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内容
山国宝（口述）肖娴（整理）
山国宝，男，现年87岁。徽县城关镇唐庄村尚庄社村民。
拉丁入伍
1948年正月，刚刚过完阴历年，阎锡山的部队从徽县路过，当时我只有17岁，被阎锡山部队的一个排长强行抓去当了壮丁。
我被带到陕西省的潼关县，在潼关县的黄河边上阎锡山的部队，对我们开始进行新兵训练。在训练中，教官一见我们做的不对就拳打脚踢。我们度日如年地在部队过了半年，当时听说大半个中国已经解放，部队军心日渐涣散。有一天，我听到几个士兵在悄悄议论说：“解放军已经快要打到潼关了”。我就留了个心眼，准备逃跑。一天夜里，我瞅准时机，在夜幕的掩护下逃了出来，跑到离潼关城七八里的一个村庄里，在一户老乡家屋后炕洞前的一堆烂柴堆里躲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换上老乡给的一件上衣和大腰裤子，准备往徽县走。
当时，由于一时疏忽，换了衣裤却忘了摘下在阎锡山部队时戴的那顶破军帽，出了村庄没走多远，就被前来解放潼关的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给逮了个正着。当时那个排的排长叫薛树仁，经过详细盘问，知道我是被阎锡山的部队强行抓的壮丁，就问我：“要是想回家就放你走，要是想当兵就留下”。我想着家里生活艰苦，再加上回家路途遥远，有可能又被国军抓走，作为热血青年，我决定留下。同年7月中旬，经薛树仁排长同意，我在潼关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收编在解放军第4军的11师31团1营的机炮连里，从此我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解放兰州
当时，我们的团长是陕西人，营长叫杨银福，是少数民族，对士兵要求特别严格。我加入解放军不久，部队就从潼关开拔到了陕西的宝鸡，又从宝鸡开到甘肃的陇西，一路上有几次遭遇国民党残留部队的袭击，但那些国民党士兵大都已成了惊弓之鸟，不堪一击。
1949年7月底，第四军在陇西县城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誓师大会。会上，几个受过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解放军战士，踊跃上台哭诉着给我们讲以前国民党是怎样欺压他们及家人的故事，我们听后，一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一下子就上战场，把国民党消灭干净。这时，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战士们一听全都喊了起来，整个会场群情激昂，好久才安静了下来。会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高锦纯宣布了解放兰州的号令、强调了作战计划、严明了部队纪律。解放军从黄河口、东岗、皋兰山分三路包围了兰州城。当时，第一军驻守黄河口，第三军驻守东岗，第四军驻守兰州市以南的皋兰山。我也随第四军驻守在兰州市以南的皋兰山上。
8月中旬，三军已准备就位，驻守在黄河口的第一军，率先收走了兰州市黄河沿岸周边所有的羊皮筏子，切断了敌人逃跑的水路，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了。我们第四军从皋兰山上一冲而下，从五泉山直捣国民党在兰州市的省政府老巢。当时国民党的一些要员已闻风而逃，省政府的办公楼已是一片狼藉，里面扔着许多文明棍、皮鞋、零散的枪支、文件和纸张。作为省政府会议厅的黄河楼也空空如也。收复了省政府所在地后，我们第四军和驻守在东岗的第三军，从七里河的小西湖又打到了阿干镇，在那里我们用口袋战消灭了马步芳的骑兵团。当时马步芳已先一步逃到了印度，因为群龙无首，骑兵团里的一小股士兵也趁机逃到了宁夏一带。
在解放兰州的战役中，因为敌人破坏了部分水源，造成战士在作战时没水喝，为了解渴，维持体力，战士们把西瓜皮都吃得干干净净，连战马的尿尿也喝的一滴不剩。当时战斗异常激烈，一些大商户在逃跑途中，因无法带走财物，把好多银元整麻袋都倒在了黄河里。还有一些国民党军官逃跑时，把汽车、杂物也推进了黄河，岸边水域一片狼藉。
战斗打的非常惨烈。一天下午4点多，因战斗激烈，我一时心急，给炮筒里装多了弹药，炮弹一响，火药冲出了炮筒，冲伤了我的左眼。由于当时我是机炮连一班的班长，为了给其他战士树立榜样，我一直忍着疼痛坚持到作战结束。
8月26号中午，我的左腿又被敌人迎面飞来的弹片擦伤，我简单包扎了一下，仍然没有下火线，一直坚持到了战斗的结束。经过七天七夜的艰苦战斗，8月26日晚上终于攻下了兰州城，兰州被全面解放。
解放完兰州，我们第四军，一边清理战场，一边休整。因我两处所受的都是轻伤，身体很快也恢复了。在离开兰州前的一天下午，我和两个战友去了一趟兰州城的中央广场，在广场里我们不经意地碰见了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秘书长的葛维西（陇南地下党创始人之一），因为我是徽县伏家镇山家庄人，跟山炯堂（陇南地下党创始人之一）是邻居，以往他们在山炯堂家里开会，经常见面。在兰州，他看到我们特别高兴，非常热情，派了一辆专车，让勤务兵带着我们在兰州城里转了一圈，随后又给我们买了当晚的戏票。说到这，山国宝老人双眼深邃地望着远方，脸上露出感动的笑容，仿佛又回到那快乐的日子。
临夏剿匪
转眼已到了1949年10月，部队过了黄河，经过甘肃的临洮，从临洮又开拔到临夏的广河县，住在县城最北面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大家一起动手盖营房，开展全面剿匪工作。
兰州解放后，马步芳的残部多半都逃到临夏一带。在那里，土匪因为熟悉当地地形，白天不出来活动，常在晚上出没，活动非常猖狂。我们值班的哨兵，在半夜里常被土匪杀害，枪支被抢。面对这种窘况，哨兵连的连长想了一个办法：晚上让值班的哨兵，站到房顶上放哨。结果，一天晚上，一个姓苟的只有19岁的哨兵，还是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在安埋了苟战友后，大家心里都非常沉痛，发誓要为战友血洗报仇。
经过几番侦查，我们发现马步芳的残兵败将驻扎在临夏韩家集一带。于是，部队决定晚上攻打韩家集。那天，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在攻打韩家集的战斗开始之前，侦查兵的一个连，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给路上撒上白石灰，我们就跟着白石灰标的记号摸黑前进。韩家集的剿匪战役打得非常激烈，最后马步芳的残兵全线溃败，临夏收复。
收复完临夏，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开拔到了甘南的夏河县。当时已是1951年的秋天。我们从中央传来的情报得知，甘南有一股以马良为首，从临夏流串而来的土匪，与另一股在四川黑水流域的土匪头子傅秉勋勾结，并通过傅秉勋部队的电台，联系上了台湾国民党保密局。根据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特务计划，时任国民党保密局局长，特务头子毛人凤给马良的部队空投了一个电台和大批物资。马良和他的这一股土匪隐藏在夏河县，王家坪的一个叫柳树梁的山上，部队决定对其进行清剿。
初冬的一个早晨，我们机炮连的士兵端着马可沁机枪，悄悄地包围了王家坪的一个叫柳树梁的山头，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不一阵子，敌人见大势已去就缴械投降了。在清理战场时，我们在一个柳树洞里，成功缴获了台湾国民党空投的电台，切断了土匪与台湾的联系，彻底清除了临夏国民党土匪的残余势力。
临夏和甘南能够取得剿匪的全面胜利，这和我们第四军严明的纪律是分不开的。在部队，要是在作战冲锋中，如那个战士有怕死后退的苗头，晚上大家就要坐在一起，对他进行批判教育。在老乡家借宿，离开的时候，部队都要求我们要把老乡家里的水缸挑满、院子打扫干净。有一次，兄弟连的一位战友，因为口渴难耐，喝了老百姓家一碗生浆水（一种泡菜），走时没给钱，部队发现后，不光叫这个战士在班委会上做了检查，连队还给了他严厉处分。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那个连队的战士也一直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严格要求着自己。
临夏和甘南剿匪结束后，上级命令我们随着大部队去解放西藏。因为我四年没回过家了，非常想念母亲，就给杨银福营长说我想回家的打算，杨营长念我作战勇猛、个头也高，就把我留在了后勤部，准备选派到当时的天水步兵学校学习锻炼，然后提拔重用。但因我是地主家庭出身，在政审时没能通过。
复原回家
1955年6月，我复员回到了老家。徽县伏家镇山家庄村。
1955年底，徽县人民政府念及我参加过解放战争，把我分配到伏镇供销社，因自己不识字，也不会打算盘，就放弃了组织的安排，一直在家务农。
1963年，我随着城镇户籍的母亲进了城。同年，又被下放到了现在的城关镇唐庄村，我在徽县城关镇的唐庄村一直生活到现在。
山国宝，男，现年87岁。徽县城关镇唐庄村尚庄社村民。
拉丁入伍
1948年正月，刚刚过完阴历年，阎锡山的部队从徽县路过，当时我只有17岁，被阎锡山部队的一个排长强行抓去当了壮丁。
我被带到陕西省的潼关县，在潼关县的黄河边上阎锡山的部队，对我们开始进行新兵训练。在训练中，教官一见我们做的不对就拳打脚踢。我们度日如年地在部队过了半年，当时听说大半个中国已经解放，部队军心日渐涣散。有一天，我听到几个士兵在悄悄议论说：“解放军已经快要打到潼关了”。我就留了个心眼，准备逃跑。一天夜里，我瞅准时机，在夜幕的掩护下逃了出来，跑到离潼关城七八里的一个村庄里，在一户老乡家屋后炕洞前的一堆烂柴堆里躲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换上老乡给的一件上衣和大腰裤子，准备往徽县走。
当时，由于一时疏忽，换了衣裤却忘了摘下在阎锡山部队时戴的那顶破军帽，出了村庄没走多远，就被前来解放潼关的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给逮了个正着。当时那个排的排长叫薛树仁，经过详细盘问，知道我是被阎锡山的部队强行抓的壮丁，就问我：“要是想回家就放你走，要是想当兵就留下”。我想着家里生活艰苦，再加上回家路途遥远，有可能又被国军抓走，作为热血青年，我决定留下。同年7月中旬，经薛树仁排长同意，我在潼关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收编在解放军第4军的11师31团1营的机炮连里，从此我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解放兰州
当时，我们的团长是陕西人，营长叫杨银福，是少数民族，对士兵要求特别严格。我加入解放军不久，部队就从潼关开拔到了陕西的宝鸡，又从宝鸡开到甘肃的陇西，一路上有几次遭遇国民党残留部队的袭击，但那些国民党士兵大都已成了惊弓之鸟，不堪一击。
1949年7月底，第四军在陇西县城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誓师大会。会上，几个受过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解放军战士，踊跃上台哭诉着给我们讲以前国民党是怎样欺压他们及家人的故事，我们听后，一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一下子就上战场，把国民党消灭干净。这时，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战士们一听全都喊了起来，整个会场群情激昂，好久才安静了下来。会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高锦纯宣布了解放兰州的号令、强调了作战计划、严明了部队纪律。解放军从黄河口、东岗、皋兰山分三路包围了兰州城。当时，第一军驻守黄河口，第三军驻守东岗，第四军驻守兰州市以南的皋兰山。我也随第四军驻守在兰州市以南的皋兰山上。
8月中旬，三军已准备就位，驻守在黄河口的第一军，率先收走了兰州市黄河沿岸周边所有的羊皮筏子，切断了敌人逃跑的水路，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了。我们第四军从皋兰山上一冲而下，从五泉山直捣国民党在兰州市的省政府老巢。当时国民党的一些要员已闻风而逃，省政府的办公楼已是一片狼藉，里面扔着许多文明棍、皮鞋、零散的枪支、文件和纸张。作为省政府会议厅的黄河楼也空空如也。收复了省政府所在地后，我们第四军和驻守在东岗的第三军，从七里河的小西湖又打到了阿干镇，在那里我们用口袋战消灭了马步芳的骑兵团。当时马步芳已先一步逃到了印度，因为群龙无首，骑兵团里的一小股士兵也趁机逃到了宁夏一带。
在解放兰州的战役中，因为敌人破坏了部分水源，造成战士在作战时没水喝，为了解渴，维持体力，战士们把西瓜皮都吃得干干净净，连战马的尿尿也喝的一滴不剩。当时战斗异常激烈，一些大商户在逃跑途中，因无法带走财物，把好多银元整麻袋都倒在了黄河里。还有一些国民党军官逃跑时，把汽车、杂物也推进了黄河，岸边水域一片狼藉。
战斗打的非常惨烈。一天下午4点多，因战斗激烈，我一时心急，给炮筒里装多了弹药，炮弹一响，火药冲出了炮筒，冲伤了我的左眼。由于当时我是机炮连一班的班长，为了给其他战士树立榜样，我一直忍着疼痛坚持到作战结束。
8月26号中午，我的左腿又被敌人迎面飞来的弹片擦伤，我简单包扎了一下，仍然没有下火线，一直坚持到了战斗的结束。经过七天七夜的艰苦战斗，8月26日晚上终于攻下了兰州城，兰州被全面解放。
解放完兰州，我们第四军，一边清理战场，一边休整。因我两处所受的都是轻伤，身体很快也恢复了。在离开兰州前的一天下午，我和两个战友去了一趟兰州城的中央广场，在广场里我们不经意地碰见了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秘书长的葛维西（陇南地下党创始人之一），因为我是徽县伏家镇山家庄人，跟山炯堂（陇南地下党创始人之一）是邻居，以往他们在山炯堂家里开会，经常见面。在兰州，他看到我们特别高兴，非常热情，派了一辆专车，让勤务兵带着我们在兰州城里转了一圈，随后又给我们买了当晚的戏票。说到这，山国宝老人双眼深邃地望着远方，脸上露出感动的笑容，仿佛又回到那快乐的日子。
临夏剿匪
转眼已到了1949年10月，部队过了黄河，经过甘肃的临洮，从临洮又开拔到临夏的广河县，住在县城最北面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大家一起动手盖营房，开展全面剿匪工作。
兰州解放后，马步芳的残部多半都逃到临夏一带。在那里，土匪因为熟悉当地地形，白天不出来活动，常在晚上出没，活动非常猖狂。我们值班的哨兵，在半夜里常被土匪杀害，枪支被抢。面对这种窘况，哨兵连的连长想了一个办法：晚上让值班的哨兵，站到房顶上放哨。结果，一天晚上，一个姓苟的只有19岁的哨兵，还是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在安埋了苟战友后，大家心里都非常沉痛，发誓要为战友血洗报仇。
经过几番侦查，我们发现马步芳的残兵败将驻扎在临夏韩家集一带。于是，部队决定晚上攻打韩家集。那天，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在攻打韩家集的战斗开始之前，侦查兵的一个连，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给路上撒上白石灰，我们就跟着白石灰标的记号摸黑前进。韩家集的剿匪战役打得非常激烈，最后马步芳的残兵全线溃败，临夏收复。
收复完临夏，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开拔到了甘南的夏河县。当时已是1951年的秋天。我们从中央传来的情报得知，甘南有一股以马良为首，从临夏流串而来的土匪，与另一股在四川黑水流域的土匪头子傅秉勋勾结，并通过傅秉勋部队的电台，联系上了台湾国民党保密局。根据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特务计划，时任国民党保密局局长，特务头子毛人凤给马良的部队空投了一个电台和大批物资。马良和他的这一股土匪隐藏在夏河县，王家坪的一个叫柳树梁的山上，部队决定对其进行清剿。
初冬的一个早晨，我们机炮连的士兵端着马可沁机枪，悄悄地包围了王家坪的一个叫柳树梁的山头，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不一阵子，敌人见大势已去就缴械投降了。在清理战场时，我们在一个柳树洞里，成功缴获了台湾国民党空投的电台，切断了土匪与台湾的联系，彻底清除了临夏国民党土匪的残余势力。
临夏和甘南能够取得剿匪的全面胜利，这和我们第四军严明的纪律是分不开的。在部队，要是在作战冲锋中，如那个战士有怕死后退的苗头，晚上大家就要坐在一起，对他进行批判教育。在老乡家借宿，离开的时候，部队都要求我们要把老乡家里的水缸挑满、院子打扫干净。有一次，兄弟连的一位战友，因为口渴难耐，喝了老百姓家一碗生浆水（一种泡菜），走时没给钱，部队发现后，不光叫这个战士在班委会上做了检查，连队还给了他严厉处分。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那个连队的战士也一直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严格要求着自己。
临夏和甘南剿匪结束后，上级命令我们随着大部队去解放西藏。因为我四年没回过家了，非常想念母亲，就给杨银福营长说我想回家的打算，杨营长念我作战勇猛、个头也高，就把我留在了后勤部，准备选派到当时的天水步兵学校学习锻炼，然后提拔重用。但因我是地主家庭出身，在政审时没能通过。
复原回家
1955年6月，我复员回到了老家。徽县伏家镇山家庄村。
1955年底，徽县人民政府念及我参加过解放战争，把我分配到伏镇供销社，因自己不识字，也不会打算盘，就放弃了组织的安排，一直在家务农。
1963年，我随着城镇户籍的母亲进了城。同年，又被下放到了现在的城关镇唐庄村，我在徽县城关镇的唐庄村一直生活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