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岁月里，有许多识时务、有胆识的爱国仁人志士，他们虽然与党不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但却在另外各条战线上，为推翻三座大山，为振兴中华民族，为开僻藏区工作，为谱写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史，而与党风雨同舟，艰苦奋斗，荣辱与共，肝胆相照。是党真诚的挚友和浄友。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为了甘南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为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教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几十年如一日，与党同心同德，患难与共，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为各族人民谋求福祉的崇高事业。下面介绍8位曾经在党的旗帜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爱国民主人士的业绩。功昭后人，名垂史册。
  （一）黄祥赤胆忠心为人民
  黄祥（1898〜1957年），僧名嘉祥，男，藏族，夏河县扎油乡人。黄祥毕生爱国、爱民、爱家乡，更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1949年9月，他为夏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解放后，他积极拥护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是一位忠实于党和人民的公仆，是维护民族团结的楷模。他终生不辞劳苦地工作,夜以继日地为甘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积劳成疾，最终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898年，黄祥出生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7岁时到拉卜楞寺剃度当了喇嘛。他自小勤学好进，并善于辞令,17岁就被拉卜楞寺选为卫士。之后，又担任了拉卜楞寺派往“聂仓”最年轻的“轰哇”（行政官）。他调处各类纠纷时，语言精练，分析透彻,说理精辟,很能说服双方当事人。1916年拉卜楞寺第四世嘉木样活佛圆寂后，宁海镇守使马麒乘拉卜楞寺内讧之际，派兵侵占了拉卜楞寺教区，使广大藏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黄祥决心领导拉卜楞地区广大藏族人民的正义斗争，与马麒军阀进行抗衡。他几次陪同黄正清到兰州等地控告马麒。在此期间，他们有幸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亲耳聆听宣侠父关于一个弱小民族要自强自立，就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反动军阀欺压的深刻教诲，并陪同宣侠父、贾宗周等到拉卜楞藏区视察和签订《解决拉卜楞案件条件》等条约。在地下党的帮助和支持下,迫使宁海军全部撤离拉卜楞藏区。他在这场反抗军阀斗争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并誉满安多藏区。1928年，黄祥还俗后，担任拉卜楞番兵游击司令部第一团团长。1945年9月任国民党夏河县参议会参议长，直到解放。
  1949年8月26日，当解放军一野攻克西北重镇兰州后，27日，国民党夏河县长殷裕国和保安司令黄正清，率领绝大多数官兵撤到阿木去乎一带，致使夏河县城陷于一片混乱。在这关键时刻,黄祥挺身而出，主动在县参议室召开各机关留存负责人会议。他认真分析形势，讲解夏河的前途和去向，并断然决定自己留守县城，维护社会秩序，等待解放大军。这对当时许多尚处于犹豫不决的机关负责人来说，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大家一致表示:愿意跟黄祥留宋县城,迎接解放军的到来。1949年8月28日，王震派代表李福林来夏河，黄祥组织有关人员迎接，当晚召开国民党夏河县政府、县参议会、县警察局等旧职人员和藏、回、汉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进行磋商，取得共识,一致表示欢迎解放军。翌日，黄祥派遣韩志华等3人为代表随李福林到临夏晋见王震司令员。9月5日，王震复信，称赞黄祥等人顾全大局的义举，并任命黄祥为代理县长。根据王震司令员的指示精神,9月12日夏河县政府以"祥”字第一号，向县直各机关和下属各乡、镇、学校发布通告，稳定了全县的社会秩序。他通过几次与解放军代表的接触，逐步了解了党的民族、宗教、统战和有关农、工、牧、商的政策，完全消除了思想顾虑,再次派人到临夏欢迎解放军进驻夏河。1949年9月20日，解放军和工作团抵达夏河。第二天在县城隆重举行庆祝和平解放大会，黄祥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9月22日，夏河县人民政府成立，黄祥被正式选为县长。从此，他在老区来的同志的帮助支持下，认真学习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和毛泽东著作,并经常与他们交流思想感情，沟通认识，努力做到相互关心，互相体贴，这样使上下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都处理得非常融洽。经过工作实践的锻炼，他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开始由一个开明的民族上层人士，逐渐向忠于党和人民的公仆转变。由于黄祥积极为党工作，全心全意地为藏族人民服务,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1950年11月12日，黄祥以热爱和平的爱国民主人士身份，参加了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他回国后，积极宣传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危害，只有和平才能给人民带来福祉与安宁。他常说:“我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做好民族地区的工作，把夏河的事情办好。”
  黄祥在甘南藏区享有崇高的声誉。他通过各种关系，扩大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积极开展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很快建立了区、乡级人民政权。他在解决草山边界纠纷中，能秉公而断，处理公道，时常教育双方互谅、互让、互帮，团结友爱，和睦相处。解放初，他先后成功地调处了几起重大而复杂的草山边界纠纷。
  1951年,全国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黄祥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全县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当场捐献人民币1000元。会后，他亲自跋山涉水，发动群众捐资。在他的带动下，全县募捐了可购两架飞机的资金，从而也使夏河各族人民受到了一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
  1953年元月，甘南剿匪委员会在夏河成立，黄祥担任副主任。为配合解放军干净、彻底地剿灭流窜在甘、青、川交界地区的马良股匪，他随同解放军剿匪指挥部，驻扎在郎木寺等地，开展群众工作,使剿匪工作在地方政府和民族中上层人士的大力协助下，很快取得了胜利。同年10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区（州）人民政府成立，黄祥被选为副主席。1956年3月，极少数反动分予，竭力反对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致使甘、青、川交界地区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他带病亲赴碌曲，进行宣传、争取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消除了各部落头人的思想顾虑和抵触情绪。他向甘南工委发电，保证“坚决稳定局面”。但是,6月9日上午，解放军和部分受国民党匪特挑唆的藏族武装群众,在晒银滩发生了冲突与误解。黄祥闻讯后，置个人安危而不顾，前往现场，进行劝解。由于连日奔波，他心力交瘁，病情加重，连续咳血不止。自从晒银滩事件后，甘南一些牧区相继发生了聚众闹事的集兵事件。黄祥拖着虚弱、病重的身子，夜以继日地去做劝解工作。他在阿木去乎配合解放军召开群众大会，以雄辩的口才，对聚集的群众进行劝说,使原来准备闹事的人当即放下武器，表示听嘉木样活佛的话,服从人民政府的领导，拥护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1956年，黄祥任省政协副主席，同时，继续兼任夏河县长、甘南州副州长。他有很多工作要去做，但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央有关领导得知后，立即接他到北京，准备送往苏联治疗。但经专家会诊，确定他患的是晚期食道癌，抢救治疗为时已晚。他回到兰州后，终因医治无效，于1957年2月14日不幸与世长辞，终年59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政协全国委员会送来了花圈。夏河县政府、甘南州政府和省政协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这位忧国忧民的民族上层人士，党和政府的忠诚朋友,藏族人民的优秀公仆一黄祥先生！功德昭著，永垂不朽！
  （二）与党风雨同舟的活佛热旦加措
  热旦加措（1907〜1994年），男，藏族，碌曲县西仓乡则岔村人。1907年2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1911年，被认定为拉卜楞寺第四世热旦加措・农藏图丹嘉措灵童，并坐床。1918年在拉卜楞寺闻思学院学经。从1928年起，先后在美式新寺、旧寺、多合寺、玛曲齐哈玛寺、四川阿坝郭莽寺、卓尼贡巴寺当法台（总管）。1945年去西藏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朝拜。1946年返回拉卜楞寺至1957年在博拉寺、拉卜楞寺时轮学院、上续部学院、喜金刚学院、碌曲西仓寺当法台。1956年任州政协副秘书长。1958年10月反封建斗争中蒙冤至1959年平反，同年任甘南州政协常委；1962年任卓尼县政协副主席；1968年至1977年在卓尼县尼巴乡江车村劳动。从1978年起任卓尼县政协副主席；1980年任卓尼禅定寺大法台；1981年任甘南州政协副主席、州佛协副会长、卓尼县佛协会长；1987年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1984年任全国佛教协会理事、甘肃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历任卓尼县、甘南州、甘肃省人民代表。1994年12年21日在夏河拉卜楞寺圆寂，享年87岁。
  热旦加措活佛是甘南州著名的爱国宗教上层人士，他遵守戒律，虔诚礼佛,佛学造诣精深，为弘扬佛教功德无量,建树了丰功伟绩,堪称爱国爱教的楷模，是同我们党早年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老朋友。1936年8月，当红四方面军长征到甘南境内时，他被红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所感动，秘密派遣管家旦曲和美武僧人宁嘉贤，冒着风险给红军送去了两驮糌粑、1驮酥油、两颗麝香、1张狐皮和1条哈达，表达了藏族同胞对红军的深情厚意。红军赠给他的1面红旗和收条，他一直珍藏到甘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热旦加措活佛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感召下，加入统一战线行列，以他崇高的群众声望，热忱地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民族团结工作，为建立和巩固基层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果实，维护社会安宁，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赢得各族群众的尊敬，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1950年，中央西北局、省委和州、县党政军领导多次看望他，慰问他，高度称赞他是“雪里送炭的真君子”。中央慰问团、省政府领导把毛泽东、周恩来及郭沫若同志有关民族团结的题词复制品馈赠给他，使其极为感动。1956年“五・一”节，他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到北京观礼，受到贺龙、陈毅、刘伯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贺龙元帅感谢他对红军的支援,称他是“老朋友”。陈毅元帅也向他赠送了白绸、棉布等礼物，并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
  热旦加措活佛的一生是与我们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一生。他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他一贯坚持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为甘南的社会政治稳定，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奉献。
  1953年，当人民解放军进驻甘南剿灭马良股匪时，他主动协助部队开展工作。1956年个别地方出现骚乱时，他又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民族团结，昼夜操劳，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安定草原秩序。1958年反封建斗争中，他协助人民政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0年“文革”中，他虽然遭到极“左”路线的迫害，蒙受了不白之冤，身心受到摧残，但丝毫没有动摇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赤诚之心，对党的信任始终如一,一往深情。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热旦加措活佛恢复了工作，他不顾年事已高，仍四处奔波，调解民事纠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扶持民族教育事业。他为帮助农牧民发展生产，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卖掉自己的贵重衣物，补贴当地农村牧区的公益设施建设。他在宗教界和藏族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亲自深入群众，动员儿童入学，并兼任尼巴学校名誉校长,给十多所乡村小学多次捐款，为培养民族地区各类人才做出了贡献。他大力推进儿童计划免疫工作，为发挥自己的所学医术，毕生为群众免费治病。他为减轻寺院给群众的经济负担，大力倡导寺院开展“以寺养寺”活动，并向13所寺院捐款。他坚持爱国爱教，走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带头领导寺院的普法教育，提高广大僧众的思想觉悟。为支持乡镇办企业和发展乡村的医疗卫生事业,他多次捐款。进入90年代以来，他积极参加了十多次省内外重大草山纠纷的调处工作，调解了无数次民事争议，化解了诸多矛盾，增强了民族团结，对甘南社会秩序的安定起了重要作用。
  热旦加措活佛心地纯正，慈悲善良。他为人谦逊，和蔼可亲，胸怀坦荡，以慈善为本，反邪皈正，救济众生。他一生勤学俭朴,处处助人为乐，是一位深受广大信教群众爱戴的活佛，也是一位与党同甘共苦，荣辱与共的忠诚朋友。
  （三）杨世杰欢迎解放军进驻夏河
  杨世杰（1918〜1958年），又名杨占仓，藏名贡保先木，男，藏族,甘南夏河佐盖美武五部落世袭土官，1942年5月袭职。1938年加入国民党。1940年任美武乡长，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国大代表。1946年，他赴南京国民党国立政治大学特训班受训，广游内地，开阔眼界,接触了一些进步青年，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返乡后，他常与共识者评论时局,积极支持“拉卜楞革命青年同学会”的政治活动，并保护逃亡到其领地的进步青年免遭迫害。
  1949年8月，临夏解放。杨世杰得悉消息，即派进步青年吴振纲等携带缴获国民党散兵枪支的清册，赶赴临夏与解放军接洽，并积极协助王震司令员所派代表杜鹏程前往夏河,做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的工作，促成夏河的和平解放。1949年9月，夏河解放后，杨世杰任县人民政府第一届委员、夏河县民兵司令部副司令。为表达对共产党的赤诚，他多次请求政府批准，上交了自己的财产、土地。国家利用他上缴的牲畜和生产工具，在美式办起了第一个公私合营牧场。从1952年至1955年上半年，杨世杰因对党的政策认识不清，思想动摇，脱离了工作岗位，先后去了西藏、印度。1955年底返回夏河后，仍受到政府的关怀照顾。1956年10月担任州政协副秘书长。
  1958年2月，美武地区发生武装叛乱。杨世杰力劝被蒙骗的群众和自己的亲友不要参加叛乱。2月6日，他接到美武乡党委通知，冒着生命危险，护送乡干部、各村党团员和基层干部共70余人，安全抵达合作。4月2日，杨世杰因"涉叛"被捕入狱。同年7月21日，病逝狱中，终年40岁。杨世杰一生功大于过，对夏河和平解放起过积极的作用。1988年，州委、州政府给他昭雪平反，恢复了名誉。
  （四）德高望重的黄正清
  黄正清（1903〜1997年），原名洛桑泽旺，男，藏族，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人。17岁那年，因二弟黄正光（丹贝坚赞）被选为拉卜楞寺第五世嘉木样活佛，便随家迁居到夏河县拉卜楞镇。20世纪20年代,他带领甘南拉卜楞寺教区的藏族人民同青海军阀马麒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迫使马家军撤离甘南。同时，为改变甘南藏区的落后面貌,谋求藏区的文化发展，他动员志士仁人,组成拉卜楞藏民文化促进会，筹建了拉卜楞藏民小学，为拉卜楞藏区培养了大批人才。他的业绩，赢得了广大藏族同胞的拥戴。解放前，他曾任国民党“六大”代表、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蒙藏委员会委员、西北长官公署少将参议和拉卜楞保安司令等职。
  1949年，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黄正清欢迎解放军进驻夏河藏区。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信任，他先后担任省政府委员、省农业厅副厅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省畜牧部副部长、省民委副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军分区司令员、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享受正省级待遇。
  黄正清早年曾与中共地下党员宣侠夫交往，并接受进步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他通过接触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亲眼目睹党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使他对共产党有了一定认识。1950年,他作为西北各族人民政教团副团长，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领袖们的风范和诚挚，使他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此后，在近半个世纪中，他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民族政策，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族地区经济，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而积极地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1951年，他陪同习仲勋前往西宁为十世班禅赴西藏送行，为促进藏族人民的团结做出了贡献。
  1953年，盘踞在甘南藏区的国民党残匪作乱，蒋介石从台湾派人给他送来委任状，任命其为甘南藏区“守备司令”。他当即将任命书交给中共甘南工委书记朱侠夫，并担任川、甘、青边界剿匪指挥部副司令，为剿灭马良股匪出了力。20世纪60年代初，在参与处理甘青两省边界纠纷中，他以维护民族团结、保持民族地区稳定的大局为重，深入条件艰苦的玛曲县,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教育和疏导工作，顺利的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文化大革命期间，黄正清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和政府的信念从未改变。1977年他平反并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各项工作中。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经常深入民族地区视察，调查了解社情民意，在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掣签期间，他以自己在甘、青、川藏区的影响，向广大藏族群众广泛宣传，坚持拥护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立场，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尽到了责任。
  黄正清作为甘肃省少数民族爱国上层人士的代表，几十年来,他积极参与全国和全省大政方针的协商讨论，为履行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贡献了力量。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虽年高体弱，但仍然关心政协工作，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展壮大统战队伍和人民政协事业，积极献计献策。1997年10月，黄正清以95岁高龄谢世。
  （五）爱国爱教大师贡唐仓•丹贝旺旭
  贡唐仓•丹贝旺旭（1926〜2000年），男，藏族，四川省若尔盖县人。1926年正月出生在一个牧民家庭。6岁时被选为六世贡唐仓活佛，进拉卜楞寺，是该寺四大赛赤之一。1935年开始在拉卜楞寺闻思学院学经,1944年毕业后获“格西”学位。21岁时，任拉卜楞寺总法台，并开始宗教活动，在甘、川、青一带讲经传法。1949年夏河解放前夕，离开拉卜楞寺去四川省阿坝查理寺礼佛，并管理该寺。解放初,他任川西藏族自治区（州级）人民政府委员、区协调会副主席、区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54年被六世嘉木样迎回拉卜楞寺，荣任总法台。1955年任甘肃省政协第一届委员。1957年任省佛协副会长。从1958年5月至1979年4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79年任省、州政协常委。1980年任省佛协副会长。1983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任省政协副主席。1991年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2000年3月1日在拉卜楞寺贡唐囊欠圆寂，享年75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六世贡唐仓活佛积极致力于民族团结、爱国爱教和团结进步的伟大事业中。他几十年如一日，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密切合作，为甘南藏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做了许多工作，为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他十分关注民族教育事业。1980年，他主张恢复一个寺院，不如办一所小学。他说:恢复寺院可以放慢一些，兴办教育应当快一些。1988年夏，他在玛曲县阿万仓向川、甘、青12万多名信徒讲经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兴办教育的重要性。他从牧民的布施中，拿出4万元交给地方政府办小学。是年，他从政府给他的房屋退赔款中，捐出2万元交给州教育局，并成立了民族教育基金会，又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捐款10万元。他先后共捐出40多万元，馈赠给甘南各县、乡兴办中小学。
  贡唐仓•丹贝旺旭一贯旗帜鲜明地坚持民族团结，提倡民族和睦；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他常说:藏族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内，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藏族和各兄弟民族团结起来，本民族才能兴旺发达。只有全国的各民族团结起来,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基于这个主导思想，他到草原各地，一有机会就随时宣传各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他要求藏族内部不仅要团结，而且藏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更要紧密团结。1987年10月西藏局部地区发生骚乱时，他作为十世班禅的顾问曾去西藏做工作。当时，他患有心脏病，加上高寒缺氧，呼吸困难，但为了西藏的安定团结，坚持在拉萨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肯定及班禅大师的赞扬和广大藏族人民的好评。贡唐仓每当听到哪里发生边界纠纷时,便不顾高龄和疲劳，冒着夏日的酷暑或顶着寒冬的风雪，一次次从兰州驱车几百公里，日夜兼程到出事地区，大力协助当地政府解决问题。往往争执的双方达到剑拔弩张的对峙之时，见到这位“佛爷”，聆听活佛以理服人的一番劝说教诲后，立即化干戈为玉帛，草原随即重现往日的宁静。多年来,他在甘、川、青藏区，协助当地政府圆满解决的边界草山纠纷达二三十起，在广大藏区和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和崇高威望。
  贡唐仓非常关心振兴和发展民族经济。1985年经省政府同意,他支持办起了“兰宝股份有限公司”,用电报、电话、信件等通讯方式同国外藏胞联系，引进资金，开办民族企业和第三产业及民族贸易，促进了甘南和川西北等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贡唐仓•丹贝旺旭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藏传佛教造诣很深的知名学者。从1985年起，他先后赴尼泊尔、意大利、美国等考察访问和讲经，宣传维护祖国统一，增进国内各民族大团结的主张，与外国社会各界和宗教人士共叙团结友谊，交流佛学经典教义，进行了广泛的友好交往，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许。他不但是深受拉卜楞寺教区广大僧侣和藏族人民崇敬爱戴的藏传佛教大师，而且是一位影响广泛的忧国忧民志士。他在甘青川广大藏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重大影响。
  （六）把宗教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实践者敏生光
  穆罕默德•奴伦丁•敏生光（1936〜），男，回族，甘肃省临潭县人。1936年7月出生在临潭县伊斯兰教西道堂教长之家庭。幼年在西道堂大家庭过集体生活。少年时求学于外地，受到良好的伊斯兰教经学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熏陶。青年时身陷囹圄。“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2月继任西道堂第五任教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极力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带领教民大力发展和振兴民族经济及文教卫生等，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多年来，敏生光在宗教改革的探索实践中，开创了一条把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路子，受到党和政府及社会的充分肯定与广泛赞赏。他现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省伊协副会长;省政协委员、州政协常委、县政协副主席。
  1.倡导改革开放发展民族经济
  20世纪80年代初，临潭县在政治上平反昭雪了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然而，由于临潭县当时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十分恶劣，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群众大多集中在县城和几个乡（镇），人均仅有0.07公顷多山坡旱地,再加上50年代末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把西道堂拥有的土地、森林、牲畜、商队、商业管销网点等资产，均纳入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个体私有经济在“文革”中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砍掉了。因此，仅靠人均0.07公顷多的土地是养活不了堂内两万多教民的，他们的生活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困境。
  对此，敏生光认定，要想脱贫致富，解决温饱,达到小康水平，必须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应首先想方设法地解决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因此,他大胆号召回族群众排除“左”的干扰，冲破"以粮为纲”的单一经济发展模式，大搞多种经营，大搞副业生产，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他要求和鼓励教民在遵循“三不准”原则（不准贩毒吸毒、不准贩卖枪支弹药、不准违犯党纪国法）的前提下，发挥擅长做生意的特点，打破思想顾虑，走出家门，走向商品市场，或走南闯北地搞长途贩运，或下乡串户当小货郎，或在集镇摆摊设点做小买卖，千方百计地通过劳动手段增加收入。因而及时地解决了许多农业剩余劳动力无事可干和无业可就，以及不知如何脱贫致富的实际问题,使大多数教民的家庭收入不断增长，很快改善和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敏生光还及时恢复了西道堂前辈建立的经營模式，本着由小到大，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原则，增加和积累道堂资产。先从零星贩运到定点开店，从雇车、租车到购车营运。目前，西道堂已创造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资产，完全达到了“以寺养寺'‘的目标。它的商业遍及甘、川、青、西藏和东南沿海,共设有30多处大型网点，经销民族特需用品和日用百货等，活跃了各地的民族市场经济。西道堂的车队现有60多辆东风和康明斯汽车奔驰在祖国的西北、西南多条运输线上，年总产值达亿元以上，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稅近百万元。现在西道堂的教民中，已有96%以上的贫困户脱了贫，基本解决了温饱。大部分富裕户达到了小康水平,人均年收入2000元以上。近几年，敏生光又引导教民改变过去单纯地搞商业经销和营运的方式，重视加工制造和开发型生产经营，投资兴建了一批农畜产品精加工和深加工项目，并积极引进技术，培训人才，加强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
  2000年春，在敏生光的倡导和县政府的支持下，兴办了“清真西大寺奶牛厂"，从山西引进大白花奶牛16头，选派有一定经验的管理人员进行饲养。他在发展临潭县的养殖业方面，又探索新路予。自1982年以来，敏生光带领信教群众承包了县城西凤山的3公顷秃山，已种植松树和杨树14万多株。特别是2000年春天以来，他积极响应党中央退耕还林的号召，新栽各种树木2万多株。现在这片荒山秃岭，已是绿树成荫，花香草青，景色迷人。
  2.弘扬爱国爱教促进民族团结
  十多年来，敏生光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不懈地向信教群众进行爱国、爱教的教育。在引导教民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同时，把爱国与爱教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处理个人、国家、宗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1993年夏，当国内某省发生了严重的侮教事件后，他一方面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汇报，希望通过正常的行政或法律手段予以解决。另一方面耐心说服当地的伊斯兰信教群众,识大体，顾大局,克制急躁情绪，不要贴标语闹事，不要上街游行，相信党和政府会妥善解决的。同时，他以县伊协的名义举办民族宗教人士法制学习班，提高大家的法律意识。并主持召开县伊协常委和寺管会负责人座谈会，提出了四条关于贯彻省委、省政府要求开展“四个维护”宣传教育的具体意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稳定效应。他经常引导和教育广大穆斯林群众，在任何政治风波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从大局出发，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始终不忘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的利益。爱国、爱教、奉献、团结堤他政治思想光华的凝结和闪现，也是他一贯坚持爱国爱民、搞好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全部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1991年，江苏省发生特大洪灾后，他带头捐资1000元。1994年秋，他带领穆斯林群众向卓尼县申藏乡什路村捐送救灾物资一卡车。向临潭县流顺乡汪家嘴遭受雹灾的村氏捐献面粉190袋。在他的倡议和带动下，西道堂的群众曾多次向内地洪涝灾区捐款、捐衣物,体现了民族和睦与团结友爱的情谊。
  1993年4月，敏生光邀请拉卜楞寺活佛嘉木样大师到临潭西道堂考察访问，双方畅叙长期以来藏、回民族之间的兄弟友情，互相交流管理宗教事务和实行''以寺养寺”、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的经验,取得了圆满的收荻。
  临潭县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汇聚地。由于历史的原因，西道堂所在的临潭旧城就有清真寺5座,分属不同门宦和教派。这些年来，在以敏生光教长的协调下,各教派、门宦之间，和平共处，互相尊重，求同存异,极少发生摩擦和矛盾。在与临潭邻近地区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之间，也都互敬互让，互不干涉，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宗教关系。使党的宗教政策得到了比较全面、正确的贯彻落实。
  3.发展文化教育造福桑梓故里
  敏生光聪颖睿智，勤学好读。他刻苦钻研伊斯兰的历史、文化、哲学和经典著作，博览中国历代经史，对中华传统文化颇有独特见解。他把研究伊斯兰经典同中国的穆斯林实际结合起来，在国内外发表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著述。他精心撰写的《伊斯兰教殡仪探讨》，以求真务实的态度，针对伊斯兰殡仪文化中的一些现象，提出了“节哀治丧，丧事从俭，反对铺张浪费”的改革主张,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他经常强调弘扬伊斯兰教的传统道德，竭力培养教育广大教民继承和发扬公正、宽恕、忠厚、忍耐、孝敬、善待、施舍、和睦、济贫等传统美德。他把宗教道德伦理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积极引导穆斯林群众无论何时何地都要遵纪守法，按政策办事。提倡艰苦拼搏，勤劳致富，勤俭度日，远离邪恶，抵制精神污染，净化社会风尚。决心把临潭建成一个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民风淳朴,人际关系和谐，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公德良好的乐园。
  敏生光继承西道堂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发展民族教育。1987年，他被县政府聘请为临潭县民族一校名誉校长后，带头捐款1.28万元，为学校购置了50套课桌。他主动让民族一校与兰州柏树卷小学建立了教学业务往来关系，不断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每逢教师节，他都带上礼品到学校慰问，倾听教师们的意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1993年暑假，他拿出2000多元，资助民族一校的全体教师去西安、兰州等地参观旅游，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由于他的支持，该校的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其合格、毕业、升学的''三率”指标均达到100%。他每年利用假期，动员组织西道堂的所有师资力量，为中、小学生开设补课班，并举办多期妇女识字班,使许多回族妇女摘掉了文盲帽子。自1993年以来，西道堂穆斯林的子女考入大、中专院校的共有140多名，小学毕业生全部考取了中学。近几年来，敏生光为民族教育捐物、捐款累计达10万多元，受到州、县党政领导机关的赞扬。1994年4月，敏生光创办了临潭县历史上第一所由宗教团体兴办的“西道堂红新月民族幼儿园”，面向全社会服务。在办园的历时7年中，共招收当地和外地幼儿入托1158名，其中：汉族430名，回族633名，藏族90名，撒拉族2名，东乡族2名，满族1名。该幼儿园先后接待了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多名国际友人的参观指导，受到热情赞助。另外还接受了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考察访问o并被省民委、省妇联誉为“民族幼儿之家”。在1996年和1997年的全县中小学、幼儿园教育工作综合考核中，名列第一，受到县政府的表彰。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与敏生光和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与他无微不至的帮助关怀分不开的。在1988年5月的伊斯兰“尔德”节上，敏生光对数千名信教群众作了《推行计划免疫，增强儿童身心健康》的讲话，受到州政府的表扬，并赠题"草原的健康使者”奖状一面。其讲稿被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收藏，所拍电视片在东南亚穆斯林国家播放。
  1994年敏生光荣荻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的光荣称号。1997年，他以宗教领袖和学者的身份出访吉尔吉斯共和国，为沟通中吉两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友谊出了力。1993年以来，他多次被国际著名的民族文化交流出版部门，收录进《世界名人录》、《中国回族大辞典》、《中华人物丛书》等史册。进入新世纪后,敏生光教长正以他聪颖的远见卓识，睿智的雄才胆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率领广大西道堂教民,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在发展社会主义民族经济的道路上，为推动两个精神文明的建设，为进一步把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探索实践推向深层次的高度，而锐意创新，开拓奋进。
  （七）热心民族教育的活佛尕藏成来
  尕藏成来（1930〜），男，藏族，甘肃省玛曲县人。1930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7岁时在玛曲夏秀寺坐床当活佛，渡过了漫长的宗教生涯。1979年被寺院所在地的曼日玛小学聘请为藏文教师。1980年接受县文教局和曼日玛乡政府的聘请,担任曼日玛督宿小学的名誉校长。现任省政协委员、州政协常委、县政协副主席。
  身为寺院活佛的尕藏成来,是甘南牧区第一个支持和创办民族寄宿学校的宗教界人士。他把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草原的民族教育事业上。他除参加佛事活动或州、县的政协工作外,都吃住在学校，白天给学生授课，晚上在灯下批改作业。他20余年如一日，始终诲人不倦，呕心沥血，勤勤恳恳地为草原培养下一代新人。
  尕藏成来活佛进校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提高入学率和在校生的巩固率。他首先从已入寺当了喇嘛的学龄儿童抓起。座落在曼日玛乡青草坡上的夏秀寺,是曼日玛乡藏族牧民心中的一块圣地。历史的传统世俗认为，谁家的孩予能身披袈裟，入寺念经，便能步入净土，无尚荣光，孩子的前程似乎也有了归宿。1980年时，在夏秀寺就有11名十一二岁的学龄儿童，在寺院里晨诵暮祷，读经礼佛，消耗青春花季。虽然政府明文禁令“18岁以下的儿童不准入寺念经。”但旧的习惯根深蒂固，禁而不止。身为该寺活佛的尕藏成来，一方面主动向僧人和家长们宣讲党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解释儿童为什么不能当喇嘛的原因和对社会、家庭的弊端。另一方面狠抓曼日玛寄宿小学的“双语教学”、勤工俭学和文体活动，改善学生的食宿生活条件等，吸引了11名在寺诵经的小和尚，主动提出离寺入学。与此同时，尕藏成来走访了800多户牧民的帐圈，做失学儿童家长的工作，最多的一家去了8次，他都耐心说服和动员牧民将孩子送入学堂。第一年就使曼日玛小学的学生由25名猛增到253名，成为全县入学率、巩固率多年来最高的乡之一。由于尕藏成来活佛带头支持县、乡政府创办曼日玛等宿小学，他们根据牧区特点，把系统教学与当地的生产、生活实际结合起来，把集中办学与分散办学相结合，采用“以寄宿为主，辅以牧读小学”的办学原则，在积极探索发展牧区教育的新路子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取得了明显成果。到1985年时,全州牧区的奇宿小学发展到41所。目前，仅曼日玛等宿小学培养的近千名毕业生，大部分考入县中学或升入合作民族师专、民校、卫校、牧校、省民族学院等，有的毕业后当了国家公务员、教师、医生、防疫员、兽医；有的担任乡镇企业领导或骨干;有的当了会计、文书、技工等,是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这些都是与尕藏成来活佛热心党的民族教育事业，积极创办草原寄宿学校分不开的。他为发展牧区的民族教育事业，做出了明显的成绩。
  (八)爱国开明人士马富春
  马富春(1925〜1995年)，男，回族，经名哈力德。临潭县城关镇人。1925年出生于临潭西道堂大家庭，系教主马明仁长子。1947年于四川华西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考入美国纽约大学机电系，因母殁奔丧，未出国就读。1949年解放后他积极筹建了启西中学，担任校长。
  1952年春，在临潭县的土改中，马富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提出捐献西道堂的部分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称赞。他还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参加建政、剿匪、反霸等各项社会活动,表现开明积极，被聘任为临潭县各族各界联谊会副主席，1952年4月当选为临潭县副县长。此后，他经常上山下乡，走乡串村，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调查了解社情、民情，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为恢复和发展临潭县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做出了有益的奉献，贏得了各族群众的赞扬。
  从1954年至1955年，马富春调任省畜牧厅一科任副科长，他工作认真细致，善于支持和采纳专家的意见，为推动全省的畜牧业发展和草原建设，做出了明显的成绩。后被聘任为省政协委员，他积极参政议政，每逢开会，都踊跃发言，为做好全省的民族工作献计献策。1980年省伊协恢复后，马富春被选为省伊协常委，并先后担任省伊协副秘书长、副会长等职。期间，他经常不辞劳苦地奔波于肃北、肃南、天祝、临夏和甘南等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促进甘肃各地的民族团结与教派和顺，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曾两次参加全国伊协会议，并分赴兰州、西安、银川、西宁、乌鲁木齐等地参加伊斯兰文化研讨会，曾发表《刘介廉先生的宗教译著对以后伊斯兰教的影响》、《西道堂马启西兴办教育记》等论文，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好评。1988年马富春率甘肃穆斯林朝觐团赴麦加朝觐。他虽体弱有病，但仍尽力做好全团的服务工作，圆满完成了朝觐任务。马富春待人和蔼，性格开朗，博学好读,善于交识朋友，对伊斯兰教义哲学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凡独到之见，均博得了教众的尊敬和赞赏。长期以来，马富春爱教爱国，关怀教众，关心教民的疾苦,对生活有困难者都竭力相助，深受教众的爱戴。1995年马富春不幸病逝，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