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神州大地上汹涌翻腾，一浪高过一浪。毛主席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我们68届大学毕业生首当其冲，全都分配到了农村或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后再分配工作。这样，从全国各地来的一些大学生在1968年的最后几天陆续聚集到了徽县，开始了步出校门之后的生活第一课。
  这一年分配来徽县的大学生共18名，有甘肃师范大学的陈国才、李保田、袁建华、成峰、殷志磊5人，甘肃农业大学的李春杰、廖敏生、雷水贤（女）3人，兰州大学的杨希义、肖兴学、陈永沂、俞齐进4人，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张美伦（女）、贾斌（女）2人，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刘申荣、陈玲英（女）2人，还有北京医学院的李伟力（女）和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杨广虎。
  虽然来自天南海北，但由于都是同龄人，在徽县招待所住了两天，大家很快就相互熟悉了，每天结伴游览这座我们即将开始新生活的小城。
  徽县地处秦岭南麓。秦岭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也是南北水系的分水岭。秦岭以北属黄河水系，秦岭以南则属长江水系。徽县与天水虽仅一山之隔，但地貌、植被、气候与黄土高原迥然不同。这里高山峡谷、丘陵平川纵横交错，物产丰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确是“陇上小江南”。只是地处秦岭腹地，比较偏远，徽县县城给人以古老而陈旧的印象。街道狭窄，两旁多是低矮瓦房，商店大门是木排门，里面光线黯淡，城里有百货商店、食堂、理发店，电影院也有，只是露天的，是名副其实的电影“院”。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浴室，不知何处可以洗澡。北街的大礼堂倒是苏式风格，巍峨庄重，在低矮的瓦房中鹤立鸡群，应是徽县的标志性建筑物。县城南门的城墙和城门都还残存着，只是城砖剥落、苍苔点点。吴山上柏树森森，吴玠墓碑字迹漫漫，城墙沿山势逶迤上下，显露出岁月的沧桑悠久。在吴山上眺望四野，只见远处山峦叠嶂，近郊丘陵起伏，公路蜿蜒似带，小河银光闪烁，真是一座美丽而静谧的小城。我们刚脱身于“文革”风暴中心的大学校园，乍来这里，似乎进入了世外桃源。但是，我们很快便知道这里并非世外桃源，就在一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严重的两派群众组织武斗事件。
  1969年元旦过后，县革委会政治部主任杨美魁宣布，将我们18人分到两个点去劳动锻炼：刘申荣、张美伦、贾斌、雷水贤、殷志磊、廖敏生和我去伏镇公社竹林大队，其余同学去泥阳公社雷庄大队。政治部干事吴陆生说：这两个地方都是徽县的好地方，大米窝窝子，县革委会为照顾你们大学生特意选的这两个点，希望你们下去好好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第二天，两辆拖拉机便分别把我们送到了两个生产大队。
  竹林大队书记张恭是位朴实精干的中年汉子，他把我们7人分成三组。廖敏生、殷志磊住到一队（魏庄），张美伦、雷水贤住到三队（竹林），刘申荣、贾斌和我住到五队（张尧）。贾斌就住在队长周志清家的小木楼上，刘申荣和我住在另一户农民家里。
  初到农村，还真有些不习惯。劳动生活对我们特别是对南方来的女同学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好在从大队书记到生产队长对我们都很照顾，知道我们刚出校门，不太适应重体力劳动，所以每天分配给我们的都是一些轻活，也没有规定定量指标，能干多少是多少。即便如此，还是有女同学在地里干活时因体力不支而晕倒，被男同学背回住处，休息半天才苏醒过来。我们也自嘲自己是肩不能背、手不能提的书生，百无一用。我们在村民家里吃派饭，每人每天交四角钱，一斤粮票，每天一天一户轮流，真正是吃百家饭。这倒使我们较快地熟悉了村民，也真切体验到了农民的生活。这里虽说自然条件较其它地方优越，但一个劳动日也就值几角钱，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贫困的。
  进村不久，便是春节。当时提倡过革命化春节，既无鞭炮，更无烟花。除夕之夜，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我们打开一瓶金徽酒，想以酒庆祝这个到徽县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家嫌酒辣，难以下口，便掺了些水，又加了些白糖，每人喝了几口，不知不觉便醉倒了，直至第二天中午村民来喊我们吃饭时候才醒，仍头痛欲裂。自此方领教了金徽酒的威力，轻易不敢再沾。
  元月份第一次到公社领工资，每人领了两个月的，共101元钱，这对我们不啻是一笔巨款。当时大学毕业生见习期月工资是49.5元，加上海带费1元，共50.5元。上了多年的学，第一次领工资，经济上自立了，大家都很高兴。但是，看到公社大多数干部的工资都是30多元，而他们工龄长，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都比我们强得多。我们刚从学校出来工资就比他们高，心里也有一种愧疚感。我们由衷地感到，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尽快适应环境，回报社会。
  1969年春天，到处都在搞“三忠于”。我们也帮大队写标语、出墙报。廖敏生擅长画像，在大队的忠字碑上画了一幅毛主席像，画得非常传神，一时遐迩闻名，附近各队都争相邀请他去画像，竟然成了画像“专业户”。有一天早晨，我们去他们住地，还未进门，只见室内黑雾滚滚，浓烟呛人。进去一看，只见廖敏生和殷志磊正站在炕上抖甩褥子，两条褥子都已被烧着，中间一个大洞，火星四溅。我们赶快帮着扑火。问起缘由，才知他们和村里的年轻人关系处得很好，一个叫秃娃的小伙，怕他们冷，黎明时悄悄起来在他们窗外的炕洞里添了几把麦草，结果火太旺了，引燃了褥子，险些烫伤了他俩。真是好心差点酿成了祸端。
  竹林大队七名大学生中，有三人是上海医学院六年制的毕业生，医学基础扎实。他们经常和村里赤脚医生一起切磋医术，也替农民看病、针灸。由于技术精良，态度认真，很快在附近有了名气，慕名而来的求医者络绎不绝。有时半夜也有人来请他们到家里去看急诊病人。如果天黑路远，我们就陪他们一起去。这样，村民和我们的关系也逐渐融洽起来。特别是年轻人，更爱和我们打成一片。我们学生中有人生病，村民们送饭送水，殷切关怀，如同亲人。村民家婚丧嫁娶、盖房上梁庆典也都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俨然已是村中一员了。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里的农民真是淳朴善良，你对他好一分，他对你好十分。我们在村民家吃饭，各家也总是尽力为我们做好吃的。竹林大队的自然条件本来就得天独厚，盛产稻米，特别是这里出产的一种巴锦米，香糯甜美，连南方来的同学也赞不绝口。几个月下来，我们吃惊地发现每人都长胖了好几斤。
  县上和公社对我们很关心，县革委会主任吕国齐和公社革委会主任汪海吉都来大队看望过我们。时间一长，我们和附近学校、卫生院、工厂等单位也熟识起来。伏镇公社食堂的厨师是姓陈的父子俩，四川人，每到过年过节，便捎话叫我们去“打牙祭”。他们做的回锅肉和腌制的泡菜真是味美无比，今天回想起来，还令人齿颊生香。伏镇酒厂厂长李震带我们参观酒厂生产过程，在出酒口，李震端起铝制小杯让我们品尝刚出锅的金徽酒，尚未勾兑，足有70多度，我们都不敢尝，只有雷水贤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面不改色，让众人惊叹不已。酒厂有一小浴池，我们每次去都给我们开放。水里有一股浓烈的酒糟味，但更能杀菌，洗过澡后浑身爽快。甘肃省革委会干校建在伏镇红旗山上，有些干部是我们在兰州就认识的，包括我们兰州大学老校长林迪生先生的夫人陈楚平女士，他们夫妇原先是周总理的秘书，资格老、水平高，素来为我们所敬仰。干校学员无论是种地、喂猪，还是排练文艺节目，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那种精神真是令人起敬。上海来的贾斌同学自幼学习钢琴，那天在干校见到一架手风琴，便顺手弹了一首外国乐曲，指法娴熟，旋律优美，可谓是技惊四座，博得了在场众多干校学员的掌声。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1970年3月，县革委会给我们正式分配了工作：张美伦到伏镇卫生院，贾斌到城关卫生院，刘申荣到虞关卫生院，陈玲英到游龙卫生院，李伟力到江洛卫生院，李春杰、雷水贤到县农五站，杨广虎到县银行，杨希义、袁建华到县一中，肖兴学、陈永沂到柳林中学，殷志磊到伏镇中学，俞齐进到县二中，陈国才、李保田、成峰到县革委会专案组。廖敏生早些时候则因病回到了兰州。这一届大学生真正开始了在徽县的工作和生活。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一届大学生因各种原因大多离开了徽县，现分散在北京、上海、西安、兰州、天水等地，也有的旅居美国，真可谓星流云散。我们有时偶然相逢，话题总是离不开徽县的这段生活。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大学生插队锻炼是文革时期的特殊政策，就此一届，过去没有，以后也没有再执行，但对我们来说这一年也不无收获。它是我们的生活第一课，让我们初步接触了农村，体验到城乡差别，了解了农民，增进了对农民的感情。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在中国，农民是奉献最多、索取最少的群体，他们身上那种勤劳、宽厚、淳朴、乐观的美德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四十年后，重返徽县，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座熟悉而陌生的新城。乡音依旧悦耳，吴山依旧葱茏，但是幢幢高楼已替代了低矮的瓦房，原先视为畏途的公路已凿山为洞，削山如夷，早已成为康庄大道。州主山上的凤山公园更为小城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县城扩大了，街道整齐，市场繁荣，人们衣着光鲜、生活富足闲适。和全国各地一样，改革开放给徽县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徽县，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为你今天的变化而欣喜，更为你明天的辉煌而祝福。
  （俞齐进：西安财经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