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自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底，是党开辟甘南藏区工作阶段。当时，甘南社会矛盾尖锐，民族关系复杂，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再加上国民党残余匪特的造谣生事和骚扰破坏，因而积累了诸多棘手问题。如何在这复杂的民族地区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并进一步开展工作，是党所面临的最紧迫的现实问题。对此，党从甘南藏区的实际出发，在大力宣传《共同纲领》确定的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等各项政策的同时,认真建立和壮大党的统一战线队伍，坚持实施对民族宗教人士进行“争取、团结、教育”和“长期合作”的政策原则,从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开创甘南藏区工作新局面中充分发挥重要作用。
  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是民族间的隔阂较深。解放前，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各少数民族实行的是民族歧视、压迫和残酷镇压掠夺的政策，造成民族间互相仇恨，隔阂很深的格局。特别是自民国以来，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甘、青地方军阀鲁大昌、马麒、马步芳等，对甘南藏区分别进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和血腥镇压，使得这个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长期处于人丁不旺、生产落后、交通闭塞、人民贫困潦倒，政治、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状况。历史上一次次血的教训和付出的沉重代价，造成了甘南藏族人民对异族的多疑和戒备心态，也给党开辟甘南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二是封建割据的统治严密。甘南解放前实行的是土司制和喇嘛教寺院“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最大的卓尼杨土司，自明朝以来沿袭了20代。在辖区内土司是政治、军事、宗教的最高首领。他的衙门官员和遍及各地的基层组织，构成了严密的地方封建统治网络。自清朝以来夏河兴起的“政教合一”的拉卜楞寺院，是甘南藏区喇嘛教中最大的统治中心。它的势力范围不但包括夏河、碌曲、玛曲3个县的广大农牧业区，而且波及青海东部和四川西北部藏区。它对上述地区的统治是通过直属的108个寺院进行的。嘉木样活佛是整个拉卜楞寺教区的最高政教领导者。在教区内，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行政、外交、司法、文化等权利，都由他和他的高级僧侣、官员以及属寺的寺主掌管。此外，当时甘南还有不少小土司、千户、僧官、土官等，他们各自为政，称雄一方。甘南解放后，虽然党在夏河、卓尼、临潭、西固4个县建立了县级政权，但由于上述封建制度是原本转移到新社会来的，它的统治基础没有发生丝毫的动摇。因此，这些封建掌权者实质上仍然是甘南藏区的统治者，他们的主观意志往往替代广大藏族人民的意愿，因而，在旧的封建统治制度没有废除之前，党要向群众宣传政策,开展各项工作，必须首先依靠和通过他们不可。由此广泛动员民族宗教界的当权人士，参加到统一战线行列来，对开辟甘南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是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甘南处地偏远，地域辽阔，由于社会历史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在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农业、林业、牧业和农牧交错的半农半牧业等经济形态并存的现状，加之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黑暗统治和残酷的剥削压榨,使得甘南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群众生活贫穷艰难。尤其是广大牧区，交通极为不便，信息闭塞,这就造成了群众在思想和文化上的愚昧落后。他们固守陈规，因循守旧，只听从活佛、头人的指令，不轻易接受新鲜事物，而又容易受匪特的挑拨和煽动。这种状况，决定了当时党在甘南开辟工作的难度和进行统战工作的必要性。
  四是部分基层政权尚未建立和健全，全州干部奇缺，党的力量十分薄弱。解放初，党虽然建立了部分县、区、乡政权,但大都集中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而在广大牧区和偏远林区则未建立基层政权。这里群众的心中只有活佛、土司和部落头人，一时还不可能直接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所以，在当时党还离不开与当地民族宗教人士的合作共事，否则是很难开展工作的。1949年10月解放时,甘南藏区仅有4名藏族共产党员，当地干部和民族干部也只有17人。就是到1953年10月甘南藏族自治区成立时，在1689名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只有319名，大多数是外来或当地的汉族干部。尤其在广大牧区和偏僻山区，几乎没有党的干部。这就决定党要开辟甘南藏区工作时，还要依靠那些民族和宗教界有声望的人士。
  五是剿灭匪患的需要。甘南解放初期，从各地逃亡来的国民党残兵败勇和各类反革命分子，纷纷糜集在边远的藏区，组成以马良股匪为首的大小21股武装匪帮。他们对党开辟甘南藏区工作和建立基层政权，造成了很大威胁和障埒。因此，要尽快消除匪患，就要宣传教育和争取群众，孤立、歼灭匪特。也必须依靠或通过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协助做好群众工作。
  党在甘南藏区实行的统战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国内民族地区的现状，党中央决定在全国继续建立革命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1949年11月14日，毛主席在给西北局和甘肃省委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民参加政府工作”。这是党在甘南藏区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开辟工作的基本原则。在这个总方针的指导下，党又确定了对少数民族地区必须"依据民族政策，以民族团结为中心，慎重、稳进，在民族地区组成较一般地区更广泛的、以民族工作为主要内容和通过民族形式的统一战线”这个具体方针。除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外，党对甘南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领袖人物和宗教界的中上层人士及一切愿意或暂时还不愿意和党合作的民族各界人士，都加以争取、团结和使用。首先安排在甘南藏区影响大、声望较高的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的职务，如夏河县的黄正清、黄祥、达尔吉等；卓尼县的杨复兴、杨景华、雷兆祥等；临潭县的丁立夫（回）、马国璋（回）、马富春（回）等。此后，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又遵循“可争取者一定争取，可安插者一定要安插，可改造者必须要改造教育”的原则，又陆续将一大批民族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代表人物安排到各级政权和政协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1950年卓尼自治区（县级）行政委员会成立时，在19名委员中，藏族中上层人士占16名。1953年10月，甘南藏族自治区政府和政协成立时,藏族代表各占总数的60%左右。有9名民族上层人士，参加了自治区（州）机关的领导工作，占州级领导干部的85%。到1954年底，全区已有159名民族中上层人士被安排到区以上领导机构中任职。当时，甘南各县的正、副县长大多数是统战人士。
  解放初，党对甘南藏区的统战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民族宗教界人士的工作。只要把他们的工作做好了，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因此，党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时，一般采取通过事先与上层人士协商的办法去行事。商量好的就办，没商量妥的缓办，直到协商好了再去办。磋商中，或召开各种会议，或个别征求意见，注意和尊重他们的意愿，从而逐步取得他们对党的信任，充分调动他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为开辟甘南藏区工作做出了贡献。夏河县在解放初的3年中，为了建政、剿匪、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就召开各种民族统战会议达26次，不但使与会者接受党的教育，也使他们在与党的接触中，逐步改变了认识和看法，为开展各项工作献计献策、身体力行地做出了一定的奉献。
  当时，为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的威力，甘南各级党政组织不但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关心统战人士，让他们阅读有关文件，听报告，邀请参加会议，在生活上享受比同级干部还优越的待遇，而且在剿匪、禁烟、调解纠纷等实际工作中，放手、大胆地使用，让他们到第一线去处理和解决问题，从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同时，为达到教育、提高和改造的目的，党和政府多次组织少数民族参观访问团，吸收民族宗教界人士参加，让他们到祖国内地参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感受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和民族团结的气氛。使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唤起爱国热情，增强与党和政府合作共事的信心。据统计，解放初的5年中，仅夏河、卓尼两县就组织过十几次、近200人的参观团。通过赴北京等有关大城市参观访问，对民族宗教界人士教育很深。有的曾深有感触地说:“以前对汉族总不放心,这次看了內蒙古和各大城市，才知道过去的想法是旧思想。今天毛主席派来的干部和旧社会的不同，是真心来帮助我们的，我要欢迎他们来帮助我们”。当时，在全州所有的统一战线对象中，绝大多数民族宗教人士都赴内地参观访问过，总数达3000多人次。此外，党和政府还十分注意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少数民族内部和各宗教派别之间的大量矛盾与纠纷，消除统一战线内部的消极因素，增强团结和凝聚力。1949年11月，夏河、卓尼、临潭3个县相继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专门负责调处民族事务中的各种矛盾和纠纷。截止1954年底，全州共调处各种纠纷达2800多件，有力地安定了藏区的社会秩序,加强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解放后，针对少数外来干部中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情绪，省委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夏河、卓尼等地宣传政策。甘南各级党政组织紧密配合，多次召开会议，从而端正了干部的作风,增强了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大团结,也巩固壮大了党的统一战线队伍。
  加强党的领导，是搞好统一战线的重要保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是把握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向和政策。它要求各界人士遇事都要向当地党委汇报，由党委研究决定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后，再委托统战人士酌情处理。事后党和政府及时听取处理汇报，并作出相应的指示。这样，党在调处各类纠纷中，始终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大力依靠民族宗教人士，准确、稳妥地解决了诸多矛盾和纠纷。特别在处理各宗教派别之间的矛盾时，既关心矛盾的处理，又站在矛盾之外，采取疏通引导和说服劝解的办法，调和派别矛盾，消除隔阂，增进团结和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