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在1957年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下，党为了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于当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不但改变了八届一中全会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在经济建设上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方针，而且提出在经济领域里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强调在生产战线上全国来一个大的跌进。这就是“大跃进”的先声。1957年11月，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中国15年内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这年冬季,全国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 “右”倾思想，同时在广大农村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生产高潮，揭开了 “大跌进”的序幕。1958年1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批判右倾保守，批判教条主义，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认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并号召全国各地、各部门要“拔白旗，插红旗”。指责当时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观望态度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白旗”等。这样大大助长了浮夸不实之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在全党全国膨胀起来。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是全国“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在中国农村“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认为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认真实践和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样,把正在全国兴起的全面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了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思潮，严重地在全国各地泛滥开来。甘南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正是在全国的这种大氛围中进行的。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以钢为纲”——全州压倒一切的中心是大炼钢铁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于是在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全州由州委、县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约8万多人找矿炼铁、炼铜等，共建起16,000多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铜、炼锑等。这样，从农区到牧区，从机关到学校，从沿江河畔到峡谷山脚，到处高炉林立，火焰熊熊。同时，全州还以钢铁为中心,各行各业大搞水利建设,大搞深翻土地,大搞积造肥料,大搞农具改革等运动，真正形成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到处都在放“卫星”，射“火箭”。到年底，全州仅炼出生铁30余吨，粗铜8.7吨。采掘铅矿石8000多吨,锑矿粉6000吨，采煤7000多吨。这种完全违犯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规模、低质量、群众性的盲目蛮干，得不偿失，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和生产发生困难，农牧区的矿产资源和生产力也遭到破坏。
  “以粮为纲”——全州到1960年垦荒种粮6.7万公顷
  八届二中全会后，以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个方面开展起来。农业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在3年、5年或一二年内达到12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据此，州委、州政府提出“大力发展垦荒事业，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到1960年完成垦荒100万亩（注：约6.7万公顷）”的任务，要求“牧业公社都要实现粮食自给”,这样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高指标带来高估产。于是从1958年夏季以后，全州各地兴起了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热潮。有的县、社提出“苦战二三年,1年过黄河（粮食亩产200公斤），三年跨长江（粮食亩产400公斤），10年变成千斤县（粮食亩产500公斤）”的口号，报刊舆论大力宣传鼓吹，城乡贴出大幅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浮夸吹牛,虚报高产，在各地蔚然成风。其结果全州连一项指标都未达到，特别是草原垦荒约1.8万公顷，对以后的牧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一步登天”——甘南是全省最先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地区之一
  全国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就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体制。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实质上是搞“一平、二调“。州委、州政府当时在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冲击下，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试点，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更不了解社会主义还有低级、初级和高级阶段之分，因而忽视了客观事物和经济发展的规律，脱离甘南的民族和地方特征,短期内盲目地在全州建立人民公社47个，其中由个体畜牧经济“一步登天”地建成牧区（包括半农半牧区）人民公社27个。当时甘南所建的农牧区人民公社,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一是政社合一的领导体制。甘南农牧区刚开始建立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是一乡一社，后来每2至3个乡合并为1个人民公社。一切生产资料、财产归公社所有，连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家禽、果树、房屋、家具和劳动工具等，都收归社有，在全社范围內实行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使用。各人民公社设立党的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党委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管委会设办公室、农村部（畜牧部）、工交部、基本建设部、文教卫生福利部、财政贸易部、武装保卫部。各部（室）配专（兼）职部长（主任）和干事（秘书）各1人。公社以下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生产全由生产大队管理，它是进行经济核算的基本单位。生产队是组织劳动力的基层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这种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不仅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而且是党在农区和牧区的基层政权组织机构。这种体制的形成,使农牧民的集体经济直接受控于国家政权，为行政干预经济开通了渠道,更加便利于公社领导用行政手段来指挥一切，其结果助长了 “五风”的盛行和泛滥成灾。
  二是带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色彩的供给制度。伴随着全州农牧区47个人民公社的建立，各地实行部分供给制的分配原则，纷纷大办公共食堂3000多个，全部实行伙食供给制。提倡“吃饭不要钱”，“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一不记帐，二不收款”。基本上是1个生产队或1个自然村，办1个公共食堂。起初，由于动员社员把家中积存的粮食、面粉、食油、肉类统统拿到食堂，共同食之,“大锅饭”曾一度调剂得很不错。一般在三五天内不吃重复饭，个人吃多、吃少也不限量，并且“对外实行开放”,邀请过路行人吃了饭，既不问姓名，也不收钱，只是留下“满意不满意"的意见就行了。从1958年的10月到12月底，经过两个多月的大吃大喝，全州各地公共食堂的粮食就越来越少了，“大锅里的饭”也越来越稀了。到1959年夏,各公共食堂迫不得已地实行“按人定量低标准，瓜菜代“，粮菜混吃，以菜为主。延续到1960年初，口粮标准降至每人每天0.25公斤，有的为0.2公斤左右。很多食堂濒于“无米下锅”的窘境,顿顿吃“清拌汤”，清得能照见人影，导致了以后各地普遍出现因营养不良的饥荒和人畜非正常死亡现象。
  大办公共食堂，并非出自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心愿，而是为“上逼、下压”的形势所迫，大势所趋。而且各食堂组建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大都在3至5天内建成开灶，有的一夜之间就搭灶开伙。当时组建公共食堂的宗旨是“便于领导，便于群众，有利于学习、生产和工作，有利于培养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结果适得其反，致使食堂规模愈办愈大，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在一个食堂吃大锅饭。有的人去食堂吃顿饭得走一二公里，半个多小时。恰恰是浪费了时间和人力，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影响了社员的生活，造成群众普遍比较畏惧和反感的心理负担。当时，甘南各地实行以大办公共食堂为主要标志的粮食供给制，否定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挫伤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州各地不论“超产队、平产队、减产队，社员的口粮都是一个标准”,“无论人多劳少、人少劳多的家庭和劳动好坏的个人，都吃一个样的饭”。这种不顾客观条件的可能性，否认我国当时城乡物质产品还不丰富的现实，人为地大搞平均主义，缩小各个“差别”，过所谓的“共产主义生活”,无偿平调社员生活粮、油、肉的做法，引起了农牧民群众的极大不满。类似这样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按需分配”原则，一方面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物质现实，另一方面取消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另外，生活资料实行供给制后，由于供给比例过大，反而助长了一些人“不劳而获”的懒汉思想。
  三是军事化的组织管理体系。甘南农牧区的人民公社都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把16岁至40岁的男女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团，由公社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农牧业生产劳动。全州共编了53个团，216个营,875个连。分别在各县、社的统一调动下，兴修水利，大炼钢铁，深翻土地，积肥造田，进行秋收打碾等突击性的生产。另外，在县或社的范围内，还经常搞“共产主义大协作”，领导指挥到哪里，群众就大干、夜干到哪里，完不成任务“不准收兵”。这样，完全用指挥作战打仗的方法，进行农牧业生产活动,是极不适合时宜的。
  总之，甘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同全国一样,是党在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是有它的由来的。当时，党的主要领导者之所以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尽最大努力地把建设搞得快一点。这种可能性当时也确实存在。它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符合当时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愿望的。起初，全国人民破除迷信，丢掉自卑感，奋发努力，为振兴民族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民众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这也是应该肯定的。但由于党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党内许多领导者虽然具有进行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而往往在转向领导经济工作的时候，很容易采用领导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时的方式和办法，其目的是为了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但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特别在全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由于“反右倾”而迅速结束后，许多党的领导者只看到它胜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因急促、粗糙所遗留下的诸多问题，反而增强了加快建设和加速前进的自信心。对当时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所出现的偏差和混乱，许多同志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而是把它们往往看成是形势发展的支流,前进中难免要付出的代价。而不懂得只有正确地领导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取得更大的建设成果。反之，任何违背客观规律和自然规律的一切做法，不论是夸大的，或是虚假的，都会给经济生产带来破坏性的结果，终将真正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当时，在甘南藏区党内外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中，有些人在平叛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面前，盲目乐观，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对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联系实际地掌握运用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也认识不够。再加上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之后，家长制、“一言堂”、“排斥异己”等作风盛行。这样，就产生了单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毕其功于一役”，也就成为当时很难避免的了。结果“欲速则不达“，造成当时甘南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事业及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陷于相当艰难的严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