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杨映才家世及其英烈事迹
  杨映才（1919—1949），原籍四川，幼年随父母来徽县做生意，家居北街官井巷口（今保险公司址）。初中毕业后，曾任国民党徽县法院录事，乡自卫队队副。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徽县工委交通员，秘密从事地下党的革命活动。1949年8月21日，杨映才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狱中，敌人严刑铐打，逼其说出徽县工委组织，杨映才大义凛然，坚不吐实。敌人一无所获，遂以“教唆自卫队哗变”“甘心为共匪服务”的罪名，被伪县长胡晋一下令于8月25日晚杀害于城外西河滩。一位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为党捐躯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此时天水已解放）。
  徽县于1949年12月4日解放，1951年徽县人民政府追认杨映才为革命烈士。杨家遭此惨变，为生计所迫，杨映才之母开始变卖家产，于悲痛中忧郁成疾，后辞世。杨妻携幼子远走他乡。
  三十年后为烈士立碑修墓
  三十年风雨沧桑。随着历史烟云的消逝，杨映才烈士的英名渐被世人忘却，烈士的尸首葬于何处亦少有人知。
  1980年3月下旬某天上午，老红军魏士诚领着一位年届花甲的妇人和一位三十岁出头的青年男子来县革委会办公室，要求面见主要领导反映重要问题，当时正开常务会议，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霍宗岱命我接待。魏老给我介绍说，妇人是革命烈士杨映才的发妻梁淑箴，男子是杨的儿子齐生奇（随继父姓），专程从宁夏来徽县，要求政府给烈士落实优抚政策。妇人即拿出宁夏中卫县武装部开的身份介绍信。面对老红军和烈士亲属，我肃然起敬，请他们到我的办公室，一边饮茶一边讲述事由。梁淑箴先讲了杨映才烈士生平及牺牲经过和她三十年的工作生活情况，后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为烈士亲属落实应享受的优待政策；二是清明节给烈士修墓立碑，以彰永久纪念；三是今后每年清明节组织少年儿童给烈士扫墓。我认真做了记录，请他们暂回家等待答复。因事关重大，我及时向霍宗岱副主任作了汇报，霍与其他领导碰头后批示：一、烈士家属优抚问题由民政局遵照相关政策落实或作出解释；二、同意为烈士修墓立碑，但不能搞封建迷信仪式，以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三、此事由邓维举、杜发恭二人负责办理。
  按领导的批示，邓维举找南河村技工刘耀荣定做了一块水泥碑，高一米，宽五十公分，碑面题刻“革命烈士杨映才之墓”描红大字，左侧署徽县人民政府于1980年清明节立。（鉴于1981年春县人代会后改革委会为人民政府，故提前署名县人民政府）。
  烈士亲属几经寻找，在观沟口北侧台地上荒草丛中（解放前四川义园，六十年代被开为耕地）找到杨映才烈士墓址。清明节前一日，魏士诚、梁淑箴来革委会办公室，提出明天立碑时要为烈士举行追悼会，县上领导要参加并致悼词。情况突然有变，我即向霍主任作了汇报，霍坚持原来的意见，认为人已牺牲三十年了，现在时过境迁，再补开追悼会没有先例。但又考虑到家属工作难做，就作了变通安排，让邓维举（民政局长）和我（办公室副主任）作为“官方代表”参加修墓立碑活动，并由我写简单一纸祭文到时宣读。经与梁淑箴和魏老协商，同意这样办。我又去西小联系了一个班级的少先队员，约定明日到坟上为烈士敬献花圈。
  清明节上午八时，开始动土修墓立碑，先到的有梁淑箴母子、魏士诚老红军、邓维举和我，还有做活的工匠等十多人。十时，少先队员到来，祭奠开始，梁淑箴母子在墓前摆放供果、烧香跪拜、焚化纸钱，少先队员敬献花圈，我宣读了一页四百余字的悼词。大家动手在墓两旁植柏树二株，坟头插栽了迎春花，以示烈士忠魂与松柏长青，与迎春花相映生辉。多半天时间立碑修墓结束，仪程简单而隆重。（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柏树已长到高六米上下、碗口粗壮，迎春花已覆盖了整个墓堆）。
  两日后，梁淑箴母子要返回宁夏，县革委会给其报销了往返路费，民政局在招待所宴请了烈士亲属和魏老红军等人。梁淑箴母子对此次徽县之行的结果十分满意，席间，齐生奇深有感慨地说：在他生父为党的事业牺牲三十年后的清明节，徽县政府为他父亲修墓立碑，使烈士在天之灵得以永安。烈士的事迹又得以纪念，做了一桩功德无量的事，为他们母子了结了多年的心愿，他们对此非常感激。徽县是他和母亲的故乡，这里有他母子永远的思念，他将永记徽县领导和乡亲们的好处。
  邓维举和我为自己尽了一份庄严的责任，完成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而感到欣慰。岁月匆匆，物是人非，又一轮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回忆往事，记忆犹新。
  （此文写于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