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内容
民国时期，由于剥削与灾荒二者的恶性循环和统治当局的消极救济的治标办法，致使有灾必有荒。灾荒毕竞会引起社会动荡，危及统治。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当局在灾后也有所谓 “荒政”，其目的是骗取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第一节 灾 荒
中华民国时期，徽县计有较大的灾荒 14次：
民国七年（1918年），徽县秋雨连绵两月之久，山洪暴发，西河大涨，洪水从州主山下折转北城墙根，吞没粮田数百亩。
民国九（1920年），农历十一月初七日晚九时许，甘肃 58个县发生了强烈地震，徽县亦受较大影响，城乡房屋多处倒塌。
民国十一年（1922年），春雨、夏旱、秋涝，庄稼两季无收。县境以内，饥荒甚重。民国十七年（1928年），夏末秋初旱象严重，气温升高，禾苗干枯，秋粮无收。
同年七月，一门镇（即今城关）、汪川、大门、高桥、榆树、麻沿等地普遍遭受雹灾，麦穗、禾苗多被打坏，果木凋零，冰雹击毁房屋多处，人畜伤亡严重。
同年，流行性感冒蔓延，轻者流鼻血，发高烧，重者身亡。石佛、郑庄、大小长峪一带尤为严重。郑庄全村17户百余人口只有3人稍能行动，其余卧床难起，死者不少。
民国十八年（1929年），流行性感冒继续扩散，农历四月，黑虫成灾，遍及城乡，连续蔓延四天，烟苗、禾苗、树叶损失大半。
同年农历六月，天大旱，秋田颗粒无收，又迂瘟疫及黑虫之灾。加之陕西关中已天旱三年，大批饥民涌入徽县，外地粮商接踵而来，争相抢购；且苛捐杂税相逼，粮价飞涨，一块银元仅可买小麦八斤。群众多以草根树皮充饥，死者甚众，当时县政府派人专事挖坑掩埋死尸。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农历五月下旬暴雨成灾。六月初一凌晨，东河水头高达丈余，冲积物堵塞南桥洞孔，致使水位猛升，两岸房屋尽淹，南巷子 60户人家被水洗一空；外地来到徽县割麦挣钱的麦客子 70余人，无一幸免。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农历六月，峡门、银杏、一民、泰山等地，遭受严重雹灾袭击，雹粒大如鸡蛋，禾苗林果遭毁，人畜亦有伤亡。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农历四月初八日，峡门镇八个保霜冻严重。受灾农作物893亩，果树花落蕾掉，石柱乡及一民镇等地亦受霜冻，天气异冷。
同年夏末秋初，阴雨连绵，秋粮多受损失。七月突降暴雨，大小河水猛涨，西河洪水淹没北山下段家磨村庄。东河洪水，一夜之间，将南门河坝农贸市场瓦房、草棚20多间全部冲光；南旱台“宽裕成”酿酒作坊也随水飘去；摊贩郭来喜全家六口人，除郭一人得救外，其余皆被洪水淌走。伏镇河沿岸良田、水磨多被冲毁；李家河湾半个村庄被洪水淹没，人畜伤亡甚多。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伏旱持续时间较长，秋粮绝收，造成当年冬季及次年春荒严重。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县境荒情严重，各乡纷纷向县政府申请求赈，尤以大河、嘉陵等山区最多，群众多以树皮、草根充饥。甚至有用儿女换粮救命的。虞关且有饿夫当道现象。
第二节 救 济
由于灾荒，农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农村破产，人民生活困难，社会秩序混乱，从而动摇了统治阶级的政权。故在此时迫不得已采取措施，以示 “仁政 ”。
一、赈济粮款：受灾之后通过呈报由国家政府拨给一定的钱粮对受灾户以赈济，使其维持最低生活，保住性命。
（一）民国九年（1920年）发生地震灾害后，县参议长赵毓灵，呈报甘肃省政府，由甘肃省赈灾会拨来白银一百两，交学界赈济灾民。
（二）民国十一年（1922年）县境旱涝，两季无收，县执事董杏林与各界商会筹款，按户赈济，并报省救灾会，拨银3500两，派员施放；省华洋赈灾会也拨来若干银两予以救济。
（三）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荒严重，甘肃省政府拨发给徽县青黄不接民食救济款138.3万元（旧币）。暴长刘中仁即于五月二十八日召集县旱灾救济委员会，将灾情分为三等，按等发放救济款；榆树、大河、嘉陵为一等灾区，每乡分配救济款12.766万元，共38.298万元；其中给榆树多发20元；石柱、协合、栗川、泰山、大成、龙池、麻沿、峡门八乡（镇）为二等灾区，每乡镇分发8万元共64万元；永宁、一民、伏镇、江洛、泥阳、大门六乡（镇）为三等灾区，每乡（镇）分发 6万元共 36万元。
（四）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全县受雨涝洪水灾害，县长刘中仁将修筑宝天铁路民工的口粮抽出一部分赈济灾民。县城各界人士捐旧币七万余元救济灾民。
二、调济盈虚：除政府用田赋公粮调济盈虚外，还鼓励私商贩运粮食以济灾民。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县长刘中仁令各乡镇公所：“本县欠收，粮价飞涨，民食困难，唯一救济办法，端赖各地粮食相互流通，藉资调济盈虚。并鼓励其自由贩运，不可擅加禁阻”。
三、抚恤施粥：主要是施粥，即设粥锅放粥。民国十八年大灾荒，县境十室九空，饥民坐以待毙，乞食者遍及城乡。有宗教慈善团体在东关清真寺和西寺（今党校址），各设施粥场一处，用包谷或豆类煮成的稀饭，为回汉饥民放粥，每日两餐。每餐每人一碗，不得多打冒领。
第一节 灾 荒
中华民国时期，徽县计有较大的灾荒 14次：
民国七年（1918年），徽县秋雨连绵两月之久，山洪暴发，西河大涨，洪水从州主山下折转北城墙根，吞没粮田数百亩。
民国九（1920年），农历十一月初七日晚九时许，甘肃 58个县发生了强烈地震，徽县亦受较大影响，城乡房屋多处倒塌。
民国十一年（1922年），春雨、夏旱、秋涝，庄稼两季无收。县境以内，饥荒甚重。民国十七年（1928年），夏末秋初旱象严重，气温升高，禾苗干枯，秋粮无收。
同年七月，一门镇（即今城关）、汪川、大门、高桥、榆树、麻沿等地普遍遭受雹灾，麦穗、禾苗多被打坏，果木凋零，冰雹击毁房屋多处，人畜伤亡严重。
同年，流行性感冒蔓延，轻者流鼻血，发高烧，重者身亡。石佛、郑庄、大小长峪一带尤为严重。郑庄全村17户百余人口只有3人稍能行动，其余卧床难起，死者不少。
民国十八年（1929年），流行性感冒继续扩散，农历四月，黑虫成灾，遍及城乡，连续蔓延四天，烟苗、禾苗、树叶损失大半。
同年农历六月，天大旱，秋田颗粒无收，又迂瘟疫及黑虫之灾。加之陕西关中已天旱三年，大批饥民涌入徽县，外地粮商接踵而来，争相抢购；且苛捐杂税相逼，粮价飞涨，一块银元仅可买小麦八斤。群众多以草根树皮充饥，死者甚众，当时县政府派人专事挖坑掩埋死尸。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农历五月下旬暴雨成灾。六月初一凌晨，东河水头高达丈余，冲积物堵塞南桥洞孔，致使水位猛升，两岸房屋尽淹，南巷子 60户人家被水洗一空；外地来到徽县割麦挣钱的麦客子 70余人，无一幸免。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农历六月，峡门、银杏、一民、泰山等地，遭受严重雹灾袭击，雹粒大如鸡蛋，禾苗林果遭毁，人畜亦有伤亡。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农历四月初八日，峡门镇八个保霜冻严重。受灾农作物893亩，果树花落蕾掉，石柱乡及一民镇等地亦受霜冻，天气异冷。
同年夏末秋初，阴雨连绵，秋粮多受损失。七月突降暴雨，大小河水猛涨，西河洪水淹没北山下段家磨村庄。东河洪水，一夜之间，将南门河坝农贸市场瓦房、草棚20多间全部冲光；南旱台“宽裕成”酿酒作坊也随水飘去；摊贩郭来喜全家六口人，除郭一人得救外，其余皆被洪水淌走。伏镇河沿岸良田、水磨多被冲毁；李家河湾半个村庄被洪水淹没，人畜伤亡甚多。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伏旱持续时间较长，秋粮绝收，造成当年冬季及次年春荒严重。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县境荒情严重，各乡纷纷向县政府申请求赈，尤以大河、嘉陵等山区最多，群众多以树皮、草根充饥。甚至有用儿女换粮救命的。虞关且有饿夫当道现象。
第二节 救 济
由于灾荒，农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农村破产，人民生活困难，社会秩序混乱，从而动摇了统治阶级的政权。故在此时迫不得已采取措施，以示 “仁政 ”。
一、赈济粮款：受灾之后通过呈报由国家政府拨给一定的钱粮对受灾户以赈济，使其维持最低生活，保住性命。
（一）民国九年（1920年）发生地震灾害后，县参议长赵毓灵，呈报甘肃省政府，由甘肃省赈灾会拨来白银一百两，交学界赈济灾民。
（二）民国十一年（1922年）县境旱涝，两季无收，县执事董杏林与各界商会筹款，按户赈济，并报省救灾会，拨银3500两，派员施放；省华洋赈灾会也拨来若干银两予以救济。
（三）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荒严重，甘肃省政府拨发给徽县青黄不接民食救济款138.3万元（旧币）。暴长刘中仁即于五月二十八日召集县旱灾救济委员会，将灾情分为三等，按等发放救济款；榆树、大河、嘉陵为一等灾区，每乡分配救济款12.766万元，共38.298万元；其中给榆树多发20元；石柱、协合、栗川、泰山、大成、龙池、麻沿、峡门八乡（镇）为二等灾区，每乡镇分发8万元共64万元；永宁、一民、伏镇、江洛、泥阳、大门六乡（镇）为三等灾区，每乡（镇）分发 6万元共 36万元。
（四）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全县受雨涝洪水灾害，县长刘中仁将修筑宝天铁路民工的口粮抽出一部分赈济灾民。县城各界人士捐旧币七万余元救济灾民。
二、调济盈虚：除政府用田赋公粮调济盈虚外，还鼓励私商贩运粮食以济灾民。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县长刘中仁令各乡镇公所：“本县欠收，粮价飞涨，民食困难，唯一救济办法，端赖各地粮食相互流通，藉资调济盈虚。并鼓励其自由贩运，不可擅加禁阻”。
三、抚恤施粥：主要是施粥，即设粥锅放粥。民国十八年大灾荒，县境十室九空，饥民坐以待毙，乞食者遍及城乡。有宗教慈善团体在东关清真寺和西寺（今党校址），各设施粥场一处，用包谷或豆类煮成的稀饭，为回汉饥民放粥，每日两餐。每餐每人一碗，不得多打冒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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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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