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解放前，甘南藏区的白龙江流域和卓尼县的部分地区早就种植鸦片，并逐渐蔓延到夏河县的一些地方。
  当时,甘南偷种大烟的地区，均属地域偏僻的深山老林。那里交通闭塞，处地隐蔽，不易发觉，而且全是土地湿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的二阴山地。特别是白龙江中游的上、下迭和插岗、铁坝地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具有亚热带林区的特征,最适宜于罂粟生长。加之当时流窜在川、甘、青3省交界藏区的大小20多股土匪，出于妄图颠复新生的人民政权所需经费和自身吸食毒品的需要，一方面在其盘踞地区大肆种植、贩卖鸦片，筹集反革命活动资金。另一方面采用煽动、拉拢、诱骗、胁迫等手段，教唆部分藏族群众对抗政府的法令,大量私种大烟，为其贩卖鸦片提供更多的货源。因此，这些历来就鞭长莫及的交界地区，毒品种植就愈来愈泛滥成灾。
  临潭县旧城，历来是甘、青、川藏区商业贸易的通衢。这里商贾云集，生意兴隆，各族人民在这里进行自由贸易。夏河拉卜楞不但是 “安木多”藏区的佛教圣地，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和贸易的中心, 也是各族人民进行商品交流的枢纽。解放初，临潭旧城和拉卜楞地区不仅已发展成了商业性的城镇，而且也是泡制、加工大烟的“地下工坊''和贩卖走私鸦片烟毒的“黑市”。这两地有专门从事毒品加工的个体专业户100多家，烟贩200多人，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产、供、销配套的态势。当时，私种大烟多集中在卓尼和夏河的藏区，往往由内地来的汉民进行指导，藏民种植经管。而贩卖、加工者多为回、汉民，吸毒者则绝大多数是汉民。这样，每年有成千上万公斤鸦片被商贾从这里贩往临夏、兰州、西安、川西等地，再由这些地方向全国幅射，毒害成千上万的人民。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口头上高喊“禁烟”, 但实际上是“明禁暗不禁”，许多军、政官员不但吸食毒品，而且暗中大做鸦片生意，牟取暴利，中饱私囊，致使种、制、贩、吸毒品的活动愈来愈猖獗，并逐渐趋于公开化。
  解放初，由于甘南种植大烟的全是藏族聚居的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这些地方的区、乡、村基层政权正处于筹建过程，党的政策尚未深入人心，党的工作刚刚开展。因此,在开始禁烟时，群众抵触情绪很大，使禁烟工作很难展开。如卓尼达拉沟在1952年春天铲烟时，群众普遍不接受，不但公开咒骂干部，还扬言要把铲烟干部全杀死，有些人见干部来了就鸣枪恫吓。夏河县有些乡的种烟群众，还相互订立“攻守同盟”，不准任何人向干部透露种烟情况。有的村寨在匪特的操纵和煽惑下，集兵煨桑，歃
  血盟誓，武装抗拒铲烟。有的集体到区公署请愿，要求政府“批准种植大烟”。有的集体阻拦工作组干部进村，认为“种烟、卖烟天经地义，与政府无关！”并说:“干部和军队要干涉，就对抗打死公家的人，绝不赔命价!"等等。因此，使解放初人民政府的禁烟努力收效甚微。到1953年10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区（州）成立时，卓尼县的上下迭、插岗、铁坝和夏河县的清水、上下卡加、博拉等地，已成为广种大烟、盛产毒品的“金三角”。形成了以卓尼、夏河农区种生烟，临潭旧城和夏河县城加工、贩卖鸦片的“一条龙”式生产销售网络。全州有3个县、14个区、40个乡的450个自然村、1.1万多户、6万余人集中偷种大烟，以“种植大烟为生"。据统计，在解放初的4年中，甘南平均每年种大烟约2534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17%,年总产大烟达1.5万多公斤。大量种植鸦片的恶果是：不仅阻碍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成为制约本来就很落后的甘南经济、文化等事业发展的沉重桎梏。
  面对复杂而严峻的禁烟形势，从1953年起，中共甘南工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多次召开会议，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坚决贯彻执行政务院和省委关于“禁烟、禁毒”的重要指示，作出了“甘南州关于全面禁种、禁贩、禁吸烟毒的决定”，提出“坚决禁种，慎重稳进，彻底根除”的禁烟工作方针，并在具体工作中采取“藏区重点抓禁种，民族杂居的县、镇突出抓禁制、禁贩和禁吸”的措施和方法。为早日实现全州禁毒的目标,全州统一部署，统一行动，连续几次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肃毒运动。曾先后派出30多支由500多名干部和解放军组成的工作组，深入各县种烟地区，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使之自觉起来铲烟。当时全州实行了五条得力有效的禁烟措施：
  一是坚决剿灭马良股匪，清除禁烟障碍。从1953年3月至7月，人民解放军在川、甘、青3省交界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战斗，安定了社会秩序，稳定了人心，消灭了甘南种、贩大烟的反革命政治基础，使禁烟工作减少了阻力。二是建立健全禁烟领导机构，派遣工作组深入基层，发动群众自觉铲烟、禁烟。州人民政府成立“甘南禁烟委员会”,由州长黄正清（藏）任主任，王治国、杨复兴（藏）、黄祥（藏）、吴子明（军）、阿才（藏）、小唐隆郭哇（藏）任副主任。委员由基层领导和统战人士30多人组成。禁烟委员会成立后，利用各种会议和各种机会，向各族各界人士大力宣传烟毒的危害，大讲禁烟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州、县都向种烟区派出工作组和由部队、干部、民兵组成的式装禁烟工作队,一边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发动群众自觉起来铲烟，一边打击匪特的破坏活动。同时，党和政府还发放了420万元的生产补助款，14.5万公斤救济粮，帮助和扶持农牧民“弃烟还农牧”，扭转过去“以种烟为生”的局面，以利恢复和发展生产。三是建立统一战线，充分发挥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在禁烟中的重要作用，让他们到禁烟第一线去宣传政策，动员群众，召集各种类型的会议，说服动员群众和亲朋好友，自觉起来铲除烟苗。如自治区 （州）主席黄正清、副主席杨复兴、黃祥、拉卜楞寺阿莽仓活佛，卓尼县副县长杨景华，迭部尼傲总管杨告告等许多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都曾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亲自到各县种烟区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党的禁烟政策、禁烟的意义和好处，使藏族烟民转变了认识,禁烟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全州的铲烟工作在短期内取得了很大成果。四是建立缉私机构，严厉惩办加工、贩卖鸦片的首恶者。临潭县在群众性的禁烟运动开始后，成立了以公、检、法干部为主体的缉私队和缉查小组，在民兵的配合下，在全县区、乡、村的主要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并组织各村民兵四处盘查放哨，查禁走私毒品。1954年7月，该县重点检查了旧城、新城两地加工、贩卖鸦片的“黑窝点”，突击侦破了13起加工、贩卖烟毒的大案，惩处首要分子84人，其中判刑32人。通过缉私和惩处，及时教育了群众，沉重地打击了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五是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严格掌握和执行党的禁烟政策。根据甘南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制订了“汉民从严，藏民从宽；多种从严、少种从宽；抗拒从严，悔改从宽''的禁烟政策，并在具体实践中认真贯彻落实，从而保证了禁烟工作的顺利进行。六是举办戒烟所，强制吸毒者彻底戒除烟瘾。甘南的藏族群众吸毒者甚少。为强制杂居区的烟民戒掉烟毒, 党和政府拨出专款,抽调专职人员开办戒烟所。特别是吸毒者最多的临潭县，对县城和农村吸毒成瘾的人，不论男女老少，由县民政部门统一集中，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戒毒。在新城和旧城举办的两个戒烟所中，对2400多名严重吸毒者，采取“以思想教育为主，结合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实行“边学习、边劳动、边戒烟、边安置就业”的办法，并配合一些强制性措施，使烟民们逐渐戒除烟瘾。各地党政领导始终把戒吸工作当作禁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来抓，亲自上门动员吸毒者入所，亲临戒烟所指导烟民、教育烟民戒除烟瘾。县委领导还亲自抓戒烟所专职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鼓励他们以热情的态度、艰辛和细微的工作帮助烟民早日戒毒。这样，经过3年多的努力，该县烟民基本上戒除毒瘾，恢复了健康。
  解放初，甘南藏区经过4年多的时间，大打了一场以“禁种、禁贩、禁吸”毒品为主的人民战争，基本上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植、加工、贩卖和吸食鸦片烟毒的恶劣现象。卓尼、夏河两县原来种大烟的区、乡、村，都由群众自觉地制订《禁烟公约》，互相监督执行。1955年，州政府颁布了《关于禁烟焚毒的暂行办法》,各县认真贯彻实施，在具体工作中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有力地推进了戒毒工作的开展。到1956年底，全甘南累计铲除大烟达2.56万公顷，根除零星散种烟苗14万余株，共查获大烟1.2万多公斤，焚烧鸦片213公斤，上交海洛因15公斤，使2411名严重吸毒者戒除了烟瘾。这次禁烟运动的成功，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甘南的农牧业生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与生活水平，安定了社会秩序，为推动全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客观环境氛围。四、1952年阿木去乎集兵事件的圆满处理
  1952年，中共夏河县工委、县人民政府和当地驻军，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甘南藏区访问团的具体帮助下，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建立统一战线，采取有力措施，认真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坚决揭露、打击匪特的破坏活动，以“稳重、宽大”为原则，耐心说服教育受蒙骗的群众，实事求是地圆满调处了发生在该县第六区，即阿木去乎地区的两次武装集兵事件。及时避免了一场骚乱或流血冲突事件的发生，进一步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基层人民政权。大大提高党在藏族人民中的威望和影响，为促进甘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条件。
  阿木去乎位于夏河县西南部，总面积约为2000平方公里。从清朝起，阿木去乎即纳入夏河拉卜楞寺院管辖，拉寺委派的法台和吉哇、更察布（代表），完全掌握着该地的一切权力。从行政区划上来说，至解放后一直隶属于夏河县管辖。由于阿木去乎8大藏族部落, 在维护拉卜楞寺院“政教合一”的统治主权和抗击青海军阀马麒入侵的斗争中，曾屡立战功，并付出了惨重代价。因此,阿木去乎在拉卜楞寺教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在阿木去乎一带偏远藏区的影响极其微弱。解放初，在拉卜楞寺“政教合一”统治体制的严格控制下，阿木去乎的广大藏族群众与党和人民政府没有直接联系，对党的各项氏族政策不甚了解，对党和政府怀有疑虑和戒备心理。历史上，外族入侵带给藏族人民的灾难，仍然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他们的心灵。起初，中共夏河县工委曾几次派遣工作组，打算筹建该地的基层政权，都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而作罢。之后，经过两年多对吉哇（头人）和更察布多方面、多渠道、艰苦细致地说服教育，并采用商品贸易、医疗队下乡、免费义诊等多种方式，赢得广大农牧民的支持，于1951年8月在阿木去乎地区建立了区公署，任命当地有影响的拉寺阿莽仓管家和吉哇（头人）尕藏慈成木为正、副区长。当时，县工委派遣的区委书记张光清、秘书李育栋和1名炊事员，在极端艰苦的环境条件下，认真贯彻执行“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团结正、副区长和各部落头人，逐步打开党在阿木去乎的工作局面，并在群众中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使党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但是，解放初流窜在川、甘、青3省交界藏区的，以马良和马元祥为首的国民党残余匪特，纠集在“土改”、“镇反”等运动中从内地逃亡来的旧军官、兵痞、流氓、恶霸地主等共2000余人，妄图在甘南藏区建立反革命基地。他们大肆造谣惑众，招兵买马，网络匪徒，扩充反革命势力，妄图配合美蒋"反攻大陆”，颠覆和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从1951年初开始，马良唆使部下马德福与阿木去乎个别部落头人拉关系，经常派人到阿木去乎活动。他们以货郎、商贩的面孔出现，在群众中大肆造谣，说什么：“共产党在内地没收富人的土地，杀了很多有钱的人!'以后就要杀到你们的头上了！”等。马良股匪的第一纵队司令马虎山等潜伏在阿寺内，向当地头人和僧众造谣说：“现在北京、西安都被美国飞机炸平了，美国军队已临近西安”。“有美国和台湾的支持,共产党军队是根本打不过我们的！”“在甘南我们已经有上万名人员活动”等等，在他们千方百计地对藏区群众欺骗性的煽动、诱惑下，阿木去乎的部分群众参与了匪特指挥的活动。其中一些人拦路抢劫，袭击来往行人和客商。霎时，阿木去乎的社会治安陷于混乱状态，局势相当不稳定。
  1952年春，县工委派出以县政府生产科长齐某为组长的工作组到阿木去乎，一方面领导群众进行春耕生产，另一方面组织民兵积极宣传党的剿匪政策。与此同时,甘肃省军区直属独立营某连，奉上级指示，在征得有关民族上层人士的同意后，也配合县工作组进驻阿木去乎，侦察匪特的活动情况，为解决部队的部分给养而准备垦荒种植饲草料，为大规模的剿匪行动作准备。当时，在协商会上，工作组领导与区政府正、副区长在组建民兵和军队垦荒问题上发生分歧，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工作组负责人答应让解放军一个连进驻阿木去乎，并计划在阿寺旁边开荒。军队的到来，使本来就不甚了解人民军队宗旨、性质的寺院僧人及群众，产生了误解和对抗情绪。部分僧俗群众误以为历史上马麟军队焚烧阿木去乎寺院，残酷镇压藏区人民的历史悲剧又要重演。因而，他们抱着一种抗拒心态和与寺院“共存亡”的念头。恰在这时，马良股匪又乘隙而入，加紧进行煽惑和挑唆，说什么：“部队在寺院旁边开荒，就等于在你们眼里扎针！” 等等。于是，在匪特的煽动下，从4月1日至14日，阿木去乎每天都有500多名藏兵集结，他们骑马挎枪冲击区公署和军营，抗议示威，提出：“不要工作组！解放军不能开荒”。强烈要求撤走工作组和解放军部队，双方剑拔弩张，形成了武装对峙的局面。
  面对这一触即发的严峻局势。夏河县副县长齐应凯陪同省军区副司令员徐国珍（当时兼任中共甘南藏区临时工委书记）于4月14日赶到阿木去乎进行调解。他们紧急召见寺院和部落头人，召开会议了解情况，征求意见，讲明政策，说明来意，反复协商，取得共识。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防止发生武装冲突，当即决定:一是民兵暂不组建；二是征粮问题由区公署呈请县政府研究决定；三是部队不开荒，全部撤离阿木去乎到加尕滩驻扎;四是县工作组仍要下乡开展工作，并由当地头人保障干部的安全;五是吉哇等人要继续任区长并进行工作。上述5条各头人和寺院基本同意。这样，第一次集兵事件暂时得到解决。
  1952年4月22日，根据徐国珍和夏河县（工）委的书面报告,省委对阿木去乎问题作了具体指示:认为军队撤到加尕滩的做法完全正确。同意报告中提出的：“首先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大力宣传人民政府、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在工作中采取稳步缓进的方针，能做哪些工作,就做哪些工作,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暂不强调征粮，力求早安民心争取头人，继续做好统战工作”县（工）委遵照省委指示，立即改变了工作方针，以抓农牧业生产为中心，搞好发动群众，争取团结部落头人和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中，对该区副区长等人的争取教育不及时，不细致，也不够策略，导致了个别头人对解放军是否撤出阿木去乎地区产生了怀疑。他们派人观察驻军的动向，不按约解散集结的藏兵，并加强各路口的巡逻哨，不准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随便出入住地。这样，区公署干部实际上被软禁，对外通讯联络中断，双方又一次陷入僵持局面。此时，马良匪特变本加厉地猖狂活动，他们纵马挎枪地公开来往于阿木去乎、下巴沟、西仓、吉仓和郎木寺等地。匪首马虎山等人还亲自到阿木去乎，暗中向个别头人赠送枪支弹药，出谋策划，并挑唆说：“绝不能解散集兵，要和西仓、博拉、麦武等地联系，造成更大声势，要把加尕滩的部队坚决赶走。区政府暫时不要赶，以免暴露了整个目的，它迟早是我们嘴上的一块肉！”他们还唆使阿木去乎的一些惯匪，从桑科军牧场抢掠军马55匹。此外，匪特们穿着藏民的服装，混迹于藏兵之中，偷袭、暗杀政府工作人员。在匪特的大肆煽惑下，西仓、麦西、吉仓、阿拉、下巴沟、博拉等地的部落也相继集兵,遥相呼应阿木去乎。这样，一场较大规模的骚乱,正在酝酿形成之中。
  面对日趋严重的形势，夏河县（工）委从4月份起，就曾委托拉卜楞寺议仓给阿寺写信进行劝解,但收效不大。5月20日，又派民族上层人士黄文源（黄正清之予），前往阿木去乎调解，也仍无进展。但黄经过10多天调查了解后，向县（工）委报告说:“阿木去乎事件，看来匪特已经插手，事件性质有转化的可能，要尽快剿匪”。此时，阿木去乎政府的工作人员，已处在几百名藏兵的持枪围困中，他们仍坚持对头人和群众进行耐心的劝解和说服教育，使有的头人和群众对集兵哄闹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不再听信匪特的煽动和造谣，主动赶来保护区公署的干部。6月22日，县（工）委派县公安局副局长卫德堂和县文教科长胡培棠（藏）前往阿木去乎进行劝解。他们经过艰苦努力的工作，并反复讲明：“只要回家安心生产，概不追究”，“只要停止集兵闹事，政府不做任何处理”，使情况有所好转。24日，当卫、胡等人对阿寺谈到，为使甘南人民早日摆脱马良匪特侵扰,政府准备从夏河县城至郞木寺修筑公路，须经阿木去乎，在修路期间，军队要在阿木去乎驻扎和存粮时，当即遭到个别头人和僧侣的反对。他们不但重新集兵抗议，而且派人四处联络。至26日，远近各部落的藏兵集结在阿木去乎的已达1000余人。这次集结的队伍中，也有许多回、汉民，他们大都是趁机作乱的马良匪徒。面对再度扩大的集兵事件，马良曾得意忘形地扬言：“要给阿木去乎在人力、物力上予以大力支持！ ”7月10日，省委得悉此情后，来电明示:“目前不能办的事或者可以缓办的事，一定要推后处理，反对简单急躁情绪。”夏河县（工）委决定暂时停修公路，先调解集兵问题。
  1952年7月中旬，黄正清率领西北军政委员会甘南藏区访问团到达夏河。黄在甘南藏区享有较高的威望。他的到来，对整个局势起着一定的稳定作用。黄先以个人名义邀请阿木去乎代表到县城进行谈判。7月23日，阿地代表16人表示相信黄正清，愿与政府举行会谈。黃让他们回去与各方协商。7月25日，吉哇和更察布等15位头人来到县城，在座谈会上表示：他们集兵主要是对军队开荒和工作组个别负责人的做法不满。通过黄正清向他们诚恳解释和徐国珍司令员说明解放军的宗旨及在藏区修路的本意后，阿木去乎代表们当场表示并接受黄提出的三个条件:一是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听人民政府的话；二是不准阻挡军队修筑公路，并立即解散集结的藏兵；三是坚决与马良股匪划清界限。同时，代表们还要求访问团到阿木去乎和广大藏族群众见面，进一步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做说服教育群众的工作。7月29日，黄正清团长、朱侠夫副团长和省军区徐国珍司令员率领访问团的医疗组、电影组等20多名干部，到达阿木去乎。当地藏族群众3000余人闻讯后，来到1.5公里外的地方列队欢迎访问团。群众情绪十分热烈和友好。访问团到达后，立即拜访了各部落头人、阿木去乎寺院和当地清真寺，并召开藏兵大会、第六区群众大会和头人座谈会，广泛宣传党的各项民族政策。黄还通过回顾历史，用对比的方法大讲共产党与马麒军阀的不同。并对部落头人进行个别谈心，征求意见，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拉寺阿莽仓活佛还说:“今天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有事应该报告政府,你们不应闹这样大的事啊！ ”在他们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下，阿木去乎头人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转变。在此基础上，访问团对阿木去乎头人和寺院提出的问题和意见，给予恰当、恳切的回答，取得阿木去乎各部落头人和寺院僧众的满意。同时,访问团还结合开展医疗、贸易、放映电影等工作,全面接触群众，广泛宣传各项政策，使群众了解祖国的巨大变化。从而也使广大藏族群众亲眼看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确实是给人民办事情的。群众满意地说:“…… 过去，马麒烧毁我们的寺院，杀害了我们7000多人。这次事件，党和人民政府宽大处理，我们真是感谢不尽。如果解放军真的开枪，那我们阿木去乎早就完了 ”。
  历时4个多月的阿木去乎集兵事件，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坚决采取宽大处理，和平解决”的方针指导下，经过访问团和县、区全体干部、民族人士的共同努力，终于在8天的时间内得以签约解决。在其影响下，访问团又调解了自6月份以来，集兵闹事较为严重的西仓事件。这两个问题的顺利解决，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它不但教育争取了广大藏族群众，孤立和打击匪特,稳定社会秩序，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壮大了党的统一战线队伍，为推动甘南藏区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经验，开创了良好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