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从1960年冬天以后,党开始正视现实,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民经济发展的不良趋向和国内政治关系，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实事求是地纠正。党中央向受“五风”较严重的甘南舟曲县派遣工作组。省委又指派黄正清、赵子康俩人专程到玛曲等地检查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同时，州委停止了在“牧区大办农业”和“草原大垦荒”的错误做法，恢复了 “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在工农业和文教卫生等战线,全面贯彻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放宽农牧区的经济政策，给广大农牧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很快扭转了困难局面，基本恢复和整顿了农牧业生产秩序。在此基础上，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州委认真总结10年来的经验教训。
  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在1957年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下，党为了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于当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不但改变了八届一中全会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在经济建设上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方针，而且提出在经济领域里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强调在生产战线上全国来一个大的跌进。这就是“大跃进”的先声。1957年11月，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中国15年内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这年冬季,全国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 “右”倾思想，同时在广大农村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生产高潮，揭开了 “大跌进”的序幕。1958年1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批判右倾保守，批判教条主义，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认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并号召全国各地、各部门要“拔白旗，插红旗”。指责当时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观望态度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白旗”等。这样大大助长了浮夸不实之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在全党全国膨胀起来。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是全国“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在中国农村“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认为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认真实践和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样,把正在全国兴起的全面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了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思潮，严重地在全国各地泛滥开来。甘南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正是在全国的这种大氛围中进行的。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以钢为纲”——全州压倒一切的中心是大炼钢铁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于是在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全州由州委、县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约8万多人找矿炼铁、炼铜等，共建起16,000多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铜、炼锑等。这样，从农区到牧区，从机关到学校，从沿江河畔到峡谷山脚，到处高炉林立，火焰熊熊。同时，全州还以钢铁为中心,各行各业大搞水利建设,大搞深翻土地,大搞积造肥料,大搞农具改革等运动，真正形成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到处都在放“卫星”，射“火箭”。到年底，全州仅炼出生铁30余吨，粗铜8.7吨。采掘铅矿石8000多吨,锑矿粉6000吨，采煤7000多吨。这种完全违犯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规模、低质量、群众性的盲目蛮干，得不偿失，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和生产发生困难，农牧区的矿产资源和生产力也遭到破坏。
  “以粮为纲”——全州到1960年垦荒种粮6.7万公顷
  八届二中全会后，以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个方面开展起来。农业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在3年、5年或一二年内达到12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据此，州委、州政府提出“大力发展垦荒事业，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到1960年完成垦荒100万亩（注：约6.7万公顷）”的任务，要求“牧业公社都要实现粮食自给”,这样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高指标带来高估产。于是从1958年夏季以后，全州各地兴起了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热潮。有的县、社提出“苦战二三年,1年过黄河（粮食亩产200公斤），三年跨长江（粮食亩产400公斤），10年变成千斤县（粮食亩产500公斤）”的口号，报刊舆论大力宣传鼓吹，城乡贴出大幅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浮夸吹牛,虚报高产，在各地蔚然成风。其结果全州连一项指标都未达到，特别是草原垦荒约1.8万公顷，对以后的牧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一步登天”——甘南是全省最先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地区之一
  全国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就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体制。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实质上是搞“一平、二调“。州委、州政府当时在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冲击下，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试点，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更不了解社会主义还有低级、初级和高级阶段之分，因而忽视了客观事物和经济发展的规律，脱离甘南的民族和地方特征,短期内盲目地在全州建立人民公社47个，其中由个体畜牧经济“一步登天”地建成牧区（包括半农半牧区）人民公社27个。当时甘南所建的农牧区人民公社,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一是政社合一的领导体制。甘南农牧区刚开始建立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是一乡一社，后来每2至3个乡合并为1个人民公社。一切生产资料、财产归公社所有，连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家禽、果树、房屋、家具和劳动工具等，都收归社有，在全社范围內实行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使用。各人民公社设立党的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党委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管委会设办公室、农村部（畜牧部）、工交部、基本建设部、文教卫生福利部、财政贸易部、武装保卫部。各部（室）配专（兼）职部长（主任）和干事（秘书）各1人。公社以下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生产全由生产大队管理，它是进行经济核算的基本单位。生产队是组织劳动力的基层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这种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不仅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而且是党在农区和牧区的基层政权组织机构。这种体制的形成,使农牧民的集体经济直接受控于国家政权，为行政干预经济开通了渠道,更加便利于公社领导用行政手段来指挥一切，其结果助长了 “五风”的盛行和泛滥成灾。
  二是带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色彩的供给制度。伴随着全州农牧区47个人民公社的建立，各地实行部分供给制的分配原则，纷纷大办公共食堂3000多个，全部实行伙食供给制。提倡“吃饭不要钱”，“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一不记帐，二不收款”。基本上是1个生产队或1个自然村，办1个公共食堂。起初，由于动员社员把家中积存的粮食、面粉、食油、肉类统统拿到食堂，共同食之,“大锅饭”曾一度调剂得很不错。一般在三五天内不吃重复饭，个人吃多、吃少也不限量，并且“对外实行开放”,邀请过路行人吃了饭，既不问姓名，也不收钱，只是留下“满意不满意"的意见就行了。从1958年的10月到12月底，经过两个多月的大吃大喝，全州各地公共食堂的粮食就越来越少了，“大锅里的饭”也越来越稀了。到1959年夏,各公共食堂迫不得已地实行“按人定量低标准，瓜菜代“，粮菜混吃，以菜为主。延续到1960年初，口粮标准降至每人每天0.25公斤，有的为0.2公斤左右。很多食堂濒于“无米下锅”的窘境,顿顿吃“清拌汤”，清得能照见人影，导致了以后各地普遍出现因营养不良的饥荒和人畜非正常死亡现象。
  大办公共食堂，并非出自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心愿，而是为“上逼、下压”的形势所迫，大势所趋。而且各食堂组建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大都在3至5天内建成开灶，有的一夜之间就搭灶开伙。当时组建公共食堂的宗旨是“便于领导，便于群众，有利于学习、生产和工作，有利于培养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结果适得其反，致使食堂规模愈办愈大，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在一个食堂吃大锅饭。有的人去食堂吃顿饭得走一二公里，半个多小时。恰恰是浪费了时间和人力，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影响了社员的生活，造成群众普遍比较畏惧和反感的心理负担。当时，甘南各地实行以大办公共食堂为主要标志的粮食供给制，否定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挫伤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州各地不论“超产队、平产队、减产队，社员的口粮都是一个标准”,“无论人多劳少、人少劳多的家庭和劳动好坏的个人，都吃一个样的饭”。这种不顾客观条件的可能性，否认我国当时城乡物质产品还不丰富的现实，人为地大搞平均主义，缩小各个“差别”，过所谓的“共产主义生活”,无偿平调社员生活粮、油、肉的做法，引起了农牧民群众的极大不满。类似这样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按需分配”原则，一方面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物质现实，另一方面取消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另外，生活资料实行供给制后，由于供给比例过大，反而助长了一些人“不劳而获”的懒汉思想。
  三是军事化的组织管理体系。甘南农牧区的人民公社都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把16岁至40岁的男女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团，由公社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农牧业生产劳动。全州共编了53个团，216个营,875个连。分别在各县、社的统一调动下，兴修水利，大炼钢铁，深翻土地，积肥造田，进行秋收打碾等突击性的生产。另外，在县或社的范围内，还经常搞“共产主义大协作”，领导指挥到哪里，群众就大干、夜干到哪里，完不成任务“不准收兵”。这样，完全用指挥作战打仗的方法，进行农牧业生产活动,是极不适合时宜的。
  总之，甘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同全国一样,是党在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是有它的由来的。当时，党的主要领导者之所以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尽最大努力地把建设搞得快一点。这种可能性当时也确实存在。它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符合当时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愿望的。起初，全国人民破除迷信，丢掉自卑感，奋发努力，为振兴民族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民众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这也是应该肯定的。但由于党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党内许多领导者虽然具有进行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而往往在转向领导经济工作的时候，很容易采用领导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时的方式和办法，其目的是为了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但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特别在全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由于“反右倾”而迅速结束后，许多党的领导者只看到它胜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因急促、粗糙所遗留下的诸多问题，反而增强了加快建设和加速前进的自信心。对当时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所出现的偏差和混乱，许多同志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而是把它们往往看成是形势发展的支流,前进中难免要付出的代价。而不懂得只有正确地领导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取得更大的建设成果。反之，任何违背客观规律和自然规律的一切做法，不论是夸大的，或是虚假的，都会给经济生产带来破坏性的结果，终将真正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当时，在甘南藏区党内外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中，有些人在平叛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面前，盲目乐观，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对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联系实际地掌握运用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也认识不够。再加上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之后，家长制、“一言堂”、“排斥异己”等作风盛行。这样，就产生了单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毕其功于一役”，也就成为当时很难避免的了。结果“欲速则不达“，造成当时甘南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事业及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陷于相当艰难的严峻局面。
  二、中央工作组在舟曲
  1958年至1961年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和工作中的失误，再加上连续3年的特大自然灾害等原因，全国粮食总产大幅度下降，城市、农村人民的口粮急剧减少。当时农村每人每天供应0.2至0.25公斤粮食，并大搞“代食品”，以“瓜菜”来弥补粮油的不足。甘肃城乡人民的生活更是困难，特别在农村粮食连年减产，加上征购粮任务太重，致使许多生产队仓里无粮,农民家中的存粮又被全部搜集到公共食堂，集体食用而光。这样,造成了农村患营养不良疾病的人大量增加,许多老弱病残者因饥饿而不幸死亡，不少农民逃荒、乞讨而外流。甘南的情况也是如此，仅农业人口就由1958年的32.92万人，下降到1961年的27.3万人。3年中减少5.62万人。特别是以农业为主的舟曲县（龙迭县）更为严重，从1958年至1960年间，全县非正常死亡1.2万余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9.43万人的12.7%。不仅人死，而且大量家畜也病亡，仅大牲畜就死了1.41万头（匹），占全县牲畜总数的37%。从而严重破坏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舟曲（龙迭）县。针对全县突出的重大问题，开展整风整社运动。从1961年5月开始到1961年8月底结束，历时3个多月。在中央工作组的主持下，龙迭县的整风整社运动取得了明显效果，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全县在“五风”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
  1959年元月1日，舟曲县改为龙迭县，当时共有9.4万人。由于受全国大气候的影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的袭击，龙迭县在以下5个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一是县委主要领导不能原原本本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在“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化风）盛行中，龙迭县委没有及时地把党中央关于纠偏的政策向全县人民宣传，如党中央的两次郑州会议、式汉会议和上海会议，及1959年4月毛泽东的六条指示信，都未向干部群众传达贯彻，因而不能及时纠正一些工作中的偏差，致使粮食连年减产，群众生活发生困难。仅1960年就比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减少了407万公斤。农村农户普遍有口粮“断顿”的现象，出现了吃榆树皮、草根、野菜等饥荒。因公购粮任务一年比一年加重，迫使农民偷吃“瞒产粮”、欠“瞒产债”，偷盗集体粮食成了农村的普遍现象。因库存无粮，社队干部难以安排群众生活，造成了社员因饥饿而死亡。仅1960年全县非正常死亡9000多人，还有2000多人流浪乞讨他乡。同时，有的县直单位和社队干部对一些干部和群众，私设公堂，大搞逼、供、信。有的被罚站、撞“大黄”、拔头发、钉竹签、“炒豆子”等，更为严重的是，铁坝公社还出现了“埋活人”的惨无人道现象。这样，迫使许多老百姓在当地无法生活下去。二是在干部政策方面，打击、排斥敢于说实话的人。特别对那些在“大鸣、大放”中讲了老实话或提了意见者，全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予”、“反党分子”。如干部高世清说了“龙迭县不如以前”的话，就给他定了8条罪状，开除党籍，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基层干部豆生璞反映农村饿死了人，有的社员煮吃皮鞋，就被撤职查办。县卫生科长杨作祥呈报许多群众因饥饿得了浮肿病，就诬定他“反对大跃进”，不让参加有关会议。有好几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和参加过中印边境反击自卫战的老党员、老干部被整了下去。据统计，从1958年至1960年全县无辜受处分的干部达200多人，经初步查明整错了的就有80人，绝大多数是并没有犯原则性错误而被冤屈了的人。而对那些善于拍马奉承的却视为是“好干部”。如大川公社党委书记是全县有名的违法乱纪人物，却作为骨干分子重用培养。城关公社一名富农出身的管委会副主任，群众称之为“恶霸镇长”；龙迭县最有名的一家大地主的儿子，在读师范时混入共青团后，得到校长的重用，经常克扣学生口粮，甚至打骂、污辱女学生;县医院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会计，经常克扣病人的口粮，贪，亏粮票达500公斤，人民币600多元。三是有些单位的领导政策观念差，工作极不负责任。县公安局在州委提出“阶级敌人一露头就打”中，把一名14岁的小孩，因割了牛尾巴而逮捕起来。县公安局副局长和犯人睡在一起，让犯人代替其干工作，并将犯人当通讯员和保姆使用，还经常请囚犯吃饭。有位民警唆使犯人偷盗县木材厂木板200多块，甚至有个股长想把枪支发给囚犯。县监所虐待犯人的事件屡有发生,造成犯人的成批死亡。县医院的管理制度也异常混乱，病人住院没设病历，听到中央工作组要来时，才连夜赶写。院长每天值班不到两小时就擅自离岗。有的医生拿病人的生命当儿戏，随意开刀，错做手术和错打针药，酿成多起医疗事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四是有的县直机关贪污成风，违法乱纪现象严重。管理财物的单位有的人抬高物价，套购食品，倒换其他商品在“黑市”上出售。县银行的26个干部中有19个犯有贪污问题，金额多的达800余元,一般平均每人100元左右。县、乡各商店中的营业员违法乱纪严重。如铁坝乡一个分销店的主任把一个小孩绑在门柱上示众。县邮电局的一名会计任职仅7个月就贪污现金400多元。有个乡邮员多次私自拆毁信件，盗取粮票8.5公斤，人民币15元，保价信24件，邮包6个。所有这些问题，都得不到及时处理，有的愈演愈烈，给龙迭县人民酿成了一场灾难。
  中央工作组整风整社经过
  为扭转龙迭县的严重局面，及时挽救因天灾人祸而处身艰难困苦中的9.4万各族人民，党中央于1961年5月派出了由史苍元、邹振华、孙志祥、李有、杨生浚5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进驻龙迭县，开展工作。中央工作组协同州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冯宝俊、新任龙迭县委书记赵生鹏、常委郑绍云等八位同志，组成中央工作组整风整社领导小组，采取先整社，后整风的办法,在全县开展整风整社工作。
  中央工作组的第一步重点是对城关公社和南关、西关、北关、井坪、阳山、端山、金光、江盘8个生产队进行整顿。各生产队均成立了贫雇农委员会，整社期间一切权力归贫雇农委员会。在中央工作组的领导下，龙迭县的整社工作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广泛动员宣传群众揭发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划定干部类型，确定生产队的性质，清除混入干部队伍的阶级异己分予，撤换不称职的党支部书记，法办了一名篡夺领导权、对群众进行残酷压迫和打击报复的地主分子。第二，健全基层领导班子，使领导权真正掌握在可靠的骨干分子手中。工作组领导发动群众向不法干部展开斗争。对已定性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予，反复向他们交待政策，进行说理斗争。第三，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积极挽救犯错误的干部。工作组对干部中犯有严重官僚主义的,视其情节和认识程度，以分别召开“干部整风会”、“干群团结会”和个别谈话的方式，使其认识错误，痛改前非，认真、细致地帮助教育他们纠正思想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第四，工作组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60条》、《12条》等文件，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上海会议、郑州会议、武汉会议精神，清理各生产队中的平调问题。对于假借“大跃进”之名随意拿了群众东西的人，动员他们迅速退赔，作到物归原主。第五，搞好组织建设,巩固已取得的成果。中央工作组结合各队的实际，给广大社员广泛宣传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揭摆坏人掌权的危害，在实践中注意选拔培养积极分子，通过民主选举,各队产生了能为群众办好事的领导班子。
  在中央工作组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整社运动，各队不但选出了群众信任的干部，而且比较扎实地安排群众的生活和生产，调动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使农村面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金光生产大队在整社前全队679人中就有病号207人，每天出勤最多时有129人，夏季庄稼没人管务，秋收没有多少收益，老百姓都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全队有177户人家做了83口棺材，作好了死的准备。整社后，工作组认真安排群众的生活，劳动出勤率由原来的39.3%上升到98.6%。患营养不良等病症的人由原来的207人下降到6人。群众的劳动热情比较高涨，都表示要搞好生产，争取完成1961年的公购粮任务。
  从1961年5月21日开始，中央工作组对23个龙迭县直机关单位,进行了3个多月的整风整顿，参加人员共有369人。工作组深入发动群众，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召开各种座谈会的形式，揭摆各单位的问题，并对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对犯有错误的干部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予以处理。经过整风,在县直各单位参加整风的369人中，初步确定阶级异己分子5人,蜕化变质分子7人，贪污分子7人，严重违法乱纪者5人，官僚主义分子18人，共计42人，占参加整风总数的11.3%。另外，还有犯一般性贪污、偷盗等错误的32人，均给予批评教育。与此同时，中央工作组大抓县直各单位的组织、思想、制度建设，使县直机关的工作面貌有了新的起色。
  整风整社取得的明显成绩
  龙迭县的这次整风整社，中央工作组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有关整风整社指示精神,特别是认真宣传贯彻《60条》，并始终坚持把整风整社和农业生产、机关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重大问题，从调查研究入手，扎扎实实地予以解决,贏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信赖与支持，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改善了干群、党群关系，使全县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工作组在龙迭县领导进行的这次整风整社运动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它主要表现在：一是严厉打击了坏人坏事，夺回了部分社队和县直机关的领导权，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基层的人民民主专政。二是全面宣传和贯彻执行中央的《12条》、《60条》等，基本上煞住了泛滥成灾的“五风”，改变了干部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进而密切了干群关系，调动了全县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四是整顿和建立健全党团组织，纯洁干部队伍，吸收和选拔了一批优秀分子入党、入团和参加到干部队伍中来。在全县干部中树立了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风尚。五是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组织领导,扎实安排群众的生活，进一步稳定了社会治安。
  总之，在龙迭县人民遭受苦难之际，中央工作组受党中央的调遣，来到舟曲。他们置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第一位，深入调查研究，扎实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在短期内解决危及人民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取得了明显效果。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龙迭县人民的无比关怀和爱护。同时，中央工作组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影响。使舟曲县人民永世难以忘怀。他们永远铭记着中央工作组在危难时刻，为挽救阶级弟兄而忘我工作的恩情，也激励着全县人民在跨入新世纪的征途上，为建设幸福、美好的家园，励精图治，不断前进。
  三、1962年黄正清、赵子康的玛曲之行
  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甘肃塔副省长、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黄正清偕同中共甘南州委副书记赵子康,接受省委主要领导的指派, 两次赴甘南州玛曲县考察。他们在沿途认真宣传党中央制定的农村工作《12条》、《60条》和西北地区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调查了解县情、社情和民情,征询各族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调处了甘、青两省的几起草山边界纠纷，这对于稳定甘南牧区的局势，缓和曾一度趋于紧张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增强民族间的团结，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进而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在以后的城乡“四清”运动和“文革”中，黄、赵2人的玛曲之行被诬定为“阴谋组织武装叛乱”、“大搞封建复辟活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等，致使两人遭到多年的批斗。黄正清由此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入狱劳动改造达5年之久。赵子康被定为"甘南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心健康受到很大摧残，导致他年仅57岁时不幸早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和州委对黄正清、赵子康进行平反昭雪，彻底推翻强加给他俩的诬蔑不实之词，肯定了1962年玛曲之行的成绩，恢复了俩人的名誉和黄正清的职务，重新树立起党在牧区和广大牧民中的崇高威望。
  背景和由来
  1962年前后，世界形势动荡不安，中国周边的局势日趋紧张。国际反动势力掀起了反华浪潮，美国以式力侵略威胁中国，蒋介石不断派遣特务窜犯大陆，中苏两党严重对立，中印边境爆发冲突。国内形势也异常严峻复杂,特别是甘南藏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对抗相当尖锐、激烈，人们思想混乱，社会治安不稳定，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一是由于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扩大化，致使一大批群众和干部尚在蒙冤受屈，有的在服刑坐牢和被监督改造，属于专政对象。二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五风”还没有得到完全纠正，仍然滋生着消极影响。三是自1958年以来改变了甘南牧区“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采取“草原大开荒”、“牧业社实现粮食自给”的错误做法，给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造成巨大损失及困难。四是对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统战政策等方面存在的偏差，尚未得到正视和彻底纠正。五是极少数不甘心失去封建统治特权的封建牧主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凭借3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和干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妄图滋事生非。由此，整个甘南藏区，尤其像玛曲这样偏远落后的牧区，情况就更为复杂，完全有必要由省、州党政领导去认真加以解决。
  首赴玛曲
  1962年5月初，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和民族委员会会议的黄正清,接到在京的甘肃省副省长马青年转达省委第一书记汪锋的电话通知,说甘南藏区有些谣言，要搞叛乱，叫黄正清赶快回省。于是，黄于5月2日紧急返回兰州，在当面接受省委主要领导的指示后，立即来到甘南州府合作。5月12日，根据省委的指示要求，中共甘南州委成立了以州委常委、副州长杨培发为组长，副州长卢世仁和王如东、罗发辉为成员的州委工作组，随同黄正清前往玛曲、碌曲、迭部、夏河4个县调查了解情况。此行共走访了84个点，历时30天。他们每到一县，都向县委、县人委负责同志传达省委的指示，听取汇报，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座谈会。在夏河县召开了8个乡镇的群众大会，广泛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意见，并没有发现甘南藏区有叛乱的迹象，而是发现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一是由于1958年后将甘南的大片草山划给青海、四川两省（仅玛曲县就划出草山50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近1/2）,和采取"草原大垦荒”的错误做法，再加上畜病、兽害和偷盗严重，造成大量牲畜因过不了“春乏关”而死亡，仅玛曲、碌曲两县在1962年就死亡牲畜5.7万头（匹、只）。二是社会治安极不稳定。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大肆造谣惑众，暗杀我党政基层干部。1962年4月，卓尼县连续发生杀害县公安局长和政府干部的案件5起，死2人，伤3人。阶级敌人还威胁、策动当地民族干部离职回家，并造谣说:“共产党走了，我们要杀你们，要报仇哩！ ”“现在共产党不行了！ ”“精减下来的人要去印度打仗这次黄正清来是接干部们出去的，谁要不走以后就走不脱了''等等，致使整个牧区人心惶惶，思想混乱，社会秩序不得安定，生产得不到恢复和正常发展。
  黄正清和州委工作组在调查访问的过程中，了解到群众强烈要求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为：一是归还划给四川和青海的草山牧场，迅速解决被占草山的纠纷问题。二是尽快释放在押的错捕囚犯，要求政府允许家属为死者念经超度。三是要求再开放一些寺院，满足大多数信教群众的需求。1962年6月16日，黄正清回到兰州，向省委主要领导详细汇报了初行甘南的情况和目前存在的紧迫问题，引起省委的重视。是年9月，在全省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导下，甘南州委成立了“处理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遗留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派出以州畜牧局副局长辛凤辉为组长的玛曲试点工作团，于9月15日到达玛曲县，传达省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和州委的贯彻执行意见及措施。玛曲县也成立了以县委书记黄建业（藏）和贠志毅等5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下设清案办公室和处理平叛反封建遗留问题办公室，并将曼日玛乡（原乔科公社）定为全县的试点。9月24日，州、县联合工作组赴曼日玛乡开展工作，年终使一大批群众被甄别和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
  二赴玛曲
  1962年7月初，甘、青两省边界纠纷座谈会在兰州召开，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张鹏图、副省长黄正清和甘南州委副书记赵子康参加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商讨甘南州玛曲县欧拉乡与青海省黄南州甘德县之间的草山纠纷问题。会议只明确了划界的方向，决定有关领导回到各自省内去勘察。这就确定了黄正清的第二次玛曲之行。出发前，省委第一书记汪锋接见了参加会议的甘肃同志，并反复交待到甘南后要深入群众，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倡“三不“（不杀、不捕、不斗）主义，群众有什么意见都让提。1962年8月27日，解决甘、青两省边界纠纷的甘肃工作组,在组长张鹏图、副组长黄正清的率领下,首先到夏河县，陪同的工作组成员有赵子康和州畜牧处处长年智仓（藏）及工作人员共27名。当时，张鹏图和黄正清都在该县召开的人代会上讲了话。张在会上宣布说:“所有寺院都可以开放”。8月31日，张鹏图因事返回兰州。临行前指令黄正清代理组长，赵子康任副组长兼党组书记。9月1日，工作组一行到达州府合作，与州委第一书记孙久德等领导同志交换了意见。孙对黄说:''黄副塔长，你这次来的很好，希望下去后不仅要了解草山纠纷问题，而且要进行多方面的工作，能去的地方多去些。”并说:“现在许多藏民群众都来拉卜楞朝拜，生产受影响。有些群众不听干部的话,还有打干部的现象，也希望你管一管。”
  9月3日，黄、赵等人在甘南军分区政委慕明君的陪同下，前往玛曲县，途经夏河县的阿木去乎乡和碌曲县的玛艾乡时，许多群众夹道欢迎，并敬献哈达和赠送礼品，均被黄正清谢绝。5日在赴玛曲的途中，赵、慕两人对黄说:“群众来献哈达、酥油，你都退回去了，这样做群众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这次来是做群众工作的，你这是脱离群众，应该按照你们藏族的传统礼节办事”。黄觉得有理，就接受了这个意见。中午，当汽车行至玛曲县尼玛乡时,黄正清等人受到几百名群众的骑马列队欢迎，并进帐篷就餐，也按规俗对磕头的群众摸了顶。到玛曲县城后，县委书记黄建业、县长俄项（藏）等率领机关干部夹道欢迎。欧拉等乡的群众也骑马赶到，大家鸣枪、放鞭炮，表示迎接。有的头人献哈达、送酥油、羊肉等，黄正清在多次拒收无奈的情况下，经与赵子康和县上领导商定，收下了群众的礼物（后交给了县委食堂）。9月7日，黄、赵应邀参加县人代会和政协会，并讲了工作组的来意和解决甘青边界草山纠纷的五条原则。从9日起，工作组先后到尼玛、欧拉、藏科、阿万仓、曼日玛、采日玛6个乡进行长达1个多月调查研究和了解情况，召开群众大会、干部会、民主人士座谈会等27次。黄正清接见群众28,000多人次。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提出要求：第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二，加强民族团结，密切干群关系；第三，维护藏区的社会稳定,揭发和制止坏人坏事,保护牲畜，打击偷盗；第四，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反对和制止单干；第五，在牧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第六，肯定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工作组还根据省委书记汪锋关于提倡“三不”主义和“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的指示精神，鼓励干部群众大胆提出批评意见。对群众提出的如“全部开放玛曲寺院”、“准假去拉卜楞寺念经”等问题，黄、赵2人都和县委领导作了研究讨论,取得共识后，当众作了答复：一是干部作风问题，由县委负责经过调查取证后予以解决。二是满足群众正当的宗教活动需求问题，立即开放3座寺院。三是关于群众要求去拉卜楞寺院念经问题，为不影响畜牧业生产，黄正清提出由他代收并转送群众给拉卜楞寺的布施，也得到其他领导同志的赞许。由此，黄代收了所有群众给拉寺的布施，共计人民币1.2万元，白洋4000多枚,银元宝40个，酥油3000公斤，曲拉（奶酪）1500公斤。这些财物以后都由黄正清如数交给了拉卜楞寺管理委员会。
  当时，在各乡的群众大会上，也有一些坏分子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他们竭力攻击基层干部，不要“穷人”当领导，主张土官头人重新上台统治。同时还替反革命分子翻案，企图全盘否定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胜利成果，复辟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对此，工作组和黄正清本人，以及在场的许多积极分子与干部群众都进行了批驳和反击，从而使广大干部群众明辨是非，受到了教育。1962年10月6日，工作组和黄、赵一行,在完成对甘青边界草山的实地勘查任务和做了大量群众工作之后，返回玛曲县城。10月12日，黄正清在合作向甘南州委、州人委通报了玛曲之行的工作情况后回到兰州。从而结束了他的第二次玛曲之行。
  不公正的对待
  1962年12月，全省县委书记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领导让黄正清去旁听甘南州各县委书记的工作汇报。会上有的县委书记反映黄正清到甘南走了一趟后，群众就不听干部的话了。有的说黄正清到甘南后，搞了封建复辟活动。省委书记汪锋让黄正清解释这件事。黄正清如实地谈了去甘南的情况，并声明：所有的事情都是和赵子康副书记商量后办的，他个人没有单独处理过任何问题。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稿，也是用汉文写的，并经赵子康审阅过。半月之后，省委收到赵子康从合作的来信，信中写的和黄正清谈的完全一致，所以当时省委没有追究黄的任何问题。
  1963年5月，省委某负责同志到玛曲县调查情况返兰后，与另外几名领导共同找黄正清谈话，说黄去了玛曲等地后，“旧社会又回来了“寺院统统开放，和尚也多了县、乡基层干部对他在各地的活动极为不满”。并说，下面反映的问题十分突出和严重，黄、赵2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有必要对他俩进行适当的处理。是年7月，省委责令黄、赵2人在甘南州人代会、政协会上分别作了检讨。同年8月，省委在向中央和西北局呈报的《关于黄正清在玛曲等地进行活动的情况报告》中，列举了黄正清甘南之行的“五大罪状”，总括起来是:“支持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证明了黄正清农奴主的阶级本质并未改变，仍不甘心放弃本阶级的利益，不甘心农奴主阶级灭亡的表现”，是"一有机会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复辟”。对赵子康列举的错误是:在陪同黄正清下基层时，“缺乏应有的政治警惕，同意了黄的一些错误做法，对反动分子刮起的反共、反人民的黑风，没有及时批驳,对他们的复辟活动未能及时给予严厉打击，客观上助长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此后，省委决定对黄、赵2人进行内部批判教育。在1964年和1965年的省、州人代会上对黄正清进行了批判斗争。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黄正清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冠以“阴谋组织叛乱罪”、“封建复辟罪”揪了出来。同年5月28日，省委在给中央和西北局的甘发(1966)231号文件中，列举了黃正清解放后的所谓“十大罪状”，并作出结论:“肯定黄正清不仅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在解放后继续进行罪恶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甘南历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总祸根”。此后，黄正清被抄家搜出黄金20多公斤和大量财宝，多次遭到残酷的批斗和毒打。1972年6月，甘肃省革委会保卫部宣布逮捕黃正清，押到天水看守所囚禁，直到1977年3月被释放。与此同时，州委副书记赵子康，也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中，被“造反派”非法夺权，诬蔑为甘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其主要“罪状”就是在1962年的玛曲之行中，支持、纵容黄正清搞“封建复辟活动”。由此，赵子康遭受了长达两年之久惨无人道的摧残和迫害，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损伤，导致这位放羊娃出身的共产党员、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陕北老干部、甘南各级领导干部的楷模、党的优秀民族工作者，在刚刚得到“解放”,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不久，尚未看到"四人帮”覆灭的下场，就于1975年10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平反昭雪
  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的1977年3月，在省委的过问下，黄正清结束了5年之久的监狱生活，回到兰州。但释放证上仍写着：“黄正清以现行反革命罪关押，现宽大释放”。1978年，在省委的又一次关怀过问下,省人民法院宣布推翻了过去强加在黄正清头上的所谓"阴谋组织叛乱”、“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并将抄家拿去的财物，进行折价退赔。是年，黄正清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当选为甘肃省副省长。
  1982年2月22日，中共甘肃省委为黄正清和赵子康1962年的玛曲之行进行彻底平反，在省委发(1982)13号文件《关于为黄正清同志问题平反的通知》中，详尽地叙述了黄正清和赵子康20年前玛曲之行的工作情况,肯定地指出：“黄正清同志1962年去甘南玛曲工作是由省委决定派去的，所进行的一切工作，省委领导同志事前有具体指示和交待，甘南州委领导同志也有具体建议和要求。黄正清同志和赵子康同志不仅较好地完成了解决甘、青边界纠纷的工作任务，而且还做了许多群众工作，对加强民族团结，密切干群关系，稳定群众情绪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事实上，黄正清同志在玛曲工作中并没有搞封建复辟活动的问题。因此,1964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黄正清同志所进行的批判斗争和处理都是错误的。经中央同意,1964年省委认定黄正清同志'阴谋组织叛乱，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问题,1978年已作出了复查平反结论。对1962年认定的所谓'在甘南大搞封建复辟活动'的问题，经这次复查认定，都应予以彻底平反，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对因黄正清、赵子康2人的问题受到株连的，也应一律平反纠正。有关档案材料应按中央规定予以清理销毁”。省委的这份文件, 发至县级，在甘南州和正宁县则发至公社一级，以彻底消除过去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至此，黄、赵2人的1962年玛曲之行，才有了 —个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党和人民给了他们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四、牧区大办农场的历史教训
  1958年春，甘南州所辖6个县共有34万余人。其中藏族17.6万人。农业人口29万人，畜牧业人口5万多人。当时，在全州的4.5万平方公里总面积中：有耕地面积7.8万公顷，占总面积的2%；草原面积273万公顷，占总面积的56%；可利用草场面积237万公顷，占总草原面积的86%。全州共有牛羊168万头（匹、只），占全省总牲畜的1/5。是全国五大畜牧业基地之一。畜牧业占全州工农业总产值的47%。长期以来，畜牧业是甘南基础产业的地位没有改变。党在甘南一直实行的是“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
  然而，在1958年全国性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冲击下，州委、州人委响应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以粮为纲”、“全党大办农业”的号召，改变了长期以来贯彻执行的“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制定出“以开垦荒地为主，高速度发展农业”的战略举措,提出“大力发展垦荒事业，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到1960年完成开荒100万亩”的目标任务。这样，在全州的农业区出现了“大干三年，实现亩产上《纲要》（200公斤），过《黄河》（250公斤），跨《长江》（400公斤）"、“放卫星"，争创“千斤队”的浮夸蛮干现象。在牧业区不顾当地的自然地理和环境气候条件,脱离实际地要求“在1960年都要做到粮食自给”，并采取'‘移民垦荒”的做法，在13个月内的时间里，从河南省盲目招进41,000多名支建青年，开办农场71个，两年内垦荒2.86万公顷，其中草原垦荒1.8万公顷，占总垦荒面积的62%。结果到1960年时，各农场共播种粮食作物12,206公顷，总产208万公斤，单产11.3公斤，连亩播25公斤的种子都未收回。共种油籽9672公顷，总产27万公斤，亩产只有1.85公斤，几乎是颗粒无收。到1962年底时，全州牲畜总数下降到111万头（匹、只），比1957年底减少57万头（匹、只），减幅为34%。这样，在牧区大办农业的结果，不但严重地破坏了畜牧业生产，而且使71个国营农场很快陷入困境，最终落个劳民伤财、自行倒闭的结局。同时使1.8万公顷被翻耕的天然草场，在以后的二三十年内寸草不长，很难恢复到水丰草茂的原状。
  如果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那么由此而引发的“甘南草原大垦荒”、“在牧区大办农场"的结果，是州委、州政府在建设甘南草原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误，也是一个值得深刻汲取的历史教训：
  第一，在高寒草原“垦荒种粮”，既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又破坏生态平衡，会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
  当时，甘南大搞草原垦荒的地区，大都集中在碌曲、玛曲、夏河3个县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这些地方的平均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在3摄氏度以下，年均无霜期仅有六七十天以下，有的地区就根本没有无霜期。年降雨量虽在600〜800毫米之间，但往往春夏干旱缺雨，秋季阴雨连绵。这些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极不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但甘南当时的有关领导不顾客观条件，无视一般的农业生产常识，急于求成，一哄而起地大搞草原垦荒种粮，在两年内草原垦荒达1.8万公顷。1960年春天播种的粮食作物和油菜，秋后收获甚微,绝大多数连种子都未收回。这样，不但破坏了大量的天然草场，给畜牧业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使农、牧区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遭到严重困难,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和弥补。
  第二，在地处僻远、交通闭塞、基础设施很差的甘南大办农场，客观上本身不具备办场的条件，一意孤行，盲目蛮干，势必造成夭折的局面。
  当时,甘南在13个月的时间内，从河南省招进41,000多名支建青年，给安置工作带来了重大困难。一是这么多的人无住房，夏季天热时还可以在帐蓬里食宿，但到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冬，就很难渡过。二是长期以来甘南的粮食生产本身不能自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城镇居民及牧民的口粮，都是从内地由国家计划调入供应的。再加上甘南交通不便，运输力有限，当时71个农场的4万多名职工的口粮，仅靠各农场的10部汽车拉运是远远不够的，常常出现断粮情况。三是甘南是生活燃料奇缺的地区，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有烧柴。当时受交通条件的制约,各农场的煤炭燃料和建筑材料等根本无法调运进来，这些直接影响了广大农场职工的生产和生活，滋生了一些思想混乱和不安定的因素，出现了大批职工逃跑返乡的现象，迫使各农场最终趋于解体状态。
  第三，甘南牧区大办农场的结果，不但破坏了畜牧业生产，而且给国家造成了财力、物力上的巨大损失，同时也加剧了各族群众生活的困难程度，产生了一些消极的社会影响。
  在两年多的大办农场时间里，国家先后调入了大批钢材、粮食、籽种、化肥、农具、汽车、拖拉机、医疗器械等生产、生活资料,总价值达2000多万元。尤其是草原大垦荒的后果，对甘南畜牧业的发展和牧民遗留下了相当严重而又一时难以克服的困难，也给民族团结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总之，甘南当时在牧区之所以大办农场、大搞草原垦荒，实际上是同全国一样,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失误所造成的后果，这是一个应该深刻汲取的历史教训。五、全面贯彻“八字”方针
  1960年秋，在严重困难的教训面前，全党逐步清醒过来，决心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扭转局面。并于是年10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翌年元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个举措标志着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全国停止“大跃进”和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全面过渡，国民经济开始转向调整的新轨道。
  州委、州政府根据“西兰会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于1961年春召开有百余人参加的全州工作扩大会议，讨论研究部署扭转甘南严重局势的措施。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团结一致，千方百计地做好经济调整工作会后，在中央和省委工作组的帮助指导下，州委领导全州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结合甘南实际，对全州的生产方针、工农牧业体制、规模和生产管理形式，及政治关系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原则问题,进行重大调整。这样，很快扭转了当时的严峻局面，初步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渡过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时期。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调整生产方针和农牧业政策。一是全面恢复“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1961年冬,州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西北地区首次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召开州、县、乡三级干部会议，检查近年来在牧区工作中的失误，总结经验教训，彻底改变“以粮为纲"、“以农代牧”和“草原大开荒”、“大办农场”的错误做法，重新确定甘南的生产指导方针是“以牧为主”，半农半牧区也要大力发展畜牧业。因此，立即停办了严重危害畜牧业生产的所有农场;对妨碍不大的，也进行了适当压缩;对无妨碍的，在发展以畜牧业为主的方针指导下，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倡种植蔬菜、油籽和饲草，为牧区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全州共撤销了66个国营和机关农牧场，终于使“草原大垦荒”得以制止,及时地调整了日趋尖锐的农牧矛盾。二是大幅度地调整农牧区人民公社的规模、体制和生产经营管理方式。到1961年底,全州将原来的3个县（洮江、临潭、龙迭）、1个市（德乌鲁市），划定为7个县（夏河、临潭、卓尼、碌曲、玛曲、迭部、舟曲）；将47个农牧区人民公社，划定为5个镇、66个乡、45个乡级公社，327个生产大队,2719个生产队。共设立基本核算单位2729个。其中对原有的11个纯牧区人民公社，都改为乡级建制，把其下属的大队改为牧区或半农半牧区人民公社，实行以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队两级所有制。全州在牧区、半农半牧区共建有基本核算单位1327个。三是取消全州农村中的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清退“一平二调”的财物。根据省委指示，州委作出“停办生产队举办的各类食堂”决定，实行“把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行支配”的原则，受到了农牧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州委又决定对1958年以来平调社员、集体、国家的财物，进行全面清退。截止1962年4月，全州共清理出平调的财物折价为1480万元，已退赔1074万元，占总数的73%。四是开放市场，进行商品交流，并积极放宽农牧区经济政策，给广大农牧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全州重新开放农牧区集市贸易市场17个，极大地活跃了农牧村经济。在临潭、迭部、舟曲3个县给社员划定自留地4350公顷，占当地总耕地的比例，由原来的5%提高到7%。并允许社员开垦空闲荒地，种菜、种饲料，收入归己。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给社员划自留畜82,792头（匹、只），占核算单位牲畜总数的7%至10%。每户至少1至4头奶牛，1至3匹乘驮畜，肉羊4至20只。同时，全州在牧区实行“三包”（包产、包工、包投资）、“四定”（定人、定畜、定产、定工分）和“一奖励”（即超产奖励）的制度，极大地调动了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此外,全州在牧区还采用“混合放牧” 的办法，既节约了牧业劳动力，又照顾了牧民家庭的团聚习惯。
  第二，严格进行工业、财经和其他方面的调整。1961年9月，中央做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降到切实可行的水平上。州委紧紧围绕“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坚决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及《全国工业企业工作条例七十条》。1962年时将全州56个工业企业调整为49个，其中：全民所有制16个，集体所有制33个。大大压缩了投资规模，精减了一批基建项目，对“大跃进”时期上马的所有钢铁企业全部实行“关、停、并、转”。投资方向往农牧业生产倾斜,财经工作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积极组织货币回笼，加强信贷计划管理,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很快扭转了金融部门的混乱局面。对全州27个企事业单位进行彻底的清仓查库，扭转了一些企事业大量亏损的状况。商业工作通过调整体制，疏通国管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三条商品流通渠道，加大城乡物资交流的力度，保障了供给。并调整粮食征购政策，增加了入库量。物价工作保住18种类商品价格的稳定。同时，对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此外，复刊《甘南报》,对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起了很大作用。教育系统压缩“大办”过程中兴建的学校，精减教职员工485人。卫生系统州、县、乡建立医疗、防疫、保健机构88个，有医疗卫生工作者371人，实行免费医疗金额达37.7万元。到1962年底，全州压缩城镇人口、精减干部职工总计12,853人，超额完成省上下达任务的28.6%。物资部门进行全面的物资调进和销售工作，保证市场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有力地支援了农牧业生产。由于在经济工作中采取上述一些有效措施，使甘南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牧业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生产萎缩、农牧民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很快得到扭转和改善。
  第三，政治关系方面的调整。1962年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强调，各地要认真检查纠正近几年来在民族工作中的“左”倾失误，必须正确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等各方面的问题。州委根据1962年4月中央发出的《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精神，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或处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平反。截止1962年7月底，全州脱产干部甄别结案的共有388人，占应甄别结案总人数486人的79%。农村基层不脱产干部的甄别工作，按照原来确定的甄别范围，甄别结案321人，占应甄别总人数686人的47%。干部政策的局部落实，体现了党的“有错必纠”原则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初步活跃了党内外的民主气氛，开始调动了基层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尽管甘南以贯彻落实“八字方针”为核心，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是初步的、局部的和有限的，但它对当时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一定的遏止作用，也为以后继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发展农牧业生产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并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全州的农牧业生产开始回升。地方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的状况有所缓解。农牧民的生活水平开始略有上升。州内形势逐步好转，而且逐年向前发展。全州国民经济两年的调整取得了明显成绩。
  六、对10年探索时期甘南工作的启示
  从1956年至1966年的10年间，党领导甘南各族人民取得平叛反封建斗争和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真正把广大藏族人民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当家做了主人。各项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1957年后，党的领导在阶级斗争和建设速度上产生了“左”的偏差，加上全国出现3年自然灾害，党和人民面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困难。甘南在探索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也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干扰和影响，以及主、客观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在全藏区的民族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遭受了重大挫折。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平叛反封建斗争中，没有贯彻''区别对待”的政策，因而使剥削阶级面划得过宽，捕人太多，没收面过大。给一些人乱扣政治帽子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种扩大打击面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敌我矛盾，伤害了一些本不应该伤害的人。二是在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中，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未能更好地发挥自治政权的效能。在“移风易俗”中，不少地方违反少数民族群众自愿的原则，搞过了头。在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曾一度出现了排斥、打击的现象。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问题上，对喇嘛教寺院和清真寺采取“搞臭、搞烂、搞散”的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感情,加深了汉藏、汉回民族间的隔阂。三是在农牧区人民公社化问题上，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混淆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界限。使其规模过大，形式过高，过渡太快,严重违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等原则。这样，极大地伤害了各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四是背离长期在牧区实行的“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忽视了地域、民族和畜牧业经济的特征，生搬硬套内地的一些做法，脱离实际地想把甘南牧区变成农业区，再加上生产上的瞎指挥，盲目提倡“大移民"、“草原大垦荒”，设想“以农养牧”，实际上是排斥畜牧业经济，打乱了牧业生产长期实行的分群、分散、混群放牧的传统习惯。另外,随着粮食和畜产品的高征购，导致农牧民的基本口粮得不到保证,造成生活上的极大困难，许多地方出现部分人挨饿、浮肿、甚至死亡的现象。也使全州的牲畜由1957年的178.3万头（匹、只），下降到1960年底的139.3万头（匹、只），减幅为22%。五是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上层统一战线政策。特别在组织工作中，盲目开展党内斗争，造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果。对有缺点错误（包括讲了实话）的干部，不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是实行过火的批判斗争和过重的组织处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处理也同样过严，缺乏耐心的教育和等待，没有坚持实行“跌倒了扶起来，再跌倒了再扶起来”的原则。这样，使党内生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造成干部队伍思想混乱，互相戒备，人人自危的局面，严重扰乱了各族干部的正常情绪，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源：首先是党缺乏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特别是缺乏如何在民族地区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其次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在民族地区既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尤其是忽视和改变了自解放以来，就实行而且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三是当时的州委主要领导在一连串的胜利和成绩面前，没有保持冷静而清醒的头脑，为某些“政绩”所陶醉，忘记了实事求是和走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因而处理问题往往脱离实际。四是在领导作风和指导思想上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思想，既助长了"五风”的泛滥成灾，又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总之，当时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既有一般性的，也有特殊性的；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既有难以避免的，也有完全可以避免的。甘南在10年探索中，州委虽然遭到过重大挫折，但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经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其应该总结的经验是丰富的，应该深刻反思的教训也是较多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政治路线是党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是政治路线的体现，也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保证。它是我们工作和行动的指南。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在民族工作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一切从各族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按党的政策原则办事。坚决反对那种以感情代替政策的瞎指挥和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这是永远应该牢牢汲取的深刻教训。
  第二,必须时时刻刻地注意民族差别和慎重解决由此而引起的民族问题。一般说来，只要有民族差别，就会产生民族问题。甘南是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由于历史和自然地理等诸多原因，与内地和其它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须正视差别，认真考虑民族因素，注意解决民族问题。我们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总方针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都是在承认民族差别和民族平等因素的前提下制定的，它是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准则和依据。当时，州委正是忽视了民族差异和地域特点，只看到共性，看不到个性；只注意统一，忽视了差别；只强调一般性，抹煞了特殊性。甚至还认为照顾地区特点，就是“落后论”，承认差别就是“条件论”。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隔阂、仇视、互不信任等，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对彻底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必须经过很长的一个过程才能逐步达到，这一点也认识不足。因此，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严肃、谨慎地对待和慎重处理民族问题。
  第三，必须坚持党在甘南藏区“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要推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应该严格遵循“慎重、稳定”的工作方针。实践证明，凡是当时正确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的地区，工作就取得较大的成绩，也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拥护和民族中上层人士的赞同。反之，“欲速则不达”,势必会犯错误，遭受挫折或失败。
  第四，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仍然是我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它对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中国建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尤其在甘南藏区，更应该重视和加强统战工作。因为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在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声望，在社会上还有影响。所以应与他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共事关系，这对于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在往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应坚持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化消积因素为积极因素，争取团结一切民族、宗教爱国人士，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五,必须遵重和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任何时候都不能用行政命令手段和强制的办法去解决宗教信仰问题，更不能忽视宗教的长期性、复杂性、民族性、群众性和国际性这些特征,必须慎重对待。既不可片面地宣传宗教，又不能粗暴的干涉宗教，应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通过广泛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和提高政治觉悟,教育帮助信教群众破除迷信，倡导科学，正确解释各种自然现象,逐步解除宗教迷信对群众的精神束缚。至于风俗习惯的改革，更应该由本民族群众自觉自愿地去进行，因为移风易俗与放弃宗教迷信一样，同样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和教育的过程，不能通过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了的。
  第六,必须大力培养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要做好民族地区的工作，没有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是不行的。这是实现少数民族当家做主，发挥民族区域自治政权效能的重要条件。因此,必须积极培养、及时选拔政治觉悟高、群众拥护、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的少数民族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放手、大胆地使用他们。对于那些一时犯了错误的民族干部，应该进行特别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同时还应时刻注意加强干部之间的团结,特别是汉族干部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及时纠正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不良倾向，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共产主义化。
  第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建设。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党的团结，又是党的生命。特别在甘南藏区，长期以来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民族关系都比较复杂，所以在党的工作基础薄弱，群众觉悟又不够高的情况下，加强党的领导和团结，实行高度统一的集中领导，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当时在党的领导工作中发生的问题，都是与分散主义分不开的。因此，不论何时何地,都应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事无大小必须请示报告的制度。同时，还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充分发扬民主同高度的集中更好地结合起来，同任何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团结行为作坚决地斗争，竭力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第八，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当时，党的领导工作中之所以出现许多失误，究其原因都是离开了甘南藏区的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丢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不重视深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也没有把它落实到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实际行动中去。
  第九,必须充分发扬党的民主作风，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在10年探索中，我们党之所以产生失误的原因，一方面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是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和走群众路线的传统与作风，削弱了党的氏主集中制原则。当时，党内曾发生了过火斗争的不良倾向，严重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造成了是非不清，思想混乱的局面。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坏风气有所抬头。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的老实人，反而遭到歧视、排斥，甚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任何时候一方面应该正确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恰如其分地解决党内矛盾和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应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倾听多方面的意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严格遵守党的各项准则，坚决按党的章程办事，从而保证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十，必须刻苦、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革命理论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时,党的领导者之所以犯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归根结底是政治理论水平不高，思想方法形而上学，凭''老经验办事”,党风、学风和工作作风存在严重问题。重要的是从理论上不了解当时全国虽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但只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的低级或初级阶段。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党的政治理论学习，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地产生一些主观意念，更不能忽视世界观的改造。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决摒弃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思想情绪。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任务。
  从1956年至1966年，是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10年。在这期间，我们既取得了明显成绩，又遭受了严重挫折，走过弯路。这是因为，当时党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究竟应该怎样走，党不可能事先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只能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自己的经验，在实践中进行艰难探索。1957年后，党内“左”的偏差开始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反右派斗争（甘南包括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失误，直到“文革”中极“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加以认识和总结，不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教训，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对今后党的工作是大有裨益的。党在甘南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和社会政治背景异常复杂的民族地区，既要建设社会主义，又要搞民主革命补课，再加上全国当时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和当地领导者又缺乏在民族地区进行工作的经验,使党在探索进程中很难避免发生曲折和失误，但这些失误和挫折，终究是贯彻执行中的一时现象。正是由于党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失误，善于不断总结和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明确方向，坚定信心，增强勇气，经受住各种挫折和风险的考验，不断战胜困难，开拓奋进，才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继续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