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西汉汉武帝时，张骞首次开拓丝路，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康县“茶马古道”距天水直线不足百公里，其间陈仓道、祁山道、白水嘉陵道等水陆交通相互交叉、并行，通行条件极好，或人背畜驮，或肩挑手提，或舟或车，人欢马叫，热闹异常。从古城长安起步的“丝绸之路”，出了关中平原，逆渭河从天水往兰州，这一路和康县这条“茶马古道”有无数的交点和分路口。
  康县段“茶马古道”是西南茶叶输送至西北的最早商道。四川和陕甘地区茶马交易历史十分悠久。四川是我国最早种植茶叶和开展茶叶贸易的地区，西汉时蜀地普遍种植、销售商品茶，饮茶成为时尚。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寓居成都安志里的资中（今四川资阳）人王褒在其《僮约》中有两处提到茶，即“脍鱼包鳖，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意为煎好茶并备好洁净的茶具，“武阳买茶”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武阳（今成都以南彭山区双江镇）去买回茶叶。这是文献资料中关于买卖茶叶的最早记载。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也有“南安、武阳皆出名茶”的记载。茶叶能够成为商品上市买卖，说明在当时，饮茶至少已开始在中产阶层流行，足见西汉时饮茶已相当盛行。而与蜀地相连的青藏高原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主食牛羊肉，需要饮茶消除油腻、清热去燥。因此，茶马互换就有了基础。特别是在三国魏蜀交战时期，大量蜀国将士长期转战陇右地区，茶叶进入陇右也是合乎情理的。在隋唐以前，四川茶叶进入西北的主要路线就是沿嘉陵江而上，到汉中后再经青泥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等蜀道分路进入陇右、关中地区。
  唐朝中晚期，西部、北部的吐蕃、回纥已开始大量购买中原地区的茶叶，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德宗建中二年（781），唐使常鲁公出使吐蕃，吐蕃赞普出示好多种茶言：“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可知当时流入游牧民族地区的茶叶品种已有很多。
  在宋代，茶马贸易逐渐超越绢马贸易，成为互市的主流。茶马互市在宋、西夏和吐蕃交界地带的甘肃大地上大规模展开，并形成制度。
  明朝建立后，在甘州（张掖）、肃州（酒泉）、西宁、庄浪（永登）、河州（临夏）、岷州（岷县）、洮州（临潭）及松潘（四川松潘）设立卫所，建筑城堡，驻扎军队，实行防戍与屯田相结合的制度以靖边防，构成以甘州、河州、洮州为中心的连接西部、西北部的边防线。有明之世，北有蒙古、西有维吾尔、南有西番，而北元蒙古的军事实力无法彻底消除，明朝一直将北部蒙古族视为心腹大患。为时刻防范蒙古军队的南侵，于甘州设置陕西行都司，在嘉峪关外先后设七个羁縻卫所，以制驭西域，防范和孤立蒙古。对其他少数民族，明朝政府则采取怀柔政策，在河、湟、洮、岷等藏族地区，授本族首领以都督、指挥、千百户等官职，土流参治，“因其俗以柔其人”，“多封众建”，采用非强制性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政治措施进行有效管理。
  与政治制度相一致，明代的茶马贸易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它是由封建国家垄断经营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经济强制手段的交易形式。明朝建立后长期面临着蒙古族强大的军事压力，而于长城沿线设置“九边”，驻军戍守，但军队往往遇到“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的困境，需要大量马匹以资军需。西部少数民族多马无茶，汉族则茶多少马，茶又为西北少数民族生活所必需，“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番人嗜乳酪，膈气底滞，茶性通利，能涤荡，势所必资”，不可一日无茶。以茶易马，不但能壮大军事力量，也可以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控制，“所谓采山泽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得茶不能为中国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计之者也。且夷背中国不得茶，不得茶则病且死，是以羁縻之贤于数万师远矣”。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明代茶马贸易制度日益完善，茶马贸易出现空前繁盛的局面。
  明代茶马贸易的政治意图是以茶制番，这就决定了明代的茶马贸易是明朝政府与西番各族进行的由政府垄断的官方贸易。为使茶马互市贸易顺利进行，明王朝先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
  茶马古道兴盛之时，其跨越地域广，参与民族多，运输形式多样，交易内容丰富，成为汉族和兄弟民族交往的通道。过康县段之后，即可与“丝绸之路”相接，所以有“丝绸之路南线”之称。
  丝绸之路，一条承载历史命运的商贸古道，虽然当时其起点是西安，但成都作为商品集聚地也参与其中，川甘道无疑更便捷地连接了丝路。川甘道在唐以前就作为贸易通道存在着，至唐代，茶马贸易取代了绢马贸易，商贸古道也就变为单一的茶马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