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徽县革命委员会有三部一室，即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保卫部和办公室。政治部由三个组（组织组、宣传组、报道组）组成。党中央一直重视对台湾工作，中央成立对台湾工作领导小组，汪东兴、邓颖超先后担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各省市、自治区、地（市）、县也都相应的成立了领导组和办公室。由于当时的主要工作任务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西藏广播电台等媒体，对台湾进行宣传工作，省、地两级的对台湾工作办公室都设在军区，而县一级的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组织、采写、输送稿件，所以一般就都放在了县委报道组。徽县对台湾工作办公室从那时候起就设在了县委报道组，一直到1988年初近14年。我从1977年到1988年兼任县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见证了这段历史。
  这14年间，党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为第一个阶段。大陆解放以后，中央把解放台湾提到议事日程，毛主席、周总理为制定方针政策作了大量工作，提出了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立场，和“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七个字方针。毛主席不仅提了这七个字，而且还指出“台、澎、金、马”①住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周恩来指出“台湾省是祖国神圣的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确定了党制定对台政策的指导思想，制定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做好去台人员家属和台属政治思想工作，共同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的政策。
  1979年，中央《告台湾同胞书》发布以后应该算是第二阶段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台湾的政治形势，制定了新的对台工作方针政策，于1979年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深受全国人民拥护尤其是台湾同胞欢迎的“九条”政策。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进一步明确“以蒋经国为对手进行谈判，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和“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又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
  徽县1974年根据省、地委的通知精神成立了对台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委报道组，全组工作人员都是该办公室兼职人员。当时天水地委的对台办公室设在天水军分区，其它几个县的对台办有在报道组的、有在县委办的、也有另设的。其主要工作就是首先对全县（包括省地驻徽单位）的去台人员（当时称逃台人员）进行调查摸底，其次是对其亲属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并协助他们给在台湾的亲人写家书，还有计划、有针对性的采写一些适合徽县在台湾人员口味的稿件，提供给省、地对台湾工作办公室，由他们审稿后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台广播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台定稿播出。
  我是1977年起参与这项工作的。当时县上对台领导小组组长是县委副书记王建勋，对台办公室主任是县委报道组组长马生桂兼任，我主办。1982年春，我（时任县委报道组副组长，没有组长）兼任对台办公室主任，成员是报道组人员。1985年对台办理顺隶属关系，地委对台办从军分区撤出设在了地委统战部，各县也在理顺，但是由于徽县对台办的工作好，每年的上稿率高，占全天水地区采用稿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出于工作的需要，地委派地委统战部部长金勇专程来徽找县委书记蒲应祥协商，建议县对台办主任仍由我担任。于是县委发文调整了县委对台湾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成峰任组长，我任办公室主任。同时通知办公室工作人员为苏喜章、马俊杰（两人均系县统战部干事），直到1988年我从县委报道组调县广播局。
  1977年，有从台湾回来的朋友给省对台办留下一册由台湾的甘肃同乡会编撰的《甘肃省旅台人员通讯录》，这是一本难得的资料，上面把旅台人员去台时间、籍贯、在台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家庭成员、政治面貌、职业都列得清清楚楚，如我县食品公司干部杨志远的父亲杨锐之，在《通讯录》上显示其任国民党社会工作部部长，家住台北市，妻高女士系国民党国大代表，一儿女均系台大学生。我们从省对台办把这个《旅台通讯录》的复制本拿回来后，寻找上面徽县籍人员的亲属以及虽不是徽县籍，但其亲属在徽县的去台人员亲属，给他们讲党的方针政策，告诉他们亲人在台湾干什么、住哪里、在台的家庭状况，鼓励他们写家信，谈谈家常，积极写稿介绍家乡的变化。在走访中我们发现徽县去台人员远不止《通讯录》上的那些人，《通讯录》上政、军界人居多，其他界别则缺。于是我们把摸底情况汇总分类，分成有联系地址的和没有下落的两类。
  有联系地址的这一类，我们按具体情况组织稿件，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前就有过联系，但都是去台人员托人或自己去第三方【如新加坡、香港或者美国某个城市】转寄信过来，来信并不说在台湾，既怕台湾当局说通共，又怕给大陆亲人带来麻烦，大陆亲人回信也需寄往第三方转。其实当时大陆和台湾的电话是通的，大陆亲人按《通讯录》上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就接通了，但台湾方的亲人一听不敢应答，怕当局监听。（这里还有个插曲，当时有一好事的日本记者发现两岸的电话是通的以后，立即从大陆打台湾的电话在宾馆订了房间，并把这一事实报道出去，让蒋经国没面子，于是电话通讯被取消。）对于这部分人我们给他们说明去台亲人的真实情况，反复宣传党的对台政策，鼓励他们放下思想包袱，正确对待，给去台亲属通信，向去台人员宣传对台政策、家庭生活的变化、家乡建设等，让亲人们更多一些地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二是《通讯录》上有名字但以前没有通过信，双方互不知晓各自情况的。我们上门向去台家属通报亲人信息，做工作，组织他们写家信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对台湾广播，给去台人员送达亲人信息，为两岸亲人架起了联系的桥梁。如县财政局天水籍干部刘全宗以前只知道其兄去了台湾但生死不明，经我们告知其兄的情况后，给在台哥哥写了家信，1978年4月6日经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播出后终于和兄长联系上了。
  再是对那些只知亲人去了台湾，《通讯录》上找不到暂没下落的，我们除了想办法让《通讯录》上的人帮着在台湾寻找外主要是组织去台人员亲属写寻亲稿件，一般这样写：“老家在甘肃省徽县某乡某镇某村的×××，现在你的亲人寻找你……”，介绍他们殷切希望了解的家人、亲戚、朋友和家乡的情况。这样的稿件在中央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的《寻亲节目》和前线台《乡情节目》中播出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嘉陵范家窑的李生成就找到了在台湾的舅父。全县先后有8个家庭找到了去台亲人，并建立了通过第三方【如：美国洛杉矶、新加坡、香港等地】转邮寄的通信联系方式，促进了两岸亲人的相互了解。
  我们的对台宣传工作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坚持加强党的领导，解放思想，不断提高对台工作的认识
  县委对台湾工作领导小组自1974年成立以来，无论领导怎么变换，坚持贯彻党的对台方针政策不变，把对台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每年要对各级领导讲对台湾工作的意义，贯彻对台工作方针、政策，召开对台工作汇报会和座谈会，组织有关人员撰写对台稿件。在“四人帮”横行期间，顶住压力，正确对待去台人员亲属，支持工作人员大胆工作，徽县的对台宣传工作一直走在天水地区各县前列。如1977年9月10日，地委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先后两次来函指出：“准备今年10月底11月初，在你县召开一次全区对台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近年来我区对台宣传工作，表彰先进。主要是你县在今年开展对台宣传工作中成绩显著，被地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初评为今年开展对台宣传工作的先进单位。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大会准备让你们介绍一下经验，请你们认真做好准备”。
  当年11月4日至11月10日，天水地委召开的全区对台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我县召开，全区共78人参加了会议（其中我县统战人员12人列席）。县委副书记、县委对台领导小组组长王建勋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徽县、天水、武山县等被评为“全区对台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受到大会表彰，我本人也被评为先进个人受了奖励。
  从1980年到1981年，对台宣传工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中共中央、中央办公厅先后发布了15个关于对台工作的文件，特别是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发布一号对台湾工作绝密文件给各省委第一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1981年元月，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特别是台湾国民党常委中台湾籍势力增强，五大院长均为台湾人，台独势力极为活跃的时局，审时度势，指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八十年代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六中全会后又一次重申了把解决台湾问题提到重大日程和任务上来，并提出了时间界限。中央对台领导小组人员也进行了调整和加强，邓颖超同志出任小组组长，工作雷厉风行，各省、地都及时召开了对台工作会议，加强了机构建设。1980年，徽县县委认真贯彻中央“以蒋经国为对手进行谈判，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和“寄希望台湾当局，寄希望台湾人民”的政策，重新调整了县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调整了对台办主任，由我兼任对台办主任。每年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对台工作，并在每年两次全县新闻通讯报道学习班上介绍台情资料，拟定宣传题目，总结经验，表彰先进，讲解写作方法，组写宣传稿件，讨论研究对台宣传工作，使对台宣传工作常抓不懈，抓出成效。
  二、建立健全办事机构，建立起了一支对台工作骨干队伍
  县委一直重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县委对台办公室的建设，从1974年机构设在县委报道组以来，对台办公室机构、人员相对稳定，两任报道组长任了三任对台办公室主任，县委报道组在搞好全县新闻报道、培训业余通讯员、向上级新闻单位输送稿件的同时，认真抓对台宣传工作、抓台属政策落实工作，在工作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稿件采用率不断上升。1977年9月12日，天水地委对台办在来函中说：“徽县对台办是我区今年对台工作开展好的一个单位，光你们组织郭柏先生就写了10篇稿件，得到了省上的表扬。请你们认真总结一下对台工作的经验。”1978年10月20日，天水地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对台工作情况反映》中，表扬徽县对台办积极支持一些久离故乡的写稿对象回家探亲，了解家乡的巨大变化，丰富稿件内容。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对台工作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台湾听了广播的人越来越多，迫切需求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广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台工作广播是第一线的，县委对台办、县委报道组两个牌子一套人马，把对台宣传业务纳入报道组的日常业务之中，对台宣传和对内宣传有机地结合起来，有计划地组织全县工农兵通讯员和对台宣传骨干集中培训，了解合湾情况，吃透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对台宣传工作的业务。
  为了搞好这第一线的工作，县委对台办主任每年除参加地委召开的对台工作会议，参加以会代训外，还参加了1981年9月省委组织的为期13天的“全省对台工作骨干学习班”省委非常重视这期学习班，全省有142人参加这期省委根据中央对台领导小组指示精神举办的第一期学习班。省委副书记、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植霖主持，小组成员悉数到班。学习班分四个阶段：一是集中用4天时间学习传达了中央对台工作的11个文件，听取了省委书记冯纪新同志的重要讲话；二是用6天时间，分别由兰州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于志钦部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播部新闻组陈克信组长、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政策科冯保龙科长、兰州军区联络部朱正中、陈应复科长分别讲了课；三是用1天时间进行了大会经验交流；四是用2天时间传达学习了一些有关文件和资料，进行了大会总结，听取了杨植霖的总结报告。两位省委领导在讲话和报告中两次提到了徽县的对台工作，对我们鼓舞很大。这期全省对台工作骨干培训会，规格之高，人员之多，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我省对台工作上是一个里程碑。
  我们在培训班上的收获有三点：第一，弄清了对台的方针政策，明确了对台办的工作任务，主要有6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其一、向党内外进行党的对台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其二、组织对台宣传；其三、做好对台湾同胞、去台人员家庭以及其它台湾有关人土的团结教育和落实政策工作；其四、开展同台方人员的交往和通讯影响工作；其五，接待回大陆参观、探亲的台湾人士；其六，做好台湾同胞回大陆亲属的安置工作。第二，提高了对台工作的认识，增强了自觉性。第三，熟悉了对台工作业务，树立了信心。熟悉并基本掌握了《空中之友》《简明新闻》《亲友信箱》《我们的祖国》《对军政人员广播》《乡情广播》《青年之友》《爱国一家》《可爱的家乡》《故事会》等对台湾广播栏目对稿件的要求和写作技巧，突出爱国主义是对台宣传的主旋律。
  在县委的重视下，我县对台办公室建设符合省委对县级对台办建设的“四有”要求，即：有人员（专兼职干部固定并形成文件）、有房子（办公室）、有电话、有设备（录音机、照相机）。培养出了一支觉悟高、政策熟、业务精、能吃苦、会战斗的对台工作骨干队伍，使我县的对台工作始终是天水地区的排头兵，上稿率始终是第一名，如1980年天水地区共组写稿件34篇，送中央台、福建前线台28篇，采用了6篇，这6篇中有4篇是我们徽县对台办送的。1981年全区共组写稿件21篇，被中央和福建前线台采用了4篇，全部是我们徽县对台办送的。每年全区的对台工作会议上，徽县对台办都被评为先进单位，我个人也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受到了地委、行署的奖励。
  三、落实党的对台政策，解除去台人员亲属的顾虑，调动他们对台宣传的积极性
  发动与台湾有亲属关系的人写稿，是做好对台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使这些人主动积极地投入对台宜传工作，有一个落实政策的问题。“四人帮”破坏了党的对台政策，在他们的破坏和干扰下，七十年代在我们一些干部群众中，存在着不少棚糊涂认识，特别是去台人员的亲属、朋友、释放人员，国民党旧职人员，“文革”中的惊吓，使他们顾虑重重，谨小慎微，不愿给台湾的亲属、朋友写稿，怕惹麻颁，甚至有的把与台湾的亲属关系当成“包袱”，生怕别人知道了影响自己政治上的进步，影响子女的前途，还有些干部和群众“谈台色变”，不敢与有港、台关系的人交往，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地阻碍了对台工作的开展。针对这种情况，县委首先利用各种会议组织干部、群众反复学习的对台方针政策，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正确对待去台人员亲属，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如我县原有一个浙江东台县籍干部，在1962年因有亲人在台湾而被精减下放，在落实政策中给予了纠正，恢复了公职，后因本人提出，县上出面办理了调回原籍工作的手续。
  原食品公司干部杨志远，其父在台湾当局任高官，当我们第一次动员他给其父写信时，他借口不知道而拒绝。后经我们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并向他讲明其父现状后，才答应写稿。由于他提高了觉悟，认识明确，家信写得比较好，发出去后，被福建前线广播电台采用，采用后前线台邮来了稿费及笔记本作为奖励。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召集去台人员亲属座谈会，介绍、表彰杨志远，对大家震动、启发很大，解除了顾虑，纷纷表示要积极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财政局干部刘全宗因是台属，前些年曾受过批判，思想负担沉重，一直不愿写信，这次会后，他即给其兄刘安瑞写了家信，也被福建前线台采用播出。
  县政协副主席周少珊，解放前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1970年因病要求退职，1975年由于生活困难，本人又提出作退休处理。县委认为妥善解决周的问题，是落实党对统战人员的政策问题，也是调动这些人做好对台宣传工作的关键，于是同意了他的要求，以退休处理，使他深受感动。他虽然年高眼花，也能积极撰写对台稿件，先后写了3篇揭露旧社会黑暗、国民党腐败，歌颂社会主义欣欣向荣、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的稿件，还给在台的老同事写了数封信件。
  郭柏先生是中央政府最后一批特赦战犯之一，原籍武威，两个儿子均在我县工作，一个在财政局，一个在机械厂，老家再无亲属，党和政府为了安排好他的晚年生活，征得本人同意，安排到我县。县委又根据其儿子的意见，让他和机械厂的小儿子一起生活，在该厂家属院安排了一间房子，按政策每月发给生活费，冬季报销取暖费，我们还经常给他送学习资料、笔记本、稿纸、墨水等，和他进行交谈，了解并解决他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他生病住院，县委领导到病房进行慰问，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身边。县委对郭柏先生的关怀，天水地委书记夏玉冰在1981年3月7日的全区对台工作会议上给予了高度赞扬。郭柏先生深感党的政策英明，一提起党对他的特赦释放，他无限感恩党和毛主席，每次表示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竭尽全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台湾的军政界朋友多，而且文笔也好，他一直坚持写对台宣传稿件，采用率也是最高的，成了我们对台宣传的重要力量。省、地对台办也看重郭柏先生的行动，经常发函给我们，同郭柏先生约稿。随后他提出想回老家武威看看、走走，我们全力支持，给他儿子准了公假，陪他一同回故里，探亲访友。经过20多天的访故乡、探亲友、比今昔、叙别情，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回来后，顾不上休息，一连给去台的老朋友、老同事写了5封信，并且根据他在武威参观了解的情况，写了一组《武威漫游》的稿件，这些稿件送福建前线台被陆续播出。
  生活上关心照顾，工作中严格要求，政治上关怀备至，也是贯彻落实对台工作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1976年10月14日晚，因为失火，杨志远的住房、衣物等全被烧光，为解决火灾给他造成的困难，县委及时研究，把当时已经分派给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一套住房，改分给了他，还发放了救济款，妥善安排了一家人的食宿问题，食品公司领导及职工也伸出了援助之手。杨志远全家十分感动，他很快将这件事写信告诉他父亲：“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我们对去台人员亲属的子女，坚持不歧视和与其他人视同仁的政策，应该上山下乡的，我们们都安排上山下乡锻炼，招工进城时，也按条件安置。我们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们，而且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培养他们，严格要求他们，对在工作和思想上存在的缺点、错误给予批评，取得的成绩给予表扬，帮助他们进步，后来根据杨志远的表现，县委提拔他为县商业局副局长、县政协委员。他对台宣传的积极性更高了，先后配合我们撰写了多篇好的稿件，如介绍在宁夏工作的其弟一家的生活，介绍其女在省射击队的情况，以及他母亲给他父亲的谈话录音等，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杨志远的成长变化给所有去台人员亲属振奋很大，写对台宣传稿件的积极性很高，开创了对台工作的新局面。
  徽县籍黄振民女士，其夫原是国民党军医，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其兄黄家祥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之后，主动带上妹妹从新加坡寄来的家信，到对台办公室来汇报思想，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我们及时详细的给他进行了讲解，并说明“这是通过第三方转寄的信，实际上他们居住在台湾”的情况，鼓励他继续使用这一渠道，用通信的方式加强交往，传递党的对台方针政策、统一祖国和爱国主义的主流意识。以后，他们两岸书信来往频繁，他经常带家信来让我们看，探讨回信主题，譬如去台人员他们非常注重先人的坟茔保护，我们就帮助他到黄家祖坟去拍照，把照片寄过去，澄清了一些错误传言。大概在1983年，黄振民来信要求其女张燕和舅舅黄家祥在香港会见，县对台办积极支持，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当时县公安局以内控人员为由不予盖章，情况反映到对台办以后，我们出面与公安局沟通，给办出境手续提供了方便，促成了黄家祥的香港之行，实现了海峡两岸亲人的团聚，开创了我县去台人员来港、回大陆探亲之先河。尔后，黄家祥对台宣传的积极性更高了，后被选为县政协委员。
  当然，在和台湾亲属通信中，我们也发现个别去台人员的亲属，为了向对台亲属多要点钱，不适当的夸大了生活的困难程度，使对方难以应对，我们发现这一倾向后，及时进行了教育，纠正了这一做法，保障了两岸的通信交往健康地发展。
  四、充分发动群众，积极为对台宣传写稿
  我们在组织专职人员和去台人员亲属组写对台稿件的同时，也注重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撰写对台稿件，如当时的县妇联主任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我是怎样由一个孤儿成长为国家干部的》，揭露蒋帮统治下台湾儿童的悲惨遭遇，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伏家镇中坝村复转军人田光华用自己在旧社会被国民党拉兵，受尽折磨，后被解放入伍，成为光荣的子弟兵，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亲身经历，讲明了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军队两重天的道理。大家用深情的笔触，向在台的徽县籍同胞报告家乡的山、家乡的水以及土特产、教育、文化、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唤起了去台人员的思乡思人盼团聚、反台独、盼回归、盼统一的爱国之情。
  （马明春：原徽县文明办主任）

注： ①“台、澎、金马”亦称台湾地区，是指现时由中国台湾当局实施统治的地区，包括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