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祁山古道是蜀陇古道的一条重要支线，一般指从秦州（今天水）以西汉水为主干与陇南各条陆路相通而后直达汉中的古道。据高天佑先生考证，祁山道的具体路线为：秦州（天水）—牡丹—罗家堡—盐官—祁山堡—长道—石堡—汉源（西和）—石峡关（龙门关）—太石渡（入西汉水）—镡河渡—白马关（寺台）—大南峪—两河口—横现河—略阳—汉中，或石峡关—纸坊—成县（经青泥河、飞龙峡入嘉陵水道）—略阳—汉中。①可以看出，这条古道水陆兼行，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汉光武帝刘秀的“得陇望蜀”、诸葛亮北伐曹魏、吴玠兄弟抗金均发生在祁山道或与之有关的地域。因而，近年来，多有研究祁山道的文章发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但是，有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祁山古道的北段，基本上处于早期秦人活动腹地西垂域内，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早期秦人与祁山古道的关系。然而，却很少有这方面的文章，这显然是一个空白。就此，本文力图将祁山道的开拓与早期秦人联系起来，意在说明早期秦人曾为祁山道的开发做出过重大贡献。
  一、早期秦人大规模经济开发为祁山古道的开拓创造了优越条件
  早秦时期的西戎土地广阔而利用水平低下，绝大部分部落以骑猎为基本生产方式。而秦人是由西迁东夷民族中的部分成员部落发展壮大而来的民族，相对于比较落后的西戎部落，有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他们一进入西戎地域，即进行了多方面、多门类的经济开发。
  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研究》中认为，殷代甲骨文中已经有“犁”字，在《奴隶制时代》中又认为殷人已经发明了牛耕。学界不乏与其不同的观点，但是在商墓中出土了青铜犁，这说明殷商时期存在犁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不能排除殷商时期存在犁耕的可能。笔者是赞成郭沫若先生观点的。既如此，与殷人同样出自东夷族的嬴人，素有驯养禽兽的技能，亦已驯牛并掌握牛耕技术也是必然的。《史记·秦本纪》载，“嬴人有事商首领名恶来”，据笔者考证，“恶来”即力量特大的杂色牛，可见嬴人是相信牛的力量、崇拜牛的，掌握御牛技术是不难理解的。①目前，学界无争议的是我国春秋时期的东部地域已经具有普遍而成熟的牛耕技术，并以孔子有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晋国大力士姓牛名字耕为例，“牛”和“耕”联系在一起，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牛耕已经很普遍。掌握了牛耕技术的嬴人西迁西垂后，面对闲置的广袤土地，首先便是进行土地开发，而且很快进入了半耕半牧的生产形态，由此形成的传统，贯穿于嬴人、秦人、秦族、秦国的整个历史。②
  另一方面，嬴人充分利用西垂地域盛产的卤水，将畜牧业发展推向了高峰。如首领大骆即以骏马命名，大骆的庶子非子以善养马而为周王室所赏识，终成附庸，复祀得姓，为重振部族立下不朽功勋。
  其实，在更早以前的帝尧时期，东夷族团的和仲一支即肩负测日的使命，即已开始了对西垂地域的开发。③据祝中熹先生考证，和仲一支即嬴人，和夷即和仲一支。谭其骧先生《中国地图集》载，直至战国时期，和夷仍活跃在今西汉水下游和白龙江中上游一带，至今，礼县南部、西和县西部仍盛行“说春”民俗，当为和仲测日活动的遗风。④可见嬴人对西垂开发之早、影响之深之远。早期秦人是对嬴人西垂开发的继承和发展，历时相继八百余年，至襄公时，秦国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实力强大，在诸国中影响甚巨，是个举足轻重的经济实体，为祁山道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祁山道的开拓是嬴人、秦人经济交流和战事的客观需要
  首先，迁徙的客观需要。嬴人由东夷西迁，比较大规模的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帝尧时期和仲一支奉命西迁，宅西测日。第二次是夏末，嬴人参与了以商人为首组成的东夷联军，讨伐夏桀胜利之后，商朝建立，东夷联军中的一部分嬴人留守西垂。⑤第三次是西周初年，以蜚廉为首的东夷发动反周叛乱，被周王室镇压，部分嬴人被迫西迁西垂。嬴人三次西迁西垂地，其迁徙路线均为今关山—张家川（东汉陇城）—朱圄（今甘谷磬安）—峁谷（今礼县红河谷）—西垂（今西汉水上游地区），为祁山道东北端。从历史时期分析，嬴人西迁时期也即祁山道的开拓期。
  其次，经济交流的需要。在秦国建国之前，嬴人与外部的交往规模较小，主要对象为周边戎人，如迁西早期的产品交流和人员交流、处事联络等。①即使与上国如商周王室、宗族国联系，规模也不大，人员不会太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便道即可通行。但正是这种便道，为祁山道的最终开拓探测了路径。这一时期，基本限于嬴人初人西垂时期。
  第三，大规模军事活动的需要。这一时段始于周厉王时期。当时西垂嬴人首领为大骆，为了摆脱西周以来部族奴隶的政治地位，在政治上开始亲周②，由此与诸戎开始交恶。大骆有两子，宗子成一支驻西垂祖邑，庶子非子一支驻汧渭之间的“秦”地，受封附庸，为周王室主持马政，称秦嬴。周厉王之时，“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史记·秦本纪》）。之后，已经由汧渭之会迁驻陇上的秦人多次讨伐西垂诸戎，战事频发。直至周宣王时期，秦庄公带领周秦联军一举攻破西垂之戎，历二十余年，秦人才收复了祖邑。其间，秦军所经之路线，正是祁山道东北段。《诗经·秦风·小戎》等诗篇明确记载，当时的秦军已经有了浩浩荡荡的战车队伍。《小戎》朱熹注：“凡车之制，广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载者为大车，则轸深八尺；兵车，则轸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朱夫子所谓必有所依。据此可知，古车不论大小，轮距均为六尺六寸，而车辀（今之车厢）大车则八尺，兵车四尺四寸。由于战争中既要有兵车，还要有运输的大车，一般的便道已经难以通行，可知，出于战争的需要，当时秦人已将祁山道东北段道路拓宽了至少一丈，不仅有了量的延伸，且有了质的提升。这是对祁山道北段的空前开拓，真正意义上的祁山古道诞生了。
  三、秦人的东进给祁山道东北段注入了战略意义
  秦襄公之前，不论是经济交往还是战争，基本上都在西垂周边进行，就华夏版图全局来说，祁山道东北段的战略意义也仅仅限于西垂局部。襄公始国，意味着秦人政治朝向东移，为祁山道东北段注入了西部民族东进关中的战略意义。
  周幽王宠褒姒，烽火戏诸侯，直接导致了周幽王的被杀和西周的灭亡，而秦襄公勤王的进军路线即经由祁山道东北段进入关中。祁山道北接关山，关山是进入关中的制高点，占据了关山，可扼战略高地，进可以直取关中，退可以保西垂。秦襄公选择这条路线进关中勤王，成则可据关中，不成则退守西垂，只要占据了关山制高点，进退均可自保。秦襄公勤王取得了政治上的极大成功，但是，周平王只给其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史记·秦本纪》载，周平王对秦襄公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言下之意，你能夺得岐丰之地，那就是你的；否则，就让戎人继续占着（就不是你的）。襄公封侯后，即着手备战，紧接着发动了大规模的伐戎战争。秦襄公的进军路线，仍然是经祁山道东北段进入关中。及至襄公战死，文公东猎（军事侦察），祁山道东北段继续为秦人进军关中的唯一路线。这时的祁山道东北段，已经具有秦人东窥九鼎的政治意义。
  之后，随着秦人霸业的发展，作为祖邑和根据地的西垂，是秦人全面战争兵源和军需的提供地。为了运输方便快捷和向蜀地进军，秦人在继续开发陆路的同时，又开发了西汉水水运路线。从寺洼文化沿西汉水进入嘉陵江，又进入蜀地的大量历史遗存看，至迟在西周末年及春秋早期，西垂即有一条经西汉水通嘉陵江再通属地的水陆兼行通道。这条通道由秦人所开拓，成为秦军进军蜀地和往蜀地直接运送战略物资的捷径。①
  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水上游流经赵嘉陵墓的一段秦时称嘉陵水，西汉时期的嘉陵道设于西汉水中游的今礼县龙林乡境内，可见，“嘉陵”的名称是沿西汉水向下游迁移的，沿袭至汉代，挪用为行政地域名。
  四、结语
  祁山道东北端是整条祁山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于早秦时期，只是当时尚未有“祁山道”的概念，未明确著入史籍。汉代以降，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原化趋向的强化，祁山道的战略意义愈加彰显，尤其汉光武帝伐隗嚣、诸葛亮六出祁山之后，祁山道以其不可取代的战略意义为人所共识。唐以后，陇南陷入吐蕃，交通衰微，祁山古道淡出史籍。北宋虽收复失地，但祁山古道再未现历史的辉煌。南宋时期，宋金战事频繁，祁山古道再一次成为双方兵道。直至宋金议和，边贸繁荣，祁山古道又发展为以经济贸易为主的茶马道，与嘉陵道、阴平道、洮岷道共同构成了陇蜀道。然而，不论祁山道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史，早期秦人的开创性贡献是不能也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