒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① 刘伯杰主编：《徽县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