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青泥岭位于甘肃徽县和陕西略阳白水镇之间，最高处海拔1946米，因“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青泥岭”①。李白《蜀道难》“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句描写了青泥岭的险峻和青泥路的艰险。柳宗元《兴州江运记》也记述了青泥路的凶险难行：“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过栗亭川，逾宝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②青泥路是唐代及其以前由秦陇地区入川的必经通道，但关于青泥路线路的具体走向和变化，历史文献则没有详细的记载，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卷三《秦岭仇池区》中也没有具体考证，他甚至误认为北宋所开的白水新路在青泥岭以东。③2009年，笔者曾在《祁山古道南秦岭段研究》一文中考述了翻越南秦岭至陕西略阳或甘肃武都的六条古代道路，由西向东分别是覆津道、鸣水道、青泥河道、木皮岭道、白水路和青泥岭道，但没有详细考证青泥岭道和白水路沿线所经。④青泥河是西汉水支流，《水经注》卷二十《漾水丹水注》称其为浊水，今名青泥河。青泥河道指沿青泥河谷穿行的水上和陆上道路；青泥岭道指穿越今天徽县和略阳间青泥岭的古代道路，古人习惯称之为“青泥路”。⑤今人有称“青泥古道”“青泥岭道”“青泥道”或“青泥路”。本文沿袭古代称呼，亦称之为“青泥路”。2014年徽县政协编辑印行的《青泥古道文化研究论文集》中收入了曹鹏雁先生《徽县秦蜀、陇蜀古道探究》一文，该文认为青泥古道从徽县西北的银杏镇（河池驿）出发，“东经徽县城关，从城南六里过水阳乡牟家坝、石峡上南山顶达青泥店（唐、宋青泥驿）；尔后向南经辛家吊沟、孟滩、关坪、武家坪到达铁山脚下太和庵、青云驿（别名铁山驿）；再经甘树垭、穆家沟、凉水泉、碳店（相当于今黑—虞公路），至虞关（今嘉陵江边老虞关村老虞关处）许坝；然后在许家坝虞关渡口渡嘉陵江，进八渡沟，过三官殿至陕西略阳九股树，接金池院路通往略阳、汉中”①。2015年“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在徽县召开，石志刚先生提交了题为《北宋以后白水路的变迁》的论文，该文勾画的青泥道银杏至虞关一段路线与曹鹏雁先生的线路完全相同，但认为青泥路至虞关后，折西南至略阳白水镇长峰村（长峰村就是历史上的长举县所在地）；宋代白水路由银杏镇（宋河池县）经徽县进入西寺沟，过十里墩、文池、照壁崖、黑沟抵白水峡边的大河店，再沿洛河南下，经王家河至瓦泉村，然后再由此折向东北，过瓦泉山至长峰县村。元明以后，白水路沿白水峡抵白水江。②
  笔者在《论青泥道的时空特征与独特价值》一文中复原的青泥道银杏至青泥河店子一段与曹鹏雁和石志刚两位先生完全相同，但青泥河店子以后一段线路与他们的复原方案则有所不同：笔者认为由青泥河店子继续向东南，经草滩、凉水井、柳树垭、上山里、下山里、山盆、杨家河、大湾里、碾道里、阴坡里、马鞍梁、白水镇至江镇村，江镇村即唐代长举县所在地。笔者复原的白水路大河店以下部分与石志刚先生的方案也存在较大分歧：笔者认为宋代白水路至大河店后顺洛河河谷至王河村，再由王河村向东南，渡嘉陵江至江镇村。③笔者对唐宋时期河池至长举间道路及其变化做了认真、深入的研究，发现以上观点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都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认识。青泥路和白水路里程、线路走向及演变问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唐代青泥路里程、线路走向变化
  （一）唐代河池县的位置
  研究唐代青泥路里程与线路走向，首先要考证清楚唐代青泥路的起点河池县和终点长举县的确切位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凤州（治今凤县凤州镇）“西至两当五十里，西至河池一百七十里”④。
  笔者以历史文献为线索，利用谷歌地球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和高精度路径测量工具，复原了该段线路走向：即从凤州镇嘉陵江及其支流安河交汇处出发，沿嘉陵江右岸西行至灵官峡口，由此向西翻越马岭至嘉陵江支流红崖河流域，再顺红崖河东岸北行，在两当县杨店乡姚庄村东西渡红崖河至腰庄，该段路程共27.35公里，合五十唐里，姚庄即唐两当县治所在地。据《元和郡县图志》推算，两当与河池间的距离为一百二十唐里，合今64.8公里。由唐两当县故城经今两当县、永宁镇至徽县的距离为59.28公里，比唐代两当至河池的里程少5.25公里；由唐两当故城向西，溯红崖河支流流香沟西进，在灵官店村西北向西翻山至三岔村，由此顺两当河支流袁家沟北岸西行至两当河与袁家沟交汇处，西渡两当河，再沿河西岸南行至两当县城西北的祁家村，由祁家村向西北溯大坡河前行，向西翻山至青岩村，再顺罗家河支流后村子西南行，在江口村东南西渡罗家河，由罗家河西岸南下至峡口村，再折西溯罗家河支流屈家河西行至崖湾附近，向南翻山入徽县罗家河河谷，顺流而下，经东坡、峡街村、杨店、中川至银杏镇。这段路程全长64.59公里，合一百一十九唐里，取其整数为一百二十唐里。
  《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故道水，经（河池）县西，去县城三十步。”①银杏镇在今徽县罗家河东岸，与《元和郡县图志》关于两当至河池县里距和河池故城位置的记载完全符合。无疑，唐代河池县就在徽县西北7.5公里的银杏镇。
  （二）唐代长举县的位置
  对于唐代长举故城的位置，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认为是略阳县白水镇江镇村，一认为是略阳县白水镇长峰县村。《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长举县，……南至（兴）州一百里……本汉沮县地，后魏于此分置长举县，属槃头郡。周武帝废槃头郡，县改属落业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兴州。皇朝因之。……青泥岭，在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即今通路也。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青泥岭。嘉陵水，去县南十里。槃头故城，在县南三里。因水盘屈为名也。”②长举县南至兴州“一百里”的记载成为解决其位置问题的关键。由江镇村向南经定宝寺入嘉陵江的一小支流，经封家坝、大路口、庙沟门、宽坪里、麻柳铺至瓦房子，再向南翻山入八渡沟支流磨坝河谷，经烟洞沟、铁厂子、上柳场、上铺子、下阴坡至吴家营，再沿磨坝河西岸南行至略阳南街，由南街西渡河至八渡沟和嘉陵江交汇处即唐代兴州故城所在地。《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嘉陵水，经（顺政）县南，去县百步。”笔者利用谷歌地球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和高精度路径测量工具，测得这段距离为43.91公里，约合八十一唐里，与一百唐里相差达十九里。因此，唐代的长举县似乎不是笔者以前所认为的江镇村。由长峰县村东渡嘉陵江，进入嘉陵江的一条小支流，再向东翻山进入八渡河支流岔树河谷，经九股树、沟口里、田家坝、黄家庄、两河口至白石沟门上，再由此折东经牌坊坝、高家坝至昊家营，与前道汇合至略阳故城，该道最短里程为49.64公里，约合九十二唐里；最长路径为56公里，约合一百零四唐里，平均值为58.82公里，约合九十九唐里，与一百唐里较为接近。可见，略阳县白水江镇长峰县村可能就是唐代长举县所在地。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记载：“长举县，汉沮县地，隋为长举县。本治槃头城，贞观三年移于今所。”③搞清楚槃头城的位置，对于进一步确定长举县的位置十分重要。《元和郡县图志》认为，槃头城在长举县“南三里”，而《大元一统志》则认为：“长举县，先在州北八十二里，贞观二年移治州西（北）一百里。”也就是说，《大元一统志》认为初唐的长举县治所槃头城在唐代晚期长举县治以南十八里，而不是“三里”。所谓“南三里”，是不是在文献传抄过程中将“十三里”误抄为“三里”？由今长峰县村向西南至江镇村的距离是6.89公里，约合十三唐里，由江镇经定宝寺至略阳（兴州治所）的距离是43.91公里，合八十一唐里，与八十二里仅差一里。这里嘉陵江由西盘曲而南，特别符合《元和郡县图志》槃头城“因水盘屈为名”的记载。另外，贞观二年长举县治仅向北迁移“三里”，这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所以，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槃头故城就在略阳白水镇江镇村。换句话说，元和时期长举县应该在槃头城北十三里，即今长峰村一带。今长峰县村距离嘉陵江仅40米左右，合唐代二十七步上下。考虑到唐代嘉陵江水位比今天高，《元和郡县图志》关于“嘉陵水，去县南十里”的记载恐怕为“去县南十步”之误抄。
  （三）唐代青泥路道路系统的构成
  《通典》卷一七六记载，凤州至兴州之间的距离为三百五十唐里①，如果凤州至河池县间距离仍为“一百七十里”，长举至兴州间距离仍为“一百里”，则河池至长举间距离为八十唐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凤州至兴州间“三百五十里”和“三百三十里”两种里程。②以三百三十里计算，凤州至河池县间距离是一百七十唐里，长举至兴州间距离是一百唐里，则河池至长举间的距离为六十唐里。文献记载的河池至长举间里程的差异，可能不是记载失误，而是河池至长举间线路不同所致。
  由徽县银杏镇东南行，经金沟门下、郭坪村、唐庄村、范棱村、徽县、刘家庄、普陀、周家庄、师家崖至青泥河店子（唐青泥驿）的路程是14.85公里，合二十七唐里半。如果河池至长举间的距离为六十唐里，则青泥驿至长举县间的距离是三十二唐里半，合17.55公里；如果河池至长举间距离为八十唐里，则青泥驿至长举县间的距离是五十二唐里半，合今28.35公里。由青泥河店子向东南，经草滩、凉水井、柳树垭、上山里、下山里、山盆、杨家河、大湾里、碾道里至阴坡里，再由阴坡里向东南经何家寨至长峰县村的距离是17.99公里，与17.55公里仅相差0.44公里。由青泥河店子经阴坡里至长峰县的走法，符合“三十三唐里”的线路走法。该段由大湾里至碾道里的道路，其间山高坡陡，异常险恶，所以不应该是常道。由青泥河店子至凉水井后，还可以不去阴坡里，而是折向东南，经甘草坝、梨树坑、三泉村、中坝至吴家坪，再由此折南经柑树垭、沟岔下、潘家那下、穆家沟下山至虞关，再由虞关转西南，沿嘉陵江北岸河谷阶地和缓坡至长峰县村，距离为28.62公里，合五十三唐里，毫无疑问，该段应该是“五十三唐里”的走法。《元和郡县图志》关于“青泥岭，在（长举）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即今通路也”的记载，反映的正是“五十三唐里”路线的走法。《通典》卷一七六记载兴州东北至河池县界“一百五十里”①。若兴州至长举间距离依据“一百里”计算，则长举至河池县界青泥岭为“五十里”，与《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基本符合。
  二、唐末五代至北宋青泥路的变化
  （一）宋代河池县位置的变化
  《宋史》记载：“河池，紧。开宝五年移治固镇。”②严耕望认为：“唐末五代有固镇，当驿道，南入蜀口至成都，东北通散关至长安，西行经成州至秦州，地当三条重要干道之枢纽，为军事重镇。”严先生还逐一辨别了《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读史方舆纪要》和《大清一统志》中关于固镇位置的记载，最后认定固镇在青泥岭北，徽县西。③王浩远认为固镇在今徽县东北的永宁镇。④
  笔者根据《元丰九域志》河池至凤州间里程的记载，结合谷歌地球高分辨率卫星影像与高精度路径测量工具测量，发现宋代固镇既不在今徽县之西，也不在今徽县东北的永宁镇，而在徽县县城内。《元丰九域志》记载：“紧，河池。（凤）州西一百五十五里。二乡。河池、高桥、固镇三镇。水银一务。有固道水，河池戍。上，两当。（凤）州西八十五里。二乡。开宝一监。两当、广香二镇。”⑤宋代一里约今560米，八十五里合今47.6公里。由今两当县杨店乡姚家村向西，基本上沿着今天凤县通两当的公路前行，经半边街、谭家磨、王家沟口、灵官村、柴家窑、庄子湾、贯沟村、香泉村至祁家村的距离是20.25公里，凤州故城至唐两当故城间的距离是27.35公里，合计47.6公里，与宋代两当县与凤州之间的距离完全符合。因此，宋代两当县在今两当县城西北的祁家村。
  又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两当县至河池之间的距离是七十里，合今39.2公里。基本沿着现代公路（个别地方离开现代公路）由两当县祁家村出发，向西翻越两当河和罗家河分水岭，经桦林村、大方塬、关山梁、杏树垭、大路口下山至永宁镇。再由永宁镇西渡罗家河至大桥头，溯罗家河一东西走向支流西行，沿途经赵家峡、杨坪、郭坪、唐家坪、杨庄、老庄沟至北垭子，再由北垭子向南翻山入徽县罗家河谷，南行，经石家庄、马湾、石佛村、山根、石堆子、下西坪、柳沟、东街村至两当通徽县和徽县通成县的公路的交会处。该段路程39.03公里，与宋两当县至河池间的距离39.2公里非常接近。元丰年间（1078—1084），河池已经迁移至固镇。《元丰九域志》记载的两当至河池间的距离，也就是两当至固镇间距离。所以，宋代开宝五年（972）以后的河池县治固镇就在今徽县县城内。
  （二）唐末、五代长举县位置变化
  关于长举县的位置，宋代地理文献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太平寰宇记》记载：“两当，（凤州）西五十里。……河池，（凤州）西北一百七十里。”①“长举县，（兴州）北八十里。……接溪山，在县西北五十二里，青泥岭，在接溪山东，即今通路也。”②太平兴国年间，河池县已经迁至固镇，河池县和凤州的距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太平寰宇记》依然照抄《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不过《太平寰宇记》关于长举县至兴州间距离的记载与《元和郡县图志》存在差异，前者为“八十里”，后者为“一百里”，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唐末五代时期长举县的位置迁移的史实。
  笔者利用谷歌地球高精度测量工具测得由江镇村向南经定宝寺至兴州故城的距离为43.91公里，约合八十一唐里、七十八宋里，与八十里十分接近。可能说明在唐末、五代至宋初，长举县的位置已经移至略阳白水镇江镇村。晚于《太平寰宇记》的《元丰九域志》正确反映了开宝五年（972）河池县治所迁移至固镇（今徽县县城内）后驿道里程的变化，但其关于长举在兴州“西一百里”③的记载在方向和里程上都有错误。
  （三）唐末五代青泥路的变迁
  河池和长举县的县治迁移后，凤州至河池、河池至长举、长举至兴州的线路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宝五年（972年），河池县治所迁移至今天徽县县城内后，凤州至河池间道路不再从河谷中绕行至徽县西北的银杏镇，而是向东南方向摆动，在山梁、河谷中交替穿行至徽县，新路比旧路缩减了十五里。
  河池至长举县间的路线也因长举县治所的西迁而发生改变。据宋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白水路开通后“减旧路三十三里”，凤州河池驿至长举驿间距离为“五十一里有半”④，依此记载推算，白水路开通前，河池驿至长举县间的距离是八十四里半，合今47.32公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河池驿”当指原河池县即今徽县银杏镇内的河池驿，而非河池县新治所固镇内的固镇驿。《宋会要辑稿·方域》一零之三神宗熙宁十年奏议说：“发川纲往秦州，只从旧路行至故驿，便可直入成州。如由新路，须过凤州，过五程至凤翔府。”⑤这里的“故驿”就是固镇驿。
  笔者测得银杏镇经青泥河店子、虞关、长峰县村至江镇的最远距离是51.38公里，最短距离是50.09公里，与47.32公里分别差4.06公里（约合七宋里）和2.77公里（约合五宋里）。据此推断，《新修白水路记》中的“旧路”似乎不是银杏镇经青泥河店子、虞关、长峰村至江镇村的路线，而另有所指。笔者又测得从徽县银杏镇东南行，经今金沟门下、郭坪村、唐庄村、范棱村、徽县、刘家庄、普陀、周家庄、师家崖至青泥河店子，全程14.58公里；由青泥河店子继续向东南，经草滩、凉水井、柳树垭、上山里、下山里、山盆、杨家河、大湾里、碾道里至阴坡里的最平坦路线的距离是17.99公里，最便捷的路线里程是14.05公里；由阴坡里翻越马鞍梁至白水镇，再由白水镇向西至江镇村的距离是14.59公里。如果取最平易路线，由银杏镇经青泥河店子、阴坡里、马鞍梁、白水镇至江镇村的里程合计47.16公里，与《新修白水路记》记载的河池至长举的“旧路”仅差0.16公里。说明唐末五代某个时候，随着长举县位置西移，翻越青泥岭后半段路程的线路也随之西移。
  （四）宋代青泥路线路和里程的变化
  北宋时期，青泥路线路和里程发生了巨大变化。宋代初年，为了加强军事力量以应付统一战争，北宋以绢、银、钱、盐、茶叶为支偿物，从西北吐蕃诸部大量收购马匹。随着汉中、川蜀等地盐、茶叶北运的增加，高峻盘旋的青泥岭路已经无法适应大宗物品的运输。为了满足现实需要，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和嘉祐二年（1057）两次绕过青泥岭，开通白水路。在徽县城南的大河店石牌村徽白公路左侧的断崖上，镌刻着北宋嘉祐二年雷简夫撰文并书写的《新修白水路记》，为研究古青泥路的兴废提供了可靠依据。碑文云：
  至和元年冬，利州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长举驿，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上未报即预画财费，以待其可。明年春，选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领桥阁并邮兵五百人，因山伐木，积于路处，遂籍其人用讫。……至秋七月始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斯路矣。十二月诸功告毕。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邮亭、营属、纲院三百八十三间，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廪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初，景德元年尝通此路。未几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巧语，以疑行路。且驿废则客抵酒垆为废物矣，浮食游手安所仰耶？小人居尝争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坐要路，无有在我，迟行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资，顾肯默默邪？造作百端，理当然尔。①
  由碑文可知，白水路曾开通过两次：第一次是景德元年（1004），但因青泥当地土豪的抵制，被迫于真宗景德二年九月四日“诏兴州青泥驿旧路，依旧置驿馆，并驿马递铺等。其新开白水路，任上路往来。先是屡有言新路便近，亦有青泥虽远一驿，然经久，难于改移者，故下诏俱存之”②，致使新开通的白水路“未几复废”。真宗景德二年（1005）至嘉祐元年（1056）五十二年间，河池至长举依然走青泥旧路。第二次开通在嘉祐二年（1057），新路从凤州河池驿开始，避开青泥岭，逢山修阁，遇水架桥，沿河谷、山崖穿行五十一里半至长举驿，比经过青泥岭抵达兴州的道路缩短了三十三里，从河池至长举可一日抵达。自此，青泥驿废弃，南下至汉中、四川也不一定需要再翻越青泥岭。
  前文提到，学者对宋代白水路起点、终点和线路走向有不同的看法。石志刚先生认为白水路由徽县银杏镇过十里墩、大河店后入白水峡，顺白水峡至大石碑后，折东北过瓦泉山至略阳县白水江镇长峰县村。笔者认为白水路至大河店后，继续顺洛河河谷至王河村，再由王河村向东南，南渡嘉陵江至江镇村。①笔者利用《新修白水路记》提供的数据和谷歌地球高精度测量工具测得从银杏镇经徽县、西寺沟、十里墩、文池、照壁崖、黑沟、大河店，再由大河店经大石碑、瓦泉至长峰县的距离是41.02公里，而由银杏经徽县、青泥河店子、虞关至长峰县村的距离是43.2公里，前者比后者仅仅少1.18公里，约合宋代二里。即使把白水路的起点定在徽县县城内，也仅比后者省8.28公里，约合十五宋里，与三十三里相差甚远。所以，宋代长举县仍在今略阳白水江镇长峰县村内的看法是错误的。唐宋时期青泥路线路的演变情况见图1。
  图1唐宋时期青泥路线路演变
  笔者以历史文献为线索，利用考古资料、地名资料、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和高精度路径测量工具等进行模拟测量，得出白水路最短、最合理的路线是从徽县出发至水阳乡刘家村东，再折向西南，在店滩村西南翻越关山至姚坪，再西南经芦子滩、店子沟、后庄里、红崖湾、黑沟门至大河店，由大河店入洛河河谷（嘉陵江支流），顺洛河河谷南行至小河村，再由小河村向东南，南渡嘉陵江至江镇村，该段全长29.27公里，合宋代五十二里余，与《新修白水路记》记载的五十三里相差不足一里。
  由于青泥岭地势高峻，中、晚唐时期，秦蜀大路以褒城凤州散关道为干线。①白水路修通前，宋代秦蜀大道仍然沿袭唐代老路，走褒城凤州散关道。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七月二十七日，秘书丞、知兴元府褒城县窦充奏言：“窃见入川大路，自凤州至利州剑门关，直入益州，路遥远，桥阁约九万余间，每年系铺分兵士于近山采木修整通行。”②因为奏言者为褒城县人，可知当时入川大道仍在凤州经褒城至利州一线。白水路第二次修通后，入川于线迁至陈仓、嘉陵一线。
  当时宋夏茶马贸易路线大致是出剑阁，经三泉、金牛镇、青阳驿、兴州、河池、两当至凤州，再自凤州出散关至秦州榷场。③随着茶马贸易规模的急剧扩大，熙宁七年（1074），宋政府在成都设榷茶司，在秦州设置买马司，分管四川茶叶与吐蕃马匹的互市事宜。④为方便组织茶货运往秦凤路、熙河路，同年，产茶诸州相继在陇蜀古道沿线设立多处茶场。为了缩短茶叶运输的路程，利州路提点刑狱范百禄建言，废凤州经兴州至利州的道路，开通褒斜新道。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褒斜新道修成，由秦赴蜀大道改走褒斜新道。然而褒斜新道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二十一日，卫尉寺丞、知三泉县庄黄裳上奏朝廷，反对废弃金牛驿经兴州、两当至凤州的旧路。刘忱、李稷核实后认为：“褒斜新路视兴州旧路，虽名减两程，其铺兵、递马皆增于旧。又卒亡马死相寻，官吏馆券、给请亦倍旧路，虽号十程，比新路才远八里，且多平慢。新路虽减科发洋州税米四千余石，乃移拨兴元府、凤州税米二万余硕。今若行河池旧路，迁复马递铺官舍亭驿，略加修整，即目如故。兼可减河池、两当、二里三驿。”由于以上原因，元丰元年后，又恢复了凤州经白水路至兴州的旧道。⑤
  三、结语
  将历史地理学传统研究方法与地理信息系统结合，高精度复原历史交通路线的走向、里程及其演变过程，目前已经成为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新方向。笔者利用这一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初步复原了汉唐长安通姑臧南道的线路走向。对唐宋时期青泥路交通线路的高精度复原，正是在前期技术与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
  唐代穿越青泥岭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长八十里半，为常道；一条长六十里，为捷道。常道沿线分布着徽州故城遗址（明）、石峡摩崖石刻、青泥河店子《远通吴楚碑》（清）、太和庵（清）、虞关遗址（宋）、白崖墓群（宋）、罗汉洞造像（宋）、吴王城遗址（宋），这些遗址一方面为复原青泥路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另一方面说明白水路开通后，传统的青泥路并没有废弃，或作为军事通道，或作为民间通道继续使用；捷道南段绝大部分路段在山谷中穿行，杨家河至阴坡里一段为山路，其古道遗迹在卫星影像上清晰可见，为精确复原该段道路提供了重要线索。
  唐德宗贞元年间（799—855），为了解决成州（治今甘肃成县）边防驻军的粮食问题，疏通由兴州至长举县嘉陵江河道及其支流青泥河河口至成州间青泥河道。①由于江镇村地形相对开阔，且距离青泥河与嘉陵江交汇处仅3公里，既便于建城，又便于管理水运，这可能是长举县治由长峰村南迁至此的主要原因。因军事因素引起的长举县治位置的变化，是唐末五代时青泥路线路变化的最主要原因。
  白水路的开通与北宋茶叶供求状况关系密切。北宋南方茶叶年产量五千三百万斤，50％以上需要外销。②而当时饮茶之风不仅在宋人中流行，而且在契丹、回鹘、党项、吐蕃中盛行。在供需两旺的情况下，高峻险阻的青泥路显然不利于川茶的北运，这是北宋两次开通白水路的根本原因。白水路的发展也同样适应了北宋茶马贸易形势的新变化。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王韶用兵熙河地区，拓地一千二百里，招抚三十万口，让北宋获得了广阔的战马供应地。政治形势的变化最终促使宋朝统治者确立“以茶博马”的政策，并将茶马贸易的重点放到熙河路吐蕃部身上。从熙宁七年（1074）至元丰六年（1083），熙河路以茶为主要支尝物购马12万余匹；从元祐元年（1086）至宣和五年（1123），以茶为主要支尝物购马38.7万余匹。③用于与马交易的川茶由白水路经成州（治今成县）、秦州（治今天水市）、巩州（治今陇西）抵达熙河路。因此，白水路是北宋茶马贸易最重要的通道之一。由熙河路西宁州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南缘，还可通向新疆、中亚及其以远。因此，白水路在川茶北运、沟通中国西南与西北、东亚亚热带湿润区与中亚干旱区农牧经济联系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白水路沿线遗留至今的古城（徽州故城）、与交通关系密切的地名（店滩、十里墩、店子沟）、摩崖石刻（新修白水路摩崖碑、钟公路摩崖碑）为高精度复原该道的线路走向提供了重要依据。南宋时期，由于宋金在青泥岭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青泥路和白水路均趋于衰落。
  “蜀道从新石器时代一致延续至明清，青泥道和白水路是蜀道的一部分，是中国西北和蜀地文化、经济、军事、宗教和政治交流的纽带，是名副其实的文化线路，其沿线留下的与历史上区际交流关系密切的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体的文化遗产，属于蜀道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沿线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风光一道，构成了青泥古道独特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④唐宋时期青泥路交通线路的高精度复原，对促进蜀道沿线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和加深对其整体价值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唐宋时期青泥路交通线路的复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历史交通线路高精度复原试验的一部分，为历史交通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及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