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1927年至2002年12月）
  中国共产党82年的辉煌历史说明：飘飘的党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巍巍的丰碑,是用革命先躯宝贵的生命铸成的；广袤的沃土，是用中华儿女的汗水浇灌的；熠熠的历史画卷，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用艰苦卓绝的风范描绘的；光辉灿烂的明天，也是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开拓创造的。
  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岁月里，有六、七百名红军长眠在甘南这块净土上，有4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把金予般的生命献给草原的解放事业，有340多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壮烈牺牲在格桑花丛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干部为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无条件地接受组织的调遣,把火一样的毕生慷慨地献给了党和甘南人民的事业。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浴血奋斗，功昭后人。他们勤奋工作，不遗余力地把一切倾注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们呕心沥血、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渡过了艰难曲折、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本章的三节中，有选择地着重介绍8位革命烈士、5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25位党员领导干部、10位各条战线英模和8位党的同路人的生平事迹。以炳彪革命前辈建树的不朽功勋和光辉业绩，展现他们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鞠躬尽瘁，对革命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弘扬他们高尚的革命品德和共产党人的无私风范及优良传统，以瞻望神州大地飘飘的党旗和光辉而美好的前程。
  第一节党政军系统
  从民主革命时期到新世纪初，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征程中，甘南除有千百名英烈、老红军和解放军战士冲锋陷阵，赴汤蹈火，继而壮烈牺牲外，还有党培养的数千名各族优秀干部，为了甘南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崇高利益，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弹精竭虑,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无私奉献了毕生的青春年华，最终积劳成疾，死而后已。下面着重介绍数位革命烈士、老红军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光辉生平事迹，载于史册。
  一、革命烈士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1949年底，革命红旗虽然插遍了甘南大地,但在这块具有特殊社会政治背景的热土上，党领导人民军队协助地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当时，在那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为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的正义事业，为保卫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党率领诸多具有高贵品质的优秀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各族人民，不惜艰苦拼搏，披荆斩棘,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奉献出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人民的利益而死，重于泰山。他们所开创的宏伟业绩，将永传千秋万代，与世流芳，英名长存。
  (一)肋巴佛揭竿举义旗
  肋巴佛(1916.9〜1947.6),男，藏族，乳名康三哥(也叫尕三)，祖籍系甘南州夏河县拉卜楞人。1947年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罹难谢世。
  他的父亲洛藏是个藏族农奴,13岁时因不堪忍受牧主的折磨，逃到和政县梁家寺，与一位名叫李良存的汉族姑娘结婚。1916年9月21日康三哥出生在青海省民和县红花寺旁的村寨里。1922年8月的一天，有个恶霸地主把洛藏雇去干活，当天夜里竟迫害致死，第二天又抢去了三哥的两位姐姐抵债。悲愤欲绝的母亲去县衙告状,但县吏不肯为穷苦百姓伸冤，未予受理。这使三哥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23年4月，母亲又带领三哥和二兄赴河州镇使（今临夏）衙门告状，当走进森严恐怖的公堂时，母亲和二兄在如狼似虎的衙役淫威面前跪倒了，惟独秉性刚烈的三哥满怀对贪官污吏的极度仇恨,置一切而不顾，怒目逼视，直立堂中。这时，高坐大堂的镇守使连连拍响警堂木，喝令衙役们威逼三哥下跪。顿时，“跪下!跪下！”的吼声在大堂里震响。三哥仍昂首不语。无奈,衙役们几次扑过来将他按倒在地，每当松开手后，三哥又倔舉地站起来。母亲怕招惹大祸，忙替三哥辩解说:"大老爷，请不要见怪，他是个哑巴！”一个乳臭未干的孩童胆敢蔑视公堂,这对堂堂镇守使老爷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只见他板着气成猪肝色的面孔，大声喝道:“哑巴也要给我跪下！”话音刚落，猛听三哥厉声喝斥道：“你给我跪下!”镇守使见“哑巴”突然说话了，大吃一惊，汗流满颊的疑问：“你是什么人?”这时，自小在心灵里把活佛就敬仰为至高无尚的“神的化身”的三哥,急中生智，脱口回答:“我是活佛!”“啊！你是活佛?”霎时，公堂上鸦雀无声，一片沉寂。镇守使和衙役们个个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这场官司一哄而散。
  恰巧这几天和政县松鸣岩寺的一群僧人,正在四处寻找该寺十七世怀来仓活佛圆寂后的“转世灵童”。他们听到这个惊闻后找到三哥母子，认定三哥就是十八世怀来仓活佛。镇守使也趁机断了公案，让恶霸地主给洛藏赔了命价，并放回了两个姐姐。1923年4月27日，年仅7岁的三哥剃度作了松鸣岩寺的活佛。其佛名为什么称肋巴佛呢?相传第一世怀来仓活佛出世时，其母难产，是割开肋巴骨取出婴儿的，故有肋巴佛之谓。到了三哥这一世，人们仍沿袭这个称呼。“三哥”这个名字，从他荣位那天起就割俗了。
  肋巴佛坐床后，被送到卓尼县康多寺（亦称水磨川寺）去学经,卓尼北山3个寺的寺主扎贡巴活佛给他取了个经名叫金巴嘉木措,并在康多寺设了佛位。嗣后，肋巴佛便浪迹天涯，周游西藏、青海等地13年。他勤奋学经，虔诚礼佛，曾获佛教最高“格西”学位。1939年4月，肋巴佛得知家庭屡遭变故：1926年他家被地主逼迫迁徙到宁定县（今广河县）下康家村居住。1928年的“河湟事变”中，松鸣岩寺被毁，大哥殿祥带着全家人逃荒到兰州，母亲因极度思念远出的三哥等原因，忧虑成疾，患了精神失常症。有一天，她独自走失，据说是投黄河自尽了。1936年，大哥又带着全家人流落到武威张义铺，由于掩护过两名落难的红军，被马步芳的军队抓去活活打死。远在卓尼康多寺的肋巴佛知道这一切后，寸断肝肠，悲愤交集。他发誓:“男儿报仇,10年不晚!”心想：“身为活佛，连自己亲人们的平安尚且都不保佑，何谈普渡众生，拯救万民呢?”肋巴佛“佛救苦民”的思想受到沉重打击。此后，他深切感到：“神佛是救不了穷人的”,“单靠个人的努力也是解决不了贫苦人民的根本问题。"他不断回想起3年前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临潭县冶力关等地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穷人组织起来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情景，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使他更加觉醒地认识到“穷人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1940年,肋巴佛在卓尼的康多、勺哇一带秘密串连贫苦农牧民，成立了“草登草哇”（7族组织）,暗中抗粮抗捐，商讨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策略。他自己也开始“重武轻经"，时常荷枪佩刀，纵马骑射学习带兵打仗的韬略。并与王仲甲、马福善（回）、肖焕章、汪鼎臣等结成莫逆挚友，频繁来往，誓同生死。
  1943年3月28日，肋巴佛率领3000多名藏、回、汉、土族农牧民，在临潭县冶力关泉滩举旗造反，喊出了“抗日反蒋，反对国民党,接洽共产党！”“天灾人祸，饥民遍地；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并确定义军的战斗目标是:先打县城（新城），后到武都接农张（即张英杰），然后去延安投奔共产党。第二天，肋巴佛率领义军攻克县城（新城），毙杀了国民党县长徐文英等5名反动官佐，并开仓分粮，赈济灾民。
  1943年4月19日，肋巴佛参加王仲甲在皋兰县南乡马坡举行的甘南农民暴动各路义军首领军事会议，成立了"甘南农民抗日自卫军”,公推王仲甲为总指挥,下设10路司令。肋巴佛任洮岷路藏兵司令。随后，义军挥师南下，向岷县、武都挺进。途中，肋巴佛率藏兵开路打先锋，屡战屡捷，深得义军拥戴。8月17日，甘南农民暴动的各路义军在武都草川崖西井村召开誓师大会，推举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司令,刘鸣任参谋长。全部义军整编为三个路军和一个藏兵师。肋巴佛任藏兵师师长。此后，由于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投机分子趁机破坏，在敌人重兵压境面前，内部矛盾激化，便发生了分裂。肋巴佛为保存实力，率部杀出重围，于8月15日抢渡洮河，回到策源地卓尼北山和临潭冶力关一带坚持斗争。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面前，肋巴佛并没有被吓倒和动摇，而是坚定地领导临卓义军支队转入地下，顽强战斗。他们坚持分散活动，进行隐蔽斗争。1943年8月底的一天，在肋巴佛等义军首领的策划下，卓尼北山土官杨麻周（藏），指令杨才尕带领40余名藏族青壮年，夜袭前来进剿的国民党第3军周体仁部20团的一个营，杀死营长1人、连长两人及士兵百余人。同时，激愤的藏族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打死打伤周体仁的警卫部队300多人。1943年冬天，鉴于敌我力量悬殊，肋巴佛解散了临卓义军骨干，只带着石塔义（藏）离开卓尼康多，转赴夏河县宣传革命真理，伺机再起。后由于叛徒的告密，举义未遂。他便化装成商人,前往宁夏地区投奔了一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营长的好友，在那里隐姓埋名地躲了近两年。
  1946年5月中旬，肋巴佛又回到阔别多年的和政县，有位朋友怀着好奇和迷惑不解的心情问他:“你放着活佛不当，却带领穷人造反，现在国民党到处在抓你，你后悔吗？”肋巴佛淡然一笑，回答说: “兄弟，为了咱穷人不再受苦，就是杀头，我一点也不后悔！”此时，肋巴佛了解到活动在临洮、渭源一带的义军首领,曾派人来找过他。于是在1947年1月3日，肋巴佛被8名亲友护送到渭源县中共陇右工委驻地，与高健君、万良才、牙含章、毛得功、杨友伯等领导人会了面。不久，由高健君、牙含章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甘南藏区第一个藏族共产党员。从此，肋巴佛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 与战友们一起进行革命活动。他懂得了没有共产党，穷人要翻身解放是不可能的，从此开始踏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1947年6月，中共陇右工委决定派牙含章去延安向甘肃工委汇报工作。当时，肋巴佛见开展藏区工作的条件暂不成熟，自己又不便在陇渭地区出面活动，就提出了去延安学习的要求。党组织同意了肋巴佛的请求，决定让他随牙含章奔赴延安。他们步行到华家岭,转乘了一辆去平凉的军车，不料在行至平凉安国镇附近的三十里墩时,汽车翻车肇事，牙含章受重伤，肋巴佛不幸罹难，时年仅31岁。
  肋巴佛虽然是个活佛，但他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是旧社会的反抗者，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他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率领藏、回、汉各族僧俗群众，举义旗,抗暴政，在黑暗中寻求光明，在荆棘中探寻革命道路，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战士,成长为甘南藏区的第一个藏族共产党员。这在甘南的近现代史上是罕见的，同时他以浴血奋战的经历写下了千古流芳的光辉篇章。肋巴佛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英勇战斗的一生。他永远活在甘南各族人民的心中！
  (二)曹学彦为人民血洒草原
  曹学彦(1920〜1954年)，男，汉族，甘肃省岷县西寨乡野狐桥村人。1920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6年参加红四方面军第5军，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宣传员、区委书记、沈阳保安纵队政治部党总支书记、辽宁军区民运科长、军官团政委、四野后勤部科长等职。解放后转业到地方任天水市市长、中共甘南州委统战部部长。1954年元月牺牲，终年34岁。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岷县时，曹学彦受到曾参加宁都起义后，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保卫局任职的舅父张明远的教育引导，扔掉放牛鞭，毅然参加红军，当了一名宣传员，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到达陕北后，由于他年轻精干，工作积极、勤奋，被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卫局工作。1937年2月17日，曹学彦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誓入了党，把自己的生命同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1938年,他在中央秘书处当油印科员和纪要干事，曾多次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也认识了他。
  1939年春，曹学彦到延安抗大政治班学习，任该班党支部书记。他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宽容厚道，关心同志，重活脏活抢着干，在各个方面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受到大家的好评。抗大毕业后他任陕北张县宣教科科员，1944年任该县甘泉区委科长、区委书记。日本投降后，曹学彦主动要求去东北工作，经受严峻的战争考验。1945年11月，他在沈阳保安纵队负责保卫工作，面对国民党潜伏军警特务的暗杀、骚乱和暴力破坏。他沉着冷静，机智勇敢,多次出色地粉碎了敌人的破坏阴谋。1946年东北解放战争打响后，他担任辽宁军区军官团政委，在“四保临江”的残酷战斗中，军官团奉命阻击敌人。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多次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激战中，他多处身负重伤，无情的弹片射进大腿内，右下腿胫骨前中段被打裂，右肘关节也被予弹击中……顿时，他血流如注，昏厥过去。
  在医院里，曹学彥因失血过多，伤口溃烂，而整日昏迷不醒。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他所在部队的一位叫杨敏的女看护员，被曹学彦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她主动要求去护理曹学彦。看着他伤痕累累的身躯和昏迷、憔悴的面容，杨敏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簌簌滚下，落在了英雄的身上。她抱着把曹学彦一定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决心，对部队领导说:“把他交给我吧，就是把我累死了，也一定要救活他!”此后，她为他擦洗伤口，换药打针，昼夜守护在病房。经过杨敏3个多月的精心护理，曹学彦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伤愈后，他和杨敏结成了革命伴侣。1948年10月，他任辽宁军区某部团政委。1949年4月调任四野后勤部第4分部政治部任保卫科长，直到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
  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访苏归国途经东北。在沈阳曹学彦被师哲引荐到主席下榻的宾馆。在客厅里，当他被师哲边介绍边推向毛主席身旁时，只见主席微笑着走过来,拍拍曹的肩膀，和蔼、慈祥地说:'‘曹学彦呀，好样的！是有功之臣嘛!”接着，又详细询问了他在东北战场工作和生活的情况。
  1950年4月，曹学彦从部队转业到甘肃，任天水市市长。他对工作兢兢业业，极端的负责，又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疾苦，为初建天水市做出了贡献。之后，他多次主动向省委要求，到艰苦的藏区去开辟工作。1953年1月，他调任中共甘南藏区工委统战部长。当时,甘南的匪特活动十分猖獗。他们制造民族隔阂，滋生事端，扰乱社会秩序，暗杀干部，反对党在牧区实行的政策，竭力破坏建立基层政权。曹学彦来到甘南后，不畏艰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经常深入牧区帐圈，向广大牧民宣传党的政策，做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匪特的破坏阴谋，组织群众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
  1954年元月20日，曹学彥一行5人，在郎木寺开完部落头人大会后返县的途中，到地势险要的日克卡山脚下时，突遭一群匪徒的伏击。曹学彦被一颗子弹射中胸部，栽落马下。为了掩护同志们安全撤退，他咬牙忍住伤疼，伏在地坎后向土匪射击。子弹打光了，他不能让枪支落入敌手，用石头砸碎了长短枪，慢慢地跌倒在血泊中，闭上了双眼……这位放牛娃出身的红军战士，没有牺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却倒在了匪徒们从阴暗角落射出的冷枪下。曹学彦壮烈牺牲时，年仅34岁。甘南各族人民永远缅怀这位年轻英勇的红军战士、党的优秀民族工作者。
  （三）吴振纲碧血沃故土
  吴振纲（1917〜1949年），男，藏族，字乾生，藏名叫戈锐，甘肃省夏河县人。中共党员。1917年出生在夏河美武地区的一个贫苦藏民家庭。
  1939年，吴振纲在重庆国民党蒙藏学校读书时,就和藏族进步青年平措旺杰等人秘密组建了“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并成立其外围组织“藏区青年旅渝同学会”，广泛联络各族进步青年,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被校方发觉后，以“共产党嫌疑”开除学籍。后经邹韬奋先生介绍，在重庆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被叶剑英、王梓木接见。嗣后，他被分配到甘、青藏区开展革命活动。
  吴振纲回到夏河后，联络各族青年组建了“拉卜楞青年同学会"、“青年联谊会”等进步组织，学习马列著作，宣传藏族人民寻求解放的革命真理。他在拉卜楞和青海部分藏区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发动和领导学潮，进行驱逐国民党贪官污吏的斗争。全国解放前夕，吴振纲于1949年8月22日奉美武土官杨世杰之命,携带着从国民党散兵游勇手中缴获的十几条枪支，到临夏欢迎解放军进驻甘南藏区，受到一野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的接见。在汇报了藏区工作和社会情况之后，他被王震司令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吴振纲随同新华社记者杜鹏程返回夏河，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了解当地的社情、民情，做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为夏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夏河解放后，吴振纲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夏河县委书记、夏河县民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任夏河简易师范校长。在县工委的领导下,正当吴振纲满腔热情地为藏族人民忘我工作时，不幸于1949年11月30日在夏师开完会返回工委驻地的途中，遭到一伙匪徒的突然伏击，中弹身亡，年仅32岁。吴振纲牺牲后，被甘肃堵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光辉事迹,在藏族人民的心中永远树起了一个不朽的丰碑。
  （四）杜岐血染格桑花
  杜岐（1920〜1954年），男，汉族，甘肃省环县杜家园村人。1920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共党员。1941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任环县民政局干事、马林区军事干部；1947年4月任陕北曲子县公安局干事，同年10月赴延安党校学习。1949年9月甘南藏区解放后调临潭县担任一区区长;1952年2月任临潭县检察署检察长，同年10月任县民政科长。1952年3月任双岔工作组组长，是年6月任中共洮源工委书记；1953年6月任中共碌曲党组书记。1954年1月20日壮烈牺牲，年仅34岁。
  历史上现今碌曲县的双岔地区曾属临潭县管辖。解放初，临潭县政府以世袭土官阿才所管辖的部落疆界定为双岔区，并指定阿才为双岔区区长。1950年春，阿才派人前来临潭县政府联系，表示愿意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于是在1951年5月，中共临潭县委向双岔派出了第一支由杜岐同志担任组长的5人工作组，开辟藏区工作。由于当时虽然解放了，但甘南藏区依然是"政教合一”和土司制的统治制度，土官头人仍旧把持着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和行政管理大权，广大藏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从内地逃亡来的国民党残匪和地、富、反、坏分子，与盘踞在甘、川藏区的马良股匪狼狈为奸，并勾结个别反动民族中上层分予造谣惑众，企图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矛盾，阻止解放军和工作组进入牧区建立政权。当工作组从临潭新城出发到碌曲双岔后，杜岐等人先拜访了土官阿才，呈献哈达和赠送礼品，递交临潭县委的介绍信，说明了来意。其次与土官的管家志华丹增座谈协商，不料，百余名不明真相的藏族武装群众，受马良股匪的唆使，包围了工作组，威逼工作组退出藏区。管家志华丹增也催促杜岐等人迅速离开，不然发生意外，他和土官担当不起。为了避免事态的恶化，杜岐决定暫时撤离工作组。当晚由志华丹增派人护送离开双岔，返回卓尼贡巴寺，休息两天后，遂回到临潭新城。
  是年6月，杜岐奉县委指示率工作组随同两位熟悉藏区情况的商人，二次到双岔部落。与土官头人交涉谈判月余，仍不允许工作组进入双岔地区。经多次磋商谈判毫无结果，工作组只好又返回临潭。
  同年8月，根据上级的安排和指示，杜岐第三次率工作组随解放军一个团的部队，进驻双岔罗措梁。双方约定时间进行协商谈判，政府方面的代表有王团长和杜岐，双岔部落方面的代表有志华丹增和土官、其肉俄加等3人。虽然在多次商谈中，杜岐反复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但因土官头人们过去深受国民党反动军阀的迫害，终难释其心头疑虑。谈判结果，土官头人勉强答应让工作组进庄，却不准部队进村。杜岐率领20余名工作组进驻双岔大庄后，遵守群众纪律，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宣传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受到藏族群众的欢迎。工作组三进双岔站住脚后，便积极开展各项建政和扶持牧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等工作。
  潜藏在双岔一带的马良股匪，看到工作组进村后，与群众频繁接触，便暗中挑拨工作组和群众的关系，并在罗措沟解放军驻地的对面山上进行武装集结。一天，200名匪徒突然偷袭军队驻地，第一线执勤哨兵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抵抗，全部壮烈殉难。第二线的哨兵班因失去联络，多数战士遭匪残害。马良股匪的阴谋一时得逞后，在对面山坡上企图袭击山下的工作组驻地。杜岐率领全体工作组成员，与驻扎在对面山梁上的解放军警卫3团，遥相呼应，配合作战，山上山下多挺机枪齐射，步枪、手榴弹、小山炮迎头痛击疯狂冲锋的匪徒，不但封锁了匪徒冲击的道路，而且以强大的火力打得土匪们乱作一团。部队发起冲锋，一直把残匪追歼到罗措沟一带的深山老林，最后群匪逃窜进茫茫原始森林。于是，县工作组便先后向西仓、郎木寺地区派遣工作人员，开辟新的工作。
  1954年元月16日，时任中共碌曲工委书记的杜岐陪同中共甘南工委统战部长曹学彦等人，奉中共甘南工委的指示，赴碌曲郎木寺地区，召开了有郎木寺、格尔底寺和双岔、尕其卡、卜窝藏等部落头人参加的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会议，宣传党的粮食统购政策。由于历史上四川靠近甘南的一些藏族群众，习惯上从临潭旧城买粮。实行粮食统购后，这些地区群众的食粮按行政区划应由四川供应。因此，在会议期间，当场有人反对,尤其是四川热当坝的土官表现出更为不满的情绪。尽管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结果部分人士还是愤愤而去。这样，部分上层人士，一时对政府的粮食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波及影响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加上马良残匪的乘机挑拨离间，唆使惯匪才让东主等人伺机袭击我党政工作人员。元月上旬，匪首才让东主网络了9名惯匪，决定在碌曲尕海乌那山一带设伏，袭击抢劫我党政工作人员。
  元月19日，杜岐和曹学彥等5名干部离开郎木寺，乘马去碌曲西仓，当晚宿营在尕海驻军独立团2连。20日7时起程,9时半行至加日克卡大山梁时，突然一股匪徒从侧面冲杀而来。走在曹、杜后边相距20多米的干部张廷彦立即跳上马背,掏出手榴弹准备抗击，但他保险盖尚未打开,就被匪徒才旦开枪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当时手榴弹还紧握在手中。曹学彦、杜岐2人被匪追逼顺山坡而下，不能下马还击，被众匪赶上围堵在中心。惯匪万得霞吾开枪将曹学彦击落马下，枪弹自曹学彦的胸膛穿过，经过一番顽强的抵抗后壮烈牺牲。杜岐被暴匪阿英木用刀刺穿左胸，翻身落马，被残杀。另外两名工委干部被匪击伤后缚于山顶。9名匪徒劫掳枪支、马匹、行李财物后，仓惶逃至加日克卡东边的深山，烧毁文件、马鞍等后，分散潜藏。
  事件发生后，公安部责成甘、川两省公安厅配合剿匪部队，组织精干的破案队伍，经过1年多的艰苦侦察，全部捕获了参与暗杀的9名惯匪，严惩了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杀人犯。杜岐、曹学彦、张廷彦3位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开辟甘南藏区工作，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永远长眠在茫茫草原上。他们的事迹将炳彪千秋，永照史册。
  （五）白忠义丹心铸丰碑
  白忠义（1920〜1956年）,男，汉族，陕西省靖史县人。1920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华池县白马区一乡乡长、公安助理员、区长、区委书记，华池、庆阳县委组织部长等职。1953年4月调至甘南工作，任卅氏政处副处长。
  1956年6月9日，碌曲县拉仁关部落头人拉麻吉，率匪在晒银滩突袭解放军运粮车队,击毁军车多辆，并焚烧了当地驻军营房。在解放军指挥员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即刻进行了还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拉麻吉率部分顽匪向达参方向狼狈溃逃。24日，解放军在达参地区将匪众彻底围歼。对于一般参加匪事的群众，党和政府采取宽大的政策，动员他们凡交出武器的，就回家安心生产，既往不咎。县政府和拉仁关各部落头人进行了数次协商谈判后，签订了6条处理原则，基本解决了这一事件。7月18日，州民政处副处长白忠义、碌曲县委副书记李新民，带领县委3名干部去达参部落进行安抚和处理善后工作，途经汪尕滩时，遭到50余名匪徒的伏击。在激战中，李新民、王龙、王武虎3人光荣牺牲。于成林与匪搏斗，连伤数匪后被蜂涌而来的匪众乱刀砍死，壮烈殉难。白忠义利用有利地形坚决抵抗，终因弹尽，被凶匪当即捉住后残杀。以后，这伙匪徒被增援而至的解放军追到夏河县麦西娄山沟全歼，首恶分子就地处决，一些骨干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o白忠义和李新民等5位同志在碌曲县的剿匪、建政中，献出了火焰般的青春生命。他们的光辉事迹将千古传颂，永载汗青。
  （六）年轻的草原雄鹰王旦增
  王旦增（1934〜1959年），男，藏族，甘肃省卓尼县康多乡人。1934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牧民家庭。1953年2月参加工作,7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卓尼县委宣传部干事,共青团甘南州委宣传部部长、副书记等职。他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从少年起就给牧主放牧。参加工作后，他怀着对党无限忠诚的赤子之心，积极工作，认真学习，吃苦耐劳，无私无畏。因他精通藏汉两种语言，所以经常陪同领导下乡，深入基层，走访牧区帐圈和山乡村寨，向广大农牧民群众翻译、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领导讲话,受到藏族群众的好评。并博得了州委领导的信任，作为重点培养的少数民族青年领导干部之一。1958年春，甘南局部地区发生了武装叛乱。王旦增便积极加入到平叛斗争中，为解放军担任翻译。他随军跋山涉水，餐风露宿，不畏艰辛，不分昼夜地追歼逃匪。每次战斗前夕，他都不顾生命危险,冒着枪林弹雨，在前沿阵地上对敌喊话，宣传党的政策，争取和劝说受蒙骗的群众，瓦解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又与解放军指战员并肩战斗，冲锋陷阵，勇猛杀敌。在激战之余，他又当起战士们的勒务员，给他们拣柴、拾牛粪、做饭、喂马，站岗放哨，事事都争着干。因此，他两次受到解放军首长的嘉奖。并于1959年10月，被省政府命名为“民兵模范"。
  1959年11月，王旦增接受州委的指示和任务，带领州工作组到玛曲县参加整社工作。一天，在齐哈玛公社深入牧区帐圈开展工作时，遭到叛匪的突然袭击，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5岁。王旦增用鲜血滋润了玛曲草原上盛开的格桑花。他为党和甘南各族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花季般的生命。他的英名,像九曲黄河的滔滔河水一样，在广阔的玛曲草原上，永流不息！
  （七）杨土司援助红军过甘南
  杨积庆（1889〜1937年），男，藏族，字子余，藏名叫罗桑丹增南杰道吉，甘肃省卓尼县人，系第19代卓尼土司。其领地包括卓尼、迭部、舟曲等地，有两万多平方公里，10余万人口。下辖48旗（相当于乡）和16“掌尕”（行政村）。杨土司在辖区內实行的是“兵马田地”和寺院“僧田”。在土司衙门注册的步骑兵共有2000人，编为3个团，随时听候土司调遣。
  1935年9月初，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南藏区前夕，蒋介石紧急电令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出动全部藏兵，开赴岷县腊子口和迭部一带，与鲁大昌的国民党军队联合设防，堵截、阻击红军。当杨土司接到蒋介石、胡宗南和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一再催促出兵的电令后，他一方面对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不了解，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历来“消灭异己”、“呑并地方军阀”和“改土归流”的政策存有戒心。同时还对鲁大昌蓄谋已久的妄图呑并卓尼的野心有所提防。因此,他抱定一种“坐阵静观”的中立态度，对谁发来的电报都置之不理，在军事上始终采取“守土自保”的方针，不让他的2000藏兵跨出卓尼一步，也拒不向岷县腊子口一带和迭部藏区派遣一兵一卒。这对于把最后消灭红军的希望等托在杨土司藏兵身上的蒋介石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其在政治上采取的“中立”立场，军事上实行的“守土自保”方针，行动上没有对红军造成任何威胁，实际上是对红军北出甘肃起了让道和变相的援助作用。
  1935年9月16日，红一方面军大部队从迭部县旺藏乡出发后，经麻牙寺进入然尕沟，来到崔古仓村（红军称谷卡）时，发现有个储藏着一二十万公斤历年陈粮的小仓，司令部决定自行开仓分粮。凡从仓里领粮的单位，都把自己所属部队的番号和所拿粮数，一一清楚地写在粮仓门板上，有的还留下了少量银元。红军离开崔古仓后，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杨积庆始终未查问此事，也没追究仓官和守仓藏兵的任何责任。1936年8月20日，红四方面军32军12师长征到达毗邻的临潭县新城后，杨土司黄夜秘密派使者赶到新城红军总部，呈送书信，馈赠了两匹马、七只羊，表示親善和慰问。实际上与红军达成了一项互不侵扰的默契。以至在临潭反动势力拼凑的“商团"和马步芳第一骑兵师马得胜团进犯、围攻红军时，他们曾派人给杨土司传令,着命出兵助战，袭击红军。而杨土司以种种理由为借口，一再推诿、拖延，始终未出动藏兵，没有和红军发生过一次枪战。红军过后，鲁大昌疯狂地进行“清乡”,在迭部县的腊子口、桑坝、洛大等乡大肆搜捕、屠杀流落掉队的红军。杨土司和迭部地区的一些开明人士及土官头人，没有对流落红军采取过任何迫害措施。到解放初期，仅迭部县境内就有流落红军200多人，在90年代初还有10余人。他们能侥幸地活下来，见到新中国的成立，都与当年杨土司等人的变相掩护和收容是分不开的。
  红军两次长征经过甘南藏区后，鲁大昌把腊予口战役失利的职责，全部推卸到杨土司未出动藏兵的身上，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向蒋介石反告一状，诬陷杨土司曾“开仓应粮，私通红军”。1936年底，朱绍良派副官班鑫来卓尼查办此事。当时，杨土司施用行贿、送礼等办法，堵住了班副官的嘴舌。后因朱绍良调往南京，此事也就无人追究。但鲁大昌图谋卓尼的野心不死,他施用种种阴谋手段，千方百计地拉拢、利诱和收买杨土司手下的团长姬从周等人，于1937年8月25日策动“博峪事变"，残杀了杨积庆土司及其家属共7人，终年48岁。
  解放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杨土司对红军的援助。1994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烈士，并在卓尼县城修建陵园，树碑立传，颂扬功德，炳昭千古。
  （八）杨景华血染桑梓
  杨景华（1909〜1958年），男，藏族，字子才，藏名叫高照丹增。1909年出生在甘南藏区的卓尼城内。1933年春，被卓尼土司杨积庆任命为尖尼沟（今迭部县境内）旗长（亦称常宪）。1935年6月调任卓尼车巴沟旗长。1936年4月被提任为洮岷路保安司令部第二团副团长。1937年7月又擢升为第三团藏兵团长。1949年11月，随卓尼土司杨复兴在岷县起义，被解放军收编。解放后历任卓尼自治区（县级）人民行政委员会第一科科长、行政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卓尼县副县长等职。1958年3月18日，在卓尼车巴沟尼巴村被土匪杀害，时年49岁。
  杨景华祖籍系今迭部县尼傲乡尖尼沟苏鲁卡村人。父亲杨锡龄曾在卓尼十九代土司杨积庆衙门任大头目兼民兵团长,1932年被反动军阀鲁大昌暗杀于临洮县辛甸乡。杨景华从7岁起读私塾,12岁在卓尼高级小学（柳林小学）念书，17岁时被派往夏河美武学医。20岁时聘请汉、藏教师在恰盖下拉地进修汉、藏语文。后因其父被害，返家主持家务和从事农业生产。他由于臂力过人，为人谦和，又酷爱军事，所以深受杨土司的赏识。1935年6月，他被调任卓尼车巴沟旗长。9月初，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下迭地区时，杨景华奉杨土司之命，率藏兵在卓尼花干山一带驻防，没迈出卓尼。由于他忠实地执行了杨土司“守土自保”的策略，从未和红军发生任何军事冲突，实际上为红一方面军经过甘南藏区让开了方便之道。鉴于杨景华忠于职守，能秉公办事，1936年4月被提升为第二团副团长兼下迭8旗仓官。是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经过今迭部县境内后，他奉命赴迭部收粮，并遵照杨土司的指令,召集数10名流落红军在下迭地区挖金，逃避了鲁大昌军队的“清剿”杀害，没有出现过一起迫害红军的事件,后来分别让当地藏民收养了这些男女红军青年。他还收集了许多红军的钞票（数目不详），保存到解放后，于1950年上交给县政府，赢得了党组织“有政治眼光”的评价。
  1949年7月，解放军挺进大西北时，杨景华洞察时务,认清形势，态度明朗，坚决反对撤兵迭部，积极主张和支持杨复兴率部投靠解放军。8月初,解放军一野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派遣军部政工人员刘育华，由会川土司赵天乙带路，秘密来到卓尼策动起义。杨景华不但完全赞同起义，而且暗中保护刘的安全，并在事后派员护送刘育华至夏河拉卜楞镇。9月10日，杨景华随同杨复兴，赴岷县参加了11日的通电起义，被解放军收编。
  解放后，杨景华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革命理论，下决心改造旧思想。起初，他由于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较深，对共产党在思想上持怀疑态度。经过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党的政策和读了《社会发展简史》后，使他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转变，特别是他亲眼看到从老区来的干部，都能充分发扬民主，热爱藏族人民，尊重藏族干部,吃苦耐劳，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办事的优良作风后，与旧社会国民党政府的官员相比截然不同，使他深受感动，思想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他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并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和调遣，多次赴上、下迭和卓尼辖属的边远山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认真开展群众工作，都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在1950年底的鉴定中，组织上给他以“政治觉悟高，工作认真,能吃苦耐劳；学习积极，联系群众普遍;互帮互助互爱精神好,待人忠厚老实"的评价。1953年，他荣荻全县学习模范的奖励。
  在1953年3月至7月的甘、青、川3省交界藏区的剿匪中，杨景华参加了甘南藏区剿匪工作团，一方面随军做群众工作和后方支前，另一方面深入各地驻军阵地和营房,慰问子弟兵和伤病员O1953年冬，他被卓尼民兵司令部授予“剿匪有功”的锦旗一面。1954年夏，当甘南藏区掀起轰轰烈烈的铲烟禁毒运动后，担任卓尼自治区（县级）人民行政委员会第二副主任的杨景华，更是一马当先，积极带头，率领50多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分赴下迭、插岗、铁坝等地,深入各村寨,调查了解情况，宣传群众,动员种植烟毒的村民自动铲除大烟。在短期内，全区（县）很快铲除了烟苗，真正做到了“彻底根除，一苗不留”，创造了卓尼首次成功禁烟的历史。
  长期以来，杨景华对革命理论学习抓得非常紧,所以他的思想进步很快。每逢下乡时，他常带着革命导师的书籍，一有余暇就读,还写了许多笔记和心得体会。他干起工作来，总是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给干部们树立了一个严于律己的良好榜样。他每逢走到哪里，都能深入基层，广泛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疾苦，关怀和爱护周围同志，互助互爱精神很强。杨景华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称得上是深受藏族群众信赖的好干部、好领导。
  1958年春，当甘南藏区掀起合作化高潮之际，在卓尼车巴沟地区出现了一些反对合作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谣言。县委和县政府考虑到，杨景华在车巴沟的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决定派他和县委常委赵生鹏等10多名同志，去车巴沟和区乡干部一起宣传党的政策，做群众工作。期间，他置个人安危而不顾，挺身而出，反复劝说受蒙蔽的群众，揭露坏人的闹事阴谋,稳住了人心。但于1958年3月18日晚，不幸被喇嘛若哇等匪徒暗杀在尼巴村。杨景华罹难后，县政府召开了规模很大的追悼会,有数千名各族群众参加了吊唁和悼念活动。省、州党政军领导及各界著名人士都送来了挽幛、挽联、花圈等。中共甘肃塔委、省政府发来唁电，称颂“杨景华烈士是人民忠实的儿子！”
  杨景华烈士为党和藏族人民奉献了终身。他全心全意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将盖世弘扬，永载卓尼史册！
  二、老红军
  红军是党缔造的革命军队，是忠实于人民的子弟兵。红军都是钢铁汉，是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勇士。在那艰难困苦的峥蝶岁月里，红军不但粉碎了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5次反围剿的胜利，而且创造了人类革命史上最漫长、最辉煌壮丽的伟大长征，谱写了中国革命征程豪气磅礴的英雄篇章。下面记述5位曾在甘南工作、战斗过的老红军事迹。
  (一)冯有才金戈铁马战沙场
  冯有才(1914年10月〜)，曾用名冯鸿，男，汉族，1914年10月8日出生在陕西省耀县冯家桥村的一户雇农家庭，童年为地主放羊。1932年冬，参加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时期，冯有才历任班长、排长、少年先锋队长、少共连长、少共营长等职，期间他参加了红26军与红27军会合后的吴家寨子、马家坪、劳山、榆林桥战斗。同时参加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多次立功受奖，获得上级的表彰。中央红军到陕北落脚后，他到红军大学（抗大前身）骑兵科学习，半年后因敌进犯，又去参加抗敌战斗。毛主席、党中央驻瓦窑堡时，冯有才担任中央警卫连副连长、代理连长，为保卫毛至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站岗执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冯有才被编入干部队挺进抗日前线。在山西省王锣鼓山的战斗中，他带领一个营，猛冲猛打，浴血奋战，消灭日寇100多名，俘虏60余人，受到上级的嘉奖。在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中，他带领警3旅7团的指战员，边生产，边练兵，成绩显著,被评为“生产练兵模范”。他参加了延安留宋兵团英模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接见。
  解放战争时期，冯有才担任警3旅7团副团长时，为策应国民党地方部队邓宝珊部第11旅起义，他和警3旅参谋长张文舟带领4个连，在地下党的配合下，进入安边城支援11旅1团起义，并参加了歼灭敌11旅2团的宁梁条地区战斗，俘敌800余人，毙敌团长史钫城及部下100多人。在1984年的宁县梁坪镇阻击战中，他率领一个团击溃了敌3个军对西北野战军总部的进攻，当全团受到敌军轮番进攻的情况下，他沉着指挥，英勇拼杀，苦战5天5夜,打退敌人的无数次进攻，不但掩护了总部的安全转移，还缴获了几十匹战马和上百箱弹药，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电令嘉奖，并让他在洛川西北野战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介绍经验。在羊马河阻击战中，他率领7团英勇抗敌,灵活机动地消灭敌军，受到友部新4旅的赞扬，并赠给7团82迫击炮两门，电话机两部，各种子弹万余发。为配合陕北主力的行动，冯有才奉命率警7团与独1旅35团组成南进支队，破袭敌后方公路和扫清敌地方民团武装，在金盆湾歼敌5个中队，俘虏陕西第8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李侠及下属130余人。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进攻后，他率警7团（全国统一部队番号后编为11师32团）参加了瓦子街战役、壶梯山战役、西府战役、抚眉战役和兰州战役。在西府战役中，冯有才率团在良平镇打狙击战，成功地掩护了西北野战军的主力转移。野战军前委在土基召开扩大会议时，彭总表彰了警7团。特别在解放兰州的沈家岭战役中，他率领32团冲锋在前，英勇杀敌，数次与敌军展开肉搏战，拼死冲杀，终于攻陷了敌军阵地,把红旗插上了沈家岭，为解放兰州立下了功勋，受到4军首长的高度赞扬和嘉奖。
  全国解放后，冯有才在西北局党校学习3年多后，曾任甘肃武都军分区、天水军分区司令员。1958年6月，他奉命接受中央军委到甘南平叛的任务,在历时5个月的剿匪斗争中，正确地贯彻执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平叛方针，重视利用各种关系开展政治攻势，特别是利用宗教界上层人士开展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因此收到很好的效果，出色地完成了平叛剿匪任务。1961年底,冯有才从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返省后，先后在临洮、甘南、张掖军分区任司令员，1971年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1976年离休。他在甘南军分区工作期间，积极配合和支持州委、州政府开展各项工作，并率领广大民兵维护社会治安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明显成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冯有才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他把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无数次对敌作战中，他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冒着枪林弹雨，身先士卒，英勇歼敌。他指挥若定,屡战屡捷，多次负伤流血,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曾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级红军功勋荣誉章。冯有才出身贫寒，自小参加革命。他一生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无私奉献。他秉性耿直，作风正派;团结同志，为人谦和；关心群众疾苦，热爱军队和下级士兵。他廉洁奉公，生活艰朴；严格要求子女和亲朋，模范遵守党纪国法，全心全意地为军队建设和人民群众服务。是一位颇受甘肃军内和各族人民崇敬、爱戴的老红军、老共产党员。
  （二）为人民鞠躬尽瘁的老红军赵全
  赵全（1920〜1983年）,男，汉族，陕西省人。幼年丧父失母，是靠乞讨为生的孤儿。1934年在四川广元县被红四方面军收留，在31军新兵连当战士。1937年在八路军120师当战士，历任班长、排长等职。1946年在晋察冀野战医院三所当管理员。1947年在1野3军供给部任保管员。1948年10月入党。翌年，被评为军直一等英模。1952年8月，从部队转业到卓尼自治区（县）工作。先后担任县法院书记员、县粮站站长、卓尼县采购站站长、县人委执行所所长、县文化馆馆长等职。1968年4月任县革委会委员。1971年9月当选县委委员。1973年9月任县贫协副主席。1975年5月任县政协副主席。期间，曾出席省三届一次人代会和州八届一次人代会。1983年2月22日因病逝世，享年63岁。
  1.艰苦长征英勇杀敌
  赵全自1934年参加红军踏上革命征途后，渡过了19年的戎旅生涯。他曾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菜，啃树皮，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战斗，身负6次重伤，从头到脚留下8处伤痕。他先后荣立3次战功，受过3次奖励。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雁门关与日军作战中左腿中弹负伤，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亲自给他动手术取出了弹片，不久，伤很快好了。住院期间，赵全亲眼目睹了白求恩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精神，并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他经常对人说:“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白求恩同志，我就觉得力量大了，勇气足了"。1939年，在河北陈庄的一次战斗中，赵全用刺刀捅死一个向他扑来的鬼子，但他的胸部也负了重伤。部队转移时，把他等留在一位农民家里养伤,房东老大娘是地下党组织的妇女主任，对赵全十分关怀。在日寇搜查时，老大娘不顾个人安危，机智地掩护了他。过后使他深受感动，也进一步感受到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的血肉情谊。他决心养好伤病后回到部队，用实际行动来报答人民对他的救护之恩。1940年，组织上照顾他到晋察冀和平医院休养，但他不是舒舒服服地躺在病床上养病，而是带病坚持工作，帮助医护人员干杂务，受到伤病员和医院的好评及组织上的奖励。解放战争开始后，赵全因负过重伤，不能上前线去打击敌人，组织上分配他从事后勤工作。1946年他到晋察冀野战医院三所当管理员。1947年到1野3军供给部搞后勤工作。赵全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不谋私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勤奋工作。1950年被评为军直机关一等英模。
  2.艰苦朴素毫不利己
  1952年，赵全从部队转业到卓尼，从事地方工作。他始终保持和发扬老红军的那种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革命本色，毫不利己、专门利公的崇高品质及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为全县党员和干部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榜样。赵全生活俭朴，严于律己。他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更不贪图享受。他的住房陈设十分简陋，只有一张旧桌子、一条凳子和一张床。全部个人财产只有1台收音机和铺盖。睡的被褥是1949年部队上发的，一直用了10多年，补钉满片，破旧不堪，直到省上来人将其被褥收进展览馆后，他才做了一套新的。他的一套棉衣要穿七八年,很少见他缝制新衣。他常对人说：“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民。只要广大人民的家底厚了，我们的家底也就有了，个人搞那么多家底干啥?”平时，在机关食堂吃饭，他常吃粗粮、素菜，从不挑拣。生活困难时期，有一次，他看见坎事员要把一碗烧糊的米饭往污水桶里倒。他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便毅然将这碗焦米饭买来吃了。每逢下乡工作，赵全从不搞特殊，坚持和群众同吃、同住。群众看到他年龄大，身体又弱，还要坚持同大伙儿一起劳动，心里很过意不去，就做好一些的饭菜让他吃，但往往被他拒绝。有的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他家人口多，负担重。但他诙谐地回答说:“我家有7亿人口哩！”在几次调资加薪中，他都拒绝自己调级。他常说:"我们共产党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为的是人民，图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赵全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乱花一分钱,但对党、对国家、对集体、对同志、对群众却十分慷慨大方，舍得花钱。从1954年到1958年，他用省吃俭用的钱先后认购公债7000元，支援了国家建设。1959年，他给卓尼县业余剧团捐款1500元。自1959年至1962年的3年中，他将自己的3000元垫支维修了县委大礼堂，没有向国家报销。1965年,他向越南驻华大使馆捐赠1000元，表达了他的抗美援越的决心。1966年，赵全用自己的2300元包租一辆汽车，亲自带领县电影队，下乡巡迴放映50多天，使偏远山区的群众看上了电影。他用自己积攒起来的钱订购《甘肃农民报》、《甘南报》100多份，购买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近千册，送给农牧区群众。每次下乡，他还要自带些日常用药，送给有病的农牧民。不论走到哪里，赵全时刻牵挂的是生活有困难的人民群众,他关心群众比关心自己为重。他的心里总是装着人民大众。
  3.立志藏区奉献终身赵全是二等残废军人，又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关节炎、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体质极差。组织上多次想送他到内地休养，但他一一谢绝，坚持在卓尼高寒山区工作。他对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在担任县粮站站长时，他经常查看仓库，发现地上撒了粮食，就一粒一粒地去拣，从不浪费。担任县文化馆馆长后，他经常带领文化系统的同志深入农村牧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有一天晚上，赵全和放映员们在恰盖乡放完电影时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山洪泄发,河水爆涨。他发现堆在河边的几百根电杆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便立即带领县电影队的同志，奔赴河滩，跳进急流，把一根根电杆抬到高处，避免了国家财产的损失。1969年4月，为了架通县城至洮河南岸的广播线路，赵全不顾自己残疾多病的身体，冒雨参加拉线。他一边抢先拉着电线头乘木筏过河,把电线拖过几十米宽的河岸，一边鼓励大家:'‘加油干！”在激流的冲击下，眼看有掉进河里的危险,但他奋不顾身，紧紧拉住电线不放，手被勒开了一条口子，鲜血直流。但他还是忍着疼痛，攥紧电线头不放。在赵全的带动下，终于架通了广播线路，使洮河对岸的群众听到了广播。20世纪70年代，赵全的身体每况愈下，行动越来越困难了。但他还是闲不住，主动要求到距离县城较近的木耳大队蹲点，帮助队干部工作。1973年，他看到该大队第一生产队很困难，又缺乏劳力，就用自己的3000元人民币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和一台脱谷机，送给生产队。夏天，他又拿出30元钱，买了喷雾器和杀虫药，让群众及时扑灭了虫害。进入80年代，赵全的病越来越严重了，组织上只好送他到省、州医院去治疗休养。然而，他躺在病床上后，还时刻惦念着自己分管的工作和乡亲们的生产、生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3年2月22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毕生的红军老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干部赵全同志不幸逝世。党和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全县机关干部、工人、学生和农牧民群众，沉痛悼念这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老红军战士。赵全同志的不朽功绩和崇高品质，将永载卓尼史册，永远铭刻在甘南各族人民的心中。
  （三）郭如岳戎马一生闯南北
  郭如岳（1901〜1990年），男，汉族，临潭县新堡乡朱旗村人。1901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就读于甘肃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受临潭县伊斯兰教西道堂聘任，在回族小学任教。1927年弃教从戎，考入冯玉祥创办的西安军事政治学校，后被征编入伍,在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6师政治处当宣传员。蒋介石与冯玉祥联合后，郭被整编到师工兵队，继又被选入电器培训班。1928年蒋、冯分裂后，郭在西安冯部第14军特种兵旅教导团任工兵助教。14军投靠蒋介石后，赵博生、李青云、郭如岳3人发动倒戈，以野外演习为名，带领教导团奔赴汉中。途中因断粮和遭到民团、土匪的堵击受阻，又被14军派员招回。赵博生介绍郭、李2人赴山东投奔董振堂,在国民党第26路军军部当参谋。1931年春,26路军奉调到江西参加''围剿”红军。其时，蒋介石密令孙连仲逮捕26路军中的共产党嫌疑人。董振堂即令郭如岳写信和派人与红军取得联系，密商起义事宜。1931年12月14日，郭如岳带领学兵连掌握军部电台，紧随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3人，率部发动了宁都起义，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郭任5军团37师师长。1932年4月，他同董振堂、赵博生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郭在指挥红军攻打赣州、水口、浒湾的战役中，数次负伤住院。伤愈后，他先后担任闽赣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抚东军分区司令员、红军34师参谋长、红军第100团团长等职。在任抚东军分区司令员时，郭曾率部围歼进犯敌军，生擒敌旅长万钟山及其部下百余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长征后，郭留守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中央军区在宁都突围时,他因饥劳过度，伤病复发，昏厥后被敌俘虏。国民党政府以“危害国民罪”判处郭如岳有期徒刑15年。从此,他和党组织及革命队伍失去了联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郭如岳在南京按“政治犯"名义获释。他沿南浔铁路北行，靠乞讨度日。途中投靠到从徐州溃败到河南的国民党第60军，以化名郭天任的普通身份被编进军部“便衣轰城队”,在九江、长沙等地与日军周旋，开展地下抗日斗争。后“轰城队”因抗击日寇有功，被改编为“抗日别动军”，常在铁路沿线毁路炸桥，抗击日军。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别动军”改编为交通警察。郭利用赴南昌招募兵员之际，脱离军界，逃往上海，由流浪开始经商。1948年上海解放后，郭写信与陈毅市长取得联系，被分配到解放军2野9兵团，任教导团教育参谋。在历尽坎坷后，他又回到革命队伍。1950年10月，9兵团奉命赴朝作战，教导团留驻辽宁。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后，郭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慰问团。访问结束后，他便主动要求离开部队，解甲归田，复员回家乡临潭县朱旗村务农，参加农业生产。1981年郭如岳被选为临潭县第四届政协委员和甘南州第六届政协委员。1990年病逝，享年89岁。
  (四)赵云彪流落异乡干革命
  赵云彪(1916.5〜1988.6),曾用名乔加，男，汉族，云南省会泽县金钟乡人。1916年5月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云南后参加红军。195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7月退休。1988年6月在甘南州迭部县病逝。
  赵云彪参加红一方面军后，在红三军团6师彭绍辉师长的指挥下，继续长征北上。由于他作战勇敢，屡获胜利，很快担任了先锋排长。1935年5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省小金县达维会师后，赵云彪所在的部队编入红四方面军32军，他任先锋连代理连长。1935年12月在川西秋吉寺与国民党堵截部队的作战中，不幸负伤昏厥,苏醒后迷路掉队。红军走后，他茫然流落到迭部麻牙乡然尕沟崔古仓村，为杨土司修盖粮仓，后被该乡曹什坝村藏族老猎人收养为义子，从此在藏家山寨成家立业，苦渡生涯，遥盼红日。
  解放后，当赵云彪闻知是共产党得了天下，县上来的解放军是当年的红军时，兴奋得热泪盈眶，彻夜难眠。第二天，他便跑到区上, 主动向区工作组汇报了自己的艰辛经历，并要求参加革命工作，受到区工作组负责人的热情接待和鼓励。他奉命回到旺藏村后，便挨家逐户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发动藏族群众，走互助合作化道路，带头组织贫苦藏民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1956年他担任旺藏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在1958年的甘南藏区平叛反封建斗争中，赵云彪为剿匪解放军带路，当翻译,足迹遍及四川毛儿盖和迭部地区的山山水水。由于他熟悉地形，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能吃苦，会打仗,又善于做受蒙蔽群众和瓦解、争取参叛匪属的转化工作，给部队彻底清剿迭山地区的叛匪，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由此，他多次受到部队首长的嘉奖和表扬，并于1958年7月光荣入党。1962年剿匪部队撤离后，赵云彪被分配到迭部县法院工作。1963年调到麻牙乡政府做基层工作。1973年退休。曾任甘南州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1988年6月逝世，享年72岁。
  （五）李炳文枪林弹雨杀日寇
  李炳文（1916〜1986.11）,男，汉族，临潭县扁都乡红崖村人。191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11月在兰州病逝。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南后，为实施洮（州）岷（州）西（固）战役计划,派遣红32军12师从岷县马营仓出发，沿洮河西进而上，一举攻克国民党临潭县府新城，受到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年届20岁的李炳文踊跃报名参加红军，自此踏上了革命征途。1937年8月，李炳文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由刘伯承、徐向前师长率领，开赴晋东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著名的山西阳明堡夜袭敌飞机场的战斗中，李炳文与战友们组成小分队，在机关枪的掩护下，冲进日军飞机场，用手榴弹炸毁敌机24架，取得震惊中外的辉煌战果，使日军的空中运输线与战斗力一度陷于瘫痪，大长抗日军民的志气，重挫了日本空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此后，他随部队挺进大别山，发动当地民众，扩大抗日武装，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8年，他在抗日前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溃败，日军战线拉长，大量的土匪、汉奸武装骚扰地方，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李炳文所在部队，奉命歼灭一股在河北南宫、冀县一带，投靠日本残杀抗日干部群众的土匪恶霸武装“红枪会”。战斗打响后，李炳文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冲杀,毙伤了十几名敌人。他的双腿也被炸伤七八处，疼痛难止，血肉模糊。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将他从火线上背下来养伤，但没等痊愈，他又自告奋勇地报名奔赴前线，随部队转战于冀中平原，参加了无数次拆毁铁路、炸军车、挖地道、打伏击等消灭日军的游击战。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国民党先后发动了3次反共高潮，日本侵略军则以主要兵力进攻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武装，向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大扫荡。在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中，李炳文所在部队在河北省清河县一带被日军包围。当时担任连指导员的李炳文,率部浴血冲杀，突出重围，但无情的炸弹片又一次嵌入他的腰中和颈部，顿时昏厥过去。后经冀鲁根据地群众救护，伤口愈合后，他已是伤迹累累，被定为二等一级残疾军人。由此，组织上送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年后，被分配到胶东军区从事后勤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后，担任解放军营长的李炳文，率部跟随陈毅领导的华东野战军，迎击和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后，参加了解放济南的战役和淮海大决战。继而南渡长江后，他又经历了解放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战役战斗，充分沐浴了革命战争腥风血雨的洗礼，经历了无数次枪林弹雨的锤炼，为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
  解放后，李炳文先后奉命以军代表的身份接管胶东兵工厂和山东化工局制酸厂，担任领导职务。1956年，为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他调任甘肃省农具厂厂长，后任省物资局储运公司副主任。1979年离休。1986年嗑然长逝，卒年70岁。李炳文从青年时期参加革命，把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用鲜血浇灌了人民共和国的沃土。他戎马倥，屡经百战。他为人民建树的功绩，将功昭后人，永垂史册。李炳文在革命征途上奋斗了50年，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学习努力，工作勤勉，为人忠厚诚实，生活艰苦朴素。他毕生勤政爱民，廉洁奉公。为国家的复兴和建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无私无畏的老红军的形象。
  三、党员领导干部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50多年来，甘南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辉煌的成就，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外，是与成千上万名干部领导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分不开的。他们之中，有来自延安宝塔山下等革命老区的干部;有来自进军大西北的炮声响后，脱下戎装转业从政的军队干部;有来自为支援边疆建设，走出内地学校大门的青年学生;还有来自刚刚抛弃头人的牧鞭,毅然参加革命的“奴隶娃子”。正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精英们，汇集在甘南这块广袤净土上，多年来在党的旗帜下,把各族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服从革命需要，听组织调遣，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党叫干啥就干啥。在开辟藏区工作的艰难岁月里，他们不畏艰险,知难而进,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经常深入偏远村寨、牧区帐圈，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做出了无私的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风浪中，他们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谋求甘南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有的勤于奉献、任劳任怨、默默无闻的战斗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有的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埋头苦干在各条战线上；有的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大力培养青年干部，争取和团结民族宗教界人士,正确贯彻执行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和民族矛盾纠纷，而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地奋战工作，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又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断开拓进取，锐意创新，为推动甘南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尽心竭力，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们之中，有多少人把自己青春的年华奉献给了甘南草原，继而生根开花，银须白发。他们之中，有多少人曾一度蒙冤受屈，忍辱负重,但能顾全大局，对党无限忠诚,尽职尽责地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生活在这艰苦恶劣的环境条件里,终因积劳成疾，以身殉职，英年早逝。他们之中，有多少人毕生爱岗敬业，清廉简政，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以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和风采，维护了党的尊严和声望，在历史的丰碑上,树起了一个个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领导干部形象。他们虽死犹荣，重于泰山。他们无怨无悔，无愧一生，是后辈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楷模。下面我们从这些党的优秀儿女中，有代表性的选择了25位事迹突出的党员领导干部，写成传略。功勋载史，千古流芳。炳昭业绩，以飨世人。
  （一）赵子康勤政廉洁献终身
  赵子康（1918〜1975年），男，汉族，陕西省清涧县人,1918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5年参加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米脂县团区委书记、关中分区青救会主任、赤水县委组织部长、淳化县柳林区委书记、延安市委组织部长、县长等职。他在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斗争中，经常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地走乡串村，深入发动群众，做艰苦细致的农村革命斗争工作，锻炼培养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1947年，赵子康担任中共陕西支队的主要领导，在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围剿面前，他带领少部分同志留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他们机警地同敌军周旋,展开了麻雀战，不断偷袭敌人。在突围中，他多次保护战友,从火线上抢救伤员，经历了严酷斗争的洗礼和考验。
  1949年8月底兰州解放后，赵子康受党组织的派遣，来甘肃省工作。他历任中共洮沙县委书记、临夏县委书记、东乡县委书记。1952年调入甘南藏区工作，任中共甘南州（工）委副书记长达18年之久,1971年调至省劳改局工作，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1975年10月17日病逝，享年57岁。
  赵子康初到甘南时，正是党在民族地区开辟工作最艰难的阶段。1952年，中共甘南藏区工委成立后，虽然有两位书记，但徐国珍主管军队和剿匪工作，工委书记朱侠夫因体弱多病，不能常年坚持在高寒草原主持工作。因此，党的工作重担完全落在赵子康的肩上。面对甘南藏区严峻而复杂的局势，赵子康认真贯彻执行党在民族地区''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正确执行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他首先领导各族人民配合解放军，剿灭了甘南境內的全部股匪。其次在卓尼的西泥沟和临潭全县进行土改运动，同时，彻底禁除了甘南历史上遗留下来种、贩大烟的恶习，并在广大牧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政策，从而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农牧业生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 赵子康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将全州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畜牧业生产上来，提出：“千条万条，增加牲畜头数是第一条”，使甘南的畜牧业生产在短期内有了较大的恢复和进展。为了切实解决各族群众在生产中的一些实际困难，赵子康经常深入区、乡、村，访贫问苦，询问群众的冷暖,大搞调查研究，多方了解乡情、民情，切实解决问题。1955年，为解决卓尼北山和夏河美武乡之间的草山纠纷，赵子康带领工作组在扎尕梁住帐蓬3个多月，进行调解磋商。他克服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等种种困难，和牧民群众打成一片，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推心置腹的谈心活动，多方了解情况，与牧民情同手足，和当地群众结下了很深的情谊。赵子康在甘南的岁月里，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山乡村寨，牧区帐圈。他在废寝忘食的工作中，无所谓星期天和节假日。哪里艰苦,哪里工作难做，他就到哪里去。多年来，赵予康依靠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和平易近人的和蔼态度，赢得了甘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拥护与信赖。群众称赞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1958年底，赵子康从中央党校结束了两年的学习后回到甘南，时逢甘南刚刚结束了声势浩大的平叛反封建斗争，虽然此项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但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制约和影响，甘南的平叛反封建斗争发生了扩大化的失误，遗留下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1961年，西北地区首次民族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后，赵子康带领州委、州政府工作组，深入农牧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心竭力，力排众议，全面纠正“左”的失误。面对当时的困难,州委提出：“向困难作斗争，向错误作斗争，向敌人作斗争”的口号，在部分农牧区逐步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经济政策,很快使全州的农牧业生产恢复了元气。为克服困难，渡过困境,赵子康带头节衣缩食，克勤克俭。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与群众一道吃食堂，从不搞特殊化。他明确提出：对错误的东西必须弄清，必须坚决纠正。他主张对在扩大化中受牵连的人，坚决予以平反昭雪。对一些民族中上层人士进行适当的安排,让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62年，赵子康陪同副省长黄正清到玛曲视察。由于大跌进中“五风”的泛滥和危害，群众中抨击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现象很严重。赵予康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主动承担责任，对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向广大牧民表示歉意，并决心改正。为统一群众的思想认识，他先后到玛曲县的6个乡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给一些蒙冤受屈的民族宗教人士进行甄别平反。并及时满足信教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批准开放了几座寺院。这次玛曲之行，不但重新树立了党在广大牧民群众中的威望，而且为以后党在甘南藏区正确地开展民族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赵子康长期以来，始终贯彻“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他积极选拔培养民族干部和关怀民族中上层人士的健康成长，充分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放心大胆地使用一些民族统战对象。他还常常鼓励民族干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采取与人为善，诲人不倦的态度,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达到以理服人，吸取教训，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多年来，赵子康在甘南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使他们在党的各项工作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1966年“文革”开始后，甘南的党政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赵子康不顾面临的压力，先后将马青年、沙里士、杨复兴等领导同志送往省城保护起来，自己却被“造反派”诬蔑为甘南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等，非法夺了权，关进了牛棚。成天无休止地被批斗和挂重牌游街示众，残酷的肉体折磨使得他喘不过气来。再加上他的家境突变，没有人给他送好一些的饭莱。白天啃的是大灶上限量的玉米面饼子，晚上睡的是监狱式的牛棚。时间不长，使得他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显得更加骨瘦如柴，面容槁枯。他浑身的旧病也接连复发了，关节炎、气管炎，常常折磨得他坐卧不安，彻夜难眠。在被批斗中，他几次晕厥摔倒，鼻梁和几根肋骨也被不法分子打断，变弯的脊椎骨痛得直不起腰来。在精神和肉体上，赵子康遭受了甘南最重的、惨无人道的摧残和凌辱。面对如此种种的迫害暴行，赵子康铮铮铁骨，刚直不阿，他以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对那些巅倒黑白的诬蔑和攻击，常常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对涉及党性原则的重大问题，不论什么场合，他都毫不让步，据理力争；对非人道的批斗、痛打，他无所畏惧，咬牙坚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钢铁般的意志和大无畏精神。他虽然含冤负屈地被轮番批斗，但对党和革命事业却充满信心和希望，对党忠诚的信念坚如磐石。对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勇于承担责任，绝不推卸。在长达两年的管押、批斗中，周围有的领导同志因不堪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曾一度神情沮丧，万念俱灰,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赵子康发觉后，一方面劝慰他们吃饭，安心休息，注意保护好身体；另一方面给他们谆谆讲述1942年延安整风时，也有一些同志受到错误对待，以后得到平反的事例。鼓励他们在逆境中，要忍辱负重，坚贞不屈，磨炼意志，砥砺品格，要坚信党，看到光明的前途。他对几位受迫害的战友说:“我们不但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同时还要相信自己!”这样,及时地稳定了其他同志的情绪。有位当年曾和赵子康一起蹲牛棚的领导干部，回忆往事时，感慨万端地说:''人之不幸，莫大于心死。当时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赵子康同志及时的勉励，我不知要发生什么样的悲剧呢!"在''文革”中，赵予康被揪到各乡（镇）轮番批斗时，每到一处，当地群众就偷偷地探望他，给他送饭吃，进行宽慰，赋予了无限的同情和关怀。有些牧民激动地说:“党和政府是不亏好人的，人家说你是坏人,我们不相信！"这些话语，给了赵予康在逆境中战胜邪恶的强大勇气和力量，使他深信：党和人民是不会冤屈他的！
  赵子康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勤政廉洁的一生，忧国爱民的一生。他在甘南的18年里，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的得失。他曾先后奉陪了7位州委书记，而自己却一直在州委副书记的职位上，毫无怨言和牢骚，也从未向组织上提出过。他常年坚持在甘南，任劳任怨地工作，勤勤恳恳地做人民的老黄牛，而且蒙受了许多磨难和委屈，他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并将此寓化于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之中，体现在他从不搞特殊化，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他待同志和群众温柔、敦厚，和蔼可亲，不摆任何官架子。他有个习惯，闲时常到大街小巷、饭馆食堂，进行私察暗访，与平民百姓聊天，和行乞者交谈，了解社会各阶层群众的生活和疾苦，以此作为了解社会，体察民情的窗口。
  赵子康一生为人耿直，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两袖清风。他对不义之财，分文不拿，对来路不明财物，拒不接受。他在1963年的一次检查中，自我剖析说："我有多吃多占的现象，按规定每人每月买两条烟，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买四条。酥油和肉也比一般同志买得多一些；绸予和毛料我也买了一些，这些东西我都付了钱。处理1958年的没收财产时，我没有拿任何东西，只是同志们拿来了一架照像机，也没有用过，现在交给公家。”据许多五六十年代在甘南工作过的干部回忆:赵子康的一件老羊皮袄，是他从陕北带来的，从他进入甘南一直穿到离开合作，整整20年。1958年在拍卖没收物品时，赵子康坚决反对党员和领导干部从中捞油水。他公正无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并以身教重于言教的模范行为影响周围的干部，自己没有买一件物品。三年困难时期，他家里几乎没有吃过烙饼。几个孩子常去砍柴,拾煤渣，接济家中的生活，他从不沾国家的一点儿便宜。更为感人的是,1969年赵子康从甘南往兰州搬家时，组织上给他派了1辆大卡车,但他家只有几件破旧的家具，除行李、衣服和一些日常用品外，多半车装的全是些柴煤。这就是他近20年在甘南的全部所获。
  多年来，赵子康正是以这种勤政廉洁、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不屈不挠，敢于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浩然正气；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和艰苦拼搏的毅力；为人民鞠躬尽瘁，奉献毕生的精神，才赢得了甘南各族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忱爱戴与深切怀念。群众说“赵予康是一位把一切都献给了甘南草原的好书记!”“真正的老共产党员！” "党和人民杰出的民族工作者!”
  （二）香巴才仁正气贯春秋
  香巴才仁（1923〜1968年），原名李应芳，男，藏族，舟曲县立节乡人。1950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西固县（今舟曲）农会干事、占单乡副乡长、县农会副主任、联合区区长、县民政科副科长、县法院院长;舟曲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舟曲县县长、县委书记；中共甘南州委书记处书记；州农林处处长;甘南州州长。中共甘肃塔委第四届委员会候补委员等职。“文革”中，香巴才仁被打成"甘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一，屡遭批斗、殴打，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不幸于1968年3月15日失足落井罹难，卒年45岁。粉碎“四人帮”后，中共甘南州委拨乱反正，彻底平反冤假错案，他才得以昭雪平反，恢复了名誉。香巴才仁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身先士卒。解放初，在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建立健全基层人民政权，剿匪支前，减租减息和土改以及禁烟运动中，他始终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经常自背干粮，跋山涉水，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由于各项工作都搞得很出色，所以在短短的5年中，他由一般干部逐级上升担任了舟曲县县长职务。此后，他以较高的组织领导能力，领导全县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健康进行。大力兴修水利，推动了农业的长足发展。他亲自推广的花椒种植业，使许多农民收益匪浅。1956年，香巴才仁担任中共甘南州委书记处书记，他的职务高了，地位变了，但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赤诚之心，丝毫没有改变。他为了人民的利益，敢于坚持原则，表现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应有的胸怀和品质。1957年,全州掀起农业合作化和牧业互助合作的高潮。但在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却出现了脱离甘南实际的急躁冒进做法，他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大胆提出对甘南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慢一些比快一些好”的意见，对部分农牧区的发展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1958年在甘南平叛初期，香巴才仁在夏河阿木去乎协助军队开展工作。由于他认真贯彻执行“区别对待，分别处理”的政策，及时释放解脱了640名未参叛的群众和喇嘛,防止了该地平叛“扩大化”的蔓延，为党挽回了部分影响。从1958年至1963年上半年，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他受到不公正对待，被下放劳动改造，随即又被降职使用。但他走到哪里都以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在哪里搞出成绩，受到干部群众的好评。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他两次下乡到舟曲县博峪公社开展调查研究，因忘我工作又坚持不肯享受在生活上给予的照顾，故此两次连病带累地晕倒住院。
  香巴才仁艰苦朴素，严以律己，廉洁奉公，从不谋私。他的一件背心穿了十几年，补了8个补钉也不肯换新的。他当了甘南州长后，组织上配备的专车，除到外地开会、下乡外，在市郊他从来不用，更不许家里人和亲戚使用。他妻子在兰州长期患病住院，他宁肯借别人的钱，也不要家人到单位报销。但对有困难的乡亲，他却经常接济，一给就是五六十元，也从来不要别人归还。有一次在兰州开会时，香巴才仁遇到一位从玛曲县来兰州给孩子看病的贫苦牧民，由于语言不通，一时找不到医院。他知道后，亲自给联系医院，并用自己的小车送病人到住院部，使那位群众深受感动。
  1978年3月25日，州委、州政府在州府合作为蒙冤受屈达10年之久的香巴才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这位党的优秀领导干部，藏族人民的好儿子。缅怀他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老黄牛精神。
  （三）坦荡无私的王如东
  王如东（1923〜1994年），男，汉族，又名王福海，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城关乡人。1936年6月在宁夏豫旺县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区青年主任、陇东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解放大队政委、省警备3团副政委;正宁县县长、省委统战部政教处处长;甘南州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长、副州长;武威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金昌市筹委会主任、市委书记;甘肃省顾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93年离休。1994年9月24日病逝于兰州，享年72岁。
  王如东幼年家境贫寒,13岁就参加了红军。1936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豫旺县东南区委儿童书记。1937年在环县转为中共党员。在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里，他感受到革命大家庭般的温暖。当时首长和红军“大哥哥”们，除了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他外，在思想和学习文化上也极力帮助他，使他很快成长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小红军。1939年后，组织上两次送他到西北党校和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学习。由于他勤奋好学，天资聪颖，很快就脱了盲，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文化基础。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到镇原县任抗日青年救国会主任,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工作。从1945年10月起,他先后任镇原县委宣传部长、陇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这时，已值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爆发，党的宣传工作以发展和组织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为主，积极协助保卫边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附近的县城，作为主要的工作任务。在陇东工委和县委的领导下，王如东领导宣传部其他同志，积极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和动员工作，发展基本群众中的“堡垒户"，有力地掩护了党的地下活动。1949年8月，他任陇东解放大队政委。同年11月，任警备3团副政委。
  解放后，王如东任正宁县长。1951年11月，调任甘肃省委统战部政教处长。1952年他服从分配来到甘南藏区工作。从1952年至1958年8月，王如东先后担任中共甘南工委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长及甘南州副州长等职。他来甘南后，工作一贯积极认真，热情很高。他忠诚党的事业，热爱藏族人民。王如东生活俭仆，为人耿直，不搞特殊，从不谋私利。他来甘南时，正值甘南藏区临时工委刚刚成立，党的力量薄弱，工作环境和条件特殊而又复杂，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因此开辟工作难度较大,任务十分繁重。但他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牢记党的“慎重、稳进”方针，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统战政策等，遇到重大、棘手问题,都亲自到实地调查研究，合理解决。王如东不仅能和同志们打成一片，而且能团结争取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同他们民主协商，合作共事。他除了繁忙的日常工作外，还积极参与合作的市政建设，设计了市区道路、房屋布局及绿化等。
  从1958年至1963年，王如东曾蒙受冤屈，'‘两上、两下”,被停止工作3年之久。1963年2月，甄别平反后的王如东仍担任副州长兼州人委党组书记。此后，他更加重视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学习，注意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政治理论和政策水平。他考虑问题比较全面，处理事情也比较周到。他任劳任怨，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敢于拍板定事，敢于承担责任。他认真大胆，呕心沥血地忘我工作。1969年10月，王如东调任甘南阿一山铜矿革委会主任，主管工业生产。他深入工矿车间第一线，了解和指挥生产，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进行技术革新。他平易近人，经常与一般干部、群众促膝谈心，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在他主管生产的那段时间里，阿一山铜矿年年超额完成任务。从1975年9月至1981年6月，他又先后调任武威地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地区行署专员。1981年7月省上准备筹建金昌市，让富有组织领导能力的王如东担任金昌市筹委会主任和市委书记，在协调金昌市和金川公司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谋略高超，工作魄力大，又廉洁奉公，不谋私利，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王如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勤奋拼搏的一生。不论党指到哪里，他就干到哪里。不论是何种岗位,他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干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他胸襟坦荡，无私无畏，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敢于坚持真理,善于坚持党性原则。他团结同志，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他为甘南藏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一位老红军、老党员应有的贡献。他在甘南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心中，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不屈不挠、艰苦拼搏、开拓奋进的形象。
  （四）第一代东乡族领导干部汪佐清
  汪佐清（1932〜1980年），曾用名五白，男，东乡族，东乡县唐汪乡人。1932年5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农庭。1952年8月从西北民族学院毕业后参加工作。1952年9月任东乡县四甲区文书、区团委书记。195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12月任东乡县四甲区副区长；1956年4月任东乡县团委书记；1956年11月任临夏州团委副书记、书记；1962年2月任东乡县委副书记;1970年任广河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1971年调甘南州任革委会副主任、州委常委。1980年3月因枪走火不幸卒世，终年48岁。
  汪佐清是党经过多年教育和培养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东乡族领导干部。他参加工作近30年，一贯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粉碎“四人帮”后，他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解放思想，振奋精神，积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汪佐清来甘南后，长期负责领导全州的经济工作，为甘南的四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奉献。
  汪佐清能克服文化程度较低的困难，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1979年他经过在中央党校学习后，政治理论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思想更加解放。在全州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他结合甘南实际，对州、县干部职工多次作辅导报告，阐述自己解放思想的体会和见解,对甘南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汪佐清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原则性和事业性很强。对重大问题他都能及时向州委请示汇报，维护州委的集体领导,始终坚持原则，维护党内团结。他在领导工作实践中，能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对自己分管的工作能尽职尽责，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他的工作作风一贯雷厉风行，讲求实效，不尚空谈，不搞“花架子”。特别是他分管全州的工交工作以后，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和工区，进行调查研究，解决第一线存在的问题。汪佐清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为人耿直，性情豪爽，有话能讲在当面。他对同志开诚布公，热情大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对干部关怀备至，爱护体贴，因而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好评。他是党培养起来的，具有丰富农村经济工作经验的少数东乡族领导干部之一。
  （五）笃信马列的藏族领导干部金巴
  金巴（1937〜1993年），男，藏族，夏河县美武乡人。1937年10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1953年元月参加工作。195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1月在夏河县第四区任团干事；1951年元月在甘南州干校学习；1955年6月任夏河县团委干事；1955年7月调甘南州团委工作；1955年9月任碌曲县团委书记；1956年10月任碌曲县委副书记、副县长；1959年3月任碌曲双岔公社社长；1960年9月赴省委党校学习；1962年1月任碌曲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县委书记;1967年1月被造反派夺权，受到批判斗争。1970年9月任碌曲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1973年4月任州委副书记、州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5月任州委副书记、州革委会主任、州人民政府州长；1985年7月至1993年2月任州政协主席兼党组书记。1993年2月27日在合作因病逝世，享年55岁。
  按照藏传佛教的规俗，金巴自幼入寺当喇嘛。甘南解放后，他毅然脱离佛门，还俗参加了革命队伍，在夏河县四区任团干事。从此，他积极投身到甘南藏区的剿匪、禁烟、镇反、建政等斗争的洪流中，在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成长。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步走上领导岗位，为甘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在担任县级领导职务期间，积极、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的自学精神很强，有不懂的词句，就向别人请教。他对党在民族地区的方针、政策、决议贯彻很坚决，落实措施也得力。他工作积极、负责，原则性较强。他的组织观念很强，不论分配到哪里工作,从不向组织讲条件，或闹名誉地位。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长期以来始终坚持在基层第一线工作，忠心耿耿地为党奉献,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他吃苦耐劳，团结同志，下乡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并经常参加农牧业劳动，受到群众的好评。他大公无私，廉洁奉公，性情耿直，为人爽朗，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别人有错时毫不保留地提出来，自己有错能经常反省、检查。同时，他在实际工作中，还注意培养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和妇女干部，积极选拔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
  金巴自担任州委、州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以来，刻苦学习，积极工作，努力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他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对工作极其负责，看待问题肯动脑子，处理问题比较果断。在贯彻落实党在甘南农牧区的经济政策中，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结合甘南实际，提出自己的具体意见或办法。他作风正派，为人正直，从不搞歪门邪道，不搞特殊化。他毕生清廉从政，严于律己，不谋私利，生活艰苦朴素。在省委、省政府和州委的正确领导下，金巴在主持州政府工作的5年期间，率领州政府班子，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持“改革、开放”的原则，首先着重解决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其次在甘南农牧区放宽经济政策，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责任制，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使全州的农牧业生产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各项事业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轨道，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国民经济总产值逐年大幅度增长，全州的经济工作呈现出崭新的大好局面，并取得了明显成绩。金巴是在党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甘南第一代藏族领导干部之一。由于他一生勤政爱民，身体力行，无私无畏，忘我工作，终因积劳成疾，不幸中年早逝。他是党和藏族人民忠实的儿子。是党培养的藏族优秀共产党员之一。
  （六）冯永炳公安战线斗顽敌
  冯永炳（1913〜1973年），男，汉族，四川省间中县人。1913年出身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在间中县参加红四方面军。1935年在红30军236团任青年干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陕西渭南县二区任区委书记。1944年在崂山县任检查站站长。1945年在陕西延安县三十里铺任检查站站长。1947年任延河支队三大队队长、陕甘宁边区保卫部干事。1948年在河北党校土改团工作。1949年解放后在岷县专署公安处工作。1950年任卓尼公安局局长。1954年任甘南州公安处副处长。1955年7月任州公安处处长。1959年8月任中共甘南州委监委副书记。1973年在四川塔阆中县病逝, 享年60岁。
  冯永炳在担任甘南州公安处长期间，正逢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阶段。当时，由于甘南藏区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错综复杂，部分牧区的基层政权尚未建立，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大部分地区的宣传、贯彻还不够深入。因此,给剿匪、镇反中漏网的反革命分子，以继续潜藏的机会。冯永炳便率领全州公安战线的广大干警，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深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抓住线索，严密侦察，先后破获了数起影响极大的反革命案件。
  1956年6月，冯永炳率领州、县公安部门及时破获了利用封建迷信公开煽惑群众、阴谋组织暴乱的反革命组织“香灯会”,惩办了12名反革命主犯。同年7月侦破了杀害州委统战部长曹学彦和碌曲县委书记杜岐的反革命案件。1956年8月捕获了杀害原州人委民政处副处长白忠义和碌曲县委副书记李新民等5位干部的反革命分子。同年11月，又破获了以许吉辅为首的6名外来反革命集团案。截止1957年底，冯永炳带领州、县公安机关的广大干警，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战绩。全州共破荻反革命案件55起，打击惩办反革命分子和各类刑事犯罪分子638人，其中反革命分子118人。生擒潜藏已久的马良残匪漏网匪首马德福、马胜毅等6人。侦破反革命地下组织24个，共搜缴各类枪支816条，子弹93,890发，电台5部，各种反革命罪证1391件。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甘南藏区社会治安的相对稳定，出色地完成了甘南镇反、肃反的艰巨任务。但在参与1958年的平叛反封建斗争中，由于受当时“左”倾思潮的干扰和上级主管领导的支配与制约，他在指挥州、县公安机关实施捕人的问题上，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主要是未能正确地执行党的"区别对待"政策，打击面过宽，捕人太多，给部分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但他对维护甘南藏区社会稳定做出的奉献，是不可磨灭的。
  （七）开辟夏河藏区工作的老干部齐应凯
  齐应凯（1912〜1993年），原名齐新财，男，汉族，甘肃省庆阳县白豹村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庆阳县吴旗白豹中心区区长;延安行政学院大队长;庆阳县政府科长;陇东专署4科科长,陇东地委统战科长;甘肃省工委秘书、兰州军管会行政处长等职。1950年任中共夏河县工委副书记、书记。1955年调往兰州，先后在省委农工部、省交际处、省民委、省档案局、省房管局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1993年因病去逝，终年81岁。
  解放初，由于夏河藏区“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尚未废除，党的工作基础非常薄弱，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政治局势异常复杂,整个地区处于百废待举的局面。1950年春，省委为加强党对民族地区的工作,特选派具有一定政策水平的党员领导干部齐应凯到夏河藏区工作,担任县（工）委副书记。他为了适应新的藏区工作环境，首先认真学习和贯彻党在民族地区''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广泛建立统一战线。其次，团结民族上层进步人士黄祥、达吉等，广泛宣传政策，全面争取民族宗教界人士的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把生死置之度外，经常走访夏河拉卜楞寺教区的下属寺院和大小部落头人, 征询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和他们建立起真诚的友谊和感情，并客观、公正地处理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民间纠纷,解决部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之间的矛盾。同时向他们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解除思想疑虑，支持他们参政、议政。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对全县民族、宗教人士开展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转变，都能与党和政府积极配合,在夏河县很快建立了区、乡基层政权，并使一批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走上县、区、乡三级领导岗位。当时，他在实际工作中，深感全县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的奇缺，给党开辟藏区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因此，他积极向上级联系，很快在县内选送了一批藏族优秀青年，到西北革命大学兰州分校第三部和临夏分区干训班培训学习，这些学员回来后，都充实到区、乡基层政权机构中，成为干部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他在夏河任职的几年内，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迅速上升，达到全县干部总数的40%以上。
  1951年，全国掀起“抗美援朝”运动。齐应凯领导县（工）委一班人，号召全县各族人民以实际行动,掀起热爱祖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高潮，募资捐款，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很快在全县募捐了两架飞机,使各族人民受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1953年，他领导全县各族人民，开展镇反、肃反和“三反”、“五反”运动，并结合夏河县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征，着重恢复民族贸易，发展民族文教卫生事业和农牧区的经济振兴工作。并通过打击不法商贩，给群众发放救济贷款和实行物资救灾等措施,使夏河的民族贸易市场开始启步，日趋繁荣和稳定，各族人民的生活有了初步改善。1953年春,甘南开始了剿灭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齐应凯以老区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精神,动员全县人民，筹集了3304头驮牛，组成支前队随军进剿，协助解放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歼灭了国民党马良股匪。1954年,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运动，他又带领工作组深入产烟区，首先取得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的支持。其次，密切配合解放军和武装民兵，很快将夏河境内种植的鸦片一举铲除。
  1955年初，齐应凯因工作需要调至兰州。他在夏河工作的几年中，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争取和团结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建立健全区、乡党政机枸，为夏河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为党开辟夏河藏区的工作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他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能正确地把握党的各项政策尺度，在处理重大原则问题上，既能坚持原则，又顾全大局，敢于拍板定事和承担责任。在他主持县委工作的几年中，全县在民族、宗教、统战等工作方面，没有出现任何大的偏差。齐应凯生活俭朴，作风踏实，工作认真，吃苦耐劳。他待人诚恳、热情、和蔼，善于联系群众，团结同志，从不摆“官架子”，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干部群众的好评,都说:“有齐书记在，什么事情都办得公道、合理”。他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在藏族群众中树立了党的崇高威望。他是深受夏河县各族人民爱戴和拥护的好书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好朋友，党的优秀民族工作干部。
  （八）毕生追求光明与进步的杨复兴
  杨复兴（1929〜2000年）,男，藏族，又名班玛旺秀，甘肃省卓尼县人。1929年10月出生在世袭土司家庭,1937年（8岁）沿袭继任卓尼第二十代土司。1943年被国民党当局任命为洮岷路保安司令。1947年毕业于国民党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并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的炮声在天空震响时，杨复兴痛恨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深明大义，主动弃暗投明，于9月11日率部在岷县通电起义，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50年初，杨复兴宣布废除卓尼的土司制度。同年10月1日他任卓尼自治区行政委员会（属塔直辖县级）主任，并兼任卓尼民兵司令部司令员后，着手参与了撤销旧的管理机构，组建区、乡两级基层人民政权,剿灭国民党残匪和禁毒、铲烟等工作。从1953年起，历任甘南州副州长、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兼任卓尼县县长。是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大校军衔。195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春，甘南局部地方发生了反革命武装叛乱，杨复兴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叛区做了大量的思想宣传和政治争取工作，为迅速平息叛乱做出了积极奉献。1960年，他任省民委副主任。1963年当选为州委委员。1966年“文革”开始后，杨复兴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停职审查。从1969年12月至1973年2月，他在甘肃徽县红旗山“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3月任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期间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为恢复学院的正常教学秩序做出了努力。1981年任省人大副主任兼民族委员会主任。1983年后任省人大副主任并任党组成员。1993年任省人大咨询员。杨复兴曾是出席全国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甘南代表，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第一、二、三届人委会委员，省革命委员会委员。2000年1月1日因病治疗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杨复兴自1949年9月毅然参加革命工作后，就紧跟共产党，追求马列主义信仰，坚持自我改造，坚持世界观的转化，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他追求真理，矢志不渝；拥护党的领导，毫不动摇;他实事求是，言行一致，在思想上、政治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高尚品质。
  杨复兴一贯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藏族人民的忠实儿子。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能在工作实践中积极贯彻执行。
  杨复兴原本是民族上层人士,在全省的藏族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经常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威信，向广大藏族干部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大家自觉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积极维护社会安定，维护祖国统一，坚持与民族分裂主义作不懈的斗争。他特别重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不辞劳苦,经常深入农牧区视察民族教育工作,倡导捐资办学，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杨复兴在担任省人大领导职务期间，不顾病残身体，经常深入基层，就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视察和调查研究，了解民情，集中民意，并积极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特别是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一定的奉献。
  杨复兴一贯对工作谨慎负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求真务实，敬业精神很强。他始终坚持真理，顾全大局，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经常关心群众疾苦，善于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毕生谦虚自律，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廉洁奉公，从不谋私。他为人耿直敦厚，襟怀坦荡；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经常反躬自省，能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爱护并关心民族干部的成长。他严于律己，生活简朴,从不违纪枉法，对自己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保持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是由民族上层人士改造转化为共产党人的典型，是党培养的少数民族优秀领导干部之一。
  （九）甘南藏族第一代领导干部胡培珍
  胡培珍（1933〜1999年），男，藏族，曾用名仁青，甘肃省夏河县人。1933年4月出生在一个牧民家庭。1949年9月在临夏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50年2月于中共临夏地委干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夏河团县委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3月赴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52年4月先后在夏河县团委、州委宣传部工作。1956年8月任州人委副秘书长；1958年12月在州交通局工作；1962年3月任甘南州乳品厂副厂长兼党委书记；1975年先后任州社队企业管理局、手工业管理局局长；1983年7月任甘南州政府秘书长;1984年1月任副州长,1986年7月任州长;1993年3月离休,1999年7月病逝，享年66岁。
  胡培珍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负责部门的工作期间，能积极贯彻执行党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根据甘南藏区的实际，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及时地对全州的工业布局和生产进行合理调整，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他对抓地方工业的业务较熟悉，并能积极负责，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事业心很强。他在工作中任劳任怨，不怕困难,有魄力，有干劲,办事效率较高，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团结其他同志，共同搞好工作。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敢于抵制不正之风。他从不搞特殊化，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
  胡培珍自1986年担任州长以来，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拥护和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州人大和省政府的决议、指令，在参与确定全州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建设方针中，在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州政府各部门和各县人民政府实施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中，尽心竭力，励精图治,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履行州长职责期间，坚持原则，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团结同志；又善于广泛接触基层普通工人和农牧民，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谋利益，办实事，讲实效。他在州政府领导班子中坚持发扬民主，既有明确分工，又能协作配合，互相支持。在重大问题上，一贯坚持共同磋商，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使州政府领导班予成为一个团结坚强的领导集体。在工作中，他始终积极勤奋，在注重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同时，不放松当年工作任务的层层落实和督促检查。他每年都有两个月以上的时间，深入基层进行检查督促，调查研究，现场解决问题，胡培珍对经济工作较为熟悉和有经验，他对甘南经济的发展结枸、生产力布局以及经济工作的规律有较深的研究与认识。他能坚持不懈地学习，思想开放，观念较新，精力充沛，工作经验丰富，能力较强，工作扎实、稳妥，热心于改革。在发展生产力，振兴民族经济中，他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认真贯彻执行省委、省政府对甘南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发展战略。在甘南州委的领导下，在深刻认识州情的基础上，他把全州经济开发的主攻方向引导到牧业、林业和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民族工业上，形成了牧、林、工、农业生产互相依托，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全州先后制定和发布了《关于加快畜种改良工作步伐的意见》、《关于主要畜产品收购办法的规定》、《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几个问题的暂行规定》、《关于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规定》、《关于抓好贫困地区的工作,尽快解决温饱问题的意见》、《关于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办事效率的决定》等重要文件,逐步建立了具有较强自我发展能力和甘南特色的民族经济体系，从而进一步明确发展民族经济的指导思想，理顺了基本路子,减少了失误和盲目性，使全州的经济和各项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全州的工业、农业、乡镇企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及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等5项指标和平均增长速度，都高于全省同期的进度。工农业总产值在4年中增长了55.3%,年均增长11.6%。其中工业产值翻了一番，年均增长28.7%。财政收入达到2094万元，提前1年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全州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了5.9倍，年均增长61.8%；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1元,增长了73.2%。甘南衡量畜牧业生产和收益水平的“三率”，也有很大的提高。使全州的民族经济开始出现持续稳定增长的好势头，连续3年完成了同省上签订的经济责任书所规定的主要经济指标，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奖励，较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届州政府的各项工作任务。他为甘南民族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十)优秀的回族领导干部敏政
  敏政(1945〜1997年)，回族，临潭县人。1964年参加工作，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在临潭县文化馆工作；1966年4月在临潭县扁都公社、三岔公社当干事；1971年8月在临潭县红专学校任教师；1972年3月在县革委会政治部当干事；1975年7月任长川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78年2月先后任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1979年9月至1980年8月在中央民院干训部学习；1983年10月任临潭县委副书记、县长;1986年1月任甘南州副州长；1991年12月调任临夏州州长；1993年8月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1997年2月因病治疗无效在兰州逝世，时年52岁。
  敏政长期坚持在民族地区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在担任甘南州政府领导期间，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方针、政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宣传政策，动员群众，群策群力地发展农牧业生产。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不懈努力，受到各族干部、群众的好评。特别是他担任临夏州长后，经常深入东乡、积石山、临夏县等比较贫困的地区，亲临备耕、春耕生产第一线，进行检查指导，并协调解决了生产资料供应中的诸多问题。他实地考察和大面积推广运用地膜覆盖、小麦种植新技术。在州内资金、电力紧缺的情况下,积极协调金融部门筹集了不少资金，进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春秋季节，他还动员全州各族群众,大搞植树造林活动,绿化了不少荒山野岭。并大办乡镇企业，发展商品畜牧业，促进了临夏支柱产业的蓬勃发展，初步形成了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优势。为造福于临夏人民，他为南阳渠的兴建争取到大量资金。还为临夏州的扶贫开发,积极争取世行、联合国有关基金会的贷款及外援项目，做了大量工作,直到调离时大部分项目资金基本落实到位。
  敏政在担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之后，更是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领会党的民族统战理论和政策，踏踏实实地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每年都出色地完成了他分管的工作任务，曾几次受到省委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表扬，为推动全省统战工作的深入发展,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敏政是党在甘南藏区培养起来的回族优秀领导干部，他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奉献。
  （十一）著名藏族现代诗人万作良
  万作良（1934〜1996年），原名丹真贡布，男，藏族，甘肃塔夏河县九甲乡王府村人。1934年12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1949年9月参加工作后在西北革大三部（西北民族学院前身）学习。1952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2月在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搞翻译工作,1951年8月调西北民院翻译科任职；自1953年元月至1970年3月在西北民院任教。1963年8月获讲师职称。1970年4月在甘南州畜牧中学任教;1972年7月任甘南州歌舞团创作员；1979年1月任甘南州文教局副局长、文化局局长；1986年3月任甘南州人大科教文委会副主任；1988年6月任甘南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5年5月离休。1996年8月在兰州病逝，享年62岁。
  万作良毕生酷爱文学事业，热心诗歌创作，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有较大影响的藏族著名诗人之一。他在民族文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他的著作有汉文诗集《羚之街》（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和《溪流集》，共收集了100多首诗词作品。1956年4月，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次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1958年8月出席了中国作协甘肃分会代表会议，并担任理事；1980年8月参加了甘肃省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省文联副主席；1988年11月出席了中国文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全委会委员。他一生创作的诗词数量虽然不多，但每首诗歌散发着浓郁的民族乡土气息，颇具匠心，均为上乘佳作。他的诗歌吟读起来，意境深幻，寓义含蓄，哲理深奥，感情丰富，往往充溢着奇妙的形象思维和浪漫色彩，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并在广大藏区有一定影响的传世精品。
  万作良在任教期间，爱岗敬业，教学认真,深受学生们的欢迎。每年都能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多次受到学校的表彰。他担任州文化局的领导职务后，积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后，他认识明确，思想解放，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方面比较慎重稳妥。在实际工作中，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常常带病坚持工作。如在编辑《藏族民歌集》和创刊《格桑花》的过程中，广征博采，精心修改，付出了较大的心血。他在担任州人大副主任之后，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原则，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新路子、新方法，广泛倾听代表们的呼声，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事业献计献策，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万作良从一个翻身农奴的家庭走来，是党和人民用乳汁把他哺育成为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和诗人。他爱祖国，更爱人民。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竭力报效祖国，全心全意地为各族人民服务。他自幼勤奋好学，博闻强记；生活艰朴，清廉简政。他的求知欲强烈，自觉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学的传统和风格上成绩显著，有所创新，他的诗作深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担任领导之后，作风民主，公道正派，平易近人，待人诚恳。他被公认为藏族诗人但却从不自傲;他备受人们的敬重但却绝无骄矜。他胸怀坦荡，热情开朗；善解人意，谦和宽容；乐于助人,人格高尚。大凡读过他诗作的人们，往往被那平凡而宏达的风范和情操深深打动。由于他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中，长期呕心沥血地坚持从事诗歌创作，终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但甘南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一定贡献的著名藏族诗人。
  (十二)光焰不息马光前
  马光前(1932〜1985年)，男，回族，临潭县城关镇马家沟人。1944年7月在兰州西北中学上学，1950年7月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1952年3月，他抱着发展家乡教育事业的夙愿，弃学回乡从事教学工作。1952年4月参加工作,担任临潭二校校长;195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9月调任县文教科长;1965年9月任州人委办公室秘书；1969年12月在甘南州农机厂办公室任秘书;1978年4月任州委工交政治部科长;1979年3月任州文教局科长、副局长;1980年8月任临潭县副书记、县长；1983年9月任州委宣传部长；1985年因病在家逝世，存年53岁。
  马光前在临潭县担任副书记、县长期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刻。临潭县是全省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少数民族特困地区之一。当时，如果要落实社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政治上要担很大的风险和要有极大的勇气。作为一县之长的马光前，毫不畏惧，顶着种种流言蜚语，知难而进。他深入农村社、队,大搞调查研究，全力搞活农村经济政策，下决心在全县很快推广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连年取得农业生产的较好收成。使全县各族农民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并开始进行商品交易；有的出外打工，增加收入,提高和改善生活水平。尽管1981年和1982年全县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他和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积极进行生产自救，抗灾救灾，妥善安排灾民生活，稳定人心，尽快恢复农牧业生产，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在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中，马光前狠抓落实工作，特别是全县的农田水利建设，多方争取资金，争取上级扶持,共投资120多万元，增加有产灌溉面积67公顷。同时建成了新城、大川等8处人畜饮水工程，解决了18,000多人和23,000多头牲畜的饮水难问题，并架通了24.5公里的农电线路，修筑了县城西边的防洪河堤，受到全县各族人民的称赞。
  马光前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能坚持原则，团结同志,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他一贯作风正派，诚恳待人。除了处理日常工作外，他还经常挤出时间，深入社队，到各单位调查了解情况，就地解决实际问题。他对上访的群众，从不嫌麻烦，都是热情相待，诚心询问，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讲解党的政策，并亲自批阅和过问群众来信及落实结果。作为一名出身教师的领导干部,他对全县的教育事业特别关注和重视，特地筹集和争取专项经费，改善学校的教学条件和教师的生活环境。他一有空闲儿，就去学校看望教师和学生，鼓励老师们为发展临潭的文化教育事业多做贡献。就在他病逝的前几天，他还对前来看望的临潭县领导，反复叮咛到省上争取教育经费的事情。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是临潭的教育事业，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限忠诚和热爱地方教育的赤子之心。
  马光前毕生廉洁勤政，生活俭朴，严于律己，从不谋私。他为人谦虚和蔼，耿直热情。他是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回族优秀领导干部。他热爱党，热爱人民，无限忠诚于党的民族教育事业。他思想敏锐，胸怀坦荡。他像一支不息的蜡烛,照亮了周围的世界而燃尽了自己。他不熄的光焰，为党旗增添了一缕璀灿的明辉。
  （十三）无私奉献的藏族领导干部杨树德
  杨树德（1930〜1997年），男，藏族，卓尼县城关镇唐尕川村人。1930年2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9年2月在卓尼县柳林小学读书，毕业后到拉卜楞寺职业学校（畜牧班）学习。由于家境贫寒便回乡务农，两三年之后又去攻读岷县师范。全国解放前夕，他于1949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由于工作积极、热心，吃苦耐劳，又善于团结同志，因此在195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省委统战部、省民委工作。当时因甘南建政的需要，1953年6月，他服从组织分配回到自己的故乡，从事成立甘南藏区筹委会的工作。因他年轻肯干，又勤于学习，州领导分配他到州公安处任科长。1955年5月任州公安处副处长。1966年1月任州委党校第一副校长。“文革”中被下放到卓尼，先后任卓尼县中学校长、县直机关党委书记。1977年5月任州文教局副局长、局长。1983年7月任中共甘南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8年9月离休。
  杨树德在甘南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由一名藏族青年成长为优秀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经历了艰苦环境的锻炼和考验。50年代初，他积极参与甘南州的基层建政工作，特别是调到公安战线担任领导职务以后，他辛勤劳作，四处奔波,领导公安机关全体人员参加甘南藏区的禁烟、剿匪、肃反等重大政治运动，为维护甘南藏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做出了有益的政绩。粉碎“四人帮”后，他担任州文教局领导期间，狠抓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振兴，学习和吸收外地的办学经验,结合甘南实际，提出发展全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具体意见和措施，为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当地少数民族人才，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他在担任州纪委副书记期间，更加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无私无畏，秉公执纪，与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作坚持不懈的斗争，为端正甘南州的党风廉政建设和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杨树德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勤政廉洁，光明磊落。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谋取私利，是一位深受群众拥护的、廉洁奉公的藏族领导干部。
  1988年9月，他退居二线后还经常关心国家大事，看书看报,并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遵纪守法。由于他长期坚持在高寒山区夜以继日地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终因劳累成疾，不幸于1997年9月9日病逝，享年67岁。
  （十四）巾帼女贤雷尕曼
  雷尕曼（1932〜1988年），女，藏族，卓尼县柳林镇人。1932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2年7月参加工作。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妇联干事、县妇联主任、副县长、州妇联副主任、主任。是全国妇联第四届、五届执行委员；甘肃省政协七届委员会委员；中共甘南州委第五届、六届委员；甘南州人大八、九、十届常委会委员；州政协第五届、六届委员会委员。1988年6月25日，因意外交通事故在合作不幸罹难，终年56岁。
  雷尕曼自幼丧父,从小就承担家庭的主要劳务。1949年9月110，卓尼县和平解放。她看到街上走着身穿“列宁装”的年轻女干部时，心里十分羡慕。1952年秋,她串连了几个藏族姐妹勇敢地走进县委大院,请求参加工作。县委领导同意后，她们就参加了速成扫盲识字班。翌年，组织上派她们到夏河拉卜楞甘南干部学校妇女班学习，接受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3个月后，她们基本上掌握了识字课本，摘掉了“文盲”帽子。1954年春，雷尕曼被分配到卓尼县粮站当收购员。是年冬天，她被调往卓尼北山区负责妇女工作。她以朴实的作风，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肯干的态度，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赢得广大妇女的称赞和信赖。同时，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学习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是年6月，她被评为全县的甲等“学习模范”，受到县委的嘉奖。1955年3月，她被评为卓尼县妇女工作先进个人,参加了在夏河召开的首次全州妇女代表大会。1957年夏，她在完冒乡参加筹建全州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她以饱满而忘我的工作热情，泼辣、干练的作风，深入群众，调查了解，妥善处理实际问题，得到同志们的一致好评。1955年和1956年，她又先后两次到甘南州干校和省团校学习，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不断充实、提高执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水平，进一步增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1958年,她赴北京参加了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64年9月，雷尕曼调任甘南州妇联副主任。此后，她更加兢兢业业地做好全州妇女工作，一心扑在谋求妇女解放的事业上。"文革”初，由于极“左”路线的冲击，全州各级妇联处于瘫痪状态。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后来,经过州委和她与大家的努力，很快恢复建立了各级妇联组织，配齐了妇女专职干部，配备率达94%。在整顿妇联组织的工作中，1972年她在卓尼县车巴沟主持召开“全州妇女工作现场会”,交流推广车巴沟大办“政治夜校”的先进经验，充分发挥妇女在改变农牧业生产基本条件中“半边天”的作用，使车巴沟成为全州妇女工作的先进示范点。同时，她还组建有藏族妇女参加的乡文艺宣传队、篮球队等，既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又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扩大了社会影响。1973年春,她得知在临潭县长川乡个别地方还有妇女“缠足”现象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她把此情一方面通报省妇联，另一方面亲自带人到长川乡，深入群众，说服教育“缠足”妇女和她们的家庭，及时制止了这一封建陈规陋习的蔓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开拓进取，勤奋工作。她不顾年迈体弱，家务拖累重，常常下基层，了解广大妇女的疾苦和要求，关心妇女干部的生活与工作。哪里发现妇女工作搞的有特色，她就及时总结经验，撰写调查报告，抓典型，带一般,全面推广。在她的带领下，州妇联总结了妇女致富和家庭、婚姻及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多篇专题报告,在全州推广。她竭力开拓了甘南妇女工作的新局面。
  雷尕曼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始终把自己当成是一名人民的勤务员。她不论在哪里，都不搞特殊化，不脱离群众。下乡时，她吃、住在群众的家里。有时赴省上开会,也不坐小车乘班车。周围同志有困难时，她尽力帮助解决。州、县许多妇女干部都愿找她谈工作、谈心、谈困难。只要政策允许，她都竭力帮助解决。她常说:“妇联是妇女的，娘家，。妇联干部要做妇女的贴心人!”她为人诚恳、敦厚，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是一位深受各族妇女姐妹们拥戴的热心肠的“老大姐”！
  雷尕曼不仅热爱妇女工作，还是一位对少年儿童充满爱心的人。1981年，党中央发出：“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号召后，她不辞劳苦，奔走四方，联络社会各界人士，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少年儿童的茁壮成长办实事，办好事,奉献自己的爱心。在她的倡导下，州委、州政府成立了“甘南州托幼工作领导小组''，雷尕曼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她跑遍合作地区的大小单位,筹集资金，落实地址，建起了合作第二个托幼保育院。玛曲县在她的指导帮助下，也建立了一所比较正规的幼儿园。1985年7月，州妇联在玛曲县召开“全州托幼工作现场会”,有效地加快了全州托幼工作的发展步伐。到1988年底，全州7个县都相继组建了幼儿园（所）。女职工比较多的州乳品厂、农机厂、运输公司等单位也办起了幼儿园，使幼教工作形成了一定的网络。为使全州的幼教事业尽快步入正轨，她还亲自带领地、县和州直机关的部分保教人员，去兰州参观学习。她同大家一样，认真听课,记笔记，提问题,课余时间走访省上的先进幼儿园，学习经验。平常，州幼儿园和保育院几乎成了她的第二个工作场所，不论去省上开会，还是去各县下乡，她都要过问和检查幼教工作。
  1988年6月的一天，紧张的全州妇代会结束之余，她去州医院看望两位因病未参加完会议的代表。途中，不幸被一辆飞驰而行的违章汽车撞倒在地，她永远闭上了双眼……雷尕曼把毕生的拳拳爱心献给了甘南的妇幼事业。她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无私奉献精神;她直爽、大胆、泼辣的性格;她热情、和蔼、慈祥的音容;她踏实、肯干、朴实无华、雷厉风行的作风;她吃苦耐劳的爱岗敬业风范，永远铭刻在全州各族妇女的心中！
  （十五）忠实于党的农奴娃子万德卡
  万德卡（1935〜1989年），男，藏族，夏河县曲奥乡前光滩村人。1935年10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靠扛长工、打短工为生，解放后才脱离了饥寒交迫的苦海。1950年他到西北革大三部（西北民族学院前身）学习。1958年6月毕业后分配到夏河县美武乡工作，随即参加了甘南的平叛剿匪。作为一个刚出校门的藏族青年，他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跟随解放军转战奔波，追歼逃匪，打了多次胜仗。1959年他被组织上选派到西藏去工作，由于他在进藏后的剿匪战斗和民主改革中，工作积极认真,吃苦耐劳，荣立了三等功。是年12月，万德卡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9月，他又服从组织调遣，从西藏回到夏河县在中共德乌鲁市农工部工作。此后，他曾任共青团夏河县委副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他曾蒙冤受屈，被错误地批判斗争。但在大是大非和原则问题上，他敢于坚持真理，捍卫党性原则，并机智大胆地保护其他同志，受到广大干部的称赞。
  粉碎“四人帮”后，他先后担任夏河县委副书记、县长，期间他能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工作，积极认真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指导全县农牧业生产上，他经常深入调查研究，贯彻“以牧为主”的方针，使全县的工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在具体工作中，他总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工作。如在农牧区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他通过实地调查，实事求是地采取不同方式，分批分期地去搞，不搞一刀切。因而使全县的这项工作方向明确，步子稳妥，进展比较顺利。万德卡在日常工作中，善于听取群众意见，工作作风民主，凡有重大事项都要经过县委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做到互相通气，互相支持，共同贯彻执行。他善于团结县政府一班子人员，共同搞好工作。他尊重老同志，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从不谋私，从不搞个人特殊化，并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夏河县是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县，他特别注意维护各民族间的大团结，不论是在选拔干部和平时工作中，都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他秉性耿直，平易近人，从不摆“官架予”。因此，干部群众有事乐意找他去解决。他在全县干部群众中，身体力行地树立了较高的威望和良好影响。
  1983年10月，万德卡调任甘南州粮食局长后，在实践中边学边干，很快成为一名熟悉粮食业务的领导者。1985年，他又先后调任夏河县政协主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他扎扎实实地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认真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拨乱反正,认真落实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和干部政策,努力实现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方面的大转移，在振兴夏河的民族经济，推动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在担任县政协领导期间，能主动团结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与党内外人士广交朋友，并发动社会各界为建设美丽的历史民族文化古城而四处奔波，筹资捐款，尽心竭力地搞好县城建设。他在县人大工作期间，也是恪尽职守，努力工作,注重对“两院（法院、检察院）”、“一府（县政府）”加强监督，并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作用，广泛听取各族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督促和检查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办好人民交给的各件事情,赢得了各民族群众的赞誉。由于万德卡长期辛勤地忘我工作，终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89年4月17日猝然病逝，存年54岁。万德卡是一位把毕生献给了党和人民事业的优秀藏族领导干部。
  （十六）韩志华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韩志华（1921〜1996年），男，藏名智化坚措，藏族，甘肃省夏河县人。1952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夏河县文教科长、州文教卫生处副处长、州教育局副局长等职。1987年3月退休。1997年9月因病去逝，享年75岁。
  韩志华出身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2岁入学，先后在夏河小学、兰州师范学校、西宁湟川中学就读,获高中文凭。1944年8月，他在夏河国立拉卜楞职业学校任教。1946年1月到夏河省立师范学校当教员。1949年8月22日，解放军一野一兵团解放了临夏，兵临甘南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夏河拉卜楞。当时，黄正清率部撤离拉卜楞镇到阿木去乎一带，顿时全城大乱。原夏河参议长黄祥出面维持地方秩序，稳定人心。在夏河县召开的各族各界人士会议上，公推韩志华和苏国仁、阴景元3人为代表,去临夏晋见王震司令员，要求解放军派兵进驻夏河藏区。在临夏，韩志华等人受到王震司令员的亲切接见和热情款待。之后，又单独召见了韩志华，指示他先回到夏河，利用当教师的便利条件，串连和动员一批藏族有志青年到兰州学习，为解放后开辟甘南藏区工作挑选一批民族干部。
  临别时，王震司令员又令他携带一些宣传品，回夏河后张贴。韩返回后，立即秘密动员了9位愿意去兰州学习的藏族青年,并向他们讲述和传达王震司令员的意图，及甘南解放后所需人才的紧迫性。1949年9月上旬，韩一行10人，由从卓尼过来的解放军代表刘育华带领,从夏河步行抵达临夏，继而向兰州出发。到兰后，他们被安排在西北大厦食宿。9月18日，解放军副总司令兼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在司令部召见了韩志华带来的这批拉卜楞寺教区的藏族青年，同他们畅谈、交流藏区情况，并共进午餐，摄影留念。根据彭总的指示，张宗逊、甘泗淇（一野政治部主任）等，亲自组织这批藏族青年筹办“藏民问题研究班”,让他们集中精力学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民族宗教政策。学习讨论中，甘南学员们向其他学员详细介绍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风俗习惯，并进行广泛商讨。为使更多的藏族青年学习掌握革命理论，参加到革命行列，韩志华等人联名给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一野政治部，呈写了一封“建议书”，提出应尽快组织和吸收更多的藏族青年来兰州学习。不久，他们的建议被采纳了。于是，在一野联络部的主持下，由张宗逊任命组成以喜饶为组长的“西北革命大学藏区招生工作组”，韩志华是3人招生组中的一员。1949年10月18日，韩志华等人带着一野联络部的介绍信和西北革命大学藏区招生组的印鉴及700枚银元，从兰州出发，奉命前往甘、青藏区招生。他们风餐露宿，在已解放的县城进行党政组织宣传和动员，号召有志青年到兰州学习。经过4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途经18个县，他们共招收学员250余名，圆满完成了任务。
  1952年8月，韩志华被正式分配到夏河县文教科工作。1956年任县文教科长。为发展民族教育,他呼吁政府重视本民族教育，在夏河县增设藏文教学。在工作中，他经常深入基层，下乡了解各学校的情况和群众的呼声及要求，回县后认真办理，从不拖延。他严于律己，遵纪守法，事事带头苦干,敬业精神很强。他对工作极端负责，无论干什么，都能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1953年底，他同卓尼县副县长杨景华被选为甘南藏族自治区（州）的代表，参加了第三次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后，他俩立即分赴卓尼、夏河等地，向各族人民和驻军作报告，介绍志愿军在朝鲜英勇杀敌的光荣事迹。他还撰写了几篇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及观感，登在报纸上，详细向全州人民叙述朝鲜战争的情况,进一步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国际主义觉悟。1956年底，他任州文教卫生处副处长后，工作更加积极努力了。在他的协助下，州文教处在卓尼中学开办了初级师范学校，为卓尼、临潭、舟曲、迭部等县培训教师。1964年，他又组织选派7名数、理、化教师，到省教育学院进修。为解决全州教师严重不足的问题，他亲自下基层作调研,广泛征集人才，为许多学校聘请了一批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担任名誉校长或藏语文教师。对一时还配不上的学校，又吸收了一批思想较为进步的还俗僧人任教。1966年在“文革”中，韩志华逼迫停止工作。1978年底，他平反恢复工作后，被任命为州教育局副局长。从此，他更加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中。他经常深入各学校，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在基层解决。1980年，在他的倡导下，遵照省委《关于加强民族教育的问题和工作意见》，甘南州开始创办重点小学，实行助学金制和部分牧区开办督宿学校，在有的小学开设藏语文课。并向州外选送代培生，不断提高甘南的教学质量。他不顾年老体弱，多次赴兰州多方争取办学资金和器材，改善办学条件。为拓宽视野，改变观念，他还带领全州教育工作组赴青海、内蒙古等地考察，学习外地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教育的经验。
  1987年韩志华退休后，还时常关心甘南的民族教育和社会文化事业，参与许多振兴甘南经济文化的有益活动。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甘南的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十七）马负图黄河九曲献青春
  马负图（1915〜），男，汉族，甘肃省镇原县人。1915年8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4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是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2月前担任中共镇原县三岔区委书记。从1951年至1962年元月，曾任中共临潭县委、玛曲县委、洮江县委和碌曲县委书记。1962年至1983年任省畜牧厅畜牧处长、省物资局人事处长。1983年12月离休。
  1952年7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甘南藏区访问团的协助下，成立了中共欧拉工作委员会和欧拉行政工作组，马负图任书记和工作组长，于1953年3月进入海拔4000米左右的玛曲境内，开辟藏区工作。1953年6月中共玛曲县委正式成立,他任县委书记。期间，马负图在主持县委工作中，带领县委和县政府一班人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始终坚持“深入群众，宣传政策，了解情况，团结上层”的工作路线,严格遵循党的“慎重、稳进”工作方针，深入部落、帐圈，广泛发动藏族群众，积极开展免费医疗，供应民族生产、生活用品，发放救济款等工作。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生产”和“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稳步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并配合解放军剿灭国民党马良股匪；调处大量草山纠纷，安定了社会秩序;积极争取和团结民族宗教界人士;竭力帮助贫苦牧民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做了大量的艰辛工作,逐步打开了工作局面，使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事业在牧区得到落实和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玛曲县虽然遭受了1958年叛乱的破坏和“左”的做法冲击，再加上3年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马负图带领县委、县政府的广大干部，首先积极参加平叛斗争，及时安定了社会治安，捍卫和巩固了人民政权。其次，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克服困难，战胜自然灾害，认真贯彻落实党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努力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积极防治牲畜病害，开展群众性的防病治病活动，修筑公路，建立广播站，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在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为开辟和稳定甘南牧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把毕生最壮丽的年华献给了玛曲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深受藏族牧民的赞誉和好评。
  (十八)耿直无私的老党员陈中清
  陈中清(1924.3〜1999.3),男，汉族，曾用名陈景玉，河北省吴桥县上村乡马庄人。1924年3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中共党员。1999年3月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
  1948年7月，陈中清从西北大学毕业后就参加地下党的革命活动。在中共西安工委主要负责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担任西安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曾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此外，由于他数次利用特殊关系，为地下党和解放军提供了重要情报，对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较大贡献，受到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的通报嘉奖。1949年4月，党组织根据他在对敌斗争中的卓越表现，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西安解放后，陈中清担任中共西安市委研究室干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民族处干事。从1954年起，他担任汪锋同志的秘书10年之久。期间，协助汪锋做了大量的党务和民族工作，特别对西北地区的畜牧业改造、西藏的民主改革和青海、甘肃、宁夏的民族、宗教工作等,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参与和制定了许多解决重大问题的方针政策性文件，为中央和省委领导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起到了重要的参谋作用。
  1964年6月，陈中清任甘肃省民委办公室副主任。“文革”中，他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达5年之久，先后被下放到天水县齐寿公社、甘南州碌曲县玛艾公社红科大队劳动改造。期间，他和藏族群众打成一片，坚持同学习、同劳动、同吃、同住,在生活上不但学会了吃酥油、糌粑，而且学了不少藏语。他常和牧民群众一起，讨论研究如何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措施，深受藏族牧民的好评。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他被解放出来。于1973年10月受中共甘南州委的委托，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创办了甘南民族学校并担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为甘南培养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1977年8月，陈中清调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1982年任中共甘肃省委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书记;甘肃省政法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86年任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1989年3月任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94年4月离休。
  陈中清献身革命50余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党的民族工作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不愧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民族工作者。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落实省委的决策和决议，政治上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一生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为人正派，一身正气，无私无畏，和蔼可亲。他长期从事党的民族统战工作，博闻强记，具有较丰富的学识和实践经验。他对少数民族群众有深厚的感情，能广泛团结少数民族中上层人士，结交了大批各族各界的知心朋友。他顾全大局，服从党的调遣，始终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党和人民工作。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严格要求自己的亲朋和子女，遵纪守法，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在甘肃各族人民的心中，树立了一个无私奉献的优秀民族工作者和老干部、老共产党员形象。
  （十九）伏案耕耘的龚砚章
  龚砚章（1938〜1998年），男，汉族，甘肃省榆中县人。193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1年7月，从兰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甘南军分区“八•一”子弟小学（现合作二小）任教。1969年4月，调州革委会政治部教革组工作。1984年3月调州委秘书处工作，先后担任秘书科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1993年任州委宣传部长。1997年12月任副地级调研员。1998年3月因病去逝，享年60岁。
  龚砚章出身贫寒,幼年无钱求学。到1951年他13岁那年，才进了小学。他经常刻苦学习，秉烛夜读，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55年9月，他考进兰州市第一中学上初中，学习成绩一直优秀，道德品质也常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1956年4月，他加入了共青团。在兰州一中读书的3年时间里，他曾获“优秀共青团员”、“三好学生”的荣誉和奖励。1958年7月，他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被兰州一中保送到兰州师范学校读书。在兰师，他除了认真学习功课外,还热情帮助别人,关心班集体的工作。不久，被大家推选为班团支部书记。他尽自己的努力，热情为同学们服务，受到大家的称赞。学校给予他“优良生”、“四好生”、"抗旱标兵”、“优秀团员”等奖励。1961年7月，他来到甘南军分区"八・一”子弟小学任教。在教师岗位上，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精心为民族地区培育人才，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他在学校除了教学外，曾任校团支部宣传委员、校务委员、代理教导主任、共青团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三届委员会委员、校革委会主任等职。1969年4月他到州革委会政治部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搞教育行政工作后，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经常加班加点，出色地完成组织分配给他的任务。1972年9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69年至1984年的15年里，龚砚章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甘南的民族教育事业。
  龚砚章在州委秘书处和州委宣传部工作期间，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于律己，无私奉献,从不搞特殊化，也不以权谋私。他长期伏案写作,专心为领导和各种会议撰写材料。特别是他担任州委宣传部长以来，自我学习抓得很紧。除了积极参加中宣部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州委中心学习小组和州党校干部学习班外，他坚持每天自学理论，做笔记，写心得体会。对于上级的精神，他能结合甘南的实际,提出宣传工作的思路，围绕州委、州政府的中心工作，去进行全州的宣传工作，特别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研究力度。他一贯注重实效，工作雷厉风行，经常督促检查基层的宣传工作，并狠抓落实。从1993年至1994年，他对全州干部的理论学习，进行了3次检查，召开两次理论学习座谈会，从而促进和调动了全州党员干部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他的主持下，全州的宣传工作在大力宣传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同时，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大抓新闻报道，突出宣传甘南自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成就、远景规划和目标任务，使州委、州政府的重大决策能及时地变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实际行动。同时，他对《甘南报》的编辑工作，也进行重点指导，调整编委会，协调解决了印刷设备改造中的困难。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从1995年至1997年，全州共办通讯员培训班28期，培训通讯员620多人（次）。为加强全州的精神文明建设，他亲自草拟了《今后5年全州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设想》，主持制定《全州精神文明实施纲要》,并下发《关于在全州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通知》，这些都对推动甘南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繁荣全州的民族文化事业，龚砚章结合实际，大力提倡继承和发扬藏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协调和促成州藏戏团出国演出，宣传甘南藏区的民族文化，为向外宣传甘南，介绍甘南，争得良好的声誉做了许多工作。在送文化下乡活动中，在他的组织和支持下，1996年州、县6个文艺团体到7个县、50多个乡（镇）、300多个行政村演出，受到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欢迎和赞扬。
  龚砚章在甘南工作的37年中，两次放弃调回兰州工作的机会。他一心扑在党的教育事业和党务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是辛勤工作，廉洁简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作风正派，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原则性很强。他以崇高的思想境界用笔墨耕耘在甘南这方净土上，为党、为人民尽职尽责，死而无憾。他默默无闻、勤于奉献的精神将永远鼓舞草原上的人们，为创造甘南美好的明天而开拓奋进。
  （二十）夏尚忠丹心耿耿求解放
  夏尚忠（1913〜1968年），又名夏九娃，男，汉族，甘肃省渭源县人。1913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随父母在地主家扛长工,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苦难的岁月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也造就了嫉恶如仇、敢于反抗和抱打不平的刚强性格。他曾参加过“红帮”,结拜了哥老会“八大弟兄”，并组织武装力量，歃血盟誓，暗中购买枪支弹药，秘密串连贫苦农民，进行打富济贫和抗粮、抗捐斗争。此后他感到这些都难以实现解救劳苦大众的宿愿，决定退出“红帮”。他在黑暗中探求光明，寻找穷人的解放之路。
  1943年元月，当马福善、王仲甲等领导的甘南农民起义，在临洮边家湾打响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第一枪后，夏尚忠毫不犹豫地响应王仲甲“官逼民反”的号召，当即组织渭源县十几个村庄的近千名贫苦农民，加入到震撼国民党军政当局的农民起义洪流中。他领导起义暴动的农民，打击罪恶昭彰的恶霸地主，开仓分粮，赈济灾民，为民除害，与国民党军队英勇战斗。王仲甲任命他为义军第二路团长、副旅长等职。之后，在国民党大军压境，杀气腾腾地对农民义军进行血腥镇压面前，他们毫不畏惧，英勇抗击，顽强作战，终因寡不敌众等原因，于1943年8月，这场自发的甘南农民起义告以失败。国民党反动政府四处悬赏捉拿他和义军领袖等骨干。为了保存义军势力，夏尚忠服从“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斗争”的决定，开展秘密活动。他常常夜袭土豪劣绅和国民党保安部队，夺取枪支弹药及粮食辎重，扩充队伍，建立秘密活动的"窝予”（堡垒户）。3年中，他领导的这支农民武装活跃在陇西、渭源一带，给国民党军政当局和恶霸地主们，造成了很大的恐惧和威胁。同时，夏尚忠等人强烈渴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便派遣毛得功到陕北寻找党中央。
  1946年底，党中央和甘肃工委派牙含章、高健君到陇渭地区，以甘南农民起义的骨干为核心,建立地下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创建了党领导下的甘肃南部地区的第一支陇右游击队。1947年2月的一天，杨友柏等人领着高健君和牙含章，找到了夏尚忠。他对高、牙2人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和激动,便向高、牙两人讲述了起义失败后，寻找共产党的愿望和曲折经历，表示愿意跟共产党干革命，打天下。高、牙两人经过调查了解,认为夏尚忠出身贫苦，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斗志顽强，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恶霸地主有刻骨仇恨。几年来，他坚持农民自发的地下武装革命，对陇渭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由高、牙2人介绍，夏尚忠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夏尚忠由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名党领导下的武装游击队领导人。他对革命更加坚定，更加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在甘工委的领导下，陇右工委积极发展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夏尚忠亲自介绍了一批义军骨干加入游击队和共产党，并建立了渭源县第一个地下党支部，他担任支部书记和中共陇右工委委员。1947年元月，夏尚忠派人将甘南农民起义的藏族领袖肋巴佛，从临夏和政县秘密接到渭源，与陇右工委委员高健君、牙含章等人会面。不久，肋巴佛也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夏尚忠在积极发展地下党和壮大游击队的同时，带领游击队员主动出击，机智勇敢地铲除了一些土豪恶霸，营救了几位地下党的交通员和游击队员等革命者。
  1949年6月，正当全省人民迎接解放之际，原甘南农民起义领袖王仲甲，因叛徒出卖而被岷县国民党政府逮捕。夏尚忠立即组织陇右游击队进行劫狱营救，但因王仲甲早被秘密押往兰州而遭扑空。他为没有救出他所崇敬的、杰出的农民领袖王仲甲而痛心疾首，悲戚万分。于是，他化悲痛为力量,更加英勇地开展对敌斗争。打土豪，除恶霸，惩处叛徒，袭击国民党保安队，扩充壮大陇右游击队力量。1949年8月，陇右游击队公开宣告成立，夏尚忠任第三副司令员。陇右工委通过各种方式，对渭源县的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政治争取工作，为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经过夏尚忠对县自卫队王兰坡的多次工作，该自卫队于1949年8月14日宣布起义。渭源县实现了和平解放。
  解放后，夏尚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走上新的工作岗位。1949年10月，他被调到临夏军分区担任独立营教导员。当时，临夏地区国民党残余匪特活动猖獗。他率领剿匪小分队，顽强地和匪徒激战，端掉了一个个顽匪踞点。1950年底，夏尚忠被调到临潭县任武装部长。他又带领民兵分队到冶力关等地开辟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剿匪任务。同时，他还领导工作组下基层，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12月，组织上派他到省军区干校学习。1953年他被调往兰州运输公司人事股当负责人。1961年10月，他又调到甘南州运输公司任合作汽车站站长。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不为名，不为利，勤勤恳恳地为旅客服务。每天早晨,他都停立在车站门口迎送旅客。下午,便对每辆客车进行认真检查和维修，以保证第二天的行车安全。自从他担任站长以来，对工作尽职尽责。所以，客车队从没出过大的事故。夏尚忠还时常关心国内外大事。1964年，当他从报纸上看到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惨无人道地屠杀无辜人民时，非常同情和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他们的反侵略斗争。他把自己几年来仅有的400元存款，无记名寄往越南，当越南政府通过中国大使馆进行多方了解后，才知道是甘南运输公司的夏尚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夏尚忠突遭厄运，祸从天降。有人诬陷他为“惯匪”,昔日饱经苦难，从枪林弹雨中爬过来的共产党员，此刻身陷囹圄。面对铁窗星天，他思绪万千，殷盼旭日。他在遭受了无数次残酷批斗和非人的折磨后，不幸于1968年5月22日含冤去逝，存年55岁。
  1978年6月，中共甘南州委对夏尚忠同志进行了平反昭雪。州运输公司召开追悼大会，有许多人怀着悲哀的心情，沉痛悼念这位为革命奉献了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老站长、老游击队员。1986年7月25日，牙含章和陈致中（陇右工委书记）在《中共陇右工委领导下的渭源地下斗争》一书序言中写道:“夏尚忠在渭源建立地下党，建立游击队，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是不能埋没的。”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给了甘南各族人民。他的英名将昭彰千秋，永垂史册。
  （二十一）把终生献给草原的黄建业
  黄建业（1924〜1986年），藏名旦曾加措，男，夏河县拉卜楞镇上塔哇人。1949年9月参加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夏河县财政科长、四区副区长；中共玛曲县委副书记、书记；州畜牧局局长、州财贸办副主任、州政协副主席、州人大副主任等职。
  1924年,黄建业出身在夏河拉卜楞上塔哇的一个小商家庭。少年时就读于拉卜楞藏校和国立畜牧班。毕业后在家做小生意。1949年9月，西北革命大学到甘南藏区招收少数民族学员时，他应选入招，成为革大三部第一期学员。在学校他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有关民族政策。毕业后他以高昂的工作热情，回到夏河藏区，积极参加基层政权的创建工作。他深入农牧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同时在实践中提高了工作能力。1956年初，玛曲还未正式建立县委。党为尽快打开玛曲的工作局面，州（工）委选派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藏族青年干部黄建业，赴玛曲参加筹备建县的任务。1956年6月1日，中共玛曲县委正式成立，黄建业任县委副书记,是全州最年轻的少数民族县委副书记。当时,玛曲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他深知自己肩负着的重任，克服重重困难，常常骑马或步行，深入帐圈，开展免费医疗，向群众供应民族生活用品，为贫苦牧民发放救济款等，广泛接触群众，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带领广大干部与牧民同甘共苦，逐步建立了基层党的组织，使玛曲县的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规。他努力团结教育各部落头人，如仲克杰、安久等，公平合理地调处了十多起草山边界纠纷，稳定了牧区的社会治安，促进了民族内部的团结。1958年春，正当全县广泛宣传牧业社会主义改造时,玛曲一些地方发生了武装叛乱。他兼任县式工队长，怀着沉重的心情,率领武工队员，冒着生命危险，骑马奔赴玛曲草原的各帐圈与叛乱区，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一次武工队在甘、青交界的克生托洛草地进行工作时，突然被叛匪包围。武工队员们在他的指挥下，与匪徒激战了三昼夜，直到救援部队赶来时才转危为安。这次他为没能争取到裹胁群众而倍感痛心。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他明知有很多做法不符合玛曲的实际，但在全国、全省形势的影响冲击下，又无法辨清或抵制。他承受了巨大的思想压力。1962年1月12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7000人的扩大会议，他同州委副书记赵子康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他聆听了中央领导对调整国民经济的报告，心里非常激动。回来后，在他的领导下，全县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迅速纠正“左”的做法，并开始落实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遗留问题，积极调整畜牧业生产体制，放宽牧区经济政策，扩大自留畜，实行“三自、一包”,让牧民群众休养生息，从而调动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牧民们的生产热情,很快扭转了困难局面。
  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被诬陷为“走资派”而被揪斗，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始终坚信党，坚信人民群众，毫无怨言，直到1975年甄别后才调到州畜牧局工作。粉碎“四人帮”后，黄建业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积极贯彻执行。黄建业是全州藏族干部中，参加工作和入党最早的老干部之一。但他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能顾全大局，不谋私利，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廉洁从政，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深受各族干部、群众的信赖和钦佩。他离休后继续保持革命晚节，严格要求自己，为满正党风作出了表帅。黄建业1986年5月7日因病在合作逝世，终年62岁。
  黄建业在36年的工作历程中，忠于党，忠于人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加强民族团结，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促进各项民族事业的蓬勃发展，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十二)农村工作的榜样秦维荣
  秦维荣(1932〜1993年)，男，藏族，卓尼县新堡乡阳坡村人。1932年6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初中文化程度。1950年1月在垠县参加工作。1950年3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5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4月在会川县中寨区团委工作。1952年5月在中央团校学习。1953年10月任卓尼县团委副书记。1956年9月任州委农工部副部长。1958年9月赴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1959年10月在甘南铜矿筹建处工作，先后任副主任、党委副书记。1961年11月任卓尼县委副书记。1970年11月任迭部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1976年5月任州农林局长。1983年1月任州委农工部长。1989年任调研员。1992年退休。1993年11月病逝，享年61岁。
  秦维荣刚参加工作就投身到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工作积极认真,能深入农村基层，密切联系群众，正确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和土改政策，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特别在“镇反”和“剿匪斗争”中，他竭力配合解放军，寻歼土匪，镇压反革命分予，取得了突出成绩。由于他表现勇敢，受到团县委的表扬，发出了''向青年团员秦维荣学习”的号召。平时，他针对自己文化底子薄的缺欠，对政治理论和文化学习抓得很紧，经常做笔记，写心得,有不懂的地方就向别人请教，受到了团组织领导的赞扬。
  1956年秦维荣担任州委农工部副部长后，更是积极努力地工作。他经常跋山涉水，不辞劳苦，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他关心群众疾苦，遇事同群众商量，按照党的政策处理解决了许多农村的重大问题，深受广大农民的赞扬。就是在“文革"那样的年代里，他排除重重困难，始终不忘狠抓与农民群众利益休戚相关的农村工作。他带领县农业水利人员，在迭部县麻牙乡蹲点，多次爬山越岭，勘察设计了1座电站和1条高山水渠。在红军当年长征经过的九龙峡悬崖绝壁工地上，他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苦战3年,凿通了1条长达1500多米长的峰腰水渠，创造了 “人造银河”的奇迹，开垦和灌溉水浇地54公顷，并从附近的贫穷边远山寨迁徒安置村民20多户，50余人，建成了九龙峡新居。如今这里粮丰林茂，人畜兴旺，瓜果飘香，是一个风景秀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秦维荣向来工作大胆而泼辣，作风扎实而雷厉风行，处理问题坚决而果断。他主持州农工部和州农林局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县、乡和基层林场,从事调查研究，同群众打成一片。对看准了的问题能一抓到底，抓出成效。如在全州农业区推广施用化学剂防除野燕麦的新技术等，使粮食产量明显上升。他性情豪爽，为人耿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对工作中一时犯了错误的同志，能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帮助改正。他是个党性原则很强的领导干部，不但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而且又善于团结同志，体谅别人的苦衷。他能严于律己，仁厚待人，竭力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共同搞好工作，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戴。
  秦维荣从一个普通的藏族农村青年，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农村工作者，走过了曲折坎坷的道路。他毕生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服从组织调遣，把全部身心扑到党的农村工作上去,做出了有益的成绩。他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严格要求予女，从不谋取私利。他是党培养的第一代藏族农村领导干部的榜样。
  （二十三）为草原无私奉献的庞俊茂
  庞俊茂（1927〜2001年），男，汉族，河南省博爱县人。1927年2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初中文化程度。1945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解放军战士、连队文书、文化干事、副指导员、指导员、营教导员1958年7月转业，任甘肃省物资局人事处副处长；1962年12月任夏河县委书记处书记、县委副书记；1973年任夏河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1976年1月任州民政局长；1978年1月任州委秘书长、州委常委兼州党校校长;1980年7月任州委组织部长；1982年2月任州委副书记；1983年7月任州人大副主任。1988年6月离休。2001年4月病逝，享年74岁。
  庞俊茂自参军后就献身到伟大的解放战争。他平时认真、细致地做部队的文化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战时又端起枪，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在枪林弹雨中多处负伤，为人民立下了屡屡战功。曾获“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解放大西北纪念章”、“人民功臣勋章”等8枚纪念奖章。这样，他很快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部队出色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多次受到部队首长的嘉奖。
  庞俊茂脱下戎装到甘南草原工作后，在担任夏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期间，经常深入农牧区，注重调查研究，了解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抓住中心，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地分类指导，取得了明显的政绩。他还积极参与制定全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并加以认真贯彻落实，受到各族干部群众的赞誉，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他在主持州民政局的工作中，特别关注和重视牧区的救济赈灾，关心牧民疾苦，哪里有灾,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时常深入救灾第一线，慰问受灾群众，鼓励和组织农牧民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他在担任州委组织部长期间，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任人唯贤”干部路线和政策，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的培养，使州委选拔任用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为推动甘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组织保证。他在担任州委和州人大的领导职务后，更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顾全大局，转变观念,认真贯彻实施州委的各项决议，为繁荣和发展甘南的社会主义经济与文教卫生事业，为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睦，为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而呕心沥血，任劳任怨，勤奋工作，做出了明显的政绩。
  庞俊茂参加革命工作50余年如一日，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热爱各族人民,认真贯彻落实党在民族地区的各项方针政策。他勤于学习，勇于探索，具有较高的工作能力和领导素养。他对工作极端负责，求真务实，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为人诚恳，谦虚温和；团结同志，热爱集体;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他离休后，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甘南的“两个文明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他是一位从人民解放军这座革命大熔炉中锤炼出来，而又在甘南草原上奋斗毕生的优秀领导干部。他在甘南各族人民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个奉献不止的、党的优秀民族工作者形象。
  （二十四）秉公办案的藏族法官胡培棠
  胡培棠（1921〜1984年），又名才保嘉，男，藏族，夏河县拉卜楞镇人。1921年元月出生在一个藏族贫民家庭。1949年9月参加工作。195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3月于兰州西北革大一部毕业后在夏河简师任事务员。1950年8月任夏河县文教科长；1954年任夏河县财政科长；1956年任甘南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1959年3月任州民政处处长、夏河县博拉公社党委书记；1964年任州工交处长。1972年任卓尼县医药公司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5月任州宗教局局长。1983年离休。1984年7月病逝，享年63岁。
  胡培棠在解放初分管夏河县的文教、财政和民政工作中，能服从组织分配，经常深入牧区帐圈，大搞调查研究，宣传政策，了解社情和民情,及时解决牧区办学和发展生产中的困难。他关心广大牧民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灾后畜牧业生产中的诸多问题，积极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生产，提高和改善生活水平。并协同有关部门调处了不少草山和民事纠纷，受到县委和广大群众的好评。他在担任州法院院长期间，正是甘南进行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时期，当时甘南的社会政治情况复杂，案件繁多，工作量极大,办案力量薄弱。特别是在党内“五风” 泛滥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秉公断案，既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又力所能及地使不少人免除了蒙受的冤屈，深受各族群众的拥护和好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胡培棠主持州宗教局的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把握宗教工作的大方向，认真平反昭雪宗教界人士中的冤假错案，积极恢复和开放部分寺院、庙堂，初步满足了信教群众的需求，使全州的宗教工作逐步迈向健康、和顺的轨道。
  胡培棠是党培养的第一代藏族法官和优秀的宗教工作者。他学习刻苦，工作勤奋，原则性很强，作风正派，始终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他时常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他殳场坚定，爱憎分明，毕生严于律己，无私奉献，严格要求亲朋和子女，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留下了一个廉洁奉公、秉公执法的人民法官印象。（二十五）忠诚于藏族人民的黄培德
  黄培德（1917〜1984年），又名达尕，男，藏族，夏河县城关镇熔哇村人。1917年11月出生在一个贫民家庭。1949年9月参加工作。195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受解放军一野联络部首长的派遣,赴甘南、临夏、青海等地为革大三部招生。1950年9月任夏河县副县长；1951年11月任西北民族学院干训班主任、教育处副处长、处长；1970年6月在碌曲县红专学校任教；1975年5月任夏河县政协副主席。1982年离休。1984年7月病逝，享年67岁。
  黄培德自参加工作后，就长期从事党的教育工作。他在主持西北民院教育处工作期间，经常坚持学习政治理论，学习党办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中，能结合实际，发扬民主，及时研究部署措施，定期督促检查，狠抓落实。为发展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等，培养了大量有用的人才。长期以来，他无限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工作认真，踏实肯干，任劳任怨，默默奉献。他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尽心竭力地做出了有益成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培德积极拥护和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照“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统战方针，广泛团结民族宗教界人士,共商建设大计,在全县政协和民族统战工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政绩。离休后，他经常关心全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时常咨询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生活生产情况，表现了一个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
  黄培德毕生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他思想端正，品德高尚，生活俭朴，作风正派。他为人诚恳，热情敦厚，稳重温和，谦虚谨慎，从不徇私枉法。他平凡的一生是为党的教育事业和统战工作勤于奉献的一生，是无限忠诚于藏族人民的一生。他是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尊敬的第一代藏族共产党员领导干部。
  第二节各条战线英模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甘南各族人民，排除干扰，艰苦奋斗, 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各项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条战线上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之中，有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藏族人民的红色“曼巴（医生）”;有为捍卫伟大祖国的尊严而在南国疆场英勇捐躯的青年英雄;有为抢救国家财产会己救人的花季少年;有为除恶扬善、见义勇为的热血青年;有为勇于攀登科学高峰、推动民族经济发展而做出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也有带领农牧民治穷致富的农牧村基层干部……像这样，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着一曲曲壮丽、动人篇章的草原儿女，何止千千万啊!他们用汗水和生命铸就的不朽丰碑，永远屹立在鲜艳的百花丛中。下面着重介绍10位甘南各条战线上英模的动人事迹，以激励我们朝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奋发图强，激流勇进。
  （―）红色医生李贡
  李贡（1929〜1959年），男，汉族，别名宁凯，又名国华，兰州市人。1929年10月14日出生在兰州市邸家庄的一个小摊贩家庭。1954年7月毕业于兰州卫校，同年12月来到甘南玛曲卫生所工作。195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玛曲县卫生所医生兼所长、玛曲县欧拉公社医生、洮江县卫生院副院长。他曾出席并被选为省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代表，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代表，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59年12月，李贡在参加慰问野外工作人员代表团，赴刘家峡慰问时不幸失足溺水而亡，时年30岁。1.听党的话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54年夏，刚满25岁的李贡，怀着对藏族人民服务一辈子的满腔热情，来到了玛曲草原。这里的平均海拔在3300米以上，对于一个在城市长大的青年来说，要适应这种特殊环境,那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经受住许多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且不说那高原上恶劣的气候,令人生畏的高山反应，就连吃饭、睡觉、行路、说话等，都会成为难以闯过的难关，甚至连出门走路都会有巨大的困难。如果是一个没有坚定信念或意志不坚强者，肯定是兴致而来，拂袖而去。而李贡却以“一杆子插到底”的决心，发誓要在玛曲草原上生根开花。首先，摆在他面前最大的困难是骑马。因为他第一次到各帐圈巡回医疗时，由于不会骑马，靠徒步而行，这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简直举步维艰。因此,李贡下决心先学骑马。然而，凡是草原上的骏马，就是给你选一匹最温顺的，也离不开那股桀鹫难驯的野性子。当你一接近它，不是昂首狂啸，就是接连抛蹄子。但李贡毫不生畏，也不屈服。他为了赴帐圈给牧民看病，接连几天苦练乘马本领，有多次从马背上摔下来，脸擦破了，胳膊和腿摔伤了，但他毫不气馁，成天苦练。不久,在民族干部的帮助下，终于成了一名驰骋草原的骑手，深入帐圈牧场，去给牧民们巡迴治病。
  1955年的夏天，是个阴雨连绵的季节。草原上烟雨渺茫，天水一色，到处是沼泽、烂泥滩，每走一步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李贡骑着一匹驮了许多药品和器械的马，从县城出发向60公里外的乔科部落走去。开始时倒很顺利，马也很规矩。可是到了沼泽水草地边，马的野性就爆发了，它又踢又跳，把李贡几次从背上摔了下来。他再也驾驭不住马了，干脆脱掉鞋袜，挽起裤腿，牵着那马，大踏步地在泥泞水滩跋涉前进。到天黑时，才到达乔科草原的帐圈。此后，李贡不管有多远的部落，也不管是白天黑夜，只要他听到哪里有病人，便带上药箱，骑马就走，风里来雨里去,从不叫一声苦。时间一长,他的骑马技术熟练了。紧接着，吃酥油、拌糌粑和语言这两个难关对李贡来说也不是那么轻易闯过的。特别是牧民们吃的是半生半熟的牛羊肉和青稞炒面，刚开始，李贡很不习惯，但他想到20年前红军过草地时,吃草根、啃皮带的情景,感到自己眼前的条件比革命前辈好多了。于是他咬紧牙关，随乡入俗，群众给什么，他就吃什么。日子一长，慢慢地就习惯了。李贡想到每天要接待那么多的藏族群众，光靠翻译是不行的，自己不懂藏话，就很难与藏族牧民交流感情,也对治病和深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极为不便。由此，他下决心学习藏语。他动脑筋想了一个窍门，就是用英文字母拼音标写藏语的发音，来背记单词，并向周围懂藏、汉两种语言的同志学习请教。这样,他很快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生活和日常工作用语，离开翻译也能直接和藏族群众对话。李贡学会了藏话后，不仅解决了工作中的困难，而且还从牧民中了解到很多社情和民情，协助工作组解决了不少问题，进一步密切和加深了党与藏族群众之间的联系。为开辟偏远地区的民族工作,做出了有益的奉献。
  2.扎根草原把赤心献给藏族人民
  1955年的一天，李贡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在寒冷的草原上踯躅逗留，冻得直打哆嗦。经过询问,才知道她是因患了病，被牧主赶了出来。当李贡看到藏族姑娘瘦弱的身躯，只穿着一件破旧皮袄，苍白的脸上露出饥寒的神色时,他流下了眼泪。心想:“新中国成立五六年了，藏族人民中还有一些牧民过着如此饥寒交迫的日子！自己是党培养起来的医生，有责任解救藏族人民出苦海。”于是，他给姑娘看好病，并将她交给政府去培养，最后参加了工作。打这件事后，李贡打消了一切回城的动摇念头，决心扎下根来，与藏族牧民一起改变草原贫穷落后的面貌。从此，李贡坚持和藏族群众生活在一起，不分白天黑夜地去到各个帐圈为牧民治病。有一天，藏族妇女卓玛吉1岁多的女儿患了肺炎，病情很严重。李贡就日夜守候在女孩身边，每4小时为她检查一次，打针服药，整整三天两夜没睡觉。由于疲乏过度，他昏倒了。李贡醒来时，卓玛吉哭着说:“共产党的医生这么好，看病不要牛羊，不要马，连茶也不喝一口。你真是共产党派来的好曼巴！”在和藏族人民接触的过程中，李贡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他深切感悟到，自己不仅是个医务工作者，而且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和党的威望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反复阅读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作,决心立足草原，为藏族人氏的健康，看一辈子病。
  1955年秋，一位患了十几年病的藏族老人要求李贡给他治病。据老人讲，他曾求过佛，也拜过神，治了好几年，病情仍不见好转。李贡把老人留在卫生所，检查他的病状，进行精心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热情治疗，老人的病情逐渐好转。这样，更增强了李贡的信心。他日夜守护老人，打针、吃药从不间断。不久，这位患了十多年病的老人，终于病愈康复了。因此,老人的全家都很感激李贡。而他却对老人说:“我是党和毛主席派来的医生，你们应该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
  3.舍己为人把皮肤移植给藏族妇女
  1955年冬天的某日下午，尕日科部落的草原发生了大火，烈焰很快扑向女牧民曹加的羊群。为抢救羊群，曹加的右胳膊被火烧伤了。她丈夫牵上羊，带着曹加去求神拜佛，治疗烧伤。喇嘛说她得罪了“火神”，一边念经，一边用“法水”喷在伤口上。结果没几日，伤口不但没愈合,反而发生了恶性溃烂。接着，曹加的丈夫又花钱请了个藏医治疗，但还是不见好转。于是，夫妇俩便赶着牛，驮着帐篷，走了两天一夜来到县卫生院就医。李贡接收了曹加后，暗下决心要把她的胳膊治好。但因为伤口烂得非常厉害，当时又缺乏有效的药品，医治了半个月也未见好。一天早晨，李贡起床后发现曹加夫妇的帐蓬不见了。他心里难受极了，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过了一些日子，李贡到欧拉部落去工作,就主动找到曹加继续为她治疗胳膊。可是，治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治好。曹加很灰心，对别人说:“共产党的医生技术不高，我的伤治了很长时间都没治好。我要找藏医去看病。”李贡听了，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他想:“藏族群众把自己的工作和党联系在一起。为了党的威信，无论如何也要把她的病治好。“李贡就去对曹加说:"内地有我的老师和许多医术高明的医生，我介绍你到兰州去治疗。”曹加拒绝了，她的丈夫更是坚决反对。这几天，李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老是焦急地思考着为曹加治病的问题。他责备自己没本事，辜负了党的期望。想到自己一连几个月都没解除这位藏族妇女的病痛时，禁不住哭了。这时，工作组领导的话在耳边回响起来。他经常用抗美援朝中黄继光烈士的英雄事迹教育李贡,要他不要在困难面前气馁。可是自己这不是在困难面前动摇了吗？李贡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要给曹加把伤治好。一连几天，他看了很多资料书，做了各种设想，最后决定给曹加施行本体植皮手术。这天，李贡对曹加说:"把你腿上的皮割下一块贴到右胳膊伤口上,你看行吧?”不料，曹加听后蓦地站起来，激愤地说:“你把我的手臂没治好，又要把我的腿整坏。算了，再不要给我治了！"李贡一听，心中像爆发了一枚炸弹一样，猛吃一惊。天哪！自己给曹加看病的这种情形，如果让坏人听到了，准会乘机造谣说:“共产党的医生不把病人往好里治，还要把病人往残废里害呢。这是多么恶劣的影响和后果啊!”最后，李贡考虑再三，决定进行异体植皮手术。李贡把自己的决定先告诉了曹加，要她第二天早晨来植皮。可是，这天晚上他有点害怕起来。他想，自己怎样动手剪下自己的皮呢？自己又从来没做过这种手术呀！凭自己一个中专生的水平，手术能做好吗？这一连串的问号在他的头脑里不停地打转。但李贡一想到党，想到自己是一名党培养的医生，马上觉得浑身有了无穷的力量和勇气。他一骨碌爬起身来，天蒙蒙亮就把手术用具消完了毒，作好了施术的准备。
  翌日清晨，曹加如约来了。一进帐篷,李贡就给她作了一番安慰之后，便让曹加躺在手术台上，用一块纱布蒙住了她的脸。李贡动手从自己的腿上剪皮，剪刀一下去，血就涌出来，接着是一阵撕心的疼痛。他咬紧牙关，一鼓气剪下了4块皮。病房里静极了。曹加只听到轻微的剪刀和镶子声响，忍不住偷偷撩起纱布一看，霎时惊呆了！她看到李贡要把皮往自己的伤口上贴时，不禁失声痛哭地说:''李曼巴，你……?”李贡急忙按住她说:“你不要看。放心，我没有什么！”曹加激动地流着泪说:"李曼巴，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好的医生，连自己身上的肉都能割给我们藏民。共产党、毛主席真是我的大恩人!……”当即，曹加便昏迷过去。等她苏醒后，李贡已经给她包扎好了伤口。此后，曹加的伤口经过新皮刺激后逐渐长好了。而在李贡的腿上却留下了4块凝结着民族情谊的疤痕。曹加和丈夫万分感激，逢人就说:“共产党派来的曼巴就是好!连自己的肉皮都舍得给我们藏民，这是草原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啊。我们要把李曼巴的恩情传遍草原上的每家帐蓬!”
  4.救死扶伤把鲜血输给草原牧民
  1955年夏，欧拉草原发生了一次斑疹伤寒，十几位藏族群众昏迷不醒。偏僻而又辽阔的牧区，一时运不来特效药品。李贡和全体医务人员对患病群众进行周密的护理和细致的治疗，不幸他也传染上了伤寒。当李贡的病情稍有好转后，李贡知道进行保护抗体的恢复期血清注射，也能挽救危急病人的生命。他不顾自己伤寒病愈后虚弱的身体，便毫不犹豫地说:"我得过伤寒病，我的血液中有保护抗体，就抽我的血吧！”李贡让助手藏族姑娘柴考抽了他的血，输给了病人，挽救了生命垂危的藏族群众。牧民们激动地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李曼巴，就没有我们的生命了。共产党派来的曼巴确实好!”
  1959年春天，洮江县欧拉地区发生了流行性感冒，有几个藏族干部和群众病情很严重。有的病人已引起合并性肺炎。如急救失误,就会有生命危险。当时，欧拉卫生所的抗菌素药品一，点儿也没有了。大家急得束手无策。李贡依据科学道理，知道与病人长久接触而未染病的人，其血里有抗菌素，这种血液可以挽救病人。于是,他动员卫生所的其他4名同志说:''我们要用鲜血把藏族群众的疾病看好,就抽我的血!”在他身先士卒的带动下，卫生所的同志们深受感动，纷纷献血,终于挽救了全部病人的生命，谱写了又一曲民族团结友爱的赞歌。
  李贡在甘南短暂的5年里，始终怀着一颗全心全意为藏族人民服务的赤胆忠心，跑遍了玛曲草原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驱走了无数藏族群众身上的病魔。他为了千万牧民的身心健康，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和肌肤，拯救了生命垂危的阶级兄弟。他正处在风华正茂的时期，却不幸与世长辞了，可他的名字和光辉事迹,永远在草原上传诵。藏族牧民永远怀念他！
  (二)共产党的好“曼巴”贾进禄
  贾进禄(1934〜1982年),男，汉族，甘肃省庆阳县人。1953年参加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碌曲县郎木寺卫生院、县人民医院、甘肃省中医院等单位从事医疗工作。1953年，贾进禄从兰州卫校毕业后，为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被分配到缺医少药的碌曲县。他随同州、县医疗工作组,参加了郎木寺乡卫生所和碌曲县卫生院的创建工作。他在碌曲草原工作期间，为了广大牧民群众的健康，不辞艰辛，跋山涉水，深入帐圈，诊治疾病。由于他对医务工作的尽职尽责和对广大群众的热情服务,赢得了藏族群众的信赖和赞扬。
  1962年，碌曲县商业局藏族干部齐加木措患腰椎结核并寒性脓肿病。此病只有手术才能治愈，而且难度很大。当时县医院的设备和技术条件很差，难以进行这种手术。他建议患者到塔城医院就医。但病人深知贾进禄的医德与医疗技术，坚持要求他治疗。患者的无限信任，深深地打动了他。他想，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应责无旁贷地接收病人，尽最大的努力为患者消除病灾。贾进禄在学校学的专业是外科，深知这种病需要进行移骨手术，可病人的身体已被疾病折磨得十分虚弱，怕经不住移骨的手术。他再三考虑后，决定移植自己的骨骼。第二天，他走进手术室，卷起右裤管，先在自己的腿上注射了麻醉剂，然后自己动手用手术刀切开肌肉和骨膜，用锯骨器锯开两个缺口，锉下7片胫骨，包扎好伤口后，便忍着剧痛，又开始给病人植骨，经过4个多小时后，手术才做完。手术很成功，齐加木措得到了康复，而贾进禄经受了一场切肤锂骨之痛。他的这种舍己为人的高尚医德,很快传遍了甘南草原。此后，慕名而来的求医者络绎不绝。四川、青海等毗邻地区的患者，也纷纷前来就诊。他在学校学的是外科，但到缺医少药的藏区，只要你是医生,就得会看各科的病症。有一次,有个男子半夜来敲门，要求出诊，说妻子分娩难产，生命危在旦夕。贾进禄一句话没说,提起接生包就走，直到婴儿呱呱落地，母子平安静养后，他才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深夜返回医院。1958年的一天，一位身患疝气病15年久治不愈的拉仁关牧民达儿吉，经贾进禄精心手术后，手到病除,很快痊愈了。
  贾进禄在碌曲草原工作的几十年里，处处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不但医治了广大牧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而且治了不少疑难病症。他曾先后给患者输血5次，总计500多毫升。贾进禄以他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为党和政府在碌曲藏区开辟工作，赢得了良好声誉。藏族牧民称赞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好曼巴!”1964年，中共碌曲县委为表彰他的先进事迹，向全县发出"向贾进禄学习”的通知，赞扬他是“活着的李贡”，是全州广大医务工作者学习的榜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共产党员。
  （三）李文泉笑洒热血献青春
  李文泉（1969〜1995年），男，汉族，共青团员。江苏省泰兴县人。曾任卓尼县刑警队民警、治安办事员、派出所副所长等职。1995年6月4日在追捕逃犯时光荣牺牲。
  李文泉出生于1969年12月7日，1988年11月参加工作，在卓尼县公安局刑警队任职。刑警是一个专门同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特殊职业，它的任务是打击和预防刑事犯罪，保卫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了刑警,就意味着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以无私奉献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去对待工作。李文泉在刑警岗位上一干就是5年，他吃苦耐劳，经常奔波办案，尽职尽责，没有一句怨言。哪里有案件发生，他就出现在哪里。他一贯遵纪守法，严于律己,从不违法乱纪，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人民警察。他深深懂得自己良好的思想品德、警容警貌、纪律作风是密切警民关系的纽带，完成治安保卫工作任务的重要保障。因此，他时刻用党纪国法严格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他以极高的出勤率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同事们的钦佩和赞誉。1994年1月，李文泉调到卓尼县公安局治安股任办事员，同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县公安局党委的表彰。
  1995年1月，由于李文泉工作出色，组织上任命他为卓尼县公安局车巴沟派出所副所长。同年6月4日上午，李文泉同另外5人奉命前往完冒乡康木车林场同乍自然村，抓捕杀人犯，刚走出该村不远，突然遭到一些歹徒的疯狂袭击，李文泉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当场壮烈牺牲，有3位民警身负重伤。6月7日，县上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国家公安部、省公安厅和州委、州政府等有关部门单位,先后发来唁电，沉痛悼念李文泉这位为卓尼人民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而奋勇献身的年轻人民卫士。
  李文泉同志对公安工作无限敬业，一片赤诚。他吃苦耐劳，无私无畏，罹难时年仅26岁。1996年4月22日，根据李文泉生前的先进事迹和一贯表现，国家公安部特令追授李文泉为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颁发了奖章和证书，并奖励人民币5000元。1997年5月16日，省民政厅追认李文泉为革命烈士。
  （四）见义勇为的英雄韩志华
  韩志华（1965〜1996年），男，藏族，夏河县人。1987年通过招工考试，被分配到夏河县自来水公司工作。1996年8月10日，因保护群众财产而英勇献身，时年31岁。
  韩志华出生在一户普通农民家庭，艰苦的生活环境，磨炼出他吃苦耐劳、自强自立的意志和性格。他是自来水公司的第一批职工, 参加工作后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公司基础设施的安装工程中。他跟随施工技术人员，认真学习钻研业务，直到工程投入生产时，已熟练地掌握了自来水工程各个环节的程序和方法，还学会了电工、电焊、气焊、管道安装等多方面的操作技术，成了公司的技术骨干。为了安全生产，保障自来水的正常供应，他经常放弃节假日，加班加点地检修机器和设备。他参加工作10年中，只有两次回家过年，每次在家的时间也仅有四五天。
  1989年5月，韩志华在夏河县九甲乡王府大院安装供水管道，焊枪手柄处的胶管突然破裂而失火，致使他右手臂大面积烧伤。在他养伤期间，工程进度开始减慢。他心里十分着急，只住了几天医院就奔到工程现场，投身到高强度的劳动中。同事们看到他的伤口还在渗血，劝他休息养伤，可他还是咬牙坚持到工程结束，按计划完成了任务，为公司赢得了效益。1994年夏天，县民贸公司楼下的供水管破裂，自来水从楼下冲到院内，又从院內冲向街道，危及县民贸大楼。他急忙赶到现场,立即采取措施，打开街道主管道井盖，准备下井关阀停水。不料,长期未揭盖的井下蓄有沼气，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他等不及沼气完全散尽，就毅然下井关掉了阀门。水停了，县民贸大楼保住了，可不见他从井下上来。同事们赶快到井下看时，他已中毒昏倒，赶快送到医院抢救后才幸免遇难。但他的肺部，却由此留下了后遗症。10年中，他忘我的工作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但为公司争得了信誉，而且给职工们树立了一个忘我工作的良好榜样。
  韩志华在日常生活中敬老爱幼、乐于助人，敢于抱打不平和见义勇为。一天中午，他去街上压面，碰见一位藏族老阿妈。老阿妈认出他曾为她家安装过水管，便请他去修理家中漏水的管子，而妻子在家还等着面条下锅，可他却花了两个小时才修好老阿妈家的漏水管道，然后才压面回家。回到单位上班时，他迟到了，受到公司领导的批评，可他宁愿受委屈，也没说出帮老阿妈修管子的事。后来藏族老阿妈知道此事后，登门向公司领导说明了情况，领导才知错怪了他。1991年3月，水厂女工李珲快要临产，韩志华和她的丈夫一起，连夜用自行车把李珲送到离公司4公里远的县医院，陪到天亮后，又匆忙回公司上班。他有一手修理电器的好手艺，谁家的收音机、录音机坏了，都乐意请他修理。有时候缺少配件,他就花钱买来配件，修好后送还主人,但从不收一分钱的修理费。
  1968年10月的一天晚上，韩志华发现有个小偷正把公司院中存放的水管偷出厂外，便立即追了过去，夺回了被盗的水管。又有一次，一位职工的自行车被窃，猖狂的小偷扔石头抛打追赶的职工，正当小偷自以为无人再敢管即将逃离时，韩志华奋不顾身地追了过去，一声吶喊就吓得小偷弃车而逃。他帮助村民们多次追赶偷牲畜的盗贼，受到群众的普遍称赞。
  1996年8月10日下午，正在黄茨滩村为岳父家干活的韩志华，听到外面传来“抓贼”的喊声，他急忙扔下手里的活，冲出去追赶盗贼。妻子在后大声叮嘱说:“你千万要小心，贼手里有枪!”当他奔向出事地点时，看见歹徒赶着骡子已逃离现场，便奋力追上去。这时，几个村民也赶来了。歹徒见有多人追来,就慌不择路地边逃边开枪，仓惶中丢弃骡子，骑上一匹快马落荒逃窜。他和两个村民从捷路堵截盗贼，气急败坏的歹徒跳下马，躲在山坳后面向他们举枪射击。韩志华见状,赶忙转身提醒村民说:“赶快趴下，有危险!”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胳膊。他一边捂着伤口，一边关切地提醒两个村民，吃力地说:“枪打中了我的胳膊，有危险!你们再不要往前追了，赶快去报警!”谁料这颗子弹穿过左臂射进了他的胸膛，由于血流不止，便倒在了地上，鲜血浸透了他的衣裳，染红了身下的绿草地。随后赶来的村民们急忙扶起他,焦急地喊着:“志华，志华!”一边把他送往县医院。途中，韩志华年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噩耗传来,黄茨滩的村民们震惊了，全村600多名男女老少的心被撕碎了！这天晚上，村子里家家断炊,户户被悲凄的气氛笼罩着。
  年轻的英雄倒下了，但他见义勇为、挺身而上，敢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就如奔腾不息的大夏河水，永远滋润着这块热土，净化着人们的灵魂。
  （五）藏族青年英雄杨晓红
  杨晓红（1968〜1987年），男，藏族，卓尼县洸砚乡下达勿村人。1968年出生在这个藏族村庄。从8岁起，在卓尼县柳林小学读书。他的学习成绩虽然不是名列前茅,但却是一个尊师爱幼，团结同学，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82年，他考进卓尼县第一中学读书，这时他很向往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中学毕业后，1985年11月他光荣地应征入伍，离别家乡和亲人，踏上了军旅生涯，走进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经过一段紧张的军事训练，他学到杀敌保国的一些真本领，各项军事训练科目成绩优异，受到部队领导的赞扬。他除正常的训练和学习外，还担任连队的卫生员。对一个初中毕业生来说,在短期内掌握一些基本医术,给战友看病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于是他自费购买了许多医学书籍，刻苦学习，精心钻研，在实践中边学边医，尽快掌握了治疗一些常见病的医疗知识。例如头痛、感冒之类的小病，他很快成长为连队的卫生骨干，先后为部队战友和当地群众治病159人（次）。
  1985年12月27日，杨晓红所在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参加对越防御作战。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积极要求参战。为使部队适应云南边疆作战的气候环境,1986年该部队在云南麻栗地区进行参战集训。杨晓红把这次集训视作对越作战一样，刻苦训练，掌握每个军事要领，成绩突出，受到师、团首长的嘉奖。老山前线的战斗打响后，他作为连队的卫生员，既要打仗，又要冒着炮火抢救伤员。他和战友们接连打退了敌人13次偷袭，击毙敌军5人，伤8人。1986年8月23日晚，敌军又向杨晓红所在阵地发起了袭击，于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随时都有伤亡的危险。为了保住我军阵地，杨晓红和他的战友们越战越勇。这时有两名战友身负重伤，他不顾连天的炮火,抢救受伤的战友,在转移伤员时,杨晓红发现一股偷袭的敌人，急忙向敌群甩出两枚手榴弹，当即炸死敌军2人，伤1人。他把受伤战友很快转移到安全地带。
  1987年3月16日凌晨4时，敌军一个班的兵力又来偷袭我军阵地5号哨位，担任警戒的杨晓红和他的战友们，狠狠打退了敌军的两次进攻。当痛击敌军的第三次攻击时，他发现敌军将一捆炸药包向5号哨位扔来，于是只身猛扑过去，抱起炸药包向敌军奋力投掷，只听“轰隆”一声，杨晓红却被爆炸掀起的巨浪吞没了……。杨晓红以他大无畏的英雄气慨掩护战友，排除险情，保卫了我军哨所阵地的巍然屹立。全连战友看到这壮烈牺牲的场面后，个个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一阵猛烈的反击，赢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作战结束后，部队党委根据杨晓红生前的表现，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荣立一等功。杨晓红牺牲的消息传到家乡后，各级政府和父老乡亲，深切悼念这位年仅19岁的藏族英雄，他保家卫国的光辉形象，永远耸立在甘南各族人民的心中。
  （六）鲁庆昌南疆捐躯献忠魂
  鲁庆昌（1969〜1986年），男，汉族，舟曲县江盘乡南桥村人。1969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酷爱学习,1977年就读于迭部县白云林业局职工子弟小学，后又转入迭部县电尕小学读书。1982年考入舟曲县第一中学。中学时代的他，就有一个崇高的理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初中毕业后，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应征报名，经过体检和政审，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成为一名头戴红五星的军人。1985年10月，鲁庆昌走进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经过3个月的新兵集训，具备了基本的军事素质，他的意志也更坚强了。由于刻苦好学，曾受到部队首长和战友的好评。
  1985年12月，鲁庆昌所在84865部队下属连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参加中越边界反击战。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和高兴。他想：当一名军人，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奔向战场，英勇杀敌，保家卫国！于是他跟随部队昼夜开赴云南前线。战斗打响后，鲁庆昌同战友们一道，冒着枪林弹雨给前沿部队输送给养，光背水一项，他一个人就送了两吨多。他作为一名炮兵战士 ,由于在平时的训练中，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炮兵的作战常识, 并练就了一身“真功夫”。因此,担任了420阵地的“神炮手”。他的炮打得又准又狠，多次成功地在前沿阵地阻击了敌人。1986年9月23日，激战进入到最残酷的一天，鲁庆昌和他的战友们都负伤挂彩，这时又一股敌人前来偷袭我军边境阵地。在这紧要关头,他置个人生死而不顾，仍顽强地坚持战斗，独自填弹打炮，顽强地消灭敌人。他接连发射了近百发炮弹，呼啸而去的炸弹，一颗又一颗地在敌群中开花,打死打伤敌军100多名，先后粉碎了敌军52次的猖狂进攻。战斗打到最惨烈的阶段，鲁庆昌巴身负重伤7处,浑身被血污裹染,但他仍坚持不下火线，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是用微弱的声音对战友们说："别管我，快打炮 ”。他终因流血过多，倒在了心爱的火炮旁，微笑着闭上了双眼……
  鲁庆昌牺牲时年仅17岁。他用殷红的鲜血铺染了青春花季的短暂里程，为祖国献出金子般宝贵的生命。战斗结束后，部队党委追认鲁庆昌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荣立三等功和一等功。他生前所在连队因他训练突出，业务水平高被评为装、改、瞄专业技术考核第一名，历战射弹1850多发，获得“神炮手”的光荣称号。鲁庆昌虽然壮烈牺牲已经10多年了，但养育他的甘南各族人民却没有忘记这位年仅17岁的革命烈士。他奋勇杀敌、报效祖国的英雄形象，永远屹立在甘南草原盛开的百花丛中！
  （七）青春不朽张文峰
  张文峰（1971〜1990年），男，汉族，河南省永成县人。1971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是迭部林业局职工子弟学校高三班的学生。1990年元月，为抢救国家财产和他人生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1990年元月11日，是个天气晴朗的日子。这天，刚考完期末考试的张文峰和同学解晓鹰来到老工人梁启亮家门口。突然,林业局油库管理人员李德惠匆忙跑来，对解晓鹰说:“油罐溢油了，你爸叫你马上回去！ ”张文峰听后，转身和解晓鹰一起向油库方向跑去。只见从地下油罐室门口，一股浓烈的汽油味扑面而来，两人被呛得头昏眼花。借着昏暗的灯光，他们发现晕倒在油罐旁的工人解家忠。在3米多深的地下室内，溢出的汽油已近0.3米。他俩强忍着令人窒息的油味儿，把身体胖重的解家忠拖到木梯边，却怎么也无法将他扶上木梯。于是，张文峰向门外大喊:“快拿绳！快拿绳来！”慌乱中，门口的李德惠未听清张文峰的喊话。在这危急时刻，张文峰猛推了一把不知所措的解晓鹰，说：“快上去拿绳！"解晓鹰吃力地爬上梯子走出了地下室，一时没找到绳子,便急忙拨通了公安局的报警电话。这时，地下室里油烟弥漫，昏暗无光。张文峰不顾油呛和胸闷，死死顶着解家忠的身体往木梯上推……公安干警们赶来了，解家忠得救了，但张文峰由于严重的汽油中毒而停止了呼吸。就这样，一位青春花季的优秀少年，悄悄地走了，离开了他朝夕相处的亲人和学友，结束了闪光而短暂的一生。
  张文峰自幼受到革命家庭的良好教育。他的爷爷曾是一名新四军老战士，在头上和左臂的伤疤，记录着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英雄事迹。他聆听爷爷讲述彭雪枫将军的故事，和孟良固战役中解放军指战员英勇杀敌的动人事迹,是张文峰最痴情的享受。爷爷是他树立革命人生观的启蒙老师。
  张文峰从小就意志顽强，勤奋好学，每年都要捧回一张奖状。在读高中的两年半中，他两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一次被评为“优秀班干部”，各课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张文峰不仅酷爱学习，而且乐于助人。在与亲朋和老师、同学的相处中，他热情和善，天真活泼，常常闪现出幼小心灵高尚情操的思想火花。学校的每次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冬天到了，他为班上沏火炉、运煤、生火，课余时帮助女老师运煤的总是他。他常以雷锋“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的名言，为人生信条，铭刻在心。1987年8月，村上的梁怀德考上了大学，但因家境贫寒,对能否完成学业很是犯愁。张文峰知道后，便把“帮一把”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得到父母的全力支持。此后，张文峰每学期都要向梁怀德寄去一笔40元左右的汇款，帮助他度过学业难关。一次,在回老家过年的途中，由于时值春运高峰，火车上十分拥挤。张文峰扶助一位老人不但上了火车，还把卧铺票让给了他。使老人感动得直说:“好青年哪!”连声道谢。在返回迭部县的途中，他结识了一位去迭部打工的四川民工，因几天没搭上车,钱花光了无法上路。他又领他到林业局的家中，留民工吃饭、过夜，并给他买了第二天去迭部县的车票。
  张文峰经常帮助别人，关心他人。自己却克勤克俭，常年穿着一套上绿下蓝的服装，衣裳破了自己打补钉。他用过的一条毛巾，又薄又硬，起了毛结，中间还破了个洞，但一直舍不得扔掉。不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他脚上穿的是一双又肥又大的“农田”牌胶鞋。他说：“苦能磨练年青人的意志，能催人奋进，给人以无穷的力量。”张文峰用舍己救人的崇高品德，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谱写了一曲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火花的青春之歌。
  （八）阮亚寿高原养殖虹鳟鱼
  阮亚寿（1939.7〜），男，汉族，福建省厦门人。1939年7月出生在海边一个祖祖辈辈捕鱼的渔民家庭。中共党员。甘南州玛曲渔场场长、高级工程师。甘肃省引进、饲养、繁殖虹鳟鱼的创始人。1983年被评为“全国民族地区先进科技工作者”,受到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和中国科协的表彰奖励。1989年被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甘肃省劳动模范”,1991年被授予“甘肃省优秀专家“荣誉称号。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以甘肃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名义，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历任塔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委员，中共甘南州第七次党代会代表。1999年7月退休。
  1961年10月，阮亚寿从上海水产学院毕业后，放弃回故乡厦门的念头，主动要求到自然条件严酷的黄河首曲甘南州玛曲渔场工作。在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上，经过30多年的艰苦锤炼，阮亚寿历经无数次与风雪严寒的拼搏，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了金予般的青春年华，甚至以生命为代价的艰辛劳动，终于把玛曲渔场建成了西北最早、最大的虹鳟鱼苗繁殖基地，使甘肃成了当时全国虹鳟鱼的养殖大省。为全省和甘南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特殊奉献。
  1977年春，饱受10年“文革”摧残的阮亚寿平反后，决心振奋精神,大干一番事业，提出了改变过去只捕捞、不繁养的办场方法。针对玛曲海拔高，气候寒冷,水温低，但草原畜牧业发达，动物性饲料十分丰富的特点、，他决定结合当地实际，引进一种新鱼种。经过翻阅大量资料，反复分析比较,他大胆选择在玛曲试养经济效益好、当时在国内尚且刚刚引进的世界名贵鱼种一一虹鳟鱼。此鱼素有“鱼中骄子”美称，是一种喜食动物蛋白的冷水性鱼种，原产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的峡谷之中，后移植到日本、朝鲜及欧洲各国，其以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刺少肉多，营养丰富而著称。1977年4月11日，第一批405条平均重56克、长13厘米左右的虹鳟鱼苗，由太原空运到兰州中川机场。阮亚寿立即将鱼苗装上早已备好的大卡车，星夜兼程，运往600公里外的玛曲县。一路上,他不停地增氧、换水，拣捞死鱼，仅用了36个小时，就把鱼苗运到了玛曲。但由于长途跋涉和气候变冷，有96条鱼死掉了。在投进鱼池的309条鱼苗中，虽经他昼夜精心饲养，半个月之后，大部分鱼又死了，只剩下73条。但他没灰心和气馁，而是不断地转移水池，增加添氧次数，设法改善养殖条件,耐心摸索鱼苗生长的规律。200天后，鱼苗又死掉了20条，仅剩下53条，但平均每条鱼的重量达600克，最大的一条900克。阮亚寿从中看到了希望，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认真回顾和总结经验，写了详细的试验笔记。他坚信:虹鳟鱼肯定能在玛曲饲养成功。
  然而第二年，由于阮亚寿长期在冰冷的水面上作业，久患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严重发作了，右腿关节出现铁红血斑坏死，几乎导致他偏瘫。不得已，他只好去外地住院看病。他走后，由于管理不善，从东北等地运来的第二批1万条鱼苗几乎死光，只剩下600多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不顾还没痊愈的疾病，立即出院赶回玛曲，又精心饲养他的鱼苗。由此，他落下了病根,最终导致右腿残疾。
  当时，有的国外淡水养殖专家曾断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区，不能养殖虹鳟鱼。屡屡的试养失败，也使鱼场的职工们心灰意冷。玛曲草原高寒缺氧，连人类都因自然条件严酷而感到难以生存，当然更谈不上养殖虹鳟鱼了。霎时，各种风凉话便传开了。但失败并没有使阮亚寿灰心丧气，他经过反复分析研究，找到了鱼苗死亡的原因是：高原冬季结冰期长,冰层厚，水中氧气不足,水温变化大。这样，必须重新选择一处养殖渔场,这是虹鳟鱼养殖成败的关键。于是，他背上干粮，拄着一根木棍拐杖，以玛曲渔场为圆心，在半径几十公里范围内的草原上,一跛一瘸地寻找合适水源。最终在距离渔场25公里处的名叫格尔柯草场上，找到了一股温泉水，经过勘测和检验,泉水恒温恒量，一泻而下，长达数里，是一处绝妙的理想养殖场。
  从1978年11月起，阮亚寿和两名工人带着幸存的56条虹鳟鱼，来到格尔柯草场，支起一顶旧帐蓬，在温泉边安营扎寨，又一次开始了试养虹鳟鱼的艰苦拼搏。时值严冬，草原一片冰天雪地，银雾茫茫，烟云浩渺。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吹进帐蓬,刺入肌骨,彻身冰凉。在摄氏零下30度的帐蓬里，阮亚寿与伙伴们拣来牛粪，生起炉火,驱寒取暖，烧水做饭。而虹鳟鱼偏偏在冬季产卵，这时的活儿又最重、最累、最苦。他们成天穿着防水裤，泡在水池中作业，一干就是几小时。这隆冬的季节，使他们的胡须、头发上，都结满了白花花的冰渣，而双手还要不停地翻动鱼种，把一个个死卵仔拣出池外。到了晚上，脱下防水裤，双手一遇热气，就钻心地疼痛，腿足关节发酸发胀，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似的剧疼。1979年元月，阮亚寿培养的15条新鱼中，有11条经人工产卵1800个，又经人工孵化,成活鱼苗14,740条。这样，他在海拔3470米的高原上，创造了有史以来的人间奇迹，第一次繁殖成功了虹鳟鱼，实现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梦寐以求的期待和向往。霎时，这消息传遍了玛曲草原,也传向了州府合作和省城兰州。有人评价说: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方，人工繁殖成功虹鳟鱼，这在全世界是第一家，也是首次。此后，阮亚寿和渔场职工更加坚定了信心，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的虹鳟鱼高原养殖场。
  1981年，阮亚寿主持完成了省列科研项目《玛曲虹鱒鱼引种繁殖饲养技术》,1985年该课题通过省科委组织的专家鉴定验收，不久荣荻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到1988年时，全场建成了33个鱼池，面积达0.57公顷，兴建了3座孵化室。他所进行的虹鳟鱼高产试验，每公顷产近5亿公斤，即每公顷2290万粒（尾），畅销省内外，给有关地区开始人工养殖虹鳟鱼提供了大量鱼苗。他是陇原大地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一。到1993年时，销售发眼卵507万粒,大规格鱼种15.26万尾，供应全省各地及青海、宁夏、四川等霜区的虹鳟鱼养殖场。经过以阮亚寿为代表的、省渔业科技人员20多年的拼搏努力，甘肃当时由一个渔业小省跃居为我国最大的虹鳟鱼产地。1995年,全省总产量达713吨，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全塔虹鳟鱼养殖面积达13公顷，产量约占全省水产品总产的10%。据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至1996年,全省虹鳟鱼的累计产量达到3600多吨,增加渔业产值7244万元。使一些率先养殖虹鳟鱼的农民很快迈上了致富之路。
  在发展甘肃省的虹鳟鱼养殖业中，阮亚寿发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大无畏精神，用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克服困难，战胜挫折，刻苦钻研，大胆实践,在高寒荒原上创造了饲养虹鳟鱼的神话般奇迹，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有益的奉献，立下了永存的功绩。他是党培养的当代优秀高级知识分子，是改革开放中勇于开拓拼搏的先锋,是新世纪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九）带领村民致富的藏族女支书刀杰草
  刀杰草（1937〜），女，藏族，迭部县电尕乡拉路村人。1937年元月出生在一个农奴家庭。1981年元月入党。她从50年代末期就从事基层工作，曾先后担任村委会团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委会妇代会主任，现任迭部县电尕乡拉路村委会党支部书记。
  党的届三中全会后，刀杰草承包了1公顷多责任田。她发展饲养了31头牛、3匹马、22只羊和鸡、猪、蜂等，生活很快富裕了。但绝大多数村民还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于是，她根据拉路村草场资源较为丰富的特点，把发展畜牧业作为群众脱贫致富的突破口。时任村委会主任的她，决定把9个自然村中的4个村转为以牧为主的村。这个想法得到上级部门的批准后，她又四处奔波，从外地购进优良种畜，从畜种改良和科学饲养放牧入手，发展了几家养畜示范户。在她的带动和指导下，截止2000年底,全村的牧场由过去的9个发展到35个,牲畜由过去的10,074头（匹、只）发展到3305头（匹），增长了两倍。仅1999年牲畜出栏866头（匹、只），商品数达690头（匹、只）。畜牧业的发展，不但增加了村民们的收入，而且也丰富了家家户户的''肉菜篮子”，饭桌上的牛羊肉、鲜奶、酥油等增加了，银行的存款也多了起来。
  拉路村气候温和，适宜于林木生长。1984年县政府号召村民发展林业生产，走以林业脱贫致富的路子。但村里历来就没有种树的先例，谁家也不敢搞。刀杰草带头在自家的承包田里搞果园，办苗圃。可是由于当年出现了干旱缺水，再加上育苗技术不过关,她培育的0.4公顷白杨树苗几乎枯死了一半,就是剩下的也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育苗失败了。一部分原来打算来年搞经济林的群众见状，也打退堂鼓了。但刀杰草没有退却，为振奋村民们以林脱贫致富的信心，她从外地请来两名师傅，自己一边起早贪黑地跟他们学技术，一边积累栽培经验。一年后，育苗成功了，卖出后挣了一笔钱，办果园有了很大希望。村民们也仿照刀杰草的做法，办果园，搞苗圃。这下，她成了全村的大忙人,去东家，走西家，毫无保留和无偿地向他们传授育苗技术。几年来，全村育林1.2公顷，营造经济林0.75公顷，零星植树4900株,不但改变了村庄周围和农田附近的生态环境，也成了部分村民增加收入的财源之一。截止1999年底,全村果园已达8处，约5公顷，每公顷年经济收入在22,500元以上。
  由于刀杰草带领村民们大搞畜牧养殖业和林果业等副业生产，从而促进了拉路村粮食产量的大幅上升。1999年全村粮食总产达53.17万公斤，产值96.17万元。全村人均拥有粮食近500公斤，部分群众还有余粮出售。拉路村还成了县城附近乡村的良种繁育基地。如今的拉路村寨前庄后，绿树成荫，溪水环绕，牛肥马壮,人人喜笑颜开。全村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消除了贫困，多数人迈进了小康。有70%的农户盖起了新房,95%的家庭有了电视机、录音机等。麻古、牙古、滋润等自然村的许多农民，还购买了小型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全村人均纯收入达1160元，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从过去有名的贫困队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刀杰草这位从50年代起的老先进、老模范，几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培养教育下，从一名普通的藏族农家妇女成长为一名基层村干部,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优秀党员，由于她的工作成绩显著，先后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被全国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 称号，1999年又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并多次受到州、县、乡的表彰和奖励。该村也多次被州、县、乡评为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面对成绩，刀杰草却谦虚地说:“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今后的任务还很多、很重，我们一定要把新世纪村民致富的工作做得更好,更上一层楼!”
  (十)奋飞的草原之鹰一一东尕
  东尕，男，藏族，1954年出生在甘南州碌曲县郎木寺乡贡巴村的一个贫苦牧民家庭。中共党员。现任甘南州碌曲县政协委员、碌曲县工商联副会长、贡巴学校名誉校长。
  80年代中期，担任贡巴村党支部书记的东尕，带领全村牧民经过艰苦努力，实现了人均纯收入在全州率先超过千元的目标。1987年10月，他冲破牧民不善经商的传统观念，辞去支部书记的职务,自筹资金在兰郎公路旁办起藏族牧民的第一家饭馆。第二年又建起当地一流的旅社和停车场，形成了停车、食宿一条龙的服务。同时,他还与人合伙开始畜产品的收购和长途贩运，第一次获利6万元。有了一定的积累后，他便成立了碌曲县第一家私营企业一一振源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在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后，东尕又回过来在改变''靠天养畜”的传统观念上闯路子。他先后投入20多万元，将自家承包的274公顷草场分3块围栏，并修建了3座2000平方米的棚圈，开辟0.3公顷青燕麦饲料种植基地，增强了牲畜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他还从外地引进欧拉羊和黄牛，进行畜种改良。给草场施肥，开展草原灭鼠等，开创了贡巴草原“以商养畜，以畜促商，科学领头”的新路子。至今，他家每年为市场提供牛羊肉1600多公斤，酥油和曲拉250公斤，羊毛和牛绒300公斤。他已成为拥有60多万元资产的私营企业家。在他的带动下,1999年底贡巴草原1.6万公顷草场全部承包到户，80%的草场实现围栏化。各类存栏牲畜达9.4万头（匹、只），全村牧民纯收入达2460元，各项经济指数均居全州之首。
  东尕富裕了，但他深爱养育自己的草原净土，牢记党旗下的誓言，关爱草原上的乡亲们，不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989年，东尕看到本村牧民齐格塔家庭生活特别困难,便主动借给他6000元并带他去贩运牛羊，很快走上了致富之路。牧民才让甲做生意没本钱，东尕为他筹资2000元，在贡巴村街上办起小卖部，很快学会经管之道，改善了生活水平。如今，在东尕的帮助和带动下，贡巴村以牧为主，兼营其他的牧户达28家,购置各种车辆25辆，雇佣本村剩余劳动力100余人,人均年收入达6000元以上。
  在东尕的心中，牧民群众的困难就是他的困难。在他看来，为牧民群众排忧解难,是自己应尽的义务。1992年，牧民尕藏患了肺结核病，东尕出资300元送往州医院治疗，很快康复出院。邻近农海乡加仓村牧民次知木，因管理不善承包的70只羊全部死亡。东尕听说后，主动借给他3000元，购买了30只种羊，帮助次知木恢复了生产。1998年，东尕从电视上看到长江的洪涝灾害后，他为灾区奇去2000元，表达了一个藏族牧民的民族友爱之情。
  东尕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时候，就十分重视民族教育，除经常动员家长及时送孩子上学外，还全力解决贡巴小学在办学中存在的困难。经过几年创业的坎坷后，东尕更加深刻地理解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意义。使他懂得，藏族牧民要从根本上消除贫穷，关键是让牧民子女成长为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一代新人。1995年，东尕捐资2000元将贡巴小学搬迁到公路旁，解决了藏族儿童就近入学的困难。1993年，他看到本村三、四年级以上的学生，每天要步行到20多公里外的郎木寺乡督宿学校去上学,便拿出4万元买了一辆“野马”牌客货两用车，自己驾车每周往返两次，无偿地接送30多名学生上学。1992年春节后，东尕发现邻村上甘南畜牧学校的学生阿才，因交不起学费即将辍学时，立即拿出200元钱给了阿才，并鼓励他说：“你无论如何要完成学业，你奶奶由我们来照顾，以后有难处就找我，你放心上学去吧!”在东尕的多次资助下，阿才终于完成了学业,现在已成长为郎木寺兽防站站长。
  东尕就是这样一个心里装着国家、草原和群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融化到一言一行之中的牧民共产党员。他为当地牧民群众致富所起的模范带头作用，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做出的奉献，自己致富后不忘乡邻的动人事迹，赢得了广大牧民的拥戴和赞誉。1999年4月，他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赴北京光荣地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进入新世纪后，东尕像一只矫健的草原雄鹰，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朝着吉祥、幸福的五彩路，搏击长空，展翅腾飞！
  第三节党的同路人
  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岁月里，有许多识时务、有胆识的爱国仁人志士，他们虽然与党不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但却在另夕卜各条战线上，为推翻三座大山，为振兴中华民族，为开僻藏区工作，为谱写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史，而与党风雨同舟，艰苦奋斗，荣辱与共，肝胆相照。是党真诚的挚友和浄友。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为了甘南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为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教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几十年如一日，与党同心同德，患难与共，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为各族人民谋求福祉的崇高事业。下面介绍8位曾经在党的旗帜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爱国民主人士的业绩。功昭后人，名垂史册。
  （一）黄祥赤胆忠心为人民
  黄祥（1898〜1957年），僧名嘉祥，男，藏族，夏河县扎油乡人。黄祥毕生爱国、爱民、爱家乡，更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1949年9月，他为夏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解放后，他积极拥护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是一位忠实于党和人民的公仆，是维护民族团结的楷模。他终生不辞劳苦地工作,夜以继日地为甘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积劳成疾，最终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898年，黄祥出生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7岁时到拉卜楞寺剃度当了喇嘛。他自小勤学好进，并善于辞令,17岁就被拉卜楞寺选为卫士。之后，又担任了拉卜楞寺派往“聂仓”最年轻的“轰哇”（行政官）。他调处各类纠纷时，语言精练，分析透彻,说理精辟,很能说服双方当事人。1916年拉卜楞寺第四世嘉木样活佛圆寂后，宁海镇守使马麒乘拉卜楞寺内讧之际，派兵侵占了拉卜楞寺教区，使广大藏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黄祥决心领导拉卜楞地区广大藏族人民的正义斗争，与马麒军阀进行抗衡。他几次陪同黄正清到兰州等地控告马麒。在此期间，他们有幸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亲耳聆听宣侠父关于一个弱小民族要自强自立，就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反动军阀欺压的深刻教诲，并陪同宣侠父、贾宗周等到拉卜楞藏区视察和签订《解决拉卜楞案件条件》等条约。在地下党的帮助和支持下,迫使宁海军全部撤离拉卜楞藏区。他在这场反抗军阀斗争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并誉满安多藏区。1928年，黄祥还俗后，担任拉卜楞番兵游击司令部第一团团长。1945年9月任国民党夏河县参议会参议长，直到解放。
  1949年8月26日，当解放军一野攻克西北重镇兰州后，27日，国民党夏河县长殷裕国和保安司令黄正清，率领绝大多数官兵撤到阿木去乎一带，致使夏河县城陷于一片混乱。在这关键时刻,黄祥挺身而出，主动在县参议室召开各机关留存负责人会议。他认真分析形势，讲解夏河的前途和去向，并断然决定自己留守县城，维护社会秩序，等待解放大军。这对当时许多尚处于犹豫不决的机关负责人来说，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大家一致表示:愿意跟黄祥留宋县城,迎接解放军的到来。1949年8月28日，王震派代表李福林来夏河，黄祥组织有关人员迎接，当晚召开国民党夏河县政府、县参议会、县警察局等旧职人员和藏、回、汉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进行磋商，取得共识,一致表示欢迎解放军。翌日，黄祥派遣韩志华等3人为代表随李福林到临夏晋见王震司令员。9月5日，王震复信，称赞黄祥等人顾全大局的义举，并任命黄祥为代理县长。根据王震司令员的指示精神,9月12日夏河县政府以"祥”字第一号，向县直各机关和下属各乡、镇、学校发布通告，稳定了全县的社会秩序。他通过几次与解放军代表的接触，逐步了解了党的民族、宗教、统战和有关农、工、牧、商的政策，完全消除了思想顾虑,再次派人到临夏欢迎解放军进驻夏河。1949年9月20日，解放军和工作团抵达夏河。第二天在县城隆重举行庆祝和平解放大会，黄祥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9月22日，夏河县人民政府成立，黄祥被正式选为县长。从此，他在老区来的同志的帮助支持下，认真学习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和毛泽东著作,并经常与他们交流思想感情，沟通认识，努力做到相互关心，互相体贴，这样使上下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都处理得非常融洽。经过工作实践的锻炼，他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开始由一个开明的民族上层人士，逐渐向忠于党和人民的公仆转变。由于黄祥积极为党工作，全心全意地为藏族人民服务,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1950年11月12日，黄祥以热爱和平的爱国民主人士身份，参加了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他回国后，积极宣传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危害，只有和平才能给人民带来福祉与安宁。他常说:“我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做好民族地区的工作，把夏河的事情办好。”
  黄祥在甘南藏区享有崇高的声誉。他通过各种关系，扩大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积极开展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很快建立了区、乡级人民政权。他在解决草山边界纠纷中，能秉公而断，处理公道，时常教育双方互谅、互让、互帮，团结友爱，和睦相处。解放初，他先后成功地调处了几起重大而复杂的草山边界纠纷。
  1951年,全国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黄祥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全县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当场捐献人民币1000元。会后，他亲自跋山涉水，发动群众捐资。在他的带动下，全县募捐了可购两架飞机的资金，从而也使夏河各族人民受到了一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
  1953年元月，甘南剿匪委员会在夏河成立，黄祥担任副主任。为配合解放军干净、彻底地剿灭流窜在甘、青、川交界地区的马良股匪，他随同解放军剿匪指挥部，驻扎在郎木寺等地，开展群众工作,使剿匪工作在地方政府和民族中上层人士的大力协助下，很快取得了胜利。同年10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区（州）人民政府成立，黄祥被选为副主席。1956年3月，极少数反动分予，竭力反对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致使甘、青、川交界地区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他带病亲赴碌曲，进行宣传、争取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消除了各部落头人的思想顾虑和抵触情绪。他向甘南工委发电，保证“坚决稳定局面”。但是,6月9日上午，解放军和部分受国民党匪特挑唆的藏族武装群众,在晒银滩发生了冲突与误解。黄祥闻讯后，置个人安危而不顾，前往现场，进行劝解。由于连日奔波，他心力交瘁，病情加重，连续咳血不止。自从晒银滩事件后，甘南一些牧区相继发生了聚众闹事的集兵事件。黄祥拖着虚弱、病重的身子，夜以继日地去做劝解工作。他在阿木去乎配合解放军召开群众大会，以雄辩的口才，对聚集的群众进行劝说,使原来准备闹事的人当即放下武器，表示听嘉木样活佛的话,服从人民政府的领导，拥护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1956年，黄祥任省政协副主席，同时，继续兼任夏河县长、甘南州副州长。他有很多工作要去做，但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央有关领导得知后，立即接他到北京，准备送往苏联治疗。但经专家会诊，确定他患的是晚期食道癌，抢救治疗为时已晚。他回到兰州后，终因医治无效，于1957年2月14日不幸与世长辞，终年59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政协全国委员会送来了花圈。夏河县政府、甘南州政府和省政协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这位忧国忧民的民族上层人士，党和政府的忠诚朋友,藏族人民的优秀公仆一黄祥先生！功德昭著，永垂不朽！
  （二）与党风雨同舟的活佛热旦加措
  热旦加措（1907〜1994年），男，藏族，碌曲县西仓乡则岔村人。1907年2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1911年，被认定为拉卜楞寺第四世热旦加措・农藏图丹嘉措灵童，并坐床。1918年在拉卜楞寺闻思学院学经。从1928年起，先后在美式新寺、旧寺、多合寺、玛曲齐哈玛寺、四川阿坝郭莽寺、卓尼贡巴寺当法台（总管）。1945年去西藏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朝拜。1946年返回拉卜楞寺至1957年在博拉寺、拉卜楞寺时轮学院、上续部学院、喜金刚学院、碌曲西仓寺当法台。1956年任州政协副秘书长。1958年10月反封建斗争中蒙冤至1959年平反，同年任甘南州政协常委；1962年任卓尼县政协副主席；1968年至1977年在卓尼县尼巴乡江车村劳动。从1978年起任卓尼县政协副主席；1980年任卓尼禅定寺大法台；1981年任甘南州政协副主席、州佛协副会长、卓尼县佛协会长；1987年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1984年任全国佛教协会理事、甘肃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历任卓尼县、甘南州、甘肃省人民代表。1994年12年21日在夏河拉卜楞寺圆寂，享年87岁。
  热旦加措活佛是甘南州著名的爱国宗教上层人士，他遵守戒律，虔诚礼佛,佛学造诣精深，为弘扬佛教功德无量,建树了丰功伟绩,堪称爱国爱教的楷模，是同我们党早年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老朋友。1936年8月，当红四方面军长征到甘南境内时，他被红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所感动，秘密派遣管家旦曲和美武僧人宁嘉贤，冒着风险给红军送去了两驮糌粑、1驮酥油、两颗麝香、1张狐皮和1条哈达，表达了藏族同胞对红军的深情厚意。红军赠给他的1面红旗和收条，他一直珍藏到甘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热旦加措活佛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感召下，加入统一战线行列，以他崇高的群众声望，热忱地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民族团结工作，为建立和巩固基层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果实，维护社会安宁，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赢得各族群众的尊敬，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1950年，中央西北局、省委和州、县党政军领导多次看望他，慰问他，高度称赞他是“雪里送炭的真君子”。中央慰问团、省政府领导把毛泽东、周恩来及郭沫若同志有关民族团结的题词复制品馈赠给他，使其极为感动。1956年“五・一”节，他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到北京观礼，受到贺龙、陈毅、刘伯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贺龙元帅感谢他对红军的支援,称他是“老朋友”。陈毅元帅也向他赠送了白绸、棉布等礼物，并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
  热旦加措活佛的一生是与我们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一生。他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他一贯坚持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为甘南的社会政治稳定，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奉献。
  1953年，当人民解放军进驻甘南剿灭马良股匪时，他主动协助部队开展工作。1956年个别地方出现骚乱时，他又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民族团结，昼夜操劳，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安定草原秩序。1958年反封建斗争中，他协助人民政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0年“文革”中，他虽然遭到极“左”路线的迫害，蒙受了不白之冤，身心受到摧残，但丝毫没有动摇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赤诚之心，对党的信任始终如一,一往深情。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热旦加措活佛恢复了工作，他不顾年事已高，仍四处奔波，调解民事纠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扶持民族教育事业。他为帮助农牧民发展生产，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卖掉自己的贵重衣物，补贴当地农村牧区的公益设施建设。他在宗教界和藏族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亲自深入群众，动员儿童入学，并兼任尼巴学校名誉校长,给十多所乡村小学多次捐款，为培养民族地区各类人才做出了贡献。他大力推进儿童计划免疫工作，为发挥自己的所学医术，毕生为群众免费治病。他为减轻寺院给群众的经济负担，大力倡导寺院开展“以寺养寺”活动，并向13所寺院捐款。他坚持爱国爱教，走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带头领导寺院的普法教育，提高广大僧众的思想觉悟。为支持乡镇办企业和发展乡村的医疗卫生事业,他多次捐款。进入90年代以来，他积极参加了十多次省内外重大草山纠纷的调处工作，调解了无数次民事争议，化解了诸多矛盾，增强了民族团结，对甘南社会秩序的安定起了重要作用。
  热旦加措活佛心地纯正，慈悲善良。他为人谦逊，和蔼可亲，胸怀坦荡，以慈善为本，反邪皈正，救济众生。他一生勤学俭朴,处处助人为乐，是一位深受广大信教群众爱戴的活佛，也是一位与党同甘共苦，荣辱与共的忠诚朋友。
  （三）杨世杰欢迎解放军进驻夏河
  杨世杰（1918〜1958年），又名杨占仓，藏名贡保先木，男，藏族,甘南夏河佐盖美武五部落世袭土官，1942年5月袭职。1938年加入国民党。1940年任美武乡长，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国大代表。1946年，他赴南京国民党国立政治大学特训班受训，广游内地，开阔眼界,接触了一些进步青年，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返乡后，他常与共识者评论时局,积极支持“拉卜楞革命青年同学会”的政治活动，并保护逃亡到其领地的进步青年免遭迫害。
  1949年8月，临夏解放。杨世杰得悉消息，即派进步青年吴振纲等携带缴获国民党散兵枪支的清册，赶赴临夏与解放军接洽，并积极协助王震司令员所派代表杜鹏程前往夏河,做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的工作，促成夏河的和平解放。1949年9月，夏河解放后，杨世杰任县人民政府第一届委员、夏河县民兵司令部副司令。为表达对共产党的赤诚，他多次请求政府批准，上交了自己的财产、土地。国家利用他上缴的牲畜和生产工具，在美式办起了第一个公私合营牧场。从1952年至1955年上半年，杨世杰因对党的政策认识不清，思想动摇，脱离了工作岗位，先后去了西藏、印度。1955年底返回夏河后，仍受到政府的关怀照顾。1956年10月担任州政协副秘书长。
  1958年2月，美武地区发生武装叛乱。杨世杰力劝被蒙骗的群众和自己的亲友不要参加叛乱。2月6日，他接到美武乡党委通知，冒着生命危险，护送乡干部、各村党团员和基层干部共70余人，安全抵达合作。4月2日，杨世杰因"涉叛"被捕入狱。同年7月21日，病逝狱中，终年40岁。杨世杰一生功大于过，对夏河和平解放起过积极的作用。1988年，州委、州政府给他昭雪平反，恢复了名誉。
  （四）德高望重的黄正清
  黄正清（1903〜1997年），原名洛桑泽旺，男，藏族，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人。17岁那年，因二弟黄正光（丹贝坚赞）被选为拉卜楞寺第五世嘉木样活佛，便随家迁居到夏河县拉卜楞镇。20世纪20年代,他带领甘南拉卜楞寺教区的藏族人民同青海军阀马麒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迫使马家军撤离甘南。同时，为改变甘南藏区的落后面貌,谋求藏区的文化发展，他动员志士仁人,组成拉卜楞藏民文化促进会，筹建了拉卜楞藏民小学，为拉卜楞藏区培养了大批人才。他的业绩，赢得了广大藏族同胞的拥戴。解放前，他曾任国民党“六大”代表、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蒙藏委员会委员、西北长官公署少将参议和拉卜楞保安司令等职。
  1949年，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黄正清欢迎解放军进驻夏河藏区。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信任，他先后担任省政府委员、省农业厅副厅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省畜牧部副部长、省民委副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军分区司令员、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享受正省级待遇。
  黄正清早年曾与中共地下党员宣侠夫交往，并接受进步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他通过接触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亲眼目睹党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使他对共产党有了一定认识。1950年,他作为西北各族人民政教团副团长，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领袖们的风范和诚挚，使他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此后，在近半个世纪中，他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民族政策，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族地区经济，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而积极地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1951年，他陪同习仲勋前往西宁为十世班禅赴西藏送行，为促进藏族人民的团结做出了贡献。
  1953年，盘踞在甘南藏区的国民党残匪作乱，蒋介石从台湾派人给他送来委任状，任命其为甘南藏区“守备司令”。他当即将任命书交给中共甘南工委书记朱侠夫，并担任川、甘、青边界剿匪指挥部副司令，为剿灭马良股匪出了力。20世纪60年代初，在参与处理甘青两省边界纠纷中，他以维护民族团结、保持民族地区稳定的大局为重，深入条件艰苦的玛曲县,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教育和疏导工作，顺利的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文化大革命期间，黄正清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和政府的信念从未改变。1977年他平反并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各项工作中。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经常深入民族地区视察，调查了解社情民意，在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掣签期间，他以自己在甘、青、川藏区的影响，向广大藏族群众广泛宣传，坚持拥护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立场，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尽到了责任。
  黄正清作为甘肃省少数民族爱国上层人士的代表，几十年来,他积极参与全国和全省大政方针的协商讨论，为履行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贡献了力量。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虽年高体弱，但仍然关心政协工作，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展壮大统战队伍和人民政协事业，积极献计献策。1997年10月，黄正清以95岁高龄谢世。
  （五）爱国爱教大师贡唐仓•丹贝旺旭
  贡唐仓•丹贝旺旭（1926〜2000年），男，藏族，四川省若尔盖县人。1926年正月出生在一个牧民家庭。6岁时被选为六世贡唐仓活佛，进拉卜楞寺，是该寺四大赛赤之一。1935年开始在拉卜楞寺闻思学院学经,1944年毕业后获“格西”学位。21岁时，任拉卜楞寺总法台，并开始宗教活动，在甘、川、青一带讲经传法。1949年夏河解放前夕，离开拉卜楞寺去四川省阿坝查理寺礼佛，并管理该寺。解放初,他任川西藏族自治区（州级）人民政府委员、区协调会副主席、区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54年被六世嘉木样迎回拉卜楞寺，荣任总法台。1955年任甘肃省政协第一届委员。1957年任省佛协副会长。从1958年5月至1979年4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79年任省、州政协常委。1980年任省佛协副会长。1983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任省政协副主席。1991年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2000年3月1日在拉卜楞寺贡唐囊欠圆寂，享年75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六世贡唐仓活佛积极致力于民族团结、爱国爱教和团结进步的伟大事业中。他几十年如一日，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密切合作，为甘南藏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做了许多工作，为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他十分关注民族教育事业。1980年，他主张恢复一个寺院，不如办一所小学。他说:恢复寺院可以放慢一些，兴办教育应当快一些。1988年夏，他在玛曲县阿万仓向川、甘、青12万多名信徒讲经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兴办教育的重要性。他从牧民的布施中，拿出4万元交给地方政府办小学。是年，他从政府给他的房屋退赔款中，捐出2万元交给州教育局，并成立了民族教育基金会，又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捐款10万元。他先后共捐出40多万元，馈赠给甘南各县、乡兴办中小学。
  贡唐仓•丹贝旺旭一贯旗帜鲜明地坚持民族团结，提倡民族和睦；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他常说:藏族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内，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藏族和各兄弟民族团结起来，本民族才能兴旺发达。只有全国的各民族团结起来,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基于这个主导思想，他到草原各地，一有机会就随时宣传各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他要求藏族内部不仅要团结，而且藏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更要紧密团结。1987年10月西藏局部地区发生骚乱时，他作为十世班禅的顾问曾去西藏做工作。当时，他患有心脏病，加上高寒缺氧，呼吸困难，但为了西藏的安定团结，坚持在拉萨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肯定及班禅大师的赞扬和广大藏族人民的好评。贡唐仓每当听到哪里发生边界纠纷时,便不顾高龄和疲劳，冒着夏日的酷暑或顶着寒冬的风雪，一次次从兰州驱车几百公里，日夜兼程到出事地区，大力协助当地政府解决问题。往往争执的双方达到剑拔弩张的对峙之时，见到这位“佛爷”，聆听活佛以理服人的一番劝说教诲后，立即化干戈为玉帛，草原随即重现往日的宁静。多年来,他在甘、川、青藏区，协助当地政府圆满解决的边界草山纠纷达二三十起，在广大藏区和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和崇高威望。
  贡唐仓非常关心振兴和发展民族经济。1985年经省政府同意,他支持办起了“兰宝股份有限公司”,用电报、电话、信件等通讯方式同国外藏胞联系，引进资金，开办民族企业和第三产业及民族贸易，促进了甘南和川西北等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贡唐仓•丹贝旺旭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藏传佛教造诣很深的知名学者。从1985年起，他先后赴尼泊尔、意大利、美国等考察访问和讲经，宣传维护祖国统一，增进国内各民族大团结的主张，与外国社会各界和宗教人士共叙团结友谊，交流佛学经典教义，进行了广泛的友好交往，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许。他不但是深受拉卜楞寺教区广大僧侣和藏族人民崇敬爱戴的藏传佛教大师，而且是一位影响广泛的忧国忧民志士。他在甘青川广大藏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重大影响。
  （六）把宗教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实践者敏生光
  穆罕默德•奴伦丁•敏生光（1936〜），男，回族，甘肃省临潭县人。1936年7月出生在临潭县伊斯兰教西道堂教长之家庭。幼年在西道堂大家庭过集体生活。少年时求学于外地，受到良好的伊斯兰教经学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熏陶。青年时身陷囹圄。“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2月继任西道堂第五任教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极力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带领教民大力发展和振兴民族经济及文教卫生等，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多年来，敏生光在宗教改革的探索实践中，开创了一条把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路子，受到党和政府及社会的充分肯定与广泛赞赏。他现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省伊协副会长;省政协委员、州政协常委、县政协副主席。
  1.倡导改革开放发展民族经济20世纪80年代初，临潭县在政治上平反昭雪了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然而，由于临潭县当时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十分恶劣，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群众大多集中在县城和几个乡（镇），人均仅有0.07公顷多山坡旱地,再加上50年代末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把西道堂拥有的土地、森林、牲畜、商队、商业管销网点等资产，均纳入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个体私有经济在“文革”中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砍掉了。因此，仅靠人均0.07公顷多的土地是养活不了堂内两万多教民的，他们的生活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困境。
  对此，敏生光认定，要想脱贫致富，解决温饱,达到小康水平，必须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应首先想方设法地解决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因此,他大胆号召回族群众排除“左”的干扰，冲破"以粮为纲”的单一经济发展模式，大搞多种经营，大搞副业生产，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他要求和鼓励教民在遵循“三不准”原则（不准贩毒吸毒、不准贩卖枪支弹药、不准违犯党纪国法）的前提下，发挥擅长做生意的特点，打破思想顾虑，走出家门，走向商品市场，或走南闯北地搞长途贩运，或下乡串户当小货郎，或在集镇摆摊设点做小买卖，千方百计地通过劳动手段增加收入。因而及时地解决了许多农业剩余劳动力无事可干和无业可就，以及不知如何脱贫致富的实际问题,使大多数教民的家庭收入不断增长，很快改善和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敏生光还及时恢复了西道堂前辈建立的经營模式，本着由小到大，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原则，增加和积累道堂资产。先从零星贩运到定点开店，从雇车、租车到购车营运。目前，西道堂已创造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资产，完全达到了“以寺养寺'‘的目标。它的商业遍及甘、川、青、西藏和东南沿海,共设有30多处大型网点，经销民族特需用品和日用百货等，活跃了各地的民族市场经济。西道堂的车队现有60多辆东风和康明斯汽车奔驰在祖国的西北、西南多条运输线上，年总产值达亿元以上，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稅近百万元。现在西道堂的教民中，已有96%以上的贫困户脱了贫，基本解决了温饱。大部分富裕户达到了小康水平,人均年收入2000元以上。近几年，敏生光又引导教民改变过去单纯地搞商业经销和营运的方式，重视加工制造和开发型生产经营，投资兴建了一批农畜产品精加工和深加工项目，并积极引进技术，培训人才，加强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
  2000年春，在敏生光的倡导和县政府的支持下，兴办了“清真西大寺奶牛厂"，从山西引进大白花奶牛16头，选派有一定经验的管理人员进行饲养。他在发展临潭县的养殖业方面，又探索新路予。自1982年以来，敏生光带领信教群众承包了县城西凤山的3公顷秃山，已种植松树和杨树14万多株。特别是2000年春天以来，他积极响应党中央退耕还林的号召，新栽各种树木2万多株。现在这片荒山秃岭，已是绿树成荫，花香草青，景色迷人。
  2.弘扬爱国爱教促进民族团结
  十多年来，敏生光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不懈地向信教群众进行爱国、爱教的教育。在引导教民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同时，把爱国与爱教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处理个人、国家、宗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1993年夏，当国内某省发生了严重的侮教事件后，他一方面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汇报，希望通过正常的行政或法律手段予以解决。另一方面耐心说服当地的伊斯兰信教群众,识大体，顾大局,克制急躁情绪，不要贴标语闹事，不要上街游行，相信党和政府会妥善解决的。同时，他以县伊协的名义举办民族宗教人士法制学习班，提高大家的法律意识。并主持召开县伊协常委和寺管会负责人座谈会，提出了四条关于贯彻省委、省政府要求开展“四个维护”宣传教育的具体意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稳定效应。他经常引导和教育广大穆斯林群众，在任何政治风波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从大局出发，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始终不忘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的利益。爱国、爱教、奉献、团结堤他政治思想光华的凝结和闪现，也是他一贯坚持爱国爱民、搞好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全部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1991年，江苏省发生特大洪灾后，他带头捐资1000元。1994年秋，他带领穆斯林群众向卓尼县申藏乡什路村捐送救灾物资一卡车。向临潭县流顺乡汪家嘴遭受雹灾的村氏捐献面粉190袋。在他的倡议和带动下，西道堂的群众曾多次向内地洪涝灾区捐款、捐衣物,体现了民族和睦与团结友爱的情谊。
  1993年4月，敏生光邀请拉卜楞寺活佛嘉木样大师到临潭西道堂考察访问，双方畅叙长期以来藏、回民族之间的兄弟友情，互相交流管理宗教事务和实行''以寺养寺”、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的经验,取得了圆满的收荻。
  临潭县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汇聚地。由于历史的原因，西道堂所在的临潭旧城就有清真寺5座,分属不同门宦和教派。这些年来，在以敏生光教长的协调下,各教派、门宦之间，和平共处，互相尊重，求同存异,极少发生摩擦和矛盾。在与临潭邻近地区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之间，也都互敬互让，互不干涉，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宗教关系。使党的宗教政策得到了比较全面、正确的贯彻落实。
  3.发展文化教育造福桑梓故里
  敏生光聪颖睿智，勤学好读。他刻苦钻研伊斯兰的历史、文化、哲学和经典著作，博览中国历代经史，对中华传统文化颇有独特见解。他把研究伊斯兰经典同中国的穆斯林实际结合起来，在国内外发表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著述。他精心撰写的《伊斯兰教殡仪探讨》，以求真务实的态度，针对伊斯兰殡仪文化中的一些现象，提出了“节哀治丧，丧事从俭，反对铺张浪费”的改革主张,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他经常强调弘扬伊斯兰教的传统道德，竭力培养教育广大教民继承和发扬公正、宽恕、忠厚、忍耐、孝敬、善待、施舍、和睦、济贫等传统美德。他把宗教道德伦理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积极引导穆斯林群众无论何时何地都要遵纪守法，按政策办事。提倡艰苦拼搏，勤劳致富，勤俭度日，远离邪恶，抵制精神污染，净化社会风尚。决心把临潭建成一个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民风淳朴,人际关系和谐，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公德良好的乐园。
  敏生光继承西道堂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发展民族教育。1987年，他被县政府聘请为临潭县民族一校名誉校长后，带头捐款1.28万元，为学校购置了50套课桌。他主动让民族一校与兰州柏树卷小学建立了教学业务往来关系，不断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每逢教师节，他都带上礼品到学校慰问，倾听教师们的意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1993年暑假，他拿出2000多元，资助民族一校的全体教师去西安、兰州等地参观旅游，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由于他的支持，该校的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其合格、毕业、升学的''三率”指标均达到100%。他每年利用假期，动员组织西道堂的所有师资力量，为中、小学生开设补课班，并举办多期妇女识字班,使许多回族妇女摘掉了文盲帽子。自1993年以来，西道堂穆斯林的子女考入大、中专院校的共有140多名，小学毕业生全部考取了中学。近几年来，敏生光为民族教育捐物、捐款累计达10万多元，受到州、县党政领导机关的赞扬。1994年4月，敏生光创办了临潭县历史上第一所由宗教团体兴办的“西道堂红新月民族幼儿园”，面向全社会服务。在办园的历时7年中，共招收当地和外地幼儿入托1158名，其中：汉族430名，回族633名，藏族90名，撒拉族2名，东乡族2名，满族1名。该幼儿园先后接待了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多名国际友人的参观指导，受到热情赞助。另外还接受了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考察访问o并被省民委、省妇联誉为“民族幼儿之家”。在1996年和1997年的全县中小学、幼儿园教育工作综合考核中，名列第一，受到县政府的表彰。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与敏生光和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与他无微不至的帮助关怀分不开的。在1988年5月的伊斯兰“尔德”节上，敏生光对数千名信教群众作了《推行计划免疫，增强儿童身心健康》的讲话，受到州政府的表扬，并赠题"草原的健康使者”奖状一面。其讲稿被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收藏，所拍电视片在东南亚穆斯林国家播放。
  1994年敏生光荣荻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的光荣称号。1997年，他以宗教领袖和学者的身份出访吉尔吉斯共和国，为沟通中吉两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友谊出了力。1993年以来，他多次被国际著名的民族文化交流出版部门，收录进《世界名人录》、《中国回族大辞典》、《中华人物丛书》等史册。进入新世纪后,敏生光教长正以他聪颖的远见卓识，睿智的雄才胆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率领广大西道堂教民,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在发展社会主义民族经济的道路上，为推动两个精神文明的建设，为进一步把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探索实践推向深层次的高度，而锐意创新，开拓奋进。
  （七）热心民族教育的活佛尕藏成来
  尕藏成来（1930〜），男，藏族，甘肃省玛曲县人。1930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7岁时在玛曲夏秀寺坐床当活佛，渡过了漫长的宗教生涯。1979年被寺院所在地的曼日玛小学聘请为藏文教师。1980年接受县文教局和曼日玛乡政府的聘请,担任曼日玛督宿小学的名誉校长。现任省政协委员、州政协常委、县政协副主席。
  身为寺院活佛的尕藏成来,是甘南牧区第一个支持和创办民族寄宿学校的宗教界人士。他把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草原的民族教育事业上。他除参加佛事活动或州、县的政协工作外,都吃住在学校，白天给学生授课，晚上在灯下批改作业。他20余年如一日，始终诲人不倦，呕心沥血，勤勤恳恳地为草原培养下一代新人。
  尕藏成来活佛进校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提高入学率和在校生的巩固率。他首先从已入寺当了喇嘛的学龄儿童抓起。座落在曼日玛乡青草坡上的夏秀寺,是曼日玛乡藏族牧民心中的一块圣地。历史的传统世俗认为，谁家的孩予能身披袈裟，入寺念经，便能步入净土，无尚荣光，孩子的前程似乎也有了归宿。1980年时，在夏秀寺就有11名十一二岁的学龄儿童，在寺院里晨诵暮祷，读经礼佛，消耗青春花季。虽然政府明文禁令“18岁以下的儿童不准入寺念经。”但旧的习惯根深蒂固，禁而不止。身为该寺活佛的尕藏成来，一方面主动向僧人和家长们宣讲党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解释儿童为什么不能当喇嘛的原因和对社会、家庭的弊端。另一方面狠抓曼日玛寄宿小学的“双语教学”、勤工俭学和文体活动，改善学生的食宿生活条件等，吸引了11名在寺诵经的小和尚，主动提出离寺入学。与此同时，尕藏成来走访了800多户牧民的帐圈，做失学儿童家长的工作，最多的一家去了8次，他都耐心说服和动员牧民将孩子送入学堂。第一年就使曼日玛小学的学生由25名猛增到253名，成为全县入学率、巩固率多年来最高的乡之一。由于尕藏成来活佛带头支持县、乡政府创办曼日玛等宿小学，他们根据牧区特点，把系统教学与当地的生产、生活实际结合起来，把集中办学与分散办学相结合，采用“以寄宿为主，辅以牧读小学”的办学原则，在积极探索发展牧区教育的新路子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取得了明显成果。到1985年时,全州牧区的奇宿小学发展到41所。目前，仅曼日玛等宿小学培养的近千名毕业生，大部分考入县中学或升入合作民族师专、民校、卫校、牧校、省民族学院等，有的毕业后当了国家公务员、教师、医生、防疫员、兽医；有的担任乡镇企业领导或骨干;有的当了会计、文书、技工等,是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这些都是与尕藏成来活佛热心党的民族教育事业，积极创办草原寄宿学校分不开的。他为发展牧区的民族教育事业，做出了明显的成绩。
  (八)爱国开明人士马富春
  马富春(1925〜1995年)，男，回族，经名哈力德。临潭县城关镇人。1925年出生于临潭西道堂大家庭，系教主马明仁长子。1947年于四川华西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考入美国纽约大学机电系，因母殁奔丧，未出国就读。1949年解放后他积极筹建了启西中学，担任校长。
  1952年春，在临潭县的土改中，马富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提出捐献西道堂的部分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称赞。他还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参加建政、剿匪、反霸等各项社会活动,表现开明积极，被聘任为临潭县各族各界联谊会副主席，1952年4月当选为临潭县副县长。此后，他经常上山下乡，走乡串村，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调查了解社情、民情，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为恢复和发展临潭县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做出了有益的奉献，贏得了各族群众的赞扬。
  从1954年至1955年，马富春调任省畜牧厅一科任副科长，他工作认真细致，善于支持和采纳专家的意见，为推动全省的畜牧业发展和草原建设，做出了明显的成绩。后被聘任为省政协委员，他积极参政议政，每逢开会，都踊跃发言，为做好全省的民族工作献计献策。1980年省伊协恢复后，马富春被选为省伊协常委，并先后担任省伊协副秘书长、副会长等职。期间，他经常不辞劳苦地奔波于肃北、肃南、天祝、临夏和甘南等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促进甘肃各地的民族团结与教派和顺，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曾两次参加全国伊协会议，并分赴兰州、西安、银川、西宁、乌鲁木齐等地参加伊斯兰文化研讨会，曾发表《刘介廉先生的宗教译著对以后伊斯兰教的影响》、《西道堂马启西兴办教育记》等论文，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好评。1988年马富春率甘肃穆斯林朝觐团赴麦加朝觐。他虽体弱有病，但仍尽力做好全团的服务工作，圆满完成了朝觐任务。马富春待人和蔼，性格开朗，博学好读,善于交识朋友，对伊斯兰教义哲学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凡独到之见，均博得了教众的尊敬和赞赏。长期以来，马富春爱教爱国，关怀教众，关心教民的疾苦,对生活有困难者都竭力相助，深受教众的爱戴。1995年马富春不幸病逝，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