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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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徽县文史资料选编》 图书
唯一号: 291820020220000174
颗粒名称: 第六节 人物传记
分类号: K828
页数: 49
页码: 309-357
摘要: 本节记述了徽县的人物传记,其中包括了张伯魁、雷简夫、陇南地下党人物追忆、吴治国、茹素、杨映才等。
关键词: 人物传记 徽县

内容

张伯魁与《徽县志》
  孙士信
  张伯魁,渐江海盐县人,清嘉庆七年(1803年)以候补秦州知府、徽县县令莅职,历时八载。在任期间,勤于政事、克尽职守,亲率士绅百姓修茸补筑徽县城垣、重建凤山书院、增设义学,并对县内名胜古迹保护整修,其政绩卓著,县志记载甚多。尤为重要的是嘉庆十四年(1809年),张伯魁亲自主持重修《徽县志》,其考古证今,文笔严谨,记叙徽县历代史实、风俗人物、山川名胜尤为周详。至今遍览徽县历代官修私撰史志,经与国史省志考订,其史料详实可信者,当推张伯魁编修的嘉庆本《徽县志》。
  徽县县志,创自明代嘉靖四十二年,为邑人郭从道应徽州知州孟鹏年委托修撰。郭从道曾任贵州按察司兵备佥事,后以老归乡,毕其力而撰成《徽郡志》,但毕竟为诸客观条件制约,书中记事难免挂一漏万。清康熙初年重刊县志,其内容仍袭郭从道《徽郡志》之旧本,增补甚少。可惜后来县志雕板毁于兵火。一百四十年后,张伯魁任职徽县后,在善理政事之余,每每以重修徽县县志事而惶惶然坐立不安。就在他行将离任的前一年,适逢砚友沈辅之两次来徽探视,其所到之时,必书所见,并从史籍上辑录有关徽县疆域、沿革的文章两篇。恰在此时,又接秦州府檄,令各县搜集节烈殉事以入祀昭忠。于是,张伯魁即召集县邑内书生贤士,广闻博览,参照旧本县志,缺者补之,伪者正之,冗者删之,历时年余,编成八卷本《徽县志》。分别为疆域、沿革、建置、职官、选举、人物、食货、艺文。次年夏天,张伯魁又捐资将县志雕板刊印,至此,徽县第一部内容充实,史料完备的官修方志遂流布于世。
  张伯魁编修县志,在广搜史料的同时,更注重实地调查,但凡县内山川名胜,河流道里,必亲临其地考察,尔后定论,其足迹遍及徽县城乡各地。这一点,嘉庆本《徽县志》艺文志所载张伯魁的数十首诗歌便是佐证。这些诗歌不仅描述山水形势生动逼真,充满浓郁的诗情画意,其本身就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为后来人们的研究提供了依据。难能可贵的是张伯魁在采编县志之时,对历史文物亦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而使之能完好地保存下来。如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徽县吴山吴玠墓志铭碑,其时已临崖将堕,张伯魁即令工匠前移四十步,扶正加固,建碑亭予以保护,并于碑阳题诗二首以抒怀念之情。而遗憾的是张伯魁又在本已残损的碑文正面,镌刻“宋故将军吴玠之墓”八字,无意间又损坏了文物原貌。幸喜嘉庆本《徽县志》将碑文全数载录,仍不失为有效地补救措施。
  时光流逝,岁月荏苒,工作之余,阅览嘉庆本《徽县志》,追古抚今,良多感慨,写成这段文字,以记张令伯魁之功绩。
  《新修白水路记》与雷简夫
  张泓
  徽县大河店乡大石碑村徽白公路边悬崖上,有一处宋代摩崖石刻,这就是《新修白水路记》,俗称“大石碑”。此碑于北宋嘉祐二年(1057)二月六日镌刻,雷简夫撰文并书,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青泥岭是古代由陇入蜀途中最艰险的一段。这里悬崖峭壁,江水奔腾,道路崎岖,山回水转。公元1054年,利州路转运使李虞卿因青泥岭道路过于艰险难行,倡议改道新修白水路。李虞卿与知兴安军刘拱、权知长举县事李良祐、顺政县令商应、河池县令王令图发动陕甘两省数县军民,协同兴修,历时四月,修成自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新路50余里。沿途作栈道阁道2309间,邮亭、营屋、纲院389间,缩短旧路里程33里,废掉青泥驿,减省邮兵驿马156人骑,每年节省驿铺粮5000石,畜草10000围,精减执事役夫30余人。碑刻记录和赞颂了青泥岭道路改建这一段史实。碑刻通高2.83米,宽1.83米,额篆“新修白水路记”6字,正文楷书,右起竖写,26行,共883字。笔力苍劲,字迹工稳,文字至今完好无缺。摩崖左下方有明代万历二十一年(1594)陕西布政司陇右道按察司副使张应登的题诗石刻一方。此碑是反映古蜀道兴废变迁史实及古代交通运输组织状况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资料,且有书法价值,历代学者以及交通运输部门十分重视。
  碑文作者雷简夫(1001-1067),字太简,同州郃阳(今陕西合阳)人。自其先祖至简夫四世为官,曾祖雷德骧、祖父雷有终、父雷孝先和雷简夫本人,《宋史》均有传载。雷简夫早年隐居,宋仁宗康定中(1040)为秘书省校书郎,代理秦州观察判官,仁宗庆历二年(1042),杜衍荐为校书郎、秦州观察判官。不久离职,定居长定。后再出任坊、阆、雅州地方官。嘉祐二年(1057)为辰、澧州安抚使,入为盐铁判官,出任虢同二州长官,累迁职方员外郎。为官有道,重视人才,能诗善文,诗文慷慨伟丽,兼长书法,著有《江声帖》。
  雷简夫自秦州观察判官卸任居长安时,关中“三白渠”(今泾惠渠的前身)毁坏已久,京兆府推荐雷简夫治理。先前治理的人,每年用六个县的民夫役作四十天,用梢木几百万,而水不足;简夫役用民夫三十天,梢木减少三分之二,而水有余。
  雷简夫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迹是发现并推荐了名震古今的“三苏”父子。
  苏洵年轻时,久试不中,怀才不遇。正当他苦于不为世知、无出头之日时,正好雷简夫任雅州知州。雷简夫礼贤下士,识才善举,使苏家父子遇到引荐之人。苏洵拜见过雷简夫,后又携二子苏轼、苏辙,一同拜访,以老师礼节对待。雷简夫读了苏洵的《洪范论》,非常赏识。苏洵在《忆山送人》诗中写道:“昨闻芦山君,太守雷君贤。往求与识面,复见山岳蟠。”
  雷简夫于是极力推荐“三苏”父子。他先《上张文定书》,向自己老朋友、益州镇守张方平进行推荐。接着又通过《上欧阳内翰书》,向主管人才选拔的欧阳修推荐。他还通过《上韩忠献(琦)书》,向当朝宰相韩琦进行举荐。张益州(方平)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也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在给张方平的信里对苏洵的才能大加赞赏:“简夫近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其间如‘洪范论’,真王佐才也,‘史论’真良史才也,岂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也。”在给欧阳修的举荐信上说:“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忘交游,……”这样,时“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的苏洵,在雷简夫、张方平的劝勉下,才携“不忍使之湮沦弃置之人”的苏轼、苏辙,于嘉祐元年(1056)三月离眉山赴成都,辞别雷简夫、张方平进京求仕,步入仕途,名震京师,成为北宋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光焰夺目的三颗巨星。
  邵雍在《闻见后录》中说:“雷太简对三苏始‘独知之’,以‘以书荐之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简始知先生”。
  苏洵《答雷太简书》《与雷太简请纳再拜书》《雷太简墓铭》三篇书文,充分表达了对雷氏的感戴之情。陕西耀县药王山北沟有“雷园旧迹”石碑,文图并茂,对雷简夫知耀州“三白渠”的治渠功绩高度赞扬。其碑文中亦有雷氏推荐“三苏”的史实:“苏氏父子久未知名,洵携轼来谒,公大奇之,语于张方平,又荐之韩富、欧阳诸公,言于朝。眉山由是著声,得举制科。”
  雷简夫因为种种原因,在历史上名声不够卓著,但他的治水政迹、书法成就,特别是发现“三苏”的伯乐功劳应占一席之地,在与陇南、徽县有关的历史人物中是较重要的一位。大石碑与雷简夫,为徽县地方人文历史增添了几多厚重与光彩。
  (张弘:徽县县志办主任)
  陇南地下党人物追忆
  闫振刚
  (一)山炯堂
  山炯堂(1901-1979),字明轩,甘肃省徽县伏镇山家庄人,毕业于甘肃省天水第三中学,1935年任伏镇小学校长,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伏镇小学期间,因办学经费困难,他带领学生和教师一边上课学习,一边勤工俭学建校育人。他在校门两边的墙上书写了“先造产,后建设,建校育人。”“不呼吁,不恳求,自力更生。”他用南河和清水渠的水,修起水磨两座,弹花房一座,用水磨的收入新建了校门,扩建了校舍和烧水房,修宽了操场,增添了体育用具,新建了图书馆和远乡学生的宿舍。
  我是1946年秋转入伏镇小学四年级去学习的。我一见到山烔堂,就感觉到他相貌威严,严肃可敬,是一位高智才博的校长。他衣着朴素,常穿一件自己用红土布染的浅红色洁净外衣,常深入于各班教室听课和视察学生的学习情况。他在校门内花园边的墙上开办一专栏,专门表彰各班的好人好事和教学方面的优缺点,提出改进意见。每周星期二早晨上完操后,先由值周生总结各班的优缺点,然后由值周教师加以补充肯定后,他才安排本周的工作重点。我感到山校长最大的优点是:师生都能畅所欲言,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从而搞好教学和学习等各项工作。
  一、光明正大,热心办学。山烔堂经常深入班级,了解教师的教学情况和学生的学习情绪,在校务会议上向教师提出本周的工作重点和纠正学生在学习中的不良倾向。在星期一的晨会上再向全体同学提出在纪律和学习方面的要求,指出努力的方向。他大公无私,从不为自己着想。有一次他的家属到校办的磨坊去磨面,取“磨课”的张志宏老师见是校长家属磨面即去街上避而不取“课”。山校长见到我即叫我去取“课”,并叮咛“要多取些”,我即去取“课”,家属已取一升“课”,但我还说“要多取些”,家属正想说明,但山校长已在身后说:“叫你多取你就多取些。”家属即取二升,我开锁倒入柜中。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山校长家属磨面,但为时已过。北禅寺庙产的地户送来地租,他都用于建校办学,送来的核桃他全分给各班去开“同乐会。”他很关心村学的建设。如伏镇卧龙山村学无教师、无经费,他即推荐交涉并送去经费和桌凳,使该校正常开课。1938年闫庄闫子极新办初小1所,他即送去桌凳12套,并亲临祝贺指导。
  二、关心教师,鼓励上进。伏小四年级的任老师,性格暴躁,常训斥学生。他即在校务会上指出:“要研究教法,不能冲动急燥,随意处罚,将师生的距离拉大,要孜孜不倦,谆谆教诲,以达上进。”在他的指导下,任老师改进了教法,班级纪律好转,学生成绩优良,连评“三好班”。任老师的母亲辞世后,他带领学生去祭祀纪念,鼓励任老师要努力工作为母亲争光。
  教师山景春教学负责,育生勤奋,教绩显著,很受师生的称赞和欢迎。山景春不幸生病辞世,山校长十分悲痛,他亲自带领师生去开追悼会,并向在场的群众讲:“山老师工作认真,成绩显著,性格温和,从未与人发生矛盾,就如清水渠的清水一样,四季泛绿,从不起洪,故此向大家宣布清水渠改名为景春渠。”山校长聘请的代课教师茹素带着茹连在伏镇小学上学,生活很困难,他即抽出一部分“磨课”补贴他的生活,并经常谈话交心,让他认真安心工作。
  1939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最猖狂时,他与徽县北小校长昊治国联系,共商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经研究,在教学中增加抗日救国教材,如“日本鬼子野心狼,杀我同胞夺我疆。烧杀掳掠无人道,“三光”扫荡更疯狂。全国人民团结起,赶走日寇保家乡”,并给学生教唱《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日救亡歌曲。编写剧本《望月思乡》《赶走野心狼,卫国保家乡》及快板,在节日、庙会和人群集中的地方演出,激发人们对侵略者的痛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暗中积极发展中共地下党员,建立党支部,与当时的黑暗势力做斗争直至解放。
  解放后,山炯堂任成县人民政府县长,兼成县师范学校校长。以后,先后担任省纪委检察处处长、天水地区计委副主任、行署文卫局长、省第一干休所所长等职。1979年,山炯堂因病辞世,走完了他人生的光辉历程
  (二)王锐青
  幼年时,父亲曾对我说:“作人要如王锐青,勤勤恳恳忠职守,时时刻刻想人民,贪赃枉法当力戒,公正廉洁造民福。”他给我讲述了王锐青同志的很多事迹。后上成县师范时,经张子敬老师介绍,我对王锐青同志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王锐青,男,汉族,1912年生,甘肃省武都县蒲池乡孟家村人。1929年,王锐青在四川岷江大学读书期间,与一些进步人士常接触,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观点。1931年,他转入成都大学,加入了该校进步团体“中华革命党”,反对日军侵战东北三省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后遭特务的盯随,处境困难,即于1932年回家。
  回家后,王锐青在武都实验小学任校长,兼办《启明周报》,任社长等职。担任校长期间,他经常向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讲述革命理论,渗透马列主义观点,给图书室订购先进刊物和进步书籍,供师生阅读。《启明周报》办刊指导思想明确,褒贬立场鲜明,毫不隐瞒观点,特别对“日侵华、蒋不抵抗”进行了揭示,引起国民党政府中反动人物的关注,他又一次处于困境。
  1936年,王锐青考入甘肃省合作委员会训练班学习,经人介绍,他与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彭加伦、伍修权接触、相识,受到党组织的帮助和教育。1937年底训练结束,他被派到徽县,担任农贷处的指导员。临行,伍修权等人座谈送行,暗示他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揭露蒋介石不抗日的罪行。王锐青肩负双重任务来到徽县,看到人民惨遭匪祸灾荒、苛捐杂税、高利贷盘剥非常严重,巨富奸商们春贷十元款,夏收二十元;春借一斗粮,夏收斗半,致使很多农民破产逃荒。乡下有首民谣:“债主比狼凶,张口吃穷人;不种一粒粟,仓满库存银。”王锐青看到农村的破败惨景,听到群众的痛苦声音,心中非常着急,即在城镇鼓励商贾开门营业,提倡货运流通,合理纳税,价格公平,不准囤积居奇、假货充真、危害人民。在农村创办信用合作社,抵制高利贷对农民的重利盘剥。信用社春借10元,年底还12元,鼓励逃荒在外的农民回家,免息贷给安家费,将被土豪劣绅诬谄的人经查后释放回家,朝夕不懈,走乡访村为农民办事。
  为了宣传抗日救国,王锐青亲赴徽县北街小学与校长吴治国联系,又去伏镇小学与校长山炯堂接头,共商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经研究,在教学中增加一些抗日救国教材,如“日本鬼子野心狼,杀我同胞夺我疆。烧杀掳掠无人道,“三光”扫荡更凶狂。全国人民团结起,赶走日寇保家乡……”并给学生教抗日救亡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到敌人后方去》等。创编剧本《望月思乡》《赶走野心狼,卫国保家乡》等以及快板,在节日、庙会、人群集中的地方宣传演出。1938年12月,经吴治国介绍,王锐青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忠诚于党,工作稳重积极,1939年3月,被选任为中共地下党徽县县委委员。同年底,他受县委指派,回武都县开展建党工作。
  回武都后,王锐青积极联络进步人士,将一些可靠人土纳入地下党内,并联络进步青年于1941年3月成立了“武都青年维梓团”,同年6月,建立了武都第一个党支部“五风支部”。在这期间,他办起了教育用品合作社,秘密销售新文化书籍和马列著作,并与他任过教的实验小学和其他几所小学联系,继续开展抗日宣传。王锐青将学生编成小组,深入村户,自编教材,名以扫盲,实为宣传,鼓励人民团结一致,抗日锄奸,捐物捐款,支援抗战。1942年8月,支部转入“精干隐蔽期”,王锐青去兰州志果中学任教,他向学生灌输马列观点,讲述日寇侵华罪行和“不抵抗”造成的危害。1947年,他受甘工委指派,回武都发展党组织,同年9月,在武都城关组织成立了党的“五人核心领导小组”,他任组长。1948年,中共八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他任书记。
  1949年初,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先后派遣军统特务赵天云等来陇南侦查地下党组织的活动。5月,天水保安司令部派徐希孟来陇南建立武装特务队,对地下党人进行侦缉和武装镇压,胡宗南相继派第一军和九十军进驻徽县。与此同时,国民党党、政、军合谋在各乡镇成立“反共锄奸团”,设立乡、镇、保指导员,加以特工训练,以作反共宣传。一时风云四起,涛狂浪激,特务横行,哨所林立,重兵压境,地暗天昏,学校停课,商店关门,村无炊烟,路少行人。王锐青领导武都地下党人避开敌人的视线,上山入林,进行游击战争,设立“防卫小组”,一发现敌特动向,立即发动地下党人研究对策,避免不应有的伤害。与此同时,他还加强党的建设,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良好影响。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地下党度过重重险阻,迎来了武都的和平解放。
  建国后,王锐青历任武都专署教育科长、武都一中校长等职。“文革”中,造反派诬蔑陇南地下党是“叛徒集团”,王锐青也不例外地受到冲击。在造反派追问无法回避时,他只说一句话:“我没有背叛共产党,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党的工作、为人民的解放而做的”。1976年9月,王锐青同志病故。
  (三)窦月桂
  窦月桂,男,汉族,伏镇窦坪人,1930年生,高中文化程度,中共党员,解放前,为伏镇工区“地下党联络员”。解放后,政府派他去榆树区任“公安助理员”。当时榆树区有以韩某为首的一伙土匪与峡门匪徒互相勾结,骚扰徽县、成县、两当的百姓,人民难以安居,解放军侦查排配合县公安局,打击匪徒的破坏活动和抢劫人民财产的罪行。时任榆树区区长的“助理员”窦月桂,协助侦破匪案,安定社会秩序。窦月桂行动敏捷,密切注视匪徒的行迹。他一面深入村户,宣传党的政策,安抚民心,逐户调查,侦破土匪的窝点,让受蒙蔽的群众退出匪帮,积极检举揭发匪徒的罪行;一面废除“保甲制”,建立人民新政权——“农会”,让人民当家作主,维护群众安全,稳定社会秩序。他将发现的线索和调查结果及群众揭发的情况及时上报给区长荔都堂和侦查排的同志研究处理,不到一月,这支骚扰徽、成、两三县的土匪被全部平息。至此,农民能够安全生产生活,群众拍手称快,感谢党的领导、侦查排的工作和窦月桂同志。
  窦月桂因积极肯干,工作责任心强,即调至徽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不久又派他下乡,参加“减租、反霸、镇反”运动,由于他工作大胆,积极肯干,能为人民解除痛苦,在群众中影响良好,工作告一段落后,提升他为检察院副院长。后又调他去天水检查分院任副科长。因他学习认真,紧跟时代步伐,工作任务完成出色,年终总结鉴定时,均列优等。后又调他去文县任商业局局长。文革中,窦月桂受陇南地下党的“牵连多次受到冲击。当造反派批斗他,严厉指责要他认罪交待问题时,他只说一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而做的,请你们调查了解吧!”后来,造反派给他戴上了“走资派”的政治帽子。文革结束后,“走资派”的帽子被摘除,依然任商业局局长。1980年,窦月桂调任陇南地区纪检委书记,他对干部的违法乱纪严厉惩办,褒贬分明,得到同志们的称赞。
  1984年,上级又调窦月桂任陇南地区人民医院书记。他到职后一边向全院职工作好政治思想工作,一边利用休闲时间自学医术,坐堂上班,配合门诊,驱疾治病,得到好评。
  1991年,窦月桂离休,但笔耕不缀,曾在《陇南报》等刊物发表诗词及散文多首(篇),并出版诗集《丹亭吟草》等两本,担任陇南诗词学会顾问、责任编辑、主编等职。
  吴治国同志生平
  胡志洲
  中共陇南徽县地下党的创始人吴治国(1915年10月—2006年1月),字岱儒,出生在徽县城关镇北街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他幼年就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渴求知识,追求真理,乐善好施,结交广泛,在外有“小绅士”之称。1931年“9·18”事变后,他看了徽县在西安上学的学生寄来的西安学生抗日活动的传单后,萌发了去西安升学求知的欲望。1932年考入陕西省立第一职业中学,在西安上学时,学生抗日热潮汹涌,也看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者秘密活动散发的报纸、书籍和鲁迅的《呐喊》等革命书刊,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同时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1933年转学到天水,同年以从军救国的动机考入西北军官训练团,受训一年后分配到胡宗南骑兵团西北补充旅三连二排当排长。此间,受红军爱国爱民热情和顽强不屈精神的感染,因不满国民党腐败政治和军阀混战残掠,人民遭殃的现实,于1936年春愤然弃职回乡,应时任徽县伏镇小学校长山炯堂邀请到伏小任教。二人经常互谈政治见解,萌生了倾向共产党的思想和积极抗日的信念。1937年秋调任徽县北街小学校长后,经常给师生讲述革命道理,宣传抗日救国的意义,组织师生进行抗日宣传救亡活动,并与山炯堂、苏河、王悦青、周少珊等进步知识分子在徽县经常秘密聚会,谈论时局政治,商定共同寻找中共党组织。1938年夏到兰州参加国民党西北训练团受训期间,找到了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受到伍修权的接见,并与甘工委的同志相识。11月间,轮训结束前夕,经中共甘肃工委副书记罗云鹏和万良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2月,受甘工委的指派,返回徽县发展组织,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在徽县首先介绍山炯堂、王悦青、周少珊入党,随之在北街小学成立了中共陇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任组长。1939年2月,在甘工委魏子义、高健君的协助指导下,经过考察和考验,先后发展10余人入党,成立了北街小学党支部,任支部书记。1939年3月,根据甘工委的决定,建立中共徽县委员会,任县委书记。党组织建立后,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并组织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培养骨干力量,发动学生运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领导民众同地方反动势力开展斗争。1941年11月先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延安西北局民运部工作。1942年6月后,根据中央“精干隐蔽”的指示,仍返徽县参与县委的主要领导工作,进行隐蔽斗争。1946年11月任徽县地下党工委书记。1948年11月陇南工委在徽县成立,任陇南工委委员,分管徽县、成县、两当、康县党的工作。
  吴治国先生自在兰州入党后,革命信念坚定,工作热情高,胆大勇敢有为,家庭殷实,为革命慷慨解囊,经常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为徽县地下党的创建、发展和党组织的建立,开展革命斗争以及掩护甘工委的领导同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解放前夕和建国后历任领导干部,为人耿直,作风扑实,勤政廉洁,光明磊落。1949年8月任中共武都地委委员、专署副专员。1952年1月任天水专署副专员,同年10月任天水专署专员、党组书记。1954年10月任天水地委第二书记。1956年5月任天水地委书记,同年9月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北京参加了党的八大会议。1957年1月兼任天水军分区政委。1967年7月任甘肃省农科院副院长。1978年4月任甘肃农业大学党委书记。1979年12月任甘肃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83年3月任甘肃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省人大政法委员会主任。1984年2月兼任甘肃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1985年5月离职休养。离休后,为甘肃地方史志工作继续发挥作用,一直到1990年10月从省地方志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2006年1月31日在兰州因病逝世,享年91岁。
  吴治国先生的一次讲话实录
  李滦云
  (前言:吴治国先生是中共徽县地下党的创建者之一,一生谦虚谨慎,虚怀若谷,不允许任何同志为他个人树碑立传。如今先辈已作古,徽县史料中很少留有他亲手写的资料,实在是件憾事。笔者有幸参加了1984年7月27日在天水地区招待所召开的中共徽县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现将时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治国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只字未动,原话抄录,作为对先辈的缅怀。)
  吴治国的讲话
  孙老等参加会议很使我感动。(注:孙老指孙作宾,陕西人,抗日战争时期来甘肃做地下工作,是中共甘肃省委主要负责人。解放后,先后任甘肃、陕西省委书记,参加会议时为全国政协常委。参加会师的还有地下党时的领导人刘杰、康和厚等先辈。)粉碎“四人邦”后,我接触到了许多同志,他们都让我写回忆录,我没答应。后来读了些这方面的资料,也有个人写的。总之,党的三中全会(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组织上讲成立了党史研究专门的机构,社会的学术团体、个人都在写,很多,但是指导思想也有个过程。
  我想讲另外一个情况。我们今天的会议参加者和我们徽县地下党(指研究中共徽县地下党工作情况的同志)有一点要搞清楚。党的历史不是在本地就地而出,要和当地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政治是经济的表现。徽县是陕、甘、川交通要道。我小时,北关、大河店、白水江是比较繁荣的。徽县的客商乡民主要是陕西人,后湖北人,再后来是河南人,脚户主要是天水的。徽县历来就有它的名产,徽县酒是名酒嘛!徽县出矿产,铸造业历史久,直到抗日战争还是比较发达,三个酒精厂,二战区的伏镇酒精厂有两个,资源委员会的泥阳酒精厂,有物产就流通嘛!如永宁的棉花,后来徽成(县)一带种了十多年的鸦片烟,川地里完全是鸦片烟,只种鸦片,不种粮,就出现了专卖“面”的。在这个基础上,文化来了个反动,以王式为首的组织起“同善社”,搞文化的反动,影响很大,后来冯玉祥给取缔了。之后,我们才上小学,接触到商务印书馆的教材。
  还有的同志是从外地来的,如维西同志(指当时省政府秘书长葛维西)是到陕西读书接触到党的思想。我和两当县的苏河在西安读书时接触到党的活动。
  今天在座的还有从西北局、王震部队来的司国权、苏醒、老吴(指吴建威,解放后任徽县第一任公安局长,后调省上)。我的话是说党的发展建立是与红军接触受到启发的,说明中共徽县地下党的建立是受到各方面、各种条件而发展起来的。
  我们是想办法、找关系去寻求真理,去找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党组织的。如我和周少珊多次商谈,托他的关系、王锐青的关系,联系到西训团受训为名,实际是在找党的组织。我所讲的以上情况,就是要说明中共徽县地下党是五湖四海的同志共同努力奋斗发展起来的,作用不在于某一个人。徽县地下党的发展也是从各个方面,先发展汉族党员,同时也吸收回族党员,然后从徽县发展到陕西略阳以及陇南各县。后中共陇南工委成立,又成立了徽县工委、成县工委、两当工委。徽县地下党是在好多社会条件、各方面的因素促进下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更不在于某一个人。
  我们虽然年老了,应该为开创新局面的工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工作不是只为过去的人树碑立传,而是通过做些工作教育后一代人。
  写党史,写回忆录,不能因出了个省委书记高健君就只写陇南地下党,同时也应写陇东、甘南、陇右工委的工作。我的意思是说,中共甘肃地下党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一下子确实很难准确的说清楚。
  我的意见是目前能够搞清楚的尽量搞清楚,把它写出来。暂时搞不清楚的,可以逐步再搞,再搞不等于慢慢来。这次参加座谈会的每位同志,都年事已高,时间不等人,我说的逐步再搞,就是分阶段、分区域、定时间的抢救史料。
  最后,我要感谢中共徽县县委和蒲应祥书记,以及徽县党史办的同志们。
  茹素同志二三事
  闫振刚
  茹素同志是甘肃成县红川镇席家庄人,曾任中共成县工委委员。他生于1925年3月,成长于农民家庭,早在上学时期就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47年秋,徽县伏镇小学校长山烔堂聘请他为伏镇小学教师。1948年秋,他离开教学工作,上南山与侯致中、范志西等中共陇南地下党人配合,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1949年10月22日,茹素在“龙王洞事件”中壮烈牺牲。
  哺育桃李
  1947年至1948年,茹素在伏小任教期间,担任四年级“级任”(即班主任)兼学校训育主任。那时,我刚上完村学,转入伏小四年级,初次见他时,他留着大背头,赤面浓眉,严肃寡言,相貌伟然,令人生畏。常见他出入于教室,忙碌于学生之中,不是辅导功课,就是进行思想教育。晚上也常伴孤灯到深夜,桌上一沓沓作业改完,教案一节节备好,才去休息。他不仅要带好一个班,而且还要做好兼职工作(训育主任工作),处理各班出现的好多教学问题,转化典型学生的思想工作。他常把表扬与批评相结合,每周星期一晨会上集体训导,提出要求后,便结合各班实际表彰一批,批评一批,严重的宣布处分。他关心学生生活,与校长研究给远方住校的困难学生补助一些学校自种的菜,勤工俭学拾来的柴火和磨课(以粮代收加工费)取的米,让困难学生能坚持受完六年教育。
  我常见到在他的房子中有好多学生来往,借给学生们些进步书籍,鼓励大家积极奋进,还针对每个人情况提出努力的方向,有时叫学生共享他亲手做的饭菜,还给赤足衣单的学生送衣物鞋袜。我也是他常谈话常关心的其中之一,他对我表现出非常的信任,经常将一封封信交给我,让我带到家乡或送到他指定的地方——马上湾去。
  勇斗顽敌
  早在家乡时,茹素就与地方贪官做过斗争。到伏镇小学后,更是对那些搜刮民财、欺压民众的官吏极为痛恨。我记得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教师及邻近的学生都已回家。突然,镇公所的三名队兵持枪冲进学校,要将住校生中年龄较大的学生抓去当兵。茹素立即唤起十多名住校生,手持柴棒,严阵以待,并大声呵斥道:“你们快走,别在学生中打主意。我们的学生一是不够服役年龄,二是上面规定‘学生是缓役’,你们连这点都不知道吗?穷学生无钱无东西,你们还等什么?”三名队兵见状只好退去。不久,队兵又在校外将一名姓山的学生抓进镇公所要送兵,茹素听说后立即赶往镇公所找到镇长,据理相力争,直到放出学生为止。1948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的军警到处搜捕中共陇南地下党人,时局十分紧张,茹素按照组织安排离开学校,上南山建立根据地,和反动势力开展武装斗争。他生活非常艰苦,在学校仅靠一点微薄的工资和校办磨房的收入补助维持他和弟弟茹连两人的生活,根本难以关照家庭。他和我们在校生一样,自己生火做饭,过着很贫寒的生活。上南山后,生活更为艰辛,四处奔波,无处安身,昼潜山林,夜晚出来,饥食炒面,渴饮山泉,夜宿山洞,卧湿草铺。
  在罐罐厂动员窑工起来闹革命的那一段时间,他和劳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行动感染,以真情召唤,使窑工们认识到共产党人是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工作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南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壮大了革命力量。
  壮烈牺牲
  茹素上南山后,不管形势多险峻,斗争多复杂,生活多艰苦,他都矢志不移,从未动摇过革命信念。1949年,国民党中统特务、成县甸川镇主任干事余某某与90军勾结,在红川、栗川等地侦察地下党人的活动,余某某将侦察到的情报汇报给90军军长,并由余带路,于10月22日,派一个排的兵力包围了龙王洞,用机枪向岩洞内扫射,投掷手榴弹,但枪弹征服不了革命者的意志,凶残而怕死的敌人又点燃辣椒串、茅草、柏枝向洞内扇浓烟。茹素在洞前准备突围,但由于毒烟太猛,他被熏倒后为革命捐躯。前去扶他的申茂林、赵文选也壮烈牺牲,张怀德、范志西等负重伤。“龙王洞事件”后,侯致中、范守基等地下党人又转入申家河一带继续活动,直到迎来新中国的曙光。
  (闫振刚:徽县城关学区离休教师)
  清明立碑祭忠魂——为杨映才烈士修墓立碑经过
  杜发恭
  杨映才家世及其英烈事迹
  杨映才(1919—1949),原籍四川,幼年随父母来徽县做生意,家居北街官井巷口(今保险公司址)。初中毕业后,曾任国民党徽县法院录事,乡自卫队队副。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徽县工委交通员,秘密从事地下党的革命活动。1949年8月21日,杨映才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狱中,敌人严刑铐打,逼其说出徽县工委组织,杨映才大义凛然,坚不吐实。敌人一无所获,遂以“教唆自卫队哗变”“甘心为共匪服务”的罪名,被伪县长胡晋一下令于8月25日晚杀害于城外西河滩。一位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为党捐躯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此时天水已解放)。
  徽县于1949年12月4日解放,1951年徽县人民政府追认杨映才为革命烈士。杨家遭此惨变,为生计所迫,杨映才之母开始变卖家产,于悲痛中忧郁成疾,后辞世。杨妻携幼子远走他乡。
  三十年后为烈士立碑修墓
  三十年风雨沧桑。随着历史烟云的消逝,杨映才烈士的英名渐被世人忘却,烈士的尸首葬于何处亦少有人知。
  1980年3月下旬某天上午,老红军魏士诚领着一位年届花甲的妇人和一位三十岁出头的青年男子来县革委会办公室,要求面见主要领导反映重要问题,当时正开常务会议,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霍宗岱命我接待。魏老给我介绍说,妇人是革命烈士杨映才的发妻梁淑箴,男子是杨的儿子齐生奇(随继父姓),专程从宁夏来徽县,要求政府给烈士落实优抚政策。妇人即拿出宁夏中卫县武装部开的身份介绍信。面对老红军和烈士亲属,我肃然起敬,请他们到我的办公室,一边饮茶一边讲述事由。梁淑箴先讲了杨映才烈士生平及牺牲经过和她三十年的工作生活情况,后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为烈士亲属落实应享受的优待政策;二是清明节给烈士修墓立碑,以彰永久纪念;三是今后每年清明节组织少年儿童给烈士扫墓。我认真做了记录,请他们暂回家等待答复。因事关重大,我及时向霍宗岱副主任作了汇报,霍与其他领导碰头后批示:一、烈士家属优抚问题由民政局遵照相关政策落实或作出解释;二、同意为烈士修墓立碑,但不能搞封建迷信仪式,以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三、此事由邓维举、杜发恭二人负责办理。
  按领导的批示,邓维举找南河村技工刘耀荣定做了一块水泥碑,高一米,宽五十公分,碑面题刻“革命烈士杨映才之墓”描红大字,左侧署徽县人民政府于1980年清明节立。(鉴于1981年春县人代会后改革委会为人民政府,故提前署名县人民政府)。
  烈士亲属几经寻找,在观沟口北侧台地上荒草丛中(解放前四川义园,六十年代被开为耕地)找到杨映才烈士墓址。清明节前一日,魏士诚、梁淑箴来革委会办公室,提出明天立碑时要为烈士举行追悼会,县上领导要参加并致悼词。情况突然有变,我即向霍主任作了汇报,霍坚持原来的意见,认为人已牺牲三十年了,现在时过境迁,再补开追悼会没有先例。但又考虑到家属工作难做,就作了变通安排,让邓维举(民政局长)和我(办公室副主任)作为“官方代表”参加修墓立碑活动,并由我写简单一纸祭文到时宣读。经与梁淑箴和魏老协商,同意这样办。我又去西小联系了一个班级的少先队员,约定明日到坟上为烈士敬献花圈。
  清明节上午八时,开始动土修墓立碑,先到的有梁淑箴母子、魏士诚老红军、邓维举和我,还有做活的工匠等十多人。十时,少先队员到来,祭奠开始,梁淑箴母子在墓前摆放供果、烧香跪拜、焚化纸钱,少先队员敬献花圈,我宣读了一页四百余字的悼词。大家动手在墓两旁植柏树二株,坟头插栽了迎春花,以示烈士忠魂与松柏长青,与迎春花相映生辉。多半天时间立碑修墓结束,仪程简单而隆重。(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柏树已长到高六米上下、碗口粗壮,迎春花已覆盖了整个墓堆)。
  两日后,梁淑箴母子要返回宁夏,县革委会给其报销了往返路费,民政局在招待所宴请了烈士亲属和魏老红军等人。梁淑箴母子对此次徽县之行的结果十分满意,席间,齐生奇深有感慨地说:在他生父为党的事业牺牲三十年后的清明节,徽县政府为他父亲修墓立碑,使烈士在天之灵得以永安。烈士的事迹又得以纪念,做了一桩功德无量的事,为他们母子了结了多年的心愿,他们对此非常感激。徽县是他和母亲的故乡,这里有他母子永远的思念,他将永记徽县领导和乡亲们的好处。
  邓维举和我为自己尽了一份庄严的责任,完成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而感到欣慰。岁月匆匆,物是人非,又一轮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回忆往事,记忆犹新。
  (此文写于2010年5月)
  锁德成——国际主义战士邱少云的班长
  锁德成(口述)董自芳张甲言(整理)
  编者按:
  徽县麻沿河乡斩龙村的锁德成老人,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至今身上还残存着五块弹片,在多次战斗中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他和国际主义战士特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在同一班相处了两年零七个月,1952年10月11日在上甘岭战役攻打罗家山391高地的战斗中,与邱少云一块潜伏,近在咫尺,亲眼目睹了战友邱少云被烈火吞噬了年轻生命的壮烈场面。以下是笔者采访锁德成的口述资料:
  “1948年8月,盘踞在陇西、天水一带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溃退时,新婚六个月的我被国民党军队抓去随军撤往四川。1949年11月,成都解放,我弃暗投明,成为解放军的一员,编入刘邓大军第10军29师87团3营9连1排3班当战士,参加了川、滇、黔剿匪战役。1950年2月,在一次剿匪战斗中,有270多个土匪盘踞在四川简阳阳子沙河的土城堡里,通往土城堡里只有一条陡峭山路,我们一个营的兵力接连打了4天,伤亡20多人,也无法攻克。后来团里调来了5门大炮增援,才攻克了城堡。战友们和土匪展开了肉搏,我用刺刀一连刺死了12个匪徒,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才彻底消灭了这股土匪,部队回到简阳后,团里给我记三等功一次。
  1950年3月,班里分来一个新战士,名叫邱少云,20岁,四川南充中江人。他平时少言寡语,没有文化。我和他同吃同睡,并肩作战。1951年1月,朝鲜战争爆发,我部编入第10军奉命北上,在河北内丘城召开了誓师大会,秦基伟军长等部队首长作了动员报告,部队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待命赴朝。
  赴朝作战
  1951年3月20日,我们第二批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行军7天后投入战斗。我们驻在一条公路坎塄后,一人一个圆堤(战壕)。3月20日晚,敌人的汽车、坦克向北开来,好长时间不见上级下达命令,我们心里都很着急。大约到晚上两点左右,师部发出三颗绿色信号弹,全线进攻开始。战士们从战壕内奋勇杀出,而此时的敌人正在行驶的车内睡大觉,从梦中惊醒后乱作一团,我和邱少云趁敌不备,一同跳上汽车,手持俄式步枪,一前一后直刺敌人,一口气“报销”了20多个美国鬼子,血溅全身。这一仗重创敌人,敌后尾部队向南逃过三八线,龟缩在罗家山一带。
  我军南行到距离三八线几十里地的新七里小山村驻军。因后方被敌军封锁,部队20多天没有食品,战士们天天在吃野菜,等待粮食、弹药。我问邱少云:“你饿不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饿几天有什么关系,凑合着把命留住再说。”他很自信地说。
  4月12日晚12时左右,盘踞在罗家山的敌人大举反扑,我们87团接到命令,准备投入战斗。守在罗家山的敌人是一个师。我军炮袭敌人阵地后,冲锋号响起,我和邱少云紧跟在班长身后,向敌人阵地冲去,突然班长中弹牺牲,我急忙向敌人投去两颗手榴弹,借着烟幕的掩护,我和邱少云捡起敌人丢下的机枪向敌人猛射。罗家山被我军占领了,而我军伤亡也很惨重,我们班只乘下我、邱少云、何大财、李元兴四人。在这紧急时刻,敌人再次发起冲锋,企图夺回阵地。看着黑压压的敌人,我们什么都来不及想、抱起机枪一口气打了八箱子弹(约4000多发),击退了敌人。我问邱少云:“你怎么样?”邱少云说:“都好着哩,打一个洞就等于发一枚纪念章,没啥子,就是肚子很饿。”我们几个人商量,让何大财坚守阵地,观察敌人动静,我和邱少云到敌人尸堆里寻找食品,找到了一些罐头、饼干。我俩一看敌人死了一弯,估计约有300多人。
  第二天早上,战斗结束,我们用小喇叭联络战友,一个团的战士,一共才聚拢了74人,团长、营长都牺牲了,大伙推荐我当连长,我说:“怕不行”大家说:“能行,你咋指挥,我们咋打。”于是我指定三人当排长,把大家分成三个排追击敌人。我向敌人一阵猛烈扫射后,不明真相的敌人丢下坦克、大炮狼狈逃窜。三天后,大部队来人,军长秦基伟责问我:“你胆大包天,70多人把敌人一个师追了几十里,简直是个冒险主义。”我说:“报告首长,冒险主义我还没吃过。”把秦首长惹笑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立大功了,志愿军总部给你记大功一次”。
  部队休整期间我被任命为班长。休整时我们和朝鲜老乡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了,彼此建立了浓厚的感情,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叫一声“阿妈妮”,就像到了自己家中一样。虽然语言不通,但双方有着一种心灵上的默契。我们向老百姓借东西,只要随便一比划,他们就会拿出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常常能吃到朝鲜老乡送来的食品,看见姑娘们为伤员包扎伤口的身影,这种深厚的情感已经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界限。三八线确定后,我军撤到三八线以外。一天我们正与敌人交火,一位朝鲜妇女抱着一个孩子在匆忙撤退中掉进河里。敌人越来越近,炮火越来越密,离母女最近的我和邱少云顾不上想什么,同时跳进水中,一边救人一边向敌人射击,硬是把母女俩从河中救了上来。想起这件事,我至今记忆还很深刻,那个孩子如果活着的话,有五十多岁了。
  1952年6月,上级命令我部在上甘岭591高地一带修筑工事,形成一道坚固屏障,和敌人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决战,迫使战线南移。而踞守在高地左侧391高地的敌人,犹如一颗毒牙深深嵌入我军阵地。因为391高地南通铁原三八线,北达朝大阵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只有拔掉这颗毒牙,才能确保全线胜利。战士们忍饥挨饿,经过三个月的昼夜坚守、作战,完成了设防任务。
  1952年6月11日晚,我所在的3营近千名指战员奉命潜伏在391高地敌人前沿阵地山麓下,计划在第二天下午5点钟给敌人以出奇不意的打击,歼灭敌人。我们班就潜伏在一条十分隐蔽的山沟里,没膝深的茅草正好作伪装,我距潜伏在左边的战士邱少云仅两米左右的距离,右边是李世虎(安徽)。可以听到河水的哗哗声,听到美国鬼子的吵闹声,清楚地看到敌人的地堡和火力点。我们吸着透骨的凉风,静静地等待信号弹升起。
  12日中午,有两个班的敌巡逻兵慌慌张张地从山坡上窜下来,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敌兵不慎跌下山坡,滚落在我的身旁。我顺势卡住他的脖子,拔出裹腿中的匕首,狠狠地在美国佬的脖子上划了一下,悄无声息地送他回了老家。一小时后,敌人的火炮疯狂地打起来了。燃烧弹接二连三的呼啸而来。突然,一颗燃烧弹在我们面前炸裂,刺眼的火舌向两边飞去。潜伏在我右边的战士李世虎的脸被火舌舔着,脸皮被他捋了下来,露出了赤红的面肌。左边的邱少云身旁也燃烧起大火。这时,如果他一动,敌人就会发现目标,潜伏部队就有可能暴露,整个作战计划将前功尽弃。我清楚的听见烈火焚烧战友躯体“吱吱”作响的声音,看见战友紧咬牙关、双手深抠地面、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心里如同刀绞,既希望他能翻身滚入旁边的渠水中获救,又担心他真的滚进没有隐蔽物的水中而暴露了目标。我的战友邱少云以超人的毅力忍着巨痛,没有挪动一下,没有呻吟一声,直至壮烈牺牲。我眼睁睁地看着与自己相处近三年的亲密战友被罪恶的火焰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泪水潸然而下。
  下午,5时许,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敌人发起总攻,一阵猛烈的炮轰后,战士们在坦克的掩护下,像猛虎一样冲向敌阵,40分钟就结束了391高地战斗,全歼了敌人。在清理战利品时,一颗手榴弹在我身后爆炸,我头一昏,腿一软就不省人事了。后来战友告诉我,战斗结束后,指导员派人清理人数,在死尸堆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因流血过多,腿部严重受伤,我被转到后方回国治疗。在回国的军列上,我们伤员受到了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赠送我们朱德、毛主席相片各一张,至今我还珍藏着。1955年10月,我从陕西华阴拥军总校授完文化课教育后正式转业。地方政府先后安置我到麻沿供销社、县联社、商业局、县人委工作,由于我本人识字浅淡,于1962年回家务农。回家后,县上领导非常关心我的生活,逢年过节都来看望我。”
  笔者后记
  2000年10月,《兰州晨报》连续报道了老人的事迹。兰空医院得知这一消息后,把老人一家三口接到兰州,为失明十二年之久的老伴免费做了白内障手术,使她重见光明。兰空医院职工和兰州各界人士被他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向老人一家伸出援助之手,给予经济上的捐助。他还被邀请到兰州各大学校、军队、企业做报告,在金城引起了强列反响。《晨报》记者多次看望老人,为他解决困难。兰化公司也为他提供了物质的帮助。
  2007年11月6日,笔者走访了邱少云的班长锁德成老人,亲眼看到了锁德成老人的《立功喜报》(附后)、《伤残等级证书》(二等一级)、和部队首长合影照片、同班战友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的背面写有:赠给班长锁德成,落款为柴文贵)。锁德成还为我们提供了几名战友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们拨通了家住兰州市柴文贵老人家的电话,可惜老人已于去年逝世。我们又拨通了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29师87团侦察参谋的梁嵩山老人(负责运回了邱少云遗体)家的电话,老人的心情显得非常激动,说明了邱少云的班长锁德成老人的身份,并一再表示给予关心。
  附:立功喜报
  立功喜报
  锁德成同志在我军任副班长工作,在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壮举中,完成了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攻克罗家山的战斗工作任务,荣获记二等功一次。
  该同志系甘肃省徽县麻沿河梨树沟锁家村人,为了发扬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新英雄主义,在消灭美帝侵略军的战斗中功上加功。除在朝鲜战场上隆重贺功外,特将锁同志之功绩寄报贵县并转报其家属以资庆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
  军长 秦基伟
  政治委员 谷景生
  副军长 周发田
  政治主任 车敏瞧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第二十九师 关防
  补记:锁德成1931年1月出生,2017年11月病逝,享年87岁。
  民国元老于右任秘密过境徽县
  杜发恭
  (人物简介: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参加过辛亥革命、讨伐北洋军伐的战争,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国务委员、监察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是资深的政府国策顾问,声名显赫的国民党元老之一。)
  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月初,身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为南下与孙中山会面,由关中绕道甘肃天水,秘密从徽县过境。根据有关资料及知情人回忆,其经过如下: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实行共和,但统治权却被袁世凯窃取。1916年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名义为总统,实权旁落在北洋军伐段祺瑞手中。孙中山在南方举义号召打倒北洋军阀,还政民国,各地纷纷响应。1918年初,胡景翼、邓宝珊在陕西成立“靖国军”,于右任为总司令。1922年4月初,北洋军进攻陕西,于右任督师“靖国军”迎战。马嵬坡一战,陕军惨败,被迫退出关中。面对军事失利、军心浮动的局势,于右任为南下与孙中山会晤求援,以图东山再起,决定由灵台入甘过境绕道去上海。5月初,于右任与参佐王陆一等四人扮成游学师生,经清水到天水,原想在天水停留,等待上海汇寄经费。当时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字华卿,安徽合肥人)系北洋军阀部属,拥兵屯驻天水以策应北洋军在陕西的军事行动,并受甘肃总督陆洪涛之命阻截于右任一行。因此,于右任未敢在天水停留,旋即南下徽县。
  他们一行四人轻装简从,步行到达徽县,在北关一家客栈住宿。第二天,王陆一进城到邮局询问上海汇款事宜,适有邮务局长杨村(天水市杨家集人)见王英武潇洒,气度不凡,说话陕西关中口音,料定此人定有来头,便邀其到他的办公室叙话。谈话中,杨旁敲侧击提及陕西战事及邓宝珊近况,并表明与邓有远亲关系。王陆一开始释疑,略谈了此行去向,并荐引杨会见于右任。杨自我介绍了他是天水第一批加入的国民党员身份,取得于右任的信任,方谈了此行的秘密。为安全起见,杨将于右任一行安置在城内邮局附近一处僻静的住所,叮嘱他们不要轻易出门,还亲自负责其生活及安全事宜。
  “陇南王”孔繁锦得知于右任南下徽县的消息后,派其心腹星夜赶到徽县,会同县府衙役暗中侦查于右任的行踪,还在柏垭子梁、两铺垭、十里墩等出口地方布置暗哨。杨村探听到风声吃紧,考虑到于右任一行的安危,和于右任商量后决定不等上海汇款,尽快动身离徽。杨村匆忙筹措了一些经费,让四人换上邮差衣服,乘夜幕分别从西门、南门出城,在南河村一姓崔的邮差家中汇合,并亲自送他们到牟家坝,由崔作向导进石峡、走青泥河店子。青泥古道山路崎岖,沟深林密,经一夜跋涉,黎明时才到铁山脚下的武家坪。看到农民早晨吆牛耕地的情景,于右任感触油然而生,作《徽县早发闻耕者叹息声》诗:“早起行铁山,月明似天明。田夫立垄畔,朦胧不能耕。但闻语太息,今日天又晴”。(见新版《徽县志》1137页)表达了他对穷乡僻壤农民辛苦劳作的同情。在此稍作休息,吃过干粮,经甘树垭到了虞关,与向导崔某作别后,于右任一行四人雇乘小船,顺江而下直达白水江。
  踏上陕西土地,于右任有安全之感,他们在素有“嘉陵屏障”“秦蜀襟带”的临江古镇休整洗尘。此次南行,一路险象环生,四人仓惶跋涉,疲于奔命,感慨颇多,于右任在此写下了《白水江》七言诗一首:“白水江头未了僧,孤舟一夜入嘉陵。云封蜀道无今古,鬼哭周原有废兴。野渡招摇村市酒,荒城出没戍楼灯。
  阳平关下多雷雨,净洗西南恐未能。”(见《徽县志》1137页)诗中隐含了他对时局风云变幻、党国前途的忧虑,以及自己纵有报国之志而此去前途未卜的惆怅心情。
  (此文参照资料:《天水史话》,陕西三原县于右任纪念馆《于右任生平年谱》,原徽县工商联主任王茂义先生生前回忆。)
  贺龙留在东关清真寺门口的故事
  董自芳 胡志洲
  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虽然已70多年过去了,但徽县人民仍深切怀念红军,缅怀红军的业绩,继承红军的传统,红军长征精神依然激励着徽县人民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至今,在当地流传着许多红军长征在徽县的故事。就红军在徽县东关一带的活动,笔者专门走访了东关几位高龄回族老人和黄雄亚先生,并作了多方细致考证。现将资料进行整理,以传后人。
  1936年9月17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进入徽县境内,总指挥部随后进驻徽县城。当时城里住着许多回族群众,东关一带几乎全是回民。一座巍峨的清真寺,富丽堂皇,雕梁画栋,远近闻名。红军初到,由于群众对红军不认识、更不甚了解,不少群众听信国民党反动势力“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洗回灭教”等等反动宣传,加之徽县人民屡遭兵匪祸害,有的离家出走,远避他乡;有的离城去乡,隐匿山林;也有的早出晚归,避见红军;有的索性全家搬到乡下,空门上锁。总之,都跑出去躲藏了。
  红军在徽县期间,对回民更为关爱,号召回民起来当家做主。红军一到徽县,就在清真寺门口设立岗哨,严加保护清真寺,避免闲杂人等误入寺内影响或妨害军民关系,使伊斯兰教民的活动正常进行。各级组织都广泛深入地开展民族政策教育,并明确规定:凡上锁无人的门户不得扭锁入室;住在回民房屋院中的部队,不得随意动用回民家中的用具;在回民聚居的地方,不准吃大油、大肉,必须严格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等等。还在清真寺的“照壁”上用石灰刷写了“红军保护清真寺”、“红军不住清真寺”的醒目大字,并到处张贴了宣传民族政策的标语口号:“保护回民,不打回民的土豪”“打倒压迫回民的贪官”“保护清真寺”“红军联合回民抗日反蒋”,等等。
  贺龙当时住在徽县旧城天主堂里。有一天,贺龙听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关于宣传工作的汇报,说:“走!到街上看看。”
  街上见不到行人。贺龙和甘泗淇走到清真寺门口,看见有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在看标语,便慢步走了过去。此人中等个儿,白净脸皮儿,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凝视标语,久久不肯离去。
  贺龙上前主动搭话:“老乡,你是回民吗?”
  那人转身回答:“是的!”
  “贵姓?”甘泗淇问。
  “在下黄文”(真实名字叫黄荣光)。
  “干啥子职业?”
  “在学校教书。”
  “噢,是位教师呀!”贺龙摸摸浓密的胡茬笑着说,“你怕红军吗?”
  黄文端祥着贺龙,回想着哈达铺唐仁老师给他捎来的信,大声说:“怕,我早就跑了!”
  贺龙满意地点点头,“好!回民要都像你这样就好了。红军回民是一家,你可不能见外啊!有事你来天主堂找我吧。”
  黄文回家后,把在清真寺门口遇到的事说给了弟弟黄斌(真实名字叫黄耀光)。黄斌半信半疑,“咦,从没有见过和听过还有为咱回民着想的军队?”忙叫哥哥上天主堂去找。黄文的妻子刚生孩子不久,在屋里听见,对丈夫说:“快到礼拜寺去向真主祈祷,叫真主保佑这么好的军队……”
  黄文没有吭声,又在想唐仁老师的信,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不禁失声叫道:“对,那准是贺龙!”
  黄文吩咐弟弟替他劈柴打扫院子,兴冲冲地朝天主堂跑去。跑到天主堂门口一问卫兵,那留胡子的果然是贺龙。卫兵传进话去,贺龙立刻派警卫员前来相迎。黄文跟随警卫员穿过葡萄蔓掛的长长通道,走进一个花木扶疏的小院,贺龙已在住室门口等候。
  “噢,黄老师,看来你真的不怕红军。欢迎!欢迎!”
  “老总!实在不敢当,我来是向您谈谈情况。”
  贺老总拉着黄文的手,走进住屋招呼黄文坐下说:“一家人不说两样话,你就随便说吧!”
  黄文向贺老总提了一条建议:能不能把红军中的回民战士抽调到一起,来给这里的回民老乡做做工作?贺老总高兴地采纳了这条建议,当即同甘泗淇商量予以实施。短短几天,就打开了开展回民工作的新局面。
  9月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徽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徽县工农苏维埃政府,推选马克仁为县长、马军为副县长,同时还成立了徽县回民自治委员会,由马克仁兼任主席。作为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的黄文忙的脚不沾地,连还在坐月子的妻子也顾不上照料。
  这天,贺老总到政治部驻地官井巷找甘泗淇说:“老甘啊,黄文给我们帮了个大忙,他妻子坐月子,是不是派个卫生员去看看?”
  甘泗淇和后勤部一商量,买了一筐鸡蛋和四只鸡,由女卫生员领了两个战士送到了黄家。黄文的弟弟很想参加红军,要哥哥给贺老总说说,可黄文总忙得顾不上。女卫生员进来时,黄斌正在院子里劈柴,见哥哥对他参加红军的事还没有给贺老总提说,便赌气走了,亲自去找贺老总。过了一会,贺龙来找黄文,听卫生员和黄文的妻子在屋里说话,院里堆放着一堆没有劈完的柴,便拿起斧头就劈。黄文的妻子以为劈柴的还是黄斌,隔着窗子忙喊:“别劈啦,快去烧点水吧!”
  女卫生员听见外面有战士的笑声,撩起门帘一看,说:“大嫂,不要喊了,砍柴的是我们的贺老总。”
  “啊!”黄文的妻子急了,“黄斌呢?怎么叫老总砍柴!”
  贺老总呵呵笑着,边砍边说:“你好好歇缓吧。老总就不兴砍柴?”
  正说着,黄斌走了回来,一见贺龙替他劈柴,羞得满脸通红。他夺过贺龙手中的斧头,毫不犹豫地说:“老总,我要当红军……”
  贺龙看着这个浓眉大眼的回民少年,疼爱地问道:“你哥哥同意不同意?当红军可苦啊!”
  “我哥同意。就是不同意,我也要跟你走!”黄斌坚定地说,“苦算啥,雪山草地不也叫你们过来了嘛。”
  贺龙笑笑:“好,我欢迎你!”
  红军艰苦细致的工作,加上红军的回民政策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回民群众要见总指挥贺龙。于是,回民自治委员会决定在清真寺召开一次回民群众大会,请贺龙总指挥出席讲话。
  消息传来,回族群众像过盛大节日一般,早早就来到清真寺里。因人太多寺里坐不下,大会又改在寺门口的街道上露天举行。深秋的徽县,天气晴朗,红叶满山,稻谷飘香,明媚阳光下,只见一顶顶小圆帽白得发亮,黄文宣布开会,贺龙健步登上清真寺门口的台阶,看着会场的回民兄弟,恭恭敬敬行了个军礼,大声讲道:“回民父老乡亲们!感谢你们对红军的支持和帮助……”
  人们专注地听着,会场上没有一点嘈杂声,一双双深情的眼睛紧紧瞅着贺龙,瞅着他跟战士穿着一样的服装,瞅着他那坚定有力的手势和刚毅而又和善的神情,全神贯注地听完了他的演讲。
  著名作家杜鹏程的三次徽县行
  杜发恭
  (人物简介:杜鹏程(1921—1991),陕9西韩城人,学生时代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参加抗日;解放战争中任西北野战军二纵队随军记者,转战陕北;1949年随军解放兰州、乌鲁木齐。1954年出版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而享誉文坛,曾任解放军文艺社编辑,陕西省作协秘书长、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
  杜鹏程是陕西关中人,却与徽县有缘。他的夫人张文彬(陕西省作协干部)外婆家在徽县城关先农村,故杜鹏程自称“半个徽县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初,他因新闻采访和探视,有过三次徽县之行。
  采访谈家庄铁路工地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连接西北、西南的交通大动脉——宝成铁路开始修建。1954年4月初,杜鹏程受西安铁路工程指挥部的邀请,采访正在紧张施工中的筑路工程。他从宝鸡出发,采访了秦岭、双石铺工地后,顺路南下来到徽县谈家庄。杜鹏程来此,除了新闻采访外,另一个目的是要了却一桩心愿,代表夫人张文彬拜见多年未曾谋面的外婆和舅父。他在施工的黄沙河铁桥和火车站工地采访结束后,乘工程单位的小车前往县城探视。
  张文彬的舅父袁守敬家住先农上街,远在西安的外甥女婿突然登门,给了袁家一个意外的惊喜,更成了他家的殊荣。这天,袁家大门外停了一辆苏制小汽车成为轰动性的一大新闻。好奇的人们络绎不绝的前往观看,先农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十分热闹,街坊邻居对袁家无不刮目相看。
  杜鹏程因采访日程安排很紧,谢辞了舅父一家的挽留,当日下午就返回谈家庄,于次日去了陕西略阳。后来,在他的一篇报告文学里,描写了黄沙河大桥工地修桥工人为抢在汛期前完成桥墩工程而挑灯夜战的壮观情景。
  参加南北段接轨庆祝大会
  经过十五万铁路大军的艰苦奋战和沿线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宝成铁路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全线贯通。1956年7月12日,宝成铁路南北段在徽县嘉陵境内的黄沙河实现接轨。
  宝成铁路是我国“一五”期间由苏联专家援建的重点建设工程,通车典礼非常隆重,党中央、国务院发来贺电,铁道部、铁道工程兵有关领导和苏联专家亲临现场参加接轨仪式,陕、甘、川三省省长率代表团前来祝贺,《人民日报》《人民铁道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陕西、甘肃、四川等十多家新闻媒体参加报道。杜鹏程作为陕西省政府代表团成员,又一次来到徽县嘉陵,参加黄沙河接轨仪式及庆祝大会。
  7月12日九时三十分,千余人列队等候在黄沙河接轨路段,翘首以待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十时整,当几十名工人担着沉重的铁轨稳稳当当安放在枕木上,抡起大锤钉完最后一颗道钉后,铁道部领导宣布接轨成功,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云宵。二十分钟后,一列车头上嵌挂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插着彩旗、满载铁路职工的火车平稳地经过接轨之处,欢呼声、口号声骤然又起,经久不息地回荡在嘉陵江两岸的山谷间。
  接着,五千多人聚集在黄沙河滩,召开隆重的庆祝大会。铁道部、铁道兵领导,苏联专家,陕、甘、川三省省长相继讲话,祝贺宝成铁路全线贯通,庆祝南北筑路大军在黄沙河胜利会师。当时,我正上初二,那天与同学结伴步行50多华里路赶到黄沙河,生平第一次见了火车,观看了庆祝大会盛况。
  庆祝大会后,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在徽县人委礼堂举行招待会,宴请陕西、四川代表团,杜鹏程应邀出席了宴会,当晚随团住铁路招待所(今东街幼儿园址),第二天与部分团员提前返回西安。
  7月15日,《陕西日报》《人民日报》《人民铁道报》相继发表了杜鹏程的长篇通讯《秦山蜀水成通途,蜀道从此不再难》,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述:“1956年7月12日,是新中国铁路建设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陕甘川人民欢欣鼓舞的日子,宝成铁路南北段在甘肃省徽县境内嘉陵江畔的黄沙河顺利接轨,两路筑路大军在此胜利会师。全长670公里、连接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交通大动脉至此全线贯通……昔日栈道连秦巴,今朝铁龙驰吴楚。千百年来迁客骚人、商贾马帮兴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历史从此结束……”
  徽县黄沙河这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由于见诸多家报端,逐渐为国人所知。
  偕夫人徽县探视调研
  1981年3月下旬,时任陕西省作协主席的杜鹏程于兰州参加会议后,偕夫人张文彬(作协干部)经天水来徽县探亲。这是他第三次徽县之行,距他五十年代初访徽县已过去二十八年了。
  3月21日早上,天水行署电话通知:杜鹏程是省上请来的贵宾,此次来徽县探亲,县政府要高规格热情接待。午后一时许,杜主席和行署陪送人员同车到达徽县,下榻政府招待所,副县长陈勇和我(时任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接待工作。下午,县政府设便宴为杜主席接风洗尘,县委书记黄步祥、县长马文彬、副县长雷胜、陈勇等领导出席作陪。饭后,我们陪杜主席夫妇信步登上吴山,瞻仰了烈士纪念塔,凭吊了吴玠陵墓,杜主席对陈勇说;“吴山是块好地方,既有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又有现代的革命先烈,很有纪念意义,建议你们建设一下,作为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陈勇当即说:“杜主席的建议很有前瞻性和指导性,我们一定采纳。”回到住处,杜主席托我办两件事:一是将他夫妇来徽县的信息告知张文彬的娘家人;二是能提供一套县志,便于他了解徽县的历史。张文彬的舅父和我同住先农街,当晚我上门通知了她的表弟袁志祥,一家人对此非常高兴。
  第二天早晨,袁志祥夫妇来招待所接杜主席夫妇同家。亲戚们得知远客到来,特地从乡下赶来见面叙旧,平日寂静的农家小院顿时充满着亲人同聚的欢乐气氛。这天,杜鹏程夫妇参观了先农天主堂院内“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
  杜鹏程一到县上,就向接待人员说明他此行是顺道探亲,并非公务活动,叮嘱我们不宜张扬。但小县城来了一位文坛名人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读过《保卫延安》《夜走灵官峡》的教师、中学生、文化工作者纷纷慕名求见,欲睹名家的风采。宣传文化部门举办讲座,请杜主席作过一场关于在新形势下贯彻毛主席《讲话》精神、繁荣文化艺术工作的学术演讲。他还应邀参观了西街小学,与教师合影留念。这么一来,前往招待所拜访他的人就络绎不绝了,许多同志请求杜主席题词留念。杜主席虽应接不暇,但对来访者十分热情和礼遇,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也许是十年“文革”、身处逆境留在杜鹏程心中的阴影还未消失的缘故,他对此类事甚为谨慎,题词大都是政治术语或毛主席语录,如给副县长雷胜的题词是“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给武装部领导的题词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为教师题词是“无愧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给我题的是“春回大地,江山如此多娇”,其寓意显然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浩荡东风,横扫十年“文革”阴霾,祖国大地一派蓬勃生机。
  当时徽县遭遇严重春旱,给小麦和春播生产造成不利,农村正组织抗旱备耕。杜主席对农业生产很关心,要到农村作一些调研活动。24日上午,我陪他前往银杏公社宋沟生产队,参观了利用山溪水搞自流喷灌工程。看到灌过水的麦苗和油菜一片碧绿,杜主席十分赞赏地说:“这是一个省钱省工、因地制宜的好措施,值得大力推广。”他在地头还和陪同的支部书记蔡忠合影留念。然后又走访了几户农家,询问实行土地承包到户后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张文彬作了调查笔记。
  在庆寿川,看到田野里麦苗碧绿、菜花金黄的景色及农民春耕生产的忙碌情景,杜鹏程兴趣勃然地吟诗一首:“桃红柳绿满山川,麦浪如碧菜花灿;陇上江南风光好,春早人勤忙耕田。”听之心动,我便记录下来。在路过银杏下街头时,看到苍劲挺拔、雄伟高大的千年银杏树,杜主席赞叹不已,观赏多时,还拍了照片。
  当日下午,杜主席夫妇在表弟袁志祥的陪同下乘车去泥阳镇柳家庄看望农民柳长春。柳的女儿柳早芸曾在西安给杜鹏程家当过一年保姆,农家姑娘殷勤朴实,深得主人关爱。早芸姑娘回家后,杜鹏程夫妇时常惦记,几次写信问候,这次专程前去看望。杜主席平易近人、礼贤下士的风范,在当地传为美谈。返城时,杜主席顺路参观了泥阳丝绸厂。
  3月25日,我陪杜主席在伏镇的前进、贺店、竹林村参观了粮菜间作套种和水稻旱地育秧新技术推广情况。我们又徒步栗川双河口的元观峡,探寻考查了杜甫钓台遗址,杜主席在此作怀古诗一首:“藤萝挂峭崖,危石耸潭深。荆棘掩荒径,谷幽隐遗踪。今探元观峡,钓台怀杜公。兴衰千古事,缈然如烟云。”
  杜鹏程夫妇在徽县探亲调研活动五天,3月27日取道宝鸡回西安。陈勇副县长派我送杜主席夫妇去陕西凤县凤州火车站。
  通过几天的接触,杜主席和我互相都熟悉了,谈话也就比较投机和轻松。路上,他说二十几年前虽然来过徽县,了来去匆匆,印象不深。这次逗留的时间长,走的地方多,留下了深刻印象。徽县山川秀美,物产丰富,称得上是陇上小江南,发展工农业生产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人杰地灵,有比较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说在他有生之年打算来陇南作一次学术调研,实地考查唐朝诗人杜甫人蜀的踪迹。
  车过了两当杨店,进入华双公路的咽喉地段灵官峡,杜主席夫妇下车步行,边走边欣赏险峻秀奇的自然景色。因早先读过《夜走灵官峡》一文,我便问杜主席这篇名作是否在这里写的,正好引起了他的兴致,慢慢向我回忆讲述起1954年4月来双石铺、灵官峡铁路工地新闻采访的经过和1956年7月参加宝成铁路南北段接轨庆祝大会的盛况。此时,我才知道了杜鹏程上世纪五十年代两次徽县之行的详细经过。
  到了双石铺,杜主席又看了几处当年采访过的地方,下午四点多到达凤州,因预订的卧铺票是次日凌晨三点半的,我们就在龙口招待所住宿。
  晚上在屋里聊天许久,因明日就要作别,我请杜主席写点留言以作纪念,他欣然答应,思索片刻后展开信笺题诗一首:“二十七年旧地游,曾经往事涌心头。放眼山河换新颜,改革开放起宏图。徽县同志倍热情,萍水相逢胜密友。互学共勉向未来,四化征程竞风流”。这是杜主席的临别赠言,也是他此行的总结,诗中蕴涵着对旧地重游的感怀,对改革开放大好开局的赞颂,对徽县人民友谊的珍重和祝愿,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3月28日凌晨三点半,我和司机把杜主席夫妇送上火车,圆满完成了接待工作任务。
  怀念黄正道先生
  李树德(口述)黄凡宗(笔录)
  1892年农历9月1日,在徽县江洛河谷地带出了一名正直磊落的人,此人姓黄名正道。七岁启蒙入塾,后因家道贫寒,弃文学艺,十二岁跟家父学了锻工。他的刃口家具因扎通背钢,不锈常明,深受百姓欢迎,时传有“黄氏镰,一磨快三年”的赞语。
  正道中年,家道颇裕,锻工传子,自学成医,专以小儿科、伤风感冒为主攻读。他把药性赋和脉诀歌编了两首诗:其一,牛葛柴升豆薄菊,发汗风热不可忽;生荆紫桂细麻防,发散风寒不可忘。其二,芤弦革牢促疾散,伏沉迟数代长短;洪微软弱浮动细,虚实滑涩结紧缓。他给生活困难之人看了病、抓了药,分文不取。
  1951年农历2月初2,当时我任江洛区副区长,黄先生给我一把包谷花,让我吃,并深情地对我说:“为人在世不可贪,贪字就是祸根源。范蠡无贪沿江去,文仲因贪吃短剑。”接着又给我说:“你没用‘义盛长’①的十个银元,你不犯错,对的,应该如此。”又问我:“你的名字是谁给你取的?”我说是成县师范语文老师左汉光取的。他说:“这是从《诗经》上查出来的。《诗经》云:积金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然积德于子孙,则子孙深受之。《书》曰:树德务滋。德为万福之基,法集理之大成也。”
  黄先生在道教、佛教、儒教方面,主张“三教”一统,在每年农历3月20日泥阳铁佛寺的三肖娘娘庙会上,讲论仁义道德,受人欢迎。他最崇拜关羽、岳飞这些历史之神,在教与教地盘争端之间,以和解了事。解放后,黄先生以赤诚之心为民办事,善于和解家庭、邻里纠纷,深受百姓拥戴。1950年,黄先生当选为徽县各界人民代表,之后任第一届县政协委员,在江洛地区当调解主任、法庭陪审员。1965年4月,黄老先生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三岁。
  注:①义盛长,是当时江洛镇一家富户的字号。
  (黄凡宗:徽县政协原主席;李树德:徽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离休干部)
  评书艺人杨秀峰小传
  李滦云
  杨秀峰,男,河南省淇县人,童年读过私塾,认得些字,后在家乡农村随父母务农。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侵占淇县,将其父母杀害,他只身逃出虎口,沿途乞讨,辗转逃亡,于1941年冬逃到徽县,租县城后西街周家临街一间破旧房子定居下来,每天走街窜巷叫卖糖炒栗子为生。起初,生活困难,度日如年。经年余卖栗子积攒,手头有了余钱,请木匠做背靠椅一把、四尺长条桌一张、六尺长条低窄木凳六条、惊堂木一块。1943年夏,在南城门外往西城墙根一带,晚七点到十一点半设桌椅板凳说起了评书,白天仍卖糖炒栗子。评书主要讲《岳飞传》《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具有爱国意义的古典小说。说书时,他坐椅靠城墙根,面朝南,前面是四尺长的条桌,桌上放惊堂木、茶壶、茶杯、纸烟和一个小铜碗。他手执折叠扇作为道具,根据书中情节,扇子时张开时合拢,时高举时横指,将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表演得十分形象。口技是他的一绝,如战马嘶鸣声、马蹄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声、兵器的撞击声、战鼓声、收兵的鸣金声、小溪大河的流声、鸡鸭鹅狗猫的叫声、人的欢怒奸诈的笑声、凄凉悲惨的哭声等等,学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听众常不由得拍手叫好。书中讲到情节紧张危险时,猛一击惊堂木以造气氛,或一段讲完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与“解”字同声一拍惊堂木,休息十来分钟,他吸支纸烟,喝几口茶接着又讲。每晚讲完收场,由听众自愿往铜碗放零钱,不给白听也行,从不向听众讨要。
  1947年,我在徽县中学读书。这年暑假期间,我和同学曲仁瑞、邢震岳等隔三差五听过他讲的《岳飞传》第二回:岳安人闭门教子,周先生设帐授徒;第九回:元帅府岳鹏举谈兵,招商店宗留守赐宴;第二十一回:宋高宗金陵即帝位,岳鹏举划地绝交情;第二十二回:结义盟王佐假名,刺精忠岳母训子;第四十四回:梁红玉击鼓战金山,金兀术败走黄天荡。岳飞、岳母、王佐、梁红玉、韩世忠等人物的爱国思想给我少年时代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也没忘记。
  1949年7月,胡宗南的十八兵团及其所属的三十八军败退徽县,四城门岗哨盘查行人,杨秀峰停止了说评书,仍卖糖炒栗子。
  解放后,杨秀峰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照顾,成为城镇居民,过上了好日子,他也没回河南老家。
  1958年,杨秀峰被下放到伏镇公社架子山生产队,队里非常照顾他,安排他为生产队拾粪积肥,不干其它重农活。在架山队呆了三年后,杨秀峰和伏镇街道一姓秦的妇女结婚并生一子。1978年杨秀峰病故,后其妻携子去了新疆,并在新疆落户。
  丁存良同志轶事
  丁渤
  丁存良(1927年3月—1961年1月14日),汉族,出生在甘肃省天水市一个贫农家庭。1945年在徽县被国民党当局强征入伍,后编入国民革命军新十五军。1950年1月四川省茂县解放,该部被收编加入零九五部队,1950年1月丁存良被编入一八六师五五六团三连,1951年5月调入一八六师五五六团教导队,195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荣立三等功一次,1952年11月任四十五师一三团三连五班班长,期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10月任四十五师一三团三连排长,1955年3月任四十五师一三团二连排长,1955年10月任零九二五部队三十五团八连指导员。1955年12月,因家中父母年老体弱,子女尚幼,无人照看。只好向所在部队申请,提前复员回家。
  1957年3月中旬,丁存良同志在徽县西城门外柳树巷练习射击,被当时在徽县调研工作的天水军分区司令员一眼看中,询问:“小伙子,你是否参过军?”丁存良回答说:“是”。司令员说:“明天你到徽县人武部来报到”。后来丁存良担任徽县城关公社第一任基干民兵连长。解放战争时期
  1960年4月18日,全国第一届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7154名民兵代表心情激动地齐聚一堂,共商民兵组织发展和国家大计。徽县城关公社基干民兵连长丁存良(复员军人)以省、地、县树立的“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以劳养武、大办民兵先进个人”及甘肃省天水军分区两名代表之一的特殊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
  1960年4月23日是会议期间特别的一天,也是令丁存良最为激动的一天。这天,参会代表接到通知,于当日下午3时准时赶到国务院怀仁堂,等待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很快,3辆黑色轿车缓缓驶来,从中间一辆个走下来毛泽东主席,他身穿黑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邓小平、宋庆龄、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陪同下,亲切地向会议代表挥手致意。
  当时,作为七千多人当中的0820号代表,丁存良就站在队伍前排。他清楚地看到了毛主席向他们挥手致意。而且接见完后,主席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还高兴地和所有代表们共同合影。合影之前,毛主席向身边的民兵代表说:“你们都年轻,都是基干民兵吧?我年纪大了,不行了,只能当个普通民兵。你们要不要我这样的普通民兵?”丁存良和其他代表都笑了。毛主席又说:“恐怕连个普通民兵也不要我了吧。”说完,自己放声大笑起来……
  当年4月24日的《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毛主席接见全国民兵代表大会代表》的消息,并配发了毛泽东主席与代表们的大幅合影照片。丁存良回忆说,当时他与敬爱的毛主席仅有1米多的距离,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主席,听到主席亲切的问候。记得当时毛主席向大家问候说:“代表好!”大家则
  
  丁存良整齐划一地回答:“首长好!”整个接见持续了30分钟。
  就在大会快结束时,令在座的七千多名民兵代表再次激动的一幕出现了:毛主席再次出现在主席台上,向全体民兵挥手致意,并要求部队干部代他赠送给各地民兵代表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100发子弹。当时周总理先行亲手给前排部分民兵代表发了枪,丁存良是这几名幸运的代表之一,当他从周总理手中领到这到主席赠送的新中国第一代半自动步枪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热泪蓄满了眼眶。
  主席赠的这支枪上刻有一个“赠”字,这便代表着荣誉。自从领到枪后,他便将其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生命,小心保管着。直至1968年,中央军委颁布《关于人民武装部奖赠枪支管理办法》。根据上级文件“全部民兵武器交县武装部保管”的要求,这支枪才上缴到了徽县人民武装部。
  1960年,丁存良同志还参加了“五一”观礼,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同“十大元帅”合影留念。还为其奖励纪念册1本,纪念茶缸1个, “英雄”钢笔一支, “全国优秀民兵”奖章一枚。
  
  
  1960年4月,毛主席接见全国第一届民兵代表
  1960年4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天水分区代表在天安门合影张茂锋科技兴农二三事
  朱清锋
  徽县嘉陵镇张滩村是全县产粮大村之一,全村近1000口人,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土地肥沃,气候温润,光照充足,适合各类农作物生长,而且产量较高,一直是嘉陵镇北片的产粮大村。
  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张茂峰同志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后代,面对当时农业生产简单粗放的耕作模式和粮食产量低、品种单一老化、农业不和科技种田落后、农民生活困难的现状,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改变家乡农业生产落后面貌、大力推广科技种田、实现农业增产增效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他在25岁时自觉接受公社和村级组织的推荐,被选派参加了县上举办的农业科技知识培训班学习。1971年参加了徽县果树培训班一期,1972年又参加了期徽县果树培训班学习。此后,他积极深入到周围的乡村农户,将学到的果树修剪和管理技术运用到实践当中,为当地农民义务修剪、嫁接、管理果树。1973年8月至1975年5月,受县、公社、大队三级组织的推荐选派,张茂峰参加了天水农校(地址在清水县)的培训学习两年,系统学习了果树修剪及管理、农作物良种培育繁育、病虫害防治、农药使用、牧业养殖、繁育及防治等方面的农业科技知识。1977年至1985年,经组织安排在徽县园艺站、农技站工作,被聘任为园艺技术员和农技员等职称。1983年7月被徽县科委评定为良种繁育农民技术员职称,1989年12月被徽县人民政府授予良种繁育农民技术员职称,并分别颁发了证书(至今保存)。1985年后,由于家庭的种种因难,他放弃了工作,回到了生养他的故土徽县嘉陵镇张滩村,面对现实,他没有放弃自己所学的农业科技专业知识,而是积极探索,大胆试验,把所学的农业科技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的实践当中,在自家的承包地里搞科技试验,大胆进行小麦、黄豆、蔬菜的良种培育繁育,建设自家果园基地和农业科技试验田,并取得了成功。
  一 繁育培育良种
  1976年,张茂锋针对当地农民群众所种植的蔬菜产量低、品种不好等现状,积极探索试验了萝卜、白菜、包心菜等蔬菜的良种培育繁育,经过过反复培育试验,取得了成功。他培育的萝卜白菜、包心菜品质优良,单体个大,具有产量高、品质好、食用味美等特性,后大面积推广到当地农户当中种植,受到当地农民的称赞和肯定。1977年进行洋芋良种的培育,母本为当地洋李,父本为反修5号,经过杂交选育,取得了成功。他培育的徽薯4号通过农户种植推广,获得了丰产,亩产最高可达8000斤,比原来老品种每亩增产4000斤。该品种具有丰产、抗病、早熟的特性,生长期期为124天,比原来老品种生长期167天缩短了43天。该品种推广到嘉陵、水阳、永宁、柳林等乡镇农户当中,通过大面积种植,抽样试验每株产果6-8个,每个平均0.7-0.8斤,每亩5000多株,达到了丰产效果。以后该良种种植了10年之久,最后该良种亩产也达到了7000斤左右。
  从1982年开始,他又搞了小麦杂交育种,相继培育成功了微选4号、6号、8号、11号等良种,其中徽选4号以成粮1号做母本、川育5号做父本进行杂交选育,1986年选育出的徽选4号良种在农户当中大面积种植。1989年5月,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县小麦观摩会议上进行了现场实地参观,得到了县乡有关部门和种子公司的充分肯定和认定。该品种具有丰产、抗病、抗倒伏、抗锈等特性,适合在嘉陵、水阳、永宁、柳柳林等乡镇的川坝地种植。据试验统计测算,平均亩产达到800斤,最高亩产达到1000斤,比原来老品种成粮1号亩增产200-300斤。1983年培育成功徽选33号小麦良种,以中引1号为母本,980作父本杂交选育,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培育,到1991年才取得了成功,最高亩产达到1241斤,平均亩产达到900斤。1997年,县种子公司参加了试验区鉴定,取得了成功。199年开始培育徽选402号,以徽选33号做母本,81-5作父本进行杂交培育试验,到2006年选育成功了徽选402号小麦良种。该品种具有丰产、抗病、抗倒伏、抗锈的特性,推广到嘉陵、水阳、永宁等地,县种子公司又将该品种调往武都等地推广种植,得到了种植户的接受和充分肯定。
  张茂峰从1999年开始培育黄豆良种,经过5年的培育繁育,成功培育出了徽丰4号、徽丰9号黄豆良种,该品种以育豆22号为母本、铁丰25号为父本杂交选优而成。徽丰4号良种株高65公分,长尖叶型,叶色黄绿色,分株4-6株,结角140多个,每角4粒,粒粒大饱满,百粒重28克,属中大粒,抗病虫,丰产性强,生长期126天,比原来老品种生长期缩短40多天。亩产平均达到350-400斤,亩增产50斤以上。徽丰9号良种,平均株高67公分,分株46株,叶色深绿,生长期114天,每株结角最多160-200个,每角4粒,百粒重25克,胚芽点为黑色,每亩播种量10斤,每亩植株达6500株,平均亩产达到300-400斤,最高亩产达到500斤,比老品种增产35-40%。以上两个良种近年来已推广到徽县嘉陵、水阳、城关、永宁、柳林,陕西略阳、陇南礼县等地,通普遍反映良好。
  二 科技上门服务
  张茂锋在搞好良种培育、种好自己庄稼的同时,几十年来利用大量空闲时间深入到周围乡村农户和亲属当中,宣传推广农业科技知识,带动农户,服务农民,积极指导当地农民掌握栽植西瓜的科技知识,引导农户采取土壤消毒和轮作倒茬等有效措施,预防西瓜的病害,搞好西瓜病虫害防治工作的推广,提高了西瓜产量。多年来,他深入农户为乡亲们主动上门搞果树修剪、施肥等管理工作,把把优良的果树苗木推广给农户栽植,更新了果树的品种,提高了果园的产量和质量,带动农户发展支柱产业,增加了农民收入。
  从2008年开始,张茂锋进行了核桃修剪试验,积极为嘉陵镇周咀村、草滩村、永宁镇高庙等村农户义务修剪、嫁接核桃。2011年进行嫁接核桃试验,义务为农户嫁接的核桃成活率达到90%以上。通过核桃高接换优技术试验,缩短了核桃的挂果期,让核桃提前挂果,达到了为农户增收的目的。
  三 建好试验田
  张茂锋在自家承包地里建好良种培育、果园等科技示范基地,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引导农民大力推广科学种田,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业效益。在果树培育上,张茂锋亲手种植了10亩富士苹果培育试验基地,按科学管理的要求,他按季节进行修剪、施肥,并组织其他农户、科技能人学习推广果树修剪、嫁接技术知识,带动农民发展果园栽好自己的摇钱树。他家10亩苹果平均每年产量达到18000-25000斤,仅这一项经济收入平均每年也在2万元以上。在平时还积极为其他农户义务上门服务,指导农民如何栽好果树,如何进行科学管理,传授推广果树施肥、浇水、修剪、嫁接等方面的科技知识,带动农民共同富裕,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1989年—1991年,张茂锋先后参加了县科协举办的西洋参试验种植培训班学习。回来后,他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在生产实际当中,先在自家地里搞试验种植西洋参,通过试验种植取得了成功。他又指导当地个别农户大胆种植西洋参,传授推广种植技术和经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项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县科协的表彰奖励。
  时今65岁的张茂锋依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立足于推广农业科技知识,认真搞好培育繁育农作物良种,继续续当好农业科技“土专家”和科技兴农的带头人。
  (朱清锋:徽县商务局干部)
  我的工作生涯
  吴映春(口述)黄新梁(整理)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期间,我(黄新梁)怀着崇敬的心情专访了原徽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映春先生,通过唠家常的形式,了解到了这位革命前辈的工作生涯:
  “我叫吴映春,男,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生于1929年6月22日。1949年6月25日由中共陇南地下党员高伯峰、刘步清二人介绍,我在徽县榆树乡青冈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水军分区教导大队党委三中队党支部讨论批准成为正式党员。
  我父亲吴生金,1895年生,系徽县银杏树乡关坡大队吴庄社农民。于1936年9月在徽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为红二方面军第6师18团3营9连战士,同年10月随部队西进,在甘肃省定西县白花川与国民党部队激战中英勇牺牲(见徽县革命委员会颁发的甘烈字第004407号革命烈士证明书),当时付抚恤金600市斤小麦。
  我是1948年2月经三叔吴生芳介绍去徽县自卫大队给副大队长张有锡当警卫员的,张有锡为什么接受我三叔的意见?一因1946年张有锡带徽县民工在天水葡萄园修宝天铁路时和我三叔为结拜兄弟,对我三叔及我们家知根知底很了解;二是当时让我去当警卫员,按照政策无论加入自卫队或当兵都算去了一个支夫(意为完任务)的。我到自卫大队主要是为张有锡服务,经常跟随他下乡清乡剿匪,多数时间我为张有锡往各中队到伏家镇石狮娃桥、景沟门、北街等地送信,好几个土匪被徽县自卫大队清匪击毙。当时国民党地方武装非常猖獗,经常组织追杀游击队地下党。听到信息,同年3、4月份,县上多次派人要张有锡回县城均被张拒绝未去。第二次县上派一个中队到伏家镇叫张有锡回县城,当他们中队来伏家镇还未站稳时,张有锡已经从伏家镇郭家沟转移到栗川乡郇家庄(张有锡公开身份是自卫队副大队长,实质是中共陇南地下党员)。当叫张有锡的人赶到郇家庄时,张已趁大雨甩掉追赶他的那个中队,连夜经马鞍山赶到榆树乡剡家坝,在剡家坝李俊杰镇长家里稍作休息,就奔往榆树山王河。在山王河沟顶头还未立稳,县自卫大队的一个中队就追上来了。我们20多人放弃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轻装上了山王河山顶,避免了一场国民党地方武装的追杀。从此,我们就算正式进入了北山,开始了北山游击队的生涯。
  到了北山后,党组织就派吴建威、高伯峰等人共同研究安排工作,根据上级指示和当时形势,决定以保存现有力量、秘密活动、扩大势力、实现突围为目标。接着吴治国、高健君、葛维西等都来和我们一起活动。活动中,我经常看见高健君随身带着一个子弹头式的蘸笔,使用时将左衣角装的颜料倒少许在喝水的盅子底部,滴水搅匀当墨水使用,用完将盅子洗干净查不出任何痕迹。在北山,我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榆树、高桥一带,这一带国民党军队相当多,有时往天水跑,有时往四川走,把整个高桥、榆树霸占得我们难以开展活动。我们只有白天在树林里隐藏,晚上转移。有时在山洞里过夜,带路人是荔督堂,有时几天吃不上、喝不上,吃山果充饥、喝溪水解渴是常事。大约在1949年的5、6月份,高健君、吴越等最后一批人来到了北山游击队(当时已经有五六十人了),我们共同研究突围计划。从此以后再没有进过农户家里,主要是迂回在李子园、高桥、榆树一带。
  10月3日在李子园的白蜡峡洋货场附近的沙坝,我们集中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和二十发的手枪、步枪、手雷、手榴弹等武器,在统一指挥下不时发出(冲啊!……)威振山河的呐喊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山谷。经过激战,将国民党一个连的兵力打的四分五裂、狼狈逃跑。我们听口哨音跑步通过敌人封锁线,顺利到达解放区天水县娘娘坝。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我们买鞋、理发、洗衣服,休息了三天,然后从娘娘坝步行到天水军管会,被安排住到民盟院内休息十多天,看《白毛女》等电影进行阶级教育。除一部分被组织安排工作外,另一部分随解放军进入四川。1949年秋天经葛维西(陇南地下党领导人之一)动员,我到天水军分区政治部报到参军,分配到第一期教导大队第三中队参加军事政治文化学习,衣服磨得稀巴烂。1950年2月又调我到徽县柳林谢坪当管理员种棉花,5月分配到天水军分区独立三营通讯连任副班长,7月又调到三营九连任司务长,8月调七连一排任排长。当时正是参加抗美援朝报名时期,我未被批准。12月份又派到兰州军区干部学校学习,1951年4、5月份又调回到天水军分区司令部调查统计科任参谋,1956年从天水军分区调到秦安县兵役局任助理员,1957年底从秦安县兵役局转业到秦安县委工业部,先后在张家川恭门镇、徽县大河店包家沟大炼钢铁兼干事,1958年1、2月份又从秦安县调任徽县县委组织部任组织员。文革后,于1970年2月调回徽县小河铁厂任电厂党支部书记。1980年4月调回徽县委组织部,6月通知任徽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至1990年12月通知离休。”
  (吴映春:徽县纪检委离休干部)
  难忘的峥嵘岁月
  闫振刚
  匆匆如流的岁月,转眼六十四载而去。回忆年少时初踏革命征程,曲折坎坷,触目惊心。解放前,在伏镇小学四年级任教的茹素老师亲切的教诲,依然在我耳边回响:星期天晚上,他给我讲红军长征战胜艰险的故事和国民党腐败官员拉兵要粮、搜刮民财的社会现实;每次叮嘱我要小心谨慎地把每一封密信送往指定地方,一件件往事萦绕在我心头。
  1948年秋,茹素老师去南山发动群众时,指使我转学到南山脚下的栗亭小学学习,叫我与校门边上的刘尚志叔叔常联系,我即照办。在校学习不久,刘叔叔要我住在他家。星期天他带我去磨峡,到范家山五次见到茹素老师,互相交谈,接受任务。1949年4月,茹素老师介绍我加入“陇南地下党”,尔后我多次去南山,互通情报,动员群众支援地下斗争。最使人难忘的是1949年农历十月初一的“龙王洞”事件和我在家乡的遭遇。
  1949年9月,我在南山的范家山见到茹素老师,他生活非常艰苦,四处奔波,无处安身,昼潜山林,夜出活动,饥食炒面,渴喝山泉,夜宿山洞,草铺休眠。我连夜赶回家中,向父母要了衣物炒面,天刚破晓,我又去范家山,找到范宁基,问了茹素老师的去处。
  他说:“茹老师最近在陶瓷厂一带发动群众,准备建立游击队,打击敌人,保护群众。这里离陶瓷厂约八里路。今天天已不早,明天去吧!”
  我说:“不,白天盯梢多,还是今晚去。”我拿根木棍出门而去,一路危峰耸立,怪石嶙峋,羊肠小道,荆棘丛生。树林一望无际,险要的峡谷没有尽头,山风怒吼,林涛惊人。我越走越怕,似进迷途,欲退不能,走着走着,就觉得浑身发烧,头昏腿软,不由得坐在一块石头上,昏昏沉沉地倒下了。不知躺了多长时间,忽见一个人影晃动,我吓得丢魂落魄,心里只想着把小命交给天吧。黑影越来越近,双臂将我掳起,说道:
  “啊!着凉了,感冒发烧了。”原来是茹素老师!他即扶起我带上衣物到陶瓷厂房间躺下,自个出门去了。约半个钟头,他从老乡家里找来了核桃、生姜、紫苏、葱根,一面叫窑工煮“四物汤”,一面将核桃、生姜砸细,推擦我的头部和前后心,推擦完后让我喝了“四物汤”。他即躺在我身边,用被子盖严。我出了一身汗,第二天烧退清醒,将所带之物交给茹素老师,两人不禁流出热泪。我曾在一首诗中写到“遥程访师越险程,师生恩情似深海。”“指点迷津征程亮,革命路上迈步行。”
  茹素老师带我到山林石洞中转了一下,见到了范志西等人,互相交谈了对时局的看法和肩负的任务。茹素老师说:“这里很危险,你去找刘尚志到尚家山一带活动吧。”我即照办。农历十月初一,国民党特务余某某探得“龙王洞”地下党人的活动情况,与国民党90军在徽县江洛的驻军勾结,带领一排人围住了“龙王洞”,先用机枪、手榴弹袭击,后用毒烟熏,茹素老师准备突围,由于毒烟太猛,最后与申茂林壮烈牺牲,范志西、张怀德、赵文选等人身受重伤。“龙王洞”事件后,侯守忠、范志西等地下党人转到后山申家河一带活动。刘尚志对我说:“这里很危险,乡政府的耳目多,你快回家吧!”我连夜返回闫家庄,与父母略谈了“龙王洞”事件的起止和地下党人的处境即眠。
  第二天天还未亮,父亲就叫我起床,带上馍到鱼岭山的泰白庙去躲藏,他即去伏镇。中午,“协和乡”(乡公所在官厅村)保指导员陈某某带人围住家门口来抓捕我。家里只有我母亲和弟弟,他们到处搜寻没有找到我,空手而归。夜晚,我乘月光回家取馍,刚进门,就听到打门揭窗的声音,一开门就见陈某某带着甲长及一帮人闯进屋,先抓住我用绳绑了,然后各处搜寻,强迫我母亲交出兄长及父亲,母亲说:“出门多日不见去向。”他们就将我押送到石花沟的佛堂中,一群人围住我拳打脚踢,要我交待出父亲的去处和叔父、兄长是否加入地下党。我坚定地回答:“不知道。”陈某某将我吊起蹲下四次,我气息奄奄,声息俱无,陈某某才将我放在地上,端来凉水泼在我身上。然后又和几名甲长在外面商量,见我尚有气息,进来又胁迫我:“你一要交待出你父亲的去处,二要说出村中地下党人的名字,否则今晚就要你的小命。”
  我说:“我多日在外避兵,父亲到哪里去,我实在不知。大约去伏镇或城区给人针灸治病去了。你们派人去找寻。至于村中的地下党,除石花沟的我不知道外,大庄的农民多半是地下党人。你去问一下邻村郇庄的郇耀林,范庄的范茂春,均是支部书记,一问你就知道了,就连红渠两道沟、上下河,伏镇及徽县十多个乡,共产党人遍布、革命群众揭竿而起,革命烈火遍地燃烧,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布成立。江洛90军一退却,解放军进驻徽县,人民政府成立。今晚上就是将我打死,只落个人命案件,到那时,人民政府对那些匪行兽心的人一定会处决的……”
  陈某听到这里,大声喊叫:“不准再说了,今后不许你再东奔西走,上南山,惹是招非,要随传随到,听见没有?”
  “听见了。”
  “回去吧。”
  我忍受疼痛,出门见泪流满面、倚杖而来接我的母亲,我们便一同回家了。为了记住少年时代参加革命的曲折经历,我曾写道:
  险道崎岖起疾风,林涛怒吼真惊人。
  敌败崩溃作挣扎,一夜围住“龙王洞”。
  炮轰弹袭喷毒烟,志士献身为国魂。
  虽经一番折磨苦,却化顽敌悟转程。
  前进径上风云潜,足不履邪正道行。
  一身清廉与时进,忠教育人身依荣。
  忆起少年时,征程曲折,狂涛激浪,触目惊心。看到今天的太平盛世,人民安乐,经济繁荣,民富国强,和平发展,诸业昌盛。真感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革命前辈的流血奋斗,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珍惜这千载难逢的社会。
  难忘的一次学习培训——参加中央商业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培训的点滴回忆
  郝明德(口述)张继军(整理)
  徽县地理位置独特,水陆交通方便,物产资源丰富,商贸活动繁荣。解放前,老百姓曾这样形容徽县城的商业景象:“北街长,南街欢,西街坐正堂(衙门),南有百杂货品绸布行,西南北街皆烧坊,小吃摊(儿)摆在十字上,东街药铺和斗行”。1954年5月,我(郝明德)在徽县烟酒专卖公司(也称专卖公司)当保管员,验收、保管徽县地产的“徽酒”和从全国各地调集来的纸烟,当时徽县有私营烧锅坊(俗称烧锅)10多家,年产销白酒10万多斤,年销纸烟400多箱(每箱250条)。1956年,徽县对全县私营商业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县城有百货、烟酒专卖、药材、花纱布、食品、地方贸易六家国营公司,我任烟酒专卖公司副经理(经理是郭卓君)。
  为了提高商业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稳定商业贸易秩序,特别是平抑商品价格,保障群众生产生活供应,县委派我参加中央商业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干校)第一期的培训学习。天水地区有两名同志参加,一个是我,一个是甘谷县的。1956年8月下旬,徽县谈家庄火车站刚刚通车,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第一次从家门口坐上北去的火车,途经宝鸡、郑州换车,三天后(9月1日)到达北京。干校派人到火车站接,用木炭汽车把我们送到学校驻地——北京市埠城门外马神庙(现北京市西三环航天城附近),我被分配到第一班第一组,共有12人(黑龙江省1人、山东省2人、山西省1人、安徽省2人、江西省1人、浙江省1人、陕西省1人、甘肃省1人),班长是安徽的左佩实,他是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培训班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国历史》中的近现代部分,商业部领导分别作了专题辅导,商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姚依林给我们讲了商业服务的计划性,商业部副部长吴雪芝讲了会计制度的变革,商业部副部长王磊讲了城市管理。他们待人和蔼,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常常列举鲜活的事例,使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学员易于接受。学习之余,干校组织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到附近村庄劳动,推水车浇菜、浇西瓜。干校先后组织我们参观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国营全聚德、东来顺酒楼以及各大公园,学习了食品百货的经营管理,使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基层商业的基本任务,初步掌握了基层商业贸易统购统销的基本方法。
  1956年国庆节前夕,干校先后组织学员到北京西苑机场,参加了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西兰(现斯里兰卡)总理班达赖克的仪式。10月1日,干校全体师生列队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声势浩大的50万人大游行。上午天下大雨,但游行队伍整齐有序,口号嘹亮,响彻云霄,只是表演的飞机未能按时升空。下午雨过天晴后,一架架战斗机划过头顶,飞上天空。1957年5月1日,干校组织全体学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庆“五·一”游行,花团锦簇,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载歌载舞,简直是花的世界、歌的海洋(这些后来被摄制成电影《欢乐的节日》)。我站在第一列纵队,紧挨着国家篮球队5号队员安宗文(蒙古族),一会儿就混熟了。我俩不时地谈论着节日的盛况,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喜悦。
  最激动人心的是1957年5月8日那一天。早上六点多,干校广播突然通知全体学员到大操场集合。八点集合完毕,干校领导讲:今天我们要受中央领导的接见,大家不要带雨伞和照相机,也不要随便打听。
  干校学员政治纪律性都很强,迅速按各自的班组排好队,步行十多里路到中南海怀仁堂,和早已到大厅等候的海军部队、武装警察部队代表分列站队,组成三节,准备合影。这时候,大家才知道要受毛主席的接见,个个心潮澎湃,万分激动,静悄悄地站在原地等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会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从大厅的一侧健步走来,向大家挥手致意问好:“大家好!”大厅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紧随毛主席身后走过来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贺龙、陈云、包尔汉、赛福鼎等中央领导,他们和前边的同志一一握手后就座,与大家合影留念。这张照片在干校培训结业前发给了我们每位学员,我把它一直视为宝贝珍藏起来,遗憾的是“文革”期间,红卫兵反“四旧日”抄家,老伴整天提心吊胆,背着我偷偷地把我到北京学习的所有资料、书籍、笔记,连同这张珍贵的照片一起烧掉了。
  1957年7月底,中央商业干部学校培训第一期顺利结业,我回到徽县服务局(由食品公司、专卖公司、城关贸易公司组成)工作,本想把近一年来的所学知识和经验在我县商贸系统学习介绍推广,但事与愿违,后半年我被抽到县委“审干”办公室去了。尔后,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我又被精减下放到永宁供销合作社,所学知识只能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偶有运用,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现在回忆起来很是可惜。抚今追昔,往事如烟,我深深感到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是多么的弥足珍贵,今天的改革发展成果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郝明德:徽县商业局离休干部;张继军:徽县政协科教委主任)
  离休老干部杨西川同志的革命经历
  杨西川(口述)赵文斌(整理)
  我叫杨西川,今年82岁,祖居徽县栗川乡云坝村,生于1931年。9岁开始在田家庄原栗亭小学读书,15岁初小毕业后,因家境贫寒,便在家中帮助父母务农。
  1948年4月15日的一天,我去给云坝烟墩梁下面成县界吕坝村知识分子吕如生(陇南地下党员)家打短工,挖菜行子,吕也一起劳动,在劳动中吕对我说:“你家是贫农,你要加入当年路过栗亭对穷人秋毫不犯的红军、共产党。”我说:“当年红军对穷人很和气,我加入哩。”在一月后的一天,风和日丽,天气晴朗,吕通知我到栗亭吴湾后梁的一个破草房内,举行了入党宜誓,介绍人为吕如生、吴国孝。当时栗亭地下党支部负责人是段奕章、范守基,我入党时他们都在场。这年古历11月20日的一天,天阴沉沉的,下着鹅毛大雪,气候寒冷,并刮着刺骨的西北风。到了晚上9点多钟,我的入党介绍人吕如生突然来到我家中,将我叫到无人处,对我说有一封要紧信,要马上送到吴家湾后梁那个草房中去,有人在那里等着,说着吕将我的破棉衣后背扯开一个五寸长口子,将叠成方块的信纸塞进棉花中,然后用针简单缝了一下,说:“你去吧,天黑怕不怕?”。我说:“不怕。”吕又叮咛说:“路上小心。”吕走后,我告诉父母我要出去一会,后半夜就回来。父母说:“那你去吧。”我当时年轻力壮,就一路小跑,快步向吴家湾走去,十里山路一会就到了,来到那个草房中,进门见到段一章、吴国学,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吴对我说:“你来了,快烤下火。”地上拢着一堆木柴火,我边烤火边面向吴国学指着我的后背,吴过来撕开我的棉衣后背,取出那封信后,对我说:“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回去吧,路上小心,拿个木棒,小心野狼。”并递给我一根三尺多长红顺子木棒子,我接过来就往回走了。路上积雪有四、五寸深,脚踩下去,发出扑哧、扑哧声,天气越发寒冷,西北风夹着雪花,扑在人脸上,眼睛也睁不开,我迈着大步过了天河往野地里走去。天越来越黑,被雪覆盖的麦地里和树丛中传出野狼的嚎叫声……呜呜!令人心惊胆战。我一手紧紧握着棍子,路边绿阴阴的狼眼发出阴森森的蓝光,但狼们只是远远的看着,不敢靠近我。我咬着牙,急步回到家中,棉裤被雪湿了半截子,睡时放在火盆上烤着,第二天也就干了。第二次已是1949年5月的一天晚上,因白天碾麦,晚上收工迟,大约有10点钟了,吕如生又突然来到我家,对我说:“你赶紧去吴湾那座草房里给我们的人送一封信,路上要特别小心,现在不是防野狼,而是要防备国民党栗亭乡长郭孔厚的乡自卫队的盘查,你把裤腰解开!”我解开了裤腰带,吕又对我说:“你把信夹在大腰裤子里,要是遇到自卫队盘查,要搜裤腰,你就赶紧把信吃了,不要落入敌手。”我说:“我记下了。”然后就急步向吴湾后梁走去,我手压着腰带生怕丢了,幸好路上没有遇到自卫队盘查,走到吴湾后梁那座草房外,见到两个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一个手拿手枪的是段奕章书记,一个身背长枪的是吴国学,他们两人一见我就问:“路上你见到什么人没有?”我说:“没有。”又问:“你转身时看见后面有人跟你没有?”我说:“没有。”他们问:“东西呢?”我用手指了一下腰间,吴过来解开我系裤子的麻绳,取出那封信,又对我说:“路上小心,见到人藏在玉米林中,赶快回去。”我回家了。
  1949年10月份国民党军队退却到徽成县,有好几万人,当时百姓说道:“遍地是黄狗”。一天,徽县城里,洋团拉壮丁,把我从云坝家中抓去,我父母求情下话,他们不听,就是要抓人。当晚他们把我押到栗亭何沟李昆山家中,李昆山是副乡长,李家当时是栗亭乡公所。第二天,他们就将我送到了县城,一块送去的有田庄一个姓张的,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共3个人。当晚我们全县抓去的几百人睡在伪县政府大院子里,天当被,地当床,十月天后半夜非常冷,冻得人颤抖不止,冷得睡不着了,就站在大院里跺脚、跳跃,增加全身热量而取暖。第三天下午把全县抓到县政府后院的二百多名壮丁押送到县城西门外平地上,我记得地上还种着一片白菜,但都让一百多个挎冲锋枪、扛机关枪的匪兵们踩踏的稀巴烂了,集合起来后有一个满脸横肉、大胡子、戴大盖帽挎武装袋、挎左轮手枪的白军站在我们面前训话说:“你们当中谁是共产党、土八路,请站出来!你们现在已经是国民党正规军了,要给你们发军装,发枪,子弹,手榴弹。参加了共产党、土八路的,站出来,我们也不追究,好好当兵就行了!”但没有人站出来,也没有人出声,二百余人鸦雀无声。这时这个狡猾的军官就轻轻地走向人群,一排排的察颜观色,这时从伏镇街被抓、站在我身边我认识的地下党员范守基同志对我说:“不要怕,脸放周正,脚站稳。”于是我放大胆子镇定自若,结果这次在敌军官走过的队伍中有脸上显得害怕的,甚至有颤抖的,立即被敌兵抓出去了7个,当时让一个班的国民党兵用冲锋枪打死在白菜地里,每人身中数弹,白菜地里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军官宣布说这7个人就是共产党、土八路,他们心中有鬼,让我们看出来了,其余人都不是。接着发军装,发枪械配备,发给我们每人一支汉阳造长枪、手榴弹4颗、子弹60板300发,子弹一长袋约10斤重,还有黄色军服一套、皮鞋一双。听说第二天一早行军经大河店,晚上到白水江前面的毛草街,要向四川绵阳去集结。睡到后半夜范守基小声对我说:“我们要瞅机会逃跑回去,不能丢妻弃父母去四川。”乘换岗的机会我和范守基同志两个党员,还有一个姓张的和一个不认识想跑的群众4人逃了出来,一路顺河而上,经大石碑王河村,在大河店两户百姓家用军装换了套便衣,再经大地坝、小地坝,在小地坝山林里范守基让我们每人砍了捆柴,将枪和子弹、手榴弹捆在柴中间,然后就喝着山泉水、吃饱了生米后,分散回了家,避过了盘问。回到家中,我解开了柴捆,拿出了长枪、子弹、手榴弹、武装袋,把胆小的父亲吓得浑身颤抖不止,说这如何是好,人家发现了会要了全家人命的。我大胆地说:“爸,你不要怕,国民党军队跑了,解放军要来了,这地方就要解放了。”但爸说:“郭孔厚的保安队还在抓共产党,前几天国民党四百多人围剿龙王洞后面的鸡毛洞地下党,打了整一天,最后用烟叶子、辣子串、麦草点火熏,听说把七、八个游击队员熏死在洞里。”我和父亲仍然把枪等捆在柴捆中,背到村子后山窑洞中藏了起来,晚上我父亲背了一背蔸干麦草睡在洞中看守,白天回来时将洞门口用包谷杆堵上,我父子轮流看守着枪械一月多。
  1949年12月4日徽县解放,我将枪、子弹、手榴弹交给徽县自卫大队。全境解放后,任栗亭乡长的吴国学安排我担任云坝村支部书记。1952年10月,徽县县委和邢应仑县长通知我担任栗亭乡副书记,韩正学为书记,范明英为乡长,李文浦为文书。1952年至1953年徽县县委通知我去天水地委党校学习三次,提高了我的文化水平和领导能力。人民公社成立后,伏家镇和栗川乡合并为一个大公社(其时改名为栗川乡),我担任党委副书记,赵洪任书记。人民公社成立后的第二届领导班子大约是1960年以后,贾芝任书记,我仍为副书记。第三届1964年以后,高为明任书记,我还是副书记。1965年后,组织调我到江洛公社任副主任,以后又调到银杏,并从银杏公社调到嘉陵,以后又调回栗川公社当干部,后调到伏家镇公社工作,直到1981年改革开放后,一直担任伏家镇政府司法助理员职务,直到1990年离休。
  (杨西川:原伏家镇政府司法助理员;赵文斌:原徽县陇南春酒厂工人)
  回忆我任省政协委员期间的提案工作
  傅俊英
  1993年至2002年,我任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第七届、八届委员。
  在省政协历届历次会议上,我单独或联名提出了50多项提案。这些提案涉及到工业、农业、公路建设、铁路建设、电力建设及计划、经济、财政、扶贫、防灾、旅游景区开发、城市规划、法规和人才市场建设等诸多方面。有的提案提了多次,如:《关于徽谈公路改道工程续建项目投资的提案》《关于请省交通厅安排江大公路改建投资的提案》《关于请将徽县城区二期供水列入建设计划的提案》《关于请将徽县城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列入计划的建议》和《关于请将徽县三滩生态旅游开发列项建设的建议》等,均提了2次。《关于国道316线徽县城区段改造的提案》则提了3次,《关于修建谈虞公路的建议》则提了4次。
  所有提案,经办单位都认真办理并予以答复。
  七届一次会议(1993年)上我提出的《关于国道316线徽县城区段改道的提案》,省交通厅于1993年7月5日予以答复:“省计划委员会今年第一批以工代赈计划已安排徽县续建项目100万元,经过城区道路的改建,城区交通会有很大改善。”
  我同其他委员联名提出的《关于尽早安排修建天水-阳平关铁路的提案》,省计委于1993年4月13日予以答复:“目前即使该线不能列入国铁计划,我省将分段建设,先建天水至成县地方铁路,铁道部已原则同意我省意见,并已安排铁一院对天水阳平关线进行可行性研究,省计委将在提供有关资料方面给予密切配合与支持。”
  在七届二次会议(1994年)上,我同其他委员联名提出的《关于制订‘政协委员法’的提案》,省政协于1994年12月1日予以答复:“我们可以向全国政协、省委和省人大反映委员的要求,努力使政协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迈进。同时我们将积极维护政协委员按照政协章程履行职责的权利,这是各级政协组织的义务,也是参加政协的单位和个人更好地履行职责的客观需要。”
  《关于搬迁徽县看守所的提案》,省公安厅于1994年8月4日予以答复:“徽县看守所如果搬迁,应当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列入地方基本建设项目,省公安厅只能给予适当的补助。”我和其他委员联名提出的《关于将徽成盆地列为全省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的提案》,省农委于1994年7月8日予以答复:“省上在《甘肃省农业区域综合开发规划》中,已将该区列为省级农业综合开发区之一。”
  在七届三次会议(1995年)上,我提出的《关于徽谈公路改建工程续建项目投资的提案》,省交通厅于1995年6月4日予以答复:“该期工程的缺口资金104万元已列入95年第六批以工代赈计划草案。对于徽谈公路二期工程的建设,我们将继续建议以工代赈投资解决。”
  我同其他委员联名提出的《关于请求省上对陇南发展地县工业给予政策优惠、资金倾斜的提案》,省经委于1995年8月28日予以答复:“我们将积极与银行协调,继续支持陇南地区脱贫致富,发展地县工业。”
  我同其他委员联名提出的《关于创建企业家人才市场的提案》,省人事厅于1995年7月10日予以答复“关于我省成立企业家人才市场的建议,是很好的。我们要积极努力,探索和创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的企业家市场。”
  我同其他委员联名提出的《关于加强酒类专卖管理的提案》,省商务厅于1995年9月29日予以答复:“拟从以下几方面加强:1.加强对酒类专卖管理工作的宣传,扩大影响,争取社会认同和各界支持。2.密切和工商、税务、公检法、银行、质检、运输各相关部门的联系。3.加强专卖管理部门自身建设,改进自身工作,提高执法水平。4.补充《酒类专卖办法》中未足细则,使之更加完善。5.继续搞好换证工作,纠正管理工作中的各种偏向。”
  温恩仲等代表和我提出的《关于将徽县列入全国商品粮基地县的建议》,省计委于1996年7月30日予以答复:“徽县作为徽成盆地商品粮基地建设的重点县,‘九五’期间省上仍将重点予以支持。”
  在七届五次会议(1997年)上,我提出《关于建议省财政厅将徽县列入1997年工业扶持县的提案》,省财政厅于1997年7月21日予以答复:“今年4月份,我厅组织人员对徽县进行了考察,经过认真研究,筛选论证认为,徽县基本达到工业扶持县的条件,已同意将徽县列入1997年全省培植工业企业财政重点县,并决定对洛坝铅锌矿400吨日采选扩建工程、徽县豆浆晶厂新增500吨豆浆晶技改工程两个项目予以支持。其中省财政厅贴息70万元,借给工业技改周转金130万元。目前,我厅已按规定的程序将资金拨付到项目承办单位。”
  《关于将徽县嘉陵送变电工程列入1997年电力建设计划的提案》,省电力局于1997年6月2日予以答复:“一旦资金稍有宽松,我们就积极协调安排。”
  在八届一次会议(1998年)上,我同其他委员联名提出的《关于加大碧成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技术投资的提案》,省电力局于1998年6月4日予以答复:“本工程是省列重点工程,我局非常重视,经省计委协调,投资问题已解决,计划在今年内建成投产。”省计委于1998年8月14日予以答复:“碧口成县220千伏送变电工程预计年底建成。四条110千伏送变电工程今年均能开工建设,预计今明两年将全部建成投产,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陇南的电力供应紧张问题,并为陇南地区进一步开发水电资源奠定基础。”
  我同其他委员联名提出的《关于请省交通厅安排成县至大山坝二级公路部分路段改建投资的提案》,省交通厅于1998年7月7日予以答复:“成县大山坝是天(水)成(县)公路的一段,也是我省规划‘两纵两横’主骨架公路的其中一段,我厅已将该段路列入我省公路改建规划,目前已开始着手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初步打算是通过贷款建一条大山坝隧道,并向成县方向修建一条20公里的二级路,通过收费滚动发展,将二级路延伸至成县。”
  《关于徽县至嘉陵镇35千伏变电工程立项的建议》,省电力局于1998年8月11日予以答复:“省电力局也很关心这件事情,我们准备结合1998年农村电网建设给予解决,项目由国家贷款80%,地方配套20%,请徽县电力局认真编制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尽快实施。”省计委于1998年8月3日予以答复:“根据目前国家关于加快农村电网建设的精神,经和省电力局协商,我委已将该项目列为争取国家资金建设农村电网的计划并上报国家计委。”
  在八届二次会议(1999年)上,我同其他委员联名提出的《关于请求将徽县、两当县列为全国生态农业建设重点县的提案》,省计委于1999年6月20日予以答复:“徽县和两当县被列为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坡改梯’工程和综合治理工程实施县,省上已安排编制1999年实施方案,近日我委会同水利、水保等行业主管部门对各实施县的方案进行了审定,已上报国家计委有关部局,待国家批准后即可实施。”
  我同其他委员联名提出的《关于请求对徽县、成县、两当县插花贫困乡村给予专项扶持的提案》,省扶贫办于1999年5月10日予以答复:“随着国家扶贫资金的增加以及世界银行西部扶贫项目的启动,将会使陇南地区为区内非贫困县的扶贫工作抽出更大精力,徽县、成县、两当县三县半山干旱和石山林缘群众的温饱总是一定会得到更为妥善的解决。”
  在八届五次会议(2002年)上,我提出的《关于将徽县三滩生态旅游开发列入计划的提案》,省计委于2002年6月17日予以答复:“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建设和陇南地区大的交通环境的改善,我们将对包括三滩景区在内的陇南旅游资源开发给予进一步的关注。如今后国家继续安排旅游国债专项,我们将根据全省旅游投资规划,积极争取国家对徽县三滩景区及整个陇南地区旅游资源开发项目的支持。”
  我提出的《给予国道316线徽县江洛至伏镇段拓宽改造列入计划的建议》,省计委于2002年8月12日予以答复:“近期,国家计委就省际断头路、县到县及县到乡公路建设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今后国家可能在国债资金安排方面给予适当支持,目前正在做规划研究工作。徽县江洛至伏镇段建设我们尽可能纳入上述公路建设规划,并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建设。”
  我同其他委员联名提出的《给予将陇南地区列为国家滑坡、泥石流重点防治区的提案》,省国土资源厅于2002年3月10日予以答复:“我们认为,委员建议中提出的情况完全属实,同时也呼吁有关部门,对陇南地区滑坡、泥石流灾害防治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多渠道筹措经费,加大防治力度,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
  我提出的《关于将徽县麻沿等10个乡列为全省21世纪扶贫开发重点乡镇的建议》,省扶贫办于2002年8月5日予以答复:“徽县有9个乡(麻沿、永宁、虞关、东关、栗川、水阳、太白、榆树、大河店)列入全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乡。”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提案所涉及的项目,大部分都陆续完成或基本完成。这是领导单位支持、承办单位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政协提案结出的硕果。
  记徽县一中英语教师胡惠生先生
  梁晓明 张文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徽县县委、政府提出了“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全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中,徽县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先后引进了一批高学历人才,以改变教学和工程技术方面专业技术力量短缺的现状。中学英语高级教师胡惠生先生作为我县1983年春季引进的“留得住,用得成”的优秀人才,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胡惠生先生,1927年3月11日出生于河南省伊川县平等镇马回营村农民家中。自幼饱受苦难,但发奋读书,1945年9月考入国立中央政治大学经济金融专业,1949年7月,22岁学成毕业。解放后,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但人生坎坷,命运多舛,先后两次遭受挫折。1979年春,他被聘任为陕西省武功县杨凌中学英语教员。四年后,1983年春被徽县一中聘任为高中英语教师。到龄退休后,因教学成果显著,长期被学校返聘任教,2012年1月14日去世,享年85岁,作为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在徽县生活30年,桃李遍布省内外,先生的教学态度与人格魅力一直受到师生们的交口称赞。
  一、直面挫折,顽强进取的前半生
  1930年10月,适逢蒋、冯、阎中原大战,这场民国年间南北军阀的最大会战,给地处中原河南伊川的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父亲胡德润,母亲姜氏,全家九口人,胡惠生兄妹七人他排行老七。三岁那年,父亲和村中其他青壮年一道为了抵御兵匪的抢劫而失去了生命。丧父之痛给这家窘迫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任劳任怨的母亲和大哥带领八口人在艰难困苦中走了过来。
  胡先生自幼敏而好学,不负众望。1945年9月,18岁即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对于农村人来说确实是光宗耀祖之事。在校期间,他始终保持着朴实淳厚的本性,努力钻研,积极进取。由于英语学业成绩突出,读书期间即勤工俭学以济家用,先后两次兼任过私人家庭和中学的英语教员。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2月他考入西南军大教导总队学习,后又调川东行署训练大队培训,之后被分配到重庆市长寿县新市区工作。1950年5月,由于工作表现出色和大学所学经济金融专业因素,有幸被选调到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手下工作,并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正当26岁踌躇满志,锐意进取之时,命运和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这个玩笑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1951年2月的一天夜晚,先生的一个同乡校友黄士杰以家中老母病危为由,向他借走了平日省吃俭用积攒下的10元钱。但先生的慷慨不但没有得到回报,而是给他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后因该校友潜逃台湾,先生因而受到株连。“协助特务逃跑”的罪名让他百口莫辩。在四川省重庆市永川县服刑的四年间,曾有过沮丧和悲哀,但他始终坚持信念,没有消沉而倒下。服刑期间坚持学习,如饥似渴的补充知识营养。虽缺少学习书籍,但他常常翻看随身所带的《英汉字典》,天长日久,这部字典竟被他翻旧了,也翻烂了。
  在此期间,先生还结识了人生的第一个伴侣、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陈文藻女士。共同的命运和遭遇使他们结为连理,而对知识的渴望和爱情的力量又使他们在逆境中挺了过来。刑满获释后,先生两口的生活常常捉襟见肘。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更使他们的生活冰上降霜。这时,旅居印度尼西亚的妻姐陈文华女士伸出了援助之手,常常寄来大量食物和生活用品,接济他俩渡过了难关。胡先生八十多岁的表弟刘育卿先生,一直生活在台湾桃园县,原徽县政协委员黄家祥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去台湾访亲时曾应邀到其家里做过客。这种复杂的侨、台关系,使胡先生俩口在“文革”期间再度遭受冲击。天有不测风云,磨难交相而至,爱妻陈文藻女士此时患病辞世。
  又是一个十年,眼看韵华已逝,梦想褪色。1979年春季,胡先生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
  二、善待学子、誉满教坛的后半生
  1979年,对于已步入知天命之年的胡先生来说,人生的春天似乎刚刚开始。等得太久了,一切都容不得放慢脚步,他十分珍惜这迟来的春天。这年2月,52岁的胡先生怀揣梦想,携妻带女,应邀风尘仆仆地来到陕西,开始了在陕西省武功县杨凌中学的任教生涯。那时候,教育事业百废待兴,英语师资尤为稀缺,胡先生的到来无疑给杨凌中学增添了亮点。在杨凌中学的四年间,他始终把教学作为自己的神圣事业。风雨无阻,敬业爱生,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了该校最佳成绩。与同行研讨教学法,培养青年教师成长,悉心辅导学生成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杨凌中学教英语的四年中,仅非常工整的教案就撰写了30多本,每本上都增添了许多批记和补注。时至今日,查看这些教案如同观看一部已往的记录片,镜头里记载着先生播撒爱和充满希望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先生朴实、认真、一丝不苟的教学精神。杨凌中学受先生业务帮助过的青年教师一个个成长起来了,对他十分敬佩,受业于他门下的不少学生敲开了清华、北大、西安交大之门。
  1982年秋,分管徽县教育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刘满长同志(后任徽县县长,又升任为天水师专党委书记)在西北农学院培训期间,应邀在同学黄嘉英家中作客,突然被隔壁传出的流利而地道的英语朗读声所吸引,难道杨凌中学还聘了外籍教师?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胡老师被请到徽县来试教。试教结束后,徽县一中老校长李钟承感慨地说,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英语教师?胡老师不仅教学水平高,而且口语特好!这就更加促使刘书记下决心要将胡先生调到徽县来。如果说徽县一中是一棵梧桐树,那么栖居于它上面的胡先生就是远道而来的金凤凰。这位曾经饱受风霜的中央政治大学高材生终于在徽县安了家,他把自己后半生的智慧和爱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里的英语教学事业,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直至生命终结。
  在教学中,他练就了高超的教学艺术,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他说英语教学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即“要我学”与“我要学”(兴趣问题);“主体”与“主导”(填鸭式与启发式问题);“学会”与“会学”(抱着走还是扶着走的问题)。这些真知灼见,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令人赞叹!为了激发学生课堂学习兴趣,他总是事先创设教学氛围,开展趣味英语活动,寓教于乐,如唱英语歌、学格言、猜谜语、进行日常英语对话等。徽县一中高八五级毕业生杨海军同学,开始不爱学英语,后经胡先生帮助,以92分的高考英语成绩考入大连工学院,现任教于兰州商学院。
  胡先生教学课时多任务重,但他从未有过抱怨与敷衍。1984至1993年十年间,先生担任三个班的课程,每周课时最少18节。加上每周三个早自习辅导和一个晚自习辅导,除备课和改作业外,还开展第二课堂英语课外活动,日平均工作时间十小时以上,对于一个瘦弱年迈的老教师来说压力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每天早晨六点前,他都第一个进入办公室,为学生认真备课。由于他全身心的付出,赢得了全体师生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退休后仍被长期返聘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为了教学,他长期与疾病做斗争。1989年夏天的一个早上,62岁的他在讲台上因心脏病突发而昏迷,校领导和学生含泪将他送进医院抢救,那是一个多么感人的场面!几日后,他又站在了讲台上。这种无声的教育如细雨般滋润着求知者的心田,也感染着每个师生。
  活到老学到老,先生一直如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生是徽县小县城第一个坚持订阅英文版《中国日报》的读者。每天早上六点前,他都要晨读,或低吟或朗读。一位年逾花甲的先生领着一群学生在校园内花园旁晨读的场景是多么的美丽动人!县教育局陈主任在一次教师会上回忆说,如果我们今天的老师能像胡惠生老师一样,拿着书本带学生在校园高声朗读,我想校园的读书风气会好许多。
  先生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盈车嘉穗,硕果累累。他一生发表教研论文数篇,先后获得省、市、县表彰奖励多次。1986年获徽县人民政府授予的先进教师一等奖,他将所得奖金300元捐给了徽县一中;1988年他又荣获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的“省园丁奖”。
  三、乐于助人,朴实宽厚的人格
  大爱无疆,君子之德风。先生在徽县一中的教学岁月,如同一篇厚重亲切,情感饱满的散文,读之回味无穷,感人至深。
  1997年夏末的一个夜晚,一位高考名落孙山的农村小女孩胆怯地敲开了先生的家门求教于他,先生数语即赶走了女孩沮丧、卑怯的情绪,命中注定了这位瘦弱单薄的老教师将成为女孩生命中的贵人。一年来,先生不分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为她义务辅导英语两小时。如今女孩已大学毕业,接起了先生的未竟之业,执教于徽县一中。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其实,先生生前帮助,义务辅导过的学生不计其数,他特别喜欢有苦学精神的学生。“用绵薄之力帮助学生完成梦想”这是他身体力行的终生诺言。先生退休后义务辅导过很多学生,许多成功人士的身后都有他辛勤的付出。1987年考入兰州医学院的王辉同学现供职于徽县人民医院,他常说没有胡老师就没有我王辉的今天。1997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张东平,在信中感激胡老师:“每当想起您在大年初二过年的日子,大冷天还来给我辅导英语,我就庆幸遇到了您这样一位好老师。我能考入北大,其中您花费了多少心血,放弃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啊!”是的,他正是用这样的爱心为每位学子搭起了一座通向成功之路的桥梁,这座桥使过来人受益无穷。
  日常生活中,先生节衣缩食,粗茶淡饭,住房简陋。但他乐而忘忧,从不攀比或计较。工资收入除一半养家糊口外,另一部分资助了老家大哥正在上学的两个孙子,以报答大哥当年供养之恩。他既感恩家人,也感恩社会。虽经历了人生磨难,但从不怨天尤人,而是竭尽己力资助贫困学生。现定居于加拿大的马馥东学生,1988年因家境贫困即将辍学,先生拿出将近8个月的工资500元资助了他,圆了其读书梦。许多受惠的学生,逢年过节或来看望先生,或以书信和来电方式寄托对恩师的感念之情。先生的知遇伯乐、原徽县县长、天水师专党委书记、天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满长退休后,2013年国庆节来徽县故地重游,当着一些老领导和教育界人士的面说,胡老师1983年来徽县后对徽县英语教学工作所做的贡献是很大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他的为人,他高尚的师德令人怀念。为了圆好每位上进学生的求学梦,他不分贫富,不计报酬,一丝不苟地义务给学生补课,特别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更是难能可贵的。
  先生与人交往没有架子,也不分贫富贵贱和年龄长幼,一律赤诚相待。凡来访之人,他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求助之人,他都尽力相扶,但他自己有困难,却生怕麻烦别人。也从不自我炫耀或以朋友抬高自己。先生与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同志是忘年之交。他在陕西杨凌中学教英语时,时任西北农学院教师的张宝文同志也在该校兼职教英语。两人虽年龄相差20岁,但共同的专业和其它爱好使他俩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分开后他们经常在信中交流学习心得,互相鼓励提高。1984年12月27日,留学美国的张宝文在信中写到:“胡老师,从来信中我能看出你现在的工作很忙,但这种在事业道路上的奔忙你是乐意的。凭你的学术水平,相信你能把徽县的英语水平促进得更高。我总感到你在事业上有一股用不完的劲,这一点是我永远要向你学习的……”1994年,时任西北农业大学副校长的张宝文同志还先后寄来了其主编的书籍《英汉兽医学词汇》《美国的家政学》等著作和几张生活照片。
  先生注重生活细节,珍惜世间真情。在其书柜中,不仅珍藏着他和学生、同事、朋友、亲人之间的大量书信,而且还完好地保留着学生寄来的贺卡、教过学生的花名册,以及与学生谈话的日记等。难怪他教过的许多学生,多年后他都能直呼其名。
  蓦然回首,斯人离开我们已三年了,谨将此文作为我们对胡先生的怀念吧!
  (梁晓明:副编审,档案局正科级干部;张文君:徽县一中教师)
  怀念杜鹏程先生
  孙士信
  1991年11月初,我刚从兰州参加完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三届年会回到县上,便听到杜老先生去世的不幸消息。当时,我呆住了,我极力抑制着悲痛,但泪水还是溢出了眼眶。
  六十年代末,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时,就不止一遍地读了家中珍藏的杜老的名著《保卫延安》,书中描绘的当年延安保卫战的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彭德怀将军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大智大勇,国民党军队的腐朽残忍,解放军的英勇无畏,边区人民为保卫延安而付出的巨大牺牲,强烈地震撼着我幼小的心灵。从此,“杜鹏程”和《保卫延安》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
  “文革”中,在收购站的废纸堆里,我又看到了杜老散文名篇《夜走灵官峡》,知道了这篇散文就写于与徽县毗邻的两当县灵官峡工地。由此对杜老就更有了一层亲近感。
  1981年春,杜老偕夫人向彬到天水。1949年,他作为一名战士,一名战地记者,随着挺进大西北的解放大军,曾把战斗的足迹留在这里。后来,他又专程绕道徽县,在泥阳乡看望了曾在他家帮过忙的一位名叫“早云”的农村妇女和他的一家亲戚。在徽县的四天时间里,杜老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兴致勃勃地参观农田基建工地,和县上业余文学作者一起座谈,并一起合影留念。杜老的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学识渊博、谈吐幽默,给徽县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老在徽县讲学之时,我正一节课都不敢松懈地听电大教学录音,做功课,对杜老的到来一无所知,真是悔恨不及。1985年底,我以《杜鹏程在徽县》为题写了一篇纪实文章,对杜老的这次徽县之行以及杜老的文学创作经历作了简略的记述。发稿时,出于对杜老的尊重和对文章内容的负责,我认真抄写了一篇连同四张照片一并寄给了杜老。1987年6月10日,距发稿时间仅一月有余,我便收到了杜老的亲笔回信和亲笔修改过的文稿以及他的名片。真诚的教诲,殷切的希望,使我大受鼓舞。更难能可贵的是,杜老对我这篇不足1500字的短文,竟用心修了两遍,订正、修改多达40余处。杜老为文严谨慎重的创作态度不能不使人肃然起敬。
  几年来,我铭记杜老信中的鼓励之言,在业余时间认真读书,广泛涉猎,坚持写作,先后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数百篇,被几家省、地文学和学术团体纳为会员。这些收获都是与杜老的勉励鼓舞分不开的。在我心中,杜老是我最崇敬的师长,是他给了我走上业余文学之路的勇气和力量。
  今年以来,我认真拜读了《延河》第七期、第十一期上刊登的杜老《漫谈文艺的路》《为重播(保卫延安)而写》等几篇文章,我思绪万千,兴奋不已,正当我准备向杜老去信谈体会、谈认识的时候,杜老却永远离开了他的学生。我怎么也不相信杜老会走得这样急!整整一天,我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与悲哀之中,我不知道怎样寄托对杜老的无涯哀思,于是信笔起来,写下了这段粗糙的文字,以祭奠我未曾谋面的尊师一一杜鹏程先生的不朽灵魂。
  全国“三八红旗手”宋彩莲同志主要事迹
  宋彩莲(口述)朱清锋(整理)
  金秋十月,我坐车来到嘉陵镇与老同事嘉陵镇司法所长权志勇联系后,由权志勇介绍与大滩村村主任孙斌同志一同去原高崖村(现合并为大滩村)看望和拜访了原高崖村女支部书记宋彩莲,她生于1939年,是一个朴实憨厚、心底善良的农村妇女,平时做事当直,说一不二,论苦干实干精神在村老一辈人中属佼佼者。见到她后,我们说明来意,她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现就她的主要事迹记略如下:
  原嘉陵镇高崖村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土地坡陡贫瘠,而且人均耕地面积少,粮食产量很低。宋彩莲同志于1968年前曾担任原高崖村铁姑娘队的队长,带领本村妇女大干苦干,与自然作斗争,大搞农业生产,确保当地农业丰收,多打粮食,为解决本村群众温饱做出了一定贡献。1968年后经村党支部研究决定,宋彩莲担任了村妇联主任,几年来,由于工作认真负责,团结同志,已在本村群众中树立了一定的威信。1971年经村党支部培养纳新,支部全体党员一致同意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发挥了一名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每年冬季带领妇女兴修村、社道路,发展农业生产,扩大农业种植面积。在1973年冬季修路时,当时县妇联丁主任来嘉陵镇高崖村修路工地检查工作,对宋彩莲同志的工作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点名树立为全县妇女的“三八红旗手。”同年经各级组织推荐参加了甘肃省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会议期间受到当时出席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亲切接见和问候,当陈永贵副总理与她握手时,看到她手上长满茧疤时说:“你确实是农村一位苦干实干的能手,也是一位靠苦干实干干出来的实干家。”在这次会上受到省上的表彰奖励。
  1974年她进入支部班子担任支部委员,由于坚持原则,公道正直,能说会道,乐于助人,群众威信较高,经村党支部研究决定她兼任村调解主任,在平时搞好生产之余,深入村社为群众调解民事纠纷,说服教育群众处理好邻里关系,化解处理家庭矛盾。1975年经嘉陵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宋彩莲担任高崖村党支部书记,成为当时全县为数不多的女村支部书记之一。担任村支书后她觉得自己身上担子更重了,但从自己内心来说决不能辜负党组织的期望,决心一定要带领好本村群众大干快上,解决好本村群众存在的实际困难,力争全村工作走在全公社前列。在公社党委的协调指导下,她积极与邻居村严坪、上滩村社党员干部群众共同联合,主动牵头召开座谈会议搞好规划,分段包干,联合承担了打通谈家庄高崖上滩严坪乡村道的任务,由于该路段全部处在嘉陵江旁及月亮峡沿河边的石方上,是名副其实的蜀道,施工非常艰难,当时又没有大型机械作业,完全靠人拼命的苦干精神才能艰难施工推进。她当时带领干部群众吃在工地,用大锅做饭,自觉带头吃苦,手被磨破了从不叫苦叫累,而且干劲很高,工地上干的热火朝天,真正发扬了愚公移山精神,用了三个冬天时间终于把路打通了,切切实实解决了高崖村及全片各村社群众的行路难问题,真正实现了“敢叫日月换新天”幻想,本人的工作成绩在县、乡两级组织召开的有关会议上受到了高度表扬和肯定,当时在嘉陵公社提起“女宋书记”知名度很高。1976年3月她参加了徽县县委组织的学习大寨经验参观团,与县上领导一起到了昔阳县大寨大队,受到了当时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的亲切接见,在大寨村的虎头山上参观学习了三天,学习了大寨村在青石板上造良田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参观回来后直接到县上召开的相关会议上作了深刻的发言,并传达了学习参观大寨经验的亲身感受及有关精神。县上会后又到嘉陵公社召开的会议上传达了学习大寨经验的相关会议精神。回到村里,她结合本村实际积极工作,搞规划,在大石窖的坡地块打石墙,扑土压石改造良田,三年共在本村山坡上改造良田约20多亩,扩大了农业种地面积,实现了人均耕地面积的有效增加,为全村农业学大寨打好了基础。自她任村支书以来,自觉带头苦干实干、自觉带头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等五带头,被全县树立为“三八红旗手”。由于工作成绩突出,经各级党组织推荐,1977年春天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三八红旗手”表彰大会。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奖牌一枚。(该奖牌在1988年因家庭房屋失火被烧毁,没有保存下来)。1980年,徽县选举了三名省人民代表,分别为马文彬(县革委会主任)、周少珊(县政协副主席)、宋彩莲(嘉陵镇高崖村支部书记),同时宋彩莲于1976年、1977年、1978年连续三年当选为甘肃省人民代表,并参加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徽县人大常委会成立后,1981年至1983年人大召开常委会或全县人民代表大会时,都邀请她列席参加会议,当时她成为徽县妇女届的标兵。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宋彩莲立足徽县实际,大胆发言,提出了解决当时徽县实际困难的很好的议案,并通过组团积极讨论,提交会议争取,为徽县乡村公路建设,县、乡中小学校舍建设,以及其他关于民生事业的发展争取到了省上的最大资金扶持,为促进徽县发展做出了一个党员应有的贡献。1976年在参加省人代会期间,县上给她给了500元钱,要求她买成烟和东西,结识一下省上的有关代表,但她自己舍不得花一分钱,会后把500元钱仍交回县上。1977年她带领全村妇女及村民修通了嘉陵镇高崖村吊桥。在修吊桥时,公社给村上解决了5000元的资金支持,在施工当中,她带头勤俭节约、绝不浪费和多花集体的一分钱,发挥自己与铁路上有亲戚关系的优势,向铁路上积极争取,铁路上组织出面免费支持提供了相关的原材料,只花了3000元,自己把节约的2000元钱及时上交给公社用于其他村建设项目。紧接着又拉通了电线,解决了群众照明问题,家家户户电灯亮了,老百姓的心里更亮堂了,村里男女老少个个兴高采烈,扬眉吐气,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这些好事喜事的开花结果,是她当高崖村支部书记这段时间里最辉煌的可喜变化。她回忆起这段情景时非常激动、非常自豪,她当时认为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良好开端吧。她在此后担任村书记的十年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困难自己克服,从不给组织添任何麻烦,一心为公、秉公办事,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带领村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抓好科技种田,解决了本村群众的温饱问题;在冬季重点抓好村庄道路的维修,清除路面的树木杂草,达到了让农民出行方便的目的;同时在生产和农忙之余,利用下雨天及时深入农户家中化解矛盾、调解纠纷,维护了当地社会稳定发展,做到了有矛盾、有问题不出社、不出村。并牵线搭桥当起了青年男女的知心人和媒人,受到村内、外许多干部群众的赞扬和好评。
  到1988年,由于家里老伴的相继去世,又发生了火灾,家里房子和所有的东西全部受损,她才向镇党委提出了申请,要求辞去支部书记工作。
  宋彩莲同志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自己从没有谋取任何私利,尤其在她家遭受火灾的大难面前,嘉陵镇党委书记杜治祥同志听到这一消息时,两次上门看望慰问她时说:“你在基层为党工作多年,遇到这么大的灾难,镇上给你解决2000元的救济款。”但她本人一口回绝了组织的好意,说心意领了,没有答应接受救济。并向组织汇报了自己辞职的想法和请求,镇党委负责人当时一再挽留,但确认她确实存在实际问题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纳了她的请求。她也向镇党委推荐了自己培养接班的干部人选。在退出村支部书记后的20多年期间,自己默默地做了自己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份内的一切工作,积极参加村党支部开展的各项活动,保持了一个党员应有的优良品格,从没有找过一次县、乡党组织,提出给予本人照顾和救济等要求,四十多年如一日,只愿为组织出力苦干,不愿借组织之名谋取个人任何私利的一贯做法,永葆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勤政廉洁本色,她所展现出的个人人格魅力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的,也是我们新时期党员干部学习的好榜样和一面镜子。

知识出处

徽县文史资料选编

《徽县文史资料选编》

《徽县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是记史之书,载实之书,资料之书,全书分“彩插”“大事记”“机构沿革”“文史资料”等四个栏目,共收录文史作品约146篇。这些作品选自政协文史研究员、爱好文史事业的业余作者的作品。全书56万多字,内容丰富,分量厚重,文字精美,很有品位。《徽县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所收入的作品既有文化品位,又有史料韵味,既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三亲”资料,又能起到传承文化、探究历史、启迪现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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