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1963年9月，省委召开全省统战工作会议决定，在牧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即印发了《关于少数民族牧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指出：“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彻底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进一步巩固平叛、反封建斗争的伟大成果，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牧业生产”。《意见》强调甘南牧区社教的主要内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自始至终地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阶级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劳动牧民队伍，树立贫苦牧民的阶级优势，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向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意见》还指出，要充分注意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切不可机械地搬用农区的经验。先采取抓典型、搞试点和逐步推广的方法，步子要稳妥，时间可放长一些，工作要做扎实，切忌简单急躁。对于涉及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的重大问题,必须谨慎从事，加强请示报告。根据省委的指示，州委决定将甘南的第一期牧区社教运动试点定在夏河县的甘加乡。由省、州、县统一抽调干部，于1963年10月社教工作团进驻甘加乡。工作团团长由州委副书记赵予康担任，副团长由省民委副主任沙里士担任。全团共157人，其中高干2人，县（处）级干部15人，按每个社、队的行政建制组成工作组。首先召开乡、公社（大队级）、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讲明来意，交待政策。并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关于少数民族牧区工作和牧区人民公社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及有关牧区社教的文件、西北局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纪要等。使广大基层干部初步认识和掌握党的有关社教方针政策，放下包袱,“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协作，共同完成牧区社教的任务。通过学习文件，交待政策,解除干部群众的顾虑，稳定思想情绪。在此基础上，工作团从5个方面在甘加乡进行牧区社教运动。一是公开划定阶级成分。这是1958年反封建斗争的遗留问题。
  1961年中央西北局第一次民族会议后，对扩大化问题虽然做了些纠正，但未公开、系统地划定阶级成分。因此，划定牧区的阶级成分，是这次社教的一个主要内容。甘加社教团根据中央在牧区只划“两个阶级”的指示，即：牧主阶级和牧民阶级。牧主阶级包括封建主和牧主。牧民阶级包括贫苦牧民、不富裕牧民和富裕牧民3个阶层。结合甘加牧区的具体情况，工作团制定划分封建主、牧主、富裕牧民、不富裕牧民和贫苦牧民的标准。即：对拥有封建压迫、剥削特权，对广大牧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土司、土官、大活佛、大管家、大头人（管辖百户左右的部落首领）等,均划为封建主。并对一些虽是小部落头人,但其权力超出本部落，而且影响较大的实权分子和有些虽无土司、土官、大头人等封建职位，但拥有封建特权，依靠经济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社会地位也相当于土官、土司、大头人以上的部落实权分子,在经过社员群众讨论的前提下,也可划为封建主;对占有大量牲畜（每户占有牲畜按1匹马折算8只锦羊,1头牛折算4只绵羊，2只山羊折1只绵羊），折合绵羊1200只以上者，并雇佣牧工、出租牲畜、放高利贷等剥削收入,在解放前连续3年平均每年占总收入的50%以上者，划为牧主;对解放前连续3年人均占有牲畜折羊60只以上，在1958年前连续3年人均占有牲畜折羊90只以上，并有轻微剥削，生活富裕者划为富裕牧民；对占有一定数量的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一般不剥削人,也不受人剥削，生活来源全部依靠自己劳动的，有时还出卖少量劳动力，或者租放少量牲畜，生活不富裕者，划为不富裕牧民；对只有少量牲畜，或者没有牲畜，一般都需要出卖劳动力或租入牲畜，既受封建特权的压迫剥削，又受雇佣劳动、畜租、债利等剥削，有的虽然自己不出卖劳动力，但是牲畜很少，生活困苦者，都划为贫苦牧民。按照以上标准，全乡共划定牧主阶级18户（其中封建主6户），占全乡总户数的2.75%。划分后的剥削阶级，基本上控制在中央西北局第一次民族工作会《纪要》中规定的，“牧主阶级应该掌握在总户数的3%到5%“的界线之内。
  二是清理反革命分予和清退错没收财物。甘加乡在1958年时，基本上属于全叛区，但为了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有利于团结广大群众，打击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工作团结合甘加乡的实际，对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中戴"叛乱分子“帽子的人员进行清理。其原则是:对主谋策划式装叛乱、公开参加武装叛乱，或主动、大量、积极地支援、窝藏叛匪的封建主、地主分子，一律定为反革命分予，其家庭成员参加了叛乱的，一般不定为反革命分子。但对在1958年叛乱中有较大罪恶、思想一贯反动，近几年又有封建复辟和其他破坏活动的，仍定为反革命分子;对牧民中的叛匪骨干分子，一般都定为反革命分子。但个别罪恶不大，或有主动立功赎罪表现，而叛乱后一贯守法的，或者本人已死，罪恶不太大，其家庭主要成员表现较好的，不定为反革命分子；对牧民中参叛的一般人员不定为反革命分子，但对个别在叛乱中有严重罪恶，坚决与我党为敌者，或阴谋策划再叛的骨干分子定为反革命分子；有的罪恶虽然严重，属自动投降、主动坦白，悔改表现较好的，不定为反革命分子。在这次社教中凡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依照法律手续,公开戴上帽子，不再称叛乱分予，并没收其个人的一份牲畜和财产。同时对原来错戴了叛乱分子帽子者，公开宣布摘掉其叛乱分子帽子。
  1958年的平叛反封建斗争中，受扩大化的影响,也错没收了甘加乡一些人的财产和牲畜等。在这次社教中，根据中央西北局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对错没收的牲畜、财物，按照划定阶级成分和摘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情况，妥善予以清理和清退。对全乡的没收户进行全面清理;全乡应没收“全部财产”的有18户，没收反革命分子本人一部分财产的有14户，共15人。“全部财产”属错没收的有85户，“部分财产”属错没收的有14户。对错没收户，确定后全部退赔。清退办法是：对牲畜部分，国家已上调的,由国家给社、队付给牲畜价款；留在社、队集体的，按1958年实际没收的牲畜数，给错没收户记上畜股，享受畜股报酬；对错没收牲畜，已经分配给贫苦牧民的，一律不再收回，而由国家清退;对于财产部分，有实物的退还实物,无实物的折价退赔。根据"一次折价算清，分5年退清”的原则，经过多次摸底、核实，甘加乡共需清退69,546元。计划第一年退付25%,第二年退付20%,第三、四年各退付15%,第五年退付25%。第一、二年的退付对象是贫苦牧民和不富裕牧民。1964年6月底, 为兑现党的政策，经中央西北局和省委批准，州委暂由州财政从原没收已上交国库的资金中，给甘加拨款17,600元，退付给贫苦牧民和不富裕牧民。通过划定阶级成分，摘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清理和清退错没收财产，基本上划清了阶级阵线和敌我界线,使广大贫苦牧民和不富裕牧民明确了自己是党在牧区的依靠对象，从而解除了思想顾虑，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政治热情空前高涨。
  三是组织劳动牧民的阶级队伍，充分发挥他们的阶级优势。劳动牧民组织，是党领导下的贫苦牧民和不富裕牧民的群众性阶级组织，是党在牧区的依靠力量，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牧区的支柱,也是劳动牧民学习社会主义的大学校。甘加社教团，自始至终依靠贫苦劳动牧民，扩大他们的阶级优势，组织他们的阶级队伍。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采取“滚雪球”的办法，觉悟一批吸收一批，由小到大，由下而上地逐步建立起贫苦牧民组织。参加劳动牧民组织的人数占应参加人的80%以上。1964年6月22日，在社、队建立“牧民协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甘加乡劳动牧民协会”。这天，全乡劳动牧民穿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赶到乡政府所在地，庆祝这大喜的日子。甘加乡的劳动牧民从来没有这样浩浩荡荡地汇集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兴高采烈，扬眉吐气。他们感概地说:“过去天虽高，我们却躬着身子站;地虽大，却蜷缩着腿坐。今天我们当家作主了，躬着身子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各级劳动牧民协会的任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向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帮助和监督基层干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代表贫苦牧民和不富裕牧民的阶级利益，及时向党的基层组织或上级组织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随着甘加乡3级劳动牧民协会的建立，广大劳动牧民真正成了掌握草原命运的主人。
  四是通过“四清”和群众自我教育，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甘加社教团，根据“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通过“四清”和群众自我教育的方式，对社队干部和群众中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私卖私宰集体牲畜等，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处理。在“四清”中,对犯错误的基层干部，坚决贯彻“说服教育,洗手洗澡, 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和“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赔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政策原则，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对非处分不可的，本着“较农区更宽”的精神，把处分面严格控制在干部总数的1%以内；对群众中一般损害集体经济利益的行为，通过动员群众进行自我教育，启发觉悟，提高认识，使他们认清错误的危害性，并自觉地改正,达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目的。与此同时，乡工作团还组织贫苦牧民对封建统治阶级进行诉苦斗争，通过群众性的诉苦，揭开阶级斗争的盖予。面对面地揭发批斗了白石崖寺、作海寺、扎扎寺、拉卜楞寺等个别反动宗教上层分子压迫剥削群众、煽动叛乱,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滔天罪行。
  五是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甘加乡从1956年开始建党，到1961年共发展了17名党员。此后暂停党的组织建设。在这次社教中，结合实际在教育提高原有党员素质的同时,大力培养积极分予,把党的组织建设作为社教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首先把各公社（相当于大队）工作组中的党员与牧民党员一起组成支部，在工作团和乡党委的统一领导及部署下，开展建党、建团工作。通过培养“种予”，确定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党课和形势教育，要求他们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衡量自己,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信念，启发他们入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争取作一名合格的党员。乡党委根据《党章》规定和中央对西藏自治区关于吸收党员“更高、更严”的指示精神，严把审批关，从全乡参加授听党课的140名积极分子中，通过审查筛选，最后批准了30名预备党员，全是藏族。其中：男22人，女8人;贫苦牧民出身的28名，不富裕牧民出身的1名，小手工业者1名。截止1964年底，全乡共有党员47名，在13个公社（大队级）都有了党员，其中1个公社 （大队级）建立了党支部，9个公社建立了党小组。同时有74名青年加入了共青团。使全乡的党、团员队伍不断壮大，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甘加乡的这次牧区社教试点，由于全体工作团成员都与广大劳动牧民坚持“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并坚持狠抓畜牧业生产，取得了明显成果。据1964年5月的统计，全乡各类牲畜达125,255头（匹、只），比上年同期增长38.97%。有的公社羔羊成活率达90%以上。通过社教，广大牧民深深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集体主义精神日益增长。工作团还特别注意抓群众生活问题，先后给贫苦牧民发放了一批救济款和生活日用品，解决了全乡100余户、300多人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此外，工作团还帮助乡政府恢复了两所小学，创办了一所民办小学和一所夜校，为甘加劳动牧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经过7个多月的甘加牧区社教试点，州委摸索、总结出一些如何在甘南牧区开展社教运动的初步经验,致使州委很快制定和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区划分阶级成分若干问题的具体规定》和《关于对敌斗争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这对以后甘南进行牧区“四清”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由于甘加牧区社教试点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进行的，所以出现了一些“过火斗争”的行为，也对彻底解决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受到了历史的局限，但用当时牧区社教的条件来衡量，这场牧区社教试点基本上是平稳的，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和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