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一、陇蜀道茶马古道概述
  中国北茶马古道之说，源于2009年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
  在康县望关石猫梁上那段岩石开凿的古道边，一块碑额为“察院明文”的石碑被风雨侵蚀了不知多少年，并且不知何时被人砸断。其时，由云南大学木霁弘教授和同学徐涌涛等主要倡导的“茶马古道”一说，正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而望关的这块残碑上尚可辨认“茶马贩通番捷路”等文字，如图1所示。
  图1 康县“察院明文”碑文拓片
  此碑一经发现，便立即引起了专家们浓厚的兴趣。经过反复对比辨认，终于认定这是明代茶马道上官府的通告。2010年6月，康县相关代表人员应邀参加了由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政府举办的“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茶马古道遗产保护”会议，会议凭借这块碑的碑文和大量的史料事实，达成了《关于保护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普洱共识》，发展和完善了“茶马古道”的概念和内涵。
  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唐政府正式同回纥开始了茶马互市，“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这是茶马互市见于史册的最早记载。
  宋与辽、西夏、金对峙期间，北方产马地区被辽、西夏、金所侵占，他们不但限制战马流入宋王朝，而且在战场上掠夺战马，造成宋战马的严重短缺。“夷人不可一日无茶”，而宋朝不可一日无马，因此，以茶易马就成为双方解决紧缺物资的主要途径。由于西北边防战马和军饷的需要，熙宁七年（1074），在宋神宗的亲自主持下，李杞到四川成都府路设置大提举茶场，并在秦州设置大提举买马司。翌年八月，李杞上奏“卖茶博马，乃是一事”，二司合并为一，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由该司构建管理机构，制定法规，统筹榷茶博马事宜，专管全国茶马贸易，岁以两万匹为额。“都大提举茶马司，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过去绢、铜钱、茶叶等相兼的博马贸易发展进入以茶易马的新历史时期。茶马贸易从民间转为官方交易，榷茶博马成为宋代的边陲要政。
  元时拓疆扩土，产茶区和产马区都在国家疆域之中，由政府统一调控，不用制度规矩约束，茶马交易制度逐步废除。
  明代茶马交易制度被重新启用。茶马交易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其次为陕西汉中。四川地区所产茶叶在明代被称为“川茶”或“蜀茶”“巴茶”。官府将所得茶叶储存在有关部门，主要用于与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互市。正如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敕兵部所言，“巴茶自国初征收，累年与西番易马”。洪武五年（1372）二月，明王朝设置四川茶盐都转运司，由该机构负责将巴茶先运至汉中，再运到秦州（今甘肃天水）。洪武六年（1373），按四川按察司佥事郑思先的建议，开、达、巴三州之茶，从汉中运送至秦州。因路途遥远，运送在当时成为非常棘手的难题，后来改为先由产茶地直接运送至汉中地区储存起来，再分期分批向秦州运送，此举提高了运送能力，且使秦州茶叶的储存数额充足。由此可见，和两宋时期一样，明代康县“茶马古道”承担了运送茶叶和输送马匹的主要任务，是当时最重要的茶马商道。
  为了确保茶马交易正常进行，明代对茶业贸易有严密的管理制度。“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官茶间征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茶商凭“茶引”从四川、汉中等地贩茶到边地后，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可自由售卖。凡经过地方，责令掌令官盘验，佐贰官催运。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为保障官方控制下茶马贸易的顺利进行，严禁边境地区的茶叶走私活动，分拨官兵在商道关卡把守巡视。商贩贩卖茶叶出境，须有“茶引”，若无“茶引”贩茶，或“茶引”不符者，即为私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
  由于西北地区茶马互市规模大、茶马交换频率高，陕西和四川地区的茶叶远远不能满足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需求，于是茶叶的供应范围扩大至全国产茶区。因此，明代集中在汉中的茶叶，除四川和汉中各属县外，还来源于南方地区（主要指湖广）。
  陇南地区在两宋和明清时期是茶马交易的重要地区。早在两宋时期，朝廷就在阶州、成州、文州、宕州、西和州设有茶马场，由国家直接管理进行大规模的茶马交易。明代，徽县火钻镇成为巡茶御史的驻扎之地，是全国茶马交易的管理中心。
  陇南地区在两宋和明清时期是茶马交易的重要地区，以康县“茶马古道”为中心的茶马商道遍布陇南全境。2014年，中国民协批准康县为“中国茶马古道文化之乡”，并且成立了中国北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会。
  中国北茶马古道，本意是区别于西南茶马古道，二者同属于中国茶马古道的范畴。《康县志》明确记载：东汉建宁年间，由武都太守李翕派员督修大山岔（古称散关，后称七防关）至窑坪路段，变为驮道。这就是陇蜀道康县茶马古道记载的雏形。后来南宋政治中心南移，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扩张并不断引发战事，运兵频繁，这样就截断了陕西和四川经甘肃通往青海、西藏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商道交通。而陕西、四川、甘肃这些地方生产的茶叶、土布、蚕丝、药材、土纸等物无法运输出去参与交易，换不回所需的食盐和马匹，最终朝廷只能在西南重新开辟一条运输通道，后即形成了著名的西南茶马古道。直至明代，西北的茶马古道才得以再次疏通，康县的这一段驮道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繁荣。由此，陕西和甘肃交界处的窑坪，逐步由商队歇脚的地方演变成一个商品贸易集散地，来往商旅行人传进了很多外地的生产劳动技术和不同的文化生活习俗。这些文明传入以后，和当地原始的本土文化相互融合，构成了康县北部独有的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促进了这一区域的开化和文明进步。
  二、丝绸之路南线说
  西汉汉武帝时，张骞首次开拓丝路，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康县“茶马古道”距天水直线不足百公里，其间陈仓道、祁山道、白水嘉陵道等水陆交通相互交叉、并行，通行条件极好，或人背畜驮，或肩挑手提，或舟或车，人欢马叫，热闹异常。从古城长安起步的“丝绸之路”，出了关中平原，逆渭河从天水往兰州，这一路和康县这条“茶马古道”有无数的交点和分路口。
  康县段“茶马古道”是西南茶叶输送至西北的最早商道。四川和陕甘地区茶马交易历史十分悠久。四川是我国最早种植茶叶和开展茶叶贸易的地区，西汉时蜀地普遍种植、销售商品茶，饮茶成为时尚。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寓居成都安志里的资中（今四川资阳）人王褒在其《僮约》中有两处提到茶，即“脍鱼包鳖，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意为煎好茶并备好洁净的茶具，“武阳买茶”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武阳（今成都以南彭山区双江镇）去买回茶叶。这是文献资料中关于买卖茶叶的最早记载。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也有“南安、武阳皆出名茶”的记载。茶叶能够成为商品上市买卖，说明在当时，饮茶至少已开始在中产阶层流行，足见西汉时饮茶已相当盛行。而与蜀地相连的青藏高原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主食牛羊肉，需要饮茶消除油腻、清热去燥。因此，茶马互换就有了基础。特别是在三国魏蜀交战时期，大量蜀国将士长期转战陇右地区，茶叶进入陇右也是合乎情理的。在隋唐以前，四川茶叶进入西北的主要路线就是沿嘉陵江而上，到汉中后再经青泥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等蜀道分路进入陇右、关中地区。
  唐朝中晚期，西部、北部的吐蕃、回纥已开始大量购买中原地区的茶叶，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德宗建中二年（781），唐使常鲁公出使吐蕃，吐蕃赞普出示好多种茶言：“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可知当时流入游牧民族地区的茶叶品种已有很多。
  在宋代，茶马贸易逐渐超越绢马贸易，成为互市的主流。茶马互市在宋、西夏和吐蕃交界地带的甘肃大地上大规模展开，并形成制度。
  明朝建立后，在甘州（张掖）、肃州（酒泉）、西宁、庄浪（永登）、河州（临夏）、岷州（岷县）、洮州（临潭）及松潘（四川松潘）设立卫所，建筑城堡，驻扎军队，实行防戍与屯田相结合的制度以靖边防，构成以甘州、河州、洮州为中心的连接西部、西北部的边防线。有明之世，北有蒙古、西有维吾尔、南有西番，而北元蒙古的军事实力无法彻底消除，明朝一直将北部蒙古族视为心腹大患。为时刻防范蒙古军队的南侵，于甘州设置陕西行都司，在嘉峪关外先后设七个羁縻卫所，以制驭西域，防范和孤立蒙古。对其他少数民族，明朝政府则采取怀柔政策，在河、湟、洮、岷等藏族地区，授本族首领以都督、指挥、千百户等官职，土流参治，“因其俗以柔其人”，“多封众建”，采用非强制性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政治措施进行有效管理。
  与政治制度相一致，明代的茶马贸易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它是由封建国家垄断经营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经济强制手段的交易形式。明朝建立后长期面临着蒙古族强大的军事压力，而于长城沿线设置“九边”，驻军戍守，但军队往往遇到“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的困境，需要大量马匹以资军需。西部少数民族多马无茶，汉族则茶多少马，茶又为西北少数民族生活所必需，“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番人嗜乳酪，膈气底滞，茶性通利，能涤荡，势所必资”，不可一日无茶。以茶易马，不但能壮大军事力量，也可以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控制，“所谓采山泽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得茶不能为中国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计之者也。且夷背中国不得茶，不得茶则病且死，是以羁縻之贤于数万师远矣”。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明代茶马贸易制度日益完善，茶马贸易出现空前繁盛的局面。
  明代茶马贸易的政治意图是以茶制番，这就决定了明代的茶马贸易是明朝政府与西番各族进行的由政府垄断的官方贸易。为使茶马互市贸易顺利进行，明王朝先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
  茶马古道兴盛之时，其跨越地域广，参与民族多，运输形式多样，交易内容丰富，成为汉族和兄弟民族交往的通道。过康县段之后，即可与“丝绸之路”相接，所以有“丝绸之路南线”之称。
  丝绸之路，一条承载历史命运的商贸古道，虽然当时其起点是西安，但成都作为商品集聚地也参与其中，川甘道无疑更便捷地连接了丝路。川甘道在唐以前就作为贸易通道存在着，至唐代，茶马贸易取代了绢马贸易，商贸古道也就变为单一的茶马古道。
  三、功用说
  对茶马古道的定位，历来学者说法较多，但普遍被大家接受的观点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茶马交换而形成的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而“茶马古道”的命名人、著名学者云南大学的木霁弘教授和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村联名发表的《茶马古道研究模式以及意义》一文则更倾向于强调茶马古道的贡献，文中指出茶马古道有四个方面的意义：①茶马古道是当今世界上地势最高的贸易通道；②茶马古道从来都是民族融合与和谐之道，它见证着中国乃至亚洲的各民族之间千百年来因茶而缔结的血肉情感；③茶马古道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它为人类寻找永恒的家园提供了许多实证；④茶马古道是佛教东传之路，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通道，在茶马古道上，多元文化开始融合。
  历代学者认为四川是世界上种茶、饮茶的发源地。秦汉以前，只有四川一带饮茶和有茶的商品生产，到唐代，四川已盛产茶叶。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手段控制茶马交易。宋代于成都、秦州（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近取于川蜀。北宋熙宁以后便在四川设置茶马司，四川年产三千万斤茶叶，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甘、青等地设置了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并规定名山茶只能用于换买马匹，不得他用，每年买马达一万五千匹。“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到了明代，茶马政策成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民族的主要手段。为了保证榷茶的顺利进行，明初中央政府在秦州设置了茶马司，并在秦州骆驼巷、稍子镇和徽州火钻镇（今徽县高桥乡木庐村火钻社）等地设立了批验茶引所（批验所），专门负责秦蜀道茶马贸易及茶引检验等事务。为严查私茶，除茶马司外，还从都察院监察御史（尊称为侍御）派遣人员代表朝廷巡视茶法马政等事务。监察御史奉命巡视茶法马政时，一般被称为巡视陕西茶马御史，简称巡茶御史，任期短者半年，长者二三年。虽名陕西巡茶御史，但权力很大，负责监管全国养马苑圉和茶马交易。据《明会典》卷三十七《茶课》等记载：嘉靖十四年（1535），中央政府明确规定，四川夔州、东乡、保宁、利江一带，凡供给西北茶马互市的茶叶，不论军卫有司，只要涉及茶法，一律由陕西巡茶御史管理；各该巡兵备等机构，从事禁私茶活动，按季将走私茶叶人数上报查考，听从陕西巡茶御史的裁决。直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贩卖私茶的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雍正十三年（1723），官营茶马交易制度废止。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促进了中国与欧亚非其他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来自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问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延伸至地中海。
  丝绸和瓷器是丝绸之路上的代表性商品，康县和汉中地区以及四川成都又都是蚕桑产地，所产府绸、麻纱和丝线都是通过这条古道运输出去，然后参与西北“番”地的交易。茶马古道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商贸通道，而丝绸之路则是以运输丝绸、瓷器为主的商贸通道。由此可见，康县这段古道，不但有茶马运输的功用，亦有丝绸运输的功用。大多数时候，这条古道既运输茶叶、食盐，也运输丝绸和陶瓷，仅以通商道路这个概念很难分清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
  四、时段说
  早在西汉初年，汉朝便在边关地区设立“关市”，与周边民族进行贸易。榆中（榆中北）、允吾（永靖西北）、临洮（岷县）等边塞之地即与羌、氐、匈奴有贸易交往。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开通丝绸之路后，河西新兴城市敦煌、武威等地成为国际贸易和民族贸易的重要交通枢纽，其他地区，如天水、陇西（临洮）、北地（庆阳）等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狄）之畜，畜牧为天下饶”。两汉时期通过甘肃境内北地、陇西、金城和河西诸郡运输的物品主要有丝绸、铁、漆器等，输入的主要有天马、血汗马及其他西域特产。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已初显绢马贸易的特色。牧养着大量马匹的草原民族，其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单一的生产方式，草原民族要求得自身的发展，就必须要和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交流，以满足最低的社会需求。而对以农业为基础、缺少马匹的中原封建王朝来说，马在国防、军事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用兵之本，国之大用”，马政是国防和军事建设的重要环节，获取马是中原封建王朝与周边草原民族贸易的主要目标。西北自古是产马和养马的地区，唐朝建立后，在西北地区岐、邠、泾、宁、兰、渭等地及洮河和河曲水草丰美的地方设置了许多的“监牧”（直属太仆寺）掌管马政。其时，马主要来源于属国吐谷浑领地青海和党项所在地洮岷一带。
  汉唐时期，丝绸和瓷器就从康县的这条古道上转运。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还没有形成“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概念，古道只是一条单纯的商贸通道。这些繁杂而丰富的商品，源源不断地通过古道运往远方。
  宋代的茶马之法较唐代更为完备，主要表现为茶商在从事茶叶民族贸易时须持有政府发放的凭证——茶引。茶引，是指由宋朝官府发放给茶商的营业执照，商人执茶引后方可合法经营。宋代茶引的出现，意味着政府对茶马互市的重视，以及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贸易控制的加强。据史料载，两宋时，川茶年产量约三千万斤，占全国产茶量的57％～62％，其中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用于茶马互市。宋、番茶马交易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和汉中地区，而所易之马主要为陕、甘番区的战马，承担运送茶叶和输送马匹主要任务的秦蜀道也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茶马商道，陇蜀道康县茶马古道在宋朝抗击辽、西夏、金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茶马互市的黄金时期，也是茶马互市最兴盛、繁荣的时期。明代建立伊始，北方面临着元代蒙古残余势力的巨大军事压力，因此，朝廷非常重视茶马互市，一方面可以交换到大批战马，“马资于国用甚大”，这是因为面对擅长骑兵作战的蒙古军队，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优良战马，防御边防和进行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朝廷也想“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以达到“且以强中国”的目的。“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因此，明朝廷在陇右地区设立了三个茶马司，负责管理茶马交易事务。“置洮州、秦州、河州三茶马司，设司令、司丞。洪武十五年（1382），改设大使，正副大使各一人，寻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兼领之。三十年改秦州（今甘肃天水）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置四川永宁茶司，后革，复置雅州碉门茶马司。”明代前期的洪武、永乐年间，凡是“茶马、番人贡马，悉收寺、苑放牧，常数万匹，足充边用”。
  汉唐时期古道主要运输丝绸和茶叶，此时也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时期。茶马政策实施之后，古道主要承担了茶马互市和运输的功能，我们习惯上称之为“茶马古道”。
  五、结语
  由丝路贸易衍生而来的茶马、绢马贸易是丝绸之路上的传统贸易项目。自汉唐以来，我国中原地区和西南、西北、北部边疆的草原游牧民族及其他民族地区政权就有着密切的经贸交往。中原内地通过这种贸易获得马匹、药材、土产、畜牧产品，边疆少数民族则通过贸易获得急需的丝绢、茶叶、盐、瓷器、铁器农具、种子等生活和生产用品。陇南水陆交通相对便利，有固定的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在中转贸易或过境贸易区域经济环境的孕育下，贸易商道上的商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商行、货栈、铺号层出不穷，川、晋、陕、浙商会林立，因而陇南也成为衔接南北古道的商品集散地和中转贸易基地。康县段古道，不论其属于秦蜀道还是陇蜀道，可以确定的是，它既属于丝绸之路，同时也属于茶马古道。
  这条古道曾经的繁华是毋庸置疑的。从它的道路结构、政治作用，以及沿途城镇发育、人文文化演变、商贸习惯、宗教传播，都可知其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也是一条民族交往交融的通道。
  对于现今的我们来说，这条古道已经十分遥远，但是昔日由马帮带来的文明气息的辉煌还留存在古城里，茶马古道的重镇曾经发展，曾经繁荣，曾经辉煌。因而，我们更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它昔日的文明，并从各个不同的领域去挖掘它、保护它，从而让这条古道能够再次发展，再次繁荣，再次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