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甘南解放后，党和政府为恢复和发展牧业生产，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省与省、县与县、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草山边界纠纷，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促进畜牧业生产发展为宗旨，本着实事求是和互谅、互让的精神，坚持“充分协商，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原则，照顾双方群众的切身利益，参照历史沿革情况，公平合理地调解以夏河甘加与青海甲吾为代表的诸多边界草山纠纷，化干戈为玉帛，结束双方百余年来“打冤家”的械斗史，平息许多难以解决的边界争端，赢得了各族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它也是党关怀和体恤藏族人民，正确执行民族政策，脚踏实地的为人民着想，耐心做群众工作的成功范例。
  夏河县的甘加和同仁县的甲吾是山水相连、睦邻相亲的两个藏族部落。他们世世代代都以牧业为生，牛羊和草山牧场是其主要的生产资料。因此，牧民视牲畜、草山为命根子。大约从清朝乾隆年间起，双方为争夺长约15公里、宽2.5公里多的赛钦沟交界草山，展开武力争斗。此后，相互明抢暗盗牲畜，强力占有草场，械斗仇杀事件屡屡发生，连年不断。仅从清朝末年起至解放前的40多年中，大的械斗就发生过5次,双方群众死伤78人，损失牛羊达1万多头（匹、只）。解放前，甘、青两省的历届军阀政府,视藏族人民的生命如草芥，根本不想认真调处草山纠纷,却为了维护他们各自的利益，借处理纠纷、出面调解为名，行趁乘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占踞地盘、扩充势力范围之实。他们在解决草山纠纷中，或受贿于一方,偏袒不公;或明里解决，暗中挑拨；或买好双方，从中渔利；或纸上谈兵，不解决问题;或强令断处，含糊其辞，不明确划分界线，为后来争端再起时谋取私利盘算，致使本来能解决的纠纷不但未得到解决，反而促使双方矛盾日益加深,械斗愈加频繁，规模越来越大。长期以来，两部落藏族人民的鲜血和冤魂,撒遍了赛饮河两岸的草原。一次次的械斗，严重威胁着两部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极大地影响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1941年6月，双方为争夺草山牧场，引发了甲吾部落集兵1000余人，与甘加部落发生大规模的械斗，结果甲吾人打死甘加12人，赶走甘加的马、牛900多匹（头），羊1000多只。甘加人亦杀死甲吾1人,抢来牛300多头，羊2000多只。时值甘、青两省早已分治，甘加隶属甘肃省夏河县，为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和县政府管辖。甲吾隶属青海省同仁县，为青海军阀马步芳管辖。事件发生后，事态继续扩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鉴于此情，时任夏河县县长王敬与同仁县县长李复泰,函电频繁往来，互相指控，各不相让，就是不愿亲临现场，协商解决。在无法调处的情况下，只好各自报请甘、青军阀谷正伦和马步芳出面调处。马步芳因1925年在其叔父马麟抢占拉卜楞寺教区时，曾受到藏族人民的反抗，与驱赶他们的拉卜楞藏兵发生过激战，他本人在甘加八角城附近兵败后险被擒获，而对甘加部落存有成见。因此，在调处此次纠纷中，马步芳趁机报复，不但不秉公处理，反而教唆甲吾部落寸步不让，并借故调集同仁县的2000余众，暗中还派遣其士兵数百人化装成藏民，杀气腾腾地直逼夏河县城，妄图再次抢占拉卜楞寺教区。一时间弄得拉卜楞地区人心惶惶，气氛异常紧张，群众纷纷弃家出走，躲避、逃亡。由于马步芳的偏袒和纵容，局部地区的草山纠纷演变成大范围的武力冲突，致使甘加与甲吾两部落的争斗延年不息。双方的藏族群众也因连年不断的仇杀，怨恨越积越深。
  1950年7月初，甘加和甲吾两部落又为争夺上述草场，发生武装械斗。混战中，双方人畜均有损失。此后，双方积极备战,剑拔弩张，眼看一场更大规模人死畜亡的惨剧就要发生，面对这一严重事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控制。一方面夏河和同仁两县立即派干部下去阻止双方再起冲突，另一方面两县紧急召开应对会议，讨论解决的办法。7月6日，青海省同仁县委书记畅志洲亲抵夏河县城，与夏河县工委书记张国权、县长黄祥紧急磋商，并电告甘、青两省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为制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西北军政委员会立即派遣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和甘肃省政府秘书长陈成义，带领工作人员于7月16日赶赴夏河县城。范、陈到达后，亲临纠纷地点、视察，先稳住双方。同时发电、发信邀请同仁县委书记、甲吾部落头人道尔吉、夏河美武土官杨世杰和沙沟寺襄佐更登,5天之内来夏河共商解决办法。畅志洲等人如约而至,但甲吾头人道尔吉却未到来。据畅的分析，道尔吉可能由于对这次调解的原则不了解，怕来夏河后，会受到甘加代表的侮辱和报复，另外还怕在调解中受胁迫，因此避而不来。对此，经范部长和陈秘书长商定，于22日派畅志洲、齐应凯、襄佐更登3人去同仁县登门邀请。经过党和政府反复宣传政策和思想动员后，道尔吉于24日怀着忐忑不安的恐惧心理来到夏河。到达之后，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因为范明和陈成义等事先已做通了各界人士的工作，因而道尔吉在夏河期间，没有发生过一件使他感到受威胁或难堪的事情。在范明等人的召集下，两县的代表们充分协商有关事宜。甘加和甲吾的头人也背对背地交换有关解决纠纷的具体意见。7月25日，范、陈两位领导亲自陪送甲吾头人道尔吉至夏河桑科滩，分手时，向随同道尔吉的100多名甲吾群众讲了话。甲吾群众听后感动地说:“从来没有见到这样好的政府大员，不但没有把我们洪布（即头人）怎么样，还亲自送了回来”。夏河县的人民，通过甲吾头人亲来夏河一事，也深有感触地说:“没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甲吾洪布是永远不会诚心来夏河的！"经过这次工作，给甘、青两省藏族人民以极大的教育，使他们颇有同感地认为：共产党确实是为藏族人民一心一意办实事的！由此，为下一步谈判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根据夏河商谈的结果确定：一是决定成立“甘加和甲吾草山纠纷调解委员会"（简称“调委会”），委托范、陈两位领导负责组织。调委会除聘请同仁，夏河两县领导和各族各界有关人士为成员外，当事双方各推选6位代表参加。二是调解会谈的地点定在夏河县甘加乡甘坪寺种畜场。三是7月27日各成员赴纠纷地点勘察地形，28日正式成立调委会，开始调解工作。7月25日，范明、陈成义向各调委发出聘书。为全面掌握情况，主持调解的负责同志，首先日夜召见两县各阶层人士，倾听他们的意见。其次广泛搜集和查阅历次草山纠纷的原始材料，掌握、了解纠纷的由来和历史演变过程，从而熟悉情况，增强调解这次草山纠纷的责任感和信心。1950年7月27日，调委们聚集在甘加种畜场，双方开始草山现状的勘察并绘制了详细的地图。期间，委员们还认真听取双方代表和群众的划界要求与意见，并向群众反复宣传党的民族团结政策，讲明继续械斗拼杀带给双方的严重后果，暂时阻止了双方流血事件的发生，双方退出争执区域牧放牲畜，等待问题的解决。从7月28日调委会正式成立，至8月4日在8天的时间内，虽然调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双方积怨太深,意见分歧过大，短期内无法取得共识，经双方同意后，调委会决定延期调处。这次调解，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党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和表现出来的诚意，却深深地感动了甘、青藏区的人民群众,使他们感受到人民政府是与历代政府完全不同的，是为广大群众着想、为人民办好事的政府。这就为此后能解决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0年10月6日，中央西北局电令西北局统战部和甘肃、青海两省委,迅速处理甘加与甲吾草山纠纷问题。西北民委接电后，立刻与甘、青两省政府协商，重新组建了由西北民委和甘、青两省政府及夏河、同仁两县政府的代表共7人组成的“甘加、甲吾草山纠纷调解委员会”，由西北民委主任汪锋担任委员会主任，西北民委办公室主任张军、民族处副处长张杰任副主任,甘肃民委副主任范明、青海民委副主任扎西旺秀、夏河县副县长贾志朴、同仁县公安局长畅吉祥4人任委员。甘加部落选派了以头人贡木去乎为首的代表12名，甲吾部落也派出了以头人道尔吉为首的12名代表赴兰州参加谈判。10月20日，他们聚会于兰州西北民委，开始调解。调委会首先认真听取双方的申述，然后组织代表学习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回顾历史上双方闹纠纷、搞械斗给两地人民和生产所带来的灾难，并向代表们重申党和政府进行这次调解工作的原则立场和方式方法。强调指出：“团结、友爱”对藏族人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之后，通过多次协商讨论和个别交谈，在调委会的艰苦努力下，终于使双方深受感动，彻底明白党和政府的政策和诚意及愿望。因而在互谅互让、团结友爱的气氛中，加快了谈判进程,双方意见渐趋一致。
  1950年12月4日，甘加、甲吾草山纠纷调解成功的签字仪式，在西北民委会议厅隆重举行。双方代表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庄重地在调解书上签字，按手印，并交换文本。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青海省政府副秘书长扎西旺秀，到会祝贺并讲了话。签字仪式后，与会首长和甘加、甲吾全体代表举杯庆贺，欢呼这充满藏族人民血和泪的百年草山纠纷，终于获得解决。甘加、甲吾代表衷心感谢党和政府对藏族人民的无限关爱，一致表示要团结友爱，和睦相处，服从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政府，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此后，经协商决定在1951年春季进行实地划界，并确定以西北民委办公室副主任董英为主任的划界委员会。1951年6月底，甘加、甲吾两部落实地划界工作结束。7月1日，调委会为保证两方遵守划界协定，公布了5条划界规定。当时，西北军政委员会遂协同甘、青省委派遣工作组，率领电影队和医疗队前往划界区域, 慰问两个部落的群众，并参与划界事宜。至此，甘加与甲吾的草山边界纠纷，终于圆满解决。在这件事的影响下，甘南和川、青两省邻近部落及自治州内的草山边界纠纷，接连得到解决。到1953年底，甘南共调处州内外草山边界等纠纷达2700多件，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加强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迅速促进农牧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群众的生活。为建设繁荣、兴旺的新甘南，创造了良好条件。