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从1956年至1966年的10年间，党领导甘南各族人民取得平叛反封建斗争和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真正把广大藏族人民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当家做了主人。各项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1957年后，党的领导在阶级斗争和建设速度上产生了“左”的偏差，加上全国出现3年自然灾害，党和人民面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困难。甘南在探索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也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干扰和影响，以及主、客观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在全藏区的民族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遭受了重大挫折。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平叛反封建斗争中，没有贯彻''区别对待”的政策，因而使剥削阶级面划得过宽，捕人太多，没收面过大。给一些人乱扣政治帽子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种扩大打击面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敌我矛盾，伤害了一些本不应该伤害的人。二是在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中，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未能更好地发挥自治政权的效能。在“移风易俗”中，不少地方违反少数民族群众自愿的原则，搞过了头。在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曾一度出现了排斥、打击的现象。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问题上，对喇嘛教寺院和清真寺采取“搞臭、搞烂、搞散”的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感情,加深了汉藏、汉回民族间的隔阂。三是在农牧区人民公社化问题上，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混淆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界限。使其规模过大，形式过高，过渡太快,严重违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等原则。这样，极大地伤害了各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四是背离长期在牧区实行的“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忽视了地域、民族和畜牧业经济的特征，生搬硬套内地的一些做法，脱离实际地想把甘南牧区变成农业区，再加上生产上的瞎指挥，盲目提倡“大移民"、“草原大垦荒”，设想“以农养牧”，实际上是排斥畜牧业经济，打乱了牧业生产长期实行的分群、分散、混群放牧的传统习惯。另外,随着粮食和畜产品的高征购，导致农牧民的基本口粮得不到保证,造成生活上的极大困难，许多地方出现部分人挨饿、浮肿、甚至死亡的现象。也使全州的牲畜由1957年的178.3万头（匹、只），下降到1960年底的139.3万头（匹、只），减幅为22%。五是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上层统一战线政策。特别在组织工作中，盲目开展党内斗争，造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果。对有缺点错误（包括讲了实话）的干部，不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是实行过火的批判斗争和过重的组织处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处理也同样过严，缺乏耐心的教育和等待，没有坚持实行“跌倒了扶起来，再跌倒了再扶起来”的原则。这样，使党内生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造成干部队伍思想混乱，互相戒备，人人自危的局面，严重扰乱了各族干部的正常情绪，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源：首先是党缺乏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特别是缺乏如何在民族地区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其次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在民族地区既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尤其是忽视和改变了自解放以来，就实行而且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三是当时的州委主要领导在一连串的胜利和成绩面前，没有保持冷静而清醒的头脑，为某些“政绩”所陶醉，忘记了实事求是和走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因而处理问题往往脱离实际。四是在领导作风和指导思想上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思想，既助长了"五风”的泛滥成灾，又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总之，当时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既有一般性的，也有特殊性的；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既有难以避免的，也有完全可以避免的。甘南在10年探索中，州委虽然遭到过重大挫折，但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经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其应该总结的经验是丰富的，应该深刻反思的教训也是较多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政治路线是党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是政治路线的体现，也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保证。它是我们工作和行动的指南。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在民族工作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一切从各族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按党的政策原则办事。坚决反对那种以感情代替政策的瞎指挥和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这是永远应该牢牢汲取的深刻教训。
  第二,必须时时刻刻地注意民族差别和慎重解决由此而引起的民族问题。一般说来，只要有民族差别，就会产生民族问题。甘南是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由于历史和自然地理等诸多原因，与内地和其它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须正视差别，认真考虑民族因素，注意解决民族问题。我们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总方针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都是在承认民族差别和民族平等因素的前提下制定的，它是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准则和依据。当时，州委正是忽视了民族差异和地域特点，只看到共性，看不到个性；只注意统一，忽视了差别；只强调一般性，抹煞了特殊性。甚至还认为照顾地区特点，就是“落后论”，承认差别就是“条件论”。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隔阂、仇视、互不信任等，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对彻底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必须经过很长的一个过程才能逐步达到，这一点也认识不足。因此，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严肃、谨慎地对待和慎重处理民族问题。
  第三，必须坚持党在甘南藏区“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要推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应该严格遵循“慎重、稳定”的工作方针。实践证明，凡是当时正确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的地区，工作就取得较大的成绩，也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拥护和民族中上层人士的赞同。反之，“欲速则不达”,势必会犯错误，遭受挫折或失败。
  第四，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仍然是我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它对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中国建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尤其在甘南藏区，更应该重视和加强统战工作。因为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在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声望，在社会上还有影响。所以应与他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共事关系，这对于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在往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应坚持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化消积因素为积极因素，争取团结一切民族、宗教爱国人士，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五,必须遵重和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任何时候都不能用行政命令手段和强制的办法去解决宗教信仰问题，更不能忽视宗教的长期性、复杂性、民族性、群众性和国际性这些特征,必须慎重对待。既不可片面地宣传宗教，又不能粗暴的干涉宗教，应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通过广泛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和提高政治觉悟,教育帮助信教群众破除迷信，倡导科学，正确解释各种自然现象,逐步解除宗教迷信对群众的精神束缚。至于风俗习惯的改革，更应该由本民族群众自觉自愿地去进行，因为移风易俗与放弃宗教迷信一样，同样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和教育的过程，不能通过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了的。
  第六,必须大力培养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要做好民族地区的工作，没有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是不行的。这是实现少数民族当家做主，发挥民族区域自治政权效能的重要条件。因此,必须积极培养、及时选拔政治觉悟高、群众拥护、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的少数民族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放手、大胆地使用他们。对于那些一时犯了错误的民族干部，应该进行特别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同时还应时刻注意加强干部之间的团结,特别是汉族干部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及时纠正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不良倾向，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共产主义化。
  第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建设。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党的团结，又是党的生命。特别在甘南藏区，长期以来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民族关系都比较复杂，所以在党的工作基础薄弱，群众觉悟又不够高的情况下，加强党的领导和团结，实行高度统一的集中领导，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当时在党的领导工作中发生的问题，都是与分散主义分不开的。因此，不论何时何地,都应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事无大小必须请示报告的制度。同时，还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充分发扬民主同高度的集中更好地结合起来，同任何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团结行为作坚决地斗争，竭力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第八，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当时，党的领导工作中之所以出现许多失误，究其原因都是离开了甘南藏区的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丢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不重视深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也没有把它落实到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实际行动中去。
  第九,必须充分发扬党的民主作风，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在10年探索中，我们党之所以产生失误的原因，一方面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是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和走群众路线的传统与作风，削弱了党的氏主集中制原则。当时，党内曾发生了过火斗争的不良倾向，严重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造成了是非不清，思想混乱的局面。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坏风气有所抬头。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的老实人，反而遭到歧视、排斥，甚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任何时候一方面应该正确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恰如其分地解决党内矛盾和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应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倾听多方面的意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严格遵守党的各项准则，坚决按党的章程办事，从而保证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十，必须刻苦、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革命理论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时,党的领导者之所以犯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归根结底是政治理论水平不高，思想方法形而上学，凭''老经验办事”,党风、学风和工作作风存在严重问题。重要的是从理论上不了解当时全国虽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但只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的低级或初级阶段。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党的政治理论学习，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地产生一些主观意念，更不能忽视世界观的改造。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决摒弃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思想情绪。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任务。
  从1956年至1966年，是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10年。在这期间，我们既取得了明显成绩，又遭受了严重挫折，走过弯路。这是因为，当时党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究竟应该怎样走，党不可能事先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只能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自己的经验，在实践中进行艰难探索。1957年后，党内“左”的偏差开始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反右派斗争（甘南包括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失误，直到“文革”中极“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加以认识和总结，不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教训，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对今后党的工作是大有裨益的。党在甘南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和社会政治背景异常复杂的民族地区，既要建设社会主义，又要搞民主革命补课，再加上全国当时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和当地领导者又缺乏在民族地区进行工作的经验,使党在探索进程中很难避免发生曲折和失误，但这些失误和挫折，终究是贯彻执行中的一时现象。正是由于党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失误，善于不断总结和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明确方向，坚定信心，增强勇气，经受住各种挫折和风险的考验，不断战胜困难，开拓奋进，才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继续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