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一）科技
  徽县地震史料辑存
  李滦云
  吾爱读史书，也爱辑存有关徽县的地震史料。现从读书笔记中整理抄录一份，供读者研究参考。
  1.西汉高祖二年（公元前186年）正月，陇南武都、成县、徽县发生7级地震，余震持续8个月，受灾严重，但无详细记载。
  2.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年），陇南发生地震，震级、强度、灾情无记载。
  3.东汉顺帝汉安二年（143年）九月，河池（徽县）地震，民房毁坏严重，人畜伤亡甚多。
  4.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六月，西和县祁山发生6级地震，波及徽县，有房屋倒塌，人畜伤亡。
  5.前秦符坚建元二年（366年）徽县地震，无详细灾情记载，只载地面裂缝，泉（黑）水喷涌。
  6.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徽县地震，地裂山崩，房屋倒塌，人畜伤亡惨重。
  7.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天水地震，山崩屋倒，隆隆有声的震动多达8次，徽县灾情严重，但无记载。
  8.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三月，天水发生7级地震，有声有雷，城墙毁坏多处，倒塌房屋千余间，地有裂缝，百余人伤亡。徽县灾情严重，无详细记载。
  9.元惠宗元统元年（1333年）8月，徽县地震，山崩地裂，灾情严重，无细载。
  10.明宪宗成化十八年（1482年）10月10日，陕西西安府及徽县地震，守臣以闻。（震中位置：徽县；震级、烈度无记载。）。
  11.明嘉靖二年十月（1523年）11月，徽县地震。（震级、烈度、灾情无记载）。
  12.明嘉靖十二年（153年）徽县地震。（灾情无记载）。
  13.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5月，徽县地震，5月14日晚雷雨交加，城北城楼一男子被雷电击死。（震级、烈度、灾情无记载）。
  14.明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1542年）12月18日，徽县地震，（灾情无记载）。震中位置：天水，东经10606′、北纬33048′，震级4.42，烈度6度。
  15.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12月12日夜，徽县地震，声如雷吼，长达一小时。18日再次发生地震，多间民房被毁，人畜伤亡无记载。次年1月26日，陕西华县发生地震，波及徽县。
  16.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徽县地震。震中位置：经度陇右（纬度、震级、烈度均无记载）是年，徽县地震10余次。
  17.明崇祯四年（1631年）徽县地震。震中位置：徽县南，经纬度为东经106012′、北纬33042′，震级5.5级，烈度7度。坏民庐舍，有人畜伤亡。地震波及略阳县兼水灾，塌毁城墙200余丈。
  18.清顺治十一年六月八日（1654年），徽县地震。震中位置：天水。经纬度为东经105030′、北纬34018′，震级8级，烈度11度，徽县大震数日，毁坏房屋城墙，压死男女牲畜无数。此次地震波及甘肃的礼县、西和、武山、甘谷、清水、两当、兰州、巩昌、庆阳、静宁、庄浪、通渭、会宁、成县，陕西的西安、延安、汉中，河南的陕州、东明，四川的通江，山西的翼城、永济、介休等市县。
  19.清顺治十一年六月九日（1654年）7月22日地震。震中位置：天水南，经纬度为东经105030′北纬34018′震级6级，烈度8度。（此次为7月21日余震），波及徽县、两当、秦安、礼县、甘谷、临洮、西安、南郑、镇巴、泾阳、永寿、风翔等市县（灾情无记载）。
  20.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地震。震中位置：徽县。（经纬度、震级、烈度、灾情均无记载）《甘肃古代史》只记清康熙十一年徽县地震。
  21.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6月，通渭发生7.6级地震，波及徽县，县内房屋倒塌严重，有人畜伤亡。
  22.清光绪五年五月十二日（1879年7月1日），徽县地震。震中：武都至文县之间。经纬度为东经104042′、北纬33012′，震级7.5级，烈度10度。波及徽县、两当、礼县、成县、西固、同州、秦安、天水、清水、泾州、平凉、崇信、灵台、安化、宁州、固原、海城、静宁、西和、隆德、化平、洮州、陇西、安定。对徽县受灾记载原文是“白塔寺，在城西四十里，系清道光间重修，有一塔甚古，外用瓷砖，八方十一级，高约六丈五尺，自光绪五年地震后，只存九级”。
  23.清光绪八年九月初十（1882年10月21日），徽县地震。震中：礼县东南。经纬度为东经105018′、北纬33042′震级5.5级，烈度无记载。徽县、礼县、两当、清水、秦安、三岳及武都之西固（舟曲县）、文县等处同时地动，唯文县、西固到农历初十一，两次强震动，其声如雷，房屋动摇。各县共计倒塌房屋千余间，数百人伤亡。
  24.中华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1920年12月16日），徽县地震。震中位置：宁夏海原、固原两县。经纬度为东经105012′、北纬为36030′，震级8.5级，烈度12度。据《中国民报》载：此次地震之烈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见，被震之区计一万五千方英里，自泾州以西至会宁、自海城以南至于秦州（天水），三百里以内之地均受影响，有四大城完全被毁，死者甚重。海城倾陷，葬身其中者七万余人，估计地震区内人民死者三分之一，计不下二十七万人。海原、固原地震波及整个甘肃及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对徽县受海原地震的记载为：12月16日晚7时地震，响声如雷，檐瓦乱抛，屋尘烟起约七、八分钟，远年土墙房屋倒塌数百间，西门外龙首山、风凰山庙宇倒塌更甚。城墙上营房土墙倒数处，城墙垛口倒塌四十九个。北门城墙裂开，全县压死九十六人、牲畜七百多头。
  25.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一日（1936年8月1日），徽县地震。震中位置：天水南。经纬度为东经105048′、北纬为34024′，震级6级，烈度8度。波及秦安、西和、礼县、徽县、成县、清水、漳县、平凉、通渭、泾川、海原、武都、陇西、隆德、泾川、兰州、西安、临潼。据甘肃地震研究资料上载：上列等四十余县均有剧震，各县城及乡村房屋多数倒塌，伤亡人畜甚多，受灾甚重，余震持续近一年。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元1976年8月16日22时06分，四川松潘、平武地震，震级7.2级，烈度9度。继于8月22日05时49分、23日11时03分发生6.7级、7.2级强震，波及南坪、文县、北川等地，长沙、昆明、甘肃高台县、内蒙古包头等地有震感。天水地区的2个（市）县震感强烈，环扣响动，电灯摇晃，房屋颤动，人站立不稳，个别住户围墙有倾倒的。震后，震中地区大雨滂沱，狂风大作，山崩、滑坡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极为严重。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元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48秒，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波及陇南各县（区），震灾非常严重。灾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等中央领导人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先后来陇南视察灾情，慰问受灾群众，安排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三次极端气候对徽县农业生产造成的严重后果
  苏怀礼
  极端气候是指不正常的低温、雨涝、干旱、霜冻等重大自然灾害。解放后，徽县有完整记载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后果的特大自然灾害有三次。
  第一次是1961年的麦收期间，6月15日至7月14日，徽县境内一个月时间三个连降雨过程，23天降雨量达313.2mm，占当年降雨量903.9mm的34.7％，占常年降雨量745.8mm的42％。连阴雨持续了全县小麦收割的全过程，收割、拉运、打碾、凉晒都沉浸在雨涝之中，小麦有的在田间发芽霉烂，有的在麦垛上发芽霉烂，有的在凉晒过程中发芽霉烂。县委、政府号召全体社员剪麦穗，在教室、仓库里晾晒。但是，全县24万亩小麦到底有多少仓库、教室可供凉晒？且当时种植的小麦品种大部分是碧码1号，最易霉变出芽。全县24.24万亩小麦当年只收芽麦846.55万公斤，单产仅35公斤，总产、单产分别比上年减产21.7％和28％。农民吃芽麦，居民供芽麦，记忆犹新，教训深刻。
  第二次是1979年4月小麦拔节孕穗阶段，两次寒流袭击，徽县越冬作物、早春作物普遍遭到冻害。第一次寒流降温从3月31日开始，4月2日结束，日平均气温由9.8℃降到﹣0.5℃，三天连续降温10.3℃，极端最低温﹣6.9℃，地面最低温度﹣8℃，积雪9cm以上，0℃以下持续时间24小时，其中﹣5℃以下持续时间10小时。第二次降温从11日开始到12日结束，日平均气温由14.1℃降至2.7℃，降温11.4℃，极端最低气温﹣1℃，0℃以下持续时间1.5小时，积雪2.5cm。冻害主要是第一次寒流造成，第二次寒流加重了冻害的程度。小麦受冻面积占64％，受冻的16.8072万亩小麦中，全部冻死的3866亩，死苗7-8成的23030亩，死苗4-6成的80022亩，死苗2-3成的61154亩。油菜受冻面积3558亩，占油菜总面积的84％。胡麻共种10540亩，出苗的1547亩全部冻死。
  小麦在春季之所以易受冻害，主要是春暖后恢复生长，抗寒性降低或丧失。灾害发生后，全县各级领导深入抗灾救灾第一线，带领群众积极浇水拔草，追施化肥，但也无法弥补冻害造成的损失，全县26.27万亩小麦总产仅3254.79万公斤，比上年3962.46万公斤减产17.89％；单产124公斤，比上年149公斤减产16.7％。
  第三次是1981年秋季，徽县遭到特大雨涝灾害的袭击。8-9月35天共降雨547.9mm，占当年降雨量的57.3％，较常年同期降雨量253.4mm多1.2倍。8月14日至23日9天共降雨340.8mm8月21日降雨102.2mm，造成全县特大洪灾。该年的早霜又出现在10月9日，较常年早21天，洪灾、早霜，造成大秋作物减产，小秋作物及核桃、向日葵几乎绝收，粮食单产、总产降到了70年代以后的最低水平。全县复种的12.35万亩黄小豆，总产仅收261万公斤，比1980年复种总产672.8万公斤减产411.8万公斤，减产61.2％，单产由上年的56.2公斤减至21.2公斤，单产减少35公斤，减产62.3％，是解放后三次特大自然灾害中减产幅度最大的一次。
  附件：《甘肃省农业科技》1979年第5期《对徽县1979年春季小麦冻害的调查研究》。
  （苏怀礼：原徽县科委主任）
  对徽县一九七九年春季小麦冻害的调查研究
  徽县农技站
  今年3月32日和4月11日由于西伯利亚寒流的两次袭击，我县越冬和早春作物普遍遭到冻害。第一次寒流降温和重雪从3月31日开始至4月2日结束，日平均气温由9.80降至﹣0.5℃，三天连续降温10.3℃，极端最低温度为﹣6.9℃，地面最低温度﹣8℃，积雪9厘米以上，0℃以下持续时间近24小时，其中﹣5℃以下持续10小时。4月初，温度之低，持续时间之长，积雪之厚，均为历史上所罕见。第二次降温从4月11日开始至12日结束，日平均气温由14.1℃降至2.7℃，连续降温11.4℃，极端最低温为﹣1℃，0℃以下持续1.5小时，积雪2.5厘米。冻害主要是第一次寒流造成的，第二次寒流又加重了冻害程度。
  据统计：全县小麦受灾面积占小麦总面积的70％。其中全部冻死的3866亩；死亩七、八成的23030亩；死苗四至六成的80002亩；死苗二、三成的61154亩。油菜受灾面积3558亩，占油菜总面积的84％。胡麻共种植10540亩，出苗的1547亩全部被冻死。
  调查表明，春季小麦冻害最普遍的症状之一是叶子形成干尖，旗叶最重，越往基部越轻。孕穗之前受冻的小麦，一种是叶片受到冻害，但分化小穗没有冻死，到条件适合时可以很快恢复生长，另一种是心叶幼穗冻死，不能抽穗，生出许多新分蘖。孕穗期小穗冻死的也不能抽穗。抽穗期的花药，雌蕊受冻后不能授（受）粉，形成不实白穗。还有一种情况，小麦全株外观基本没有受害症状，但不抽穗，剥开检查，可见分化幼穗冻死在心叶中。不论哪种情况只要冻死分化幼穗，茎基部就都呈褐腐色。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的看法和建议是：
  一、春季小麦遭受冻害的规律
  小麦在春季之所以易受冻害，主要是因为春季转暖后，小麦恢复生长，抗寒性降低或丧失。这时遭到强寒流的袭击，就会冻伤或死亡。因各种条件不同，小麦受冻害程度常有很大差异：
  1.壮苗与弱苗的耐寒性大不相同。水地肥足、适期播种的壮苗的耐寒性比旱瘠缺肥、播期不当的弱苗强得多。柳林公社柳林大队马黄生产队的二十亩阳山步麦，品种587—2，同期播种，亩施50斤碳铵作底肥，其中一部分地又加施底肥铵水80斤，另一部分未施铵水。结果小麦冻害死亡率，施铵水部分为21.7％，未施部分为53.3％。永宁公社庙湾大队郭家湾生产队两块相连的麦地，品种都是587—2，一块地耕两遍，亩施土肥万斤，底肥碳铵50斤，适时播种，苗强苗壮，冻害死亡率为28％，邻块地耕一遍，施肥相同，播种过迟（立冬后三天的11月11日），形成弱苗，冻害死亡率45％。
  2.品种不同耐寒性大不相同。永宁公社永街大队受冻害较轻，大队农科队试验田海拔821米，共种小麦四十个品种，生长茁壮，后不同程度受到冻害。对十二个品种做了重点调查，主穗死亡率最轻的2.5％，最重的23％。五个冬性品种冻害死亡率为2.5—8％，平均为4.4％；六个半冬性品种死亡率为12-23％，平均为17.1％；春性品种大红芒死亡率为22％。
  3.不同的发育阶段耐寒力不相同。一般发育早的抗冻性差，发育晚的抗冻性强。调查表明，这次冻害山地最重，半山次之，川地最轻。主要是山地积雪厚，所以冻害最重。与七五年冬季冻害相反，这次中、南部地区冻害比北部地区重；阳山冻害比阴山重，主要因为阳山小麦返青起身早；中、南部地区小麦发育早，大部分已进入孕穗、部分进入抽穗阶段。永宁公社三泉大队吕河生产队玉塘山梁上的一百多亩阳山小麦是全队历年最早收割的地块，冻害最重，平均死亡率超过80％。植株的不同部位耐寒力也不同。其耐寒力由弱到强的顺序：穗部、茎节、秆部、叶尖、叶身、分蘖节。分蘖节耐寒力最强且有土壤保护，所以不易冻死。
  二、小麦受冻死亡的几种情况
  1.生理死亡。当低温持续时，小麦细胞内原生质水分逐渐渗到细胞膜外，如低温达到冻结点，细胞间便会形成冰晶，这时原生质会因缺水干旱、或因冰晶挤压而死亡。如继续降温或骤冷原生质也会冻结，成为不可逆反应，细胞因而死亡。
  2.受冻导致病害。小麦虽未冻死，但生机衰弱，寄生菌会乘机为害，常造成大片死亡。如秆枯病、根腐病就常借冻害趁虚而入。
  3.机械死亡。拨节后的小麦，被重雪压断茎秆造成死亡。
  三、冻害的预防和抢救措施
  1.改善小麦营养状况，培育壮苗。必须施足底肥，巧施追肥，按我县土肥状况，还需增施磷、钾，适当控制氮肥。要特别注意适期播种，提高播种质量，改撒播为条播，播深5厘米，以使分蘖处于土内较深位置。
  2.选用抗冻良种，作到合理布局。川道河谷地区以天选763.阿魁雷为主体品种，搭配种植中引一、二号；浅山干旱地区以天选17号、召麦二号为主体品种，水肥条件较好的川、腰地搭配种植天选763.阿魁雷，阳山搭配天选15.33.34号；高寒阴湿山区以中引一号、二号为主体品种，低山河谷地搭配阿魁雷、天选17号，阴湿高山地搭配保10.长武7125。坚决淘汰天农1号、甘麦系、山梁系品种，根据品种特性尽量作到合理布局。
  3.灌水防冻。据华东农科所在山西闻喜县调查：两块条件一样的接边麦田，一块在冻害前两天灌过水，冻害死亡率29.9％，另一块后灌水，冻死率高达92.8％。土壤含水率越高，冻害程度越轻。因为水的热容量为空气的3300倍，降温较慢，当冻害发生时，水温往往高于附近气温好几度。灌水麦田温度较高，因而冻害较轻。
  4.冻害后的抢救措施。春季寒流侵袭毕竟时间较短，气温回升较快，土壤受降温影响小，一般根部与分蘖节没有冻伤。小麦新蘖滋生力强，即使主茎受冻死亡，只要及时施肥灌水，新蘖就会迅速生长。新蘖生长好坏，全看麦田水肥情况，而且灌水施肥越早，效果越好，肥水地可恢复冻前的70-80％，旱瘠地也可恢复约30％。
  冻害发生后，我县各级领导深入救灾一线，带领群众采取得力措施抗灾救灾。全县共给小麦追肥63600亩，补追肥4529亩，拔草5000亩，灌水1470亩。柳林公社党委紧急动员救灾，两天内扫雪打冰、撒草木灰4200亩。对死苗七成以上的改种包谷2567亩，改种黄豆824亩；对缺苗严重的点种包谷、黄豆、小豆4661亩；还扩种包谷6283亩、黄豆1653亩。本着夏田损失秋田补的精神，全县计划扩大夏种面积二万亩，在增加夏种指数的同时各社普遍开展了种葵花，种瓜、豆的活动。柳林公社种葵花88万株，包谷地带种葵花1400亩、种瓜8900窝。
  一篇二十六年前的农业科技论文
  苏怀礼 李尚俭 马本忠 邓如彬 李秀军
  引言：我们几位在徽县多半辈子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同志，曾在1982年8月6日召开的、有四百五十名县、社、队三级干部和全体农技人员参加的徽县小麦生产会议上，听取过当时分管农村工作的县委副书记黄凡宗同志所作的《大力推广短期绿肥，是提高土壤肥力、夺取小麦稳产高产的战略措施》的报告。这个《报告》后经整理，被农牧渔业部干训班西北农学班编辑的《干部培训经验选编》（第一集）登载，题目是《试论提高我县土壤肥力的途径》。（黄凡宗同志1981年在农牧渔业部干训班西农班第四期学习结业）。该书前言说：“这些领导干部，经过培训，管理水平、领导艺术、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所管辖的地区，农牧业生产不同程度的有新的起色，真可谓‘培训开红花，科学出智慧，培训一个人，带动一大片’。为了总结经验，交流情况，汇报成果，推动工作，将结业学员学习收获论文、报告、应用效果汇集成册，供交流参阅。干部培训经验选编编辑部，1983年3月。”
  我们现在把它作为一篇文史资料推荐给政协文史委，并与广大读者见面。它的文史价值不言而喻，它的现实意义不可低估。附原文如下：
  试论提高我县土壤肥力的途径
  第四期学员 甘肃徽县县委副书记 黄凡宗
  一、土壤肥力与小麦生产的关系：
  小麦生产的实质，就是在阳光的参与下，小麦植株通过叶绿素把无机物（水、二氧化碳）变成有机物（如淀粉、脂肪、蛋白质），把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贮存起来的过程。人们的农事活动，只能是为小麦提高光能利用率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它的最后结果完全表现在小麦产量的高低上。而人们的农事活动几乎大都围绕在土壤上进行，其目的大都是为了提高土壤供给小麦生长发育过程中所需的水、肥、气、热的能力。影响小麦生产的因素很多，然而土壤肥力是影响小麦生产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土壤肥力的高低与小麦生产的关系极为密切，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1.土壤肥力高，能够满足小麦“胎里富”的要求。冬小麦从种到收，在我县气候条件下，大约需要二百三十天左右。它的一生大体经过种籽萌发、幼苗出土、分蘖、返青、拔节、孕穗、扬花、灌浆、成熟等九个阶段。这几个阶段都要求土壤及时地、源源不断地供给营养物质。如果在某一阶段，营养不足，就会影响正常发育。其后，也难以弥补。所以，培养高肥力的土壤就能满足小麦“胎里富”的要求。
  2.土壤肥力高，能提高小麦的抗灾能力。高肥力的土壤不但可以满足小麦对营养物质的要求，而且可以提高小麦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达到高产稳产。
  肥沃的土壤有利于根系的发展，增强小麦的抗逆性。肥沃的土壤理化性能好，疏松，空隙度较大，水肥气热协调，初生根扎的深，次生根发达，这就扩大了水肥吸收的面积，使小麦地上发育健壮。在干旱的时侯，初生根可以吸收土壤深层的水分和养分，尤其是磷素，增强了小麦的抗旱能力。同时，肥力高的土壤由于活土层深，水稳性团粒结构好，每一个团粒就是一个小水库，能大量接纳雨水，防止径流。由于团粒在水中稳定不散，在雨涝时仍可保持一定的空隙，透气良好，防涝性能强，土壤和养分流失少，能有效地贮蓄水分，供小麦生长中使用。
  肥沃的土壤，有利于培育壮苗，提高小麦的抗冻性。壮苗在冬前可积蓄大量的有机物质，这些有机物质以糖的形式贮备在分蘖节中，提高了小麦的抗冻能力，使麦苗安全越冬，避免越冬死亡。
  肥力高的土壤，小麦生长健壮，在锈病流行年份耐锈性能强，可大大减少损失。
  3.搞好土壤肥力建设，保持营养物质的良性循环，才能使小麦生产稳步发展。
  从农业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农业生产的各个主要环节——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土地培肥与其它环境（气候、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闭合性的生态系统。实践证明：搞好农业，要把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土地培肥和环境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经营管理，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是说，要把农业生产与环境资源的改善与提高结合起来，要把种植业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结合起来，要把土地的利用与地力的培养结合起来，要在不断提高土壤肥力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全面持续增产。我们都知道，小麦作为植物，它在光合作用过程中，不仅需要太阳能、热量以及二氧化碳和水，还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大量的养分。在进行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太阳能、热量由宇宙空间源源不断地“免费”供应，二氧化碳和一部分水在地球的对流层被循环利用。而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则是随着小麦的收获输出而脱离土地，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物质对地力进行培养，将引起地力的衰竭。土壤肥力的丧失，不仅仅是营养元素的减少，还有土壤有机质的消耗与土壤良好结构的破坏，这样就形成了营养物质的恶性循环。相反，如果抓好土壤肥力建设，使营养物质得到不断的补充和输入，并使其大于输出，即可保持营养物质的良性循环，从而使小麦生产得到稳步发展。
  二、我县土壤肥力的现状
  随着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耕作栽培技术的改进，畜禽饲养业的发展，农家肥料增多，特别是商品肥料的大幅度增长与应用，我县土壤肥力与解放初比较，是有了一定改善的。但与目前优良品种对土壤养分的要求和整个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来衡量，现有的土壤肥力远远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和需要。这一点在小麦生产上的反映尤为突出。
  据有关资料报道，我县良种场土壤有机质含量在1.5％以上，保持多年包谷亩产超千斤，小麦持续稳产高产，八零年亩产743斤，去年全县小麦减产，而他们却创造出历史最高水平，亩产869斤，今年又上升到918.8斤，再创新记录。柳林公社柳林大队苜蓿轮作地，土壤有机质仅仅超过了1％，从而保证了远山地小麦亩产稳定在400斤左右的水平。但就全县而言，土壤有机含量少，肥力水平很低。据柳林公社柳林大队和城关公社凡塄大队等肥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测定，一般川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只有0.74—0.82％；腰地为0.79—0.99％；山地只有0.55—0.62％。土壤肥力低的另一表现是土壤氮、磷、钾养分含量比例严重失调。根据七六年全县土壤营养测定结果：不缺氮的土壤占38.9％，不足和极缺的土壤占61.1％；不缺磷的土壤仅占7.1％，不足和极缺的要占92.9％；不缺钾的土壤占62.2％，不足和极缺的土壤占37.8％。总的趋势是：氮不足，磷极缺，钾有余。这种状况反映在小麦生产上表现为：大部分山地和边腰地抗灾力弱，产量低而不稳；一些川坝近庄川腰地倒伏青干，熟籽不好，产量也不高。产量高而稳定的地块是极少数。形成这样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作物从土壤里吸收带走的养分多，给土壤偿还补充的少，造成土壤养分的“超支”。二是大面积山地和边远腰地，不施有机肥料。三是化学肥料养分单一，土壤养分比例失调。四是自然流失严重。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我县土壤肥力低下，小麦生产长期以来不能摆脱“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风调雨顺增点产”的被动局面，特别是近几年中，多数年份小麦生产计划完不成，以致影响到全年农业计划完不成。如果不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迅速扭转这种状况，长此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三、提高我县土壤肥力的几种主要途径
  衡量土壤肥力最基本的标准是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提高土壤有机质的唯一途径就是要给土地施入有机肥料。
  目前可供提高我县土壤肥力的有机肥源大体有：农家肥、作物秸杆、割草沤肥、草田轮作和短期绿肥压青四个方面。以人畜肥为主的农家肥是我县传统的养田肥源。根据当前人口、家畜、家禽的数量科学推算：人畜肥的年总排泄量为9.3479亿斤（精肥），折合化肥硫酸铵2094.73万斤，过磷酸钙788.88万斤，硫酸钾753.62万斤，可给土壤提供有机质24289.31万斤。作物秸杆年产量可达四亿斤以上，夏秋季，杂草遍野可作为割青沤肥的原料。另外紫花苜蓿近年面积六千多亩，在部分地方对解决远山地肥料起了很大作用。以上这些肥源是提高我县土壤肥力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要抓紧抓好。通过近年来的试验、示范，我们认为在全县大种以柽麻、小豆为主的短期绿肥压青，采取在轮歇地或麦收后耕地播种，生长五十天左右，出花期前后翻压，当年种小麦具有不占面积，不乱茬口，不费劳力，投资小，简单易行，不影响种麦，提高土壤肥力显著，增产效果好的优点。这是在近期内提高我县土壤肥力的有效途径。
  四、大力推广柽麻和小豆短期绿肥，是提高土壤肥力、实现小麦稳产高产的战略措施。
  首先，推广柽麻和小豆绿肥压青增产效果显著，经济效益大。柽麻作为绿肥，由于它枝叶繁茂，植株高大，产草最多，有机质和农作物所需养分的含量高，翻压腐熟以后，不仅可以满足小麦当年生长发育的养分需要，从而达到当年增产的目的，而且能够较大幅度地增加土壤有机质，起到培养地力、利于持续增产的作用。同时，用于柽麻的投资少，柽麻增产的收益大，经济效果十分可观。1979年试验测定结果，县良种场翻压一季柽麻绿肥，土壤有机质含量为1.55％，而对照田为1.06％，柽麻压青比对照有机质增加31.9％。柽麻绿肥的养分含量在豆科绿肥中也比较高，增产幅度也很大。据测定，每千斤柽麻鲜草中，含纯氮4.3斤、磷1-1.3斤、钾4.2斤。如果亩产鲜草3500斤，其氮、磷、钾的含量相当于尿素28斤、过磷酸钙70斤、硫酸钾30斤。据马庄、凡塄、柳林等地试验，麦收后夏播柽麻，生长40—50天，亩产鲜草达三千斤以上，翻压绿肥以后，小麦平均亩产增长20％以上。这是一个大幅度的增产。如果全县推广十二万亩，小麦亩产基数按280斤计算，平均亩产增长20％，仅此一项，每年净增小麦692万斤。
  其次，我县推广柽麻和小豆绿肥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柽麻适于在20℃以上的天数79天，这四个月历年平均总降雨量为436.3毫米。春播留种，全生育期170天左右，而我县无霜期长达180-220天。可见，柽麻春播留种不成问题。夏播压青同样具备了高温天数多，降雨量多，适于柽麻速生和压青腐熟的良好条件。次外，徽县全县每年有26万亩小麦，其中步麦就有16万亩左右，还有3万多亩的轮作地，除个别高寒阴湿、小麦晚熟地区，其余都可夏播压青。轮歇地不受季节限制，还是柽麻最好的春播留种地。实行大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以后，管理条件大为改善，各个农户还能充分利用地头、地埂、渠旁、路边春播留种。这件事，只要我们抓住不放，坚持数年，小麦有机肥面积可以大幅度增加，山腰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地肥力将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小麦定会有一个稳定的增产，从而推动整个农业有一个持续的发展，将会使全县农业生产面貌有一个根本的改观。我们只所以提倡大力推广柽麻短期绿肥，其战略意义就在于此。
  李尚俭：原徽县种子公司经理，享受政府特殊岗位津贴
  马本忠：原徽县农技中心主任，高级农艺师
  邓如彬：原徽县农技中心主任，高级农艺师
  李秀军：原徽县农技中心主任，高级农艺师
  徽县“水稻卷秧”现场会始末与影响
  荣耀先（口述）黄凡宗（补充）李步霞（整理）
  1971年初春，甘肃省革委会通知：“在徽县泥阳镇公社召开全省水稻卷秧现场会”。当时县上曾派了一名大学生丁某先去银川学习水稻育秧试验，回来后县上要求推广。但他本人讲“以前没有学习过水稻，也没有实践经验，怕搞不好”。那时我（荣耀先）在县农技站任技术员一职，所以县农业科科长就直接点名要我去泥阳公社完成这个任务。
  我到泥阳镇后，和当地党委取得联系。当时公社书记王映春（兼武干）在乔王大队正抓民兵训练，由副书记黄凡宗主抓这项工作。黄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他和我经过座谈、商讨后，成立了一个“卷秧、育秧技术小组”十五名组员是李磨大队专门挑出来的农业科技爱好者，都是有文化的农民，由该大队支部书记李振中负责召集，黄副书记统一管理，由我进行技术指导。
  上级通知，召开“全省卷秧现场会”的时间定在3月28日。徽县的三月初天气还不暖和，我们在大田测到的气温、水温、地温，均在摄氏10℃左右，而水稻育秧最低的温度要求有摄氏15℃以上，这样我们就无法及时地育好秧。
  为了解决“气温、水温、地温”三低困难，黄凡宗同志召集全体参与人员开会讨论，通过大家献计献策，集思广益的探讨，最后决定在社员家中盘一个大火炕，把苗床设置在火炕上，炕下生火加热，控制温度育秧，解决“三低”难题。
  第一步工作：盘炕。我们盘了一个16片炕面子的大头炕，点火烘干后，用温度计控制温度保持摄氏20℃左右，又在炕面上撒铺了一层一寸厚的土粪，再用酒壶把土粪喷湿、喷透。然后用45℃的温水对选好的稻种进行流里温荡浸种，浸泡10分钟后捞出种子，放在铺篮里。
  第二步工作：用56℃的温水把捞出的稻种再次浸泡5分钟，我亲自卡时间、要求必须准确，5分钟后捞出放在铺篮里，再把铺篮放在一尺厚的麦草上保温，上面用一条干净麻袋在浸过种的温水里浸湿，浸透，用它把铺篮盖严实。
  第三步工作：两个小时后，揭开麻袋，把种子翻一下。要求翻匀、翻透。翻好后用洒壶装入30℃的温水把种子喷洒一遍，喷后再捂严盖好。目的是让种籽吸收足够的水份，还要保温，有利于种籽胚芽生长发芽。
  第四步工作：3小时后再把上述工作重复一次。
  第五步工作：改为两小时后再重复一次原来的工作，直到第六次以后，我们才开始新的工作内容。
  在我的指导下，小组成员把炕上的粪土喷湿、用大姆指粗的草绳在炕的四周围了个圈，以免粪土溢出火炕，搞好这项工作后我们开始撒种。
  我把铺篮里的种子均匀地撒在火炕上秧畦里，黄副书记和大家把竹条曲成拱形后插在炕土中，拱形高度为2尺，竹距为1尺，共用了9根，中间又用3根麻绳串连固定，再在上面盖上塑料薄膜。以后每隔3小时揭开膜，洒上30℃的温水，炕洞里的火一直在烧，定时、定人检查温度，按时、按温度喷洒水。这一工作由小组成员每二人一组轮流去做，黄副书记和我在这间育秧房里面共同值班，寸步不离，按时检查温度、湿度，生怕一不小心出现差错。
  我们3月14日开始准备工作，胚芽出生后，我们加强了喷洒与温度的检查和管理。第二天开始出芽、第十天后秧子开始发绿。我们把塑膜两边撑开，让苗通风、通气、进行炼苗。在炼苗时逐渐降温，至大田的气温，火炕下减火，直到停火。3月26日全部揭掉薄膜，继续浇上温度稍低的水，直至与室外气温相等为止。这件工作每隔3小时做一次，认真检查，仔细掌握温度，决不能有丝毫差错，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同时，我们派出技术小组的成员做好大田的准备工作。我们把准备插映的水田耕细，耙平并浇上浅水（2—3寸）。至此，万事俱备，只等召开全省的现场会，那时已是3月27日。
  3月28日这天，风和日丽，徽县泥阳镇蚕种场彩旗飘飘，喇叭声响。省上来人主持召开了全省水稻卷秧现场会。省上领导有张忠同志，省农业厅厅长白庆祥，地区领导有王治帮同志，还有农办的马兆麟等人，全省各市、县参加会议的代表共有三百余人。
  会议开始后，由省革委副主任张忠及其他省地领导先后讲话。下午所有参会人员到我们的育秧房参观育好的秧苗，然后回蚕种场会场，由泥阳镇公社副书记黄凡宗同志向大会做汇报。
  29日天色晴朗，所有代表轮流进入育秧房，观看起秧。我们育秧小组的农民把育好的秧苗连同炕上的土粪苗畦（每畦一尺宽）一起卷成筒状全部送到已准备好的大田边，与会代表们也都跟到田边，当地的许多社员也来参观，水田边地埂上站满了人。科技小组的农民把卷秧铺到地边，又用木刀裁成10—15cm小条，从新卷起，移栽在大田中。直到把所有的卷秧全部移栽完毕，大家才回蚕种场继续开会。李磨大队书记李振中介绍经以剑，后来由我为大家讲解提前育秧和卷秧的好处。我总结了以下几点：一是提前育秧、卷秧可以省工、省肥，二是温水浸种、室内育秧可消除大田温差、并能争取将近两年的生长期。三是可以达到不烂种、不烂秧的目的。四是可以加速生长，使苗壮、苗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五是可以使水稻提前成熟，并达到增产的目的。通过这次育秧的成功，我觉得一件事只要脚踏实地，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后来又由李振忠同志表扬了新浸种法，他起名为“两开一凉”即渤种的水温在没有温度计时就用两盆开水，一盆凉水兑匀后即可。
  现场会后，我们受到了省、地、县的表彰，卷秧技术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当时全甘肃省稻田面积5万余亩，徽县占一万余亩，后来的实践经验证明，这种技术非常实惠。我们在泥阳、伏镇推广后，秋收时水稻亩产从原来的300—400公斤提高到了800—900斤，并且还有1200—1300斤的高产田。水稻秧技术既提高了粮食产量，又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徽县农村经济的发展。
  （荣耀先：徽县农技中心离休干部）
  徽县佳酿创部优
  傅俊英
  1984年12月的一天，从北京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徽县酒厂生产的陇南春酒和金徽大曲酒在轻工业部举办的全国酒类质量大赛中，双双荣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并获铜杯奖！它宣告：在全国性酒类质量评比中，甘肃省没有奖杯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喜讯传来，徽县酒厂全厂欢呼雀跃，心潮澎湃，徽县全县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听取了徽县酒厂的汇报，鼓励我们继续提高产品质量，争金夺银。省经委发来贺电，勉励我们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作出更大贡献。天水地委和行署致电嘉奖，并奖给二万元奖金。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和县政协的领导接待了我们的报喜，并登报向全厂职工表示热烈祝贺。有关厅、局、委等70个单位也都登报表示热烈祝贺。
  陇南春酒和金徽大曲酒争创轻工业部优质产品工作，前后历时6年多，自1978年8月4日科研组组建至1983年8月12日我任副厂长，这期间的大量工作由科研组完成；其后至1984年12月创部优获得成功，这期间的工作由创优领导小组负责。前段我任科研组组长，后段我任副厂长兼任创优领导小组副组长，亲历了创部优的全过程。
  一、加强陇南春酒质量的研究
  1979年8月24日，科研组上报了《提高陇南春酒质塄的研究》项目，主要内容是：老窖泥培养的研究；酿酒原料科学搭配的研究；高、中温曲合理配比的研究；改进酿酒工艺的研究；贮存和勾兑的研究；低度陇南春酒的试制和新酒人工老熟的研究等。
  厂部任命我为该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天水地区科委和徽县科委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地区科委把该项目确定为1980年重大科研项目，省科委和地区科委都拨了科研经费。
  陇南春酒是1967年元月在省轻工科研所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试制出来并一举夺魁的酒坛后起之秀。它以浓香馥郁、绵柔甘爽、诸味谐调、尾净香长等独特风格，博得广大消费者的称赞。在西北五省（区）酿酒协作会议上和省内历次评酒会议上，都受到普遍赞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在1978年省旅游会议上，被定为旅游产品之一，1981年荣获甘肃省优质产品称号。自此，陇南春酒便以地方名酒的身份出席各种宴会，款待中外来宾，备受客人的青睐。
  但是，当时的陇南春酒还存在着放香不足、纯净度不够、风格不突出等缺陷。为此，科研组进行了多项有针对性的研究。
  1.老窖泥的培养及人工老窖的养护
  陇南春酒是用人工培养的窖泥建窖而生产的，其质量相当于几十年老窖所产酒的质量水平。我们拟定了混合培养的科学配方，于1980年8月4日培养了一批，用于陇南春酒车间建窖。1982年4月1日，我们拟定了4个不同的配方进行培养试验，从中优选出最佳配方并依据此配方进行了多批次的培养，用于建窖。
  生产中，我们特别注意老窖的养护，每次酒醅出窖后，便把窖墙和窖底残留的酒醅清扫干净，泼入一定量的酒尾和大曲粉。
  2.提高培曲品温
  大曲的类型和质量，不仅决定着大曲酒的香型和出酒率，而且直接影响着大曲酒的质量。普遍认为提高培曲品温是提高大曲酒质量的一条重要措施。我厂传统的培曲品温一般不超过40℃，为了提高陇南春酒和金徽酒的质量，自1978年8月9日-10月29日的80天中，我们试制了6房中高温曲，培曲品温控制在55—60℃之间。自1981年4月20日制曲原料改为纯小麦后，我们进行了批量培养。1982年9月15日用于生产，为提高陇南春酒和金徽酒的质量，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酿酒原料的科学搭配
  高粱是大曲酒生产的主要原料，它经蒸煮，疏松适度，熟而不黏，有利于正常发酵，蛋白质含量适中。高粱中少量的单宁在发酵过程中，可转化为丁香酸等芳香物质，赋予酒一种特殊的芳香。
  玉米的各种成分含量适中，又含有丰富的植酸，在发酵过程中，可水解为环己六醇及磷酸。环己六醇可增加酒的甜味，磷酸在发酵过程中可促进甘油的生成，甘油味甜。玉米经蒸煮后，也疏松适度，有利于发酵。所以有“高粱酿的酒香，玉米酿的酒甜”之说。我们拟订了高粱和玉米不同比例的配方，与纯高粱为原料作对比，从1980年7月25日至1982年9月25日进行了26个月的试验。经多次组织品评优选出玉米占15％的酒绵甜、醇厚，名列前茅。
  4.提高质量的一些其他研究
  双轮底，把已发酵好的底醅加曲再发酵一个周期，其实质就是延长发酵期，所产之酒用于调香。回酒，粮醅入窖发酵一个月后，将原度酒（或稀释）回入窖中，其实质就是利用窖中的优越条件，促进酒的酯化作用，所产之酒也用于调香。
  回醅，把成熟酒醅兑入粮醅中，入窖发酵，其实质就是扩大培养兼延长发酵期。
  灌黄水（窖底渗出的黄色浆水），黄水中含有多种呈香呈味物质和各种微生物，把黄水灌入已发酵一个月的窖中，扩大培养并促进酯化。
  严格工艺操作，辅料清蒸半小时后用，以减少邪杂味。低温入窖，缓慢发酵，所产之酒绵柔甘爽。缓火蒸馏，定温流酒，掐头去尾，按质摘酒，分级储存，精心勾兑。采用这些技术措施后，陇南春酒的质量有了飞跃性的提高。
  二、加强金徽酒质量的研究
  1982年8月份以前由于指导思想上曾出现注重产值、产量，忽视质量的倾向，致使金徽酒曾出现短暂滞销。严酷的事实使全厂职工认识到，产品质量是企业的命根子。要使产品具有竞争力，使企业在严峻挑战中继续生存下去并得到发展，只有认真贯彻“质量第一”的方针，努力把工作的重心由重产值、产量转移到提高质量上面来。
  我们首先进行的是金徽酒工艺改进，严格工艺操作。自1978年8月28日至10月31日经过两个多月的试验，试验组的出酒率由8月份的38.2％（第五名）上升到10月份的43.3％，为历史最好水平，一跃而为全厂第一名，并且酒的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
  在省轻工业厅李维青工程师和天水行署公交处吴璧总工程师的指导下，1983年3月16日，酒厂制订了《金徽酒创优方案》，要求把金徽酒的质量提高到部优水平。在创优方案中，我们吸收浓香型大曲酒酿造工艺之精华，采用提高浓香、增加绵甜、除掉邪杂、达到纯净的技术措施。在酿酒原料中，增添占15％的玉米，这样既保持了高粱的醇香，又增加了玉米的绵甜感。提高制曲的温度，可增加酒的浓香和醇厚。辅料清蒸，低温入池，减少用曲量以减少酒的苦味，发酵期由14天延长到20天，缓火蒸馏，定温流酒，掐头去尾，延长贮存期等一系列技术措施，使金徽酒的质量稳步提高，达到了芳香清雅、绵甜爽润、醇和谐调、余味纯净的特点，成为以清香为主，兼具浓香的独特风格。
  三、加强创优的领导
  1983年8月12日，徽县酒厂制订了《关于陇南春酒创部优质产品规划》，要求于1984年6月底前使陇南春酒和金徽酒的质量达到或超过轻工业部优质产品质量水平。为此，成立了厂创优领导小组，厂长谢克义同志兼任组长，分管生产的副厂长杨万春同志和分管质检和科研的我兼任副组长，全质办、生技办、白酒车间、大曲车间负责人参加，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协调各部门力量，齐心协力把创优工作搞上去。建立了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主抓产品质量和标准化工作，下设化验室、成品质量管理小组、原材料验收小组。化验室负责原材料、半成品、大曲和成品酒的理化检验。成品质量管理小组负责新产酒的分级入库、勾兑和成品酒质量的感官鉴定等工作。原材料验收小组负责原材料质量的鉴定。我们壮大了质检队伍，从全厂职工中，选思想作风正派、能坚持全局观点、大公无私、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者，调到质检岗位，增强了质检力量。
  四、制订企业的标准
  为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我们加强技术标准工作，制订了陇南春酒、金徽大曲酒和金徽酒的企业标准。这在全省酿酒行业中，是第一家有自己的产品质量标准。有了标准就有了尺子，有了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产品技术指标是衡量产品质量好坏的技术依据。企业标准是国家三级标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国家标准、部颁标准的基础，又是国家标准、部颁标准的补充。搞好企业标准的管理工作，对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陇南春酒和金徽酒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影响质量的因素很多。厂里从原材料、半成品到成品都制订了质量标准，按照这些技术标准进行生产、检验和考核。坚持不符合标准的原材料不准使用，不符合标准的半成品不准流入下一道工序，不符合标准的成品不准出厂的制度，使酒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陇南春酒、金徽大曲酒和金徽酒，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抽样检查，理化指标均达到部颁优质标准。
  五、加强质量教育
  1984年以来，全厂职工立志改革，围绕“狠抓质量创名优，改革挖潜上水平，节约堵漏求效益，团结奋斗变面貌”的目标勤奋工作，努力把白酒生产的重心由重产值、产量转移到“质量第一”的轨道上来。为此，全厂进行了多次提高产品质量的教育，明确宣布“谁捣掉产品的牌子，就端掉谁的饭碗”。为提高产品质量，人人出谋献策，个个添砖加瓦，造成一个全员思考的是质量，讨论的是质量，出力的还是质量的氛围。
  六、设立创优奖
  为了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尽快实现“狠抓质量创名优”的奋斗目标，厂里设立了创优奖：陇南春酒获部优，分别奖给分管质量和生产的工程师14英寸彩电各1台，陇南春酒车间主任4喇叭收音机1台，全年未出现三类产品的陇南春酒班组长和辅助车间、办公室正副主任名牌自行车各1辆，陇南春酒生产组组员纯毛毯1条，其他人员每人加发1个月的平均标准工资。金徽酒获部优，参照上述规定执行，调动了全体职工创部优的积极性。
  七、积极参加学术交流
  1984年，徽县酒厂参加了全国白酒技术协作组浓香型第一分部。全国白酒技术协作组以进行技术试点、技术攻关、技术会诊、技术交流等活动为主，突破和解决白酒行业薄弱环节和疑难问题，举办各种技术讨论会、讲座会、现场观摩会、质量检评会、经验交流会等活动，促进白酒行业间的技术交流，技术进步。
  金徽酒改型提质后，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一直供不应求。在1983年8月召开的全省白酒质量评比会上，陇南春酒保持着省优质产品的光荣称号，金徽大曲酒（金徽酒系列中之佼佼者）被评为其他香型白酒质量第一名。1984年8月，陇南春酒和金徽大曲酒再次荣获甘肃省优质产品光荣称号。同年9月，省上推荐陇南春酒和金徽大曲酒，参加轻工业部举办的全国白酒质量大赛，并于同年12月份双双荣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并获铜杯奖。
  获奖后，厂部落实了创优奖，全厂职工每个人都获得了精神奖和物质奖。1985年2月4日，县委、县政府为表彰我在1978年至1984年的科学技术工作中成绩显著，颂发给我奖状和奖金，并晋升一级工资。此后，徽县酒厂的声誉提高了，产品销量扩大了，发展的步伐更快了。
  简述徽县农业生产气候条件
  苏怀礼
  徽县位于秦岭南麓、嘉陵江上游，国家规划其为秦巴山区，北纬33°29′—′—34°11，东径105°35′——106°25′，东邻两当，南依陕西略阳，西靠成县、西和，北与天水接壤，属省区划徽成盆地农林区。其气候条件：
  一、光照不足，光能辐射少。根据多年统计，徽县年平均日照时数只有1726.4小时，日照的百分率39％。比天水市少305.7小时，比两当少242.8小时，分别少17.7％和14.15％；比同纬度平原地区的河南省周口市少463.9小时，少26.9％，日照百分率少11％，年总辐射量102.8万千卡/2
  m，比甘谷县少11.15万千卡/2m，光能资源在全国五大分类中为四类区，是全省日照最少县之一。（见m，比两当少9.79万千卡/2表一）
  二、气候温和，生育期较长，能满足各类粮食作物对积温的要求。徽县年平均气温12℃，7月份最高23.4℃，元月份最低﹣0.7℃，全年≥10℃的天数206天，80％的保证率192天；活动积温3791.7℃，80％的保证率3650℃，极端最高气温38.3℃，极端最低气温﹣15℃，平均无霜期202天，80％的保证率183天，平均无霜期初日4月11日，无霜期终日10月29日。徽县气候总的特点是冬不冷，夏不热，没有明显的严寒酷暑，适合多种作物的生长发育。
  三、雨量充沛，时空分布不匀。我县属大陆性季风气候、雨养农业，年平均降水745.8mm，年最多雨量956.2mm，最少雨量526.8mm，最多与最少相差429.4mm，一般雨量高度集中在夏秋季7-9三个月，降雨量占年降雨量的56％，其余9个月仅占44％，年降雨量变率15％，春旱、夏雨、秋涝为徽县农业气候的一大特征。在全国水资源分布中属第三类，属丰水带向少水带的过渡带。（见表二）
  通过上述调查研究，徽县的气候特点可以这样概括：热量资源丰富，生育期长，雨量充沛，时空分布不匀，光照不足，日照百分率低。
  一个物种能否在该地很好的生长发育，丰产丰收，完全取决于该地区的气候条件和相匹配的增产措施能否满足作物各个生育阶段的要求。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就大增产大丰收，基本满足就平收，不满足就减产甚至绝收。
  我县是农业生产大县，气候条件能满足粮食生产的需求，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给国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我县棉花生产也有400多年种植的历史，但产量一直不高，面积连年下降，1949至1980年二十二年间，最高单产只有30斤皮棉，最低单产只有8.8斤皮棉。1975年粮食生产大丰收，但棉花绝收。制约我县棉花生产的瓶颈究竟在哪里？棉花是长日照作物，生长发育需要较高的积温，一生中最适合的气温是25-30℃，我县7月份的平均气温只有23.4℃，生育期间温度低，影响早开花，早结桃，多结桃，结好桃；棉花成熟阶段需较多晴天，而我县阴雨连绵，光照不足，气温下降，造成落花、落铃、落桃，产量不高，效益较低，被历史淘汰。
  远隔千里的敦煌县是我省的重点产棉县，亩产皮棉连年超百斤。那里年平均气温只有9.8℃，年降雨量只有42mm，是灌溉农业，年日照时数却在3200小时以上；虽然年平均气温比我县低2.2℃，但棉花生育期间的5-8月白天气温一般在25℃以上。长日照、高气温、灌溉水给棉花生长发育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棉花生产连年丰收。
  高效节能日光温室是反季节蔬菜生产的主要手段，河西推广面积最大，效益最佳。1995年由县委书记、县长带领全县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的领导去全国冬暖棚蔬菜生产最好的山东省寿光县参观学习，并高薪聘请了两位土专家来我县指导冬暖棚蔬菜生产，但也无法生产出反季节蔬菜，只能生产春季大棚蔬菜，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光照不足，我县11月至来年2月，四个月日照时数只有465.3小时，占全年日照时数的27％，反季节蔬菜这四个月要求光照时数在900小时以上，这是我县不能生产反季节蔬菜的主要原因。
  我们也曾经设想引进武都县的柑桔种植。但听了武都农科所的专家介绍，种植柑桔要求元月份平均气温在3℃以上，全年平均气温在13℃以上，经科技人员论证，予以否决，这是明智之举。
  我县也能生产苹果、梨，但质量很差，主要是挂果期阴雨连绵，光照不足，霉菌滋生；我县种植西瓜在陇南最早，面积最大，但糖分含量不高，主要原因是昼夜温差较小，不利于糖分积累。我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干果生产上，种足种好核桃、板栗。
  徽县气候有它的特殊性，我们要根据徽县气候特点，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因地制宜地发展我县的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提高自觉性，避免盲目性，取得经济效益最大化。
  陇南春酒诞生记
  傅俊英
  金徽酒在侯家坝生产时，利用的是泥窖，酒质香浓、醇厚，1965年搬到伏家镇后，建的新窖是砖墙土底，对酒的质量有一定的影响。为此，甘肃省轻工业厅给徽县酒厂和甘肃省轻工业科学研究所下达了“提高金徽酒质量试验”的计划。
  接到计划后，省轻工业科学研究所便派倪汝敬和卢国胜二位酿酒技术人员来徽县酒厂开展试验工作，以后又派来张月华同志。首先成立了由徽县酒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杨俊美同志兼任组长的徽县酒厂、甘肃省轻工业科学研究所试验组（以下简称试验组）。
  倪汝敬同志和我家住同村，从小一起长大，既是童年好友，又是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学，我们过从甚密。他们搞试验期间，我正好在车间跟班劳动，我们朝夕相处并时常参与品尝试验所产的酒，对试验情况了如指掌。他们翻阅了浩如烟海的资料，测试了成千上万个数据，夜以继日地监测数据，废寝忘食地搞试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借鉴他厂的经验，便于试验工作顺利进行，由杨俊美同志带队，试验组于1966年春南下四川，到泸州曲酒厂等名酒厂考察取经。四川省所产酒的质量和产量在全国都名列前茅，1963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评酒会上，评出的8个国家名白酒中，四川就占了3个，它们是：五粮液（四川宜宾五粮液酒厂产）、泸州老窖特曲（四川泸州曲酒厂产）和全兴大曲（四川成都酒厂产），所以试验组把四川作为考察地。
  浓香型大曲酒，窖香浓郁、绵甜醇厚、香味谐调、余味悠长，人们的饮酒习惯逐渐倾向于该香型大曲酒，因此也刺激了浓香型大曲酒的发展。1963年第二届全国评酒会上，评出的8个国家名白酒中，浓香型大曲酒就占了一半，除了上述3个外，还有古井贡酒（安徽古井酒厂产）。
  浓香型大曲酒工艺的要点是使用泥窖，老五甑续〓法，发酵期为30天以上。
  试验工作从1966年5月份开始，首先做了两项基础工作：第一项是建立起了化验室。购置了设备、仪器、器皿和药品，培养了化验人员，给试验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第二项是酿酒和制曲的工艺写实。通过工艺写实，发现了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改进的措施，规范了操作规程，为开展试验工作和提高产品质量奠定了基础。
  紧接着进行以下3项试验：
  1.培养人工老窖的试验
  “提高金徽酒质量试验”，吸收了浓香型大曲酒的生产工艺，把培养老窖作为主要措施之一。浓香型酒的工艺最讲究老窖，有“千年老窖，万年香糟”之说。没有老窖如何生产呢？那就只能采用人工培养老窖的工艺。
  结合徽县酒厂的实际情况，试验组于1966年4月27日制订了《培养老窖泥的试验方案》。以原侯家坝老窖土、窖皮泥、黄土、稻田黑泥、大曲粉、酒尾等为材料，按不同的材料搭配和不同的比例，制订出5种配方。以酒糟水合泥，在30℃以上培养30天，每种配方试验2个窖。
  所产酒经理化分析和品尝，泥窖所产酒的质量高于砖窖。酒醅距窖底越近，产品质量越好。同时，优选出最佳老窖泥配方。
  2.延长发酵期的试验
  制订了发酵期为15天、40天、60天3个方案，所产酒经理化分析和品评，60天优于40天，40天优于15天。
  发酵期为60天的酒与泸州老窖特曲和五粮液相比，总酯含量不相上下。可见，延长发酵期是提高大曲酒质量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
  3.流酒化学成分变化规律的试验
  在蒸馏过程中，不同馏份所含成分不同，酒头含低沸点杂质较多，应当掐掉。酒尾含高沸点杂质较多，也应去掉。酒头和酒尾可作勾兑之用。掌握流酒化学成分变化规律，可以更合理的进行掐头去尾操作，提高产品质量。
  到1966年9月，完成第一阶段的3项试验。试验组于1966年9月22日写出了《提高金徽酒质量试验第一阶段小结》。
  接下来进行了以下5项试验：
  1.回酒、回醅的试验
  回酒就是粮醅入窖发酵1个月后，将原度酒（或稀释）回入窖中，其实质就是利用窖中的优越条件，促进酒的酯化作用。回醅就是把成熟酒醅兑入粮醅中，入窖发酵，其实质就是扩大培养兼延长发酵期。回酒、回醅是提高酒质量的有效措施之一。
  2.不同储酒容器的试验
  将原度酒同时分别储存于酒柜和陶坛中，储存3个月，每半月取一次样，进行理化分析和品尝。试验结果，陶坛优于木柜。
  3.不同酒度的尝评试验
  将同一酒样调成4种不同酒度，分别进行理化分析和品尝，从中选出出厂酒的最佳酒度。
  4.不同处理水的加浆试验
  将67％（V/V）原度酒分别用蒸馏水、凉开水、泉水调成63％（V/V），同63％（V/V）的原度酒进行理化分析和品尝。试验结果，原度酒比加浆酒要好；加浆水以蒸馏水为好。
  5.勾酒方法的试验
  以调香酒和基础酒按不同的比例进行勾兑后，进行理化分析和品尝，优选出最佳勾兑比例。
  到1967年元月，历时8个多月，前后做了8项试验，试制出一批样酒，试验工作圆满结束。
  试验组于1967年元月21日，写出了《提高金徽酒质量试验技术小结》。后经修改补充完善后，于1967年3月29日写出了《提高金徽酒质量试验报告》，上报甘肃省轻工业厅。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提高金徽酒质量试验，却试制出了浓香型大曲酒。其口感香浓、醇厚、绵甜、味长，风格与金徽酒迥然不同，当时杨俊美同志给起个临时名字叫“试验酒”。
  1977年9月，经徽县“革委会”批准，“试验酒”正式定名为“陇南春酒”。
  （二）教育
  科举制度下徽县考取的进士和举人
  梁晓明
  科举取士起源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其制度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终止于清光绪30年（公元1906年）。在这1300年间，全国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者近11万名，皇帝点状元700余名，考中举人而未中进士者百余万名。据《甘肃全省新通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自唐至清光绪30年（1904年）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考试，甘肃共考中进士1039人，其中文进士642人，武进士397人。明清两代考中举人而会试未中进士者共计4078人，其中文举人2308人，武举人1770人。明代文举人977人，清代1331人。
  根据甘肃省旧地方资料和徽县明代及清代旧县志资料记载，徽县自宋代至清代共考取进士33人，其中宋代28人（含武进十），明代3人，清代2人。考中举人而未中进士者50人，其中文举人35人，武举人15人。35名文举人中宋代4人，明代24人，清代7人；而武举人15名，均为清代考取。相关资料分析认为，甘肃考中进士最多的是皋兰县46名，其次是武威县42名，天水37名名列第三，再次是兰州、陇西，徽县33人名列第六。一个位据陇南的人口小县，何以在甘肃86个县（市）、区中，科举考试能排名全省第六呢？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其一，优越的自然条件为科考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徽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徽成盆地腹地，自古为陇东南产粮大县。这里气候温润，植被良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白酒产业和治铁业历史上扬名省内外，至今以纯粮酿造的“金徽”系列白酒在全国享有盛誉，因此徽县被美誉为千年酒乡和陇上江南。优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里科举考试名冠陇南，在甘肃全省亦排名前列。近代由于区划调整，徽县解放后人口增长缓慢，目前仅有常住人口23万多人，在陇南市9县中排名第七，高考生员相对较少，但历年高考升学率绝大多数年份在陇南名列前茅，这也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据徽县一中2005年至2014年十年间高考统计资料表明，有3人考入清华，2人考入北大；十年间5次夺得陇南市高考理科“状元”县，4次夺得陇南市高考文科“状元”县；12人进入甘肃省全省高考百人榜；十年高考综合评定连续多年名列陇南市前三名，高考升学率往往进入一、二名。从近三年陇南市九县（区）高考成绩前100名学生所占比例来看，徽县文、理科考生所占比例远高于平均水平。
  其二，便利的交通条件为科考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徽县地处秦蜀古道（青泥古道）和陇蜀古道的交汇处，自古商贸活动活跃，关中文化和巴蜀文化及陇右文化均对徽县有着深刻地影响。徽县东距西北的文化中心西安仅700多华里，去西安比陕北和陕南某些市县还方便。明清时期，西北的考试院设在西安，徽县有近水楼台之便。每年许多州县的学子去西安参加举人科考都要路经徽县，无疑带动了徽县士子读书并参加科考的热情。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年）至清朝前期在徽县还设置“徽山试院”，以便利阶、文、成、两等县士子来徽州应试，参加秀才选拔。民国年间，徽县学子在西安读中学者远远高于在兰州上中学的比例，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文化和交通两个因素。
  其三，南宋时期徽县是西部抗金主帅吴玠川陕宣抚使司衙门驻地，南宋西部抗金的大本营司令部就扎驻在徽县。吴玠、吴璘兄弟二人及其子、孙三代，在徽县驻军70余年，周边川陕许多州县的部队都归其统领，他们经历了大小多次战斗，为保卫南宋半壁江山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发生在徽县南部虞关乡嘉陵江岸吴王城（亦名仙人关）的仙人关大捷就是中国古代军事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当时昊玠、吴璘统领三万多人击败了金兀术十万大军的进攻。正因为徽县是南宋抗金主力的大本营，这里集中了大批优秀的知识份子在此建功立业，他们也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和厚待，因此徽县在宋代选考进士28名，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南宋时取得的。南宋绍兴间（公元1131-1162年），吴师古、吴师直、吴师尹吴氏一家三兄弟同中进士，淳熙间（公元1174-1189年）王靖和其子王柄、王杞、王梿（王靖之侄）及孙子王焕王氏一门祖孙三代五人中进士，宝庆间（公元1225-1227年）栗亭人曹友闻、曹友庆、曹友谅兄弟三人同中进士。这些南宋时期的进士和举人，在宋金和宋元军事对抗中都为南宋朝廷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许多在带兵激战中献出了生命。
  封建社会，在中国科举制度之下的读书人把出身和功名视同生命。“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被认为是人生最大的喜事，考中进士、举人，是古代所有读书人的追求与梦想。“十年寒窗无人问，金榜题名天下知”是旧时读书人命运的真实写照。一旦金榜题名意味着穷苦命运将被改写，鲤鱼跃过龙门将化为龙族。《儒林外史》中写到的范进中举，主人公因中举高兴而发疯，平时看不起范进的岳父胡屠夫为治疗女婿犯傻而打了他一耳光，竟自觉打了文曲星的手掌也暗暗发痛。就连朝廷重臣心雄万夫的曾国藩，也会斤斤计较金榜上的排名，因他考中进士第三甲，赐“同进士”。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在一次晏席上有人作对联斗酒。一人出上联“如夫人”，另一人无意应对“同进士”。曾大人竟一时变脸，使席间气氛非常沉重，“同进士出身”始终是曾国藩心中的忌讳。可见，在封建社会世人对金榜题名的重视程度。
  徽县进士、举人绝大多数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刚正不阿，廉洁自律。南宋淳熙（公元1174-1189年）初王靖中进士后，任太原紫光禄大夫。他纯孝忠信，生平谦逊，从不做违逆国家民众之事。严于律已，亲慈百姓，被同僚和邻里推为长者。他教子有方，两个儿子王杞，王柄和侄子王梿及孙子王焕都先后中进士，王氏一门五进士被传为佳话，其子孙为官在任都颇有政绩。徽县水阳乡新寺村水沟郭家庄，明正德丙子（公元1516年）科考中的举人郭从道，在顺天府同知任上以自己的俸禄修补长城关口，使当地百姓能安心生活。百姓用他的名字为修复的这段长城命名，有“宇宙不凋经国绩，姓名永勤郭公关”之句。他一生勤学敬业，做了许多修桥补路的好事。晚年退休回家还为家乡撰写了《徽郡志》，为甘肃留下了地方志珍品。其孙子郭庄，为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进士，以庶吉十授御史职务。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巡视按察四川。四川某地一富豪叫胡里七，勾结权贵，无恶不作。放高利贷，并私设水牢残害欠债百姓，地方官吏不敢过问。郭御史查访清楚后，即捉拿了胡里七。胡的家人赶到徽县新寺郭家庄给郭家贿赠黄金，被郭庄的大儿子郭师曾赶出家门。郭御史将此事一并上报朝廷，皇帝大怒传令将胡里七乱棍打死以平民愤。剪除胡里七之后，其党羽伺机报复，后来郭御史在任上回家省亲时，被胡里七党羽设伏杀害于徽县西水阳乡十里墩附近的滚豆坡（一名滚头坡）。四川和陕西略阳的百姓知道消息后感伤不已，许多庙宇里挂起郭御史的像来纪念他，至今略阳县北白水江南一带的庙中还供奉着郭御史的塑像。郭庄在任间积极疏通徽县入川的白水道，开凿了朝天驿大峡谷，大河店白水峡至略阳的道路，被后世称为郭公神道，就是为纪念他的政绩。郭御史的儿子郭师游是明万历46年（公元1618年）考中的举人，在临城县知县任上，听到母亲病逝的消息后，因过度悲伤而逝。郭师游廉洁为官，以致于死在任上而其妻儿无钱将其灵柩送回徽县安葬，上司念其清苦出资送回家乡，临城百姓沿途设祭吊唁者不绝。
  徽县城南下先农村（下旧城）人张绶，人称张翰林。自幼聪慧过人，文思敏捷。乾隆45年（公元1780年）乡试（省试）中举，第二年经会试和殿试中进十，皇帝点为翰林院庶吉十。乾隆49年（公元1784年）授翰林院检讨，负责《四库全书》词垣分册校集任务。嘉庆二年（公元1799年）春，升任右春坊赞善大夫。后因才思敏捷，工作尽责，深得嘉庆皇帝赏识，被任命为日讲起居注。嘉庆5年（公元1800年）升任为国史撰修、文渊阁校理，九月迁升为侍读学士，次年又任咸安宫总裁。张翰林在京城任职，深得乾隆、嘉庆两代帝王赏识，收到皇帝的奖品很多。其父母和妻都受到皇帝的敕封，其受封的圣旨一直被族人保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流向市场不知去向。嘉庆6年（公元1801年）秋，张绶出任广西学政，上任后革除了送礼拜见的陈规，每到一地课考生员他严把质量关，连同僚谢巡抚也密奏朝廷赞扬张绶的品行。可惜，不久病死于广西学政任上，终年54岁。他为人淡泊自安，不善奔走争逐，担任词垣校集近20年，工作之余总是读书学习。著有《梨雨书屋古文集》和《梨雨书屋今文集》及古文、馆课、诗赋等。任嘉庆侍读学士间，侍奉皇帝左右。现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内珍藏一本手抄孤本《徽县志》约4万余字，字迹刚柔洒脱，时间截止乾隆46年（公元1781年），我疑为张绶所著。2012年，我将此书拍摄的图片抄写整理，点校印刷，编入《清代徽县志集校》一书。
  中华民国时期的徽县初级中学及其校歌
  梁晓明 张菊
  民国33年（1944年）8月9日，徽县政府县长刘中仁（字蔼如）任命汪盈科（字子进）为徽县初级中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国元为副主任委员，并选定张廷辉（字瓒绪）、李瑞民、黄程九（字鹏翼）、赵希昂、马健良等为委员，由他们7人组成徽县县立中学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办徽县中学。筹委会根据徽县实际情况，在甘肃省省立徽县师范学校（校址在今城关镇西寺村县党校院内）附设开办初中班1个，招新生50人，借用徽县师范学校的师资和教学设备上课，并决定每年农历8月27日先圣孔子诞辰为徽县中学校庆日。民国34年（1945年）秋，县政府任命周锡玳（字少珊）为校长，马耀辰为教导主任，马国元为总务主任，徽县中学再招新生1个班50人，将校园附设迁至吴山女校内（校址在今北街吴山西边吴山广场处）。全校有教学班两个，分为初一和初二，有教职工10余人（含兼职教员），学生100人。冬季学校第二次搬迁至东街文庙内（今东街县人民政府址）直至1949年12月4日徽县解放，徽县中学一直以东街文庙为校园。
  民国35年（1946年）秋季，徽县中学招收新生两班约120人，是年全校有一、二、三，三个年级，有教学班4个，初一为两个班，初二、初三各一个班，有教职工20人左右（含徽师兼职教员），有学生约220人。开设的课程为国文、数学、英文、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公民、卫生、童训等课程，下同。
  民国36年（1947年）夏，周锡玳当选为国民代表大会“国大代表”赴南京参会，县长刘中仁兼任徽县中学校长。刘中仁严整校风校纪，将教导主任马耀辰辞退，选聘陈好善为教导主任。是年秋，徽县中学首届初中毕业一个班。秋季开学招收新生两个班，计100人。是年全校有三个级计5个教学班，初三一个班，初二、初一各两个班，学生约270人。
  民国37年（1948年）春，县长刘中仁因公务繁忙，辞去校长兼职。是年秋季开学前，县政府任命刘宗向（字犁青）为校长。同期初中第二届毕业1个班，招收新生1个班50人。全校三个年级5个教学班，初三、初二各两个班，初一1个班，有学生约270人。
  民国38年（1949年）夏季，宝鸡、天水等地相继解放，国民党天水专员公署南迁至徽县，占驻了徽县中学东街文庙校园。县政府命令徽县中学南迁去汉中南郑，但由于时局混乱，国民党溃军四处拉兵抓夫，民心恐惶，未能成行。1949年6月后，学校经费中断，师生生计无着，徽县中学告停。1949年12月4日徽县解放后，于1950年春季学校又重新开课。
  综上所述，徽县中学创办于1944年8月，时值全国全面抗战的第七年。长期的抗日战争，已使国穷民疲。作为后方的徽县为了支援前方抗战，地方财力已十分拮据。但由于时任徽县政府县长的刘中仁为人开明进步，注重文教，上下一心，克勤克俭，创办了徽县初级中学，开启了徽县中学教育的先河。其行为使人敬仰。学校初建、二次搬迁，县内仕绅都能积极筹资捐款，师生自力更生整修校舍，全县各界人士齐心协力，克勤克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其精神着实可嘉。
  徽县中学开办五年来，先后毕业初中生两届近一百人。徽县解放前夕，该校停办肄业近270人。学校为徽县、两当、成县、康县培养了大量人才。在当时国民文化程度大多为文盲的状况下，无疑提高了地方民众的文化素质。这些知识青年，解放后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家乡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民国时期徽县中学音乐教师王人秀，在1945年3月为徽中创作了《中华民国时期徽县中学校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下乡时常听到毕业于原徽中的一些老教师和老干部传唱该校歌，其词曲都很优美，使我深受感动。但多数传唱者对词典记忆不完整，仅记得三两句歌词，歌谱更记不清。我一直为该校歌所吸引，一直有整理该歌词曲的热情，并委托几位音乐老前辈帮助收集，但却无缘获得完整的资料。后来我又与徽县四中音乐教师张菊联系，委托她协助搜集整理该校歌。四年前即2011年5月，张菊终于将一份完整的《中华民国时期徽县中学校歌》词曲交给了我。该校歌创作于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艰难岁月，歌曲颂扬了徽县的山河地脉，鼓励学子们苦心学习，莫负大好年华。其内容积极进取，催人奋进。可惜，这位出生于1967年毕业于兰州城市学院音乐系的中年女教师张菊已于2012年4月2日离开了人世，走完了她46年的人生之路。现我将民国时期徽县初级中学简史及她搜集的校歌整理一并发表，以供大家赏阅，也算作对徽县四中音乐女教师张菊的怀念吧！
  后附：中华民国时期徽县中学校歌
  （张菊：原徽县四中音乐教师）
  中华民国时期徽县中学校歌
  民国时期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校人物再考
  谢建生
  根据本人收集的有关徽县师范学校的历史资料，走访现健在的师范学生，对师生情况进行考证，并就有关知名人士多方考证传述如后。
  张荫梧，字桐轩，国民党陆军上将（1891——1949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在山西督署先后任参谋、学兵连长，后任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教官等职，1924年任晋军第十团团长。张荫梧作战勇敢，倍受阎锡山的青睐，1927年晋军扩编被任命为第十七师师长兼第七军副军长，1928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同年6月以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五、第七军联合军长率部进攻奉军，节节胜利后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兼公安局局长。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荫梧任阎锡山第三方面军第四路军总指挥，担负津浦线与蒋介石军队的作战任务。中原大战，因张学良出关助蒋，阎冯联军失败，阎锡山下台，张荫梧失去靠山回家乡博野县办起了“四存中学”，他任董事长兼四存中学校长。1934年张荫梧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安插亲信及好友，组织保安团及警察队，声名大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任第一战区司法监，河北民军正式成立后，张任总指挥，下辖八个民军团，一个军械所。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处长朱瑞率50余人到该部工作，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张予以配合。1939年日军对张荫梧发动攻势，张荫梧第一民军司令王长江率部参加了八路军，张荫梧为了泄愤，指示部下活埋八路军干部战士四百余人，制造了“深县惨案”，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社记者谈话时指出：“河北的张荫梧，山东的秦启荣，都是磨擦专家”。
  1942年春，张荫梧将河北“四存中学”举迁徽县，与徽县师范合并，张担任徽县师范学校校长兼“四存中学”校长。抗战胜利后张被蒋介石任命为平汉路护路司令，华北“剿总”上将参谋。北平解放后，他自负才高，认为共产党没能力管理大城市，幻想会请他“出山”。1949年北京市公安局将其逮捕，同年5月因病去世，终年58岁。
  吴治平，徽县北街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业专科学校，曾任甘肃省农场主任，技士等，在农技推广、种子引进和改良等方面为甘肃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担任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校第一任校长，他崇尚科学，重视农业，治学严谨，先后在反映自然科学和人文状况的《拓荒》杂志上发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农业论文多篇，其中《本省农场过去失败之主因与今后整顿之方案》一文，对办好省内农场有指导意义。解放后在兰州务农，七十年代初去世。
  姚承祖，徽县伏镇北街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生，民国二十九年加入中共陇南地下党，民国三十一年考入徽县师范，毕业后在伏小任教，他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党活动，先后任党小组组长、支部书记、伏镇区工委委员、区工委书记等职。1949年7月随游击队在山区开展武装斗争，10月份进入天水解放区，12月4日徽县解放后任第一任县委组织部部长。
  50年代初调西安工作，先后在西北党校、西安交通大学学习，1960年任西北电力局生产处长，1963年任陕西户县电厂党委副书记，1972年任石泉水电厂党委书记，1982年离休。马学海，徽县城关镇东关村人，回族，民国十四年（1925年）生，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考入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校，同年加入中共陇南地下党。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经组织派遣，一行8人赴延安入陕北党校，后转入西北党校学习。解放后，先后任天水回民事务所所长，省民委一科副科长，1953年任舟曲县委书记，1956年任甘南州委宣传部长兼《甘南报》主编，1958年9月任省伊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省民委民族处处长。“文革”中受迫害，后昭雪平反。1978年任西北民族学院政治部主任，1980年9月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省宗教局局长，1987年7月任省伊协会长，1995年离休后任省伊协名誉会长。
  马学海长期从事民族统战工作，他善于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统战和民族政策，三中全会后为许多民族宗教界人士平反冤假错案，在少数民族中有很高威望。他曾三次带团考察阿拉伯国家，其阿文水平、阿文书法深受省内外回民喜爱。
  窦昌，徽县伏家镇窦坪村人，民国十八年（1929年）生，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考入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校，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加入中共陇南地下党，1950年调中共天水地委组织部任干事、科长，1954年调甘肃省委组织部，历任干事、党员管理处副处长、组织处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等。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因反右不力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2年平反。1959年赴河西调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因反映实情而受到批判，并给予停职处分。1964年下放榆中县东滩公社任公社副主任，文革开始后受批判，1969年在伏家镇红旗山（北禅寺）“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任省科技局农业处副处长，1978年任省科委办公室主任，1979年任科委副主任，1981年带领甘肃太阳能考察队赴美国、日本考察并争取到联合国计划开发处的支援，建立起榆中太阳能研究示范基地，为亚、非国家培养了一批太阳能人才。后调任省纪检委副书记，1991年离休。
  茹素，成县甸川镇（今红川）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生，民国三十二年考入省立徽县师范学校，民国三十五年加入中共陇南地下党，先后介绍杨栖翠、冯梅、闫志德、郝万杰等入党，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建立甸川支部，任书记，紧接着建立中共成县临时工委，任书记，三十八年八月，进伏镇南山打游击，一时，甸川街头时见“迎接解放”、“打倒国民党”等标语。九月四日县保安队抓捕共产党员张友直，茹素即与李仁等隐蔽于栗川龙王洞。当时，国民党九十军别动队长贠益，与佘旭川乔扮成樵夫探明游击队的行踪，又恰值游击队捕获九十军的一名班长也逃走，茹素感到南山已暴露，遂率党员张怀德、赵文选、范志西、李明德、申华、申茂林转移。此时贠益已率一加强营从江洛赶赴栗川，进围龙王洞，茹素等七人被困洞中，经双方激战，击毙敌连长一人，士兵数人。龙王洞内大洞套小洞，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敌别动队长贠益指挥敌军将辣椒、烟叶和柴草点燃，采取烟熏，七人中除申华于酣战中乘机脱险外，申茂林、赵文选当场牺牲。敌军撤离后，中共党员侯致中带范守基、王进才入洞救人，将幸免于难的范志西、李明德、张怀德救出，唯独找不到茹素。直到十二月四日解放大军进入徽成，也未见茹素踪影，侯致中等人再次入龙王洞寻找，终于从洞内一侧洞中找到，已牺牲了，时年二十三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仁，成县甸川镇（红川）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生，三十六年毕业于省立徽县师范，三十七年由茹素、山炯堂介绍加入中共陇南地下党，三十八年任中共成县工委委员。龙王洞被围剿前受茹素之命向山炯堂报告俘虏逃跑及隐蔽于南山的地下党可能暴露等情况而幸免于难。五十年代，历任共青团成县委书记、成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1959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撤职、留党察看两年。1962年昭雪后任武都专署商业局长，1964年3月任中共武都地委委员、财贸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涉龙王洞事件受迫害，不堪凌辱于1968年含冤辞世，终年四十六岁，翌年8月2日，武都地区革命委员会以其“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结论为“叛党”。1978年7月11日，中共武都地委撤销原结论，并推倒因龙王洞事件而妄加给李仁的罪名。
  张敦辽，成县红川人，生于1928年，1941年考入成县师范，1942年秋转入甘肃省立徽县师范二年级。因学习之余喜唱秦腔，与时任校长的杨自廉有共同爱好，遂成忘年之交。
  1944年，张敦辽响应国民政府的动员令：“知识青年赴国难打日本、报效祖国。鬼子打到潼关，威胁西安；入侵独山，威胁重庆；一寸国土一寸金，十万青年十万兵。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最后胜利属于我们。”当校长宣读了动员令后，张敦辽感到国难当头，为国效力是每个青年的义务和责任，未与家人商量即带头报名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徽县青年远征军征集委员会及师范学校为30多名入伍青年举行了欢送大会。张被编入206师616团1营（蒋纬国时任二营营长），当时青年军训练总监是陆军二级上将罗卓英，政治部主任是蒋经国。1945年2月，张所在的206师在汉中受到蒋介石的视察，陪同有美国三星上将魏德迈、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钱大钧等。日本投降后，张随所部编入胡宗南部整编36师28旅，任直属工兵连指导员，驻防陕西榆林，参加了归德堡防守战，因连长阵亡而接连长职务，时年19岁。1948年10月该部在铜川被人民解放军收编，属西北野战军二纵队一兵团（司令员王震）进驻新疆喀什喀尔，后调任哈密农五师化工连连长。
  “文革”期间，张敦辽被错误地认定为“国民党反动军官”，与张国顺师长及团营长受到无休止的批判斗争，被限制人身自由达6年之久。张敦辽继承父辈传统不畏强暴、公平正义、一身正气，即使“文革”期间也不轻易向造反派低头，大是大非面前不妥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应有职务，1982年离休，著有《脚步声声》等书，为徽县师范学生中健在者之一。
  甘肃省徽县师范学校办学仅十年，由于办学严谨，管理规范，培养人才不拘一格，聚集了一大批社会精英和优秀人物，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为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资料有限，仅录八人传略，余待同仁再考，如杨彦明、石泽、宋泰、郭卓君、焦钾、高维嵩、杨松林等。
  参考资料
  ①国民党高级将领传略
  ②成县志
  ③徽县志
  附：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校1946年毕业生名单
  民国时期徽县师范学校学生情况初考
  谢建生
  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校建于1939年下半年，校址设在州主山现党校地址。1943年，由河北省保定市迁来的“四存中学”与徽县师范合并。徽县师范分为“前师”和“后师”，前师学制四年，后师二年，1948年秋改为前后师各三年。建校初期，教师大多数由在外学业有成的学者担任，学生从中小学生中通过考试录取。前师（简师）学生大多数从完小毕业生中录取，后师（师范）学生从初中生及前师毕业学生中录取。
  为满足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弥补师范学校的不足，师范学校于民国38年开办了为期三个月的师训班，为乡村小学培训了40多名小学教师。
  与“四存中学”合并后，原河北省保安司令、陆军上将张荫梧（字桐轩，河北博野人）任校长，直到抗战胜利。此外先后担任校长的有吴治平、杨自廉、李东岳、陈国章；教师有马子愚、汪盈科、葛维西、马国元、马驷仪等。师范学生公费上学，不交学杂费，免费发给书本，并由学校管吃管住。要求学生全部住校，因校舍有限，大部分学生住在庙里。开设的学科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教育概论、动物、军训、植物、体育、农艺、工艺、音乐、美术、教材教法、教育心理、卫生、小学行政、化学、公民等。其中公民科主要是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学习做人的准则和规范，尊老爱幼，爱护公物，遵守纪律，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平等待人，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教育。这批学生在徽县较早地接受了现代科学知识和进步思想，为徽县教育界注入了一股新的风气潮流。
  徽县师范学校的校歌（附后）由时任第二任校长的杨自廉作词，音乐教师李永生作曲谱写，是学校在节庆等活动时必唱歌曲之一。学校成立“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学生会），学生会不分年级、男女，属学校倡导指导，学生自发组织。时值抗日战争时期，每逢“五一”“双十”（国民政府国庆节）等节日或社会上有重大活动，学生会都要组织学生进行文艺演出，并有热血青年学生登台进行讲演，通过演出与讲演宣传抗日思想，激发民众抗日热情。1942年，国民政府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字健生，广西回民）来徽县，师范师生会同社会各界人士2000余人到东关清真寺前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上就有学生进行讲演，并对白崇禧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充满赞美之词。
  师范学校的学生主要是徽县本地人，也有一部分成县和两当学生以及当时属徽县辖区的汪川、大门学生。成县学生以红川为主，如张友直、张志洪、茹素、李仁、王鑑、张希载、王三纲等。还有外省人，如湖南学生万孝灿，其父时任徽县法院院长，万孝灿随其父来徽县，就读于徽县师范。
  师范学校先后毕业学生六期，共有毕业生294人。其中1944年28人，1945年25人，1946年45人，1947年52人，1948年50人，1949年53人，另加师训班41人，女生比例不到10％。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小学教师，为徽县初级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的走上行政管理岗位，相当一部分成为社会精英和知名人士，如马学海、杨彦明、乌正峰、茹素、李仁等。还有一部分中共陇南地下党员也出自徽县师范学生之中，如李仁、宋泰、豆燕、李佩兰、山峻峰、石泽、山子高、焦钾、高维嵩等。也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如时任银杏学校校长的罗志仁。本人的启蒙教师山裕堂、张宗良等，就是该师范学校毕业。由于时局动荡，政治追求不同，这些学生的去向、结局也不同。四存中学迁回河北后，一些学生随校迁往河北，如王铸、姚忆祖等。一些人因政治原因，解放后被镇压，如马本初、田畯、胡致远等（约有四人）。根据本人收藏的一份徽县师范学校毕业生名单，走访还健在的几位老人，据他们回忆，当年的热血青年、莘莘学子毕业后各奔东西，自谋出路，大多已作古，现健在的只有六七人，也都已耄耋之年。
  当时学生很少，有些学生后来更换了姓名，他们仍能相互记起。如1947年毕业的郭永福，就是曾担任过县乡镇企业局长的郭卓君，1945年毕业的杨生翠就是教师杨青山，程师仲就是教师程琦，回忆到当年参加演出和讲演的情景，这些年迈老人们仍很激动。徽县师范虽然过去近七十年了，但当年的学生们记忆犹新，在他们后来漫长曲折的人生经历中，回忆到这段学习时光，仍然充满怀念之情，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按照民国政府《师范毕业生服务规程》（民国卅一年中字第一0六九号训示），师范生入学需进行考试录取，文化考试后再进行面试和体格检查。被正式录取后，入学时集体进行宣誓仪式。誓词为：“某某某敬谨宣誓，余恪遵国父遗嘱，奉行三民主义，服从法令，遵守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效忠国家，献身教育事业，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之处罚，此誓。”师范学生毕业后，由学校将学生名单及毕业考试成绩上报县政府和省教育厅，原则上全部分配到各小学，服务满三年时，再由省教育厅核发毕业证书，如有临时需要，可由校长签发，提前发给毕业证明。
  徽县师范学校于1949年秋停办，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已经全面溃退，临近解放，徽县局势更加动荡，未毕业的学生各奔东西，一部分学生转徽县一中和天水一中继续上学。
  徽县师范学校自1939年开办，至1949年停办，历时10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学校管理严格规范，教员教学认真，学生学习努力，学校风气良好，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成为解放前后教育行业的骨干，遍布徽县及周边县市，如杨松林、王锡轩、杨生翠、郑荣先、宋治国、史效光、撒葆正、段维慵、李仁、刘宗良、刘宗俭、骆天健、石正发、苏邵秦、张宗良、韦正芳、山永、田集仓、谢天祥、山裕堂、张志洪、李佩兰、张秉吉、柳浩德、张炽等。学生们对于各位教师，也充满怀念之情。
  因本人文字水平有限，再加考证不详，走访的老人也都年事已高，难免挂一漏万和张冠李戴。本文意在抛砖引玉，让更多知情人对徽县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附几份资料，以供同仁参考。对这一时期徽县师范学生，尤其是其中一些重要人物还待详细考证。
  （谢建生：原徽县政协副主席、民建徽县委员会主委）
  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校校歌
  杨自廉词永生曲
  注：杨自廉，时任校长，永生（李永生）时任音乐教师，均为张掖人氏。
  “文革”时期徽县教育上的“马振扶事件”
  杜发恭
  全国教育战线开展“反回潮”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四人帮”以“教育革命”为名，大搞“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推倒一切”，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教育战线取得的辉煌成果，他们既批判“学而优则仕”，又鼓吹“读书无用论”，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把知识分子贬称为“臭老九”，荒唐地说“双手有老茧，胜过臭老九”。他们标新立异，倒行逆施，导致教育战线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教育秩序大乱，教育质量普遍下降。
  在如此情况下，周恩来总理顶着“四人帮”的压力，支持邓小平副总理采取措施整顿教育秩序，大抓教育质量，并计划恢复被“文革”中止的高考制度。对此，“四人帮”极力反对，他们污蔑这是“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复辟”，凭借掌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权力疯狂进行反击，在全国教育战线掀起“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政治斗争。
  这期间，他们精心物色推出了两个“反潮流英雄”：一个是辽宁省铁岭中学张铁生，因学习差而不满考试，在数理化综合考试时以交白卷表示抵制。“四人帮”抓住这一“典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评论员文章，大肆吹捧张铁生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英雄”，推向全国，并破格将其保送上了北大，另一位是北京五年级小学生黄帅，写日记大批孔孟之道，反对师道尊严，抨击学校规章制度，批评老师的言行，主张“不当小绵羊，要当小斗士”。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后被证实为其父代写），被树为“反潮流小英雄”，并破格保送上了清华附中。
  这两个典型的树立，对全国教育战线影响很大，流毒甚广。“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从大学到小学普遍出现了学生不愿学，老师不想教，学校不敢管的放任自流现象。
  震撼全国的“马振扶中学事件”
  在“四人帮”大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形势下，河南省唐河县曝出了一起震撼全国的“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据当年参与调查此案的老干部回忆，事件的真相如下：
  1973年7月10日，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进行英语期末考试，初二（一）班女生张××面对试卷发愁，因受“反潮流英雄”流毒的影响，在试卷背面写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照样干革命。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被监考老师当场批评，将试卷没收交给班主任。班主任老师十分生气，严厉批评了该生，将打油诗抄写在黑板上示众，并让其续写上落款“伟大诗人张××，马振扶公社伏岗人。”令其在全班同学面前做了检讨，承认错误。该生自感风头出的大了，无颜面对同学，当日下午离校回家，以身体不舒服托人请假。第二天早操会上，校长在全校师生面前不点名的批评了该生（本人不在场）的错误行为。7月14日，在她家附近的水库中发现张的尸体，经地、县两级公安部门法医勘验，系投水死亡。
  此事被逐级上报，“四人帮”抓住这一案例，派亲信赴唐河县坐镇处理，认定自杀事件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案例”，马振扶中学校长被撤职，初二（一）班班主任和英语老师二人被判刑入狱。
  “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在河南省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学校老师惶恐不安，人人自危。
  1974年2月，中发（1974）5号文件指出：“马振扶中学事件不是一般问题，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实质是搞复辟……要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进一步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更大范围内深挖类似的马振扶中学事件。”中央文件的下发，“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的政治风云在全国教育战线勃然兴起。
  （资料来自河南省原《南阳日报》副总编梁长洲《漫忆人生》书中关于“马振扶中学事件”调查平反经过回忆文章）
  徽县两所中学的“马振扶事件”
  1974年5月，在传达贯彻中央5号文件过程中，徽县两所中学发生的问题被揭露出来。一起是二中学生自杀事件。1973年5月，学生吴某在两门功课的考试中作弊，被老师发现后当场批评并宣布为0分卷。该生思想压力很大，对同学说自己两门功课得了0分，恐怕升不了级。羞于面对同学，放学回家后情绪不好，与其父母发生口角，母亲骂“你这个短命死的”，吴某大发脾气说：“你别骂了，我只活十七岁。”趁家人不注意上吊自杀。
  另一起是三中教师殴打审讯学生的事件。1974年元月8日夜，三中校长和两名老师值班巡夜，听到女生宿舍大喊“抓贼娃子！抓坏人！”便迅速前去查看，发现一黑影奔跑，被紧追抓住。当时三中校园无围墙，以为是小偷趁机盗窃，气愤之下一顿殴打（有一老师用木棍打了几下），后被拉到教室审问，发现是学生张某，追问其为啥夜闯女生宿舍。张某先说自己走厕所迷失方向误入女生宿舍，又说夜间口渴上女生宿舍找水喝，言语支吾，神情慌张，怀疑其行为不轨，即被搜身，又拉到女生宿舍查证，准备天明后交派出所处理。将该生关在教室里继续审问罚站，长达六小时之久。第二天中午学校派两名学生送该生回栗川家中，家长发现孩子身上多处有伤，皮下渗血，经治疗休养，一段时间后小便失控。
  这两起事件发生之后，学校均未向上级报告，直到县革委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5号文件时被揭露出来。县委对此高度重视，并及时报告天水地委。
  在全国清查“马振扶事件”的形势下，徽县两校发生的问题震惊了地委，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周昌举认定这是“徽县的马振扶事件”，派工作组前来督查处理。在听取徽县调查组汇报会上，地委督查组意见是按地委主要领导的指示，依照河南唐河县处理“马振扶中学事件”的办法，追究有关教师的刑事责任，并通报全区、上报省上。
  徽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程化龙持不同意见，认为不应照搬唐河县的处理方式，要区别情况，对责任人批判从严，行政处分，要给出路。他顶着压力，与地委督查组多次沟通，又去地委向周昌举书记汇报陈述县委的意见。还给江洛、伏镇两个公社的书记谈话交底，让他们向地委工作组汇报公社党委的意见（当时两所中学行政上实行县、社双重领导）。江洛公社党委书记李康给地委督查组汇报说：“二中学生吴某考试作弊，学校未给任何处分，在家中自杀身亡，与学校没有关系。事情发生已过去一年了，学生家长还在悲痛中生活，其母精神几近崩溃，如再追究责任并通报全省，可能会造成家庭悲剧。”伏镇公社党委书记黄凡宗汇报说：“三中老师殴打体罚学生，事出有因，虽有严重错误但不是‘阶级报复事件’（两名打人的老师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的学生是贫农成分），要按人民内部矛盾定性处理，批判教育，给予政纪处分。”
  在听取县委及公社党委意见并向天水地委汇报协商后，地委督查组与县委取得了一致，对两起事件作如下处理：一、两起事件发生后学校隐瞒未报，校长有严重错误，要做深刻检讨，进行批判帮助，调离学校领导岗位。二、对三中殴打体罚学生的老师进行批判帮助，深刻检讨，给予行政处分。三、三中领导班子登门向被打学生及家长检讨道歉，补偿医疗费。四、在全县中小学教师中认真传达中央5号文件，深入开展“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运动，接受教训，引以为戒。
  程化龙书记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追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徽县马振扶事件”得以妥善处理，保护了教师。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曾经轰动全国的“马振扶事件”被错处的教师得以平反。联想到徽县教育上的两起事件，天水地委一位领导同志不无感慨地说：当年备受关注的“徽县马振扶事件”以低调处理，未造成错案，那时认为程化龙同志右倾，现在看来人家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
  （资料来自原徽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程化龙（1971—1976任职）著《峥嵘岁月》书中徽县处理“马振扶事件”的回忆文章）
  一次有意义的暑假活动——对建国初期徽中师生参加社会活动的点滴回忆
  姚惠祖
  1950年1月下旬，徽中学生参加完期末考试，等待学校放假的有关通知。有一天，中国新民主主义团徽县委员会的干部梁钟在学校专职青年干部田本浚和学校团支部书记李如珍的陪同下，分别找同学们交谈，为同学们度过徽县解放后的第一个假期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在和伏镇地区的部分同学交谈时，首先询问我们考试情况，然后询问大家假期准备干些什么？同学们有的回答帮助家里干些农活和家务活，有的则说想看些书……
  听完大家各自的想法之后后，梁钟同志说：“大家的想法很好，也很实际，我们都是农村长大的，放假后应该帮助家里干些活，减轻家里的负担，这对自已也是一种锻炼。”接着把话题转到另方面，他又说：“我们徽县刚解放，由于反动派的长期反动宣传及其残余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社会秩序还比较乱，敌我斗争也相当复杂，反革命组织、反动会道门的活动也相当猖狂，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听见谣言要批驳，发现反革命组织的破坏活动要向政府检举报告。大家都是青年学生，有朝气，有文化，学习政治、时事比农村群众多，见识也比农村群众广，要发挥这些长处。特别是伏镇地区人口比较集中，有集市贸易，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希望你们回去后要多想办法，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揭露谣言，协助党和政府稳定社会秩序。例如办黑板报就是一种好办法，还可学习老解放区组织儿童团的办法，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站岗放哨，维护社会安定。这也是对你们]的锻炼和考验。”听了这番话后，大家心里热呼呼的，信心十足，都表示回乡以后要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锻炼和提高自己。
  上街头办黑板报
  家住伏镇街区的同学廖贵才、姚慰祖、郭永清、山芳、姚惠祖等同学，经过开会讨论，决定在伏镇十字街口办黑板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黑板和黑板架从伏镇小学借用。大家作了简单的分工，廖贵才家住街区中心，家里经营商店，并代办邮政，他经常进城办理有关事宣，便由他在城里为黑板报收集有关信息和资料，研究问题在从他家集中。姚慰祖同学文化水平较高，字也写得好，便由他负责排版，并和郭永清、山芳等同学抄写，姚惠祖负责插图。
  建国初期，徽县经济落后，交通很不发达，伏镇到县城虽有公路，但无交通车辆，脚踏车也很少有人拥有，进城办事靠徒步行走，往返步行时间一般需要6个小时。广播事业尚待建立，全县仅县人民政府有一台收音机，能收听和收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甘肃省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从这里获取信息资料有诸多不便，故黑板报的信息来源主要靠转抄报纸上的内容。当时，伏镇地区订阅《甘肃日报》和《人民日报》的单位和个人极少，所以，只能依靠廖贵才同学从县城收集有关报纸和资料，两报宣传什么，我们就转登什么。
  在办报过程中，我们对有关内容结合本地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说明或解释。例如为了鼓励群众生产自救，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报纸上曾刊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内容。
  我们便在黑板报上解释为“居住山区或靠近山区的人，可利用农闲时上山打柴、烧木炭、培植木耳、割割竹子、搞编织、打猎、采山果、收山货等，在集市上去卖，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住在水边的人，可利用水资源种植水稻（当时市场上一升米的价格相当于二升小麦的价格），有条件的还可栽种莲藕，栽种高笋（菱白）、割芦苇、编席子、养鸭、养鱼；以水为动力修水磨（磨面、碾米、开榨油坊）、开轧花、弹花作坊等，增加收入。”
  在移风易俗、改变农村传统观念上，也作了一些尝试。例如，过去农村妇女一般都在家里干家务活，很少有人下地劳动，可是伏镇街上有一商店主老孔的大老婆却不然，她不但挑水、磨面、劈柴、做饭，而且经常下地劳动，在稻田里拔草、施肥、锄地、浇水、放水，各种田间农活她都干，光着脚板，卷着裤筒，脸和四肢晒得鸟黑，从不间断，不亚于一个男性强壮劳动力。我们便把这件事登在黑板报上，号召妇女向她学习，移风易俗，改变观念，走出家门，参加加劳动。
  在版面安排上，不但注重文字，而且注重插图，做到图文并茂，增加宣传效果，观看的人不少，反响也不错。在这期间共办了4期，开学后停办。
  组织儿童团
  为了把街区的儿童临时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的教育，我们根据梁钟同志的建议，组织了儿童团。经过了解，家住西街的小朋友王聚才，年龄9岁左右，是伏镇小学的学生，性格活泼好动，在孩子们中有较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能够把大家带动起来开展一些活动。我们便动员他串联一些平时一起玩的小朋友参加，很快就联系到到20余人，并选他为团长，利用晚饭后把他们集中起来，教唱革命歌曲。首先教唱的是《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听到唱歌，参加的孩子也就多了，有时达四、五十人，其中有正在上学的儿童，也有未上学的孩子。在唱歌之余，给他们讲一些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老区的少年儿童当交通员、站岗放哨、抓坏人的故事，教育他们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人民政府、热爱解放军，提高警惕，与坏人作斗争。听了故事后，有的儿童说，我们要向老解放区的儿童学习，发现坏人要向政府报告；有的提出我们要做点好事，每天下午清扫街道。为了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的习惯和集体主义思想，建议他们由团长负责组织大家，每周清扫街道一次，放在星期六晚饭后进行，并强调一定要注意安全。每当清扫街道的时候，小朋友们有的端着家里的洗脸盆，有的提着家里的罐子，有的抬着水桶，有的拿着扫帚，清扫杂物，大家争先恐后，干得挺起劲，街区的群众反映挺好。暑假结束后，儿童团便自行解散。
  组织文艺队下乡演出
  8月中旬，由徽中音乐教师彭耀天带领城区30余名学生组成的文艺演出队到伏镇演出，白天在街区扭秧歌、演出秧歌剧，晚上在区政府后院关帝庙戏楼上演出文艺节目。一是演唱革命歌曲，曲目有《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就是力量》《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剧《白毛女》选曲“北风吹”、“红头绳”歌剧《刘胡兰》选曲“数九寒天下大雪”等；二是演出秧歌剧，剧目有《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三是乐器演奏。节目之间有时穿插一些宣传有关政策的内容，前来观看的人不少，把容纳2000余人的场院挤得水泄不通徽县那时不通电，夜间照明靠点清油灯或煤油灯。为了增强舞台照明效果，学校专门购买了汽灯，供夜间演出使用。演出的乐器种类也很少，只有二胡、笛子、口琴、锣鼓等，大部分是同学自备。道具也很简单，都是临时借用。虽然如如此，在大家的积极努力下，演出效果很好，群众反响热烈。
  （姚惠祖：原徽县政协秘书长）
  徽县二中建校始末
  温恩仲
  1957年，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徽县决定在江洛镇新建一所中学，以满足学生上中学的需求。当时因无校舍，先附设在江洛小学，又称戴帽子中学。当年秋季按划片招生的要求，即从汪川、大门（当时属徽县管辖）、麻沿、高桥、榆树、江洛、泥阳等乡镇招收初一新生一个班54名学生，县上分配教师两人，分别担任文史、数理课的教学工作，其余课程均由小学老师兼任。1958年，徽县、成县、两当三县合并后，招生范围扩大到原成县的店村、黄渚等乡镇，当年秋季又招收初一新生两个班，新增派教师三人，后因校舍紧张，师资力量不够，又将初一两个班合并为一个大班，使教学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初中教育的不断发展，中学继续在小学附设已成问题。新校址的选址和筹建工作迫在眉睫，经过县主管部门和江洛镇领导多方察看，校址选在了江洛镇上街一座旧烧酒坊旁边，暂用其厂房解决办公食宿等问题。校址选定后，基建陆续开始，学校又发动师生劳动建校，先后建起了两排教室。1959年秋季招生后，全校已有初中三个年级五个班、十多名教师，县上又派许安邦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温恩仲担任教导主任，后又派了总务处负责人，学校机构基本健全，师生全部搬入新的校舍。学生有教室上课，教师仍在旧厂房办公食宿，虽然条件简陋，但教学秩序基本正常。
  徽县、成县、两当三县合并后，县上对全县五所中学作了新的命名，江洛中学被命名为徽成县第五中学。1960年，县上派唐自德同志担任校长，随后，许安邦同志调离。三县分县后，因徽县只有两所中学，原徽成县五中又改名为徽县二中。从1962年开始，该校在办好初中部的基础上，逐年招收高中学生，逐步完善了高中部。经过五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和发展，现在徽县二中占地39.6亩，建有教学大楼，物理、化学实验室，图书阅览室等各种教学设施，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完全中学。
  七十年代的徽县二中
  俞齐进
  1968年底，我从兰州大学毕业后，在徽县伏镇公社竹林大队劳动锻炼一年，1970年初被徽县革委会分配到二中当教师，至1977年10月调离，屈指算来，我在二中工作了将近八个年头。
  徽县二中坐落在离县城42公里外的江洛镇。华双公路（316国道）与江武公路在这里交汇，北接天水兰州，东连徽县凤县，南去成县武都，是一个交通要道。二中就在江洛镇北端华双公路边上，坐西朝东。学校背靠一座小山，依山坡而上，分为四台，每台高差两米左右。一进校门，就是一排工字形的办公室和宽敞的院子，院子里种着各种蔬菜。办公室中间是通道，后有台阶，往上的第二台和第三台，各有三个三间的教室，教室前都种着苹果树。第四台是操场，由于地势限制，操场不大，跑道一圈只有二百米左右，中间是一个篮球场。操场后边围墙外即是小山，长满了杂树和灌木，郁郁葱葱。山坡上用白色的石子镶嵌着五个醒目的大字：为人民服务。整个校园占地约60亩，虽然不大，建筑也都是平房，但布局整齐，井然有序。
  徽县二中成立于1957年，开始只招初中班，附设在江洛小学内，1959年搬至现校址。1962年开始招收高中班，成为一所完全中学。此前，徽县只有一所完全中学，即徽县一中。二中成立后，主要招收徽县西北片的江洛、泥阳、游龙、榆树、麻沿、高桥、太白等七个公社的学生，后来，又招收了一些驻成县的106地质队的子女。
  文革时期，小学学制从六年缩减为五年，初中和高中也各从三年缩减为二年，初、高中一共四年。1970年时，徽县二中共有七个班级，初一、初二、高一年级各两个班，高二年级一个班，共二百多名学生，以后逐渐增加，每年初高中各招三个班，在校学生四百多名，规模基本稳定。
  徽县二中原有十几名教师，七十年代以后，陆续分配来一些大学毕业生，又从县内其它学校先后调来一些教师，增至二十多名。当时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是唐自德，数学老师有孙延杰、魏映兰、何润田、张进山、袁富义等，语文教师有王亦农、刘秉臣、范红兰、赵希武、俞齐进等，英语教师有王锦棠、杨怀春、陈功泰等，物理教师有王学武、谢徽生等，化学老师有李佩云、刘大光等，生物教师有温孝天、单义等。此外，还有体育老师周集歧、政治老师席贵芳、历史教师李孔彰等。后勤管理是许汉英和段之华，后来还配备了一名校医王蓉。教师中有18名是从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和甘肃农业大学等大学毕业的。当年，这些教师都只有二三十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强的教师阵容。
  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开始后，大学停止招生，中小学学制缩短，课程不断变化。除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等课程外，物理、化学合并为工业基础课，生物改为农业基础课，教学内容也一再缩水。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二中的教师仍然坚持教好每一门课，兢兢业业认真备课，批改作业一丝不苟，管理也比较严格，唐自德校长经常听课，教研组的活动也很正规，所以学校的教学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二中的学生主要来自周边的几个公社，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农民家庭，纯朴勤奋，学习努力。在当时资讯落后的年代，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相比，最大的差距就是视野狭小，知识面窄，很多学生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没见过高楼大厦，没见过火车，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也惟其如此，他们的求知欲格外强烈。
  他们从各个山村小学来到二中，中学老师不但给他们讲课本上的知识，更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展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使他们感到格外新奇和激动。尽管当时极左思潮泛滥，读书无用论愈演愈烈，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但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山区，学生们以及他们的家长还是保持着尊师重教的传统。他们深切体会到没有文化的痛苦，希望能够从老师身上学到更多的知识，改变命运。教师到学生家里去访问，总被奉为上宾，热炕热茶相待，总能感受到那种由衷的尊重和期待。
  我刚到二中时，江洛镇还未通电。公社农具厂有台柴油发电机，每晚发三小时电，但时有时无，很不稳定，所以学校里晚上基本上都用煤油灯照明，教师用的罩子灯，还较明亮，学生则各自用墨水瓶自制一只小煤油灯，真的是一灯如豆。晚自习时，教室里点点灯火摇曳不定，映照着一张张读书的面孔，颇有点囊萤映雪的情境。
  那里的学生不光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二中地处农村，学工学军缺乏条件，学农则是得天独厚。学生每年要去附近生产队割麦子、收包谷、修梯田，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学校自己还办起了小农场，种了二百多亩地，分散在马鞍山、石洼山等各个山上，都是农民的摞荒地，零零星星，山高坡陡，耕作艰难。用今天环保的标准去衡量，那里早都应该退耕还林，可是在那个以粮为纲的时代，多打粮食是首要任务。说到种地，二中学生个个都是好手，他们自小随父母劳动惯了，挖野草、种地、背粪、割麦、打土坯、甚至烧石灰、烧炭都是内行。农场的地都是学生和老师们自己耕作的，马鞍山农场里的房子也是自己盖的。可是山上土地松软，一场大雨过后，地基塌陷，房子也倒了。多日的心血付于一旦，令大家心情沮丧。学校灶上的柴也是教师学生自己进山砍伐的。每次砍柴，天不亮就出发，走几十里路进山，砍伐、打捆、背下山，装上架子车拉回学校已是晚上了。现在看来，这是破坏生态，可在当时，木柴是这里的主要燃料，别无他选。后来，学校还办起了木器厂，利用山区的木材资源，做一些课桌板凳之类。不少老师学会了木工手艺，但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先后有三位老师的手指被电刨床削掉了半截手指头。1972年，徽县从宝成铁路上通电过来，二中的学生也参加了附近的电缆工程。按照电杆的排列路线，几十名学生拔河似的拉着长长的电缆，一声呐喊，上坡下坡，翻山过河，健步如飞，将一根根电缆拉到位，进展神速，受到了工程指挥部的夸奖。
  文革期间，文化园地成了一片荒漠，全国八亿人民只能有八个样板戏，地处山区的江洛镇文化生活当然更加贫乏。附近生产大队几个月放映一次，翻来覆去都是那几部老片子，就在打麦场上放映。到了寒冬腊月，天空飘着雪花，北风吹得银幕鼓胀起来，就像风帆似的，村民和学生仍是兴趣高涨，照看不误。徽县二中成立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去后不久，学校让我负责宣传队的工作。我们排练了一些小型歌舞节目和样板戏选段，如舞剧白毛女选段“北风吹”等，演出时很受欢迎。当时节目来源很少，附近也没有可供交流或学习的单位，主要靠自编自演。学生中还是有不少具备文艺天赋，高七0级的徐晓霞、文作纬主演的白毛女选段就像模像样，很受好评。来自成县106地质队的子女中有几位学生，如侯立春、宋春荣等不但能歌善舞，而且能编能导，在宣传队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当时，宣传队排练几乎战胜了全部的课余时间，学生们积极性非常高。囿于条件所限，当时演出的节目短小简单，学生的演技也很稚嫩，但在那个精神饥渴的年代，二中文艺宣传队的演出仍是江洛镇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一大亮点，很受欢迎。后来，范红兰老师随丈夫刘秉臣老师从徽县一中调来二中，她擅长文艺，接手负责学校文艺宣传队，排了不少新节目，质量更有所提高。有一年到徽县参加文艺汇演，轰动了县城。人们都惊讶地处山区的二中竟然还能拿出这样精彩的文艺节目。
  1972年，学校重新招收的初一级三个班（当时叫排），选拔了三十多名较有文艺特长的学生组成了第四班，名曰宣传排，让我当班主任，擅长音乐的赵希武老师协助我。这个班除了和其他班级一样上课劳动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排练文艺节目，作为全校宣传队的组成部分和后备队。每到课余，这个班里唱歌跳舞，排练节目，很是热闹，让其他班学生艳羡不已，纷纷要求到这个班来。由于当时课程负担不重，也没有升学压力，所以学生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排练，现在看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特殊环境下的素质教育呢？后来的事实证明，参加过文艺宣传队的学生，以后在社会上的发展一般都要好于其他人。
  有一次，驻在伏镇红旗山的甘肃省革委会五七干校的文艺宣传队到二中来演出全本京剧样板戏《红灯记》，虽然那些演员也都是干校学员，并非专业演员，但毕竟都是省上各机关的干部，演出认真，舞台经验丰富，达到了准专业的水平。这次演出，不但给江洛镇群众一次美好的精神享受，也给了二中文艺宣传队员们一次难得的观摩和学习的机会。
  二中没有大礼堂，演出的舞台就在校园第三台上。后面挂块天幕，前面挂两块帷幕就可以了。如晚上演出，上面吊两盏汽灯，有电后就挂两只大电灯泡。观众自带板凳坐在下面第二台观看，每当演出，附近村民也蜂拥前来，有些人没带板凳，就自己去教室里搬。那时，板凳发给学生时都是编了号的，被人拿走了第二天上课就没有板凳坐了，所以每次演出时，每班都要专门派人看守板凳。
  七十年代，农民家庭经济普遍都很困难。学生上灶都是从家里背来面粉到灶上换成饭票买馍。由于交的面粉好坏不等，掺杂在一起，蒸出来的馒头总是黑乎乎的。菜一般也是大锅烩菜，油水很少，偶尔吃一顿面条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学校种的粮食蔬菜给师生有些补贴，还喂了几头猪，逢年过节给大家打牙祭。那时江洛镇还有狼，有一年冬天，连续几晚上狼闯进了猪圈，把猪娃子叨跑了。人们循着雪地上狼的爪印跟踪到了学校后面的小山上，发现了猪娃子的残骸，又心痛又愤恨。几位老师和学生，晚上端着土枪藏在猪圈对面的教室窗户后面，准备伏击，但是只听到猪叫声，没有看到狼的身影。狼大概受到了惊吓，以后没有再来过。
  除了家在附近的学生以外，大多数学生都住校。宿舍是教室改装的。两边用木头钉了两排大通铺，上下两层，每层要睡十多人。墙上钉着一排大钉子，挂着书包杂物。学生多时宿舍紧张，每人平均只有二尺宽的铺位。人挤人，人挨人，学生开玩笑说，晚上要翻身，得喊一二三同时翻才行，否则翻不过去。住校学生离家近的一二十里，远的五六十里，甚至有七八十里的。那里汽车很少，学生都是步行。星期六中午，学生们背着背篓回家，到家已是晚上，第二天早上吃过饭后，又走几十里赶回学校，这种长途跋涉，他们都习以为常了。江洛镇地处山口，冬天比较冷。教师烤火用木炭，睡觉是火床子。睡前往床子里煨些炭沫或从大灶上炉膛里铲一盆掉下的火渣子，往床洞里一埋，便可暖和一晚上。学生教室宿舍取暖烧的是本地产的烟煤，含硫量很高，生火后，烟囱往外排出浓浓的黄烟，极其呛人。即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学生们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学习热情仍然很高。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艰苦生活的锻炼，这点困难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况且在当时中学教育没有普及的情况下，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这种学习机会的，能进入中学的都算是幸运儿了。
  徽县二中当时只有三位女教师，其余都是男教师。绝大部分教师的家都在外地，近的在泥阳、伏镇、徽县，远的在天水、兰州，还有河南的。近处的每周末可回家，远处的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去。这些教师也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平时都住在校内，与学生朝夕相处，关系相当融洽。学生会随时到宿舍去找老师请教，老师也经常与学生聊天，毫无拘束。师生们每天课外活动时打篮球、排球、乒乓球，校园里总是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1971年，解放军一个连进驻江洛镇，战士中有些篮球好手，几乎每天都到学校来和师生联队进行比赛，操场上人头攒动，观众如潮，欢呼声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每年一次的春季运动会也都如期举行。虽然操场狭小，但一切都按正规运动会要求进行。有一年运动会上，徽县体委的孟成贤和本校的周集歧表演跨栏。他们都是甘肃师大体育系毕业的，那优美的动作和超凡的速度赢得了满场掌声。
  文革期间，政治运动不断，每逢暑假都要召开全县教师大会。教师们都住在徽县一中的教室里，地上用木椽一挡，铺上麦草，就是大通铺。白天开会，晚上睡觉都在这里。吃饭时，就在院子里，也没有桌凳。四盘菜一脸盆汤放在地上，八人一组围蹲一圈，各人拿个馒头，不一会儿便如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会议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为主题，火药味很浓。会议不能请假，所以有些女教师只得带着吃奶的孩子，有的还得带着保姆，拖家带口去开会。教室里麦草铺上，大人开会，小孩乱爬，主持的领导也无可奈何。
  197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抓了一段时间教育，课堂教学开始走上正规。老师们也人心振奋，认为教育的春天来到了。谁料好景不长，四人帮抓住河南省马振扶中学一名初中女生在考试期间自杀一事无限上纲上线，称之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又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波及全国，连我们这个小小的山区中学也未能幸免。1972年，二中期中考试期间，一名初中女生因一些琐事心情郁闷，次日在考试中又违规作弊，监考老师根据考试纪律在卷子上画了零分，该生想不开，中午回家后就悬梁自尽了。此事本已调查清楚，学校没有什么主要责任，只是吸取教训，改进工作而已。但在1974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又被旧事重提。县委派了工作组来调查，认定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的事件。最后对校长和监考老师予以警告处分。唐自德校长后来被调离了学校，去江洛公社任副主任，县上又派来了省上下放干部姚朴卜当校长。这次运动以后，教师队伍人人自危，不敢再抓课堂教学了，教育界又是一片肃杀的严冬气氛。
  极左路线笼罩下的各次运动既伤害了教师，又伤害了学生，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是最大的受害者。在他们正是读书求学增长知识的年龄，却无法受到正常的教育。教师空有报国之心却无法施展才能，学生枉有求学之志却无法学习，以致整整耽误了宝贵的十年时间，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对国家、对民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幸而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界才拨乱反正，重返正确的轨道。二中的学生有的升学，有的招工，有的参军，凭借在二中打下的基础，加上自身的努力，有很多人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有的当了省地县各级领导，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成了专家教授，更多的人则在家乡当了中小学教师，成为徽县教育界的骨干力量。在徽县的很多学校里，都可以看到二中毕业生的身影，他们薪火相传，把从二中学到的知识发扬光大，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在家乡播撒着知识的种子，也播撒着未来和希望。从这一点上来说，七十年代的徽县二中是功不可没的。
  （俞齐进：原徽县二中教师，后调任西安财经学院教授）
  （三）文化史志
  徽县历代县志简述
  梁晓明
  我国官方组织编修地方志书，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正是国史、地方志、家谱三大支柱从不同层面支撑反映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在历朝编写的省、州、府、县、乡镇等数万种地方志书中，徽县数部志书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它们曾经在历史上起到的“资政、存史、教化”功能在今天和明天将继续发挥作用，对专家学者研究徽县县情提供了真实的凭据，同时也对今人宣传徽县、了解徽县、认识徽县发挥了其它媒体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将其简述如下：
  一、明·嘉靖版《徽郡志》
  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夏，徽郡举人贵州按察兵备佥事郭从道主编，郭从道是徽县水阳新寺郭庄人。该志刻印出版，全一册，约8万字，分舆地、建置、祀典、田赋、秩官、选举、人物、艺文八卷，每卷内又分设子目数项，有附录等。卷首有前监察御史陇西人刘应雄所撰《徽郡志序》，卷尾有徽州知州孟鹏年《刻徽郡志后序》。刻本现存台北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存有影印本，县内仅有影印复印本。
  该志为徽县目前所见撰修最早的志书，但该志多处提及“旧志云”等语，可见此志之前徽县已有更早的旧县志，但至今无从考证。此志内容丰富，文笔精炼，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实为徽志中难得之珍品。正如明代徽州知州孟鹏年后序所赞：“体裁谨严，评品精核，上下千余年间因革是非镜见无遗，真足为一郡之信史，行百年之缺典，徽之文献自是不足征乎”。该志经徽县志主编、副编审梁晓明搜集整理点校后，由西北师大原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西和人赵逵夫先生作序，2003年9月经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成书，为大32开简装本书，2004年12月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二、清·康熙版《徽州志》
  成书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徽州知州辽阳举人邓天栋主编。刻本现存南京图书馆，1987年县志办抄回缮写复印，装订成册。全志共1册，分舆地、疆域、山川、里社、村镇、城池、州治、学校、风俗、公署、杂略、牌坊、恤政、地方要害、祀典、寺观、户口、田赋、均徭、杂支、徭役、灾祥、土产、官师、名宦、乡贤、人物、选举、荐辟、覃恩、贻恩、敕令、忠类、孝类、节类、烈类、流寓、徽苦记略、请免练饷揭、诗、歌等40项及自序共55页7000余字，卷前有“州境图”1幅。
  该志设置门类较多，但记述简略，内容较少。然为清初知州邓天栋亲手所纂，对清初之徽县史料亦有补益。2014年梁晓明、张泓、曹鹏雁三人整理点校后收编入《清代徽县志集校》一书中出版。
  三、清·乾隆版《徽县志》
  为手抄孤本，原书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内。全册为大32开本，3万余字，无著名，内容较少，史料收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笔者疑为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徽县城南下先农村进士侍读翰林张绶所作。2014经梁晓明、张泓、曹鹏雁三人拍照抄录，整理点校后收编入《清代徽县志集校》一书中出版。
  四、清·嘉庆版《徽县志》
  成书于嘉庆十四年（1809），徽县知县浙江海盐进士张伯魁主编。原本甘肃省图书馆、徽县档案馆均有存。该志共8卷353页10余万字，志首列自序、凡例、修志姓氏、目录、并附有舆地全图、村镇图、城池图、青泥山图4幅。
  卷一疆域志，分星夜、图、里至、形胜、山水、古迹、丘墓、八镇、屯所、山隘要路等。
  卷二沿革志，分沿革、郡县源流、兵戎、载记、杂记等。
  卷三建置志，分城池、公署、学校、营讯、驿递、坊表、桥梁、庙宇、坛遗、寺院等。
  卷四职官志，分官师、名宦等。卷五选举志，分进士、举人、荐辟、贡生等。
  卷六人物志，分乡贤、忠义、孝行、节烈、寓贤、仙释等。
  卷七食货志，分赈恤、会计、户口、田赋、经杂、课税、兵饷、物产、风俗、灾祥、幻异等，附救灾七详、河池志实等。
  卷八艺文志，分纶音、疏表、传、碑记、诗、补遗等。
  该志体例完备，文笔流畅，学术价值较高。该志为县令张伯魁主笔并组织人员纂修，数年功竣刻板印刷成册后，张升任平凉府知府，又主编了《崆峒山志》。身为地方官员，亲身修志，惠及一方，实为后世楷模。2014年，清·康熙版《徽州志》、清·乾隆版《徽县志》、清·嘉庆版《徽县志》三部旧志经梁晓明、张泓、曹鹏雁三人整理点校后统一收编入《清代徽县志集校》一书中出版。
  五、民国初《徽县略志》
  为手抄资料，是徽县北街人黄程九（字鹏翼）先生民国2年（1913）在南京博物院摘录旧志所作的笔记。原稿存甘肃省图书馆内，资料共33页万余字，分沿革、兵事、人物、杂志等4项。
  抄录者在外谋生，不忘桑梓，其书法刚柔兼济，品像极佳。所摘史料亦对后世修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修县志在省图书馆查资料时拜读过此资料，但未能整理发行。
  六、民国版《徽县新志》
  成书于民国13年（1924），下限为宣统三年（1911），徽县县长董杏林（安徽肥西人）和徽县议会议长本县后西街人举人赵钟灵（字秀山）主编，石印。全志分四册，181页18万余字，卷首列星野、徽县全境图、地廓图、文庙图、武庙图、隍庙图、官署图、学署图、高小学校图、自治会暨劝学所图、吴王庙图10幅，志尾附载记、杂志、备考等。
  卷一舆地志，分疆域、沿革、里至、山水、形胜、古迹、灾欠等。
  卷二建置志，分城池、公署、学校、驿递、庙祀、坛遗、寺观、坊表、桥梁、丘墓、慈善等。
  卷三食货志，分户口、田赋、课税、仓储、蠲恤、会计、物产、礼俗（附方言）等。
  卷四官师志，分职官、名宦等。
  卷五兵防志，分关隘、要道、营讯、兵饷支领、兵戎、匪乱等。
  卷六选举志，分进士、举人、荐辟、五贡、仕宦、行伍等。
  卷七人物志，分乡贤、忠义、孝友、节孝、贞烈、流寓、仙释等。
  卷八艺文志，分纶音、表疏、论书、传记、诗歌等。
  该志体例新颖，记述详实，图表等项已采用了现代手段，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信史。此志书后经梁晓明、田凌宇整理点校后，2006年5月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为大32开简装本书，2006年底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七、民国版《徽县二十年灾情记》
  成书于民国21年（1932），是记录徽县民国前20年历史事件的专题小册子，为民国版《徽县新志》的作者赵钟灵所撰写。小册子分总论、人心、川军北伐、白匪之乱、陕匪之乱、叶军过境、县属地震、杨李两匪、孔军退却、王佑帮攻城、大刀会过境、张鸿德乱徽、连年旱灾、催款严酷、马匪之毒恶、刘匪之残忍、吴帅游历、川军来甘、平乱、结束等20个专题计6000余字。简述了民国前期20年间发生在徽县城乡的重大灾情和事件。虽然作者在记述和观点中亦有不当之处，但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我们今人也不能求全责备。正如徽县名流大河乡王式在序言中所评：“言之凿凿，巨细不遗，又无独志痛哀已也。发奸摘伏，穷流溯源，有褒贬焉，有劝惩焉。措辞含蓄，立论持平……足以发人猛醒，有裨世道人心。”
  该小册子由于年久散失，1998年由梁晓明自甘肃省图书馆摘抄带回，再将残页与陕西省图书馆所藏进行对比印正，然后整理点校自费印刷，为小32开本简装书。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徽县志》
  1986年2月成立机构，九十年代初由主编梁晓明和编辑田凌宇、阎有琦、高加强、刘志刚、李滦云等人动笔编写，历时十四年完成。2000年后又经省、市、县三级多次会审，反复修改，2003年9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审定出版。全书计138万字，图表非常丰富，彩图约150幅，为16开本精装带护封书。
  该书为县志中编结构，共分建置、自然地理、农业、林牧业、农机·水利·电力、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粮油·物资、财税·金融·保险、经济管理、政党群众团体、政权·政协、民政·人事、军事·司法、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医药·卫生、社会·风俗、人物等20编，外带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和附录等重要内容。该志资料详实，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语言简洁。2004年12月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笔者除主编整理上述志书外，这些年还主编和帮助编写了十多种部门志和专业志书，这些都为宣传徽县和研究徽县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
  《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摩崖石刻研究
  王义
  《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摩崖石刻位于甘肃省徽县大河乡瓦泉村，镌刻于北宋嘉祐年间，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的内容
  《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摩崖石刻距路面高约7米，通高2.83米，宽1.83米，碑面凹进石崖0.25米，碑额为“新修白水路记”6字篆书，碑文正文从右至左竖写颜体楷书26行，883字。录文如下：
  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
  宣德郎、守殿中丞知雅州军州监管内桥道劝农事、管勾驻泊及提举黎州兵甲巡检贼盗公事、骑都尉借绯雷简夫撰并书及篆额。
  至和元年冬，利州路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上未报，即预画材费，以待其可。明年春，遣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领桥阁并邮兵五百余人，因山伐木，积于路处。遂籍其人用讫是役，又请知兴州、军州事虞部员外郎刘拱总护督作，一切仰给，悉令为具。命签署兴州判官厅公事太子中舍李良佑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程度远近，按视险易，同督斯众。知凤州河池县事殿中丞王令图首建路议，路占县地且十五余里，部属陕西，即移文令图通干其事。至秋七月始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新路矣，十二月诸功告毕。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邮亭、营屋、纲院三百八十三间，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禀、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路未成，会李迁东川路。今转运使工部郎中集贤校理田谅至，审其绩状可成，故喜犹己出，事益不懈。于是，斯役实肇于李而成于田也。嘉佑二年三月，田以状上，且曰：“虞卿以至和二年仲春兴是役，仲夏移去，其经营建树之状，本与令图同。臣虽承乏，在臣何力！愿朝廷旌虞卿、令图之劳，用劝来者。又拱之总役应用，良佑、应之按视修创，达之采造监领，皆有着效，亦乞升擢。至于军士、什长而下，并望赐予，以慰远心。”
  朝廷议依其请。初，景德元年，尝通此路，未几而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巧语，以疑行路。且驿废则客邸、酒垆为弃物矣。浮食游手安所仰邪！小人居尝争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坐要路，无有在我，迟行人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资，顾肯默默邪！造作百端，理当然耳！向使愚者不怖其诞说，贤者不惑其风闻，则斯路初亦不废也。大底蜀道之难，自昔以青泥岭称首。一旦避险即安，宽民省费，斯利害断然易晓，乌用听其悠悠之谈邪！而后之人见已成之易，不念始成之难，苟念其难，则斯路永期不废矣！简夫之文，虽磨崖镂石亦恐不足其传也，至《尚书》《职方》之籍之图，则将久其传也。嘉祐二年二月六日记。
  前利州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兼本路劝农使、朝奉郎、守尚书主客郎中、上轻骑都尉、赐紫金鱼袋李虞卿
  利州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兼本路劝农使、朝奉郎、守尚书工部郎中、充集贤校理、赐绯鱼袋借紫田谅。
  碑旁刻有明万历二十一年春，陕西布政司分守陇右道按察副使、兼右参议，前吏、兵、工三科左右给事中内江梦夔张应登诗一首：
  过白水峡读摩崖碑一首
  开路磨碑纪至和，于今险易较如何？
  水来陇坂寻常见，峰被巫山十二多。
  一线天光依峡落，悬崖鸟道侧身过。
  蜀门秦塞元辛苦，何故行人日似梭。
  明万历二十一年春，陕西布政司分守陇右道按察副使、兼右参议，前吏、兵、工三科左右给事中内江梦夔张应登书。
  属下徽州知州宋洛刊石。
  工房吏廖希科监刊，石匠秦大川。
  校读说明
  本文从《陇右金石录》录出，参照吴景山《丝绸之路交通碑铭》、冯岁平《论〈新修白水路记〉的几个问题--兼与熊国尧先生商榷》所录碑文，对照拓片图片逐一校正，结合文意修正二文所加标点。
  文中“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程度远近按视险易同督斯众”一句，《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徽郡志》（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9月版）、《徽县新志》（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5月版）及笔者近期所见徽县诸君文中所引均于“商应”后衍一“祥”字，遂断句为：“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祥，程度远近，按视险易，同督斯众”。碑文中原无“祥”字，正确的断句，笔者以为当如下：“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程，度远近，按视险易，同督斯众。”其中“度”当读“duó”衡量、计算的意思。如将“程”字断入下句，则成“程度远近”，于文意显然不通。（按：前几日与蔡副全教授谈这一句的断句，蔡老师以为应断为“命签署兴州判官厅公事、太子中舍李良祐权知长举县事，顺政县令商应，程度远近，按视险易，同督斯众。”理由有二：一是下文有“又拱之总役应用，良祐、应之按视修创”一语，可见“良祐”“应”分别为人名，即“李良祐”和“商应”；二是《徽郡志》中有“商应至和中为长举令有开河绩（见碑文）”。细细思量，蔡老师断句是正确的，应从蔡教授之说。）
  又文中有“嘉佑二年三月，田以状上”，文末“嘉祐二年二月六日记”，在时间上显然矛盾，雷简夫作文竟然早于田谅“状上”的嘉祐二年三月，但原刻如此，或为刻工之误。
  在冯岁平《论〈新修白水路记〉的几个问题--兼与熊国尧先生商榷》一文所录张应登《过白水峡读摩崖碑一首》落款部分：“属下徽州知州宋洛刊石，签房吏周布利监刊，石工秦文刊。”有误，对照原刻应为：“属下徽州知州宋洛刊石，工房吏廖希科监刊，石工秦大川。”
  石刻中涉及人物《宋史》有载的有：雷简夫（详后）、王令图（详后）、李虞卿（《宋史列传第四十四、第五十一》），其余诸人则不见于《宋史》。
  二、白水路与《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
  熊国尧《徽县〈新修白水路记〉摩崖刻石考略》一文中指出：古代从陕甘入川主道有三，东有自长安越南山跨洵河的子午道；中有越太白山沿褒水而南的褒斜道；西有从陕西虢县出发西行经今宝鸡市，沿山势西南行达今凤县境，继续西南行到河池县（今甘肃徽县境），……经葭明到阆中的“故道”。
  唐贞元十五年（799），山南西道节度史，兴州刺史严砺在兴州的长举至顺政间，“随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顺地之高下以杀湍悍”“决去壅土，疏导江涛”，疏浚嘉陵江二百里，通漕以馈成州戎兵，使江运如“雷腾云奔，百里一瞬，瞻为，安流。”柳宗元为之书《兴州江运记》，以褒扬其功（笔者另有《〈兴州江运记〉释读》一文详述其事）。
  白水路属“故道”，“新修白水路”只是“故道”中从大河店到白沙渡口的一段改道工程，实际上在宋真宗景德年间，已开始修筑白水路。《宋会要辑稿》说：“景德二年九月四日，诏兴州青泥旧路依旧置馆驿并驿马、递铺等，其新开白水路亦任商旅往来。先是，屡有言新路便近，亦有言青泥驿虽远一驿，然经久难于改易者，故下诏俱存之。”可见景德初年已通白水路，但“未几而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即巧语，以疑行路。且驿废则客邸、酒垆为弃物矣”，显然受到青泥一带土豪的反对、抵制，以致废弃白水路。
  五十多年后，李虞卿新开白水路，未及呈报就已积极筹备，在乔达、刘拱、李良祐、商应、王令图等人的共同协助下，至和二年十月路成。白水路告竣后，免去了青泥路的高峻险难，缩短了距离、减少了驿站人员和开支，交通更为方便，对加强陕甘地区经济文化的交往起了重要作用。
  在《新修白水路记》近千字的记中，涉及邮驿的文字竟达450字，为研究我国古代邮驿提供了凭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从朝庭到路、州、县等地方政府，对交通和邮传业是十分重视的。熊国尧依据碑文中：“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禀、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的记载对当时驿站人员的月粮进行了计算：
  唐代陆路上一般是州里设一驿，非通道之驿曰馆。驿设长，主本驿事，驿馆主要任务是招待行旅，传递邮符，官驿馆遍及全国各主要路线。据《东京梦华录》宋承唐制，虽略有改革，但多因唐驿，按《刻石》文计，每岁驿馆人员粮为三十二点另五石，月粮约合二点六石。以南宋时国家文思院制定之官粮计，每升值数为六百毫升，月粮则为十五万六千毫升，此数虽大，但包括月俸在内，是以物充俸。
  宋代以后，白水路“久而倾圮，行旅甚苦之”。明万历十六年钟化民沿白水江北岸开凿道路，在距《新修白水路记》东南有钟公路摩崖刻石，该摩崖通高268厘米，宽126厘米，正中刻阴文“钟公路”三字，碑额刻一圆圈，内有一字径40厘米的“佛”字，为万历十六年所立，《明史》卷二二七载，钟化民曾出视陕西茶马，或为其任上时所立。
  高应夔题刻于《新修白水路记》右下侧的《读白水路记》诗：“开路磨碑纪至和，于今险易较如何。水来陇坂寻常见，峰比巫山十二多。一线天光依峡落，悬岩鸟道侧身过。蜀门秦塞元辛苦，何故行人日似梭。”应当是他途经白水路、钟公路的见闻，从中可以看出明时白水路仍是入蜀要道，行人如梭。
  三、雷简夫
  （一）雷简夫事略
  《宋史列传第三十七》：简夫字太简，隐居不仕。康定中，枢密使杜衍荐之，召见，以秘书省校书郎签书秦州观察判官。公事既罢，居长安，自以处士起，不复肯随众调官，多为岐路求辟荐。时三白渠久废，京兆府遂荐简夫治渠事。先时，治渠岁役六县民四十日，用梢木数百万，而水不足。简夫用三十日，梢木比旧三之一，而水有余。知坊州，徙简州，用张方平荐，知雅州。
  既而辰州蛮酋彭仕羲内寇，三司副使李参、侍御史朱处约安抚不能定，继命简夫往。至则督诸将进兵，筑明溪上、下二砦，据其险要，拓取故省地石马崖五百余里。仕羲内附。擢三司盐铁判官，以疾，知虢、同二州，累迁尚书职方员外郎，卒。录其子寿臣为郊社斋郎。
  简夫始起隐者，出入乘牛，冠铁冠，自号“山长”。关中用兵，以口舌捭阖公卿。既仕，自奉稍骄侈，驺御服饰，顿忘其旧，里闾指笑之曰：“牛及铁冠安在？”
  从上文可知，雷简夫在仁宗康定（1040年）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签出秦州检察判官，知雅州军州兼管内桥道劝农事，治水修渠，政声卓著。但也“骄侈，驺御服饰，顿忘其旧”，致使人们耻笑他说：“牛及铁冠安在？”。
  （二）雷简夫与“三苏”
  雷简夫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推荐“三苏”，是他首先发现了正“坎坷于场屋，失意于仕进”的眉山人苏洵，并极力向镇蜀知益州府的张方平和翰林学士兼史馆修纂欧阳修推荐。在给欧阳修的举荐信上说：“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尝着《六经》《洪范》等《论》十篇，为后世计。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呜呼！起洵于贫贱之中，简夫不能也，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于人，则简夫为有罪矣。”
  在雷简夫，张方平的劝勉下，时“年几五十，以懒纯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的苏洵，才携“不忍使之湮沦弃置之人”的苏轼、苏辙，于嘉祐元年（1056）三月离眉山赴成都辞别雷简夫，张方平进京求仕，才步入仕途，名震京师，成为北宋文坛上的三颗巨星。
  苏洵有《答雷太简书》《与雷太简纳拜书》《雷太简墓铭》。但在《邵氏闻见后录》中就已明言：“眉山老苏先生里居未为世所知时，雷简夫太简为雅州，独知之。以书荐之韩忠献、张文定、欧阳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简始知先生。后东坡、颖滨但言忠献、文定、文忠，而不言太简，何也？”
  持此疑问的其实不止邵博一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五《经籍考》六十二：“（苏）洵初入京师，益帅张文定荐之欧阳公，世皆知之；而有雷简夫者，为雅州，以书荐之张、欧及韩魏公尤力，张之知洵由简夫，世罕知之。雷之书文，亦慨慷伟丽可喜。”
  陆游《老学庵续笔记》：“老泉布衣时，初未有名。雅安守雷太简简夫独深知之，以书荐于韩魏公、欧阳文忠公、张文定公，辞甚切至，文亦高雅，今蜀人多传其本，而东坡、颍滨二公独无一语及太简者。老泉集中，与太简往来亦止有《辞召试》一书耳。如《与太简请纳拜书》，蜀人至今传之，集亦不载。初疑偶然耳，久之又得老苏所作《太简墓铭》，亦不在集中，乃知编集时有意删去。不知其意果何如也？”
  原因何在，细读苏洵《与雷太简纳拜书》或许可窥得一斑：“赵郡苏某袖书再拜知郡殿丞之前：夫礼隆于疏，杀于亲。以兄之亲，而酌则先秦人，盖此见其情焉。某与执事道则师友，情则兄弟，伛偻跪拜，抗拜于两楹之间，而何以为亲？愿与执事结师友之欢，隆兄弟之好。谨再拜庑下，执事其听之勿辞。不宣。”
  这里苏洵所说的“纳拜”，显然是指因“纳”“亲”而“拜”。很显然，这是一封言辞委婉的辞亲信，苏洵的意思是我们形同兄弟，平时无话不谈，如果再近一步，结为“亲”家，将会碍于情面，没法直言争辩了，“道则师友”的情分被扼杀，因此他重申要“隆兄弟之好”。或许正是因为拒绝了这门亲事，苏轼、苏辙在编辑父亲的文章时将之有意删去。
  （三）雷简夫的书法
  《新修白水路记》碑文为楷书颜体，苍劲厚朴，遒劲茂密。雷简夫的书法，杨慎《墨池琐谈》：雷太简云：听江声而笔法进。文与可亦言：见蛇斗而草书长。
  朱长文《墨池编》卷二载雷简夫学书：予少年时，学右军《乐毅论》，钟东亭《贺平赋表》，欧阳率更《九成宫醴泉铭》、褚河南《圣教序》、魏庶子《郭知运碑》、颜太师《家庙碑》，后又见颜行书《马病》《乞米》《蔡明远》帖，苦爱重，但自恨未及其自然。近刺稚州，昼卧群阁，因闻平羌江暴涨声，想其波涛番番，迅駃掀搕，高下蹷逐奔去之状，无物可寄其情，遽起作书，则心中之想，尽出于笔下矣！噫，鸟迹之始，乃书法之宗，皆有状也。唐张颠观飞蓬惊沙，公孙大娘舞剑器，怀素观云随风变化，颜公谓“竖牵法”、“折权股”、不如“屋漏痕”，斯师法之外，皆其自得者也。予听江声亦有所得，乃知斯说不专为草圣，但通论笔法已。钦伏前贤之言，果不相欺耳。
  在这段话表明雷简夫在学正、行书方面，对钟、王，直至欧、褚、颜等的法帖，是认真下过一番！摹功夫的。但是临去临来，“自恨未及其自然”。偶然一次机会“因闻平羌江暴涨声”，“想其波涛番番，迅驭掀磕，高下盛逐奔去之状”使“心中之想，尽出于笔下矣”。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仅仅按前人形迹、按规定法度模仿，是难得神彩、难求生动的。只有有可寄之情，有不得已而寄之需，所以才能使“心中之想，尽出于笔下矣”。可惜，《江声帖》未能流传下来。
  总之，《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是北宋年间河池（今徽县）、长举（今略阳白水江）、顺政（今略阳）三县和蜀道交通邮驿的有力物证，它不仅是一篇修路记，更是一部900多年前陕、甘、川交界金三角地带交通状况的史料和宝典，对研究我国古代邮驿和交通有着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因地处偏僻，交通改道等原因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王义：徽县教育局干部）
  徽县文物“青釉狮托盏”回归记述
  黄新梁
  1994年8月，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在兰州市隆重举行。我作为徽县选派参加艺术节观摩的成员之一，住在金城西藏宾馆。8月20日，也就是艺术节开幕的第二天下午，时任徽县文化馆副馆长的刘浪（主持工作）在省博物馆西三楼参观“甘肃民间民俗美术展览”，时任徽县文化局副局长的孙士信陪同前陇南地区文化处处长薛风鸣等领导与其它地县领导进行交流并慰问参加演出人员，我带着浓厚的兴趣在省博物馆东三楼参观“甘肃文物精华展览”。当观看到展厅中部时，被玻璃展柜中一件眼熟的文物吸引住了，这不是《徽县文物志》照片上见到的耀州瓷国家一级文物“青釉狮托盏”吗？《徽县文物志》上此件文物下檐有一明显的小黑斑痣，我仔细地端详了展柜中陈列的文物，在同位置同样也有一黑色斑点。为此，我确认展柜中的这件文物是徽县以前馆藏文物，可展柜中醒目标示出土地是“天水市”。我想是不是省上借调该文物之后，在徽县划归陇南地区管辖时搞错了。想到这里，我急忙跑到西三楼展厅找到刘浪说明了我发现的情况后，我俩一起赶到东三楼展柜前，刘浪边看边问我是不是记错了（刘浪1992年5月由徽县县志办调任县文化馆任副馆长，不了解文物上调情况），我坚信我的判断之后，随即同刘浪请来了时任省博物馆馆长的初世宾，一同来到展柜前取出“青釉狮托盏”进一步确认。随后，我们又到初馆长办公室，初馆长拿出《中国甘肃省文物展》（中日合编大型画册），封底刊登有“青釉狮托盏”的照片，上面仍标注出土地是“天水市”。初馆长说：“这件文物曾在日本展过，而且将1.9万元的展出费拨给了天水县文化馆，你们要搞清楚这件文物的来龙去脉，必须提供有力的证明材料，而且报请省文物局批示后方可确认。”
  我们感到这件文物很重要，艺术节的第五天我们就返回徽县。刘浪及时向时任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县长杨书荣作了汇报，杨书荣说：“这件文物价值很高，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变成了天水的文物，你们要调查此事，把镇馆之宝想办法追回来。”刘浪又询问了当时县文化馆的一些同志，他们都不清楚这件事。随后，又带领马存良（文物专干）赴天水市走访了1976年至1986年在徽县文化馆工作过的熊国尧。熊国尧说：“我在文化馆负责工作迟，我知道青釉狮托盏是徽县的，但什么时间调到省上去的就不知道了。”为了找到当事人，刘浪与马存良二人又赶赴天水市麦积山文管所，找到1979年前在徽县文化馆主搞文物和美术工作的李西民，李西民说：“这是徽县的镇馆之宝，徽县泥阳镇出土的，是省文化厅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举办全省文物精品展览，1972年经我手由宋耀（时任天水地区文化局局长）带省博物馆同志到徽县将这件文物及汉砖借调上去的。你们来的很及时，宋耀及我们这些人都年事已高，再不追恐怕就追不回来了。我给宋耀写个条子，你们再找一下宋耀让他给你们证明一下。”然后，他们又辗转天水市找宋耀（曾任天水地区文化局局长，1998年病故），说明了情况后，宋耀仔细回忆了一下，说有这回事，并写了简短证明。刘浪、马存良带着宋耀出具的证明又赶赴兰州找到初世宾馆长，初馆长说：“要纠正这件事，必须报请省文物局领导同意，我们无权作出决定。”
  刘浪又专程赶往省委党校，找到当时参加培训的时任徽县县委副书记王惠芳，向其汇报了追归“青釉狮托盏”的全过程。在刘浪、马存良的陪同下，王惠芳副书记找到了初馆长，当面要求澄清‘青釉狮托盏’的出土地和归属问题，并要求追回这件文物赴日本的参展费。王惠芳还对初馆长说：“徽县文化馆在保护文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经费很困难，希望你们给予理解和支持，参展费理所当然应该退回徽县。”初馆长点头同意，出具了《关于徽县文化馆文物“青釉狮托盏”追查结果的证明[（1996年8月26日，甘肃省博物馆便笺字第434号）（徽县文物馆存）]。初馆长介绍说：“此文物在中国仅出土了两件，一件在江苏省博物馆，一件在甘肃，而且江苏的这件文物品像没有徽县出土的好，这件文物实属甘肃的文物精品，这是一级甲等文物，价值连城。”
  在经历如此艰辛的曲折之后，耀州瓷“青釉狮托盏”这件珍贵文物在离开近30年后又重新归属徽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1995年和2002年，省文物局先后两次向徽县拨了2.2万元的赴日本和格鲁吉亚参展费，至此，“青釉狮托盏”归属问题得以澄清。
  编者注：关于“青釉狮托盏”的出土归属问题除了以上情况外，其后还发生了一些故事。2011年10月，原徽县县志办编辑曹鹏雁在撰写《徽县史话》，在对“青釉狮托盏”文物介绍时，因插图需要，专程赴甘肃省博物馆拍摄该盏照片。拍摄时，曹鹏雁发现“青釉狮托盏”出土地标为“甘肃天水”，随即他在留言簿上留言说明该文物出土地归属情况。2015年—2016年期间，在徽县博物馆任职的曹鹏雁为申报徽县民间流散文物收集经费，前往省博物馆找贾建威等专家评审方案时，又向省博物馆俄军馆长、贾建威副馆长谈及该盏出土地问题。两位馆长答应更改“青釉狮托盏”出土地为“徽县泥阳”。但截至2017年12月底，该文物的出土地仍未改过来，不过在省文物局主办的“甘肃省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展”上，原徽县出土文物“青釉狮托盏”被省博物馆命名为“耀州窑青釉狮托盏”，但出土地未标注，仅标注为“甘肃省博物馆”藏品。
  原徽县东关乡文化站的创建
  马维义
  1984年3月8日徽县东关回族乡宣告成立。3月12日副乡长杨卫国来到和平村荆竹林小学，对我说乡上研究决定让我到乡文化站工作（当时我是荆竹林小学民办教师），因乡上刚成立，人手少，让我和队里尽快办好移交手续，过一半天就去乡上报到。同时他也口头通知了村社干部，让他们尽快研究接替我的人选。第二天，我和张守诚（现任徽县文联主席，当时是和平村李庄小学的负责人）与荆竹林队长薛生财商量后，让参军刚复原回村的张忠仁接替我的教学工作，当天我向张忠仁移交了学校的财产账务，3月15日我到乡上去报到上班。
  当时乡上有党委书记黄雄亚，副书记马进善、姚光炎，乡长毛俊华，副乡长杨卫国，武装干部李益民，政府办公员阎峻成等，我去后连我算上全乡干部还不到10人。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乡上又是新成立，各种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分管文教卫生的乡党委副书记马进善给我安排了具体任务，让我着手筹建文化站，并争取早日成立。在乡党委副书记姚光彦的安排下，我去高桥木器社订做了一些书架、书柜、桌凳、椅子等，乡上又把乡政府大院靠南边的原东关大队的四间砖瓦房作为文化站的活动阅览室。由于乡上条件很差，文化站得到东关、东河大队的大力支持，东河队捐献了两个大柜，一副乒乓球案子，我借了个架子车，冒着小雨去东河拉来摆放在活动室。东关村捐献了两个大书柜、2张办公桌子、4把椅子、4张联椅和一些民族服装，还有一套演节目用的锣鼓家具。同时县直单位如文化局、宗教局、妇联、团委、文化馆也给文化站捐赠了大量的图书，在各界的支持下，东关回族乡文化站于当年4月16日成立了。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文化站在东关乡大院每天开放图书室，东关大队又安排崔志忠来文化站协助工作，县上又给文化站配发了一台34英寸的大彩电。白天文化站办理借书证，开放图书阅读，晚上放电视。当时图书约有三千多册，每天看书的人约有三四十人，晚上在大院看电视的约有二三百人。4月份徽县宣传部在县广播站举办徽县通讯员培训班，给东关乡两个名额，乡上安排我和王庄村的郑桂芳参加，当时讲课的老师是徽县广播站的吴建刚（现已退休），张剑（现任教育局长），周学军（现任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等，一个多月的培训结束后，我回到文化站，一边工作，一边写了反映东关乡工作的大量新闻报道。
  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化站的作用，6月份经乡政府研究决定，让刘兆瑞去天津购买台电影机（当时刘兆瑞是徽县科协派来联系东关工作的干部），电影机买来后，乡政府安排由文化站负责到全乡各村一边巡回放映，一边宣传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和政策，然后文化站又印了些电影票，每晚在东关乡大院一边放映，一边宣讲新生事物，如计划生育好处多，升麻压青的作用等。同时为了把文化站打造成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平台，经乡政府同意，文化站开办一期武术培训班，乡政府还下发了文件，要求每村选派五至十名品行优良的男女青年，带上村级的介绍信来文化站参加训练，乡上管住不管吃，训练时间一个月，文化站聘请马团希、赵会明作教练，还请来东关老一辈的武术爱好者杨克己、邓怀璧、白乾来指导训练工作，主要是少儿初级长拳、男子甲组拳、初级剑等。参加训练的有三十多人，训练结束时在东关乡大院向乡上领导作了汇报表演，然后培训学员还和当时在乡的干部合影。
  8月份全国武术观摩大会在兰州举行，给天水地区4个名额，地区通知东关文化站负责人去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去兰州，在天水地区体委主任周小虎的带领下，在省城我们观看了全国各地来的武术精英的表演，参观了省体育文化馆。10月份省体育厅田主任来我县检查工作，在县体委主任李国柱、文化局长韩义明的陪同下，来东关乡文化站视察，晚上在东关乡政府大院，观看了东关文化站武术队的表演及文艺节目，东关乡文化站的工作受到省地领导的好评。当时省上答应给东关乡文化站捐赠一批武术器械和服装，年底这批武术器械和服装就送到了，有春秋大刀1把，武术荷叶刀4把，武术剑4把，女式武术服装2套，男式运动线衣4套。后来在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文化站成立了文艺宣传队、篮球队、武术队、电视放映队，一时间东关乡文化站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白天开放图书，晚上放电视、排节目、到各村放电影，国庆节时，在西门外的大广场进行文艺、武术表演，东关乡农民篮球队参加了徽县首届农民运动会，获得了二等奖，文艺节目在春节活动中参加了县上的汇演。如今30多年过去了，在好些人们的心中还对过去原东关乡文化站的活动记忆犹新。
  （马维义：笔名陇竹，东关学区退休教师。）
  1990年以来的徽县内部出版物
  陈革宁
  1990年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日益繁荣，徽县的内部出版物也涌现出一个高潮，除了县直部门和文化单位创办的报刊外，一些教育部门和乡镇、企业纷纷创办各自的内部报刊，有的民间文化人士也创办了报刊。这些内部出版的报刊，尽管质量参差不齐，存在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但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比较知名的内部出版物有以下这些（按创刊时间先后排列）：
  《徽县文苑》：原名《群众创作》，1976年，徽县文化馆创办了手工蜡版油印的《战地文艺》杂志，1978年，改名为《群众创作》，刊发各类文艺作品，1988年更名为《徽县文苑》，由田雪主编，一直为蜡版油印。1993年停办，共出刊21期。
  《徽县文史资料》：徽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一年一期。徽县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始于1962年二届政协，但由于历史原因，未留下文字成果1981年，四届县政协设立专门机构，并创办了《徽县文史资料》杂志，使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步入正轨。早期为蜡版油印杂志，后改为铅印，2007年第27期起，改为彩色铜版纸封面。截止2014年12月，共出刊34期。
  《群众文化》：江洛镇文化站主办的综合类8K油印报纸，1991年创刊，每月一期，黄文选主编，持续约两年多后停刊。
  《方舟》：伏家镇民间刊物，32开本油印杂志：1991年至1993年期间不定期出刊，主要刊发诗歌，散文，评论，美文欣赏，共出6期。由荆秀成主编。
  《银杏树》：1993年，徽县银杏树乡青年向国栋、蒲生林等自筹资金创办了手刻蜡板印刷的文艺刊物《银杏树》，组织本地文学、书法、美术等爱好者进行交流创作。1994年，该刊交由银杏乡文化站主办，油印16K本，马龙波、窦璋等先后担任编辑工作。该刊物系当时全省为数不多的农民文艺爱好者自办刊物之一，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95年，该刊受经费、稿源等因素的影响停刊。共出刊13期。
  《徽县摄影》：创办于1994年，由马明春主编，文字稿件采取手刻蜡板油印，图片稿件采取复印方式，共出刊2期。
  《徽县教育》：徽县教育局主办，创刊于1994年。最早的《徽县教育》是打字单面油印简报形式，没有栏目，单篇文章，共9页，印数为50份。从1997年第13期开始，开设栏目，随后，根据来稿增多的现状，栏目和页码也相应增加。1998年第18期开始，增加了简易封面，共18页，印数70份。1998年12月，改为月刊，封底、封面彩印，封二、封三黑白印刷，内页60k纸30页，图文并茂，由徽县泉城印刷厂试印180本。设置栏目为：教育督导、简讯集览、幼儿教学、英语辅导、教学探讨、复式教学、课堂教学、教研回眸等8个，刊登文章30多篇。总第33期开始，封二、封三由印刷厂赞助改为彩印，印数分四个阶段逐渐增加至1000册（180—500—800—1000）。2010年3月起，《徽县教育》进行扩版，增加内页8页，使杂志从坚持多年的32页增加至40页，容量大为增加。栏目主要根据内容的不同灵活设置。止2014年12月，共出刊218期。王世平、武道才、陈志渊、刘彦林先后任主编。
  除此之外，教育系统影响大些的内部刊物还有实验小学的《雏鹰》、四中的《河池花》、柳林学区的《七色花》、永宁初中的《心语》、水阳初中的《泰湖潮》、银杏初中的《银杏树》、栗川学区的《栗亭韵》、东关小学的《新星月》、党政初中的《萌芽》等。
  《青泥岭》：由徽县文联于1994年创办的综合性文艺季刊，首任主编为田雪，2005年5月以后，由张守诚任主编，至2014年底，共出刊61期。
  《洛坝人》：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公司内部刊物，创刊于2002年9月，起初为自印自发的16K小报，2003年3月，抽调专人组建了编辑部，由一月一期改为半月一期，印数1000份，送发范围扩大至县、市党政部门及省上有关厅局、兄弟企业。2003年8月，扩版为4开4版，并交付印刷厂印制。与此同时，于9月份编辑印发了《洛坝人》文学专刊创刊号（96页码，4封及中间4页铜版彩印，印量1000册，自2004年起，按季刊编辑印发。）。2008年8月，根据企业实施资源整合资产重组后的形势变化，《洛坝人》文学专刊出至第二季度（2008年第2期，总19期）后停刊；《洛坝人》报再次改版，由新闻纸黑白印刷改为铜板纸全彩印刷，4开4版改作4开8版，半月一期改为一月一期。至2008年12月休刊，共出刊143期。陈革宁为执行主编。田助中、田雪、李文、吕雪燕等分期担任过编辑工作。
  《金徽报》：中共徽县委宣传部主办，创刊于2003年6月，8开4版，半月一期，每期印数1000份，第四版设有文艺副刊《河池风》，由县委宣传部与县文联联办，2011年1月起改为铜版纸全彩印刷。遍及城乡，影响较大。截止2014年底，共出刊271期。吴永辉、魏亚旭先后任主编。
  《宝徽报》：甘肃宝徽集团公司内部报刊，创刊于2008年10月，8开4版，铜版纸全彩印刷。半月一期，每期印数500份，截止2014年12月30日，共出刊149期。蹇诚义任主编，2010年起，陈革宁任执行主编。
  《金徽》报：甘肃金徽酒业集团公司内部报刊。8开4版，铜版纸全彩印刷。2006年创刊，月报，王敏杰、刘宝峰、李晶先后任主编、责任编辑。截止2014年底，共编印100余期。
  《徽医风采》：徽县人民医院主办，徽县人民医院主办，创刊于2007年秋天，季刊，主编王育东。截止2012年停刊，共编印20余期。
  《生态金徽》（《卓越》）：企业文化类的文学新闻综合性杂志，甘肃金徽酒业集团公司内部刊物。2008年7月创刊，为季刊，彩封、黑白内页，96页码。2011年第1期（总第11期）起更名为《生态金徽》，改由金徽酒业集团和天水师范学院联合编办，并改作铜版纸全彩印，每期印数4000册。至2014年12月，共出刊24期。
  《金鸿远》：徽县鸿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内部报刊，创刊于2008年10月，8开4版，铜版纸全彩印刷。头版为企业重大事项，主题报道。二版为企业见闻，重点反映企业动态。三版为员工天地，主要刊发技术创新、专业论文，表露员工心声。四版为文艺副刊，主要刊发各类文学作品，绘画书法，摄影曲艺等文艺类作品。半月一期，每期印数400份，截止2014年12月30日，共出刊130余期。执行主编为冯永强。
  《徽县政协》：徽县政协主办的机关刊物，创刊于2011年5月，半年一期，36——48页码，彩封彩插，内页为双胶纸黑白印刷，设有“会议专题”“调研视察”“民主评议”“建言献策”“政协论坛”“政协文苑”“历史文化”“人文特产”“文化争鸣”“摄影作品”等栏目。截止2014年12月，共出刊8期。
  （四）卫生
  徽县人饮——病区改水利工程建设纪略
  任正信
  徽县人畜饮水工程和病区改水工程走过了五十余年的历程，止2006年底，全县建成人畜饮水工程153项，解决了7.78万人、3.33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建成病区改水工程34项，解除了9300人、3100头牲畜受地方病困扰的疾苦。回顾历史，我县农村供水和病区改水工程经历了由低标准、质量差、供水安全无保证向高标准、质量优、安全供水发展的过程。
  1956年至1962年，国民经济处于恢复发展时期，国家无资金投入农村改水。为了解决缺水地区群众饮水困难，县上发动组织群众打水窖、挖涝池，止1962年，全县共打水窖1028个、挖涝池398个。由于徽县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温热潮湿的气候条件，加之群众的生活习俗，打水窖、挖涝池在徽县并不适宜，没有起到实际作用，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1976年以后，国家每年下拨专项资金，用于解决取水距离垂直高度超过100米、水平往返超过2.5千米的大骨节病等地方病高发区的群众饮水因难。徽县人饮工程主要安排在永宁、柳林两乡镇，由于国家投资有限、资金不足，缺口部分主要靠当地群众集资和投工投劳来解决。止1989年，国家累计投资80余万元，群众集资52万元，建成自来水供水系统86个，受益自然村96个3173户15574人，改水取得了一定成效，群众饮水条件得到不同程度改善。但是，这次改水工程引水进村，设立公共水栓，实行集中供水，给管理造成了一些不便。另外，改水水源未经化验，无消毒设备，存在供水不卫生的安全隐患。
  1990年，由原县卫生局长马锡清同志负责，抽调卫生、水电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用两年多时间，深入全县农村，实地调查，提取水样，进行化验，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整理编写并上报了《甘肃省徽县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项目报告书》，经省上和国家有关部委及世行专家组织审查评估，通过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同意把徽县列入国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第二期甘肃省首批农村饮水卫生项目县。经充分准备，共同协商，徽县和省上及国家有关部委层层签订责任书和转贷协议，成立了徽县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领导小组办公室，事业性质，隶属县政府，抽调专业人员，加强技术力量，负责项目的设计施工。1992年7月10日正式启动，进入项目实施阶段。
  该项目计划投资984.38万元，其中世行贷款617.99万元，占62.78％。国内配套资金366.39万元，占37.22％，由省、县、受益群众分别承担，即省财政投资216.60万元，占22％；县财政投资61.18万元，占6.22％；受益区群众承担88.61万元，占9％。在总投资中，供水工程投资604.94万元，环境卫生35.68万元，健康教育29.98万元，人员培训经费3.69万元，机构建设9.85万元，项目期贷款利息18.29万元，实物及物价不可预见费分别为70.24万元和211.71万元。项目计划建设供水工程142处，浅水手动泵4872个，受益群众82240人。
  项目计划执行期为五年，但由于资金、物资不能及时到位，加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化等因素影响，工程延期到1999年才完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实际情况进行了局部调整，实际完成管网供水工程50项，其中电提工程19处，自流引水工程31处；完成投资1012.54万元，其中供水工程投资863.97万元，环境卫生9.69万元，健康教育7，83万，机构建设、项目管理、人员培训等132.05万元，解决了63362人的清洁饮用水问题。其中，伏镇和胡家河两处供水工程规模较大，供水人口都在万人以上。
  （一）伏家镇供水工程
  伏镇供水工程位于伏家镇刘庄，为伏家镇蔡家梁一级泵站，隶属县水电局。1998年2月，在原县委副书记陈荣、副县长王立荣主持下，在伏镇政府和县国资局、水电局、改水办等单位参加的现场办公会上研究决定，蔡家梁一级泵站资产以15万元用物资抵债方式移交给改水办，负责兴建伏镇供水工程。该项目由西北市政工程设计院设计，省项目办审批兴建。设计日供水能力为1590T/d，覆盖伏镇、栗川两乡镇政府所在地及部分村社，受益人口1.91万人，牲畜0.67万头。工程总投资137万元，1998年8月动工，2000年8月试通水成功。
  （二）胡家河供水工程
  胡家河供水工程由县水电局和改水办合资兴建，解决水阳、城关、银杏等乡镇部分村庄农民的饮水问题，同时为城区居民群众供水。工程引水枢纽位于水阳乡胡家河村崖湾里洛河左岸，经6450m输水管道将水送至县城州主山水厂，修建500T高位水池、加氯间、管理房等，铺设配水管网。该工程由陇南地区水电处水电工程设计院设计，省水利厅批准，设计日供水能力为5000T/d，受益人口48817人，其中农业人口30878人、城市人口17973人，牲畜5264头。
  1995年12月，胡家河供水工程完成两眼大口井的施工，1996年12月1日正式开工。成立了胡家河供水工程指挥部，由副县长王立荣同志任总指挥，水电局、改水办抽调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工程施工。经过180天紧张施工，1997年7月1日完工并一次试水成功。该工程在施工期间，从实际出发，报经地区水电处批准，对部分建筑物进行了修改变更。1.机坑防洪烊。原设计为100N浆砌石变更为200#箱式铪结料，提高了强度，增强了整体稳定性，解决了不均匀沉淀和防渗问题，保证了安全运行。2.机电设备。水泵由4台125D25X8型变更为2台125D25X8和2台80D30x6型，容量由300kw变为224kw，变压器由500kvA变为250kvA。变更后便于调度运行，减少投资，降低成本，更加经济合理。3.上水管道。由168mmx6m无缝钢管变更为158mmx5m焊管。变更后既确保安全上水，又减轻管材重量、减少投资。以上变更，增大了工程强度，保证了安全可靠运行，减少投资，节约能源，共计节约投资20余万元。从近10年运行情况看，设计变更是科学合理的。
  利用世行贷款实施农村供水环境卫生项目，使我县农村改水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其主要特点是：一是供水、环境卫生、健康教育三位一体，同步进行。供水工程采用管网供水，供水到户，一步到位，方便群众。二是对水源水质进行化验、消毒，达到了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标准。三是推广使用先进的次氯酸钠发生器消毒，效果好，成本低，同时消除了液氯消毒运输、保管、使用中的不安全隐患。四是整治环境卫生，实行改厕改圈，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改变了村容村貌。五是健康教育使人民群众改变了落后的生活习俗，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减少疾病，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2001年以后连续三年，国家下拨1230余万元专项资金，集中解决农村缺水和长期饮用污染不良水的问题，共新建供水项目49处，解决了11700人3480头牲畜的饮水困难。江洛供水工程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供水项目。该工程利用地形高差，采用重力式自流输水方式，由水源工程和水厂两部分组成。水源工程位于距江洛镇约5公里的化岭村上游陈河上，为浆砌石截流暗坝取水，经5000多米输水管道输水到水厂。水厂位于上坝村半山腰，构筑物有沉淀池、200m3高位水池、加氯间和管理房等，采用次氯酸钠发生器消毒，通过配水管网供水到户。该工程覆盖江洛、泥阳两个乡镇和部分村社，设计日供水能力为880T/d，受益群众2347户11900人。
  徽县城区供水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1964年，在东河南桥上游侧右岸打井一眼，修建水塔一座（水塔于2002年完成“使命”被拆除），为城区供水，县城群众首次用上自来水，结束了担水吃的历史。1978年，由于井水污染严重并枯竭，无法饮用，县上利用农田水利资金以提灌工程的名义，在吴山修建500T高位水池，提西河水上山，为城区供水。由于气候变暖，降雨减少，地下水位下降，城区人口增加，吴山供水工程远不能满足城区居民用水需求。1992年国家投资，在樊愣村修建水厂，在西河埋设砼渗流滤管，截引西河水，提水上州主山500T蓄水池，解决城区供水问题。1997年7月，胡家河工程建成投入运营，缓解了城区供水不足。
  总之，徽县人饮、病改水利工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发展历程，对促进全县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是解决了群众长期缺水和饮用水质不良、污染严重的水，节约了人担畜驮的时间，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已建供水工程惠及8.71万人1.94万户，每产每天按节约担水0.5小时计算，每年可节约劳动力44.15万个，这些劳动力投入其它社会经济工作，每年可创造近2亿元的社会财富。二是受益区群众饮用干净卫生的清洁水，促进了生活习俗的改变，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有效控制了地方病和传染病的发病率，地方病发病率由1989年的16％降低到2006年底的3.87％。同时，解除了群众的病痛，增强了体质，促进了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三是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供水工程供水进户，消除了乡邻之间因缺水、争水、抢水而产生的矛盾，特别是回、汉混杂居住区，因文化、生活、习俗的不同，常常发生的纠纷得到了较好解决，乡邻能够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