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徽县地理位置独特，水陆交通方便，物产资源丰富，商贸活动繁荣。解放前，老百姓曾这样形容徽县城的商业景象：“北街长，南街欢，西街坐正堂（衙门），南有百杂货品绸布行，西南北街皆烧坊，小吃摊（儿）摆在十字上，东街药铺和斗行”。1954年5月，我（郝明德）在徽县烟酒专卖公司（也称专卖公司）当保管员，验收、保管徽县地产的“徽酒”和从全国各地调集来的纸烟，当时徽县有私营烧锅坊（俗称烧锅）10多家，年产销白酒10万多斤，年销纸烟400多箱（每箱250条）。1956年，徽县对全县私营商业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县城有百货、烟酒专卖、药材、花纱布、食品、地方贸易六家国营公司，我任烟酒专卖公司副经理（经理是郭卓君）。
  为了提高商业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稳定商业贸易秩序，特别是平抑商品价格，保障群众生产生活供应，县委派我参加中央商业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干校）第一期的培训学习。天水地区有两名同志参加，一个是我，一个是甘谷县的。1956年8月下旬，徽县谈家庄火车站刚刚通车，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第一次从家门口坐上北去的火车，途经宝鸡、郑州换车，三天后（9月1日）到达北京。干校派人到火车站接，用木炭汽车把我们送到学校驻地——北京市埠城门外马神庙（现北京市西三环航天城附近），我被分配到第一班第一组，共有12人（黑龙江省1人、山东省2人、山西省1人、安徽省2人、江西省1人、浙江省1人、陕西省1人、甘肃省1人），班长是安徽的左佩实，他是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培训班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国历史》中的近现代部分，商业部领导分别作了专题辅导，商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姚依林给我们讲了商业服务的计划性，商业部副部长吴雪芝讲了会计制度的变革，商业部副部长王磊讲了城市管理。他们待人和蔼，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常常列举鲜活的事例，使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学员易于接受。学习之余，干校组织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到附近村庄劳动，推水车浇菜、浇西瓜。干校先后组织我们参观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国营全聚德、东来顺酒楼以及各大公园，学习了食品百货的经营管理，使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基层商业的基本任务，初步掌握了基层商业贸易统购统销的基本方法。
  1956年国庆节前夕，干校先后组织学员到北京西苑机场，参加了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西兰（现斯里兰卡）总理班达赖克的仪式。10月1日，干校全体师生列队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声势浩大的50万人大游行。上午天下大雨，但游行队伍整齐有序，口号嘹亮，响彻云霄，只是表演的飞机未能按时升空。下午雨过天晴后，一架架战斗机划过头顶，飞上天空。1957年5月1日，干校组织全体学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庆“五·一”游行，花团锦簇，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载歌载舞，简直是花的世界、歌的海洋（这些后来被摄制成电影《欢乐的节日》）。我站在第一列纵队，紧挨着国家篮球队5号队员安宗文（蒙古族），一会儿就混熟了。我俩不时地谈论着节日的盛况，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喜悦。
  最激动人心的是1957年5月8日那一天。早上六点多，干校广播突然通知全体学员到大操场集合。八点集合完毕，干校领导讲：今天我们要受中央领导的接见，大家不要带雨伞和照相机，也不要随便打听。
  干校学员政治纪律性都很强，迅速按各自的班组排好队，步行十多里路到中南海怀仁堂，和早已到大厅等候的海军部队、武装警察部队代表分列站队，组成三节，准备合影。这时候，大家才知道要受毛主席的接见，个个心潮澎湃，万分激动，静悄悄地站在原地等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会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从大厅的一侧健步走来，向大家挥手致意问好：“大家好！”大厅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紧随毛主席身后走过来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贺龙、陈云、包尔汉、赛福鼎等中央领导，他们和前边的同志一一握手后就座，与大家合影留念。这张照片在干校培训结业前发给了我们每位学员，我把它一直视为宝贝珍藏起来，遗憾的是“文革”期间，红卫兵反“四旧日”抄家，老伴整天提心吊胆，背着我偷偷地把我到北京学习的所有资料、书籍、笔记，连同这张珍贵的照片一起烧掉了。
  1957年7月底，中央商业干部学校培训第一期顺利结业，我回到徽县服务局（由食品公司、专卖公司、城关贸易公司组成）工作，本想把近一年来的所学知识和经验在我县商贸系统学习介绍推广，但事与愿违，后半年我被抽到县委“审干”办公室去了。尔后，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我又被精减下放到永宁供销合作社，所学知识只能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偶有运用，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现在回忆起来很是可惜。抚今追昔，往事如烟，我深深感到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是多么的弥足珍贵，今天的改革发展成果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郝明德：徽县商业局离休干部；张继军：徽县政协科教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