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徽县三滩不仅风光秀丽，而且在那茫茫的原始次生林中生存着许多珍稀动植物。但那里并非是动植物的天堂，那里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生物链条，随时都有被摧毁和扭断的可能！因此，保护环境，保护三滩秀美风光，保护珍稀动植物，保护徽县南部这方神奇的净土，成了摆在我们全县人民眼前的严峻问题，希望能引起各级组织和人们的足够重视！
  2002年8月22日早上，我与原县人大常佐存主任和图书馆刘浪馆长及司机赵永忠等4人前往嘉陵镇严坪村庄窠社，采访了当年在三滩虐杀9头羚牛的主要当事人胡永新老人。羚牛亦称“扭角羚”，哺乳纲，偶蹄类，牛科。体长1.7—2.2米，尾长15—20厘米，肩高1—1.3米，重达350公斤。尾较短，雌雄均具短角。全身棕黄或棕色，眼周黑色。一般栖于3000—4000米的高地。夜出觅食，以青草、树枝、竹笋为食，毛皮可利用。分布于我国四川、云南、陕西、甘肃、以及不丹等地。现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胡永新，1925年1月生，现年82岁。1955年入党，同年任严坪村党支部书记直至1980年5月卸任，前后任支书26年，现为徽县嘉陵镇严坪村庄窠社社员。现将老人所谈基本情况稍加整理后发表，供大家参考并从中吸取教训。
  1978年9月下旬，发生在我县虐杀9头羚牛的事件是震动全省的大事件，但那仅仅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众多此类案件中的一例。从此案的产生和30年前对该案的查处过程可以看出，是无知造成了该案的发生。同时，枪支管理不严，对野生动物保护不力，也是产生此案的原因。但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宋平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不仅能礼贤下士，而且解决问题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年宋平任兰州军区政委兼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后继任中组部长和政治局常委。他在百忙中能为发生在基层边远山区的事件重作处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据胡永新老人回忆，1978年9月下旬，徽县武装部副部长裴增良和嘉陵公社副书记刘继刚，医药公司政工干部冯冬生3人找他去三滩打猎，他又叫上本社猎手肖玉清作向导。因他和肖二人常上山打猎，路径地形比较熟。那天裴增良、刘继刚和他都带着半自动步枪，肖玉清带着自己的土枪、冯冬生空手。我们自备挂面、馒头、铁锅、砍刀、毛毯等生活用品，还带了一百多发子弹。第一日，我们来到三滩海拔2500多米的黄羊岭上砍箭竹，依赖树干搭窝棚，住了一夜。第二天八、九点太阳出山了，霞光万丈，十分宜人，我们五人分为两个组在密林中寻找目标。我和裴增良，冯冬生三人来到青羊洞，梁上发现了一头领队的公羚牛东张西望。裴增良抢打头一枪，但我手快，我们同时发射，那头羚牛从梁上滚了下来。我们找牛时误入牛群，当时一百多头白色的羚牛四处奔跑，象一片白云飘过，有些羚牛还向我们冲来，袭击我和裴增良、冯冬生三人。当时肖玉清和刘继刚二人在别处找牛，两个组走散了。我们很惊慌，于是向冲过来的羚牛群开枪，我开了14枪，裴增良开了6枪，打倒羚牛9头，其中两头母牛各怀一仔，共为11头。最大者800余斤，小的也有200余斤。当日，我们无力将死羚牛运回。刘继刚和肖玉清二人听见枪声半小时后才赶到现场，两组五个人汇合后返回严坪庄窠社。第三天，我们组织严坪大队四个小队的青壮年社员120余人赶往青羊洞将9头羚牛剥皮、肢解分割。共获羚牛肉5000余斤、皮9张，羚牛头和内脏都扔在了山林。仅将肉背回严坪，分给了各户。多数分得三、四十斤肉，少的亦有一、二十斤，确实也给缺粮的农民解决了些许问题。裴增良、刘继刚、冯冬生三人带回县上二、三百斤肉，分别给县委大灶和天水地委领导送去一些。
  山民们素与小陇山林业总场严坪林场关系不睦，由于林地纠纷和农户生活用材等问题时常发生纠纷。林场的几名职工看到大家分肉的场面非常大。本来猎取之物见者有份，但我们给他们一斤肉也没给，他们将此事报告到小陇山总场和省林业厅，后又汇报到国家林业部，林业部督促甘肃省查处此事。
  1979年3月份，林业部反复督促省上查处。于是省林业厅、省公安厅、天水地区公安处、天水地区中级法院和县公安局组成联合查处组，乘小车五辆，来了十六、七个人调查处理此事。我们严坪山区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小车和这么多的领导，当时不知所措。我在严坪大队部搞接待，并对此事全过程做了详细汇报。开始，上级准备当场抓人，我很害怕！待我将情况详细汇报后，我反复说明当时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政策不清楚，严坪人祖祖辈辈吃了几百年的羚牛肉，上级从没人告诉犯法或进行过处理。他们几个参与的干部也不知道路径，是我带他们打的羚牛。要作处理我开枪多，一人承担责任就行了。听到汇报后，查处组当时打消了逮捕人的念头。将情况上报后，省、地分别下令将裴增良副部长、刘继刚副书记开除党籍和公职，并追究刑事责任；将冯冬生给予警告；给我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我认为对裴、刘二人处理过重。
  1979年4月初，天水地委书记窦述来嘉陵公社搞调研，我将此事报告给窦书记，并说明对裴、刘二人处理过重，我准备去省城找宋平书记鸣冤。天水地委窦述书记对我说：“你老了，省上太远，你的心情我理解，你不要去了。”我说：“我一定要去，省委的门进不去，我就死在大门口。”窦书记说：“宋平书记很忙，实在要去，我可以给省委宋书记打电话。”我说：“你窦书记一走已不知道我是谁，还顾得上为小小的村支书给省上打电话？”窦书记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但此事由省上直接查处，裴增良副部长和刘继刚副书记也是基层领导干部，总不能不承担责任吧？”我说：“枪是我开的，路是我领的，他们知道个什么？责任我承担行了！”
  见过天水地委窦书记的第二天，裴增良和刘继刚给我20斤全国通用粮票，我从嘉陵公社谈家庄乘火车来到兰州。第一次来省城，当时已是下午4点钟。在我这个乡下人的眼里，兰州确实很热闹！我在省委大门口接待室说明来意，要见省委宋平书记。接待室的人向秘书处挂了电话，说明徽县严坪的支部书记，一个姓胡的老头要求见省委宋书记。秘书处回答让放行，因为前一天天水地委窦书记刚给省委宋书记打过电话。门卫开了路条，我进门后两旁8个解放军站岗。刚好碰见一个徽县姓张的工作人员，安排住在他的宿舍。他引我去找秘书处，已经下午5点多了，秘书怕影响宋书记（当时还任兰州军区政委）工作，约定第二天10时在办公室由他接见我，并负责向宋书记作转达。第二天10时，这位40多岁的秘书接见了我，4个年轻人做记录，我将打羚牛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责任向他们作了汇报，前后汇报20分钟左右。我说明我们对羚牛的重要性不认识，又没接到过保护之类的文件，也没听到过宣传。裴增良是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军人，身上还留有弹痕，打羚牛有错，但责任主要在我，不能不教而诛。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能一棒子打死！天水地区的处理意见我不接受，我坚决反对！我们有错，县上最初的处理意见是对裴增良记过，对刘继刚警告，给我和冯批评教育，这个意见是正确的，符合实情。我现在不走，要住在兰州等省上的处理结果，如处理不好，我要上北京告状。
  第二天，我又去甘肃省军区，组织处接待了我。那位处长来徽县下乡时到过严坪，曾在我家住过。遇到了熟人，先开玩笑，但了解情况时特别严肃认真。我将详情汇报以后，该处长说，裴增良和刘继刚是县上领导干部，怎么不知道保护野生动物，你是农民不知道尚可说通。省上发过文件，武装部和嘉陵公社怎能不知道？这话说不通！我说文件发了多少份，发至哪一级，是否发到了徽县嘉陵公社，可以复查发文簿。处长回答说发了120份。我说省地机关那么多，怎能发到有羚牛的地方？处长说文件是少了点，可能你们不知道！事实是省上文件只发到县政府，因为是林业问题，县政府领导传阅后并没有转发。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大约在1965年前后，省委办公厅、畜牧厅在严坪办过两个农场，我认识一些老人手。他们听说我来到兰州，都纷纷前来看我。
  在兰州第三天，省委秘书处通知我说，宋平书记接到我反映的情况后，同意撤销原天水地区的处理意见，并从轻发落。给刘继刚党内警告处分，给冯冬生和我及肖玉清3人批评教育，裴增良副部长由省军区通知撤职转业。对我们分别重新从轻作了处理。裴增良半年后，调回山西老家当了闻喜县体委副主任。
  我一星期后返回徽县时，县上已将省委重新处理的文件传达过了。回想25年前的往事，实在感到遗憾！由于无知，造成大错。尤其后来国家把羚牛列为一类保护动物后，我深感自疚！
  （梁晓明：原徽县县志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