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与青泥古道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在陇南召开过两次。第一次是2015年10月在徽县召开的“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主要分析、研判了“陇蜀古道”“秦蜀古道”与“青泥道”间的关系，着重强调的是“陇蜀古道”，特别是“青泥道”在中国茶马古道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在中国蜀道学研究中，无疑是具有填补空白的积极意义的。两年后的今天（2017年10月），会议的主办方把“陇蜀古道·青泥道”的研究方向做了微调，使本次研讨会的关键词有意无意间从“陇蜀古道·青泥道”转变为“青泥古道上的茶马贸易”。我认为，这种转变，看似着眼点更小了，然而，其扬长避短，拓宽视野，微观把控，发力更猛，是一种极为有意义的转变。
  首先，“陇蜀古道”概念的提出，是陇南学者针对“秦蜀古道”提出的学术观点。①客观地讲，这一观点是有其必须与必然的存在价值的。《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里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之前，学界关于蜀道的探究主要着眼于由蜀地四延，特别是由蜀地（成都）通往秦地（长安）或由秦地（长安）通往蜀地（成都）的研究，而对于陇坂通往蜀地古道的研究或是认识不够，或是不够重视。1993年11月，在汉中召开的“第四届蜀道暨石门石刻学术讨论会”上，以高天佑为代表的陇南学者专门为此发声，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2013年11月，在陕西汉中召开的“中国蜀道学”研讨会上，甘肃学者高天佑、蒲向明、苏海洋、蔡副全、晏波、刘吉平、鲁建平等再次呼吁，蜀道学研究需“将陇蜀古道研究、调查情况，以及陇蜀古道作为蜀道主干道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纳入申遗范围”②。这也成为此次学术会议的一大亮点。与此同时，陇南也相继召开了数次与“陇蜀古道”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如2004年4月和2007年9月的“《西狭颂》暨汉隶学术研讨会”；2015年10月在徽县召开的“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2014年1月，陇南市文联还专门出版了汇集近年来陇南关于陇蜀古道研究成果的《陇蜀道论文集》①。上述活动对丰富中国蜀道学研究，增进学界对陇南在中国古蜀道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客观看待“陇蜀古道”与“秦蜀古道”在中国蜀道研究上的作用及价值，特别是2017年9月在汉中召开了“秦蜀古道申遗”学术研讨会后，我们发现，“陇蜀古道·青泥道”在中国蜀道研究上的作用及价值显然逊色于“秦蜀古道”。秦蜀古道是由关中平原长安（今西安）通往成都平原的古道，全长一千多公里。秦蜀古道由东向西，主要由翻越秦岭的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四条线路，以及从汉中通往巴蜀（重庆、成都）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构成（见图1②）。“秦蜀古道”不仅是中国重要的文化线路，是中国古代连接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的重要历史通道，更是黄河流域文明与长江流域文明交融的文化通道。换言之，我认为，“秦蜀古道”是蜀道的主道，而“陇蜀古道·青泥道”属于陈仓道向西南延伸，或从汉中向西北连接祁山道、陈仓道的左道，它仅属中国蜀道的“旁支”或者补充（见图2）。
  再次，作为中国蜀道重要分支与补充的“陇蜀古道·青泥道”，其开凿的时间及作用无法与“秦蜀古道”同日而语。第一，从时间上来看，“秦蜀古道”最早的开通时间虽已无考，但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采用大将司马错的建议，通过古道出兵灭蜀，开始对大西南的统治，巴蜀之地成为秦国的大后方。汉中平原、成都平原丰富的物产源源不断地供给秦国，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秦蜀古道”的称呼在秦惠文王时已形成。如果排除地方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及贸易形成的“驮道”，作为官道的“陇蜀古道·青泥道”，最早的开凿时间可追溯到唐代，兴盛于两宋。也就是说，“秦蜀古道”要远远早于“陇蜀古道·青泥道”。“秦蜀古道”属于中国古蜀道的核心，其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开通，而青泥道却晚在唐宋之后，这有《新修白水路记》为证。①第二，“秦蜀古道”与“陇蜀古道·青泥道”开凿的功能与作用不同。“秦蜀古道”不仅是“中央王朝”（长安）连接“天府之国”（成都）的商贸之路，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秦蜀之间十分重要的军事之路。而“陇蜀古道·青泥道”主要是为有利于甘（甘肃）、陕（陕西）、川（四川，包括重庆）、青（青海）——特别是陇蜀之间的茶马贸易而开通完善的一条商贸之路。大家知道，“茶马互市”始于唐代，宋、明、清几朝定为“国策”，《明史·茶课》云：“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犹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青泥道即西北地区极为重要的茶马古道之一。譬如今之徽县的榆树乡火站村（有的写作“火站”或“火钻”，今有学者认为是“货栈”或“货站”的异写），明朝政府就曾在这里设置了“徽州茶叶批验所”和“巡茶察院”。明嘉靖十七年，监察御史沈越担任巡茶陕西御史时，就下令在徽县火钻峪修建了巡茶察院行台，作为巡茶御史驻扎办公之所，专门管理青泥古道与秦州（今天水）间的茶叶专卖事务。②这均晚于“秦蜀古道”，且作用与价值亦大不同。
  综上所述，我认为，第二届“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更名为“青泥古道上的茶马贸易”学术研讨会，不仅是对中国古蜀道研究的再认识，更是对“陇蜀古道·青泥道”研究的重新研判与定位。笔者曾在《陇南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碑刻辨识及碑文辨析》中提出，在谈论古代交通发展史的时候，我们要区分驮道、蜀道和茶马古道间存在的时间早晚及其与现实作用间的关系①，这对我们理清思路，更加科学、客观、理性地从事陇南古蜀道及茶马古道研究，为地方政府在旅游业开发及中国蜀道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申遗中科学谋划、精准作为，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