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甘肃塔副省长、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黄正清偕同中共甘南州委副书记赵子康,接受省委主要领导的指派, 两次赴甘南州玛曲县考察。他们在沿途认真宣传党中央制定的农村工作《12条》、《60条》和西北地区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调查了解县情、社情和民情,征询各族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调处了甘、青两省的几起草山边界纠纷，这对于稳定甘南牧区的局势，缓和曾一度趋于紧张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增强民族间的团结，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进而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在以后的城乡“四清”运动和“文革”中，黄、赵2人的玛曲之行被诬定为“阴谋组织武装叛乱”、“大搞封建复辟活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等，致使两人遭到多年的批斗。黄正清由此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入狱劳动改造达5年之久。赵子康被定为"甘南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心健康受到很大摧残，导致他年仅57岁时不幸早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和州委对黄正清、赵子康进行平反昭雪，彻底推翻强加给他俩的诬蔑不实之词，肯定了1962年玛曲之行的成绩，恢复了俩人的名誉和黄正清的职务，重新树立起党在牧区和广大牧民中的崇高威望。
  背景和由来
  1962年前后，世界形势动荡不安，中国周边的局势日趋紧张。国际反动势力掀起了反华浪潮，美国以式力侵略威胁中国，蒋介石不断派遣特务窜犯大陆，中苏两党严重对立，中印边境爆发冲突。国内形势也异常严峻复杂,特别是甘南藏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对抗相当尖锐、激烈，人们思想混乱，社会治安不稳定，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一是由于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扩大化，致使一大批群众和干部尚在蒙冤受屈，有的在服刑坐牢和被监督改造，属于专政对象。二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五风”还没有得到完全纠正，仍然滋生着消极影响。三是自1958年以来改变了甘南牧区“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采取“草原大开荒”、“牧业社实现粮食自给”的错误做法，给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造成巨大损失及困难。四是对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统战政策等方面存在的偏差，尚未得到正视和彻底纠正。五是极少数不甘心失去封建统治特权的封建牧主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凭借3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和干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妄图滋事生非。由此，整个甘南藏区，尤其像玛曲这样偏远落后的牧区，情况就更为复杂，完全有必要由省、州党政领导去认真加以解决。
  首赴玛曲
  1962年5月初，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和民族委员会会议的黄正清,接到在京的甘肃省副省长马青年转达省委第一书记汪锋的电话通知,说甘南藏区有些谣言，要搞叛乱，叫黄正清赶快回省。于是，黄于5月2日紧急返回兰州，在当面接受省委主要领导的指示后，立即来到甘南州府合作。5月12日，根据省委的指示要求，中共甘南州委成立了以州委常委、副州长杨培发为组长，副州长卢世仁和王如东、罗发辉为成员的州委工作组，随同黄正清前往玛曲、碌曲、迭部、夏河4个县调查了解情况。此行共走访了84个点，历时30天。他们每到一县，都向县委、县人委负责同志传达省委的指示，听取汇报，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座谈会。在夏河县召开了8个乡镇的群众大会，广泛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意见，并没有发现甘南藏区有叛乱的迹象，而是发现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一是由于1958年后将甘南的大片草山划给青海、四川两省（仅玛曲县就划出草山50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近1/2）,和采取"草原大垦荒”的错误做法，再加上畜病、兽害和偷盗严重，造成大量牲畜因过不了“春乏关”而死亡，仅玛曲、碌曲两县在1962年就死亡牲畜5.7万头（匹、只）。二是社会治安极不稳定。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大肆造谣惑众，暗杀我党政基层干部。1962年4月，卓尼县连续发生杀害县公安局长和政府干部的案件5起，死2人，伤3人。阶级敌人还威胁、策动当地民族干部离职回家，并造谣说:“共产党走了，我们要杀你们，要报仇哩！ ”“现在共产党不行了！ ”“精减下来的人要去印度打仗这次黄正清来是接干部们出去的，谁要不走以后就走不脱了''等等，致使整个牧区人心惶惶，思想混乱，社会秩序不得安定，生产得不到恢复和正常发展。
  黄正清和州委工作组在调查访问的过程中，了解到群众强烈要求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为：一是归还划给四川和青海的草山牧场，迅速解决被占草山的纠纷问题。二是尽快释放在押的错捕囚犯，要求政府允许家属为死者念经超度。三是要求再开放一些寺院，满足大多数信教群众的需求。1962年6月16日，黄正清回到兰州，向省委主要领导详细汇报了初行甘南的情况和目前存在的紧迫问题，引起省委的重视。是年9月，在全省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导下，甘南州委成立了“处理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派出以州畜牧局副局长辛凤辉为组长的玛曲试点工作团，于9月15日到达玛曲县，传达省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和州委的贯彻执行意见及措施。玛曲县也成立了以县委书记黄建业（藏）和贠志毅等5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下设清案办公室和处理平叛反封建遗留问题办公室，并将曼日玛乡（原乔科公社）定为全县的试点。9月24日，州、县联合工作组赴曼日玛乡开展工作，年终使一大批群众被甄别和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
  二赴玛曲
  1962年7月初，甘、青两省边界纠纷座谈会在兰州召开，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张鹏图、副省长黄正清和甘南州委副书记赵子康参加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商讨甘南州玛曲县欧拉乡与青海省黄南州甘德县之间的草山纠纷问题。会议只明确了划界的方向，决定有关领导回到各自省内去勘察。这就确定了黄正清的第二次玛曲之行。出发前，省委第一书记汪锋接见了参加会议的甘肃同志，并反复交待到甘南后要深入群众，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倡“三不“（不杀、不捕、不斗）主义，群众有什么意见都让提。1962年8月27日，解决甘、青两省边界纠纷的甘肃工作组,在组长张鹏图、副组长黄正清的率领下,首先到夏河县，陪同的工作组成员有赵子康和州畜牧处处长年智仓（藏）及工作人员共27名。当时，张鹏图和黄正清都在该县召开的人代会上讲了话。张在会上宣布说:“所有寺院都可以开放”。8月31日，张鹏图因事返回兰州。临行前指令黄正清代理组长，赵子康任副组长兼党组书记。9月1日，工作组一行到达州府合作，与州委第一书记孙久德等领导同志交换了意见。孙对黄说:''黄副塔长，你这次来的很好，希望下去后不仅要了解草山纠纷问题，而且要进行多方面的工作，能去的地方多去些。”并说:“现在许多藏民群众都来拉卜楞朝拜，生产受影响。有些群众不听干部的话,还有打干部的现象，也希望你管一管。”
  9月3日，黄、赵等人在甘南军分区政委慕明君的陪同下，前往玛曲县，途经夏河县的阿木去乎乡和碌曲县的玛艾乡时，许多群众夹道欢迎，并敬献哈达和赠送礼品，均被黄正清谢绝。5日在赴玛曲的途中，赵、慕两人对黄说:“群众来献哈达、酥油，你都退回去了，这样做群众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这次来是做群众工作的，你这是脱离群众，应该按照你们藏族的传统礼节办事”。黄觉得有理，就接受了这个意见。中午，当汽车行至玛曲县尼玛乡时,黄正清等人受到几百名群众的骑马列队欢迎，并进帐篷就餐，也按规俗对磕头的群众摸了顶。到玛曲县城后，县委书记黄建业、县长俄项（藏）等率领机关干部夹道欢迎。欧拉等乡的群众也骑马赶到，大家鸣枪、放鞭炮，表示迎接。有的头人献哈达、送酥油、羊肉等，黄正清在多次拒收无奈的情况下，经与赵子康和县上领导商定，收下了群众的礼物（后交给了县委食堂）。9月7日，黄、赵应邀参加县人代会和政协会，并讲了工作组的来意和解决甘青边界草山纠纷的五条原则。从9日起，工作组先后到尼玛、欧拉、藏科、阿万仓、曼日玛、采日玛6个乡进行长达1个多月调查研究和了解情况，召开群众大会、干部会、民主人士座谈会等27次。黄正清接见群众28,000多人次。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提出要求：第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二，加强民族团结，密切干群关系；第三，维护藏区的社会稳定,揭发和制止坏人坏事,保护牲畜，打击偷盗；第四，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反对和制止单干；第五，在牧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第六，肯定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工作组还根据省委书记汪锋关于提倡“三不”主义和“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的指示精神，鼓励干部群众大胆提出批评意见。对群众提出的如“全部开放玛曲寺院”、“准假去拉卜楞寺念经”等问题，黄、赵2人都和县委领导作了研究讨论,取得共识后，当众作了答复：一是干部作风问题，由县委负责经过调查取证后予以解决。二是满足群众正当的宗教活动需求问题，立即开放3座寺院。三是关于群众要求去拉卜楞寺院念经问题，为不影响畜牧业生产，黄正清提出由他代收并转送群众给拉卜楞寺的布施，也得到其他领导同志的赞许。由此，黄代收了所有群众给拉寺的布施，共计人民币1.2万元，白洋4000多枚,银元宝40个，酥油3000公斤，曲拉（奶酪）1500公斤。这些财物以后都由黄正清如数交给了拉卜楞寺管理委员会。
  当时，在各乡的群众大会上，也有一些坏分子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他们竭力攻击基层干部，不要“穷人”当领导，主张土官头人重新上台统治。同时还替反革命分子翻案，企图全盘否定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胜利成果，复辟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对此，工作组和黄正清本人，以及在场的许多积极分子与干部群众都进行了批驳和反击，从而使广大干部群众明辨是非，受到了教育。1962年10月6日，工作组和黄、赵一行,在完成对甘青边界草山的实地勘查任务和做了大量群众工作之后，返回玛曲县城。10月12日，黄正清在合作向甘南州委、州人委通报了玛曲之行的工作情况后回到兰州。从而结束了他的第二次玛曲之行。
  不公正的对待
  1962年12月，全省县委书记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领导让黄正清去旁听甘南州各县委书记的工作汇报。会上有的县委书记反映黄正清到甘南走了一趟后，群众就不听干部的话了。有的说黄正清到甘南后，搞了封建复辟活动。省委书记汪锋让黄正清解释这件事。黄正清如实地谈了去甘南的情况，并声明：所有的事情都是和赵子康副书记商量后办的，他个人没有单独处理过任何问题。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稿，也是用汉文写的，并经赵子康审阅过。半月之后，省委收到赵子康从合作的来信，信中写的和黄正清谈的完全一致，所以当时省委没有追究黄的任何问题。
  1963年5月，省委某负责同志到玛曲县调查情况返兰后，与另外几名领导共同找黄正清谈话，说黄去了玛曲等地后，“旧社会又回来了“寺院统统开放，和尚也多了县、乡基层干部对他在各地的活动极为不满”。并说，下面反映的问题十分突出和严重，黄、赵2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有必要对他俩进行适当的处理。是年7月，省委责令黄、赵2人在甘南州人代会、政协会上分别作了检讨。同年8月，省委在向中央和西北局呈报的《关于黄正清在玛曲等地进行活动的情况报告》中，列举了黄正清甘南之行的“五大罪状”，总括起来是:“支持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证明了黄正清农奴主的阶级本质并未改变，仍不甘心放弃本阶级的利益，不甘心农奴主阶级灭亡的表现”，是"一有机会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复辟”。对赵子康列举的错误是:在陪同黄正清下基层时，“缺乏应有的政治警惕，同意了黄的一些错误做法，对反动分子刮起的反共、反人民的黑风，没有及时批驳,对他们的复辟活动未能及时给予严厉打击，客观上助长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此后，省委决定对黄、赵2人进行内部批判教育。在1964年和1965年的省、州人代会上对黄正清进行了批判斗争。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黄正清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冠以“阴谋组织叛乱罪”、“封建复辟罪”揪了出来。同年5月28日，省委在给中央和西北局的甘发(1966)231号文件中，列举了黃正清解放后的所谓“十大罪状”，并作出结论:“肯定黄正清不仅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在解放后继续进行罪恶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甘南历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总祸根”。此后，黄正清被抄家搜出黄金20多公斤和大量财宝，多次遭到残酷的批斗和毒打。1972年6月，甘肃省革委会保卫部宣布逮捕黃正清，押到天水看守所囚禁，直到1977年3月被释放。与此同时，州委副书记赵子康，也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中，被“造反派”非法夺权，诬蔑为甘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其主要“罪状”就是在1962年的玛曲之行中，支持、纵容黄正清搞“封建复辟活动”。由此，赵子康遭受了长达两年之久惨无人道的摧残和迫害，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损伤，导致这位放羊娃出身的共产党员、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陕北老干部、甘南各级领导干部的楷模、党的优秀民族工作者，在刚刚得到“解放”,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不久，尚未看到"四人帮”覆灭的下场，就于1975年10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平反昭雪
  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的1977年3月，在省委的过问下，黄正清结束了5年之久的监狱生活，回到兰州。但释放证上仍写着：“黄正清以现行反革命罪关押，现宽大释放”。1978年，在省委的又一次关怀过问下,省人民法院宣布推翻了过去强加在黄正清头上的所谓"阴谋组织叛乱”、“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并将抄家拿去的财物，进行折价退赔。是年，黄正清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当选为甘肃省副省长。
  1982年2月22日，中共甘肃省委为黄正清和赵子康1962年的玛曲之行进行彻底平反，在省委发(1982)13号文件《关于为黄正清同志问题平反的通知》中，详尽地叙述了黄正清和赵子康20年前玛曲之行的工作情况,肯定地指出：“黄正清同志1962年去甘南玛曲工作是由省委决定派去的，所进行的一切工作，省委领导同志事前有具体指示和交待，甘南州委领导同志也有具体建议和要求。黄正清同志和赵子康同志不仅较好地完成了解决甘、青边界纠纷的工作任务，而且还做了许多群众工作，对加强民族团结，密切干群关系，稳定群众情绪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事实上，黄正清同志在玛曲工作中并没有搞封建复辟活动的问题。因此,1964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黄正清同志所进行的批判斗争和处理都是错误的。经中央同意,1964年省委认定黄正清同志'阴谋组织叛乱，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问题,1978年已作出了复查平反结论。对1962年认定的所谓'在甘南大搞封建复辟活动'的问题，经这次复查认定，都应予以彻底平反，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对因黄正清、赵子康2人的问题受到株连的，也应一律平反纠正。有关档案材料应按中央规定予以清理销毁”。省委的这份文件, 发至县级，在甘南州和正宁县则发至公社一级，以彻底消除过去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至此，黄、赵2人的1962年玛曲之行，才有了 —个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党和人民给了他们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