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最初，红卫兵是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族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10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发布后，全国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于是，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扩展到全国工农业战线和各个领域。1967年初，“四人帮”在上海策划了由造反派夺取党和各级政府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后，夺权恶浪席卷全国，很快发展成为“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甘南同全国一样，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极端尖锐、激化。他们为争权夺利，发生了许多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式斗流血事件。这一时期堤各地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时期。
  一、“文革”在甘南的蔓延
  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及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州委、州政府和各县委、县政府及其工作机构，在“文革”初的1966年5月到12月底，基本上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但从1967年的上海“一月风暴”起，全州在“文革”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7年1月25日，州委、州人委被群众组织非法夺权，到1968年2月27日甘南州革委会成立。在这期间，州委、州人委被群众组织夺权后，有的领导干部被抄家、关押和批斗。党的各级组织和州委常设工作部门普遍遭受到冲击，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广大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州、县开展了大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致使许多领导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党的各项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全州陷于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局面。1967年2月，甘南军分区、驻军和各县人式部奉命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相继成立了支左办公室，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任务,并与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分别组成州、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这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甘南的局势和工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与此同时，合作地区陆续出现了三大派群众组织，分成对立的两股政治势力，大闹派性斗争，乱揪所谓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等。从1967年10月到12月，合作连续发生3次规模较大的武斗流血事件，死亡6人（其中两人在式斗备战中因翻车死亡），伤数十人,给国家财产造成了很大损失。
  第二阶段是从1968年2月州革委会成立到1971年4月中共甘南州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期间，由于州、县革委会包揽了党、政、财、文大权，其下设的政治部、保卫部、生产指挥部和办公室，取代了州委、县委和州、县政府工作机构的一切职能,致使党的工作濒临取消。随即，州、县革委会在全州农牧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路线分析”、整党建党等运动。特别在“清队”中，城乡大刮所谓的“十二级红色台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乱批乱斗，敌我不分，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到打击和排斥。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和伤害。
  第三阶段是从1971年4月中共甘南州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在这期间，全州虽然通过整党建党活动,逐步恢复了党员的组织生活和党的部分基层组织，但由于中共甘南州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大批老干部尚未恢复工作，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贯彻了党的“九大”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和政策，因而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会后，州、县在农牧区推广大寨经验，在改变农牧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又“以阶级斗争为纲用专政的办法大办农牧业”,大批所谓的“资本主义"，“大割私有制尾巴”等，使农牧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受到一定制约，部分群众生活陷入困境。当时，全州农牧业平均劳动日值仅达3角5分。国民经济处于停滞或倒退的局面。
  甘南在1•25”夺权后，州委、州政府的直属领导机关普遍陷于瘫痪、停顿状态，一批领导干部被批判斗争，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关押。广大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许多党员和干部为了不使生产中断，尽量减少党和人民的损失，仍坚持工作，并对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造成的破坏与混乱,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抵制，使甘南曾一度维持了几年农牧业生产的小幅度稳定增长。1968年4月24日，中共甘南州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主要负责筹备第四次党代会和领导整党建党工作。1971年4月10日，中共甘南州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州委领导机构。
  二、各县党政组织陷于瘫痪
  在“文革”初，中共夏河、卓尼、玛曲、碌曲4个县委分别被群众组织非法夺权；中共临潭、迭部、舟曲3个县委于1967年初,在红卫兵的冲击下陷于瘫痪或停顿状态。到1968年底，全州7个县都先后成立了县革委会，实行“一元化”领导。1971年6月，各县相继召开党代会,成立了县委领导机构，但未设立工作部门，与县革委会同一办事机构。同时,全州有102个公社组建了党委。截止1973年底，全州7个县委陆续恢复和建立了县委的工作机构。
  夏河县委于1967年9月29日被群众组织非法夺权，主要领导干部被批斗,县委工作机构和县政、统、群系统的党组织陷于瘫痪。到1968年6月10日夏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实行“一元化”领导。1976年1月，县委恢复和设立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机关党委和党校6个工作机构。
  1966年10月10日，红卫兵将原临潭县委书记李宗义、县长刘守信揪到临潭二中去批斗，与另一派群众组织发生争执和冲突。李宗义被红卫兵揪走，刘守信与时任县委书记郭发永逼迫避离临潭县城。至此，县委工作完全陷于停顿，各工作机构处于瘫痪状态。群众组织之间大闹派性斗争，全县呈现出混乱局面。1967年2月，县人武部奉命支“左”,成立了临潭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由张孝顺主持全面工作，直到1968年4月30日县革委会成立后，实行“一元化"领导。1970年12月7日，中共临潭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县委领导机构。1975年7月，县委恢复和设立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机关党委和党校6个工作机构。
  1967年11月30日，卓尼县委被群众组织非法夺权，主要领导干部被批斗，县委工作机构受到严重冲击，陷于瘫痪状态。县政、统、群系统党组织也处于停顿状态。到1968年4月3日县革委会成立后，实行“一元化”领导。1971年9月10日，中共卓尼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县委领导机构。1975年9月1日，县委恢复和建立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机关党委和党校6个工作机构。
  1967年3月，碌曲县委被群众组织非法夺权，县委主要领导干部被批斗,县委工作机构和县政、统、群系统党组织陷于停顿状态。到1968年1月18日县革委会成立后，实行“一元化”领导。1971年1月16日，中共碌曲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县委领导机构。1976年2月7日，县委恢复和建立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4个工作机构。
  1968年1月14日，玛曲县委被群众组织非法夺权，县委主要领导干部被批斗,县委各工作机构和政、统、群系统党组织陷于停顿或瘫痪，直到1968年8月22日县革委会成立后，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共玛曲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原定于1967年初召开，但因“文革”动乱之故，未能如期召开。1971年6月29日，中共玛曲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县委领导机构。1974年4月，县委恢复和建立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4个工作机构。
  1966年12月，中共迭部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之际，被红卫兵和群众组织非法夺了县委的权，把县委领导揪出来批斗，致使全县工作陷于混乱。紧接着，在1967年初，县委领导机构和工作部门完全处于停顿、瘫痪状态。1967年5月成立了全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由苑尚林主持全面工作，直到1968年6月县革委会成立后，实行"一元化”领导。1971年1月13日，中共迭部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县委领导机构。1975年2月，县委恢复和设立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机关党委、党校6个工作机构。
  1967年12月，舟曲县委在红卫兵的冲击下，县委领导机构陷于瘫痪或停顿状态，党的各级组织完全处于混乱局面。到1968年5月县革委会成立后，实行“一元化”领导。1971年4月26日，中共舟曲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县委领导机构。1976年1月，县委恢复和建立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机关党委、党校6个工作机构。
  三、派性引发的武斗事件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政治挑唆，甘南同全国一样，州、县在“文革”初普遍发生了群众之间的派性斗争和不同程度的武斗事件。特别是合作地区从1967年10月以后，分成两大派群众组织。他们在极“左”路线的纵容下，于是年10月9日、10月30日和12月13日，分别发生了3次规模较大的武斗。
  第一次武斗:原州秦剧团、歌舞团的职工在''文革”初就分为两派。一天，“五•二五”派在大礼堂要演节目，“红三司"派要在电影院演出。两家演出的道具都放在电影院里，而电影院由'‘红三司"占据。1967年10月9日，‘'五・二五”派去拉道具时和“红三司”派发生争吵，从而引发了互相撕打式的轻微武斗。最后，“红三司”派收缴了 "五•二五”派的刀矛等武器,但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第一次武斗结束。
  第二次武斗：1967年10月30日，"五・二五”派去州委门前（现州政府大院）拉语录牌,计划制作大批判专栏。住在州委的"红三司”派不让拉，由此引起了矛盾冲突，两派争吵不休,发展到最后互相殴打。"红三司”的400多人两次包围了“五・二五”住地州运司的大楼，并用石头、瓦块往楼上扔打，武斗持续到晚上11时，经“支左” 解放军调解后才停止。也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现象。
  第三次武斗：第二次武斗后，州公路总段“红三司”派将所属道班大部分工人集中在合作，形成两派对峙的局面。12月13日，总段“红卫兵战团”在州食品公司门口张贴大字报，与本单位“红三司”派的“风雷激”群众组织及州食品公司“红三司”派的群众发生冲突，互相撕打中，伤了“红三司”派的4人。''红卫兵战团”的群众包围了州食品公司，并鼓动学生参加式斗。于是，武斗扩大为社会上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械斗。州“五・二五”派包围了州食品公司，并用汽车撞击食品公司大门，冲进院内，两派发生式装械斗，打死1人,重伤1人。"红三司”派便从食品公司后门退到州乳品厂驻扎。12月16日，“红三司”派在州冷库门口砸坏“五・二五”派的汽车1辆，打死1人。第二天，“五•二五”派又打死“红三司”派的2人。最后在解放军支“左”人员的竭力劝解、制止下,双方才逐渐终止武装械斗, 直到12月23日两派各自赴兰州告状，这次武斗才告以结束。
  合作地区连续发生的这3次式斗，均属派性斗争，酿成了无谓的流血死人事件,也耽误了有关厂矿企业的生产，使国家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此后，对主要当事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凶手另行查处。但各族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这3次武斗都持抵制和抗议的立场,从而未使其蔓延扩散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