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1949年底，革命红旗虽然插遍了甘南大地,但在这块具有特殊社会政治背景的热土上，党领导人民军队协助地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当时，在那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为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的正义事业，为保卫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党率领诸多具有高贵品质的优秀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各族人民，不惜艰苦拼搏，披荆斩棘,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奉献出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人民的利益而死，重于泰山。他们所开创的宏伟业绩，将永传千秋万代，与世流芳，英名长存。
  (一)肋巴佛揭竿举义旗
  肋巴佛(1916.9〜1947.6),男，藏族，乳名康三哥(也叫尕三)，祖籍系甘南州夏河县拉卜楞人。1947年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罹难谢世。
  他的父亲洛藏是个藏族农奴,13岁时因不堪忍受牧主的折磨，逃到和政县梁家寺，与一位名叫李良存的汉族姑娘结婚。1916年9月21日康三哥出生在青海省民和县红花寺旁的村寨里。1922年8月的一天，有个恶霸地主把洛藏雇去干活，当天夜里竟迫害致死，第二天又抢去了三哥的两位姐姐抵债。悲愤欲绝的母亲去县衙告状,但县吏不肯为穷苦百姓伸冤，未予受理。这使三哥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23年4月，母亲又带领三哥和二兄赴河州镇使（今临夏）衙门告状，当走进森严恐怖的公堂时，母亲和二兄在如狼似虎的衙役淫威面前跪倒了，惟独秉性刚烈的三哥满怀对贪官污吏的极度仇恨,置一切而不顾，怒目逼视，直立堂中。这时，高坐大堂的镇守使连连拍响警堂木，喝令衙役们威逼三哥下跪。顿时，“跪下!跪下！”的吼声在大堂里震响。三哥仍昂首不语。无奈,衙役们几次扑过来将他按倒在地，每当松开手后，三哥又倔舉地站起来。母亲怕招惹大祸，忙替三哥辩解说:"大老爷，请不要见怪，他是个哑巴！”一个乳臭未干的孩童胆敢蔑视公堂,这对堂堂镇守使老爷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只见他板着气成猪肝色的面孔，大声喝道:“哑巴也要给我跪下！”话音刚落，猛听三哥厉声喝斥道：“你给我跪下!”镇守使见“哑巴”突然说话了，大吃一惊，汗流满颊的疑问：“你是什么人?”这时，自小在心灵里把活佛就敬仰为至高无尚的“神的化身”的三哥,急中生智，脱口回答:“我是活佛!”“啊！你是活佛?”霎时，公堂上鸦雀无声，一片沉寂。镇守使和衙役们个个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这场官司一哄而散。
  恰巧这几天和政县松鸣岩寺的一群僧人,正在四处寻找该寺十七世怀来仓活佛圆寂后的“转世灵童”。他们听到这个惊闻后找到三哥母子，认定三哥就是十八世怀来仓活佛。镇守使也趁机断了公案，让恶霸地主给洛藏赔了命价，并放回了两个姐姐。1923年4月27日，年仅7岁的三哥剃度作了松鸣岩寺的活佛。其佛名为什么称肋巴佛呢?相传第一世怀来仓活佛出世时，其母难产，是割开肋巴骨取出婴儿的，故有肋巴佛之谓。到了三哥这一世，人们仍沿袭这个称呼。“三哥”这个名字，从他荣位那天起就割俗了。
  肋巴佛坐床后，被送到卓尼县康多寺（亦称水磨川寺）去学经,卓尼北山3个寺的寺主扎贡巴活佛给他取了个经名叫金巴嘉木措,并在康多寺设了佛位。嗣后，肋巴佛便浪迹天涯，周游西藏、青海等地13年。他勤奋学经，虔诚礼佛，曾获佛教最高“格西”学位。1939年4月，肋巴佛得知家庭屡遭变故：1926年他家被地主逼迫迁徙到宁定县（今广河县）下康家村居住。1928年的“河湟事变”中，松鸣岩寺被毁，大哥殿祥带着全家人逃荒到兰州，母亲因极度思念远出的三哥等原因，忧虑成疾，患了精神失常症。有一天，她独自走失，据说是投黄河自尽了。1936年，大哥又带着全家人流落到武威张义铺，由于掩护过两名落难的红军，被马步芳的军队抓去活活打死。远在卓尼康多寺的肋巴佛知道这一切后，寸断肝肠，悲愤交集。他发誓:“男儿报仇,10年不晚!”心想：“身为活佛，连自己亲人们的平安尚且都不保佑，何谈普渡众生，拯救万民呢?”肋巴佛“佛救苦民”的思想受到沉重打击。此后，他深切感到：“神佛是救不了穷人的”,“单靠个人的努力也是解决不了贫苦人民的根本问题。"他不断回想起3年前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临潭县冶力关等地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穷人组织起来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情景，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使他更加觉醒地认识到“穷人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1940年,肋巴佛在卓尼的康多、勺哇一带秘密串连贫苦农牧民，成立了“草登草哇”（7族组织）,暗中抗粮抗捐，商讨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策略。他自己也开始“重武轻经"，时常荷枪佩刀，纵马骑射学习带兵打仗的韬略。并与王仲甲、马福善（回）、肖焕章、汪鼎臣等结成莫逆挚友，频繁来往，誓同生死。
  1943年3月28日，肋巴佛率领3000多名藏、回、汉、土族农牧民，在临潭县冶力关泉滩举旗造反，喊出了“抗日反蒋，反对国民党,接洽共产党！”“天灾人祸，饥民遍地；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并确定义军的战斗目标是:先打县城（新城），后到武都接农张（即张英杰），然后去延安投奔共产党。第二天，肋巴佛率领义军攻克县城（新城），毙杀了国民党县长徐文英等5名反动官佐，并开仓分粮，赈济灾民。
  1943年4月19日，肋巴佛参加王仲甲在皋兰县南乡马坡举行的甘南农民暴动各路义军首领军事会议，成立了"甘南农民抗日自卫军”,公推王仲甲为总指挥,下设10路司令。肋巴佛任洮岷路藏兵司令。随后，义军挥师南下，向岷县、武都挺进。途中，肋巴佛率藏兵开路打先锋，屡战屡捷，深得义军拥戴。8月17日，甘南农民暴动的各路义军在武都草川崖西井村召开誓师大会，推举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司令,刘鸣任参谋长。全部义军整编为三个路军和一个藏兵师。肋巴佛任藏兵师师长。此后，由于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投机分子趁机破坏，在敌人重兵压境面前，内部矛盾激化，便发生了分裂。肋巴佛为保存实力，率部杀出重围，于8月15日抢渡洮河，回到策源地卓尼北山和临潭冶力关一带坚持斗争。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面前，肋巴佛并没有被吓倒和动摇，而是坚定地领导临卓义军支队转入地下，顽强战斗。他们坚持分散活动，进行隐蔽斗争。1943年8月底的一天，在肋巴佛等义军首领的策划下，卓尼北山土官杨麻周（藏），指令杨才尕带领40余名藏族青壮年，夜袭前来进剿的国民党第3军周体仁部20团的一个营，杀死营长1人、连长两人及士兵百余人。同时，激愤的藏族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打死打伤周体仁的警卫部队300多人。1943年冬天，鉴于敌我力量悬殊，肋巴佛解散了临卓义军骨干，只带着石塔义（藏）离开卓尼康多，转赴夏河县宣传革命真理，伺机再起。后由于叛徒的告密，举义未遂。他便化装成商人,前往宁夏地区投奔了一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营长的好友，在那里隐姓埋名地躲了近两年。
  1946年5月中旬，肋巴佛又回到阔别多年的和政县，有位朋友怀着好奇和迷惑不解的心情问他:“你放着活佛不当，却带领穷人造反，现在国民党到处在抓你，你后悔吗？”肋巴佛淡然一笑，回答说:“兄弟，为了咱穷人不再受苦，就是杀头，我一点也不后悔！”此时，肋巴佛了解到活动在临洮、渭源一带的义军首领,曾派人来找过他。于是在1947年1月3日，肋巴佛被8名亲友护送到渭源县中共陇右工委驻地，与高健君、万良才、牙含章、毛得功、杨友伯等领导人会了面。不久，由高健君、牙含章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甘南藏区第一个藏族共产党员。从此，肋巴佛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与战友们一起进行革命活动。他懂得了没有共产党，穷人要翻身解放是不可能的，从此开始踏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1947年6月，中共陇右工委决定派牙含章去延安向甘肃工委汇报工作。当时，肋巴佛见开展藏区工作的条件暂不成熟，自己又不便在陇渭地区出面活动，就提出了去延安学习的要求。党组织同意了肋巴佛的请求，决定让他随牙含章奔赴延安。他们步行到华家岭,转乘了一辆去平凉的军车，不料在行至平凉安国镇附近的三十里墩时,汽车翻车肇事，牙含章受重伤，肋巴佛不幸罹难，时年仅31岁。
  肋巴佛虽然是个活佛，但他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是旧社会的反抗者，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他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率领藏、回、汉各族僧俗群众，举义旗,抗暴政，在黑暗中寻求光明，在荆棘中探寻革命道路，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战士,成长为甘南藏区的第一个藏族共产党员。这在甘南的近现代史上是罕见的，同时他以浴血奋战的经历写下了千古流芳的光辉篇章。肋巴佛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英勇战斗的一生。他永远活在甘南各族人民的心中！
  (二)曹学彦为人民血洒草原
  曹学彦(1920〜1954年)，男，汉族，甘肃省岷县西寨乡野狐桥村人。1920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6年参加红四方面军第5军，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宣传员、区委书记、沈阳保安纵队政治部党总支书记、辽宁军区民运科长、军官团政委、四野后勤部科长等职。解放后转业到地方任天水市市长、中共甘南州委统战部部长。1954年元月牺牲，终年34岁。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岷县时，曹学彦受到曾参加宁都起义后，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保卫局任职的舅父张明远的教育引导，扔掉放牛鞭，毅然参加红军，当了一名宣传员，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到达陕北后，由于他年轻精干，工作积极、勤奋，被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卫局工作。1937年2月17日，曹学彦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誓入了党，把自己的生命同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1938年,他在中央秘书处当油印科员和纪要干事，曾多次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也认识了他。
  1939年春，曹学彦到延安抗大政治班学习，任该班党支部书记。他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宽容厚道，关心同志，重活脏活抢着干，在各个方面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受到大家的好评。抗大毕业后他任陕北张县宣教科科员，1944年任该县甘泉区委科长、区委书记。日本投降后，曹学彦主动要求去东北工作，经受严峻的战争考验。1945年11月，他在沈阳保安纵队负责保卫工作，面对国民党潜伏军警特务的暗杀、骚乱和暴力破坏。他沉着冷静，机智勇敢,多次出色地粉碎了敌人的破坏阴谋。1946年东北解放战争打响后，他担任辽宁军区军官团政委，在“四保临江”的残酷战斗中，军官团奉命阻击敌人。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多次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激战中，他多处身负重伤，无情的弹片射进大腿内，右下腿胫骨前中段被打裂，右肘关节也被予弹击中……顿时，他血流如注，昏厥过去。
  在医院里，曹学彥因失血过多，伤口溃烂，而整日昏迷不醒。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他所在部队的一位叫杨敏的女看护员，被曹学彦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她主动要求去护理曹学彦。看着他伤痕累累的身躯和昏迷、憔悴的面容，杨敏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簌簌滚下，落在了英雄的身上。她抱着把曹学彦一定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决心，对部队领导说:“把他交给我吧，就是把我累死了，也一定要救活他!”此后，她为他擦洗伤口，换药打针，昼夜守护在病房。经过杨敏3个多月的精心护理，曹学彦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伤愈后，他和杨敏结成了革命伴侣。1948年10月，他任辽宁军区某部团政委。1949年4月调任四野后勤部第4分部政治部任保卫科长，直到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
  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访苏归国途经东北。在沈阳曹学彦被师哲引荐到主席下榻的宾馆。在客厅里，当他被师哲边介绍边推向毛主席身旁时，只见主席微笑着走过来,拍拍曹的肩膀，和蔼、慈祥地说:'‘曹学彦呀，好样的！是有功之臣嘛!”接着，又详细询问了他在东北战场工作和生活的情况。
  1950年4月，曹学彦从部队转业到甘肃，任天水市市长。他对工作兢兢业业，极端的负责，又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疾苦，为初建天水市做出了贡献。之后，他多次主动向省委要求，到艰苦的藏区去开辟工作。1953年1月，他调任中共甘南藏区工委统战部长。当时,甘南的匪特活动十分猖獗。他们制造民族隔阂，滋生事端，扰乱社会秩序，暗杀干部，反对党在牧区实行的政策，竭力破坏建立基层政权。曹学彦来到甘南后，不畏艰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经常深入牧区帐圈，向广大牧民宣传党的政策，做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匪特的破坏阴谋，组织群众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
  1954年元月20日，曹学彥一行5人，在郎木寺开完部落头人大会后返县的途中，到地势险要的日克卡山脚下时，突遭一群匪徒的伏击。曹学彦被一颗子弹射中胸部，栽落马下。为了掩护同志们安全撤退，他咬牙忍住伤疼，伏在地坎后向土匪射击。子弹打光了，他不能让枪支落入敌手，用石头砸碎了长短枪，慢慢地跌倒在血泊中，闭上了双眼……这位放牛娃出身的红军战士，没有牺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却倒在了匪徒们从阴暗角落射出的冷枪下。曹学彦壮烈牺牲时，年仅34岁。甘南各族人民永远缅怀这位年轻英勇的红军战士、党的优秀民族工作者。
  （三）吴振纲碧血沃故土
  吴振纲（1917〜1949年），男，藏族，字乾生，藏名叫戈锐，甘肃省夏河县人。中共党员。1917年出生在夏河美武地区的一个贫苦藏民家庭。
  1939年，吴振纲在重庆国民党蒙藏学校读书时,就和藏族进步青年平措旺杰等人秘密组建了“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并成立其外围组织“藏区青年旅渝同学会”，广泛联络各族进步青年,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被校方发觉后，以“共产党嫌疑”开除学籍。后经邹韬奋先生介绍，在重庆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被叶剑英、王梓木接见。嗣后，他被分配到甘、青藏区开展革命活动。
  吴振纲回到夏河后，联络各族青年组建了“拉卜楞青年同学会"、“青年联谊会”等进步组织，学习马列著作，宣传藏族人民寻求解放的革命真理。他在拉卜楞和青海部分藏区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发动和领导学潮，进行驱逐国民党贪官污吏的斗争。全国解放前夕，吴振纲于1949年8月22日奉美武土官杨世杰之命,携带着从国民党散兵游勇手中缴获的十几条枪支，到临夏欢迎解放军进驻甘南藏区，受到一野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的接见。在汇报了藏区工作和社会情况之后，他被王震司令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吴振纲随同新华社记者杜鹏程返回夏河，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了解当地的社情、民情，做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为夏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夏河解放后，吴振纲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夏河县委书记、夏河县民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任夏河简易师范校长。在县工委的领导下,正当吴振纲满腔热情地为藏族人民忘我工作时，不幸于1949年11月30日在夏师开完会返回工委驻地的途中，遭到一伙匪徒的突然伏击，中弹身亡，年仅32岁。吴振纲牺牲后，被甘肃堵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光辉事迹,在藏族人民的心中永远树起了一个不朽的丰碑。
  （四）杜岐血染格桑花
  杜岐（1920〜1954年），男，汉族，甘肃省环县杜家园村人。1920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共党员。1941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任环县民政局干事、马林区军事干部；1947年4月任陕北曲子县公安局干事，同年10月赴延安党校学习。1949年9月甘南藏区解放后调临潭县担任一区区长;1952年2月任临潭县检察署检察长，同年10月任县民政科长。1952年3月任双岔工作组组长，是年6月任中共洮源工委书记；1953年6月任中共碌曲党组书记。1954年1月20日壮烈牺牲，年仅34岁。
  历史上现今碌曲县的双岔地区曾属临潭县管辖。解放初，临潭县政府以世袭土官阿才所管辖的部落疆界定为双岔区，并指定阿才为双岔区区长。1950年春，阿才派人前来临潭县政府联系，表示愿意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于是在1951年5月，中共临潭县委向双岔派出了第一支由杜岐同志担任组长的5人工作组，开辟藏区工作。由于当时虽然解放了，但甘南藏区依然是"政教合一”和土司制的统治制度，土官头人仍旧把持着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和行政管理大权，广大藏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从内地逃亡来的国民党残匪和地、富、反、坏分子，与盘踞在甘、川藏区的马良股匪狼狈为奸，并勾结个别反动民族中上层分予造谣惑众，企图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矛盾，阻止解放军和工作组进入牧区建立政权。当工作组从临潭新城出发到碌曲双岔后，杜岐等人先拜访了土官阿才，呈献哈达和赠送礼品，递交临潭县委的介绍信，说明了来意。其次与土官的管家志华丹增座谈协商，不料，百余名不明真相的藏族武装群众，受马良股匪的唆使，包围了工作组，威逼工作组退出藏区。管家志华丹增也催促杜岐等人迅速离开，不然发生意外，他和土官担当不起。为了避免事态的恶化，杜岐决定暫时撤离工作组。当晚由志华丹增派人护送离开双岔，返回卓尼贡巴寺，休息两天后，遂回到临潭新城。
  是年6月，杜岐奉县委指示率工作组随同两位熟悉藏区情况的商人，二次到双岔部落。与土官头人交涉谈判月余，仍不允许工作组进入双岔地区。经多次磋商谈判毫无结果，工作组只好又返回临潭。
  同年8月，根据上级的安排和指示，杜岐第三次率工作组随解放军一个团的部队，进驻双岔罗措梁。双方约定时间进行协商谈判，政府方面的代表有王团长和杜岐，双岔部落方面的代表有志华丹增和土官、其肉俄加等3人。虽然在多次商谈中，杜岐反复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但因土官头人们过去深受国民党反动军阀的迫害，终难释其心头疑虑。谈判结果，土官头人勉强答应让工作组进庄，却不准部队进村。杜岐率领20余名工作组进驻双岔大庄后，遵守群众纪律，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宣传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受到藏族群众的欢迎。工作组三进双岔站住脚后，便积极开展各项建政和扶持牧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等工作。
  潜藏在双岔一带的马良股匪，看到工作组进村后，与群众频繁接触，便暗中挑拨工作组和群众的关系，并在罗措沟解放军驻地的对面山上进行武装集结。一天，200名匪徒突然偷袭军队驻地，第一线执勤哨兵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抵抗，全部壮烈殉难。第二线的哨兵班因失去联络，多数战士遭匪残害。马良股匪的阴谋一时得逞后，在对面山坡上企图袭击山下的工作组驻地。杜岐率领全体工作组成员，与驻扎在对面山梁上的解放军警卫3团，遥相呼应，配合作战，山上山下多挺机枪齐射，步枪、手榴弹、小山炮迎头痛击疯狂冲锋的匪徒，不但封锁了匪徒冲击的道路，而且以强大的火力打得土匪们乱作一团。部队发起冲锋，一直把残匪追歼到罗措沟一带的深山老林，最后群匪逃窜进茫茫原始森林。于是，县工作组便先后向西仓、郎木寺地区派遣工作人员，开辟新的工作。
  1954年元月16日，时任中共碌曲工委书记的杜岐陪同中共甘南工委统战部长曹学彦等人，奉中共甘南工委的指示，赴碌曲郎木寺地区，召开了有郎木寺、格尔底寺和双岔、尕其卡、卜窝藏等部落头人参加的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会议，宣传党的粮食统购政策。由于历史上四川靠近甘南的一些藏族群众，习惯上从临潭旧城买粮。实行粮食统购后，这些地区群众的食粮按行政区划应由四川供应。因此，在会议期间，当场有人反对,尤其是四川热当坝的土官表现出更为不满的情绪。尽管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结果部分人士还是愤愤而去。这样，部分上层人士，一时对政府的粮食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波及影响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加上马良残匪的乘机挑拨离间，唆使惯匪才让东主等人伺机袭击我党政工作人员。元月上旬，匪首才让东主网络了9名惯匪，决定在碌曲尕海乌那山一带设伏，袭击抢劫我党政工作人员。
  元月19日，杜岐和曹学彥等5名干部离开郎木寺，乘马去碌曲西仓，当晚宿营在尕海驻军独立团2连。20日7时起程,9时半行至加日克卡大山梁时，突然一股匪徒从侧面冲杀而来。走在曹、杜后边相距20多米的干部张廷彦立即跳上马背,掏出手榴弹准备抗击，但他保险盖尚未打开,就被匪徒才旦开枪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当时手榴弹还紧握在手中。曹学彦、杜岐2人被匪追逼顺山坡而下，不能下马还击，被众匪赶上围堵在中心。惯匪万得霞吾开枪将曹学彦击落马下，枪弹自曹学彦的胸膛穿过，经过一番顽强的抵抗后壮烈牺牲。杜岐被暴匪阿英木用刀刺穿左胸，翻身落马，被残杀。另外两名工委干部被匪击伤后缚于山顶。9名匪徒劫掳枪支、马匹、行李财物后，仓惶逃至加日克卡东边的深山，烧毁文件、马鞍等后，分散潜藏。
  事件发生后，公安部责成甘、川两省公安厅配合剿匪部队，组织精干的破案队伍，经过1年多的艰苦侦察，全部捕获了参与暗杀的9名惯匪，严惩了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杀人犯。杜岐、曹学彦、张廷彦3位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开辟甘南藏区工作，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永远长眠在茫茫草原上。他们的事迹将炳彪千秋，永照史册。
  （五）白忠义丹心铸丰碑
  白忠义（1920〜1956年）,男，汉族，陕西省靖史县人。1920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华池县白马区一乡乡长、公安助理员、区长、区委书记，华池、庆阳县委组织部长等职。1953年4月调至甘南工作，任卅氏政处副处长。
  1956年6月9日，碌曲县拉仁关部落头人拉麻吉，率匪在晒银滩突袭解放军运粮车队,击毁军车多辆，并焚烧了当地驻军营房。在解放军指挥员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即刻进行了还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拉麻吉率部分顽匪向达参方向狼狈溃逃。24日，解放军在达参地区将匪众彻底围歼。对于一般参加匪事的群众，党和政府采取宽大的政策，动员他们凡交出武器的，就回家安心生产，既往不咎。县政府和拉仁关各部落头人进行了数次协商谈判后，签订了6条处理原则，基本解决了这一事件。7月18日，州民政处副处长白忠义、碌曲县委副书记李新民，带领县委3名干部去达参部落进行安抚和处理善后工作，途经汪尕滩时，遭到50余名匪徒的伏击。在激战中，李新民、王龙、王武虎3人光荣牺牲。于成林与匪搏斗，连伤数匪后被蜂涌而来的匪众乱刀砍死，壮烈殉难。白忠义利用有利地形坚决抵抗，终因弹尽，被凶匪当即捉住后残杀。以后，这伙匪徒被增援而至的解放军追到夏河县麦西娄山沟全歼，首恶分子就地处决，一些骨干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o白忠义和李新民等5位同志在碌曲县的剿匪、建政中，献出了火焰般的青春生命。他们的光辉事迹将千古传颂，永载汗青。
  （六）年轻的草原雄鹰王旦增
  王旦增（1934〜1959年），男，藏族，甘肃省卓尼县康多乡人。1934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牧民家庭。1953年2月参加工作,7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卓尼县委宣传部干事,共青团甘南州委宣传部部长、副书记等职。他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从少年起就给牧主放牧。参加工作后，他怀着对党无限忠诚的赤子之心，积极工作，认真学习，吃苦耐劳，无私无畏。因他精通藏汉两种语言，所以经常陪同领导下乡，深入基层，走访牧区帐圈和山乡村寨，向广大农牧民群众翻译、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领导讲话,受到藏族群众的好评。并博得了州委领导的信任，作为重点培养的少数民族青年领导干部之一。1958年春，甘南局部地区发生了武装叛乱。王旦增便积极加入到平叛斗争中，为解放军担任翻译。他随军跋山涉水，餐风露宿，不畏艰辛，不分昼夜地追歼逃匪。每次战斗前夕，他都不顾生命危险,冒着枪林弹雨，在前沿阵地上对敌喊话，宣传党的政策，争取和劝说受蒙骗的群众，瓦解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又与解放军指战员并肩战斗，冲锋陷阵，勇猛杀敌。在激战之余，他又当起战士们的勒务员，给他们拣柴、拾牛粪、做饭、喂马，站岗放哨，事事都争着干。因此，他两次受到解放军首长的嘉奖。并于1959年10月，被省政府命名为“民兵模范"。
  1959年11月，王旦增接受州委的指示和任务，带领州工作组到玛曲县参加整社工作。一天，在齐哈玛公社深入牧区帐圈开展工作时，遭到叛匪的突然袭击，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5岁。王旦增用鲜血滋润了玛曲草原上盛开的格桑花。他为党和甘南各族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花季般的生命。他的英名,像九曲黄河的滔滔河水一样，在广阔的玛曲草原上，永流不息！
  （七）杨土司援助红军过甘南
  杨积庆（1889〜1937年），男，藏族，字子余，藏名叫罗桑丹增南杰道吉，甘肃省卓尼县人，系第19代卓尼土司。其领地包括卓尼、迭部、舟曲等地，有两万多平方公里，10余万人口。下辖48旗（相当于乡）和16“掌尕”（行政村）。杨土司在辖区內实行的是“兵马田地”和寺院“僧田”。在土司衙门注册的步骑兵共有2000人，编为3个团，随时听候土司调遣。
  1935年9月初，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南藏区前夕，蒋介石紧急电令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出动全部藏兵，开赴岷县腊子口和迭部一带，与鲁大昌的国民党军队联合设防，堵截、阻击红军。当杨土司接到蒋介石、胡宗南和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一再催促出兵的电令后，他一方面对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不了解，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历来“消灭异己”、“呑并地方军阀”和“改土归流”的政策存有戒心。同时还对鲁大昌蓄谋已久的妄图呑并卓尼的野心有所提防。因此,他抱定一种“坐阵静观”的中立态度，对谁发来的电报都置之不理，在军事上始终采取“守土自保”的方针，不让他的2000藏兵跨出卓尼一步，也拒不向岷县腊子口一带和迭部藏区派遣一兵一卒。这对于把最后消灭红军的希望等托在杨土司藏兵身上的蒋介石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其在政治上采取的“中立”立场，军事上实行的“守土自保”方针，行动上没有对红军造成任何威胁，实际上是对红军北出甘肃起了让道和变相的援助作用。
  1935年9月16日，红一方面军大部队从迭部县旺藏乡出发后，经麻牙寺进入然尕沟，来到崔古仓村（红军称谷卡）时，发现有个储藏着一二十万公斤历年陈粮的小仓，司令部决定自行开仓分粮。凡从仓里领粮的单位，都把自己所属部队的番号和所拿粮数，一一清楚地写在粮仓门板上，有的还留下了少量银元。红军离开崔古仓后，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杨积庆始终未查问此事，也没追究仓官和守仓藏兵的任何责任。1936年8月20日，红四方面军32军12师长征到达毗邻的临潭县新城后，杨土司黄夜秘密派使者赶到新城红军总部，呈送书信，馈赠了两匹马、七只羊，表示親善和慰问。实际上与红军达成了一项互不侵扰的默契。以至在临潭反动势力拼凑的“商团"和马步芳第一骑兵师马得胜团进犯、围攻红军时，他们曾派人给杨土司传令,着命出兵助战，袭击红军。而杨土司以种种理由为借口，一再推诿、拖延，始终未出动藏兵，没有和红军发生过一次枪战。红军过后，鲁大昌疯狂地进行“清乡”,在迭部县的腊子口、桑坝、洛大等乡大肆搜捕、屠杀流落掉队的红军。杨土司和迭部地区的一些开明人士及土官头人，没有对流落红军采取过任何迫害措施。到解放初期，仅迭部县境内就有流落红军200多人，在90年代初还有10余人。他们能侥幸地活下来，见到新中国的成立，都与当年杨土司等人的变相掩护和收容是分不开的。
  红军两次长征经过甘南藏区后，鲁大昌把腊予口战役失利的职责，全部推卸到杨土司未出动藏兵的身上，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向蒋介石反告一状，诬陷杨土司曾“开仓应粮，私通红军”。1936年底，朱绍良派副官班鑫来卓尼查办此事。当时，杨土司施用行贿、送礼等办法，堵住了班副官的嘴舌。后因朱绍良调往南京，此事也就无人追究。但鲁大昌图谋卓尼的野心不死,他施用种种阴谋手段，千方百计地拉拢、利诱和收买杨土司手下的团长姬从周等人，于1937年8月25日策动“博峪事变"，残杀了杨积庆土司及其家属共7人，终年48岁。
  解放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杨土司对红军的援助。1994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烈士，并在卓尼县城修建陵园，树碑立传，颂扬功德，炳昭千古。
  （八）杨景华血染桑梓
  杨景华（1909〜1958年），男，藏族，字子才，藏名叫高照丹增。1909年出生在甘南藏区的卓尼城内。1933年春，被卓尼土司杨积庆任命为尖尼沟（今迭部县境内）旗长（亦称常宪）。1935年6月调任卓尼车巴沟旗长。1936年4月被提任为洮岷路保安司令部第二团副团长。1937年7月又擢升为第三团藏兵团长。1949年11月，随卓尼土司杨复兴在岷县起义，被解放军收编。解放后历任卓尼自治区（县级）人民行政委员会第一科科长、行政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卓尼县副县长等职。1958年3月18日，在卓尼车巴沟尼巴村被土匪杀害，时年49岁。
  杨景华祖籍系今迭部县尼傲乡尖尼沟苏鲁卡村人。父亲杨锡龄曾在卓尼十九代土司杨积庆衙门任大头目兼民兵团长,1932年被反动军阀鲁大昌暗杀于临洮县辛甸乡。杨景华从7岁起读私塾,12岁在卓尼高级小学（柳林小学）念书，17岁时被派往夏河美武学医。20岁时聘请汉、藏教师在恰盖下拉地进修汉、藏语文。后因其父被害，返家主持家务和从事农业生产。他由于臂力过人，为人谦和，又酷爱军事，所以深受杨土司的赏识。1935年6月，他被调任卓尼车巴沟旗长。9月初，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下迭地区时，杨景华奉杨土司之命，率藏兵在卓尼花干山一带驻防，没迈出卓尼。由于他忠实地执行了杨土司“守土自保”的策略，从未和红军发生任何军事冲突，实际上为红一方面军经过甘南藏区让开了方便之道。鉴于杨景华忠于职守，能秉公办事，1936年4月被提升为第二团副团长兼下迭8旗仓官。是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经过今迭部县境内后，他奉命赴迭部收粮，并遵照杨土司的指令,召集数10名流落红军在下迭地区挖金，逃避了鲁大昌军队的“清剿”杀害，没有出现过一起迫害红军的事件,后来分别让当地藏民收养了这些男女红军青年。他还收集了许多红军的钞票（数目不详），保存到解放后，于1950年上交给县政府，赢得了党组织“有政治眼光”的评价。
  1949年7月，解放军挺进大西北时，杨景华洞察时务,认清形势，态度明朗，坚决反对撤兵迭部，积极主张和支持杨复兴率部投靠解放军。8月初,解放军一野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派遣军部政工人员刘育华，由会川土司赵天乙带路，秘密来到卓尼策动起义。杨景华不但完全赞同起义，而且暗中保护刘的安全，并在事后派员护送刘育华至夏河拉卜楞镇。9月10日，杨景华随同杨复兴，赴岷县参加了11日的通电起义，被解放军收编。
  解放后，杨景华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革命理论，下决心改造旧思想。起初，他由于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较深，对共产党在思想上持怀疑态度。经过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党的政策和读了《社会发展简史》后，使他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转变，特别是他亲眼看到从老区来的干部，都能充分发扬民主，热爱藏族人民，尊重藏族干部,吃苦耐劳，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办事的优良作风后，与旧社会国民党政府的官员相比截然不同，使他深受感动，思想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他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并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和调遣，多次赴上、下迭和卓尼辖属的边远山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认真开展群众工作，都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在1950年底的鉴定中，组织上给他以“政治觉悟高，工作认真,能吃苦耐劳；学习积极，联系群众普遍;互帮互助互爱精神好,待人忠厚老实"的评价。1953年，他荣荻全县学习模范的奖励。
  在1953年3月至7月的甘、青、川3省交界藏区的剿匪中，杨景华参加了甘南藏区剿匪工作团，一方面随军做群众工作和后方支前，另一方面深入各地驻军阵地和营房,慰问子弟兵和伤病员O1953年冬，他被卓尼民兵司令部授予“剿匪有功”的锦旗一面。1954年夏，当甘南藏区掀起轰轰烈烈的铲烟禁毒运动后，担任卓尼自治区（县级）人民行政委员会第二副主任的杨景华，更是一马当先，积极带头，率领50多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分赴下迭、插岗、铁坝等地,深入各村寨,调查了解情况，宣传群众,动员种植烟毒的村民自动铲除大烟。在短期内，全区（县）很快铲除了烟苗，真正做到了“彻底根除，一苗不留”，创造了卓尼首次成功禁烟的历史。
  长期以来，杨景华对革命理论学习抓得非常紧,所以他的思想进步很快。每逢下乡时，他常带着革命导师的书籍，一有余暇就读,还写了许多笔记和心得体会。他干起工作来，总是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给干部们树立了一个严于律己的良好榜样。他每逢走到哪里，都能深入基层，广泛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疾苦，关怀和爱护周围同志，互助互爱精神很强。杨景华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称得上是深受藏族群众信赖的好干部、好领导。
  1958年春，当甘南藏区掀起合作化高潮之际，在卓尼车巴沟地区出现了一些反对合作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谣言。县委和县政府考虑到，杨景华在车巴沟的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决定派他和县委常委赵生鹏等10多名同志，去车巴沟和区乡干部一起宣传党的政策，做群众工作。期间，他置个人安危而不顾，挺身而出，反复劝说受蒙蔽的群众，揭露坏人的闹事阴谋,稳住了人心。但于1958年3月18日晚，不幸被喇嘛若哇等匪徒暗杀在尼巴村。杨景华罹难后，县政府召开了规模很大的追悼会,有数千名各族群众参加了吊唁和悼念活动。省、州党政军领导及各界著名人士都送来了挽幛、挽联、花圈等。中共甘肃塔委、省政府发来唁电，称颂“杨景华烈士是人民忠实的儿子！”杨景华烈士为党和藏族人民奉献了终身。他全心全意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将盖世弘扬，永载卓尼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