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1976年11月至2002年12月）
  “四人帮”的垮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内乱。但是在这期间，各地都积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党所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可以说是个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对此，党从揭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入手，普遍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夺回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领导权，肃清极“左”流毒和影响，着手平反冤假错案，整顿科学文化教育战线，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结束“文革”造成的经济混乱状态，恢复工矿企业生产，调整重大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从而使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和提高。各项工作开始稳中有进。但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转变，因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严重阻挠，处于两年徘徊的阶段。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首先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接着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彻底打破极“左”路线的精神枷锁，开创了全党、全国性的拨乱反正新局面，使党的工作重点逐步向现代化建设方面转移，从而也开始了党的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新篇章，揭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在20多年的奋力开拓过程中，州委认真总结历史经验, 正确判断形势，准确分析州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结合甘南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以经济改革为主线，配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进行，从而促进全州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持续快速的发展，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州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和一定规模的三大产业体系，为新世纪生产力的发展，为完成新时代赋予的三大历史使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一节拨乱反正肃清极"左"流毒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使全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甘南也同全国一样，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
  “文革”结束后，州委、州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彻底纠正“文革”及以前的''左”倾失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全面拨乱反正，竭力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有步骤地解决建州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开始全面建设和实施改革工作,使全州在政治、经济、科技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出现了好的形势，取得了重要成绩。1979年5月12日，中共甘南州委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合作召开。会后，州委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首先把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从个人崇拜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然后逐步把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转移。并积极医治“四人帮”对党的建设造成的严重创伤，清理整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调整、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进一步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认真清理过去在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的“左”倾做法。正确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平反各类冤假错案，改正错划“右派分子”，认真处理和解决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落实工商业者政策。重新改定牧区的阶级成分，对以涉叛而划定的地主、牧主、封建主和富农全部改划为农牧民。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此外，还妥善处理和解决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在促进民族团结和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
  一、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但是一部分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仍掌握在江青反革命帮派分予手中，有些地方帮派势力盘根错节，还有一定的基础，全国积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此时可以说是个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局势。因此，党中央从1976年10月18日起，连续发出通知和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3批罪证材料，揭露批判江青等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陷害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行，揭批和肃清他们极“左”路线在各方面造成的危害及影响。
  按照中央和省委的安排部署，州委首先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采用层层举办学习班的办法,培训宣讲骨干，召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州、县向农牧村派出工作组搞试点。运用大字报、墙报、专栏、漫画、广播、幻灯、文艺演出等形式，在全州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高潮。截止1978底，大搞深揭狠批“四人帮”反党罪行的“三次战役”，取得了明显战绩，清查工作基本结束。
  在两年多的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全州共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2179期，培训骨干21,154人次，召开大小批判会15,900多次，参加人员有10.72多万人。办批判专栏6762期，写批判文章4.8万多篇，画漫画1000多幅。通过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使全州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四人帮”反动本质的根源和社会基础,搞清他们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必然性。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极“左”路线？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并同他们划清界限。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全州各级党委还认真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全州共查出两封给江青写的信件，但都是要求解决个人问题，与“四人帮”在政治上没有牵连，属一般性的上访信函。此外,再无任何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工作圆满结束。
  二、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干部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甘南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虽然从1978年3月开始，但进展缓慢。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文革”时受到严重扰乱的社会关系调整过来，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州委认真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州、县都成立了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确定由一名副书记专抓此项工作，并抽调421名干部（其中：州委常委1人，中级干部16人，科级干部123人），加强办案力量，对“文革”和“文革”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大案件，全部进行复查甄别，截止1980年7月底基本结束。通过这次全面落实干部政策，既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又调整了社会关系，使受到迫害的各级党、政、军机关干部陆续得到平反。还有受到打击、诬陷或迫害的民族、宗教人士、知识分子等，也都平反和恢复了名誉。其中主要是:首先为“文革”中被打成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赵子康“一小撮”、赵生鹏“一小撮”等平反。其次是为曾经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受迫害的人平反。如将碌曲县文教局副局长王定一诬陷为“现行反革命”，冤狱8年等。三是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四是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予”的王如东等8名高、中级领导干部平反。五是为把原来在1956年和1959年审干中已作了审查结论的人，后来又重新翻出来，加重处理，以及人为地制造出的许多冤假错案的人平反，等等。
  在历时两年多的落实干部政策过程中，甘南州共立案复查的干部案件有2177件，复查结案2149件，占应复查总数的98.7%。其分类如下：
  第一，属于“文革”期间的案件共1191件，复查结案的1186件，占应复查数的99.58%。其中：原定按敌我矛盾处理的159人，经复查后全部平反的80人（内有61人恢复工作,19人改按离退休处理）；改变定性结论的57人，（内有26人恢复工作，31人改按离退休处理）；维持原结论不变的只有22人，仅占原敌我问题人总数的13.66%。原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作了开除公职处理的79人，经复查后恢复工作的41人，改按离退休处理的10人,维持开除公职不变的28人;开除党籍的50人,经复查后恢复党籍的19人，改给党内其他处分的4人,维持开除党籍不变的27人。
  第二，属于“文革”前的案件986件，复查结案963件，占应复查总数的97.67%。其中：按敌我矛盾定性处理的223人，经复查后全部平反的168人（内有100人恢复了工作,55人按离退休处理）；改变原定性结论的48人，除病故的5人外，9人恢复工作，34人改按退职、退休处理；维持原结论不变的只有13人，仅占原定为敌我矛盾处理人数的5.68%。原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而开除公职的278人，经复查后，恢复工作的50人，改按退职、退休处理的128人，问题平反但已病故的7人，开除公职不变的93人;开除党籍停止预备期的40人,经复查后恢复党籍的24人,改给党纪行政处分的2人，维持原处分不变的14人。
  第三，全州共复查处理农牧区基层不脱产干部案件1063件，其中：''文革”中的案件1053件，复查结案1051件，占应复查总数的99.8%。经复查后，在原定敌我矛盾的140件案件中，问题全部平反的118件，部分平反的10件，维持原结论不变的12件。在原定人民内部矛盾的921案件中，全部平反的858件，部分平反的35件，维持原处理不变的28件。
  第四，全州共复查处理社员、居民案件11,982件，复查结案11,966件，占应复查总数的99.86%。经复查后，在原定敌我矛盾的1020件案子中，全部平反的782件，部分平反的238件。在原定人民内部矛盾的11,146件案子中，全部平反的10,161件，部分平反的679件，维持原案不变的306件。
  第五，在落实干部政策期间，全州用于补发工资、生活困难补助、退职退休、接待上访人员和遗属子女抚恤等经费832,661元。同时，按规定为1680名（378户）落实政策职工和受株连的家属子女恢复了城镇户口，为77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职工遗属子女补发抚恤费和生活救济费，对23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安排了工作。
  第六，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进入尾声阶段，州、县又抽调12名干部，由领导同志带队，分别对全州7个县和3个州级重点单位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进行全面的检查验收。对那些证据不足、问题不清、定性不准、定案仓促、处理过重或过宽及材料不全,手续不完备，政策不够准确的案件，按照不同情况,根据存在的问题都普遍进行了“回头看”。其结果对前阶段复查处理的119人的问题，改变过严定性结论的有17人,恢复了工作。这样，使全州长期以来积压的冤假错案，全部处理完毕。
  第七，实事求是地处理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首先宣布在全州农牧区一律摘掉多年来守法的地主、富农、牧主、封建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帽子，并对其子女一律定为社员，不得歧视。其次，恢复城乡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的经营活动，改正错划的右派分予，纠正在民族、宗教工作中“左”的做法，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这样，甘南州全面、彻底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各类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解决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
  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中的扩大化问题，是甘南州的一个综合性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落实党的各项民族宗教政策，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克服政治阻力，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地方稳定和祖国统一，有着深远的意义和重要作用。在六七十年代初期，甘南州曾两次开展复查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并逐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大部分在平叛反封建斗争中受牵连的群众和干部得到逐步解脱。但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党的指导思想受“左”倾思潮的约束，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得以彻底解决。党的届三中全会后，州委、州政府正确贯彻执行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批判和揭露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认真拨乱反正,从根本上纠正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做法，平反冤假错案，彻底复查和解决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
  “文革”中，根据中央（1972）22号文件和《全省民族工作座谈会纪要》精神，州委遵照毛泽东关于“要团结两个（干部和群众）百分之九十五”、“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从1972年11月至1974年6月，在全州范围内开展了一次以解决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为中心内容的工作。对平叛反封建斗争中涉及到的75个公社（乡镇）、326个生产大队、1666个生产队和2.96万人的问题，进行清理复查。对其中错划、错捕、错判、错管、错戴的24,900余人作了平反处理，占应复查总人数的83%，其中未参叛而以参叛定性处理者达8561人。同时对3994户错没收户的问题，也进行了初步的平反纠正，先后由国家发放救济款和赔款共达8415万元。这次复查虽然初步纠正了大部分较严重的扩大化问题，但由于当时正处于“文革”的动乱时期，极“左”思潮正在泛滥盛行，因此造成了复查清理工作的不彻底性，继续存在着许多扩大化遗留问题。这次复查后，全州维持原处理决定者尚有1397人;继续戴帽子的有435人;划而不戴的932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28人;''文革”以来新定的反革命分子227人;有问题待查处理的166人。在经济上，对被错没收财产的1662户普遍没有退赔，仍予以维持。这些遗留问题的存在，仍然制约和影响着甘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启动和顺利进行，必须加以彻底解决。
  党的届三中全会后，州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一系列指示, 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民族工作会议精神，首先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摒弃和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及影响，加快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步伐。其次成立了甘南州复查领导小组，郭发永任组长，马登昆（藏）、庞俊茂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郑天翔任主任。同时多次召开全州领导干部会议,专题研究部署解决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扩大化等历史遗留问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确定重点，明确政策，先后抽调了190多名干部参加州、县的复查办案工作。截止1985年底，全州将原涉叛总人数36,945人中98.5%的人员进行平反和摘帽子，维持原结论的仅剩584人，只占1958年涉叛总人数的1.5%。这样，基本上解决了扩大化遗留问题。
  在这5年多的查证落实和复查办案期间，州委、州政府先后采取了以下几条具体措施：
  一是认真抓好查证、核实工作，提高复查结案率。州、县在建立健全复查工作领导班子的同时，先抽调50多名干部到复查办公室集中工作，后又抽调140余名具有一定政策水平和办案经验的干部，参加具体的查证落实和办案工作。碌曲、玛曲和卓尼县的部分公社党委，也成立了复查办案工作机构。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州对72个公社、312个大队进行全面、细致的复查处理工作。到1981年底时，全州复查结案6638人，占应复查总人数的18%。其中：平反纠正5452人，占结案总数的81%；部分改变原定性结论的65人，占0.9%；维持原定性结论的1121人，占18.1%。
  二是适当发放补助救济款,重点解决生活极端困难者。70年代末期，由于“文革”的10年动乱，甘南的农牧业生产一直停滞不前，群众生活很贫苦,特别是许多涉叛人员和农牧民的家庭生活更为困难。对此,州委决定给首次复查平反后的错杀、错捕、错判者和错没收户，及在平叛中致残、牺牲的积极分子、民兵和造成重大损失而生活极其困难者，发放适当的生活补助救济款。截止1981年2月底，全州共分配和发放复查补助救济款67.5万元，其中：夏河县17万元，临潭县7万元，卓尼县14万元，舟曲县6万元，迭部县9.7万元，碌曲县6万元，玛曲县5万元，州法院2.8万元（重点解决已故的平反者家属生活问题）。
  三是坚持“区别对待，慎重办案，从宽处理”的原则，划清主犯与从犯的界限，严格掌握和执行政策。1981年12月，州委召开全州复查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工作汇报会，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明确不足，研究问题，取得共识，并对下一步搞好复查工作的一些政策性问题，作了规定。即："对平叛中的反革命杀人凶手，在定性处理时也要分清主犯和从犯；对可判可不判、可戴可不戴者要按照从宽处理的精神，不判不戴”。"临潭县在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中，为完成当时州委分配的捕人指标所造成的冤假错案也应列入这次复查范围，予以纠正”。会后，州、县从1982年春开始，又对全州已结案和未结案的人员进行梳理、分类、核对，认真复查、纠正了一批错案。
  四是平反昭雪民族、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并合理安排他们的职务和生活。州委在复查解决1958年扩大化遗留问题的同时，还重点复查50年代就被安排在各级政府、政协和州、县一些部门中的民族、民主人士的问题，到1983年底时，使276人的错案得到平反纠正。对其中原任职的46名区、乡长、14名县（处）长和12名县政协副主席，首先予以平反纠正。能工作的安排职务，不能工作者妥善安排生活,发放定额生活补助费。特别是对那些在群众中有较高声望和影响的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进行公开的平反昭雪。如卓尼北山头人杨麻周，在1943年的卓尼“北山事件“中，率众反抗前来镇压甘南农民起义军的国民党军队，影响颇大，其在1958年被捕后病逝于狱中。复查后，县、乡政府在恰盖公社召开追悼大会，公开平反昭雪，群众反响较大。
  五是进一步开放寺院和设立宗教活动点，并加强党和政府对宗教的管理。截止1983年5月底，全州共开放寺院和开设宗教活动，点123处。其中：佛教74处，伊斯兰教49处。住寺和尚达3200余名（内有经政府批准的1400余人），有领拜阿訇600多人，还有80多名满拉。同时各县还较好地协调解决各寺庙的原址、房屋等问题，绝大部分作了退还。
  六是州、县党委和政府都加强了对宗教的管理，成立了宗教局。每个宗教活动点都成立了管理委员会,逐步把正常的宗教活动纳入正规化轨道。州级和夏河、临潭、卓尼3个县还分别成立了佛协、伊协组织，共安排宗教界人士190多人。
  七是发放抚恤救济金，解决有困难的群众生活问题。1982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向甘肃下拨1000万元专款,抚恤救济群众生活。省政府给甘南下拨368.7万元来解决复查后的经济遗留问题。并规定救济的抚恤标准是:①平叛中牺牲的民兵，人均250元。②伤残民兵每人补助150元。③因“五错”而死亡者，每人100元。④冤狱的人均按50至100元发。⑤错没收户，每户救济100元。⑥收养孤儿者，每人补助100元。⑦扩大化中被集训、批斗、拘留而还在世者，每人发慰问金20元。⑧下落不明的死亡者，经查清后是错处理的每人发100元。⑨和尚私人财产被没收的，每人补助100元。⑩玛曲县的群强、齐哈玛和夏河县的部分公社的牛羊财产被青海占去的，均按100元补助。另外留出一些钱,处理特殊问题，但始终确保用在处理平叛反封建斗争扩大化的遗留问题上。对因扩大化而错处理的干部,该安排的安排，经费从落实干部政策费中开支。
  八是反复查证核实，把维持原结论人员降到最低限度。结合甘南的实际，用党的政策衡量，当时维持原结论的人还显得稍多些。因此，州委根据省委发(1979)5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处理好平叛中的遗留问题，对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很重要的”指示精神，要求州、县在州委落实统战政策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对下述六个方面的人员进行认真、细致的复查：第—，对维持原结论的人数倒底有多少，州、县不够清楚，应进一步核查落实，做到没有遗漏人员。第二,对以反动头目维持原判的人员中，有些人还可以区别对待。他们当时虽然也担任过一定的职务，但仅仅是村里的带兵官或一个伙食单位的头头，还不是策划、煽动和组织叛乱的骨干分子,也没多大罪恶，属于上当受骗而参叛者。因此，根据“对凡因被迫、上当或被裹胁参叛、无重大罪恶的，要给予平反”的政策规定，进行认真复查，予以平反。第三，在维持原判的人员中，有些人确有罪恶，但属于缴械投诚人员。对此，根据“在'四不政策，感召下，缴械投诚的，都要实行既往不咎的政策，其中后来被杀、被关、被斗、被管者,应作为错案给予改正”的原则规定，予以复查改正。第四，在维持原判的人员中，有些人因防祸避乱易地而居，后来按参叛对待了的，应按“在平叛期间，无论集体和个人，凡因防祸避乱、易地而居，从事正常生产劳动，并无叛乱情事，误以叛乱打击了的，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的规定，给予复查落实。在没有发生叛乱的地区，除那些策划、煽动和组织叛乱有确凿证据的以夕卜，其余凡被错冠以“阴谋叛乱”、“酝酿叛乱”、“叛乱嫌疑”等罪名受到惩处的人，一律宣布平反。第五,根据政策原则，经过调查了解后，对不应给予平反、改正的，按照“考虑到事已多年，不咎既往,摘掉叛乱分子帽子”的规定，摘掉其帽子，恢复公民权利,但不给予经济上的补助。“原来安置过的、影响较大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有的虽未平反，但本人能够认罪，转变较好，取得群众谅解的，也可重新安置。”第六，在平叛期间，流落国外的人员一概不咎既往，愿意回国参观、探亲会友或定居生活的，一律欢迎，来去自由，热情接待, 妥善安排。
  从1985年6月17日开始，为进一步加强对复查工作的领导，州委对原复查领导小组进行了调整。由州委副书记贡卜扎西（藏）担任组长，金巴（藏）、赵振业（藏）、王建业（藏）任副组长，州公检法和有关部门的6位负责同志任成员，下设办公室，又抽调一批干部专搞此项工作。州、县统战部门还重点对夏河、碌曲、迭部、舟曲等县的维持原结论人员，又一次进行复查核实，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呈报州委审批。这样,经过几次反复的复查、落实和纠正，全州基本上解决了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遗留问题。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州委、州政府领导全州各族人民,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全面拨乱反正,彻底平反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遵照党的“两个决议”精神，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积极、认真地复查处理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由于此项工作年隔甚久，量大面宽，案件繁杂，政策性强,再加上 “文革”初，州、县公检法都被砸烂，造成了案件材料丢失太多，底子不清，手续不全，有的根本无档可查的困难。对此，州委、州政府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各族人民极端关怀的责任感,进一步加强领导，组建精干有力的办事机构，抽调了一批精明强干的干部，具体专抓复查落实工作。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州、县领导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全面发动群众，开展民族政策再教育，从而解除人民群众的疑虑，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认清1958年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性质和严重后果，并与一小撮死心踏地、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头目划清界限，明确认识平叛反封建斗争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经过多次复查、核实和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使98.5%的涉叛人员得到平反昭雪，把维持原判结论的人员降到最低限度，绝大多数人在经济上受到抚恤救济，从而使这一长达20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最终得到彻底解决。这样，既落实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又解除了长期积压在部分群众和干部心头的精神包袱，消除了思想误解,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同时，它不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甘南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生活上的关怀，而且对进一步促进甘南地区的民族大团结，改善党群、干群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祖国的统一，推动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深入发展,为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安居乐业的新甘南，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全州整党整风
  在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后，由于“文革”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和纪律松弛问题还相当严重的存在，整个国家与社会生活又处于面临空前活跃和深刻变动之中，因此，为适应新时期的特点和需要，需要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指出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第一，统一思想，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犯四项基本原则，违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及“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第二，整顿作风，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精神，纠正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第三，加强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第四，纯洁组织，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去，开除出党。关键是清理“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安排部署，州委从1984年11月到1987年7月，对州、县、乡的1109个党组织,17,597名共产党员进行了一次全面整顿。经过整党清理，全州定为“三种人”（打、砸、抢分子）的有4人，犯有严重错误的38人,其中有5人开除党籍。给予政纪处分的35人。缓期登记的党员130人，不予登记的党员144人。出党面占全州党员总数的0.86%。通过这次整党，使全州各级党组织在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4个方面有了一定的改进。从1984年开始的甘南3年整党，州委坚持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为重点，主要检查州、县、乡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肩负着特别重要职责的执行情况，从而提高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政策水平，增强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勇于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作斗争，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制造精神污染的行为作斗争，同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作斗争，为广大党员作出榜样，引导人民群众努力作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在此基础上，州委调整、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按照“四化”标准，先后选拔了543名中、青年干部，充实到406个党政组织领导机构中，进一步提高了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整党结束后，州委又进一步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制度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开展反腐败斗争等重大措施, 从严治党，使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推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
  五、正确处理甘南藏区宗教问题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时期，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赖以存在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还将长期存在。宗教信仰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宗旨是要求人们笃信神道，向虚幻的神灵世界去寻求精神寄托。
  甘南藏族自治州是个以藏传佛教（亦称喇嘛教）为主体的多宗教、多民族聚居区。据1949年的统计,甘南境内共有29.7万人，其中藏族15.4万人，占总人口的52%。有藏传佛教寺院144个，僧人15,590名，占藏族人口的10%。其中：活佛225位，僧官、寺院管家829人。有伊斯兰教清真寺44个，阿訇、满拉180多人。有苯教寺院9个，僧侣千余人，活佛、僧官20多人。有基督教2户，6人。有汉传佛教寺庙6个，各寺庙都有几个主持及和尚、道人。
  长期以来，基于社会历史的演变和自然条件等因素，形成了甘南宗教的显明特征:一是宗教与政治结合为一体。藏传佛教自明、清时传入甘南后，延续到解放初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统治制度，宗教赖以存在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并没有消除，它往往与政治紧密相连，在人们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使甘南的藏族人民对宗教有着根深蒂固的同一性，形成了宗教至上的共同意识。二是甘南的喇嘛教基本上是全民信仰的宗教，由此形成了它的民族性，并导致了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时常交织在一起，容易被封建统治阶级和境内外反动势力所利用，充当他们妄图巅覆社会主义和分裂祖国的工具。三是由于人们的认识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要达到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还需要长久的奋斗过程。因此，在短期内，人们还不能摆脱天灾人祸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宗教影响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一部分人中长期存在。解放初，甘南的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巴经渗透到藏、回族群众的社会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领域，并溶进他们的心理思维定式中。因而，甘南的宗教问题还往往表现出长期性、群众性的特征。四是喇嘛教和伊斯兰教，长期以来是以民族整体形式出现的，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宗教信徒,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这样，宗教信仰与宗教感情已经融入了藏、回族群众的共同意识。因此，对他们所信仰宗教的态度，往往被视为是对藏、回民族本身的态度。五是由于甘南特殊的环境和社会历史的演变，藏族的许多婚丧仪式和群众性的节日活动，大多源于寺院宗教的内容，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宗教传统，某些宗教因素实质上已演化成了群众的风俗习惯或民间文化，并沉淀于藏民族的意识理念中。六是由于甘南藏区处地偏远，交通闭塞，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市场经济微弱。这种客观上的特殊差异，使藏传佛教在各个方面固守传统，造成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现代科技文化知识的长期贫乏，并持有比较冷漠的奇异心态。
  建国以来，甘南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排除“左”、右两方面的干扰，使甘南的宗教经历了时起时伏、时兴时衰、时禁时复的变化过程，主要分为5个阶段：
  第一，从1949年10月到1957年底甘南宗教的持续兴盛阶段。甘南解放后，宗教是伴随着封建制度原原本本地转移到新社会来的。以拉卜楞寺为中心的''政教合一"封建统治制度和以卓尼杨土司为首的封建土司制依然存在，各种封建割据的统治基础没有发生丝毫动摇。当时，党在甘南藏区的力量薄弱，少数民族干部奇缺。党开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剿匪和建立基层政权。因此,党对民族宗教问题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在1952年的土改中，甘南实行了 “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政策，对喇嘛寺和清真寺的土地、牛羊、教产一律不动。并宣布在甘南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依然保护寺、观、庙堂，保障活佛、喇嘛、阿訇等宗教职业者的信教自由，允许他们开展正当的宗教活动。同时尊重和重视宗教界中上层人士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影响,把他们列为统战对象，实行“争取、团结、教育”的政策，在国家机关和基层政权中，合理安排职务。截止1957年底,全州对162名宗教界中上层人士在州、县、乡政权机构和政协中安排了领导职务，占当时全州三级政权领导职数的1/3以上。此外，通过召开协商会、座谈会、联谊会等，让他们学习了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的有关法令、法规，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沟通思想，统一认识。大胆鼓励、支持他们到基层去，调处草山边界纠纷等。同时还组织参观团，让他们到内地大城市参观学习，增长见识，提高爱国、爱教觉悟。这样，使甘南的民族宗教工作出现了大好形势。截止1957年底,甘南境内共有藏传佛教寺院196个，比1949年增加了27个;僧人15,500多人，其中活佛275位，比1949年增加了50名。僧官、寺院管家1177人，比1949年增加了348人。有清真寺46个，阿訇、满拉等278人。
  第二，从1958年反封建斗争到1961年中央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召开,甘南宗教濒临被取消的限制阶段。
  无论是喇嘛教还是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宗教与社会、政治、文化紧密结合的特殊制度，由此宗教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宗教也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其本身的存在和滋生出来的消极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喇嘛教的规俗裁定：弟兄两人中，必须有一人入寺当和尚。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中，甘南平均每两户、10个农牧民供养1个僧人。全州寺院和土官头人的剥削量约占农牧民年总收入的60%以上，高的达70%至80%。回族群众的宗教负担占年总收入的50%至60%。而15,000多名入寺为僧者，绝大多数是智商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长年很少从事生产劳动，却要消费他人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无疑加重了农牧民的经济负担。到1956年底，随着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甘南的各族群众纷纷要求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特别是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和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它不但与社会发展相悖，而且变成了封建反动势力为维护其长久统治，赖以对抗党和政府在甘南实行民主改革的“挡箭牌”。从1958年5月起，甘南在反封建斗争中进行了宗教改革，省、州、县分别向拉卜楞寺、禅定寺、合作寺、阿木去乎寺、郎木寺和临潭县伊斯兰教西道堂派出联合工作组，深入发动宗教界上层爱国人士和广大僧侣,开展诉苦斗争，清算封建特权的罪债。到年底，全州宗教改革结束。甘南通过这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宗教改革，党和政府根据各族人民的要求，宣布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度，取消喇嘛寺和清真寺的一切封建特权。即：一是废除寺院私设法庭、监狱及处理民事案件的诉讼权和司法权。二是取消寺院向各地委派部落头人及下属寺院僧官和发号施令的组织行政权。三是取消寺院对草山、土地、森林、牲畜、河流、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四是禁止寺院向各地或群众派款、派经、派差役。五是废除寺院向群众放高利贷的剥削制度。六是不准强迫群众封斋入寺，特别是严禁胁迫18岁以下儿童入寺当喇嘛、满拉等。七是取缔寺院、道堂的所有宗教制度，包括管家制度、等级制度和隶属关系等。八是提倡宗教人士履行公民义务，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样，不但解放了生产力，而且使宗教摆脱了长期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控制的羁绊，也使广大农牧民彻底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真正当家作了主人。
  然而，由于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受“左”倾思潮的制约和影响，甘南在这场宗教改革出现了类似''消灭宗教”的做法，主要是错关闭和拆毁的喇嘛寺、清真寺太多。遣返绝大多数僧侣回乡，还俗参加劳动。发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违背了“慎重、稳进”的既定方针，没有完全贯彻“区别对待”的政策，没有严格区分封建制度同宗教的界限,没有严格区分封建特权同宗教仪轨的界限，没有严格区分宗教掩护下的反革命活动同正当的宗教活动的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结果迫使甘南的宗教活动曾一度秘密转入''地下”,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受到了限制，宗教趋于消亡的边缘。
  第三，从1961年到1966年5月甘南宗教进入了部分恢复时期，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局部落实。
  1961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召开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对甘南藏区在1958年宗教改革中发生的失误进行纠正。党中央在《关于甘南牧区工作问题的批示》中指出：''在宗教问题上，要巩固反封建斗争的成果，使宗教脱离封建统治阶级，成为私人生活的事情。人民群众过去信教现在不信了，过去信教现在仍然信教，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信这种教或信那种教，都享有充分的自由。要根据群众的自愿和宗教生活的需要逐步恢复一些寺庙。凡是保留寺院均应开放，坚决保护，并实行民主管理。对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首先是要尊重，其次是要加以分析。有利于生产，有利于民族发展的，要加以发扬。无利无害的可以不管。确实有害的，要教育群众由群众自己去改，不能强迫命令，特别是汉族干部绝对不能强迫藏族人民和当地民族干部改变风俗习惯。有这种错误的地方，要认真检查纠正”。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甘南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征求信教群众和宗教人士的意见，分期分批地开放部分喇嘛寺和清真寺，允许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到1963年时，全州共开放了115个藏传佛教寺院和清真寺，有活佛、僧人、阿訇、满拉等5000多人。同时对少数恢复后比较混乱的寺院进行整顿，加强管理。并提出了宗教活动的“六不准”：一是不准寺庙派人到各地搞摊派、收布施。凡用集体经济给予布施、供饭的要坚决退回。二是不准生产队和干部把集体的东西代作布施上交,也不准代替寺院收布施。三是不准寺院和头人搞摊派及无偿调用劳力。四是不准强迫群众念经。五是不准寺院劝人当喇嘛。六是不准18岁以下儿童入寺。延续到1966年5月，全州共开放喇嘛寺73个，有僧侣4965人。开放清真寺29个，有阿訇、满拉38人。这样，初步满足了信教群众的基本需求。
  第四，在10年“文革”中，甘南宗教蒙受了一场前所未遇的大劫难，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陷入被取消的阶段。
  “文革"初，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处理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从根本上取消党对宗教的工作，再加上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和“造反派”的打、砸、抢，他们对宗教实施了“暴力消灭”的手段，强行禁止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把宗教人士乃至一般的信教群众当作“牛鬼蛇神”、“专政对象”,统统打倒。有的被关进“牛棚”,有的被押进监狱，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全州藏传佛教除保留拉卜楞寺等22个寺院的部分佛殿和因被机关单位占用少数经堂、僧舍外，其余教产、经卷等全被查抄一空，殿宇、佛龛均被拆毁。对46座清真寺全部关闭或拆毁。全州共捣毁经堂、佛殿290座，占 “文革”前总数的93%。拆毁僧舍119,740间，占原总数的98.7%。除极少数老弱病残者外,全部僧人被驱逐出寺，回乡还俗。并撤销州、县的宗教工作机构，有的宗教工作者也受到了批斗。这样使用暴力的结果，似乎从形式上消灭了甘南的宗教，但却相反地使宗教活动在秘密和分散的状态下得到某些蔓延，被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所利用，掩盖了他们大搞违法犯罪的破坏行径。更重要的是极大地伤害了信教群众和宗教人士的感情，损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民族团结，给甘南的各项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南宗教进入了恢复和持续发展的稳定阶段。
  从1979年起，甘南各级党政组织认真恢复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全面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寺院、道堂等，组建宗教团体组织，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彻底复查历次政治运动中涉及宗教人士的冤假错案。截止1986年底,全州对 “文革”前的162名宗教界中上层人士除6人继续审查外，全部平反昭雪。其中有107人列为统战对象，在州、县、乡政权机构和政协中安排了职务，恢复待遇，清退了 “文革”中被查抄的部分财物。同时还全面复查落实了甘南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对错处理和错没收的4000多名宗教人士在政治上公开平反，经济上予以补助。进入90年代后，甘南各级党政组织围绕宗教工作“促发展、保稳定”的两大主题，逐步加强对宗教的依法管理。在喇嘛教中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开展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思想教育。在伊斯兰教中进行争创“双五好”的活动，即：“五好清真寺”:①“四个维护” 好;②民主管理好;③开展教务好;④生产自养好;⑤环境美化好。“五好阿訇”:①爱国守法好;②学习宣传好;③宗教学识好;④服务群众好;⑤自我尊行好。并颁布了《甘南州流动僧人管理办法》、《甘南州新转世活佛教育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性文件，充分调动宗教人士的积极性，在开展对外友好活动和抵制外国宗教敌对势力渗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还协助政府调处边界草山纠纷，发展地方经济，振兴民族教育，搞好计划生育，开展群众性的防治畜病等，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外，为减轻国家和农牧民的经济负担，积极鼓励和引导各寺庙僧众兴办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坚持走自食其力，以寺养寺，农禅并重的道路。这样，使甘南的宗教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截止2000年12月底，全州开放藏传佛教寺院121个,有僧侣13,000多人，尼姑232人，其中活佛124人。开放清真寺54个，有阿訇、满拉252人。开放基督教堂3处,有牧师、长老等66人，教徒2141人。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甘南同全国一样，随着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宗教问题还会受到国际复杂因素的影响，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由于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宗教环境条件的过于宽松，各族信教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诱发出来的民族、宗教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接连不断。主要表现为：境外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从未停止。某些邪恶势力打着“宗教”幌子的非法活动频繁出现，已经影响到个别地区的安定团结。宗教干预行政、干扰基层政权工作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地方滥建、扩建寺庙，搞摊派、收布施，加重群众经济负担的行为比较突出。草山边界纠纷、经济利益矛盾冲突的增多，也诱发了一些民族宗教方面的棘手问题。18岁以下儿童入寺的情况屡禁不止。极个别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人员带头参加宗教活动的现象屡见不鲜。喇嘛教寺院的自养能力低下，不少僧人的生活水平呈下降趋势等。尽管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些宗教中的潜在性隐患与突出问题，是目前甘南藏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不及时解决，终将酿成事端,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阻碍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建国50多年来，宗教工作虽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但在处理甘南宗教问题中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失误是次要的。概括起来有5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1.加强党的领导，是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本保证。党对宗教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是把握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宗教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应充分认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宗教工作。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江泽民同志关于“民族、宗教无小事”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掌握马列主义的民族观、宗教观。坚持讲政治，顾大局的原则，从总体上驾驭宗教工作的大方向，坚持党一贯解决宗教问题的工作方针和基本政策。既要反对夸大宗教问题的“左”的错误倾向，也要防止克服放任自流、疏于管理的不良现象。应把宗教工作列入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讨论研究。时常统一思想，明确态度，加强工作。特别是党政第一二把手,应该经常深入实际，加强对宗教现状的调查了解，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对可能发生的宗教问题，进行认真、细致地分析和排查，制定预案。遇到问题既不要惊慌失措，也不能掉以轻心、听之任之；对已出现的不良苗头，要深入调查，慎重处理，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并建立健全各级宗教工作机构，加强同有关部门的协作,沟通信息，统一认识，重点抓好乡、村和边远村寨的宗教工作，努力把基层党政组织建设成为打击和抵御非法宗教活动的坚强堡垒。
  2.坚持对宗教的依法管理,是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要做好新世纪的宗教工作，必须以史鉴今,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具体地说，就是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既保护公民信仰宗教的权利，也保护公民不信仰宗教的权利；既保护宗教团体、寺观教堂的合法权益,保护宗教人士履行正常教务活动的权利和信教群众正当的宗教活动，又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或宗教活动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核心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严格遵于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应进一步加强对爱国宗教团体和寺院的监督管理,也就是让他们在宪法和法律准许的范围内，主动、积极、独立地办好教务，组织正常的、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与民族整体利益的宗教活动。这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保持正常化的重要组织保证。各地开放寺、观、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应以满足信教群众的基本需求为原则，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全面安排，合理布局，绝不能滥修寺庙。同时依法开展对宗教活动场所的年检，治理整顿个别有问题的寺庙教堂，严格按程序申报批准大型宗教活动，完善活佛转世的管理制度，加强寺管会的班子建设。坚决制止自封传道人的传教布道活动以及其他各种非法传教活动。建立健全各宗教团体的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宗教活动有法可依，宗教人士爱国守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宗教在规范化的轨道上正常运行。
  3.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处理好宗教问题的关键环节。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个政策一直要延续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为止。宗教信仰自由就个人而言，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又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他信仰的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他追求的最高人生价值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信念。这是支配他思想和行为的精神支柱。江泽民同志说:“必须强调指出，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不论出身哪个民族，都要坚持唯物论和无神论，不应该信教”。这是做一个合格党员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此外，在宣传无神论的同时应该懂得，对待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问题，包括对待宗教信仰问题，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强制方法去处理。还应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体人民，争取人心，增强凝聚力，为实现新世纪的战略发展目标而奋斗。因此,应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并加以正确处理。既不能推行某种宗教,也不禁止某种宗教。大力提倡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的正确方针，但绝不允许宗教干预行政、司法和文教卫生事业及社会教育等。严禁18岁以下儿童入寺。坚决反对和打击打着宗教幌子进行妖言惑众、骗钱害人的封建迷信活动。坚决取缔和打击煽动宗教狂热，鼓吹歪理邪说及危害国家利益,伤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宗教极端主义及邪教组织的违法破坏活动，揭批它反科学、反人类进步、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对首恶分子应依法严惩,绝不手软。
  4.培养和建设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宗教职业人员队伍，是开创宗教工作新局面的紧迫任务。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是新世纪党对宗教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建设一支爱国爱教的宗教职业人员队伍，是当前宗教工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举措，也是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基础。全州应对宗教界人士予以应有的重视，团结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进步，与他们结成为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而共同奋斗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特别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工作上进一步加强对年青一代教职人员的重点培养。本着“团结巩固老一辈，培养教育新一代”的原则，加大对中青年教职人员的政治安排,应逐步建立符合教职人员活动特点的管理机制。不断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增长科学文化知识和宗教学识，使他们忠实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与此同时，要用马列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包括有神论），向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观（包括无神论）教育，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应加强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等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与普及工作。使信教群众从思想认识上能够摆脱由贫困而引起的愚昧、迷信和精神空虚状态，逐渐淡化信教意识，消除有神论观念。把信教与不信教的各族群众团结起来，共同为促进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
  5.发展民族经济，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有效途径。全国在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党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把各族人民（包括信教群众和宗教人士）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共同目标上来，集中到为完成新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上来，这是解决新世纪宗教问题惟一正确的根本途径。“发展是硬道理”,也就是说，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文化事业，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步消除宗教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因此，应该竭力帮助信教群众和宗教人士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找准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吻合点、切入点、发展点，不但要求宗教信徒在政治上爱国、爱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而且要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教义、教规等，更重要的是应与完成党在新世纪的战略目标任务紧密结合起来，鼓励他们用自力更生的精神，艰苦创业，劳动致富，集中精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大发展。积极动员、引导他们利用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大力支持宗教人士利用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协助政府在禁毒、民族教育、资源开发、管好宗教文物、对外贸易、引进外资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支持和帮助各宗教团体办好自养事业，以减轻信教群众的经济负担，提高僧侣的生活水平。对那些爱国爱教，遵纪守法，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贡献的寺、观、教堂和宗教人士，应及时树立典型，予以表彰奖励。进而推动甘南藏区的宗教朝着深层次、正规化的方向健康迈进。
  第二节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州委、州政府坚持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原则，积极领导全州各族人民，冲破思想羁绊，改变旧的观念，逐步把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方面转移。在农牧区放宽经济政策，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责任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 不断调整农牧业产业结构,恢复和发展农牧区集市贸易，发展商品经济和商品生产，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全州实行科教兴州战略，振兴和发展民族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加强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实行税制改革，增加财政收入。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大搞以黄金开发为重点的矿产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增加财政稅收。同时，在党政机关和厂矿企业逐步实行党政职能分开, 改公社设乡镇。注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生产力从计划经济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从传统、落后的经营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以提高甘南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加快其前进的步伐。同时注重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按照“四化”标准选拔中青年干部，充实到基层党组织,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另外，州委、州政府还十分注意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各民族和本民族内部的团结，加强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的团结，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样，使甘南出现社会进步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民族团结和睦的新气象。
  一、冲破思想牢笼推动改革起步
  解放思想的核心，是对旧观念的革新。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党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仍然坚持着“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致使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进展迟缓。华国锋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提法，这就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了重叠障碍。从而使全党、全国的工作一度处于徘徊局面。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于是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篇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指出“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倡导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和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甘南同全国一样，州委领导全州各族人民特别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认真开展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并主张人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促进了党和人民的思想大解放，端正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好了思想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邓小平同志为党的工作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基本指导方针，使全国开始进入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的历史时期。此后，州委结合甘南实际，坚持逐步把党的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方面转移，坚持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全州在思想战线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根据党中央的部署，认真清理在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关系问题上的“左”倾思想，冲破其长期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宣布今后不再搞所谓的“政治运动"，禁止“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打倒一切”的极“左"行为。全州集中精力，重点搞好经济建设。二是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首先打破“两个凡是”，冲破个人崇拜的禁锢。其次,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把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这两个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竭力“打破僵化",摆脱教条，使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局面。三是对人们一时还认识不清或不能理解的重大理论问题，不进行较大范围的讨论，而是聚精会神地抓经济和科教文化等具体工作。四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理解“解放思想"的内涵，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冲破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的思想观念。五是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业绩和思想,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公正地评价他的功过是非，肯定成绩，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六是平反冤假错案,调整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遵照党"有错必纠”的一贯原则，对“文革”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和甄别。如摘掉“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农牧区的封建主、牧主、地主、富农等分子的帽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及民族民主人士、工商业者、起义投诚人员等政策。七是彻底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陆续恢复寺堂、庙、观。这些政策的调整和落实，正确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一系列矛盾，有效地调动了甘南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对促进甘南藏区的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进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州委还注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充分发挥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因为在10年动乱期间，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党内纪律松弛，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一些干部中还滋长了腐败现象。州委认真贯彻执行1980年2月中央下发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提高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切实加强党风、党纪教育和廉政建设,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善规章制度, 严肃法纪，改进领导作风。在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同时，注意肃清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全州经济工作的蓬勃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思想基础。二、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州委、州政府逐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积极探索适合甘南州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努力推进全州的改革开放，调整国民经济。全州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1979年元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了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在内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25项政策措施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部署。同时，中央肯定了安徽省委和四川省委实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 在农村率先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做法。在此形势的影响下，州委、州政府带领全州各族人民，解放思想，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于1980年在州内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把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下放给农民，打破长期以来“以队为基础”的生产经营方式，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管理方法，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现象。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形势日趋好转，整个农村面貌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1984年，中央下达了一号文件，进一步巩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的商品经济也有了快速发展。1998年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后，使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全州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经济形势越来越好。广大农民群众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行动，勇跃跨入新世纪。
  甘南的农业主要分布在洮河、白龙江、大夏河流域，共有耕地8.89万公顷，占总面积的1.78%。其中：夏河、临潭、卓尼、舟曲、迭部5个县有耕地6.58万公顷。从事农业生产的除汉族、回族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藏族，在半农半牧区既从事饲养业，又从事种植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州委、州政府积极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于1979年开始，先在农村推行划分作业组，每3至5户或4至6户为一组，实行“五定、一奖”（定人、定产、定购、定工、定任务和超产奖励）制度，起到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但是，作业组增加了机构的层次，使管理复杂化，不适应基层干部的管理水平，也使更多的基层干部脱离生产劳动，加重了群众的负担，结果分组作业的优越性并没有发挥，真正实行定额计酬，兑现奖惩制度的生产队只有极少数，大部分仍旧搞平均主义分配，实际上是把“大锅饭”变成了“小锅饭”。广大劳动群众对这种形式并不满意。从经济效益上看，1979年粮食总产0.789亿公斤，比1978年增加356万公斤，增长率为4.5%。
  1980年初，州委在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断解放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农业生产形势，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建立健全各种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并派工作组到夏河、卓尼、碌曲3个县的一些社队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明文规定:各社队应根据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地分别实行生产队作业、作业组作业、大包干到户的责任田作业等3种形式的责任制。具体做法是：在农业区集体经济办得比较好的，继续坚持以队作业，实行定额管理，小段包工；集体经济办得一般的，实行联产计酬作业组（包工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分组作业责任田）；集体经济办得不好、长期处于“三依靠”（生产靠贷款、吃粮靠回销、用钱靠救济）状态的，根据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包括责任田、大包干到户、包山户）。同年5月，中央有关领导《关於甘肃等几个困难大的省，要进一步放宽农村经济政策的意见》传达后，省委书记宋平在《甘肃日报》发表了“关于在贫困山区可以实行责任田”的讲话，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响。全州许多生产队准备秋后调整土地，实行大包干到户。一些以队、组作业的生产队，秋收后从已实行大包干到户的生产进度和经济效益中看到联产承包的优越性，也强烈要求实行大包干到户。1980年底，全州所有社队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社队由年初的62%发展到97%以上。
  1981年农村落实大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同时，还着重开展了经济合同的订立工作。当时，由于部分干部和群众思想上存在模糊认识，曾一度出现了干部不愿管，社员不受管，上下断了线，集体的事情无人管的现象。很多基层干部担心国家任务完不成，集体的各项提留及干部的补贴会落空。对此，州委、州政府在1981年着重抓了经济合同的签订工作。到年底全州大部分社队都建立了经济合同制。卓尼县的各家农户都签了合同。由于政府说话算数,取信于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群众满意地说:“合同签了，任务明了，制度硬了，滑不脱了，躲不过了。再不照章办事，就会吃亏！”当年，全县在频遭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由于合同的保证，超额完成了国家的征购任务。农业经济合同的建立，使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都得到了兼顾。这是进一步完善大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的重要举措。
  全州大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和完善，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生产状况密切联系起来，克服了平均主义和瞎指挥，充分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社员有了自主权,能够从事多种经营，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1980年，全州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达0.88亿公斤，创历史最高记录，比上年增长10.35%；油料总产323万多公斤，比上年增长74.17%；农牧业总产值达9612.8万元，比上年增长1000多万元;人均口粮由上年的119公斤增加到161公斤。当年，甘南农业区变化最显著的是国家重点长期扶贫的临潭县。到1982年时，全州已有4100多户农民盖了新房，部分农民有了存款，不少人家添置了汽车、拖拉机、钢磨、榨油机、粉碎机等大中型农机具和家用电器。农村呈现出“猪肥了，牛壮了，人欢了，田旺了”的兴旺景象。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全州农村的商品经济有了快速发展，广开了农村的致富门路。15年耕地承包期合同的签定，使农民对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有了坚定的信心。农业区的群众在多种经营上想办法,找路子。半农半牧区的大多数农户，也开始把经营重点转移到养殖业方面。养殖业收入比重迅速上升。据统计，全州有18%的家庭收入中，副业及多种经营的比重达50%以上。专业户、重点户迅速增加。集体和个体商业、服务业，也有了较快发展。不少历史上就有的城镇集市，在实行承包制后开始普遍活跃起来。农村市场的空前繁荣,使农牧区之间的经济交流有了进一步发展，扩大了城乡市场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农民中一些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家不断涌现。农村经济开始向农、工、贸一体化的方向迅速迈进。
  三、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建设高效生态农业
  甘南人杰地灵，山川秀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具备发展三大产业的潜在优势，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农业的良好区域。在全州4.5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有耕地&9万公顷，其中水浇地占7.8%,旱地占92.2%。在7县1市的117个乡（镇）中，从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有97个，占总数的87%。2000年底在66万总人口中，从事种植业的47万人，占总数的71%,占全州乡村总人口52.9万人的88%。由此看出，甘南的农业担负着养活绝大多数乡村人口的重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承担的保障农产品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之两大任务，还十分艰巨。
  成绩和收获
  长期以来，夕卜界一般把甘南视作是牧区和林业区，从政策、技术、投入等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甘南农业的基础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南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全州农业区率先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责任制，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进入新世纪前后，全州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胆解放思想，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更新观念，深化改革措施和力度，围绕全州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主题，狠抓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科技兴农，重点减轻农民负担等关键措施的落实，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进步。2001年全州农业在遭受严重旱灾、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好的收成。全州农业总产值达39,727万元，比上年增长7.13%。其中粮食总产为10,578万公斤，完成计划的105.2%。油料总产1245.3万公斤，比上年增产19.2%。药材总产1139.2万公斤，比上年增长2.41倍。蔬菜总产780.5万公斤，比上年增加31.4%。农民从种植业中获得的收入比上年人均增加15元。这样，全州农业经济的运行态势已步入基本良好的轨道。主要表现在：
  第一，农业的种植结构得到初步调整和优化，也初见成效。州、县各级党政组织发挥优势，突出特色，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遵循自然规律，尊重农民意愿，加大调整种植业的力度,使农业经济结构逐步得到优化。全州的粮食、经济、其他农作物由2000年的74：17：9调整为71：20：9。一是种植结构的布局比较趋于合理。临潭县以''压粮扩经，压劣增优，发展高原避害农业”为指导思想，压缩高海拔地区的低产小麦和青稞面积，重点发展洋芋、油菜、中药材、豆类4个种植业。舟曲县根据不同生态区域，在河川地区扩大高产高效农作物面积;在半山干旱区，压夏扩秋，发展小杂粮;在拱坝河流域和高山二阴地发展生态农业，扩大中药材种植面积。卓尼县柏林乡确定了“药材兴乡，药材富民”的思路，大力发展药材生产。迭部县种植中药材173.4公顷，并在兰洽会上与兰州世纪药业有限公司签订了2000公顷药材种植合同，开始发展订单农业。全州中藏药材种植面积达约2474.6公顷，具有良好的市场开发前景。二是优化了种植结构。2001年全州夏粮作物比上年减少了2454.6公顷，秋粮作物增加了40公顷，夏、秋粮比例为79：21。在经济作物中，种植药材2474.6公顷，品种扩大到近10种。粮食作物比上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经济作物上升了3个百分点。三是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据统计,2001年全州共引进农作物新品种73个，大面积推广了小麦、蚕豆、油菜、马铃薯等新品种，良种面积共达5.39万公顷，良种覆盖率91.4%。同时，各县、乡（镇）还抓了配套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搞地膜覆盖6203公顷，间作套种1万公顷，根外追肥6803公顷。这样，有效地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
  第二，较好地落实了农业科技项目和增产增收技术措施，产业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州、县集中精力组织实施了“163”农业产业项目建设。①全州农业县均建立了1处农业科技示范区，共有8个，示范面积1820公顷。②全州启动建设了6个农业产业基地：已实施优质中药材基地2474.6公顷；优质豆类基地5669.5公顷；优质油菜基地7383公顷；优质青稞基地1万公顷；优质马铃薯基地5322公顷；蔬菜基地266公顷，其中日光温室20公顷。③全州落实了3个农业项目工程，即：A、种子工程——建立良种基地2054公顷。B、水地粮食综合开发工程——播种面积达5336公顷，亩产470公斤。占全州粮食总产的35.5%。C、地膜温饱工程——全州落实面积1.36公顷，其中地膜覆盖6203公顷。
  第三，贯彻科技兴农方针，使农业生产中的科技含量逐步提高。州、县首先充分发挥科学示范园区的带动作用，积极引进良种，加大推广农业实用技术的力度，有针对性的引进、试验、示范、实施了一大批先进实用技术，为农业的产业化建设开辟了一个良好开端。其次是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全州通过举办2346期各种类型的农业科技训练班，培训农牧民15万多人次，印发科技资料8.26万份。并组织农村基层干部到外地参观学习，使他们增长见识，更新观念，掌握了一些农业实用技术。科技兴农开始显示了强盛的威力。
  第四，“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了甘南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路子。通过实践,全州农业逐步走出了几类产业化经营的新路子。一类是借船下海型。如临潭、卓尼两县的药材种植主要依托岷县、渭源等地的药材市场，把州内生产的药材销售出去。二类是龙头带动型。如舟曲县成立了食用菌加工公司，为农户提供食菌棒和技术指导，农户负责生产，公司负责收购加工，初步实现了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格局。三类是科技示范带动型。通过建立科技示范园区和扶贫示范村，建成了一批设施农业,特别是集中连片的日光温室，推动了全州蔬菜业的发展。四类是联合经营型。迭部县与兰州世纪药业有限公司联合建设中药材生产基地，双方入股,共同兴办开发。五类是规模带动型。如合作市的华羚干酪素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增强加工能力，创出了厂家加农牧户的生产经管路子。尽管这些产业化经营的形式还是初级的，但已显露出甘南农产品旺盛的市场生命力，它将在不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初步形成跨地域和行政区的产业“链条"或“方块”式的组合，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农牧业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更多地增加国家和农牧民的收入。
  第五，切实减轻了农民的一些经济负担，进一步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州、县各级党政组织积极开展农村稅费改革的前期准备工作，为2002年全面推开农村稅费改革创造条件。全州认真贯彻实施农牧民负担“一定3年不变”的管理制度，加强监督、检查和执法的力度。2001年全州农牧民的人均负担为24.2元，没有超过省、州的规定。同时各县、乡（镇）还加强了土地承包合同的管理工作。全州共建立健全了700个县（市）、乡、村三级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机构，为进一步稳定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规范土地承包合同监管，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背景与差距
  近年来，州、县各级党政组织在生态环境方面采取了不少保护措施,但由于受全国、全省大环境气候的影响和制约，本州又地处高寒地带，本来就很脆弱的自然生态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再加上草原的过度放牧，森林的长期乱砍滥伐，有些矿产业的无计划开发等现象依然存在，导致了土地肥力不足，天然林地和草地植被破坏的趋势无法逆转，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森林覆盖面积迅速减少，生态环境恶化仍在加剧。致使当前全州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依然步履艰难。因此，甘南在大搞“天然林保护工程”和草地生态环境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加强生态农业的建设，认真贯彻执行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以高新科技为动力，以农民增收为目的发展方针,努力推进全州生态农业的发展和产业化建设步伐。按照“十・五”规划的要求，着力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效益，实行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和农业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
  在历史的长河里，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解放初党领导的农村土地改革，是把土地从封建地主阶级的手中夺过来，分给农民私有，继而进行的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是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收为集体或全民所有。改革开放以后，党在农村实行以农民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是把土地的使用权下放给农民，一定若干年不变，农民定期向国家纳稅。这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农业生产中长期单一的经营形式，出现了土地等资源的配置与市场调剂相脱节的现象，市场导向对土地的使用效益，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杠杆作用。因此,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成了一个当前急待解决的最紧迫问题。
  进入新世纪后，甘南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化建设刚刚起步，与内地较发达地区的农业经济相比，还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问题，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产业化建设的进程。突出的表现有：一是外部竞争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首先是目前全国、全省的农产品总量已基本实现平衡，出现了价格不断下跌,农产品过剩与卖难，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其次,周边环境的冲击愈来愈大。而全州的农产品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经营效益低下，自身的竞争力不强，伴随着周围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致使甘南的一些优势产业受到巨大冲击，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受到挤压或排斥，特别是基础产业的优势愈加弱化。另外，全州农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越加紧迫,尤其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就更加严峻地摆在了面前。二是结构调整的速度和质量远远不适应新世纪发展的要求。目前,全州农业结构的调整还是局部的，力度和广度很不够，没有形成区域化布局和规范化经营的格局。优势产业不突显，竞争力不强。产业化经营相对滞后，产业基地比较分散，规模也小。龙头企业档次低，产业链条不够紧密，带动力不强。市场培育和发育不成熟,缺少为农业服务的中介组织。科技创新含量低，优良品种引进率低，数量少。农业实用技术推广速度慢，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科技园区和科研单位机制不活，与农业经济难以接轨,很难辐射和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三是农业产业化建设投入严重不足。产业化建设是一项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程。由于全州7县1市均是赤字财政,产业化建设的启动资金很难落实。广大农民才刚刚基本解决温饱，家庭的积累十分有限，作为产业化建设的主体,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再加上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融资的渠道就越狭窄。所以，甘南在农业产业化建设中，高效益的招商引资项目极少，效果很不明显。银行对农业的信贷规模高度萎缩，资金投放量稀少。四是各项社会服务职能发挥不理想，也不到位。特别是对国家和省上制定的优惠政策及时研究落实不够。有的含金量低，不解决实质性问题。有的名存实亡，往往在实际中落空。同时各级政府的市场信息引导滞后，不能为农民及时提供迫切需要的商品信息和市场导向，甚至用过时的信息指导生产。有的步人后尘，造成重复建设或产品滞销。再加上销售服务不到位，农业科技服务网络不健全，很难使农业经济走上产业化经营的轨道。因此，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只有坚持不懈地抓，才能见到较高层次的优质成效。
  思路与举措
  总结以往的经验，甘南的农村经济工作应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农业和农牧村经济战略结构调整为中心，突出本地农业发展的优势，以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建设高效优质的农业为重点，以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确立农业区域发展的重点和各地的支柱产业，竭力提高农业发展的素质和效益，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实现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首先，州、县要大抓思想观念的革新和转变，因地制宜地大搞农业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农业特色经济。其次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应通过农业区域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通过农产品结构调整，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加快实现农产品的优质化和专用化，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挂宽农民增收渠道。三是应全力以赴地抓重点，重点抓，把措施落到实处，全面推动农业产业化深层次的调整力度，建设高效优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农业。具体措施有：
  第一，转变思想观念，坚持改革创新，加快农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步伐。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以往相比有很大不同的重大调整。这次全州农业结构调整的方针和目标是:稳定总量，保障供给,全面优化农产品品种质量；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全州农业的区域布局；以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努力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发展二、三产业,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坚持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调整结构中加快发展。千方百计地把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全州应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发展优质、专用、无公害农产品，增强加工能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农业县、乡在确保粮食生产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应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展开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重点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解决习惯于凭老一套、老办法想问题、做工作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办事定律,克服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弊端。二是应解决单凭主观意念办事，摒弃随意性和片面性的弊病。还应深入研究州情、县情、乡情和民情，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和“发展是硬道理” 的观念，切实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改变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违背，与现代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上来,进一步增强发展意识、创新意识、改革意识和竞争意识。认真抓好全州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按产业化的思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努力推动产业化进程，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增强农村经济活力。
  第二，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大力发展农村特色经济，切实抓好各项农业基地建设。
  全州应继续搞好农业基本建设，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进一步提高甘南农业生存和竞争的能力而夯实基础，以提高农业抗御自然风险的能力。目前，产业化经营是甘南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件带全局性、方向性的大事。全州应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思想，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积极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业结构、农业科学技术与农村经济管理的水平全面升级。同时根据甘南土地辽阔、气候多样的诸多特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加强优质农产品、林果产品、园艺产品、优质牧草和畜牧养殖基地建设，加快发展优质绿色食品、专用有机产品和无公害农产品，全面提高农产品的质量。逐步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提高农产品的优质化。努力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力度，建立和发挥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日光温室、种子工程、节水工程的示范带动作用，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积极提倡推广订单农业和公司加农户等有效模式。竭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开拓农产品市场，创造新的需求。极力扶持有竞争优势和带动能力的农产品加工、储运、保鲜等产业化龙头企业。目前，州、县应抓好以下农业产业化的区域基地建设：
  1.建立优质青稞商品粮生产基地。青稞是耐旱、耐寒，喜光吸雨的长日照农作物。适宜于生长在海拔2000至3000米的高寒阴湿地区，年日照一般为2000至2300个小时，年平均气温需摄氏2至4度。年降雨量需求在400毫米到600毫米之间。生长期为150天左右。青稞宜连片集中种植，适合机械化耕作，便于大规模开发和集约化种植经营。
  全州在夏河、临潭、卓尼、碌曲、合作等半农半牧区普遍种有青稞，虽然境内气候寒冷而湿润，自然条件较差，但青稞以其早熟、耐寒、耐瘠、抗逆性强等特征，成为适宜于在此环境中生长的优势农作物。过去，全州一般常年总播青稞1.66万公顷左右，占粮食总播面积的40%上下，总产量始终占各类农作物之首。青稞不但是几十万藏族群众不可替代的主要食粮，而且是州内酿酒业的重要原料和优质饲料。全州农牧民年总需消费青稞4000万公斤，而常年总产青棵3000万公斤，留除种子,全州每年就有1600万公斤的差额缺口。国家虽未予征购，但青稞种植户除自食外，往往将部分青稞外运换回小麦、面粉、大米等。这样，就造成了州内牧民“吃青稞难”的问题。鉴于青稞“供不应求”的局面，在甘南建设优良青稞商品粮基地，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也是稳定和增加农牧民收入，促进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目前在全州播种的青稞品种有10多个,选育的青稞新品种有甘青1号、康青3号和87—9—5号。亩产均在145公斤上下。今后，全州应在夏河、合作、临潭、卓尼4个县（市）的16个乡（镇）建立优质青稞商品粮基地1万公顷，到2004年每公顷达到3750公斤，总产达到3750万公斤。同时在基地中采取生物措施和遗传工程，改中低产青稞田6670公顷，平均每公顷增加520公斤，总增350万公斤青稞。另外大力推广地膜覆盖栽培技术3335公顷，亩产能增加30公斤，总增青稞450万公斤。这样，可基本满足全州对青稞的需求，力争在“十·五”期末，彻底解决牧民“吃青稞难”的问题。
  2.在白龙江、洮河沿岸建立优质经济林果业基地。白龙江和洮河流域海拔较低，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具有发展特新经济林果业的良好条件。两地可根据不同情况，选择种植特新苹果、杏、柿、桃、葡萄、花椒等。并以甘南州迭部麻牙园艺试验场为中心,建立名优特新经济林苗木繁育示范基地，引进和推广名优特新品种，逐步向白龙江沿岸的20多个乡经济林果区大面积延伸，就地解决贮藏、包装等问题。到“十・五"期末，在迭部、舟曲、卓尼等地建立3335公顷林果基地。
  3.建立优质马铃薯商品生产基地。全州应着眼于拓宽传统农业的产业结构。目前在卓尼、临潭两县每年种植的马铃薯共有6000多公顷，其总产数量不大,仅供群众自食。而这里生长的洋芋有其独特的品质，具有内地水地生长的马铃薯无法比拟的特征。因这里农民种的马铃薯虽然个头小，亩产不太高，但因其不施用化肥，含淀粉量少，含水量也低，适宜于加工高质量的薯片、薯泥、薯粉等系列产品，食用口味儿和口感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应逐年扩大到种植1万公顷。并搞好当地良种的选育，进行山地和川地轮茬交流种植，提高单产，稳定质量，以满足市场的需求。目前，在临潭、卓尼两地大面积播种的抗病、高产、脱毒马铃薯有华薯1、2号和武薯7、8号，都是优质品种。
  4.建立中藏药材种植基地。由于州内气候具有多样性和高原化的典型特征，最适宜于多种珍贵中藏药材的生长。全州应依托州佛阁制药有限公司等，现有制药企业和周边地区的药材市场，主要在临潭、卓尼、夏河、合作4个县（市）内，到“十·五”期末，建立1万公顷中藏药材生产基地。并加大现代中藏药品种的开发力度，使全州的中藏药材产业有个质的飞跃。5.建立蔬菜和食用菌生产基地。利用甘南高原无污染和州内气候与内地反差较大的条件，在大夏河沿岸和合作、临潭、舟曲、迭部城郊等地，着力发展绿色无污染蔬菜和反季节食用菌生产，积极推广塑料大棚、日光温室和露天栽培技术，发展高档蔬菜和食用菌类。第一步全州应建立食用菌和蔬菜基地3300公顷，其中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300公顷，以后逐步扩大，逐渐占领州内市场，解决州府和各县城居民蔬菜供求矛盾突出的问题，以满足城乡人民群众对优质蔬菜的需求。第二步再向外地发展伸延。
  6.建立商品油菜生产基地。由于甘南的土壤和气候最适宜于油菜的生长，再加上耕地面积比较宽裕，所以应分别在临潭、卓尼、夏河、合作等县（市），实施大力发展油菜产业计划，压缩劣质低产的粮食面积，扩大优质油菜种植规模。到“十・五”期末,建设油菜生产基地1万公顷。以后，油菜的种植应以提高质量为主，并做好成品油的加工、分装。建立营销公司，开挂食用油市场，真正发挥全州油菜产业的资源优势。
  第三，采取扎实有力的措施,充分发挥科技园区对农业的示范、引导作用。
  建立科技示范园区，是新形势下农业科技试验、示范、推广的基本模式和方法。对各级政府而言，园区是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的样板或典型；对科技人员来讲，园区是他们试验、示范的基地和创业的根据地;对农民来说，园区是他们学习、参观、打工、取经、或联合经营、引进技术的现实渠道和课堂。实践证明,任何地方的农业科技园区，都发挥着树立样板，以点带面的推动作用。今后，全州应分层次抓好7个科技园区的建设工作。即:州直农业单位科技园区和临潭、卓尼、舟曲、迭部、合作、夏河6个县（市）的县级科技园区。科技园区一定要有规划、规模、档次和效益，真正要为建设现代化生态农业起到典型示范的带动作用。
  第四，狠抓科技创新的新举措，使农业科技充分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农业技术创新是新阶段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撑。不论是产业基地或科技园区，都应把增加科技含量、提高科技贡献率作为根本动力。切实改变传统的科技服务模式，找准科技与农业经济的结合点。要重点抓好以下5个方面的工作:①科技创新。全州应着重抓好先进应用技术的推广，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的转化，突出抓好公益性技术推广工作。②科学示范区创新。应扩大现有科技示范区的规模,提高科技含量和经营效益。各示范区的建设要放活机制，多元投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引导科技企业和龙头企业参与建设示范园区，实现园区经管管理企业化。③科技单位体制创新。应以科技单位实体化,技术人才市场化,科技服务实业化，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目标，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单位的体制改革。目前，全州科技单位应推行竞争上岗、岗位目标责任制管理和浮动工资3项制度。全力依靠科技制度的创新,促进科技与生产相结合。④应积极兴办各类为农业服务的经济实体。科技人员都要下去承包产业建设项目，逐步形成科技实体加农户的模式，建立双向连接市场和生产的经济实体。⑤在收益分配上提高个人所得比例。应充分调动全州农业科技人员领办实体、承包产业项目的积极性。实行“多劳多得”、“超产奖励”的多种合法分配制度。使收益分配逐渐趋于合理化。
  第五，竭力强化政府服务职能，进一步发挥各级政府的行政推动作用。
  各级政府的服务职能，应随时随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和农业发展的需求。目前，州、县、乡各级政府应重点强化8个方面的优质服务:①强化政策服务。努力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落实好既定的一切优惠政策，形成政府搭台，企业和农户唱戏的格局。②强化信息服务。信息充分和畅通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加强信息体系建设，是政府在新阶段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因此，州、县、乡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建立电子化农业产品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网络,强化信息服务，及时发布有关信息，真正为群众生产搞好市场信息导向和传递。③强化资金服务。各级政府对扶贫资金、农业发展资金等要统筹使用，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全州应努力落实产业化建设的启动资金，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对科技园区、龙头企业、各类经济组织的资金扶持力度。积极引导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机制，注意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包括光彩事业），使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和农民成为投资的主体。④强化销售服务。积极帮助农民找市场，传信息，解决流通环节存在的各种困难。全州应发挥生产对流通的促进作用，逐步强化州内流通领域的软环境建设，合理解决园区建设中的规模、档次和市场等问题。建立畅通的农产品在州内州外的销售流通渠道,真正把全州建设社会主义高效优质生态农业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⑤强化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服务。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新世纪政府推动结构调整的一项基础工作。因为目前全国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形势非常严峻，问题也比较多。因此，全州必须在完善农业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基础上，切实抓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严把质量安全关，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健全优质农产品的认证和标识制度。形成全社会性的监督机制，引导农户和企业生产优质安全的农产品。⑥强化农业和农村小型基材;设施建设的服务力度。这是推进结构调整的基础条件，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全州应进一步增加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重点支持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农村沼气、太阳能、农村水电、乡村道路等。对此，各地应高度重视，抓紧抓实。同时，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积极鼓励农户、联户和其他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国家、集体投资建设的小型基础设施项目，也要探索市场化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努力实现可持续利用。⑦强化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和工作职责的服务。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解决全州人口的吃饭穿衣,是头等大事。农业是关联社会的产业，解决农业问题，光靠农业部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各级党政部门都应把支持农业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增强服务意识，动员社会力量，采取切实措施，经常关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⑧强化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针对全州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当前在干部中应加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虚报浮夸。正确估计全州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农民富裕的程度。时刻教育各级干部，在农村工作中，既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下面负责，更要对人民群众负责。在完成任务中，做到量力而行，珍惜民力。一定要从农村实际出发,体谅基层和群众的困难。更应该关心和爱护农村基层第一线的干部，竭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保护好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使全州的农业服务工作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总之，甘南在建设高效生态农业中，应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线，以创建可持续发展农业为主题，以提高农民的收入为中心，以增加农村的生态植被为重点，坚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生态农业并重，使农业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努力构建社会、农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环境系统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甘南藏区进一步山川秀美的自然环境目标。四、牧业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
  甘南是全省最大、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畜牧业也是甘南的基础产业。畜牧业的发展与否，不仅关系到甘南藏区经济发展的速度, 而且影响到全州民族工业的发展步伐,对振兴甘南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央放宽农牧区的经济政策。州委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大胆纠正牧业生产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偏差，坚持“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从甘南牧区的实际出发，不断深化改革。首先在1979年恢复和健全了纯牧区的''两定、一奖”（即按畜定工、以畜定产、责任到劳超奖减赔）生产责任制。在半农半牧区推行''两定一奖"和专业承包即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力地调动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80年底，全州实现联产责任制的社队发展到农牧村的97%以上，出现了多年没有的“政策落实，经济活跃,安定团结”的局面。1980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经济要发展,农村需要改变经济体制。州委、州政府不失时机地向各县、乡传达了中央75号文件和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文件。各牧区县、社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两个文件精神，从实际出发，在“两定一奖”的基础上，经过1年半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到1982年春，所有生产队都自愿选择了大包干到户、“两定一奖"或专业承包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全州740个牧业生产队中，有714个队实行了大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占牧业队总数的96.5%。有26个队实行了“两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占总数的3.5%。在大包干到户的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不少协作组和专业户。
  由于各种形式的牧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大包干到户的实行，既适合甘南牧业分散作业的特点，又适应牧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能把牧民的责、权、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发挥牧民群众的自主权，有利于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利于减轻群众的负担，也有利于利用各种自然条件,而且利益直接，简便易行。因而极大地调动了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牧业生产出现了可喜的形势。1982年春，甘南牧区虽然连续遭受大风雪的袭击，但整个牧业收成比同样灾情的1975和1976年要好得多。
  1982年5月，为总结、完善、稳定以大包干到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全州牧区工作会议在合作召开。州、县、社、大队四级干部参加了会议，省委对这次会议很重视，专门派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和指导。会议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1982年1号文件）精神为指导，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全州实行牧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研究决定进一步完善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和对策。会议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鼓舞精神，坚定信心，明确了“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这一根本性问题。会后，甘南农牧区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完善。
  牧区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是生产体制的改变，它极大调动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但由于传统畜牧业的经营方式没有改变，商品畜牧业意识淡薄，因而助长了盲目竞争，发展牲畜头数,掠夺式使用草场的短期行为。牲畜数量的不断增加，无计划地使用草场和草原管理制度的缺乏，造成草场紧张，草原退化，使草畜矛盾日益突出。为加强草原建设，州委、州政府把草场承包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并进行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1984年8月，州委、州政府在碌曲县召开现场会议，总结推广玛艾乡草场承包和试点经验。1986年12月，又召开全州畜牧工作会议，传达全省肃南现场会议精神,大家对照先进找差距，定措施，鼓干劲,使会议开得比较成功。会后下发了《关于认真落实和完善草场承包责任制的决定》,确定用3年的时间基本完成草场承包任务。会后，在全州牧业县开展了此项工作。1989年秋, 全州决定在冬春季节集中力量把甘加等20个纯牧业乡的冬、春草场承包下去，并提出有条件的乡，夏、秋草场承包工作也可以同步进行。1991年，全州又推广'‘草场登记和以草定畜”的办法，对牧区9个乡进行登记，实行以草定畜。到1994年12月底，全州牧区4个县落实承包草场面积达130万公顷，占可利用草场总面积的58.7%。其中18个纯牧业乡中除1个因故而暂未进行承包外，其余17个乡落实承包草场面积达120万公顷。草场承包后，国家大力资助，牧民自筹资金，共兴建围栏草场3.75万公顷，有1500多户牧民建成了住房，并兴建牲畜棚圈1.65万平方米,扩大种植饲草2000多公顷。1995年9月，为进一步扩大战果，争取草场承包工作的更大发展，州委、州政府领导率领牧区4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到青海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考察草场承包和草原建设，受到很大启发。10月中旬，州委、州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认真落实完善草场承包责任制和加强草原建设的决定》和《甘南州草场承包责任制实施细则》，提出3年的奋斗目标是：“草场承包工作今年发动准备,1996年起步，1997年全面推开，1998年总结验收。在草场承包到户的基础上，纯牧区实现户均围栏33公顷，畜圈0.07公顷，种草0.3公顷,建房3间，基本解决人畜饮水问题。促使全州畜牧业上一个新台阶。在州、县、乡及广大牧民的共同努力下,1996年,牧区有1755户牧民承包了27万公顷草场,732户实现了配套围栏2万多公顷。共治虫灭鼠13.2万公顷，种草1万公顷，完成了当年计划。是年,牧业总产值达到2.3977亿元。到1998年全州已基本完成草场承包工作。草原建设也上了一个新台阶。五、甘南畜牧业向现代化改革发展的思路与途径
  甘南是全国五大畜牧业基地之一。作为全州基础产业的畜牧业，它在国民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甘南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带。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至3度。在4.5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草原面积有272万公顷，占总土面积的70%。总理论载畜量为620万个羊单位，平均每个羊单位占草场0.4公顷。境内7县1市中，现有夏河县、合作（市）、碌曲和玛曲县为纯牧业县，下辖18个牧业乡。卓尼县和迭部县是半农半牧县。全州牧业人口为28.7万人，占总人口的40%。2000年全州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60.3%,牧业增加值占农业增加值的55.1%。主要牧业中人均年现金收入80%至90%来源于畜牧业。因此，畜牧业的发展对甘南的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举足轻重的作用。
  梗概
  建州以来，甘南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在氏族地区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牧为主”方针，围绕畜牧业增产，牧民增收的原则，大力扶持和发展畜牧业生产。不仅迅速地恢复和改善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畜产品供求矛盾突出和生活困难时期，都为内地和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党的届三中全会后，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畜牧业，把它放在全州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来抓。1980年，州委、州政府作出了《关于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决定》,提出“坚持以牧为主，调整结构,提高总增，增加商品”的发展方针，不断开拓和深化畜牧业改革，加强草原建设，加快实施“科技兴牧”战略,在全州牧区推行“承包到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牧业生产责任制。1995年州委、州政府又作出《进一步加快草场承包和草原建设的决定》，在全州实行 “草场公有，承包到户，有偿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草原承包经营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牧区的生产力。到90年代末期，在全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后，州委、州政府又深化改革创新，实行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畜牧业的产业化经营，加大对草原建设的投资力度，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条件，取得了明显成绩。这样，无论是畜牧业的经营指导思想、生产模式，还是经营管理方式和经济效益，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而推动了全州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截止2000年底，全州各类牲畜存栏数达到295.39万头（匹、只），其中：牛115.53万头，羊173.69万只，马6.17万匹。牲畜年总增率达25%,出栏率29.68%,商品率23.2%。畜牧业总产值共达2.72亿元，占全州国民经济总收入的20.6%。牧民人均纯收入达1180元。
  历程与成果
  建州近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甘南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党的富民政策，坚持“以牧为主，牧工商三业并举”的发展方针, 紧紧围绕畜牧业增产，牧民增收这个中心，为推动甘南畜牧业的现代化建设步伐，为建设以高新科学技术为基础、以保护生态环境平衡为原则、以经济效益为目的的现代化生态畜牧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一是坚持“国家辅助，自力更生”的投入原则，多方筹集资金，先后实施了以草原围栏、人畜饮水、牧民定居、牲畜棚圈、人工饲草基地和技术服务体系为重点的牧业配套设施建设，同时进行了以提高草场利用率、发展高效畜牧业和科技兴牧为重点的“牧区示范开发工程”建设，进一步夯实畜牧业的发展基础，改善了牧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二是坚持“科技兴牧、科学养畜”的方针，充实和完善基层科技服务体系，大力推广科技知识和实用技术，加强科技培训力度，在基层行政村培养了一批科技骨干力量。使危害严重的“五病、六虫” 初步得到有效控制。“五良”（种、料、舍、医、法）技术和配合饲料、青贮氨化、人工种草、畜种改良、暖棚养畜、疫病防治、杀虫灭鼠等7项科技实用技术得到初步推广。科技在畜牧业中的贡献率由80年代的9%提高到30%左右。三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和畜种价值的差异,及时调整了畜牧业的经营思路和经营战略，坚持“提高净增，控制总增，扩大出栏，加快周转”的原则，采取教育、行政、经济等手段，提高牲畜出栏率和加快周转。四是遵循“发展羊、稳定牛、压缩马”的思路举措，调整畜群结构,提高适龄母畜和良种的比例，使牛、马、羊的比例或比重趋向合理。五是贯彻"谁投资，谁受益，产权归己，允许转让”的政策原则，多渠道筹资融资，兴建各类活畜和畜产品贸易市场与集散地。并全面放开畜产品流通市场和价格。构建绿色通道，积极引导农牧民参与市场竞争和商品流通，既繁荣了市场，又加大了商品交易量，也使诸多农牧民走上经商致富的道路。六是依托畜产品资源的比较优势，各县（市）、乡（镇）创办不同规模和形式的以畜产品加工为重点的干酪素、牛绒衣（裤）、乳制品、皮革制品、肉类加工、毛纺制品生产加工企业，一些产品已进入国内外市场,初步实现了加工增值，开始改变过去单纯依靠出售原材料获取经济利益的生产经营状态，迈出了畜产品向工业化建设发展的重要一步。七是以甘南的畜产品原料为基础，初步建成畜牧业产业化的雏形。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根据市场和消费的需求，先后制定了以牛羊肉基地、牛羊育肥基地、奶牛基地、绵羊改良基地等为支撑的，以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和专业市场为载体的畜牧业产业规划，并开始示范性运作，已初见成效。八是初步建立和形成了科技服务体系及网络。经过多年的努力工作，全州已有畜牧兽医站114个,草原站9个，草原监理站（所）7个，畜牧兽医研究所1个。全州畜牧系统及其事业单位有高级职称者31人，中级职称213人，初级职称426人。少数民族科技人员比例占52%。科研机构先后承担了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等科技项目20多种,其中有60余项获奖。
  挑战与差距
  由于甘南的畜牧业生产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广大农牧民依靠原始、传统、封闭的运作方式来从事畜牧业生产，再加上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历史诸多因素的制约及影响, 甘南的畜牧业不但存在着固有的先天性不足，而且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滋生了许多后天性的弊端，其发展步伐远远落后于全国建设现代化生态畜牧业的要求和进度。目前,甘南的畜牧业面临着生存和生态的双重压力：一方面牛羊太多，草场的承载能力超过了极限；另一方面草原退化和荒漠化严重,植被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两者严重地威胁着畜牧业的生存和发展。
  从地域上看，甘南州位于甘青川3省交汇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带，受诸多崇山峻岭的包围和大江、大河的隔阻，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内外贸易不畅。广大牧区因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而高寒缺雨，是最突显的典型性高寒草地气候特征。全年无夏季，仅有冷暖之分。没有绝对无霜期。植物生长期仅为140天左右。动物正常缺氧达30%以上。因此，与农业区的饲舍牲畜相比，牛羊生长周期普遍较长,食草量也大。羊一般2至3年出栏，牛4至6年成畜，马5至7年长成。从畜群结构上来看，由于长期原始、落后的游牧生产手段，传统粗放的经营管理方式，拉长了牲畜的周转期，同时也滋长了牧民竞相增加牲畜总量和“畜多为荣”的陈旧意识观念，形成“小而全”的不合理畜群结构，造成老弱病畜在畜群比例中达30%以上，种公畜比例在25%左右，而适龄母畜的比例明显偏低等不合理现象。
  从对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来看，长期以来由于对草原建设的投入严重不足，加上天灾人祸，特别是人类违背大自然规律的活动所造成的破坏,使甘南草原生态环境陷于不断恶化的趋势：一是草场退化严重。目前全州退化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50%,仅鼠害面积就达53万多公顷。黄河沿岸的草地沙化面积达4万多公顷，而且每年以1%〜3%的速度在蔓延扩展。草原植物群落中，优良牧草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并被大量毒草、杂草吞噬，而使牲畜适口性差的草种繁衍滋生，蔓延扩散。各地的每亩产草量和牧草的高度等都有大幅度下降。二是水资源锐减。全州降雨量逐年減少，数千眼山泉干涸，大部分山谷小溪绝流，数百个山、川大小湖泊水位明显下降，几十条小河流量骤减，地表径流量锐减。原有的8万公顷沼泽地缩小到不足2万公顷，绝大部分沼泽地变成了戈壁滩和植被稀疏的半干滩或黑土滩。三是水土流失严重加剧。20世纪80年代初，全州水土流失总面积为80万公顷，到现在水土流失面积扩大到115.6万公顷，增加了44.5%。白龙江的流量下降了20.66%,而泥沙含量增加了12倍。洮河的流量减少了14.7%,含沙量增加了73.3%o大夏河的流量减少了31.6%,含沙量增加了52.4%。四是物种生存的条件急剧恶化。由于草地退化、草原沙化以及水土流失,草场荒漠化等因素的影响,植被覆盖度大幅下降，野生动物种群大量消失。特别是与高原畜牧业休戚相关，而残存在青藏高原上的4万多头野牦牛急剧减少。物种区域分布缩小，江、河、湖岸的大量灌木丛已所剩无几。原始生物的多样形态受到严重威胁，正趋向于逐渐消失。
  从全州畜牧业的经济总量上看，进入新世纪后，面临西部大开发的挑战和机遇，也受到周边环境的压力，其存在着总量不足，增长质量不高；社会发育程度偏低,基础条件差；自然环境严劣,基础设施脆弱；草地生态系统失衡,草场“三化”严重；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后劲不足；资金投入不够，国家扶持不力；教育文化落后，科技人才奇缺，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牧民素质较低等诸多问题和困难。这些极大地制约着甘南畜牧业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有利因素
  甘南不仅是全国、全省的畜产品生产基地，而且是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源区，也是黄河、长江上游主要支流洮河、大夏河、白龙江的发源地。黄河第一弯就在州内，流程达400多公里。它的区域涵养水源功能非常显著。这里典型的草甸植被，根系草垫质优密厚，水源蓄积量极强，是防止黄河、长江上游地区水土流失的天然屏障。因此，它不但是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战略要地之一，而且是甘南草原畜牧业和几十万农牧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地，同时也是具有显明区域特色经济的优势资源区域。这里畜产品独特的纯天然度和无污染的原始性能十分突显，具有极大的加工、开发潜力和市场前景。
  据国内外有关资料的记载,作为青藏高原生命先躯的藏牦牛，有极高的经济开发价值。它是目前世界上独有的原始类动物，是欧洲已经绝迹的野牛近亲。它生长在海拔2500至6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山区。目前全世界在中国大约有1000万头藏牦牛，其中西藏约400万头，青海420万头，甘肃、四川等地有180万头,甘南有80万头左右。都属于保护性开发的原始动物种类。“藏牦牛浑身是宝”它的皮张大，产肉量高，绒毛纤维细长，可以加工毛衣和地毯。脊背上的粗糙毛可用来加工地毡和帽子。藏牦牛具有特大的肺活量，每立方毫米的血液中含有650万至900万个带氧的红细胞，是黄牛的4倍。牦牛肉中含有较高的蛋白质。牦牛的奶脂肪含量特别高，秋季时达9%,比普通奶牛高两倍多。另外青藏高原上现有野牦牛约4万头左右，与饲养的藏牦牛交配后的品种（如牦雌牛）为最佳牦牛品种。藏牦牛和黄牛杂交培育出的牛种（如西牦犏牛），从体格、重量和产奶方面都相近或超过了牦牛。甘南现有的美仁牦牛是饲养很广的地方良种，在个体性能方面具有难以估测的开发潜力。另外，闻名遐迩的欧拉羊、甘加羊等地方藏羊品种，也具有较高经济价值。这些都是甘南畜牧业得天独厚的资源内涵优势，也是建设和发展现代化生态畜牧业的有利因素之一。
  思路与举措
  90年代末，州委、州政府面临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和挑战，针对甘南畜牧业存在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重新认识州情，认真分析形势和有利、不利因素，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调整工作思路,确定战略目标任务，因地制宜地制定了一系列实现甘南生态畜牧业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逐步付诸实践。
  第一，加强对畜牧业市场经济理论深层次的研究，建立与时俱进的、科学合理的畜牧业理论体系。确定新思路，制订总体规划。
  1999年，州委、州政府确定甘南生态畜牧业迈向21世纪的新思路是:从基础入手，从难点突破，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加大投入，大力发展建设畜牧业，积极推进畜牧业产业化。并根据西部大开发和“十・五”计划与2010年规划，提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即：“解放思想促开放，扩大开放促开发，加快开发促发展” 和''坚持强化第一产业，突破优化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工作方针,确定了“13542”的发展战略工程。提出“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牢牢把握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团结奋进,加快发展的主导思想，努力实施“13542”的发展战略，依靠体制创新和技术进步，以调整促发展，以开放促开发，以五大建设（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农牧业产业化、工业经济、城镇改造建设）为重点,着力五大资源（畜产、矿产、水电、旅游、山野珍品及藏药）开发，坚持三个依靠（改革开放、发展科技教育、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快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超常发展特色经济，努力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发展路子”。
  第二，落实草场承包政策，完善承包责任制。实行草场流转制度,保持草畜平衡，逐步建立健全现代畜牧业的运行机制。
  草场承包到户，是对藏族千百年来从事传统畜牧业经营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也是进入21世纪后甘南藏区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深层次的重大调整和转型，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影响。党和政府根据经营与责、权、利统一及建、管、用统一的原则，首先解决畜牧业第一性生产资料的权属问题，把草原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开来，既克服以往草场''吃大锅饭”的现象，又解决长期以来草原建设中投入与产出严重失衡问题，同时又调解了草场资源的合理配置,进一步推动向集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经营发展步伐，更有利于牧村两个文明和小康建设的实施与发展。
  甘南各牧业县、乡（镇）在落实草场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一是坚持“草场公有，承包到户，有偿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总政策。承包期限为30年不变，一次承包到户。实行“一包四定”和“五统一”的服务。即：草场承包到户，以草场承包实用面积，定牲畜饲养量、定应交纳的各项提留和统筹费、定草原建设的投入、定依法纳税数额。由乡政府负责“五统一”的服务，即：统一制定畜牧业生产计划和经济发展计划；统一组织牧户开展草原基本建设和鼠虫害防治；统一组织牧户进行畜种改良和疫病防治；统一组织抗灾保畜；统一收缴各项稅费和管理使用公共积累。二是立足实际，着眼长远，以自然村为单位制定承包规划和承包方案。首先踏勘草原现场,丈量面积，分等定级，划定界限，登记造册，绘制承包示意图。其次,按照草场围栏、种草、棚圈、建房、饮水“五大配套”建设的合理布局,签订承包合同，发给草场使用证。并要求每户定期达到：33公顷围栏、45平方米住户、200平方米棚圈、不少于60平方米的暖棚和种草0.7公顷以上的目标，从根本上加强草原的基本设施建设。三是以产草量为基础划定草场等级，加大技术介入力度。一般参照地形、地貌、气候、水源、植被等因素，将草场划分为一、二、三等级，统一折算为标准公顷，然后进行承包。做到承包的所有草场都权属明确，四址清楚，标志显明，数据准确，图册相符。四是推行草场有偿使用制度。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草原法》的规定，全州大部分草场应确属为集体所有，但首先要承认牧民对草场的合法使用权，其次在明确责、权、利的基础上,政府与牧户之间签订《草场承包有偿使用合同》。主要规定:承包后的草场在30年内一般不随牧户人口、牲畜的增减而变更。政府的职能和义务是监督、检查牧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并提供“五统一”的服务。承包户也享有畜牧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和支配权以及依法流转、租赁、接受国家或集体资助建设草原的权利。以实际承包的草场面积交纳使用费。如全州草场的使用费按每年每亩1元收取，可收入近4000万元，能大大增加对草原建设的资金投入，能初步解决人畜用水、灭虫灭鼠等单家独户解决不了的问题。五是建立草场流转制度。遵循自愿、有偿、合法和不改变草场用途的原则，允许缺畜、弃牧、丧失劳力、迁外居住等其他原因不能正常使用草场的牧户，可将所承包的草场以转让、转包、合作三种形式流转。双方共同提出申请，经村委会或乡政府批准后进行转交。县以上草原监理部门具体指导和监督检查草原经营权的流转，定期监测流转草原的生态环境、等级和牲畜数量的变化,督促当事人搞好草原保护与建设。六是认真解决草畜矛盾突出，供求严重失衡，草场载畜量负荷太重的难题。一方面草场面积有限，其产草能力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牲畜总量逐年有增无减,对饲草的需求量不断上升。草场承包的目的是从根本上缓解这对矛盾。因此,各级党政组织应积极引导牧民转变经营观念,增强商品意识，坚持“以草定畜，依法治牧”的政策原则，减少存栏率，加大出栏率和商品率，把草场载畜量降到合理负荷的程度。首先应从理论上测算出全州当前272万公顷草场所能承受的最佳载畜量，掌握全局和局部载畜量的大体幅度，然后再分解下达到各牧村和牧户，并根据所承包的草场,具体核定合理的载畜量数额。做到心中有数，上下口径一致。按原有的甘南草场理论总载畜量620万个羊单位来推算，目前甘南的牲畜超载量达1/3左右，约为250万个羊单位。最佳载畜量应该是在150万至200万头（匹、只）之间浮动，其中藏牦牛至少要稳定在80万头左右。七是大力发展家庭牧场。兴办牧民家庭“六化”牧场是建设现代畜牧业的有益尝试，也是加快草原建设与保护的战略重点之一。“六化”是指：“草原围栏化、牧民定居化、圈舍暖棚化、牲畜良种化、饲草料基地化、疫病防治规范化”。首先应改变甘南畜牧业长期以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大搞定居放牧。其次要求每户牧民建设33公顷围栏;45平方米的砖木结构住房;200平方米棚圈，不少于60平方米的暖棚;藏系绵羊和藏牦牛的良种率达60%以上;种植饲草0.7公顷至3.3公顷;每户培训一名防疫员，主要疫苗注射密度，羊达到90%以上，牛98%以上。通过牧民家庭牧场的示范建设，实现“五项指标”:①草地植被覆盖度达到90%以上，优良牧草比例提高到65%以上。②产草量平均每公顷提高到5850公斤。③畜均饲草料补饲水平达到65公斤。④牲畜良种率提高到65%以上。⑤牲畜出栏率、商品率分别提高到35.6%和29.2%。第三，加强草原植被保护，建设现代化的生态畜牧业，认真解决水资源紧缺的难题。
  建设生态畜牧业，不仅要以科技为基础，而且要关注和重视畜牧业的社会效益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是一种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的现代畜牧业发展模式。目前，甘南畜牧业所面临最严峻的危机是草原的严重退化,大面积草场的荒漠化、沙漠化和盐碱化难以制止。主要原因是世界气候变暖后水资源向逐渐枯竭的趋向发展。据统计，从1990年至2000年底，全州平均气温升高了摄氏2至4度，降雨量减少了110毫米左右,特别是纯牧业区减少了120毫米上下。要遏制住这一发展势头，只有尽可能地狠抓草原建设和采取一系列的生态保护措施，主要是坚持“四个原则”，即：坚持“以全面提高草原第一性生产为主，适当控制和压缩牲畜数量为辅” 的原则；坚持以植被的自然恢复为主，人工改良和植被重建为辅的原则；坚持以合理利用为主，封育和禁牧为辅的原则；坚持以建立多年生人工草场为主，一年生饲草料基地为辅的原则。应以生态效益为前提，以社会效益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全面规划，分类指导,整体推进，重点突出，建设一点，保护一片。注重特色,融入科技，加强建设和保护，不断优化生态环境。全州采取加强草地生态建设的主要措施为：
  1.克服长期以来重牧轻草的倾向,牢固树立以草为本的思想，进一步提高对草原水涵养、气候调节、保持水土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在牧区还应逐步改变重牧轻草，牧民“用草不养草”的不良传统习惯。高度认识草原是草地畜牧业发展的基础，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物质环境条件，其和牧民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
  2.坚定不移地推行草场承包到户制度，彻底解决草场“吃大锅饭”的问题。切实搞好草场承包到户工作，使草场真正承包到户，责任到户，进一步激发牧民保护、管理和合理使用草场、治理草地生态环境的热情，自觉调整畜群结构，加快周转，提高出栏，减轻草场承包负荷，缓解草畜矛盾，切实保护好草原生态。
  3.严格控制载畜量，实行以草定畜制度。根据每户牧民承包草场的数量、质量和产草量,严格核定其养畜限额，发卡建档。并把承包草场与载畜限额、牧业税和集体提留相挂钩。做到有多少草，就养多少畜，承担多少义务。达到草、畜合理配置，相互适应。
  4.加大治理草地生态的投入力度，拓宽投资、融资渠道，建立和完善投入保障机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吸引省内外、国内外的投资者,投资甘南草地生态环境建设和与之相关的经济开发项目。积极争取国外赠款和优惠贷款。要抓住国家重视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机遇,对重点治理区应积极争取国家资金，进行专项计划治理。首先应优先使用当地牧民的义务工和积累工，充分发挥他们在草地生态环境建设中的群众性投劳作用。其次应认真建立草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使建设者受益，享用者尽责。此外，还应努力争取建立甘南草地生态环境保护区，设立国家级或省级保护基金，为甘南的草地生态建设提供资金来源保障。
  5.注重科技兴草，加强草原建设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应大力依靠科技进步，发展人工草地,推广优良牧草和草地保护改良技术，灭除毒杂草，改善和促进优良牧草的生长。进一步加强草原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力度。并加强水源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草地资源环境的再调查工作。建立草地生态环境动态监测体系和数据资料库，为科学决策服务,努力走科技兴草的路子。
  6.严格执法，依法治草，逐步将草地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全州应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家的《环境保护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水资源法》、《水土保护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和省、州制定的与之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提高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和法制观念,加强草地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保护当地生态环境治理建设成果，真正做到依法治理草地生态环境。竭力建立健全以环境保护法和草原法为基础的各项行政法规体系。同时加强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执法队伍的业务素质和水平，做到秉公执法,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以保障草地生态环境建设目标任务的顺利实施。
  7.集中资金、技术和力量，采取生物的、人工的、化学的等手段，积极开展草原防治鼠虫害工作。高原紛鼠、中华盼鼠、高原鼠兔等，大多是草食哺乳动物,对草原的破坏力极大。一方面鼠类采食的是优质牧草，与牲畜争食，降低了草场的载畜能力；另一方面，鼠类挖洞掘土，破坏牧草根系，覆埋地面植被，生化土壤结构，一片片绿草往往变成“黑土滩”。此外,草原蝗虫和草原毛虫等对草地植被的破坏也相当大。因此，应把治理草原鼠虫害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来落实，在今后10年内，使全州鼠虫害防治面积达到51万公顷。首先应控制畜牧业示范区的鼠虫害蔓延趋势，其次全面控制鼠害密度，第三步进行必要的扫残工作。这样，使当地的鼠虫害基本得到遏制，草地植被向良性化演移。这些都对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良性循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8.依靠国家力量，从根本上解决因冰山后退，世界气候变暖而草原降雨量逐年减少的难题。近年来，全州的大片草地（包括邻近的川、青两省草地）降雨量比五六十年代减少了近1/4。每逢春夏季节，当草原需要雨水时，往往天空云层低,雷声大，闪电频繁,狂飙急骤，就是降不下雨来，或者降雨量稀少。从而造成了大片草原因长期缺雨干旱，逐年荒漠化急速发展的趋势。对此，应建议国家立项投资，可否采用高科技的飞机人工降雨和辅助降雨及兴建特大型水电工程等办法来解决。这些方式投资大，成本高，风险也大，单纯依靠地方政府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增大草原春夏季的降雨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草地因缺水而造成的严重“三化”问题。
  第四，实施科技兴牧战略，倡导科学养畜方略，努力建设“两高、一优”的畜牧业经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养畜是甘南畜牧业向现代化推进的重要内容和必经之路。从现阶段甘南畜牧业的状况看，虽然进入了由粗放型向科技型的转变阶段，但农牧民仍沿用“靠天养畜”的传统饲养方式，生产中的技术含量很低，科学和技术脱节，或不配套， 服务体系不健全，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牲畜的个体性能和群体结构不够理想，整体经济效益较差。因此，建设现代化的生态畜牧业，不仅要以科技为基础，而且要特别重视生物物种学的研究和运用，即关于从事畜牧业生产者的现代科技知识和人的素质的培训与提高问题。甘南要建立现代化生态畜牧业，必须运用科技成果来改造传统的畜牧业，必须在科技的引进、推广、消化、转化和普及“五良”技术方面，有大的突破和进展，以推动草原畜牧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上延伸，最终实现科技强牧和科技兴牧的目标，建成低投入、高产出、高附加值和高产、高效、优质畜牧业经济。具体措施为：
  一是完善科技服务和科技培训体系。州、县、乡三级兽医站应结合分户经营的特点和广大牧民的心理素质，与牧民的生产生活及其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重点完善村级服务体系，把科技体系建成一个由畜牧部门牵头，供销社、畜产品加工企业和从事畜产品生产的牧民，共同参与的利益松散体。该实体将当地一家一户独立经营的单元从小到大，从下而上地联合起来，形成相对集中，规模较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实体,并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为封闭独立的家庭牧业经营提供技术指导和扶持，促进其健康发展。全州还应进一步完善牧区的科学培训体系，以职业技术培训中心、科学文化宫等基地为支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乡级文化站的规模和功能，建立村级文化活动室，每年组织开展声势浩大、时间较长的“送科技下乡”活动。举办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科技培训班，既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训，又加强对牧民的实用技术培训。应以甘南畜牧学校为依托，建立牧民科技培训中心。更重要的是在纯牧区十分注意抓好广大藏族妇女的扫除文盲教育、普初教育、科普教育，因为她们不仅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而且是从事高原畜牧业的主要操作者。她们每天不但要挤奶、打酥油、接育羊羔和牛犊，还要放牧牛羊等。而她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是文盲或初识字者,极其缺乏科学饲养管理牲畜的技术知识，完全延用着传统、原始畜牧业的放牧方式和生产管理方法。因此，要达到科学养畜的目标，对牧区广大藏族妇女文化、科技素质的教育、培训和提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是挖掘牧草的本品性能，搞好优质牧草种籽的繁育工作。甘南虽然优良牧草的资源比较丰富，但每年大量退化草场的改良和治理，需要牧草种籽的缺口约达50万公斤以上。因此,全州需要建立优质牧草种子繁育基地660公顷，建成25万公斤种子库1座和500平方米的打牺场一处。与此同时，结合甘南牧区冷季长,暖季短，草畜供求矛盾异常突出的特点，牧草籽种要选择适应性强、推广价值高、产草能力好的优质多年生或一年生牧草。这样，牧草的本品性能就可以充分挖掘出来，种籽饱满，熟得透，培育起来发草率和成活率比较高。在牧草种籽繁育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技术力量，做好牧草营养成分的分析、种籽特性的检验、植物分类的鉴定、田间试验手段和田间管理等工作。要让牧草显示出特有性能，并在一定范围內积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实体,并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为封闭独立的家庭牧业经营提供技术指导和扶持，促进其健康发展。全州还应进一步完善牧区的科学培训体系，以职业技术培训中心、科学文化宫等基地为支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乡级文化站的规模和功能，建立村级文化活动室，每年组织开展声势浩大、时间较长的“送科技下乡”活动。举办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科技培训班，既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训，又加强对牧民的实用技术培训。应以甘南畜牧学校为依托，建立牧民科技培训中心。更重要的是在纯牧区十分注意抓好广大藏族妇女的扫除文盲教育、普初教育、科普教育，因为她们不仅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而且是从事高原畜牧业的主要操作者。她们每天不但要挤奶、打酥油、接育羊羔和牛犊，还要放牧牛羊等。而她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是文盲或初识字者,极其缺乏科学饲养管理牲畜的技术知识，完全延用着传统、原始畜牧业的放牧方式和生产管理方法。因此，要达到科学养畜的目标，对牧区广大藏族妇女文化、科技素质的教育、培训和提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是挖掘牧草的本品性能，搞好优质牧草种籽的繁育工作。甘南虽然优良牧草的资源比较丰富，但每年大量退化草场的改良和治理，需要牧草种籽的缺口约达50万公斤以上。因此,全州需要建立优质牧草种子繁育基地660公顷，建成25万公斤种子库1座和500平方米的打牺场一处。与此同时，结合甘南牧区冷季长,暖季短，草畜供求矛盾异常突出的特点，牧草籽种要选择适应性强、推广价值高、产草能力好的优质多年生或一年生牧草。这样，牧草的本品性能就可以充分挖掘出来，种籽饱满，熟得透，培育起来发草率和成活率比较高。在牧草种籽繁育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技术力量，做好牧草营养成分的分析、种籽特性的检验、植物分类的鉴定、田间试验手段和田间管理等工作。要让牧草显示出特有性能，并在一定范围內积极推广播种,发挥牧草的杂交优势，进而改变天然草场的牧草性能, 提高利用价值和经济效能。
  三是注重提高牲畜的个体性能，因地制宜地引进适应性强的牲畜良种，认真实施畜种改良工程。在农业区应大力发展以农民家庭为主的规模养殖业，加快引进生长周期短的良种育肥牛、优质奶牛、小尾寒羊、美利奴细毛羊、阿尔巴斯绒山羊等，提倡和鼓励农民饲养站牛、站羊，并与发展养殖鸡、兔、猪、鸭等家禽结合起来，尽快增加农民的纯收入。在半农半牧区应大力提倡改良种畜，采取培育繁殖和杂交改良技术，加大黄牛冻配改良力度，抓好地方优良畜种的选育和改良推广深度，不断优化畜群饲养结构，重点提高牲畜的个体效益。在纯牧区应把重点放在地方本品种的选育上,特别要制定良种选育计划，利用一定的时间选育美仁藏牦牛、杂交的西营犏牛和牦雌牛及欧拉羊、甘加羊等地方良种，建立起比较完善配套的繁育基地、示范园区和推广片区体系，投放到自然牲畜群体中进行培育和改良。近期内，应确定一定的适龄母畜，进行较大规模的经济杂交培育，以提高商品畜的质量。特别应抓好藏牦牛和野牦牛的交配工作，稳定藏牦牛的本品性能。
  四是加强牲畜疫情的监控和疫病防治工作，实行防疫抗灾性养畜。应全面掌握全州疫情发生的规律,开展牲畜疫情普查和春季防疫驱虫工作,落实双轨目标责任制，推行防疫检疫收费制，加大防疫注射密度，抓好牲畜“五病、六虫”的防治，有效防治5号病和其他疫病的发生。缺草和疫病是造成牧区牲畜大量死损的主要原因，因此全州应实行防疫灭病和抗灾型的养畜方式，重视防疫灭病，加强疫情监控，特别要对畜体内外寄生虫等慢性病和口蹄疫等传染性疫病引起重视，采取行政、科技、区域“三包”的办法，坚决进行防治和消除。逐步推行防疫建档编号和目标制度，严防注射疫苗时的遗漏，防止带病牲畜流入市场。同时，应加强农牧区经济的互补协作,从农业区调入足够的饲料，以备春冬季抗灾保畜之用，从防疫和供草两个方面来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五是打破传统的牛、马、羊俱全的家庭牧场养畜模式，实行具有一定规模和档次的专业化养畜。遵照“集中生产要素，合理配置资源”的原则，在全州大力推广专业化养畜，特别在牧区应积极引导牧民走出“小而全，全而散”的经营误区，打破传统的、原始的养畜方式和方法，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和精力，向专一畜种的生产经营和养殖大户、专业户的方向转变。减少自食和乘役等自需的畜种,通过交换和购置来解决。以促进现代意义上的家庭经营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畜牧业的发展。
  六是应把牧户与市场连接起来，积极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介组织，认真解决买难卖难的突出问题。目前，牧区因居住分散和经营粗放，要让牧民直接进入市场尚有一定的难度。要把牧户与市场融为一体，必须要有一个桥梁和纽带，也就是应该有一个中介组织。这些中介组织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从事的经营项目和范围也要放宽拓展，包括信息、技术、运输、加工、收购等各种服务。也可以制定一些优惠扶持政策，鼓励当地的能人带头兴办中介组织，形成营销大户，带领牧民进入市场，参与流通,解决卖难买难问题。竭力引导牧民按市场规律从事畜牧业生产，最终实现畜产品生产经营的市场化。
  第五，加强全州畜牧业的基地建设,培养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拉动畜产品加工业效益的高速增值，进一步推动产业化经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目前，在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后，甘南过去以数量型为主的草原畜牧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和阻碍，其主要原因是:原有的许许多多畜产品生产基地相对分散，规模很小，专业化程度较低，收购、运输条件很差，加工的档次和水平太低。因此，应进一步加快畜产品基地的规模化、专业化建设，重点在其内涵建设上做文章，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走"牧户加基地加公司加市场”的产业化经营道路。并克服“重牧轻商”的思想，解决畜产品流通不畅的卖难买难的问题。同时应进一步建立现代畜牧业的运作机制，推动集团化经营，促进产业化升级。其具体内容是：
  一是建设商品藏羊生产基地。从甘南的地形地貌特征来看，纯牧区大部分属高山坡地草原，地势高峻，地形多样，气候高寒，草原辽阔，但相对湿润，植被垂直分布很明显。这一带很适合饲养藏羊，著名的欧拉羊、甘加羊等地方良种就产在这里。在这些地方建立商品藏羊生产基地的条件优越，基础较好，前景广阔。全州建立商品羊生产基地应以家庭牧场为单元，使羊在整个畜群中的比例一般不低于70%，从而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藏羊生产基地。
  二是建设商品藏牦牛生产基地。被誉为“高原之舟”的藏牦牛，适合在地势平坦，高寒湿润，牧草生长期较长，天然草地生态环境较为优越，产草量高，草质优良的高寒丘陵地带生存与发展。全州境内这样的草场面积比例很大，一般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2/5左右。这些地带是藏牦牛的集中产区，如玛曲的8个乡；夏河的科才、甘加、牙利吉乡；碌曲的尕海、郎木寺、拉仁关乡；合作的美仁、美武等地均为藏牦牛的盛产地。选择这些地区建立商品牦牛生产基地，配合动物保护工程和创建无特定免疫区，推广划区轮牧、异地育肥等饲养管理技术，合理利用草场，避免放弃边远、高山、沼泽地的草场利用。有条件的地方应加工配合饲料，进行棚圏饲养和补饲，保持商品牛的肉质和膘情，缩短喂养生长期，掌握市场商机出栏，保证出栏时能卖上好价钱。三是建立商品牛羊育肥基地。牛羊育肥是一项科技含量和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工程,选址应在技术力量相对集中，经济相对发达，交通条件良好,人口密度较大的县城、乡镇附近地区。规模要适当，饲草料供应方便，经济效益也要理想。在技术要求上:①推广人工授精、品种杂交、畜种改良等应用技术。在提高牲畜个体性能和经济价值的基础上，进行人工饲养育肥。②育肥必须与暖棚养畜结合起来，保持饲养场中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提高牲畜的上膘率和育肥效果。③积极采取添加豆科牧草、补饲配合饲料等科学饲养方式，提高饲草料的转化率和单畜单产能力。④应用药浴、驱虫防疫、灭病等技术，防止发生疫病，增强牲畜体质。⑤牛羊育肥要选用幼小的羔羊和牛犊及适龄的弱畜进行，因这类牲畜正处在上膘产肉的生长旺期，育肥效果最佳。
  四是培育和建立畜副产品附加值较高的生产基地。“牛羊浑身都是宝”。除肉类、毛皮等有主要用途外，酥油、骨头、奶汁、绒毛、杂碎等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特别是藏牦牛的血液和脏器开发具有十分广阔的高附加值前景。据有关资料披露:牦牛的脏器（如胰脏、心脏、肝脏、大脑、垂体、肺、眼等）都含有多种激素、酶类、多糖、脂类等生物活性物质，应用现代科研技术，可生产若干类生化产品。仅胰脏就能生产出如胰岛素、胰酶、胰高血糖素、强性蛋白酶和激肽释放酶等,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耗牛的血液开发更有巨大的经济潜力。截止2000年底以前,从牦牛血液中急待开发的产品就有:①水解蛋白和氨基酸类产品；②氧化物岐化酶（简称SOD）和凝血酶（前者从血球里提取，后者从血浆中制取）产品。③叶唏类生化药物，是治疗肝炎等病的有效药品之一。④免疫抑制剂，此类产品具有抑制免疫反应的亢进和明显的抗炎作用。⑤以牦牛血红细胞为主的废血料，能开发优质的动物蛋白饲料，其可与进口的优质鱼粉相媲美,每年能为国家节约大量的外汇资金。1995年美国生产的SOD产品产值达40亿美元,2000年达到150多亿美元。1996年德国研制出用SOD治疗艾滋病的药剂，获得可喜成果。我国北京、兰州、广州等地生产的SOD化妆品、牙膏、啤酒等；贵州、兰州、无锡等地生产的SOD口服液、胶囊等保健品，已初获很好的经济效益。据有关专家测算，每头藏牦牛仅此两项（血液和脏器）开发后的附加值在1200美元左右，是其肉、皮、毛、骨、绒价值的近10倍。如果甘南每年屠宰10万头藏牦牛，每头牦牛按10公斤出血，共积血液1000吨，加上脏器的全面开发成功，每年就有1.2亿美元的产值，效益十分可观。
  五是培育蕨麻猪饲养基地。蕨麻猪是以采食蕨麻和放牧为主的猪种，其体形较小，体重一般在30公斤左右。其肉多为“大理石状”，质优味鲜，肥瘦适中，味道香美。合作、卓尼、迭部、碌曲、夏河等地均有一定的贮量，但大多为牧民自食所用，流入市场者很少。在这些地区建立蕨麻猪饲养基地,有良好的气候、饲养、猪种等条件，容易形成专业养殖和规模经誓。饲养采取圈养与放牧相结合的方式，运用暖棚、配合饲料等科学技术手段，缩短生长期，加速出栏和周转，可以作为甘南独有的土特产品占领市场。
  六是培育龙头企业，创造名牌产品，拉动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多年来，全州围绕畜产品的精、深、细、专加工,兴建了许多小企业，但因资金、体制、市场、管理、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原因，绝大多数企业经营不景气，未能发挥出龙头和骨干作用。更缺乏能在市场中站住脚的“拳头产品”。要建设现代化畜牧业，推进产业化经营，培育龙头企业，创造名牌产品,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关键问题。因此，在避免重复建设的前提下，全州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产业改造、产业升级上，形成一批规模化、集团化经营的龙头骨干企业。增强发展后劲，拉动整个畜牧业和畜产品加工业的纵深发展。七是进行资产重组，建立创新机制。近年来，甘南虽然对各类畜产品加工企业都进行了改制，并以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制等多种形式并存，但管理思想、运作方式、改革思路还是老一套，改制不够彻底和到位。要使它们焕发活力，发挥龙头骨干作用，必须按照''产权明晰，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综合采取租赁、转让、兼并、联合、拍卖等多种组织形式，进行资产重组和运作机制创新，遵循现代企业运行的“八大要素”规律，即：资本、人才、高新技术、市场、名牌产品、法律、优惠政策和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按照市场经济的规范程度来操作运行。要注意扩大开放，內引外联，与州外大中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攀亲，进行高位嫁接和强力拉动，把州内的肉类加工、乳制品生产、皮革加工、毛绒加工等企业建成大集团的分公司或分厂，直接与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市场连接起来，力争在州内就地加工、包装，直接进入州外各级市场，真正使其起死回生，焕发生机，获得启动和发展。
  八是开展集团化经营，促进产业升级。全州应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现有企业所需技术装备、工艺流程、产品设计和产品包装，在组织形式上向集团化方向迈进。要依托州乳品厂、华羚干酪素厂、兰夏绒毛厂、雪牦肉类公司等一批骨干企业，积极组建集团化、规模化的龙头企业，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和规模优势。并依靠畜产品资源和畜产品生产基地，结合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以畜产品加工、销售为主的企业，在短期内实现质量和数量的大进步。还应利用甘南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创建旅游经营实体和旅游产品加工企业。从而加大与外地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扩大人流、物流、财流、信息流的容量,促进畜产品加工业和旅游商品加工业的发展。同时，应依靠群众智慧，依靠技术力量，开展科技创新和机制创新。着重依托市场变化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升产品档次和价值，不断提高畜牧业生产中的加工业比重。切实增强建设“两高一优"现代化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后劲，使之在向建设21世纪的现代化畜牧业道路上稳步迈进。
  六、乡镇企业的崛起与提高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发明创造。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牧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农牧村中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即时农牧民迫切要求进入工业领域创办企业，于是乡镇企业就异军突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南州的乡镇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单一到多元化的长足发展，成为全州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据2000年12月底的统计，全州共有乡镇企业10，883个，从业人员22，497人;年总产值达3.98亿元，年均增速20.9%；年上缴税金713万元，保持着15.2%的增速。全州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州农村社会总产值的32.4%；乡镇工业占全州工业总产值的31.7%。因此，它是甘南经济不可忽视的发展要务之一。
  全州乡镇企业的演变过程和发展方向
  20余年来，甘南的乡镇企业经历了4个发展演变阶段:一是80年代初农牧区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由公社或大队办的一些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和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社队企业，当时叫“社办厂”，其经营方式主要是出卖农、林、牧原材料，如木材、牛羊畜产品等。目的是为了增加社队的经济收入。参与的农牧民承包前记工分，承包后发少量工钱。二是在1984年政社分开，改公社为乡（镇）后，统一改名为乡镇企业，是指以集体经济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的企业总称，它包括乡、队（村）办的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和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及个体企业。而甘南的大多是继续由乡（镇）和行政村合办或自办的集体企业，其产品除营销农、林、牧原材料外，还有许多农、林、牧原材料的粗加工产品，目的是为社队增加收入，参加的农牧民都发一定的工资。但随着农牧区经济政策的放宽和集市贸易的发展，有些农牧民在乡镇企业的名义下，从事商品交换，营销农、林、牧、副等产品，个体农牧民直接从中获得经济效益，增加了收入。三是在1993年州委、州政府做出《关于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的决定》，把乡镇企业作为发展农牧村经济的战略重点，从而加快了甘南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主要表现为乡镇企业的数量增多，规模扩大，产品的类别增加，技术含量和档次不断提高。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颁布后，以法定的形式明确了当时乡镇企业的概念和内涵。即：乡镇企业是指农村经济组织或以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范围内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不论是农村集体经济或农民在城市或异地乡、镇，交叉举办的开发农村资源或安置农村劳动力的企业，只要承担支援农业的义务，均按乡镇企业对待。这时的乡镇企业不但有集体所有制经济，而且有个体私有经济。不但在农村乡镇，而且延伸到中小城镇。农、林、牧产品的加工也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和储藏、包装、运输、供销等服务业结合起来，立足于农业，重点服务于农业。1999年，州委、州政府又做出了《关于乡镇企业发展与提高的决定》，明确了指导思想，确定了发展目标。四是在全国基本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后，乡镇企业实际上已上升成为农村的第二产业，它包括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三大类，构成了中国农村以加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企业体系，它的产品功能已经冲破了仅仅为农业服务的这个范畴，是为全社会服务的，或挤身，或占领国内外市场，其目的是为国家增税，农民增收。这是甘南乡镇企业进入新世纪后的发展方向或路子。发展乡镇企业的有利因素和不利条件
  多年来，甘南乡镇企业在前进中探索出一条自己的发展路子，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转变了传统的农业观念。全州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以往农牧村单一的产业结构，打破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使自给自足、温饱即安的小农意识逐渐被商品、市场、竞争、效益、质量等新思想和新观念所代替。有相当一部分农牧民走出田间地头、草山帐圈，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创出了一条独具魅力的致富之路。二是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甘南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种植、养殖业支撑的农村经济结构，推动农村经济向多层次、多元化方向发展，提高了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指明了农村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长远方向。它的发展拓宽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门路，全州已有22，497人放弃种植、养殖业而从事加工经管活动，多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2000年全州农牧民人均从乡镇企业的发展中，获得收入104元，占纯收入的9%。三是经济总量迅速扩大。“九・五”期间，甘南乡镇企业坚持“一手抓发展与提高，一手抓改革与巩固”的基本思路，抢抓机遇，突出重点，精心建设，扶持发展，已建成一批门类较为齐全、能生产较精致产品的骨干企业，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四是运行机制日臻完善。经过长期的实践，全州的乡镇企业基本上形成自主快速决策、用工能进能出、分配酬劳挂钩、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等灵活有效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机制。尤其是《乡镇企业法》的颁布实施，依法保证了它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主攻方向，既保护了合法权益，又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据。五是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知明度。全州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强了同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扩大了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近几年来，全州乡镇企业编制了招商引资的项目资料库，参加了省内外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在2000年向外推介的71个项目中，签约12个，实现了新突破和新发展，为进一步扩大甘南的对外开放，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但是，甘南的乡镇企业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为：一是定位不高，产业归属不明确。因而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它所扮演的角色不突显。在总体发展决策和人们的思维观念中，认识上不如国有企业的份量那样重，因而长期以来使其形不成经营规模和档次，效益也上不去。二是在指导思想上的观念陈旧。特别是小农意识和轻商、轻工观念转变得不够彻底，也不到位，没有真正树立起“无工不富”的思想。在经济行为上，抓特色产品的好景不长，不能做强、做大，不能锦上添花。在实践中，不能很好地驾驭操作乡镇企业灵活、多样的机制和优势。三是基础薄弱，发展后劲不足。由于甘南的乡镇企业起步晚，发展过程是先快后慢，缺少应有的历史积累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其经营形式分散，规模较小，产品生产的主体是以粗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含量很低。再加上缺乏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基本要素条件，因而经济效益下滑，发展速度减慢，整体效益偏低。四是产业链条过短，缺乏统一的外延性。全州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连州内市场都满足不了，往往被外界乡镇企业所生产的同类商品占领全州市场，形成投资大，贡献小的反比现象。五是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在主导思想上普遍忽视了对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整体优化的研讨和探索，没有形成协调一致的共识，因而对其资金投入量小，优惠政策的落实面狭窄，还没有真正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六是经营管理机制不顺，全州自农牧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基本上被掏空。村（组）等组织实际上成了一种行政区域的管理概念，没有形成一种有实力的经济实体和有组织的经营管理机构，生产和经营管理脱节，很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所有这些,都有待于今后认真加以解决。
  发展乡镇企业的思路与举措
  实践证明，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必由之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当前甘南农牧村进行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突破口，也是加快农牧区工业化建设进程的重要内容。更重要的是，还是国家增稅、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进入新世纪后，必须引起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对乡镇企业的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深入探讨;理清思路，明确目标;转变观念，取得共识；制订规划，落实举措。特别应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八大要素”规律，即：资本、人才、高新技术、市场、名牌产品、法律、优惠政策、机制。八者缺一不可，要统筹安排，全面兼顾，合理解决。切实把乡镇企业作为全州农村中出现的新型的第二产业来抓，一抓到底。目前,发展甘南的乡镇企业必须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扩大开放、科技兴企为重点，一手抓发展与提高，一手抓改革与巩固，集中开发，整体推进，实现与农牧业产业化、小城镇建设、农牧民增收相协调，并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大胆实践，落实“双10计划”即到2003年底建成10个年产值100万元的农牧型龙头企业；建成10个年产值1000万元的小城镇；到2005年创建1户产值超亿元的龙头企业；新建2个省级乡镇企业示范区，组建3个企业集团（农畜产品加工、建筑、旅游），建成40户产销收入30万元的加工企业和新创5个省级优质产品。全州乡镇企业总产值力争达到9.65亿元，年均递增20%,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9%。其中：工业产值达到2.9亿元，年均递增15.2%，占全州工业总产值的56.9%。
  为实现新世纪乡镇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任务，推进全州乡镇企业朝农牧村第二产业化方向迈进的步伐，进一步建立健全乡镇企业深层次、大力度发展的完整体系，宜采取下列措施：
  第一，以吸引州内外民间资金为活力，为乡镇企业建立一整套 “资本积累”的全方位社会融资体系。一是应继续努力争取国家每年对贫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转移资金;二是应千方百计地争取银行对农牧村的信贷资金;三是应从政策上扩大农牧民对乡镇企业投资的吸引力度;四是应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光彩事业”等，竭力拓宽社会融资渠道。同时，乡镇企业也应该注意本身的资本积累，不能不管盈亏，年年花光、用光，不搞资本积蓄。特别要注意流动资金的储存问题。
  第二，以农畜副产品为基础性资源原料，建立特色产品生产体系。在甘南，不但要建立养殖业、种植业、药材业的生产基地，而且更应大力开发建立旅游商品、民族生产生活和文化用品的加工、服务体系，逐步把生产这些具有民族、地方性特征商品的加工市场转移到州内来，然后再向外扩张和辐射。
  第三，以开发矿产品资源为依托，建立各类矿产品加工经营体系。当前，对一些储量不大的零星小矿,应以租赁或承包的形式下放给乡镇企业开发生产，培育一批金、银、铜、铁等有色金属矿产品的选冶中小企业，并抓住金、银民族首饰的加工增值和简单金属产品的制造，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矿产品生产、加工、营销体系。应在增加效益上做大这块“蛋糕”。
  第四，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以“就地取材”为原则，建立生产建筑材料的产业体系。随着全国西部大开发中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增大，对建筑材料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因此，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就地取材，就地加工、生产，就地销售。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水泥、砖瓦、石灰石、沙砾料等建筑材料的生产企业,也为改变全州基础设施条件提供物质保障。
  第五，以消费为重，点，以市场导向为杠杆，建立和完善商贸流通产业体系。应大力发展全州的交通运输业，加大人流、物流、财流和信息流的总量，不断刺激城乡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组建联合经营的运输队,提高营运能力，开展客运、货运业务。注意发展固定商店和流动商店，在城乡之间架起农畜产品、工商产品的双向流通桥梁，活跃农牧村的商品贸易。
  第六，依靠法律和群众的智慧与力量，建立健全对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体系。《乡镇企业法》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诸多有关经济法规，是乡镇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依法运行的根本保障。在实践中，应广泛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探索和实践符合甘南实际的发展路子，建立系统、完整、灵活有效的经营管理机制。通过引导农牧民参与或入股形式,逐步建立和形成乡镇企业同农牧民风险共担、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利益同一性，基本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格局，并竭力减少乡镇企业的空白乡和村。
  第七，以信息服务为中心，建立和完善乡镇企业与市场间的中介服务体系。在当前的经济信息化时代，没有多功能的信息联络网站,去搜集、调查、汇编、分析大量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信息，并及时地反馈给企业是不行的。因此，不但要在经济发达地区建立甘南的信息"窗口”或办事处，而且应大力发展内外中介组织，把企业与市场有效地衔接起来，把商品生产和市场信息连结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产品无销路和产销不对口的问题，降低企业生产的市场风险。积极鼓励诸多能人领办各种方式的中介组织，形成营销大户和网络体系，带动企业进入大市场，参与流通和竞争。
  第八，以科研成果转化为重点，建立科研机构，完善科学合理的项目库和人才培训体系。在全州应设立为乡镇企业服务的研究机构,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提高企业的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科学合理地配置现有人才资源，用优惠政策吸纳和引进优秀的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才。集中优势，开展科技创新和机制创新。尤其应吸收和运用科技含量高的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坚持近期计划与长远规划相结合的方针，不断加强项目的建设、论证，筛选出一批既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甘南的产业规划，又有高档次、高规模、效益好的项目来。同时，也应重视人才的培训和提高，州、县应建立培训基地,加强乡镇企业员工的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生产加工的科技含量，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要把全州的乡镇企业上升为第二产业，必须进行全面规划，合理安排，重点落实，协调一致，注重实效，最终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和发展。
  目前，进一步推动全州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必将使农牧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和改善，同时也使国家财政税收大幅度增长。随着农牧村产业结构深层次的调整，也必将进一步加速全州农牧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为深化农牧村改革和实现现代化，开辟出一条新路来。
  七、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前景
  甘南的州属国有企业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始建的。长期以来，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指导下，国有企业主要是以对农、林、牧原材料进行粗加工为主体的生产经营加工而存在，其规模小，产品档次低,仅以满足当时本地各民族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为目的服务性民族工业，对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起着原动力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州委、州政府对州属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实行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四大后，中央进一步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战略上调整国有企业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对此，州委、州政府先后采取简政放权、优化组合、经济责任制、利改税、厂长承包经营责任制、劳动合同制、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改革性的措施，对国有企业实行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政策调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使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了初步进展，放开搞活国有企业的局面已经打开,各项改革配套措施也逐步加强。截止1999年底，全州129户国有企业中，已完成改制114户，占企业总数的88.4%。其中：有限责任公司48户、股份合作制27户、目标营理17户、承包经营2户、兼并4户、租赁12户、破产2户、部分出售1户、国有民营1户。从运行实践来看，虽然多种形式的改组、改造和多元化经营模式，已初显成效，但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仍相当突出，主要是改革深化的力度不够。政企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国有经济产权和产业布局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调整。科技进步和高新科技创新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企业的银行（贷款）债务和社会负担仍然沉重。融资渠道不畅，內部机制不活，管理不强，效益不高，生产经营艰难，发展后劲严重不足。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題,严重制约着全州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
  进入新世纪后，州委、州政府提出全州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是:认真贯彻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州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持政企分开，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增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活力，形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有效机制。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把重点放在调整结构，加快改组、改造，实现有进有退，优化产业结构上;放在加大产权制度改革力度，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有效现实形式上; 放在规范完善、深化经营机制，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模式上;放在加强管理和改革分配制度，建立健全企业经营管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上;放在建立企业科技创新机制，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上;放在增资、减债、增效和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上;放在全面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在逐步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管、运营体系，确保增值保值等八个方面。使全州的国民经济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突出重点，有进有退，努力提高全州国有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主要的实施措施为：
  第一，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狼抓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全州应从实际出发，把调整布局和优化结构结合起来，走“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有进有退”的路子。缩小国企覆盖面，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优化结构。“集中培育骨干，择优参与重点，坚决放开多数”。除国家规定要求由国有经济控制的极少数行业和领域及专营专卖的行业外，其余均可通过政策引导，市场竞争、资产重组，实现战略性调整。一是调整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大幅度降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比例，减小其覆盖面，缩短其战线。二是调整国企的组织结构，消除其“大而全”、“小而全”的弊端，走“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小而新”的路子，达到强化主业，精干经营，减少环节，提高效益之目的。三是以优势资源为基础，优化产业结构。切实解决“面面俱到”、“散兵游勇”和一般化、低层次、小规模的问题，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和技术先导产品，即名牌产品。四是放开多数，全面搞活。提高''放”的比例，减少“抓”的数额。按照“放小”和“有进有退”的战略要求,放开规模过小、管理混乱、资不抵债、长期缺乏主导产品、设备陈旧落后而发展无望的企业，赋予其多种发展形式，力求再谋生路。
  第二，大力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和产权流动市场化。首先严格界定企业产权，实现产权关系的明晰化。按照谁投资，谁拥有的原则和国家的有关规定，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在严防国有资产流失的同时，尽量明确并合理界定产权归属，真正使国有企业产权法人化。其次，应建立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市场，活跃产权交易，真正把企业产权纳入到市场经济的体系中去运行。
  第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营运的各种机制，提高国有资产的营运效益。全州应设立代表政府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权的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资产实行宏观监管，并履行直接监督、管理的职能。组建国有资产运用公司，对国有资产行使投资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经营者等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此外,建立健全资产经营责任制和各种资产营运、评价、激励机制。同时也应成立企业信用担保机制和严格的约束机制，形成多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审计、追究、表彰等制度体系。
  第四，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巩固和发展公司制改革的成果。国有企业要实现企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就应以市场导向为前提，在完成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改制后，大力发展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并加强宏观指导，不搞“重复"建设。实行企业法人治理的规范化,制订出企业改制后的各种规章制度，在法治范畴内操作运行。同时，对企业法人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办法，充分发挥其职责。全州也应积极推进政企职能分开，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加强对企业的规划、监督、协调、服务等宏观指导，依法行政，为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极力保障企业在承担民事责任和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方面的各项权力。继续规范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第五，建立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全州应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增加品种、改进质量、提高效益和扩大出口，加强传统产业与现有企业产品的技术改造。继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首先要加强对企业政策和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严格对新增资本投向的管理，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坚持重，点投入基础性项目、先导性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方向。其次，切实强化企业技术进步的主体地位，大力鼓励企业积极创造条件，以多种形式吸纳优秀科技人员到企业工作，提高科技人员在企业员工中的比例，以全面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能力。三是重点突破，逐步增大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州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四是奖罚分明，对亏损和盈利企业采取不同的奖惩办法，实现“优胜劣汰”。五是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允许企业将部分国家划拨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或变卖，用于增资减债或结构调整。六是严格执行国家利率政策，切实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积极争取国家银行核销企业呆坏账准备金的政策，加大对资不抵债国有企业的减亏力度。七是积极支持国有企业通过夕卜引内联和出售股权换取现金投入等方式，扩大融资渠道，多方吸引社会闲散资金和增大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八是重视和发展“光彩事业"，努力争取外地工商联和商会组织对全州企业的投资融资力度。
  第六，全面推进各项配套改革措施，为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应加大对企业市场的依法、规范化监管力度，坚决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各级行政执法和管理部门要积极支持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坚决制止对企业的 “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其次应努力帮助企业认真做好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工作，切实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同时应广开就业门路，增加社会就业岗位，依法扩大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等。
  第七，加强国有企业的班子建设，提高科学的管理领导水平。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既要立足于自身的培养和选拔，又要制定优惠政策，招贤纳士,健全人才竞争与激励机制。一是应按照“谁出资谁管人，谁控股谁选人”的原则，把组织考核推荐和引入市场机制及公开向社会招聘结合起来,把党管干部的原则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及总经理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起来。坚持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要求，公开、公平、竞争、择优地选好书记、董事长和监事会主席等。二是应认真按照减员增效的原则，采取有力措施改革企业内部的劳动人事管理制度，促进劳动组织结构和配置的优化，以减少成本费用，提高企业效益。三是坚决根除企业吃“大锅饭”的现象，改革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等多种形式的分配原则，使分配向技术岗位倾斜，向重、难、险岗位倾斜，向技术能手、新声品设计开发能手和劳动模范倾斜。四是学习邯钢经验，加强以成本、质量、资金、投资决策和市场营销为重点的基础管理工作，建立健全企业的各项经营管理和考核、考评制度。推广“成本倒分流”的核算管理办法。五是发挥企业工会、职代会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大胆实行民主评议企业管理人员和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推行厂务公开制度。
  第八，加强领导，充实力量,大力推进全州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力度。各级党政组织应继续认真学习和准确理解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措施，旗帜鲜明地支持企业改革，参与改革，推动改革。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落实责任制,确保真抓实干。特别应认真抓好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产权界定、规范产权交易等工作。处理好改制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为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坚决反对和防止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虚报浮夸风，真正把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搞上去，切实抓好国企改革，抓出成效，一抓到底。
  八、民族教育蓬勃发展的历程
  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教育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民族教育与民族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普及文化教育的同时，对民族教育给予高度重视，从教育方针、学制、课程、教材、经费和学生待遇、教育行政机构，以及对民族教育的特殊照顾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甘南在认真执行党对少数民族政策过程中，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整民族教育的内部结构，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民族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等，从而使全州的民族教育事业不断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恢复和巩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解放前，甘南藏区的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各族人民没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和条件，特别是绝大多数藏族群众没文化，处于文盲状态。而藏族文化的标志和沿袭主要是寺院的宗教文化和经院教育，近现代教育尤为稀少。1949年10月甘南解放时，全州只有小学91所, 中学2所，师范1所，学生1900余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645人。这些学校大都集中在少数城镇和交通沿线，而广大牧区和偏远村寨, 学校廖廖无几。碌曲、玛曲两县境内，竟无一所学校。
  解放后，党把发展民族教育作为落实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各项任务之中。由此，从中央到省、州、县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民族教育的方针政策。1949年11月，作为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指出：“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各少数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的自由。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1951年元月，甘肃省文教厅明确指出：“加强少数民族教育工作，恢复发展西北中学、陇东师范等少数民族学校。对办学条件困难者，应给予补助，对民族杂居地区，应对少数民族予弟入学提供各种便利。少数民族中、小学校内的少数民族学生，可全部给予助学金;一般中等学校中，对少数民族学生应给予适当照顾，中等学校少数民族学生,可全部给予公费待遇。少数民族学校班次应增设民族语文和民族历史课程，原有之宗教课程，应予以保留或改为选修。”1951年9月，政务院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指示》。这是全国解放后的第一个发展民族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它对民族教育的基本方针、学制、语言文字、干部培训和经费等都作了原则规定。解放后，甘南的民族教育基本上是遵循和依据这个《指示》进行的，从而使民族教育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各类民族中、小学数量逐年增加，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恢复和发展各级各类学校。甘南解放后，党和政府在接管旧政权的同时，也接管了原有的学校，包括民族宗教团体办的学校。并对各地停课的学校，采取一系列开学、复课措施。对牧区和边远山区通过各种形式，向少数民族群众进行宣传普及科学文化知识重要性的教育。1950年，夏河县和卓尼自治区（县级）分别成立了文教工作队，深入基层,进行流动施教。是年，夏河简易师范学校扩大规模，改为夏河初级师范学校。并被省文教厅确定为甘南的民族学校。1951年，经省教育厅批准创办了卓尼简易师范学校。到1953年时，夏河和卓尼两县的各小学高年级都增设了藏文教学。同年，全州小学发展到129所。1953年10月，甘南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下设文化教育处,甘南的民族教育有了行政管理机构。1956年,碌曲和玛曲两个偏远牧区县各办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同年8月舟曲县成立了初级中学，招生55人，有教职员4人。1958年合作一中、临潭二中和临潭三中（现卓尼中学）相继成立。1958年6月，甘南藏族自治州畜牧学校在碌曲县尕海公社郭麻滩成立。至此，全州有完全中学1所（临潭一中），初级中学4所，初师2所，初专1所。
  1958年，在全党全民大办教育的推动下，甘南的小学数量猛增。当时提出“苦战3个月，实现全州普及小学教育”的口号，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全州就出现“社社、队队有小学”的景象。5月底，全州的小学达到404所。纯牧区的洮江县（今碌曲县和玛曲县）3个月内就办起帐蓬小学26所。但是，由于师资不足,办学条件极差，许多学校实际上空有虚名。但在这强制办学的形势下，大部分学龄儿童还是上学了。从而使那些入学儿童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一些文化知识的启蒙教育。随后，在3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州对小学进行了大幅度削减。1962年10月，全省文教工作会议后，增教育厅对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精减作了如下规定:①把现有的学校坚决稳定下来，并切实办好。②对因撤销学校过多而现有学校布局极不合理的地方，根据需要可以恢复或增加一些学校。③对有困难的牧区、半农半牧区的少数民族中、小学生，提高助学金比例。④对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超龄学生，家长同意复学的，准其复学。这样使全州小学教育基本恢复正常。同时对各级中学也进行适当调整，整顿了一部分全日制中学，改办和兴办了农业中学及其他职业中学。到1963年底，全州有完全中学2所，初级中学3所，小学附设初中班3处。全州除玛曲县外，其余6个县和州府合作都有了中学或小学附设初中班。从而使学校布局渐趋合理，民族教育的发展有了稳定的良好开满。
  2.培训和壮大民族师资队伍。解放初，甘南仅有中小学教师90余人。为尽快培养少数民族教师，全州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先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年的学习、教育、改造后，多数人基本上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能勤勤恳恳地耕耘在教育战线上。但甘南的师资远远满足不了教育发展的需求。因夏河初师规模小，招生有限，所以很难适应甘南民族教育发展的形势。仅临潭县初级教师缺额达80%，而在职的初小教师大多是小学程度。藏语文教师更为奇缺，有些学校聘请寺院活佛和喇嘛任教，但数量很少。为尽快解决教师缺额问题，州、县招收了部分失业、失学的知识分子，经过短期培训后，补充到教师队伍中。同时要求国家尽快支援分配一大批中小学教师，逐步解决师济困难问题。1955年秋，西北民族学院干训班增设了藏族初级师范班，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小学教师，甘南保送了30名学员。同年，省教育厅颁发了《甘肃省举办少数民族师资训练班的计划（草案）》，使全省的民族师资培训工作有了长足发展。到1956年底，全州小学教职员工达610人，普通中学教职员有82人。这样，初步组成了全州的教师队伍。
  在1957年的“反右派"中，全州中、小学教师中有254人被错划为地、富、反、坏、右分子，占教职工总数的38%。从而造成师资力量更加薄弱的现象。再加上3年困难时期，全州对教师队伍进行了大精减。共削减中小学教师290人，其中：由中学教师调整到小学任教的13人;从小教调整到行政单位的30人；因生活困难调回原籍的170人;精减下放15人；离职休养60人，开除公职2人。这样，使本来就很奇缺的教师更加减少了，造成了许多学校的“关、并、撤”。据统计，当时全州平均每所小学仅有教师9人。1962年10月，甘南的教师编制有所放宽，有的学校聘请了一些民族上层人士和当地有威望的民主人士，担任名誉校长。对暂时配不上藏文教师的学校，吸收一些思想进步、表现好的还俗僧人任教。从而暂时缓解了全州小学教师严重缺员的矛盾。到1965年底,全州共有小学教职工893人，普通中学教职工147人。
  3.不断增大对民族教育经费的投入。建国后，甘南主要有国家和集体两种办学形式。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逐年增加。自1951年起，政府每年增拨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解决学校的设备和修缮，并对高寒地区的教师在御寒装备方面予以照顾。1952年，省政府拨给夏河和卓尼各2万元。1953年，省政府除正常的教育经费外，对甘南的教育投资达40万元。中等学校少数民族学生的人民助学金按百分之百发放。少数民族小学生每人发补助费1元。夏河、卓尼和临潭3个县对少数民族小学生每月按10%发给助学金。少数民族小学的设备补助费:按每学期完小100元，初小50元分配。修缮费补助:按完小100元，初小60元发放。1957年，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学生减免学费的规定》，碌曲县和玛曲县继续免收学费，以后卓尼县和夏河县也开始实行免收学费。1959年，甘南州财粮局共下拨教育事业费110.6万元。省政府给甘南下拨全日制中学生伙食补助费3.2万元。从1958年至1961年，因平叛和反封建斗争，及受“左”倾路线的干扰，国家对甘南少数民族的教育补助费曾一度停拨。1962年5月，省教育厅对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的使用，作了新规定:一是纯牧区小学少数民族学生免费供应课本,半农半牧区的贫困少数民族小学生免费供应课本;二是纯牧区小学二年级以上的少数民族学生和半农半牧区小学五年级以上的少数民族学生，家庭贫困、学习努力者，可享受助学金，比例为在享受班中少数民族学生的10%至20%。每人每月8元，一学期评发1次;三是少数民族普通中学生，根据困难情况，除一般人民助学金的评发外，未能评得的可在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中，增加适当助学金额；四是在牧区、半农半牧区工作的中小学教师，因生活困难者应在教师福利中予以补助;五是民族教育补助费除解决上述问题外，结余部分可用于购置牧区、半农半牧区专设民族学校的教学设备。1963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的规定》，使甘南的民族教育经费再度增加。
  民族教育事业的劫难和徘徊时期
  1966年“文革”初，州、县各级教育行政机构陷于瘫痪。从1967年至1968年，州、县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后，教育行政机构全被撤销，直到1970年才在州、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下设教育革命组。1972年又恢复了州、县文教局，但全州停止编写藏文教材和开设藏文课，取消、降低国家原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助学金和一些免费待遇。把一些牧区的寄宿制小学改为走读小学。在甘南的藏族聚居区，小学教育遭到较大损伤，普通中学则畸形发展。广大教师被污蔑为“臭老九”，一大批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一部分教师被关进“牛棚”，教学秩序出现了一片混乱。在“文革”中期，全州又提出“队队办小学，大队办初中，社社办高中”的口号，盲目发展学校，一味追求数量。这样，使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严重不足;社请教师、民办教师急剧增加;教学质量明显下降，学生合格率很低;一度出现了“中教不够小教顶，小教不够招社请”的现象。1972年8月，上级提出对全省民族教师进行培训，民族地区的中、小学要扩大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提高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率。要求自治地区开办民族语文教学，在收入低的地区扩大助学金享受面，恢复少数民族学生的口粮供应制度。1974年，甘南民族学校成立（现甘南藏族综合专业学校），开设了藏语文专业，其他民族学校班也陆续增设了藏语文课。1975年1月，省委批转的《全省牧区工作会议纪要》指出：一是要积极发展牧区教育事业。二是要认真培养、充实少数民族的教师队伍。三是要搞好少数民族文字课本的编译和发行工作。四是要充分照顾牧区学校基建经费的需要。五是坚持适合牧区特点的多种办学形式，尽快普及小学5年制教育，积极发展中等教育。六是要认真开展扫盲工作,特别要注意扫除牧区的青年男女文盲。
  1975年9月，甘肃省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普及牧区小学经验交流会在合作召开，会议推广碌曲等地普及牧区小学教育的经验，认真解决牧区入学儿童流动量较大的问题。但在这时，对全国民族教育发展方向起主导作用的是，学习江西共产主义大学和朝阳农学院亦工亦农的经验。此前，党的教育方针仍然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此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下，甘南的民族教育忽视了文化知识的学习。增加了学生的体力劳动课目，曾一度偏离学校教育的大方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甘南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正规化”和“重寄宿制学校，轻流动办学的思想”，又使民族教育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潭。
  民族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州委、州政府从甘南的实际出发，在教育战线上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及时调整教育部门的组织机构，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民族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从而使甘南的教育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实践证明：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民族教育对甘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因此，教育要适度超前发展。发展民族教育应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走改革开放和创新之路。应更新教材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革考试制度。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强学科建设和调整专业设置。优化教师结构，提高教师的素质。进一步深化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国家也应对教育增加投入，不断扩大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模。这样，才能使民族教育事业稳定、健康地发展。
  1979年7月，全省畜牧业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民族地区师资的培训，适当增加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力争两三年内在每个生产队办1所小学，有条件的公社办1所初中，每个牧区县办1所完全中学，逐步普及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1980年，省委下发《关于加强民族教育的问题和工作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岀对民族地区的现有学校进行调整，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小学和寄宿制学校。为加快甘南民族教育的改革步伐，建立健全各级教育制度，州人大颁布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发展民族教育的试行意见》及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又开始办重点小学，设助学金，为牧区学校创造寄宿条件。开设藏语文课程，同时积极、稳步地调整教育内部的结构和比例关系。另外，州、县教育行政部门还组织工作组，到农牧区调查民族教育的发展史和现状，总结经验教训，并先后3次组织人员赴其他少数民族塔、区考察，学习发展民族教育的经验。为进一步搞好民族教育工作，全州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重点加强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从1985年起，为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学生上学，全州对藏族等少数民族中、小学生一律免费供应课本。对牧区中、小学寄宿生和农村家庭离校5公里以外的中学生，恢复“文革”前''按城镇学生标准供应口粮”的规定，对寄宿制中、小学藏族学生和民族班学生，不仅免收学费，还按月发放助学金（合作一中民族班学生每人每月25元）；其他寄宿制中学生每月10元。大中专学校招生时，对少数民族学生按比例降分录取。从1980年以来，甘南向省内外大中专学校选送了一大批代培生，其中藏族学生占80%。州、县在部分寄宿制中、小学还投资兴办牧场，增加勤工俭学收入，改善办学条件,并加强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工作。采取的主要措旋为：
  一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壮大少数民族教师队伍。在1957年的 “反右派”和“文革”中，甘南教师队伍中造成的冤假错案比较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州、县狠抓落实知识分予政策工作。全州先后平反了400多名教师的冤假错案，纠正了300多名教师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对“文革”中造成甘南教育摊予的过大，战线过长，布局不合理，教师素质差和少数民族教师奇缺的问题，逐步进行调整和解决。据1978年的统计：在全州3378名小学教师中，就有民办代课教师2037人，占全州小学教师的60.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中、小学民族民办代课教师，进行短期培训，并通过业务和文化考试,从中选招了部分公办教师，辞退了部分不能胜任的民办代课教师，为改善教学条件,提高办学效益创造了条件。到1984年，全州共有小学教职工3349人，其中民办代课教师567人（仅占小学教职员工总数的16.9%）。在小学教师中，中师、高中以上毕业者2334人，占教师总数的73.2%。全州有少数民族教职工1310人，占教职工总数的39.1%。其中：藏族教职工1094人。在232所用藏语文授课的小学中，藏语文教师有521人。据1990年底的统计，全州有小学教职工3305人。其中：少数民族1477人，占总数的44.7%；藏族1168人，占少数民族教职工的79.1%。全州有小学专职教师3109人，其中民办招聘教师2126人。有中师和高中以上学历的2420人，占77.8%。有2244人评聘了专业技术职务。其中：高级教师442人，一级教师1006人，二级教师609人，三级教师187人。
  1979年改革开放前夕，全州普通中学共有教职工802人，其中：专任教师648人，藏族教师64人，占8%。中专教职工173人，其中专任教师80人，少数民族教师49人，占28.3%。到1990年，全州普通中学教职工有1500人，其中：少数民族444人，包括藏族321人；全州有中专教职工324人，其中：少数民族135人，（内含藏族105人），占中专教职工的41.7%。有职业中学教职工37人，其中少数民族8人（含藏族4人），占21.6%。在全州1424名中学、中专、职中专任教师中，大学本科以上的254人，占17.8%；大专以上的736人，占51.6%。在全州进行“双语教学”的21所藏中和8年制学校中，有藏语文教师102人。
  1985年，甘南创建了第一所高等学校，即：合作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初建时，有教职教工101人，其中专任教师42人（有讲师2人）。到1990年，合作师专有教职工178人，其中少数民族教职工52人（含藏族41人）。在80名教师中，有副教授3人，讲师21人，助教34人。有硕士生3人，大学本科生69人，大专生6人，中专生1人。到2000年底，全州共有教职工5667人，其中专任教师5049人，少数民族教职工3085人，占54%。
  1989年甘肃省中医学院藏医系附设于甘南州卫生学校，有专职教师1人，兼职教师5至6人。
  教师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使甘南的民族教育事业出现了日新月异的新格局。这支教职员工队伍，忠诚于党的民族教育事业，扎根在广大农村和牧区。他们艰苦奋斗，辛勤工作，努力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和造就新世纪的人才，不断提高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全身心地致力于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二是建立健全从小学、中学教育到中专、高等教育的民族教育体系。1980年，省委颁发的《关于加强民族教育的问题和工作意见》中指出：甘南全州有小学1237所，能教一二年级藏文的教师只有406名，平均2.8所学校才有1名藏文教师。不少小学生因语言不通，处于学生听“天书"的状态，农牧民家长很不满意。结果是学校办的多，但培养出合格的中、小学生不多。为此，必须贯彻“八字”方针，对现有的学校进行合理调整。调整的步骤、方法，各地可根据经济条件、城市人口的集中和牧区分散的具体情况，量力而行。必须保证质量，讲求实效，在近一两年内，把学校的布局、规模、结构等，调整到客观条件和师资力量许可的范围内。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小学和寄宿制学校。应该承认差别，避免平均使用力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下决心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真正培养出道德品质好，有一定文化专业知识的少数民族建设人才。根据牧区居住分散，流动性大，学生不易巩固的特点，必须坚持“以公办为主，集中为主，全日制为主，寄宿制为主”的办学方针，办好寄宿制学校。争取三五年内每个牧业县办1所寄宿制中学，每个牧业公社办1所寄宿制小学，逐年分期分批地实现。为此，是年州、县积极创办适应牧区、边远山区办学特点的寄宿制中、小学。首先在碌曲、玛曲和夏河3个牧业县创办了夏河的桑科、玛曲的曼日玛等5所寄宿制民族小学。接着在夏河、玛曲两县创办了两所寄宿制中学。1981年，合作一中等学校设立了民族班。1982年又在迭部、卓尼和夏河创办寄宿制民族小学6所，舟曲县改建藏族中学1所。碌曲县创建寄宿制藏族中学1所。1984年卓尼县和迭部县创建了寄宿制藏族中学。到1999年底，全州共有寄宿制小学62所，中学7所。
  为加快发展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步伐，缓解少数民族师资不足的困难。1986年，合作民族师范专科学校正式成立，设立了藏语系、汉语系、政史系、数学系。1989年，在甘南卫校开设藏医班的基础上，甘肃省中医学院藏医系成立，并附设在甘南卫生学校。这样，全州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从小学、中学教育到中专、高等教育的民族教育体系。到2000年底，全州有各类小学699所（含牧读小学和村学），独立初中6所，完全中学20所（含7所藏中），职业中学5所，中专4所，民族师范专科学校1所，大专藏医系1个。
  三是逐步实行双语教学。运用藏语文进行教学，是党的民族政策在教学中的体现，也是搞好民族教育的重要措施之一。在甘南藏区使用藏文、藏语教学，经历了缺少教师、教材和授课学校布局不合理的曲折过程，严重影响了牧区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后，甘南的藏语文教学得到恢复和发展。1982年，全州召开第一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在总结交流经验的基础上，作出 《关于积极稳步地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和颁布《藏族中小学工作条例》，确立了“两个为主”的教学体系。1984年，又制定了《12年制藏族中小学教学计划》。经过10多年来的实践，初步形成和完善了双语教学体系。1999年底，全州用藏、汉两文进行双语教学的学校有251所，其中：小学225所，中学26所。共有学生24，474名。
  四是保障和筹集民族教育经费。甘南的民族教育事业之所以能较快地发展，是与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为解决全州在发展民族教育中的困难，多年来党和国家在财力、物力上给予了特殊照顾。在办学经费上，除按一般汉族地区开支标准拨给正常的教育经费外，还专设了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以解决少数民族学校的设备和困难学生的生活。
  1980年，碌曲、玛曲和夏河3个县在创办5所寄宿制民族小学和两所寄宿制藏族中学的过程中，政府投入了大批资金，每所小学一次性投资6万元，中学10万元。州、县从增收的地方财政中又划出一定比例的款额用于民族教育。每个乡每年从新筹措的公益金中，提取50%用于教育。州、县还成立了普及初等教育基金会，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集资办学。对全州少数民族学生一律免费供应课本，对寄宿制民族中、小学生免收学费，并发给助学金。从1982年到1987年，全州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总投资为2300多万元。其中：中央下拨的专项补助款近900万元。省上统筹和财政专项补助费1200多万元。州、县和群众集资169万元。全州共新建校舍8.5万平方米，改建校舍2.3万平方米，维修校舍9.3万平方米。购置桌凳共2万多套。校舍危房的比例由1982年的30%下降到1988年的16%。全州集中财力共建寄宿制小学41所，寄宿制藏族中学6所，还扩建了部分规模较大的普通中、小学，新建教学楼30余幢。在1989年和1990年两年中，全州多渠道集资623，093元。全部用于集资办学和校舍建设。这样，使全州的各类学校基本实现了“一无（危房）、两有（书本、课桌）”。危房比例从1988年的16%下降到1992年底的5.5%。
  五是向高一级院校积极输送大中专学生。多年来，省教育厅根据国务院有关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对促进发展民族高等教育实施了许多有效措施。首先在高等院校举办民族班，如在兰州大学、甘肃工大、西北师大、甘肃农大、兰州医学院及重点中学等，为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开设民族班，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其次，对民族学生实行择优录取和规定适当的照顾比例相结合的方法。实践证明，这是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90年，从甘南州招收的大专以上学生共2084名，其中藏族782名。招收中专生12，230名，其中藏族2739名。甘南籍学生曾到国外留学的有21名，其中藏族5名。
  总之，甘南藏区的民族教育事业，在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光辉照耀下，在州、县、乡各级党政组织的普遍关怀和重视下，经过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呈现出全党全民大办民族教育的新气象，掀起了科技兴教的热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州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与全国、全省的教育发展形势和教育发展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全州的民族教育事业还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需求，民族教育的发展处于相对滞后。因此，今后全州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精神，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针，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全面落实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各项措施。加大教育投入，实行免费或低费教育。注重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师德和业务水平。并积极创造条件，实施特殊有效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广大少数民族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升学率,提高教学质量，为21世纪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九、甘南民族文化工作50年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指出：为把中国建成为一个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建国以来,全州文化工作遵照党的《共同纲领》提出的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之目标，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使藏民族的文学艺术获得了新生。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活跃在社会主义的文化舞台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州大力弘扬主旋律和民族优秀文化，使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走向全国，迈出国门，全州文艺工作者尽了最大的努力。同时,群众文化方兴未艾，日益丰富多彩。文化设施建设得到了较大改观。文物、新闻、书刊出版工作有了较大发展。文化市场从无到有，呈现出繁荣局面。文化队伍建设也得到加强和提高。各项民族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全州农牧村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
  文化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1953年，甘南州只有两个电影队。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全州的文化事业开始起步发展，并逐步走向繁荣，迅速改变了文化设施基本处于空白的状况。到1965年，全州共有艺术团体两个，电影放映机构16个，文化馆5个，图书馆两个，共有职工193人。从1966年至1977年，农牧区的电影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在当时的102个人民公社中，有85个公社、28个大队有电影放影队。从1978年至1986年，是文化工作最兴盛的时期，全州有文艺团体10个，创研室1个，电影机构152个，群艺（文化）馆8个，博物馆1个，图书馆7个，乡文化站近40个，共有职工900余人。到1999年底，全州有文化企事业单位47个，干部职工512人。专业表演团体5个，公共图书馆7所，群艺（文化）馆7所，博物馆1个，电影放映管理机构8个，电影院3个，影剧院3个，放映队3个。全州有各类文化娱乐和出版物经营网点近150处，从业人员500余人。
  创新出精专业文艺创作结硕果
  1955年5月，自甘南州歌舞团成立起，就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采用“请进来”和“送出去”的办法，在州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艺术人才。创作了许多民族舞蹈、音乐、歌剧、藏戏、话剧、曲艺等文艺节目。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该团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把下基层演出放在首位，经常风餐露宿，下乡演出。不但活跃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部分节目和团、队还先后参加了全国、全省的文艺会演及出国演出。1965年，州歌舞团创作的小歌剧《一串项链》到北京演出，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的赞誉，并接见了全体演职员。1980年,该团创作的舞蹈《牧狮》、《森林情歌》赴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受到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的奖励。1985年全省戏剧调演中，甘南编排的藏族神话舞剧《顿月和顿珠》，荣获演出一等奖，创作二等奖,1987年赴北京演出，在文艺界影响颇大。其次州藏剧团创作演出的历史剧《雍努达美》，在昆明获全国少数民族戏剧优秀奖。自1978年至1988年的10年间，全州文艺工作者共创作各类文艺节目1000多个。进入90年代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更是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自创自演反映甘南藏区生活的大型歌舞剧《五彩的旋律》和藏剧《格萨尔王》，深入各县、乡，为广大农牧民演出。期间该剧参加了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演出，并代表中国藏族歌舞成功地出访了美国、加拿大，先后在两国9个省、州的14个城市演出61场，为增进中外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回国后，又在沿海近40个大中城市巡回演出157场。据统计在1994年至1999年,全州专业文艺团体共演出2076场，累计观众达75万人次。1999年为庆祝建国50周年，自治州文艺工作者又创排了大型歌舞《扎西德杰》和藏剧《朗萨雯波》，并在国庆上演后，获得省、州有关专家及广大观众的高度肯定。这样，全州各艺术团体，通过各种专业文艺会演，赴外省巡回演出和走出国门进行国际文化交流，既提高了甘南在省内外、国内外的知名度，又宣传了藏民族的优秀文化。
  抓特色推动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繁荣群众文化，是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甘南州根据民族地区的特点，经常组织民间文艺演出和群众文化活动。早在1955年的西北5省民间文艺会演中，夏河红教寺藏戏队的《知美更登》荣获奖旗一面。1964年，在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会演中，夏河九甲乡的舞蹈《三个女民兵》和笛子独奏《将波》获得好评。1979年州文化局举办了全州民间歌舞音乐会演，有90多个民间艺人演出了60多个节目。1982年8月，甘南州首届民间藏戏调演在夏河桑科草原举行，共有5个演出队参加演出。1986年州群艺馆组织甘南演出队，在北京会演时，鹰笛独奏《牧歌》获创作、演奏二等奖。民歌《阿香佬佬》获创作一等奖，演唱三等奖。同时，州、县群艺（文化）馆充分利用阵地设施优势，积极组织民间文化活动，举办美术、摄影展览、文艺演出、卡拉OK大奖赛、歌咏比赛和群众参与性较强的活动。近几年以来，甘南利用“香浪节”、“花儿会”、“采花节”等民间节日，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尤其是群众性的藏族锅庄舞，极大地活跃了群众文化。据统计，全州各群艺（文化）馆、站，年平均举办大型文化活动15次，举办书画、摄影展十几场，业余文艺演出200多场。特别是1999年夏季举办的“甘南之夏”明星演唱会,邀请几位藏区著名歌唱家演出，在州内外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首次尝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内的文化经济效益。此外,全州图书（文化）馆，藏书达数10万余册，书库阅览室面积也逐步扩大。文物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有了明显的进展。1986年在原群艺馆文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州博物馆。该馆从90年代以来，主要抓了馆藏文物的保护、建档、分类和野外文物的管护工作,维修了境内部分文物保护项目。特别是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拉卜楞寺，做了大量的保护工作。截止1999年底，全州有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1处，省级18处，县级13处。州博馆馆藏文物2629件，其中一级品7件,二级品30件。全州举办文物训练班4期,进行文物普查3次。
  全州电影事业坚持以社会效益为第一，方便藏族观众。从1972年开始，大搞电影译配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75年6月，全国电影宣传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在合作召开。1978年8月，全国8.75双片道译配放映机鉴定会议又在甘南州召开，12个省、市的5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1987年8月，第三届五省（区）藏语电影译制协作会议在甘南召开,对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协作藏语影片译制等问题, 进行研究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甘南文化市场开始崛起。截止1999年底,全州有各类经营网点150家。市场法规制度建设日益完善，州、县文化市场管理机构和稽查机构，逐步建立起来。同时，开展了12次大的“扫黄打非”集中行动，近30次专项治理工作，使不法经营活动得到了有效遏止。
  繁荣文艺创作完善文艺集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甘南的文艺创作取得了明显成绩。在创作方向上，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立足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底蕴，力求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具有艺术魅力，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艺术作品。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和获奖的文艺作品（剧本、歌词、舞蹈）较多。话剧《白雨》获全省话剧创作一等奖，根据《白雨》改编的电视剧《苏鲁梅朵》获得各界人士的好评。历史藏剧《雍努达美》获全国少数民族戏剧观摩优秀奖，并被邀请在西藏“雪顿节”汇报演出。话剧《金牦牛》被省话剧团搬上舞台，评价较高。同时，州内创作的音乐、歌词在省级部门获奖，省级刊物发表和电台演播的较多。最新创排的大型风情歌舞剧《五彩的旋律》、藏剧《格萨尔王》、歌舞《扎西德杰》及八大藏剧之一的《朗萨雯波》，更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辛勤创作，向各族人民群众奉献的又一精品奇葩。
  《十大文艺集成》是被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列为“七・五”和“八・五”期间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甘南州的《十大文艺集成》，文化部门承担了艺术方面的七个项目。从1982年开始，全州有近百名专业和业余工作者参与了此项工作，历时16年。到1998年春，已完成《民间歌曲集成》、《民间舞蹈集成》、《戏剧志》、《曲艺志》、《器乐曲集成》、《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等7项集成，并在全国汇审中获得了专家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挖掘和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艺
  甘南州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批专业和业余文化工作者，经过辛勤劳动,对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挖掘、搜集、整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音乐方面：主要研究论文有《甘南地区民间音乐简介》、《嘉木样四世与拉卜楞乐队》、《甘南州民族民间乐器》等，发表在《祁连歌声》、《乐器》、《中国少数民族民乐乐器志》等刊物上。还有《拉卜楞佛殿乐试析》和《拉卜楞寺佛殿音乐初探》，分别发表在《西藏研究》和《西藏艺术研究》上。民间美术方面：有关的美术工作者,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绘制了《甘南藏族民间图案集》，内容有唐卡、壁画、装饰性图案及寺院额场坊、门根彩画等，约200余幅。整理绘制的《甘南民族服饰图录》，这些作品均在本州和北京等地展出。舞蹈方面：在民间舞蹈的整理研究方面，多年来各艺术团体用民间素材，创作了大量具有鲜明特色的优秀舞蹈。1989年9月，在四川马尔康召开的“全国藏族舞蹈研讨会”上，论文《浅析舟曲藏族舞蹈——多地》进行宣读交流。戏剧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州加强了对甘南藏戏的研究。1983年论文《甘南藏戏》在《甘肃戏苑》上发表，后被《中国戏曲剧种手册》编入。1989年论文《安多藏戏简介》在《西藏研究》上发表。
  甘南州在经济基础非常薄弱落后的条件下，文化事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主要是全州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结合甘南实际，以最大热情投入到党的民族文化事业中，抓重点、促繁荣,树立精品意识和为基层服务的宗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外向性文化交流，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同时推动和促进了全州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1993年4月，州政府转发《甘南州文化局关于加快全州文化体制改革的意见》，为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培育和发展文化市场，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使文化艺术更好地为满足全州各族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及对经济建设服务，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后，甘南州、县党政组织领导全州各族人民和文化工作者，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针，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具体做法为：一是积极继承和发扬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时代的精神，做到古为今用。二是继续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成果,做到洋为中用。三是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结合全州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吸引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四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多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产品。既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又发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社会作用。五是重视艺术的多样性和文化的普及工作，特别把文化工作的重点放到牧区和广大边远山区，继续坚持文化下乡活动，把 “两为”服务推向一个新阶段。六是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 摒弃那些带有迷信、愚昧、颓俗等色彩的腐朽、落后文化。通过完善政策和建立健全各种文化制度，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移风易俗，努力改造落后的文化，努力防止和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对人们的侵蚀，逐步缩小和剔除它们借以滋生的土壤。七是注意在普及中不断引导、提高社会主义文化，逐渐培育起人们健康的审美情趣，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及精神文化素养，为先进文化的前进和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根基。八是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保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沿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轨道，不断前进，健康发展。
  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党的十四大确定,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就必须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措施。甘南是个经济比较落后的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极其微弱。解放前，商品交易方式主要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以物易物”。解放后，党和政府积极扶持各族人民发展农牧业生产，开展集市贸易，兴办商业网点,促进城乡商品交流。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甘南的商品经济一直处于时有时无和缓慢进展的状态。到1966年5月时，全州共有集市贸易市场6处，而且都是马路集市，露天经营。从事开铺、摆摊的工商业仅有200多户，300多人，上市的也是一些农副产品和少量的生活日用品。商品数量稀少，品种单调，买难卖难的矛盾十分突出。全州建立的公有制商业网点大都集中在县城和少数乡（镇），而广大乡村和牧区没有一个商栈，商业供应极不方便于群众。在10年“文革”中，这6处马路市场也被关闭，极“左”路线把城乡商品交换活动，视为“资本主义的货色”加以取消，并把打击投机倒把的活动严重扩大化，导致全州的市场贸易几乎消声匿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南各级党政组织和工商部门，坚持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的路线，在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解放思想，改变观念，开放集市贸易，大搞商品生产，积极鼓励农牧民发展多种经营，并走出村寨和帐圈，走南闯北，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1993年11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全国20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对此，州委、州政府和州、县工商部门积极开拓商品市场，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竭力疏通产品流通渠道，打破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的封闭状态，进一步促进城乡交流的活跃，使工业和农牧业、城市和农牧区互为市场,逐渐形成促进商品流通的市场格局，并结合甘南实际，因地制宜地采取一些政策性措施，逐步建立了基本符合甘南发展民族经济特点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重点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认真贯彻“政府领导,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多方兴建,工商监管”的原则，建立商品交流市场。州、县多方筹资，积极兴建城乡商品交易市场，修建富有民族特邕的商贸大楼，为发展商品交换创造宽松的环境条件，逐步形成规范有序的多元化市场主体。二是支持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全州狠抓实现公有制经济多种形式的改革和重组，并认真做好对企业的登记、管理工作。履行职责，搞好协调服务，把握市场导向，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等方面的有效措施。三是加强依法对市场的规范化管理。特别是加强对商标、广告、经济合同和粮食、烟酒、医药等重要商品的监督管理。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促进依法行政。坚决制止和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的行为。保证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四是大力扶持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扩大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比例。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全州采取了 “先放开，后规范”和“放水养鱼”的办法，取消各种不合理的限制和“三乱” （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运用政策引导，使全州的个体、私营经济平均每年的递增率达10%以上。五是加强对重点市场、重点商品的专项整治。州、县工商部门紧紧抓住市场和流通渠道这两个环节，以规范市场行为为重点，坚决取缔无照经营、违法经营、违法生产和走私贩私行为。特别是定期开展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的恶劣行径，积极与企业联合开展“百城万店无假货”、“百家企业打假维权”活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果。这样，在甘南初步营造了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氛围，培植了诸多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
  截止2000年12月底的统计，甘南共建集市贸易市场22个，其中：消费品综合市场18个，农副产品专业市场4个。全年各类商品成交额达14,648万元。全州共有个体私营工商业6097户，从业人员8744人，注册资金4349万元，年销售总额11,172万元。全州共有各类工商企业1656户，注册资本6.72亿元。其中：国有企业771户，注册资本36,245万元；集体企业689户，注册资本13,215万元；私营企业43户，注册资本680万元；联营企业4户，注册资本4063万元；股份合作制6户，注册资本717万元;公司186户，注册资本16,674万元。在各类公司中，有限责任公司117户，注册资本16,674万元。有广告营业单位4户，年营业额3万元。全州有注册商标24件。
  为稳定和完善甘南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进入新世纪后，州委、州政府领导各级党政组织和工商部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继续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敢于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主要措施有：第一，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使其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第二，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各类企业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支持、积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第三，进一步开放州内市场，建立和完善州内外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打破垄断，冲出封锁，进一步放开价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中的基础性作用。第四，继续发展商品市场经济，特别是具有本地特色经济的商品生产，重点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并加强市场监督和市场信息的交流与披露。第五，综合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第六，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集中精力为企业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逐步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尽职尽责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第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权、信用和契约关系，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才能把全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推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十一、振兴和发展科技事业
  实施科技兴国、科教兴州的战略，必须准确地把握时代的特征，充分认识科技在推进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和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前是机械化时代，20世纪80年代是电子化时代，20世纪90年代是信息化时代，进入新世纪是知识化时代。因此，以知识为基础的高新科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甘南持续着旧的生产关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因此，科技事业几乎为零。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提出“科学放牧”、“科学种田”等口号，全州的科技事业开始进入起步阶段。到60年代初，随着3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渡过和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甘南提出“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继而“科学养畜"、改良和推广农牧业优良品种及部分科研项目，在全州普遍开展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到“文革”初，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冲击，刚刚起步的甘南科技事业曾一度陷入停止或瘫痪状态。1972年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后，以改良畜种和农作物品种为主要内容的科技事业，又在全州农牧区普遍恢复和开展起来。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样，致使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迈开了向科技大进军的步伐。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科技事业，于90年代初提出了“科技兴州”的战略设想，并组织实施“科技兴农”、“科技兴牧”、“科技兴企”和农、科、教统筹结合的重大举措。1996年元月，州委、州政府召开全州科技大会，作出《关于实施科教兴州的战略决定》，进一步增强了各级领导和全民的科技意识。全州组织广大科技人员牢牢把握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方针和政策，紧密结合实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重点，讲质量，求实效，重新组织实施10多个州内先进适用技术示范推广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科技进步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于1999年分别达到21%和35%。使全州的经济建设开始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2000年10月，州委、州政府又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快实施科教兴州战略的意见》，认真贯彻落实“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大科技成果转化率和推广应用力度，营造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环境和条件，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使全州的科技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明显成绩，初步加速了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进程。多年来，全州在科技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立健全科技管理机制体系培养强有力的科技队伍
  1953年10月甘南自治区（州）成立后，省上陆续分来一批畜牧兽医工作人员，与农牧民一起围绕畜牧业生产中心,开展防治畜病工作。到1956年后，开始对牲畜各类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进行科研性的彷治和研究工作。1959年成立了州科委，并在7个县相继建立了畜牧兽医工作站。州上还成立了草原工作队、畜牧兽医研究所和家畜家禽检疫站。“文革”初，州内科研机构普遍受到冲击，有的被撤销，有的被合并，科研人员被调离，资料大部散失，全部科研项目停止或中断。1971年后，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各乡都恢复和建立了畜牧兽医站。州、县相继恢复了科委、科协组织机构，州上还建立了农业科学研究所、太阳能研究室、计量所、农牧业机械所、气象局、藏医药和地方病研究所等多种科研机构。各县也相应地建立了畜牧兽医、草原、林业工作站等。到1999年底,全州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8981人。其中：副高职称103人，占总数的1.15%；中级职称1602人，占总数的17.53%；初级职称6192人，占总数的68.96%；员级以下1084人，占总数的12.07%。全州已基本建成比较完整的州、县、乡三级农、林、牧科技示范推广服务体系。共有科研机构217个。示范乡21个,示范村62个,示范户，2249户；拥有独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5个,专业技术人员149人;科技管理体系延伸到乡一级，并建乡（镇）科经委49个,有各种专业技术学会43个;农民专业技术协会13个。
  2.大搞科技成果转化，加深推广应用力度，推动传统农牧业向高产、优质、高效、现代化生态农牧业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州委、州政府坚持把农牧区科技工作放在全州科技工作的首位。全州以开发资源优势为重点，以农牧业技术开发为中心，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结构调整中的杠杆作用。本着“投资少，效益好，见效快，易带动”的原则，在科技攻关方面组织实施了“星火计划”、技术推广和技术改造，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基金和软科学项目共223个。曾获得科技成果奖、技术改进奖、科技进步奖和科技“星火”奖的共有146项。其中：省、部级奖25项；州、厅（局）级奖121项。有50%以上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于生产，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有20多种名优特产品进入了国内外市场。使科技工作在牧、林、农和民族工业、乡镇企业、藏医药、太阳能，食用菌、软科学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草原建设方面：采用改、植和综合利用并重的原则，进行了《甘加干旱草原改良试验》、《尼玛退化草原改良试验》、《桑科灌丛草场改良》、《碌、玛、夏三县优良牧草的引种试验》、《牧草区域引种试验》、《优良牧草混播组合试验》等十几种成果的推广应用，促进了全州草场建设的发展。截止1990年底，全州累计建成围栏草场3万公顷，人工培育多年生牧草1万多公顷。“七・五”期间，每年种植一年生牧草1.09万公顷，开发轮歇地和荒地种草1.17万公顷。围栏后的产草量均比天然草场高2至4倍。牧区在围栏的基础上，实施灭鼠、施肥、管护、合理利用等综合技术措施。推广以人工捕杀为主，药物和生物技术为辅的综合灭鼠技术。对灭鼠后的草场，进行围栏、禁牧、补播优良牧草、施肥、合理利用等综合技术措施的治理。加快了草场植被的恢复，提高了草场生产能力。全州综合治理草场4.04万公顷。并进行退化草场改良中间试验，在弃耕地上补播当地优良牧草和试种多年生牧草。建立多年生人工草场,均已成功并较大面积的推广。通过选育和引种驯化，初步筛选出了有推广价值的外来红豆草、黄花木樨、聚合草、老芒麦、多叶老芒麦等11个品种和中华羊茅等7个当地优良牧草品种。大面积的草原灭鼠和金属网围栏种草,对保护草场和植被的恢复以及提高草场生产能力，促进畜牧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在畜牧兽医方面：畜牧业是甘南的基础产业。畜病防治是关键环节。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甘南就查清畜禽的传染疾病有40余种，各类牲畜、家畜等生虫病有20种（属），并掌握其流行规律，编写了《甘南藏族自治州畜禽疫病普查报告》，为科研和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1960年研制成功藏系绵羊化兔化牛肺疫弱毒菌苗,开始大面积预防注射。70年代初，研制马副伤寒弱毒菌苗和牛副伤寒氢氧化铝菌苗，应用后使这两种畜病及时得到控制。80年代初，州畜牧兽医研究所同宁夏自治区的兽医科技人员，协作研究羊泰勒氏焦虫病和成功培育人工裂殖体,这是免疫方面的重大突破。“甘南州应用氏菌羊型5号免疫牛羊防治布病的效果”项目推广应用，在布氏杆菌病防治中取得了明显效果。牛瘟、牛肺疫已基本消灭，马鼻疽等危害畜禽的19种传染病、寄生虫病得到了控制。同时，开展了绵羊改良、山地黄牛改良、牦牛杂交试验等研究。1985年完成了《提高杂种繁殖成活率综合技术措施和杂种羔羊屠宰试验》，找到了《以茨新藏杂交组合》的最优方案。碌曲县李恰如牧场实现了羊的良种化。临潭县的新城、古战两乡绵羊改良面达80%。卓尼申藏乡下甘藏村达95%以上。1990年绵改工作的重点转到白龙江、洮河、大夏河沿岸，每年授配母羊10万只，产活杂种羔羊6万只。牛种改良，玛曲县主要在河曲马场，以黑白花、海福特、安格斯种公牛冻精，与牦雌牛进行种间杂交试验。碌曲县在李恰如牧场，以西门达尔杂种一代公牛与牦雌牛进行种间杂交试验，3年产犊成活270头。进行的“提高牦牛生产能力试验”，3年经济效益达16万元。西牦犏牛巴成甘南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推广的理想经济型牛种，在大夏河沿岸和临潭、卓尼两县的6个乡，进行推广。同时，用野牦牛冻精和半血野牦牛交配牦雌牛试验成功，并在夏河县佐盖多玛、佐盖曼玛、牙利吉和碌曲县的李恰如牧场推广应用。
  三是在农业方面:围绕培育良种、套种，实施科技兴农。从60年代开始，农业科技人员在舟曲县成功进行小麦套种玉米试验，达到了小麦、玉米两熟增产的目的。同时，选育出适应高寒山区大面积种植的优良青稞品种“肚里黄"，被载入《全国大麦品种志》，70年代初开始推广。现在，肚里黄青稞的覆盖面已达80%以上，创造了高寒地区的高产典型。自50年代末以来，全州先后推广小麦和玉米良种达460多种。引进的门源（青海）油籽、黄芥、清油四号、川油七号、奧罗油籽等品种，均增产显著。近年来，州农科所培育的“甘芥一号"油菜新品种，已在全州大面积推广。自"七•五”计划以来，州政府每年组织农业科技人员，采用大面积科技承包的形式，推广增施化肥、良种、间作套种、扩大复种、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地膜覆盖、改革耕作制度等，一系列丰产栽培实用技术，促进了粮食作物较大幅度的增产。
  四是在林业方面：在全面勘查全州森林资源的基础上，以引进适育为突破口。全州林业科技人员在甘南高寒林区进行了《杨树引种培育试验》、《落叶松引种试验》和《云杉育苗技术研究》以及《提高苹果生产能力试验》。杨树引种培育试验从引入的200多种杨树中，选育了适合海拨3000米左右地区生长的青杨、小青杨、北京杨、新疆杨4种，为全州城镇和“四旁”绿化提供杨树种苗。云杉育苗技术研究攻破了“出苗难、越冬难、保苗难”的三大技术难关，总结出一套成功的云杉育苗技术，并在全州和青海省、甘肃省的部分地区推广。全州在高寒地区落叶松引种试验成功的同时，开展落叶松工程造林试验，造林面积达0.1万公顷。迭部麻牙园艺场承担的提高苹果生产能力试验，使苹果园亩产由1988年的213.2公斤上升到1990年的475.7公斤，并在白龙江沿岸的苹果产区进行技术推广。
  五是在藏医药研究方面：藏医药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甘南的优势资源之一。州藏医药研究所把继承、挖掘和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了《藏医药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试验研究》，在研制“洁白丸”等193种藏药的基础上，又研制出“七十味珍珠丸”、“仁钦章觉”、“仁钦坐台”等3种名贵藏药。“洁白九”、“九味沉香散”、“九味牛黄散”等3种藏成药被列入国家药典。还有18种成药单方和5种单味药被列为西北5省（区）地方成药。"洁白丸“远销甘肃、四川、青海等地。甘南的藏药巴进入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州内已建成投产了佛阁制药厂。甘南藏医药的研制，为继承和发展祖国藏医药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
  3.加强领导，实施“科教兴州”战略，竭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自1996年州委、州政府颁布《关于实施科教兴州战略的决定》以来，全州各级党政组织和科技部门坚持新时期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加大先进实用技术推广，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应用技术研究三个方面的工作力度。共完成各类科技项目114项，投入经费1239万元。新增产值6519万元，新增利税2110万元，使科技进步在工业农业生产中贡献率分别达到21%和35%。实施“九・五”计划以来，州、县各级党政组织和科技部门，转变思想观念，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增强科技意识，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先后作出实施科教兴州、兴县的决定，提出了具体实施意见，同时还相继成立了科技工作领导小组,研究解决实施科教兴州战略中的重大问题，真正把科技工作列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为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广大农牧民积极学习科技知识，科技文化素质有较大提高，科技意识明显增强。
  全州首先实施3.3万公顷粮食作物整乡科技承包，开拓了青稞、蚕豆、油菜、药材、蔬菜“五个基地”和地膜温饱、种子、水地粮食千斤田、高产高效示范田、马铃薯良种更新“五个工程”建设项目，大力推广地膜覆盖、配方施肥、间作套种10项农业实用技术。积极发展“两高、一优”生态农业，累计建设高效示范田0.66万公顷，良种推广面积达26万公顷，良种率达88.9%。比"八・五”末提高18.9个百分点。先进实用技术覆盖面达65%,比“八・五”末提高33个百分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60%。其次，大力推广“工程林”技术，累计完成人工造林1.02万公顷，封山育林1.6万公顷，防治各种林木病虫害面积3万公顷。努力实施''天保工程”，两年内共完成人工造林0.43万公顷，封山育林0.67万公顷，建成林果基地1000公顷。退耕还林工作稳步推进，生态环境有了一定改善。三是在牧区积极推进草场承包。到1999年底，完成草场承包面积101万公顷，草场围栏面积16.9万公顷。实施草场“三化”治理和“三县、一场”开展示范工程、草地生态建设工程等项目，加快了以草场围栏为重点的“五配套”建设步伐，分步推广畜种改良、饲草料加工、畜禽疫病防治、暖棚养畜等七项牧业实用技术。加快了本地畜种改良进程，重视引进优良种畜进行试验推广，提高了单畜产值,科技对牧业生产的贡献率达33%。四是以资源开发为重点，加大了对矿产、藏药、乳制品、水泥、山珍野菜等产品的技术开发力度。陆续建成一批重点项目，为今后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广泛引进新技术、新工艺，进行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从1996年以来，全州累计投资1.16亿元，重点实施了夏河安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州佛阁藏药有限责任公司、玛曲金矿等技改项目，使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益大大提高。五是采取长期与短期结合，集中与分散结合，示范与培训结合等多种形式，以17项农牧业实用技术和“1230工程”为主要内容，共举办各类培训班3461期，培训农牧民群众32.63万人次，印发技术资料20.94万册，使广大农牧民群众掌握了一定的先进实用技术。六是加强解决对全州经济发展作用较大的技术难題，重点开展了“青稞新品种选育”、“野生花卉调查引种驯化选育”、“欧拉羊本品种选育与提高”等一系列科研项目。有的巴取得阶段性成果，有的研究水平达到省内、国内先进水平，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技术储备。科技事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全州“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全面进步，为新世纪的科技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学和技术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目前在全国的工农业等领域里，许多问题在科学研究方面已经得到解决，但在技术普及和推广方面，存在的难度较大，主要是缺乏资金和高素质的人才。因此，应该把科技兴州的重点放在重视农牧业和工业技术的普及与推广应用上。由此也应看到全州科技工作目前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一些领导者中还没有转变为决策行为。思想观念还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实旋科教兴州战略还缺乏应有的力度，投入不足，资金匮乏，人才缺少，措施不力。科技资源未能合理配置，科技推广普及面窄，科技创新能力薄弱，技术推广的力度不大，效果有限，内涵不深，储备不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人才流失严重，专业人才奇缺。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尚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科教兴州战略的实施，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认真加以解决。进入新世纪后，州委、州政府认真贯彻全国、全省技术创新大会精神，继续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为指导思想，全面落实州委关于西部大开发近期重点工作的意见和“13542”工程，进一步加快实施科教兴州战略，加强科学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速度的紧密结合，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大力推动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加速应用技术研究，促进全州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全州应重点培养和造就一批优秀科技人才。明确认识科技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挂者和科技知识的重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实施科教兴州，关键是人才。因此，不但要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员的重要作用，而且应高度重视培养新一代的青年科技人才和拔尖人才，把他们推到第一线。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实施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到甘南工作。同时还要增大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宣传教育力度，力争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反对迷信及伪科学的良好氛围。全州应竭力鼓励科技人员艰苦奋斗，不懈探索，勇攀高峰。提倡以知识造福于人民，以丰硕的科研成果报效祖国。这也是科技工作者最神圣的光荣职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加快实施科教兴州战略作为缩小地区差距、发展甘南经济的切入点，增强全社会发展科技、重视科技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西部大开发的建设洪流中去。
  十二、全州财政发展简述
  自1953年10月甘南建州至2000年12月底的47年中，甘南财政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困难到逐年递增的发展过程。全州财政收入从1953年建州时的33.2万元，增加到2000年底的11,670万元，增长了351倍；财政支出由317万元增加到57,393万元，增长了181倍。全国解放后，中央根据各地建设都需要大量资金的实际，实行了20年的高度集中全国财力的政策，即“统收统支、一年一定”的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分配体制。长期以来，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帮助下，甘南财政有力地支持本州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为繁荣民族经济文化，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州委、州政府领导全州各族人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生产，开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发优势资源，调整和发展多元化的产业经济结构，广开财源，增加收入，节约支出。首先打破传统的收支“吃大锅饭”的框框，实行“分灶吃饭”的原则。其次，采取改革措施，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分级负担”的财政管理体制。发展到1994年，采取以“划分税种，明确财权与事权”为原则的分稅制财政管理体制。这样充分调动了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节约财政支出的积极性，合理地解决了“吃饭"与“建设”两个重大问题，为推动全州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1953年至2000年的47年中，全州财政收入累计完成97,078万元，年递增16.5%。其分述如下：
  “一•五”时期（1953〜1957年），财政收入年均递增63.3%,工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4.63%。财政增长的原因是工商稅收占的比重大，占全部收入的75.76%。当时配合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收入较多，但国管企业收入只有1.1万元，反映出当时国有经济是非常脆弱的。“二・五“时期（1958〜1962年），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1%，工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3.68%。这一时期，主要是其他收入所占比重大，占全部收入的25%，罚没收入占了一定数额。3年调整时期，财政收入递增0.4%，工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4.89%。反映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三•五”时期（1966〜1970年），财政收入年均递增3.1%，工农业总值平均递增3.84%。这期间，由于“文革”的破坏，生产基本没有发展，反而下降了。由于3年的调整，财政收入因基数低显得有一定的增长。
  “四•五”时期（1971〜1975年），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7.2%，工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3.24%。主要是省级企业下放归地方管理，增加了企业收入。“四・五”时期比“三・五”时期仅此一项就增加收入1072万元。
  “五·五”时期（1976〜1980年），财政收入年均递增2.7%，工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6.12%。主要是企业上划，仅此地方财政少收812万元，使生产发展与财政收入不同步增长。
  “六•五”时期（1981〜1985年），财政收入年均递增9.2%，工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3.06%，工业生产发展快，年均递增14.59%。为增加财政收入提供了基础，使二者基本同步增长，也说明了无工不富，大力发展工业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惟一途径。
  “七・五”时期（1980〜1990年），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5.65%，工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10.59%。其中工业产值增长很快，为财政增收创造了基础。
  “八•五”时期（1991〜1995年），财政收入年均递增21.17%，达到1995年的7404万元，远远高于全州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主要是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产值的高速增长。“九・五”时期（1996〜2000年），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6.2%,财政收入增幅较高。剔除''天保工程”的影响,2000年全州大口经财政收入完成11,670万元，增长57.55%。但因财政支出的数额过大，特别是个人部分的迅猛增长，收入的增加远远满足不了财政支出的需要。
  在“八・五”和“九•五”的10年期间，全州财政之所以在后续财源不足等先天性困难条件下，仍然保持多年超速增长的势头，主要是全州采取了十个方面的举措：一是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发展为前提,正确把握经济与财政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中贯彻“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的原则，端正了理财思路，明确了财政指导思想。二是以能源建设为先导,大搞财源基础建设。10年中全州多方筹资1.3亿多元，新建了峡村等5座电站，总装机容量达4.91万千瓦，并改造和建成了临潭等5个县的电网，新办了6个用电工业厂子。三是以黄金开发为重点,培育新的支柱财源。10年中全州为黄金开发投入5000万元，建成黄金选矿厂4座。2000年黄金产量达2.6吨。仅玛曲县在2000年的黄金开发使财政收入达到4925万元，为全州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四是以扶持企业技改为重点，巩固财源建设成果。对80年代兴建的一些效益下滑、亏损面较大的财源企业，在认真筛选论证的基础上，选择了一批产品有销路，市场前景较好的企业，予以支持和技术改造，扩大现有生产能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了财政收入。五是积极培育特色财源，重，点开发研制藏医药。从1997年组建了州佛阁藏药责任有限公司以来，加大对制药厂的投入，促进藏药研制生产上规模、上档次。六是大抓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建设。充分发挥全州旅游资源的优势特点，逐步完善以夏河拉卜榜寺、则岔石林和玛曲黄河首曲草原风光为重点的旅游景点开发和配套设施建设。七是建立和逐步完善了分税制财政体制。全州共建立了71个乡财政所，乡（镇）财政收入2000年达到681万元。同时实行了 “三保、一挂”的财政激励机制，进一步调动了各级政府增收节支、保证重点、自求平衡的积极性。八是积极争取中央和省上的转移支付资金。经过几年的努力争取，省上对甘南的转移支付补助资金由1990年的1624万元，到2001年共争取到3080万元，工资性转移支付补助3726万元，工资发放困难补助1836万元，有效地缓解了各县（市）的财政困难。九是调整财源源建思路，提高财源源建的质量和效益。抓住国家和塔上实施特困县财源建设的机遇,两年中共争取省上财源建设资金1563万元。并深化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实行了零预算、部门综合预算、财政统发工资及政府采购等管理改革措施，提高了财政管理监督水平。十是加强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预算外资金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确保各项收入的应收尽收。
  “十・五”期间是全州抢抓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时期。按照全州“十・五”计划《建议》的总体要求，今后一个时期,全州财政工作的基本思路应是:按照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始终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比例适当，集散有度，收支合理，使用得当”的方针，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断扩大支付的范围。积极稳妥地推进稅费改革，健全税收制度，严格分税管理办法，强化税收征管。逐步提高国家和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财政保障能力，注意防范财政风险，严格财政监督管理。开源节流，保持财政收支平衡，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坚持依法治稅、据实征收、应收尽收。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充分发挥新时期财政、税收的职能和作用，以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和财源建设为重点，以实现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为目标,不断深化和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增强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提高依法理财和财政管理水平，确保全州发展稳定的大局。“十・五“期间，全州财政工作的奋斗目标是:保持财政收入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到2005年全州大口径财政收入达到1.85亿元，力争达到1.9亿元，年均递增10.24%。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54亿元，力争高于经济增长幅度。保证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对财政的需求。对推进甘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十三、方兴未艾的矿产业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甘南的矿业开发，由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民间采铜、锑、砂石、粘土等矿产为标志，开始出现在全州大地上。进入90年代后，迅猛发展，逐步形成规模。2000年全州仅黄金总产达2600公斤，为自治州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地质勘查卓有成效
  甘南州地域辽阔，地质构造复杂，成矿条件好。蕴藏着品种繁多，规模各异，且各具特色的矿产资源,是甘肃省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截止目前，已发现各类矿产45种，探明储量的矿产24种。其中：金、铀、铜、铅、锌、锑、砷、汞、水泥灰岩、白云岩、泥炭、硫铁矿，储量居全省前五位。优势矿种有:金、铀、铜、铅、锌、锑、砷、汞、泥炭、白云岩、石膏、水泥灰岩；潜在优势的矿种有:银、钼、铋、铁、钒、钨、锡、铂族元素、磷、硅石、矿泉水等。已发现矿产地270多处，包括49处贵金属矿产地,55处有色金属矿产地,22处黑色金属矿产地，55处能源矿产地,34处非金属矿产地和3处水气矿产地。其中大型矿床17个，中型矿床34个,矿产资源保有储量的潜在价值超过100亿元。矿业开发成绩斐然
  “九・五”以来，州委、州政府及时调整发展思路，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采取近期和远期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分析，统筹规划，合理配置资源，首选周期短、投资少、见效快的短、平、快项目，建立与全州矿产资源状况相符合的矿业开发基地，因势利导，逐步勘查,一体化开发。从贯彻抓好人才、资金、项目、技术、经营机制“五个方面突破”；实行与大专院校、地质科研单位、工商企业、州内州外、港台客商和国外客商“六个联合”;增强开放、发展、规模、竞争、效盘'五种意识”;对搞好各种类型的办矿单位，实行政策上放宽、经营上放活、工作上放手、发展上放开的“四放”；以此“5654”的工作思路入手，积极鼓励和吸引省内外客商来州内投资办矿建厂。已初步形成了国有、集体、联营、股份制、外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金、铅锌、锑、铜、硅等多矿种共同开发的新格局。矿业经济由原始型、粗放式向效益型、规模化方向逐步发展，不断壮大。截止2000年底，全州已累计引进办矿资金2.3亿元，建成各类矿山企业69户。其中贵金属矿山企业17户，有色金矿山企业26户，能源矿山企业3户，建材类矿山企业19户，硅石类矿山企业4户。矿业从业人员近万人。已开发利用的矿产15种。形成年采掘原矿100万吨，选矿日处理矿石1050吨的生产能力。形成固定资产8500万元，企业生产方式开始由单一的原矿开采，向采、选、冶一条龙方向发展，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矿业已成为培植地方财源，促进全州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及新的经济增长点。
  依法管理保障发展
  州委、州政府十分重视地矿工作,把发展全州的矿业作为加快地方财源建设的突破口来抓。确立了“立足资源,加快开发,依法保护，促进发展，内引外联与独立自主结合，开发与保护并举，当前和长远兼顾,兴县与富民同步”的方针。并根据甘南的实际,先后在州级及7县1市政府设立了地质矿产局或行政管理机构。在保护和合理利用矿产资源，强化监督管理，整顿矿业秩序,理顺矿业关系，规范矿业生产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保证矿业经济在法制轨道上，得以健康发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较显著。2000年,全州完成矿业工业产值1.36亿元，比上年增长12.2%；完成工业销售产值2.15亿元，比上年增长14%,实现利税8500万元；完成工业增加值9317万元，约占全州工业增加值的50.9%。矿业工业产值比"八•五”末期翻了近两番。这对拉动全州工业在“九・五”期间的增长和效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黃金生产发展迅速,产量达到2600公斤以上。甘南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重要产金地区之一。
  进入新世纪后，甘南的地矿业即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继续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加快开发，合理规划，适度发展。加强监督和管理，开挂创新，努力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同时,全州地矿业将以良好的管理和服务，热忱欢迎省内外客商来甘南投资办矿，共谋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大计，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第三节深化改革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没有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是不行的。自十届三中全会后，州委、州政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狠抓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工作,领导全州公安机关多次开展专项“严打”斗争，严厉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行为和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为全州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州委还狠抓全州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为实现新世纪的战略目标任务，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人才干部队伍。并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竭力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强调应以科学的理论式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整顿和''清理”文化市场，注意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在此基础上，大抓党风党纪建设，开展反腐倡廉，端正党风教育，认真查处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贪污受贿、奢侈腐化等违法乱纪行为。同时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用整风的精神，进行了以“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三讲”教育。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针,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为完成新世纪的战略目标任务,打下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
  一、致力“严打”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州公安机关在州委和省公安厅的领导下，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狠抓“严打“不放松，充分发挥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重要工具的作用，以保卫党、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取得了明显成绩,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进一步为维护全州的社会政治和治安稳定，为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多年来，全州公安机关主要以"严打”为核心，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坚决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阴谋破坏活动，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
  全州公安机关把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作为首要任务来抓。认真落实和加强对重点寺院、重点人员的侦察控制措施，多次对全州121座藏传佛教寺院进行普查。较好地掌握控制了一批人员，有效地防止了达赖集团派遣人员、偷运武器弹药和反动宣传品入境,及进行暴力恐怖与宣传煽动等破坏活动。同时加强重点寺院的派出所建设,充实了反分裂、反恐怖斗争的应急力量。并建立健全对重点寺院的管理和监控责任制。截止1998年底，全州共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案件线索96件，侦破62件，缴获反动宣传品7961件（张、份）。这样，及时打击了“藏独”分子的分裂破坏阴谋，维护了全州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
  近几年，全州公安机关深化同“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依法查处、打击其他邪教组织和宗教领域里的非法活动。以“打头深挖”为重点，不断加大对“法轮功”骨干分子、顽固分子的打击控制力度，严格防范和打击了“法轮功”分子散发、张贴反动宣传品的活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坚决取缔各类邪教组织、会道门和各种形式的秘密结社，依法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并开展了对“法轮功”邪教组织顽固分子的教育转化工作。对非法赴兰进京上访的15名“法轮功“顽固分子给予行政拘留，并加大教育力度，其中有11人已经转化。全州共查缴“法轮功"宣传品354份。同时完成了其他四种对社会有危害气功组织的调查处理工作。
  第二，坚持“宜解不宜聚，宜解不宜结”的原则，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多起群体性事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州畜牧业经济的较快发展，使原有的生产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由于甘南毗邻的四川、青海的几个州，都属偏僻的藏族自治州，文化相对落后，经济欠发达，许多政策、法律难以落到实处。因而，在牧区因争占草山引发的群体性械斗事件较为突出，在个别地方愈演愈烈，并且规模大，范围广，涉及人员多，反复性强，持续时间较长，对抗性也尖锐。甘南既有与外省之间的纠纷和械斗事件,也有与省内其他地区间的，同时在州内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之间，也存在许多纠纷和械斗事件。全州从1995年至2001年上半年,各类纠纷和械斗事件较多，共发生了48起。其中参与人数在千人以上的有2起，百人以上的有19起，百人以下的有27起；有62人死亡，88人伤残。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算。这些纠纷和事件，已成为影响全州农牧区社会治安稳定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近几年，全州公安机关把处理农牧区草山纠纷和群体性械斗事件,作为维护全州政治稳定的头等大事来抓。在州委、州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广大民警克服困难，尽职尽责，通过与有关部门的竭力合作，密切配合，整体作战，共同处置。在处置预防中，广大民警认真执行公安部《关于正确处理影响社会治安的人民内部矛盾的通知》精神，采取积极预测，先行疏导的方法，把事件遏制在萌芽状态。同时遵照公安部“积极预防，化解矛盾，及时出警，依法处置"的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少数不听劝阻和蛊惑人心、持械杀人抢劫的犯罪分子及带头滋事者，依法进行惩处。在2001年7月，州、县公安局抽调精兵强将，由领导带队进驻卓尼县尼江地区，积极稳妥地处置了尼巴、江车村持续6年的“尼江械斗事件”,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收缴了一大批枪支弹药，侦破了一批刑事、治安案件,抓获一些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达到了预期目的，使这一地区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两村牧民逐步开始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特别在1997年和1998年，州、县公安机关妥善处置了玛曲欧拉秀玛乡与青海省河南（蒙旗）宁木乡，持枪械斗致17人死亡、口人伤残的重大恶性案件，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边境地区的安定。
  第三，加大“严打”力度，重点解决突出的治安问题，确保社会秩序长治久安。
  同刑事犯罪活动作斗争，是新时期公安工作的重中之重。90年代初，全州公安机关不断加大打击力度，结合全州实际，坚持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的原则，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进攻态势。致力于“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相继开展了“百日严打”、“冬季行动”、“百日严打破案战役”等10多次规模较大的统一行动，打击各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地遏制了全州的刑事犯罪活动。从1991年至1995年，全州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423起，查获犯罪集团178个、756人,抓获作案成员2244名。其中突出地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重点工作：
  一是强化侦查破案措施，加大对杀人、抢劫、伤害、强奸、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在1991年，全州组织开展以“破大案、反盗窃、挖团伙、追逃犯”为主攻方向的“严打”斗争和反盗窃斗争，破获了一些影响大的重大案件。如仅用48个小时就迅速侦破了“3.13”特大贩枪案，抓获案犯5人,缴获枪11支。1993年7月24日凌晨，临潭县总寨乡郑旗村发生一起杀死3人、2人受伤的特大案件。案发后，州、县公安局联合办案，迅速查明凶犯，于7月19日将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抓获。1994年1月25日晚，州毛革厂综合服务公司门市部45件皮夹克被盗，价值3万元，州公安局组织力量于2月30日破获此案。在1995年全省开展的“春季严打攻势”中，全州公安机关根据省公安厅的安排部署，侦破了一批刑事案件。是年3月10日，玛曲县采日玛乡寺院第六世火尔藏仓灵塔上的55颗珊瑚被盗，价值20余万元。玛曲县公安局组织警力侦破，迅速将潜藏的2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侦破了全案。二是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积极组织开展了 “打击人贩子，解救拐卖妇女儿童”的专项斗争。从1991年至1995年,全州破获拐卖人口案件9起。2000年在全国开展的“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专项行动中，全州公安机关从内蒙古、山西、河南等地，解救出被拐卖的妇女儿童2名。全州公安机关还协助外地警方，解救了一批妇女儿童。
  三是加大打击牧区盗抢牲畜的专项斗争。由于近几年随着畜牧业的迅速发展，犯罪分子把盗窃、抢劫牧民各类牲畜作为主要侵害目标。盗抢牲畜犯罪活动的猖獗，给广大牧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自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全州共受理此类案件203起，立案201起，被犯罪分子盗窃、抢劫的牛、羊、马、骡、驴约2665头（匹、只）。公安机关破获案件135起，破案率为67.1%，共追回各类被盗的牲畜369头（匹、只），赃款约21.75万元。州、县公安局特别是碌曲、玛曲、夏河、卓尼、合作等几个牧区县（市），加大反盗抢牲畜的专项斗争。1999年州公安局召集碌曲、玛曲、卓尼、合作、夏河几个牧区县（市）公安局，组织开展了一次反盗抢牲畜的专项行动。5个县（市）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破获一批盗抢牲畜的案件，遏制了盗抢牲畜的犯罪势头。1999年6月，卓尼县公安局抓获2名经常流窜牧区作案的犯罪分子。2000年以“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为龙头,全州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在全国开展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州、县公安机关从本地实际出发，坚持“有黒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害”的原则，组织力量,在全面调查排摸的基不出上，重点对农村称霸一方，危害乡里的乡匪、村霸、流氓、地痞、宗教恶势力和有组织犯罪，进行打击处理。共打掉恶势力团伙6个，抓获恶势力团伙成员28名。自1999年6月全国开展“网上追逃”专项斗争以来，全州公安机关录入上网在逃人员310名。截至2001年12月3日，共抓获31名（其中外省1名），上网抓获率为10%。在抓捕逃犯中，采用光盘查询抓获8名，组织追捕43名，投案自首的3名，抓获本地上网逃犯87名。抓获率为31%。
  四是深入开展禁毒专项斗争，严惩毒品犯罪。甘南是全省私种毒品原植物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53年自治州成立以后，各级党政组织把私种毒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经过多年的打击整治，私种毒品的违法犯罪问题，一段时期在全州得到有效遏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国际毒潮的侵袭下，毒品犯罪在全州有抬头之势。特别是莲花山风景区与甘南毗邻的临潭、卓尼，少数犯罪分子利用该地特殊的地形私种植物毒品。舟曲、迭部两县的少数犯罪分子也在山大沟深的偏远林区私种罂粟。针对这些情况，全州公安机关在州禁毒委员会的领导下，同毒品犯罪展开坚决的斗争。各级公安机关坚持“四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方针，不断加大工作力度。1998年6月州公安局设立禁毒科，在禁毒任务较重的临潭、卓尼、迭部、舟曲、合作等县，也成立了禁毒大队，增加禁毒警力。1989年11月，州公安机关在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下，参与侦破跨国贩毒大案，成功的抓获甘南籍的1名重要贩毒分子。近几年，全州公安机关从实际出发，以禁种铲毒为重点，采取春抓禁种，夏抓铲除，共消除罂粟218万株，约11.7万公顷。2001年，舟曲县组织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和乡、村干部、民兵约500余人，编成工作组，调集40多辆汽车，由领导带队，深入重点地区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和铲除烟苗工作。1998年全州举办了“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的大型图片展览，向过往人员散发大量宣传单，张贴标语、横幅。2000年全州又举行了''不让毒品进我家”的万人签名活动。2001年在禁毒宣传中，举办各科活动100多场（次）。在2000年至2001年全增开展的“百日扫毒”两个战役中，州、县公安机关坚持“破大案、打团伙”与“打零包”相结合的办法，进一步加强缉毒破案工作。共破获毒品案件5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5人，缴获海洛因152.3克，鸦片2400克，排摸出吸毒人员80人，批准劳教吸、种毒人员58名。为彻底根治全州的毒品违法犯罪问题，全面落实省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州委、州政府制定了符合全州实际的《禁毒工作3年规划》和《甘南州创建“无毒社区”的实施方案》。2001年在全州政法工作禁毒会上，州、县鉴定了《甘南州2001年禁毒工作责任书》。在创建“无毒社区”活动中，碌曲、玛曲、夏河3个县被评为“无毒害县”。按照“凡吸毒者必强戒，凡复吸者必劳教,凡在册者必帮教”的原则,全州对19名吸毒者开办了1期强制戒毒学习班，为有效地肃清社会毒源，营造了全民禁毒的氛围。
  第四，严厉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维护经济安全和市场秩序的稳定。
  多年来，州委、州政府不断加强全州各级公安机关对经济犯罪侦查机构的建设，大力充实刑侦队伍。重点打击走私贩私、危害税收征管、贩卖假币、诈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州、县（市）公安、地稅机关成立了联合打击涉稅犯罪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仅2000年共受理、查处涉稅案件10起。并建立了驻烟草专卖局公安特派室，查获非法运输卷烟案件37起。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制贩假币犯罪的联合行动,破获假币案件3起。并积极参与 “打假”统一行动,对迭部、合作发生的两起养蝎诈骗大案，成立专案组进行了侦破。此外，还协助外地公安机关侦办经济犯罪案件4起。
  第五，强化治安管理，全力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开展缉枪治爆专项治理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财、物的大量流动，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也明显增多。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为西部大开发、甘南大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确保全州社会治安的稳定。近年来，州、县公安机关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大力深化内部改革，把过去静态化管理改变为动态化管理，把大量警力摆在社会面上，把治安防范和打击犯罪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严格依法办案，认真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枪支管理法》、《甘肃省公共场所管理规定》、《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和治安行政法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农牧区体制的改革，州内围绕草山、矿产资源等，发生的纠纷和群体性械斗事件逐年增多，部分农牧区出现群众购置枪支弹药的现象，群众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呈上升趋势。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减少枪患，州、县公安部门把收缴枪支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树立“枪患不除，永无宁日”的思想，特别在2000年10月公安部召开甘肃、青海、四川、西藏4省区清理整顿非法枪支专项行动会议之后，全州各级公安机关加大收枪工作力度，积极深入农牧区，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进行登记、收缴各类枪支。尤其是玛曲、碌曲、夏河、卓尼和发生过草山纠纷、进行过武装械斗的重点县（市），积极行动，抽调警力，由领导挂帅，深入第一线，大力开展收缴社会流散枪支、群众非法持有枪支及党政干部超范围配发的枪支。从1991年起，全州各级公安机关，加大对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的管理工作力度，积极收缴流散在社会上的枪支、弹药，排除社会不安定隐患。在1999年底全部收回配发给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超范围的枪支120支。特别是2001年，州、县公安机关根据公安部、省公安厅开展的“缉枪治爆”重点区域整治专项行动的安排部署，在各级党政组织的领导下，抽调大量警力，进驻重点地区，开展专项整顿治理。7月29日，州公安局抽调24名民警，卓尼县从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抽调80名政法干警,进驻尼巴乡尼江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打”整治和“缉枪治爆”行动。经过政法工作组两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 取得了很大成效，两村的绝大多数群众响应政府号召，主动交出枪支弹药。截止10月22日，工作组在两村共收缴各类非法持有的枪358支，子弹7616发，手榴弹5枚，子弹袋44条，其中有军用枪118支。为巩固尼江地区“严打”整治和缉枪治爆的成果，州委、州政府于2001年9月27日，在尼巴乡召开全州缉枪治爆卓尼现场分会，州委书记罗笑虎、副书记沙拜次力，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代茂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对全州缉枪治爆工作进行再次动员和部署。卓尼现场会后，几个涉枪的重点县（市）积极行动，由领导带队，深入现场进行宣传动员，清理收缴。截至12月初，玛曲县共收缴各类枪支281条，合作市公安局在卡加曼和佐盖曼玛乡收缴枪96支。在做好缉枪的同时,全州公安机关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对全州涉爆单位爆炸物品的管理、使用、储存，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全面彻底检查和清理整顿，重，点对爆炸物品仓库、采矿点、采石场、公路施工现场等涉爆单位，进行反复检查。2001年4月24日，舟曲县坪定九乡原村与雄黄坡金矿因土地补偿费问题发生纠纷，部分村民哄抢了硝铵炸药23箱，雷管59盒，导火索3卷。案件发生后，省、州公安机关立即派工作组前往现场指导，经过办案民警的努力工作，在案发的10日内就将被抢的全部爆炸物品追回，及时消除了隐患。2001年在全州开展的“缉枪治爆”专项行动中，全州公安机关共收缴非法持有的各类枪1303支（其中军用枪146支），子弹8561发。查破涉枪案件4起，涉爆案件6起，收缴炸药6001.5公斤，雷管6547枚，导火索7512米，烟花爆竹83万头，氰化钠7060公斤。
  第六，加强对社会娱乐场所的管理，严格清理文化市场树立社会主义的良好风尚。近年来，随着“黄、赌、毒”、卖淫嫖娼和非法出版物，在州内个别地方有所抬头的状况，州、县公安局会同文化出版、工商等部门，加强对娱乐服务、公共复杂场所和旅店的严格检查管理，严厉打击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1991年州、县公安局为配合全国大、中城市开展的《打击取缔卖淫嫖娼活动，加强旅店业、公共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活动，从严打击卖淫活动，通过对旅店的检查整顿和流动人口的调查，对查获的29名卖淫妇女和嫖娼人员，及时进行治安处罚，并遣送回原籍。1994年州委、州政府下发《甘南州1994年秋季打黄、打非集中行动方案》，公安机关将这项工作与“严打整治”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在集中行动中，共出动警力278人（次），对全州的87家录像厅、84家卡厅、台球室、电子游戏室和6家印刷厂，以及舞厅、书摊等进行全面清理整顿，收缴非法录像带240盘，查封录像厅8家，收缴非法书刊35本。1995年全州公安机关又结合“春季严打攻势”,认真贯彻落实《甘肃省查禁取缔卖淫嫖娼、色情活动，加强公共娱乐、服务场所专项活动行动的决定》，由州公安局、文化局、工商局、州妇联4个部门牵头，共同组织实施，成立了州、县人民政府专项治理领导小组，抽调警力，统一时间，开展行动。从1991年至1995年,共查处卖淫嫖娼案件33起，传播淫秽案件15起,处罚违法人员86名，没收非法物品451件，端掉14家播放淫秽录像的窝点，打掉卖淫团伙3个，共清理整顿旅店418家，公共服务场所475处。受理各类治安案件3240起，查处3130起，查处率达96.6%。处罚各类违犯治安管理的人员5712名。
  第七，加强社会治安保卫工作，保证公共场所和全州交通秩序的安全与畅通无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全州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逐年增多，来甘南视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国内外旅游、观光团体日趋增加。从1986年5月至2001年, 全州公安机关先后圆满完成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班禅、费孝通、蒋正华,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周铁农、王兆国和全国政协常委金鉴，公安部部长贾春旺，澳门总督韦奇力视察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全国人大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研讨会和州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及外国驻泸总领事57人考察团、贡唐仓大师两次十轮灌顶大法会、贡唐仓圆寂悼念活动、拉卜楞寺院大经堂重建开光大典、州庆40周年、香巴拉旅游艺术节等，一系列重大节会的安全保卫工作，达到了重大节庆活动“确保安全,万无一失”的目标。
  全州公安交警部门近年来狠抓西部大开发的机遇，通过创建“平安大道”和实施"畅通工程”以及军民共建兰郎路文明线，以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科学、先进的管理手段，坚持综合治理,努力实现道路畅通，安全有序，为西部大开发和甘南大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交通环境。州支队党总支一班人以江泽民同志“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重要题词为指针,把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放在西部大开发和甘南大发展上，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与稳定、管理与服务的关系，筹划交通管理工作措施,制定工作方针，充分发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通过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深化学习济南交警，努力提高交通管理质量和水平。从1991年至2000年，全州交警上路执行纠正违章，共出动警力13.82万人（次），检查车辆124.26万辆（次）。由于支队一班人齐心协力地完成任务，和各县大队多次受到上级机关的表彰和奖励。从1996年至2001年,全州交警被省交警总队授予“1995至2000年度全省公安交警系统先进单位”，获 “六联冠”称号。2001年被省综治委、增文明委授予“省级安全示范小区称号”，同年又被省政法委授予“甘肃省政法系统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2000年被州公安局党委荣记集体三等功一次。从1991年至2000年，全州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681起，死亡392人，受伤739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38.28万元。
  第八，严格执行《消防法》，切实抓好重点场所和单位的防火、消防工作，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全州公安消防部队认真贯彻执行“以防为主，消防结合”的方针，贯彻实施《消防法》，大力加强以支队为重点的业务和队伍规范化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消防监督管理机制改革，提高扑救灭火的实战能力。以宣传119”消防日为契机，大张旗鼓地开展消防宣传活动。认真结合甘南实际，将预防工作的重点放在宗教寺院、大型公共场所和易燃易爆单位，加强各项责任制的落实，督促全州寺院和重点场所，都配备了应有的消防器材。自1991年至1995年，全州共发生火灾78起，造成8人死亡，17人烧伤，直接损失达142.98万元。在2001年开展的为期3个月的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活动中，结合全州实际，将宾馆、饭店的客房数，餐饮场所的座位数，商场、市场的面积等参数降低一半，从而扩大了专项治理的范围，共检查单位263个，查出火灾隐患328条，消除火灾隐患179处。年内全州共发生火灾29起，死亡3人，受伤7人，直接经济损失172万元，同比火灾起数降低了13.4%，损失上升了20.7%。
  第九，加强公安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基层民警组织的工作责任制，全面落实公安工作的创新制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根据公安工作的发展需要，全州对派出所进行大胆地改革与探索，以“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社会稳定”为目标，以落实民警工作责任制为核心，以属地管理为原则，全面实施派出所的工作改革。一是提高责任心和工作积极性。科学划分和落实责任制。使民警有了自己的“责任田”，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增强；二是公安基层工作进一步加强,破案攻坚能力明显提高。把派出所从繁重的破案任务中解脱出来，立足抓防范，抓管理, 做群众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公安基层的基础工作；三是立案不实的问题有了切实改观，民警队伍得到充分锻炼；四是通过开展创建“人民满意派出所”和开展“三项教育”及“四个一”的活动，派出所民警的政治理论水平、业务知识和爱岗敬业的精神有了明显提高。现在全州有56个派出所，正式开展工作的有55个。近几年，先后有迭部电尕和碌曲郎木寺等21个派出所，被省上评为“优秀派出所”和“人民满意派出所”。有一批民警分别受到公安部、省公安厅和州委、州政府的表彰奖励。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治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适应这一形势的发展,全州公安机关根据上级公安机关的安排，结合全州实际，1998年相继在夏河、合作、玛曲、迭部等县（市）的城区建立了110报警台。各110报警台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的承诺，不仅对群众的每一起报警案件做到快速反应，而且热情地为群众提供救助服务，做到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从而丰富了公安工作的内涵，走出了一条新形势下公安工作与群众路线密切结合的新路子，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农牧民群众的高度赞誉。如2001年8月6日，一美籍华人在夏河拉卜楞寺院旅游时，不慎将一个旅行包遗忘在车上，包内装有4本护照，1.6万元人民币和7100美元,价值近3万元的金银首饰及17张能支付500万元人民币的信用卡等物品。下午3时110接到报警后，与外事部门密切配合，认真寻找，核查每一辆出入夏河的车辆。经过4个小时的努力，在当晚8时找到了丢失的物品，失主为了感激办案民警，给县公安局送来感谢信和写有:“乐于助人,解人急难”的镜框，并高度称赞民警的办案水平。自1999年至2001年，全州开通110报警台的县（市），共接处报警5235起，出动机动车8491辆（次），出动警力42,586人（次）。破获刑事案件14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0名，逃犯2人。多年来，夏河县公安局110多次受到省公安厅和州、县党政的表彰，1999年被省厅授予“全省优秀公安基层单位”称号。
  第十，在州、县党政的统一领导下，切实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落实到基层。
  多年来，州、县公安机关配合有关部门，统一规划，统一行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制定了诸多加强城乡综合治理的措旋，特别是交通干线和偏僻农牧村，都建立了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联防、联保组织，配备专职公安干警，分工负责，抓点抓片。并紧密依靠广大农牧民，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认真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消除违法犯罪隐患，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竭力把综合治理的措施落到城乡基层单位和农牧村,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了违法犯罪的发生，使刑事犯罪的发案率明显下降。
  目前，在州委、州政府和省公安厅的领导下，全州公安机关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根本标准，紧紧围绕全州的中心工作，抓住机遇,锐意改革创新，强化自身建设，整体推进公安工作。努力加强公安机关的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提高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进一步强化政权意识，提高维护稳定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增强防范、打击犯罪的实效性，提高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强化服务意识,增大保驾护航的力度，改革和加强公安行政管理工作，竭力开创新世纪公安工作的良好局面，为西部大开发和“十• 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完成全州的“13542”工程计划，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服务。二、反腐倡廉端正党风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实行改革开放给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党风方面出现的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党能否经得起考验的重大课题。1984年5月，州六届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中共甘南州纪律检查委员会。1988年3月，州政府设立州监察局。1993年州纪委和州监察局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从党的十四大确定反腐败斗争的方针和工作布局后，州委“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订，监督是关键”的方针，采取得力措施,逐步遏制住腐败现象的势头，并加大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力度，加大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加大深化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力度，把甘南的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多年来，全州各级纪、监部门和机关，在省委和州委的正确领导及大力支持下，以邓小平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精神为指针，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紧密结合甘南的实际，认真履行各项职责，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向广大干部进行反腐倡廉教育，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为维护全州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据统计，2000年底,全州共有各级党政事业干部16,982人。其中：地级干部33人，县级干部507人，科级干部3577人，一般干部12,865人。自改革开放以来，州委把抓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部署，加强统一领导，明确分级分工，狠抓落实。并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斗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部署，狠抓三项任务的落实，各项工作有了较大幅度的进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措施是:1.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多年来，全州各级党委坚持把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作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自查自纠的主要形式。通过抓会前准备、对照检查、督促指导、通报情况、组织整改等措施,努力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并注意把自查自纠与廉政考核、届中（终）考察结合起来，督促领导干部主动检查和纠正存在的问题。全州95%以上的县级领导干部和87%以上的乡（镇）科级、基层站（所）负责人，都参加了一年两次的民主生活会。根据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的统一部署与要求，重点对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个人多占的公房进行了清退;对一些单位违反规定购配的公务用小汽车，按照有关规定作了处理；对党政机关创办的经济实体进行了清理，并按要求完成了与原机关脱钩的任务，在经济实体兼职的领导干部辞去了兼任的职务。全州95%以上的县级以上单位建立和实行了收入申报与礼品登记制度；84%以上的国有企业，实行业务招待费使用情况向职代会报告制度。使接待费用呈持续下降趋势，狠刹用公款吃喝玩乐的不正之风，收到了实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州各级党委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和领会江泽民同志关于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指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以清理通信工具、会议赠送礼品、纪念品和公务接待标准为重点，认真进行检查纠正。通过清理，对党政机关符合规定的用公款安装的住宅电话，全部过户到个人名下，并落实话费限额补贴，实行超支自付的管理原则，对违反规定的收缴了安装费。州政府还以（1998）108号文件发布《甘南州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公费通信工具管理暂行规定》，从而解决了党政机关公费通信工具配备失控、管理无序、浪费严重的问题。全州的各种会议、庆典、评比达标活动, 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自省委、省政府关于《甘肃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颁布后，州纪委、州监察局结合甘南的实际，报请州委、州政府批转了 《甘南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和《甘南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考核办法》，在全州贯彻执行。各县（市）和各级党委也制订完善贯彻《责任制》细则的办法等83个,1500余条。各事业单位也修订完善了相关的规定和制度。这样，为全面贯彻责任制规定, 从制度上提供了保证。
  2.维护党纪尊严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多年来，州、县纪、监机关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坚持把办案工作列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精心部署，加强领导，集中人力、财力，坚持以查办“三机关、一部门”和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为重点，不断加大办案力度。实行领导包案，严格执行办案程序和制度，成立案件协调领导小组，设立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积极扩大案件线索。截止2000年底，全州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1160件（次），按照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原则，及时进行了认真处理。经过初查核实案件线索673件，立案查处165件。涉及县级以上干部7件，科级干部79件，结案136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142人，其中县级干部6人，科级干部44人。开除党籍的10人，留党察看的11人，撤销党内职务的2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6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39.76万元。这些案件的查处和通报，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信心，也为一些举报失实的党员和干部澄清了是非。同时帮助一些有一般性问题的人改正错误,解除了思想包袱，使他们轻装上阵，更好地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3.严格执法监察切实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多年来，遵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通知精神,全州坚持不懈地重点抓了对《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统计法》、《森林法》、《土地法》、《企业法》、《药品管理法》等法规执行情况的监察，查处了一批案件，处罚了一些违纪违法人员，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为国家挽回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较好地发挥了监督、监察职能。
  全州的纠风工作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坚持突出重，点、，纠查并举，专项治理，着重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有效地促进了部门和行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到2000年底，全州共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纠风工作:一是全面清退和收缴了一批中小学的乱收费资金。共检查农村中小学589所,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8个，退款46,871元，上交财政78,096元。二是清理并撤除了一批违反规定在公路上设立的站卡，实现国道、省道、县乡道路基本无“三乱”的目标。三是认真抓了减轻农牧民负担的问题，利用“减负政策宣传周”和各种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减负政策，使全州农牧民的负担始终没有超过5%的限额。全州国有企业也基本不存在不合理负担的问题。四是认真清理州、县、乡各类机关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和收入，清查“小金库"和落实行政性收费，对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明显。五是狠抓了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全州共取缔无证或证照不全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诊所36个，降低药价品种42个，查处假劣过期药品108个品种，对7.18万元的假劣过期药品进行了集中烧毁。六是对工商、邮政、电信、国税等部门和行业开展了民主评议行风的工作。在交通、医疗卫生、银行、商业等系统推行服务承诺制和创建文明服务示范“窗口” 活动。七是在全州100多个机关单位和230多个农牧村分别实行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制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八是及时地完成了清理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的主要任务。九是重点查处1997年至1999年的全州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督促归还被占用的扶贫资金1159.51万元。十是检查了全州工程建设项目75个，公用型建筑项目35个，住宅项目40个。期间，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下发停工通知书3份，整改通知书8份,提出意见建议8条，初步规范了全州的建筑市场。
  4.配合“三讲”教育圆满完成巡视任务
  遵照州委的统一安排，州纪委和监察局先后派出20人（次），自始至终地参加了省、州、县（市）“三讲”教育的巡视工作，所有参加巡视的同志，肩负重任，不辱使命，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扎实、圆满地完成了巡视任务。同时，也使自己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政治思想素质有了较大提高。
  5.健全和完善廉政制度加强党风党纪教育
  多年来，全州各级党委、政府针对全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防范、监督、制约、管理等方面入手，不断建立健全和完善各项廉政勤政、监督制约的制度及规定3000多条，这对于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提高监督制约效能，遏制和减少腐败现象，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州、县各级党组织和纪、监机关，积极组织广大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进入新世纪以来，又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针,全面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弘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育，以《廉政准则》等7部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党纪政纪教育和反腐倡廉正反面典型的教育,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反腐倡廉的自觉性有了明显提高和增强。这样，进一步推动了全州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和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教育的深入开展，使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同时，还与组织、宣传、机关工委和州、县党校配合，通过举办学习培训班、知识竞赛，办橱窗、专栏等形式，扩大教育层面和效果。据2000年底的统计，全州共组织演讲会、培训班、报告会、条规知识竞赛等活动250多场，参加人员5.4万多人（次）；播放电教片700多场，受教育人数达&8.2万多人（次）；组织征订党风党纪教育材料2.6万多册（份），编写党纪宣教文章140多篇。通过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党性观念、纪律观念和法制观念，增强党员干部防腐拒变的能力，遏制和减少了腐败现象。从而使全州广大党员确立这样一个党性观念:就是党员没有超越人民群众利益之上的权力；没有向人民群众索取财物或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没有骑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他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进入新世纪以来，州委、州政府和州、县纪监机关，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针,把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进一步明确这项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斗争中，不断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全面落实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和服务于“13542”战略工程的实施，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突出重点，整体部署。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狠抓党员领导干部中的贪污受贿、失职渎职、腐化堕落等重大案件，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克服和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坚决同腐败现象和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卓有成效地把全州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为实现全州新世纪西部大开发的宏伟目标做出新贡献。三、建设“四化”式的干部队伍
  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建设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大批善于治党治国的优秀人才，把那些德才兼备、实绩突出和群众公认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各项事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为保证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干部工作最重要的迫切任务。1980年1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会上指出：“必须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没有这样的一支干部队伍，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1981年7月1日，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强调：“建设好一支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干部队伍，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党的干部队伍是完成党的各项任务的领导骨干。它肩负着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任。它是组织和带领广大群众为实现党在新时期总任务的中坚力量。因此，培养和建设一支具备“四化"条件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能不能达到''四化”标准，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
  20多年来，州委十分重视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把它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州、县组织部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大抓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大力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干部，妥善安排老干部，提高中青年干部的文化专业素质，逐步改变干部队伍的知识、文化、年龄层次结构,努力培养一支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并使干部队伍结构逐渐趋于“四化”。截止2000年底，全州共有各级各类干部17，553人。其中：党政干部6504人;企业干部625人;事业干部10，424人。党员干部6302人；少数民族干部9267人 （包括藏族干部8267人）；各类专业技术干部9851人。全州干部的文化程度为：有研究生9人;本科生829人;大专生4329人；中专生9384人；高中生1791人;初中以下的1211人。
  1.坚持改革开放，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干部的头脑，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
  革命化是实现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它主要体现在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道德作风方面的标准问题。也就是要求每个干部要具备基本的政治素质。即：第一，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第二，努力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工人和农牧民基本群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开挂前进，具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第四，模范遵纪守法，保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腐防变，坚决反对腐败消极现象；第五，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重要思想，并武装自己的头脑，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勤奋敬业精神。第六，围绕新世纪赋予干部德才兼备的时代要求，应具备一定的科学决策能力，驾驭全局的能力和开拓创新的能力。
  为加强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建设，州委从实际出发，首先是摆脱 “左”倾僵化思想的羁绊，在州党校举办各类班次的培训班，学习邓小平理论，使全州各级干部的思想认识很快从"左”倾思潮中超脱出来。并理论联系实际，使广大干部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次是结合全国、全省、全州的形势，在各级干部培训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按经济规律和结合甘南自然特点办事的自觉性，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更加坚定全州干部执行一系列党的农牧业政策的信念。三是向广大干部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州委及时在各级干部中开展“四项基本原则”的学习教育，把“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贯穿于始终。通过学习，使广大干部充分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的极端重要性，并写进《宪法》，成为我国不可动摇的建国原则，成为从根本上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四是认真组织广大干部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从1990年到1996年，州党校共举办县级干部学习培训班10期，参加学员242人;科级干部学习培训班12期，参加学员630人;青年、妇女、党外干部培训班3期，参加学员254人;举办全州党校校长、专职教师及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专题研讨班1期，参加学员37人。通过学习邓小平理论，使广大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而保证了全州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朝着健康的轨道稳步前进。
  2.采取多种形式，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知识水平
  长期以来，全州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培训取得了很大进展。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新生事物的不断涌现，相当一部分干部不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涵养，而且文化和业务素质仍然较低，赶不上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步伐。因此，州、县组织部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通过加强培训教育，不断提高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
  第一，对现有干部广泛进行文化知识教育。根据各级干部不同的工作岗位，州党校分类举办了组织人事干部学习班、政法系统干部学习班、党校教员学习班、全州工业企业干部训练班、报考省委党校复习班、哲学辅导培训班等，分门别类地辅导干部学习自身的业务和理论与工矿企业管理知识等，使现有干部的文化知识理论水平得到充实和提高。在培训方面,坚持全员培训和重，点培训相结合，离职学习和在职学习相结合，学习和应用相结合的原则。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定向培训，定向使用。同时，全州有关部门和局（委）也开办了各类学习班。仅从1981年到1982年，州、县各主管部门结合本系统的业务特征,举办了21期业务技术培训班。1982年州级有关部门还积极同省内外有关单位联系，派出140名技术干部进修学习。同年,按照省委下达的名额，全州又派出44名各级领导干部，到省党校、中央民院、西北民院等院校参加学习培训。此外，州党校本着改革的精神，办了函授班，使干部队伍的知识化拓宽了门路。同时，州上还成立了电大分校，开设多职业、多学科的课程，为在职干部自身素质的提高提供多种培训渠道。
  积极培训少数民族干部，对于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从1981年至1988年，全州先后向省内外多所大中专学校的30多个专业,选送了441名（不包括各县和各单位的自培生）少数民族学员。还从高考落榜的少数民族毕业生中，选送分数较高的学生到省内外大中专学校学习深造，毕业后定向分配到全州的县、乡工作。这一举措，壮大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增加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比例。从1983年至1992年的10年中，全州共累计招收少数民族干部790人，占招干总数的45.4%。从1985年起，根据各县一些乡（镇）干部岗位缺额的实际情况，先后聘用了193名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少数民族青年，走上基层工作岗位。使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肩负起民族地区各项建设事业的重任。
  第二,大力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青年干部。在全州各类干部中，特别是青年干部在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环境条件下，不断学习和认真钻研与自己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知识，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因此,全州首先应抓好学历教育。除了选送到州外大中专院校学习外。州藏中专、州卫校和州畜牧学校也增办进修班,确定学制和教材。其次是抓好建立严格的考试制度。对外出选送人员和进本州学历进修班的人，均通过考试，严格把关，择优录取，并侧重于青年干部。1981年,全州从30岁以下的民族干部中，通过考试择优选送175人到省内高等院校和中专学校进行培训深造，其中：大专院校91名，中专学校84名。州卫生系统经过考核后，选派5名藏医，到西藏藏医院进修学习。此外，全州组织了7批乡（镇）长和企业的厂长及中层管理干部315名，到内地、牧区和境外考察，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3.积极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改变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
  州委按照干部队伍“四化”的要求，首先妥善安排、安置老干部，进一步推进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其次完善领导班子和群体结构，提高班予的整体效益。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改变部分干部年龄偏大的问题，这也是各级班子建设中的当务之急。建立严格的离退休制度，是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的必要条件。根据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离退休制度的决定》,全州除让到离退休年龄的老干部按时离退休外,还把原任县级干部中接近离退休年龄的人改任调研员、检查员、巡视员、督察员等职务，让他们退居二线,为青年干部成长铺路搭桥。从1984年至1986年4月，州委任命调研员、巡视员等13人。为保证各级领导班予顺利而稳定地实现交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既推进了领导班子年轻化的进程，又改善了领导班子的结构。同时，州委还注意大力培养选拔青年干部。自1984年以来，州委把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四化”建设,放在首要位置，进一步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把大批青年干部推上领导岗位，重点选拔了一批工作精力充沛、科学文化知识丰富、开拓精神旺盛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进一步深化了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力度，改善了领导班子的素质结构，为全州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截止2000年底，在全州17,553名干部中，年龄在45岁以下的有14,648人，占干部总数的83.45%。县级干部45岁以下的196人，占县级干部总数502人的39%。科级干部35岁以下的798人，占科级干部总数3672人的21.73%。
  此外，州委还十分重视干部队伍的“梯队”建设，注意培养后备干部。自1983年8月全省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州委遵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结合甘南实际，建立了“第三梯队”。把一批有才干、有理论水平的干部列入“梯队”中，使后备干部队伍初具规模，为推进领导班子“四化”建设打下较为坚实的前提基础。
  4.坚持“科教兴州”的战略方针,大力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全州“科教兴州”日渐兴起，通过定期培训各行各业人员，使干部培训工作空前高涨。一是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1979年到1983年，全部平反了知识分子队伍中在“文革”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吸收281名具备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提拔了276名德才兼备的优秀知识分子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为2282名科技人员评定专业技术职务,进而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二是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从1981年至1990年全州干部职工中有5,800多人（次），参加各类长短期技术培训。有4000多人（次）参加了单科学习。同时，州上还不失时机地进行科技人才的引进工作,采用“请进来”、“送出去”的培养方式，为全州各行各业的科技教育和科技进步，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0多年来，甘南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方针，使全州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发生了质的变化,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干部队伍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还不够理想;全州农牧业和工业企业的专门人才及管理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差，而且比较缺乏；地区之间民族干部分布不平衡；党政干部多，企业经管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少。党政公务员的素质技能差，办事效率较低。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干部队伍建设中认真加以纠正。
  四、“三讲”教育始末
  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关键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为保证我们的党旗鲜红，事业常青。多年来，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的要求，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部署: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反腐倡廉，纯洁队伍，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干部和党员的政治素质。按照中央和省委的安排，甘南州从1999年9月25日至2000年6月30日，分三批对州、县两级领导班子和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用整风的精神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全州参加这次“三讲”教育的州、县两级单位共有161个，其中：州级班子4个，州直机关单位班子64个，县（市）和州直事业单位班子93个。参加的州、县（市）两级领导干部共有466名，其中：州级29名，县级437名。
  对领导干部进行“三讲”教育，是新形势下干部队伍建设的需要。因为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全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引起了干部队伍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初步完成新老干部的交替后，干部队伍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确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领导同志的素质在思想政治方面很不适应党的事业的要求。有的干部特别是一些年轻干部，由于对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经验不够了解，又缺乏艰苦环境的锻炼，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在思想作风和组织纪律上还需要进一步锤炼；有的领导干部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不注意大局，不注意政治，甚至分不清基本的原则是非界限;有的干部作风漂浮，脱离实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有的干部淡忘了党的宗旨，经不起考验，以权谋私，甚至违法乱纪，堕落为腐败分子、犯罪分予；有的干部在进入新世纪的改革开放环境里，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和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潜移默化侵蚀估计不足，抵制不力，日渐滋长了一些败坏党纪国法的坏风气。所有这些，党的"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四大以来，中央多次指出过，并一直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但是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就整个干部队伍来说，忽视政治，作风漂浮仍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有不廉洁行为或腐化堕落的干部也不是个别的。因此,必须对广大领导干部进行“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
  甘南参加“三讲”教育的这三批州、县两级领导班子和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都经过了封闭式的政治学习、征求意见、自我剖析、民主测评、边整边改和“回头看”六个阶段。凡参加“三讲”教育的466名州、县两级领导干部，平均每人写了字数达15,000字以上的学习笔记,共写了学习心得体会2872篇。理论文章1800多篇。共向群众征求各种意见和建议11,545条，其中：州级四大班子2200条，州直机关单位3061条，县（市）和州直机关事业单位6284条。民主测评的满意率为93%,其中：州级四大班予为96%,州直机关单位为93%,县（市）和州直事业单位为92%。应整改的项目内容共有1706项，其中：州级四大班子125项，州直机关单位825项，县（市）和州直事业单位756项。当即整改了的共有1214项，其中：州直四大班予58项，州直机关单位456项，县（市）和州直事业单位700项。“三讲”教育结束后，到2000年底前基本落实的共有462项，其中：州级四大班予67项，州直机关单位339项，县（市）和州直事业单位56项。广大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直接参加听动员报告、填写征求意见表、民主测评和帮助整改的人数达11,000多人以上。这次以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为对象的集中教育，涉及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投入的专门工作力量之强，是多年来少有的。
  这次“三讲”教育，自始至终是在省委、州委的领导下进行的。从1999年4月，全州成立了以州委书记罗笑虎任组长的''三讲”教育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在州直机关单位和县（市）及州直事业单位进行的过程中，州委先后派出23个巡视组，抽调90名干部，分赴各单位指导工作。整个“三讲”教育过程贯穿了中央确定的指导思想和部署，一环紧扣一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指导有力，稳步推进。既着眼于教育提高干部，又从实际出发，认真解决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教育活动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同党中央的决策相结合，同处理突发事件和重大政治斗争相结合，并及时总结运用干部和群众创造性的经验,保证了这次教育健康有序地开展，深入扎实地进行。
  州委领导的这次''三讲”教育，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领导班子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一次创造性探索，是在世纪之交加强领导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次成功实践,是为党跨进新世纪后完成新的历史任务所作的重要思想、政治和组织准备。甘南"三讲”取得的主要成效有：一是州、县两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进一步牢固树立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树立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党性锻炼的自觉性，明确了自我改造的方向和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二是普遍增强了州、县两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及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自觉性。三是普遍提高了县以上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认识，增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和尽职尽责的责任感，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准则。四是州、县两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一次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再教育，强化坚持和实践党的根本宗旨的意识，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提高了防腐拒变的自觉性，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党群关系。五是领导干部普遍经受了一次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党性观念得到增强，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自觉性和解决领导班子自身问题的能力普遍提高了。六是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极大地增强了党要管党、书记带头抓党建的意识，提高了治党的能力和水平。七是在党内外初步造成了一种由群众民主监督党员领导干部的氛围。通过"三讲”教育,在各单位形成了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和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使党内外的民主空气空前浓厚。八是在这次“三讲”教育中，州、县领导干部能切实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查找领导工作中及自身的存在的问题，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在思想、作风上有了很大收获,并不断转化成他们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廉洁自律、不怕困难、勇挑重担的实际行动。
  总之，全州通过集中的“三讲”教育，全面推进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制度改革迈出了新步伐，推动了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这次“三讲”教育, 对州、县两级党政领导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改进思想作风, 提高工作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有效推进党的建设, 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对党和国家及甘南的改革开放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在新世纪的实施和发展，必将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显示出良好的效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