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经过多年努力，徽县的农业和农村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更是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些成绩的取得确实来之不易。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同时，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走了一些弯路，这里就“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的几个问题作一反思。
  第一，1968年徽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县上曾两次组织县、社、队干部去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虽然在学习大寨人精神、大搞农田基建等方面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在“一大二公”思想的指引下，片面学习推广大寨人以大队一级核算分配的经验。当时全县一些公社都搞了试点，如水阳的新寺大队、嘉陵的五一大队都在试点之列。这些队本来基础条件都好，但由于生产队之间发展不平衡，年终硬是推行以大队核算分配，结果形成好的生产队要给差的生产队倒补，出现了新的平调，干部之间相互有意见，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现在看来，这种以“大而公”人为的改变生产关系的操作，其结果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到两年在全县自然流产。
  第二，文革后期，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遵照昔阳县的经验，会议提出要在有条件的地方进一步向前发展，努力建成一批“大寨县”。当时徽县在甘肃省来说条件较好，县上提出要将徽县一年建成“大寨县”。开始提的口号是：“大批大斗促大干，一年建成大赛县”；一段时间后，又改成“学理论，抓路线，一年建成大寨县”。不管口号怎样改，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形势下，为了形成大干的声势，在全县一些地方出现了乱批乱斗的混乱局面。县上还以办路线教育学习班为名，集中县、社、队三级干部进行整训，小会开展批判，大会批斗重点对象，过年也不能休息。进而发展到农村，一些基层干部被批被斗，一些农民群众遭受打骂体罚，表面上看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大大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大寨县”也没建成。
  第三，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昔阳县大讲“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他们把许多群众正常开展的家庭副业都列入资本主义的范畴，并上升到走什么道路的重大原则问题。受此影响，在我县开展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曾一度出现了收交社员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的不少条条框框。比如限制家庭养猪、养羊、养鸡、养蜂的数量，不准出外搞加工、销售等副业活动，参与少量市场流通，就被按投机倒把加以批斗。导致许多条件很好的家庭副业发展不起来，生产、流通、销售各个领域也被堵死，既打击了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又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探索，我们终于摆脱了“农业学大寨”模式的禁锢，找到了农业大发展的方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的涌现，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就在这时，中共徽县委于1981年10月适时召开了有全县各公社书记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会议由县委副书记王万忠主持，会上传达了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学习了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在河南实行包产到户后的调查，通过认真分析讨论，统一了与会人员的思想认识。会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县迅猛开展，当年全面完成了家庭承包任务。从年报统计看，包产到户前的1981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仅为3270.29万元，粮食总产量10749.28万斤，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58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的第二年即198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猛增到4275.96万元，粮食总产量达到15101.44万斤，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89.28元，分别增长30.7％、40.5％、53.9％，发展速度前所未有。
  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实施了整整30年，在全县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断努力下，年年都有新发展，其成效更为显著。至201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已达到11096万元，粮食总产量29691.48万斤，农民人均纯收入3319元，均在成倍大幅度增长。实践证明，稳定的农村经济政策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是一条农业和农村工作发展的康庄大道。
  （温恩仲：原徽县人大常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